《罗马盛衰原因论》读书报告
   在最近一个月的阅读中，从孟德斯鸠到洛克，在他们的书中来探讨罗马兴盛灭亡的原因。孟德斯鸠将政治，法律制度看作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孟德斯鸠利用收集罗马有关的历史资料来表明他对政治的主张，从而来论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可以更好的找出理论的辩护表明共和国的优越性，用以反对当时的政治暴政。
   罗马史跨越了两千年，而且它经理立国王权统治的时期，共和国时期，帝国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贯穿了罗马帝国的兴衰。就如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认为罗马的兴盛是因为设立了共和制度，还有其开明的法律以及统治者的贤明，人民风俗的朴质，品德的6良善等造就了罗马帝国，但在之后的衰败中是因为实行君主政体的统治和对外掠夺政策以及民风的败坏等导致罗马帝国走向分裂。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所探讨到罗马的起源时所说到的罗马之所以拥有坚韧和必不可少的勇气是因为它的战争，他从不断地战争中来满足自身需求。由于罗马自身内在物质的不富足，为了改变这一格局，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从对外战争中进行掠夺，所以他们的对外战争中并不是以征服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掠夺为主导。但是他们在对外战争中所使用的战术是令人心惊的，在战争中他们有着不获得胜利绝不罢休的认知。另一方面，孟德斯鸠也解释了凯旋起源，是指在略夺的过程中会收获许多战利品给城市带来一段时期在物质上的繁荣，这种繁荣庆祝活动是一种庆祝仪式，所以凯旋的实质是仪式的呈现，而这种仪式后来被赋予宗教的气息。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罗马史上，军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罗马国土的扩展离不开强大的军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军队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这一想法已经深深根植于罗马公民的思想体系内。而且在罗马的军队中，他本身也有一套战术和日常的军事训练以及必须遵循的严明纪律，也由于他们的不断战争，也可能会遭到残酷的报复，因此他们必须拥坚韧和勇气来武装自己进行战争。
同时，罗马人崇尚公共生活，公共性奠定了罗马精神的基础——罗马是一座为公共政治而生的城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社会主要有平民和贵族两大群体，平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保民官，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而在贵族群体中成立元老院，推选出只有一年任期的两名执政官，进而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两名执政管不仅相互制约，同时也受到元老院的监督，而保民官对元老院的决策有否决全，除此之外他也  没有更多的权力，这样的组织可以更好的维护人民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孟德斯鸠认为这样的罗马政治已经已经是很完善了，因为政府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官员之间，机构之间相互制约，这样完善的政治制度，促进了罗马政局的稳定，从而使他们可以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成为向外扩张的利器。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胜负欲望，为了胜利，他们身穿比别人更加厚重的铠甲，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争中，他们也不会自乱阵脚，发生内乱，而且罗马人也非常善于学习，只要他们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作战方式，他们就会放弃他们原有习惯，而且罗马人在开动战争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决定和计划，任何国家在成为罗马人的敌人时应该都很难取得胜利，战争对他们来说是深思熟虑的机会，而平时则是他们进行操练的机会，罗马人在准备战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小心谨慎的，可是在作战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这样的罗马时刻保持着自身的优势，不断的对外进行战争，国土逐渐扩大，政治日益完善，从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使罗马的经济逐渐走向繁荣，造就了罗马帝国的鼎盛。
   但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开疆拓土，所管理的地域也逐渐变大，而面临的敌人也逐渐变多，对于只有一年任期的执政官来说，一方面不利于管理对内的各项事务，影响内部团结和稳定，另一方面，在进行对外战争时，由于在战争中更换战争的决策人使得罗马在对外战争的开展时极为不利，这也埋下了打破政治的相互监督，军队的混乱的隐患。在苏拉开始，掌握军权的领导者开始逐渐掌握了政治的权力，并且一步步成为人们眼中的救星，也成为元老院的依靠。军队，荣誉，权力，财富开始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庞贝用金钱收买选民，凯撒用同样的方式收买保民官，，行政长官，执政官。逐渐罗马从共和走向了专制，凯撒横空出世之后，通过强大的军队，创造了一系列的战争神话，在整个罗马也奠定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也正是在凯撒的手中，终结了罗马共和国制度，让罗马进入了帝制时期，罗马皇帝拥有了绝对的权力 ，元老院逐步沦为罗马皇帝的附庸。
    罗马皇帝拥有了绝对权力的同时，也给罗马人民上了严重的枷锁，让罗马自身也陷入了危险之中，纵观罗马帝国的历史，无论哪个罗马皇帝，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得善终，在每一个朝代的更替中，都会进行动乱，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皇帝为了稳定政权，避免自己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更加握紧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这样的社会里，罗马人民对专制的反抗无异于自寻死路。而罗马进入专制政体后，必然会滑向苦难的深渊，使得权力失去控制，最终发展成为暴政。专制同时也限制了人民的创造力，阻止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经济上，大多数资源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而少数人进行金钱上的收买获得相应的权益，在这样的一系列操作反应下，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事件的频发，不平等的事件危害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得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很大，阶层分化严重，腐化的生活开始蔓延，促成罗马强大，团结为一体的美德开始腐化，最终使罗马走向了灭亡。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读书报告
      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穷人，这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会有穷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贫穷？什么样的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促成社会大众对贫穷的共同认知？对于贫穷问题，我们社会学家们都在努力的寻找其产生的原因，贫穷究竟是生产力的问题？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由于社会结构的问题？种种的疏漏有些令人遗憾，从这些疏漏出发，来进行研究。并不是因为穷人需要并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而是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社会大众对贫穷的恐惧和焦虑。而本书揭示当代贫穷事实之下被忽视、被刻意掩盖的部分从中试图找到答案的过程，以帮助我们来应对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
      贫穷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之中，永远与我们同在，贫穷的含义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定义它的存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一定的年龄都需要参与到生产劳动的社会中的贫穷，与经历过了数百年劳动积累，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的社会之中无需大量成员参与就能生产一切所需的社会中的贫穷，是不同的。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大工厂，进入到大工业时代，要想使技术型的人进入到工厂，进行日复一日的工作就必须有一定的规定，所以就产生了工作伦理，工作伦理认为，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并且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的工作，可以用于交易——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工作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工作=正义”“不工作=罪恶”工作伦理的本质就是让人们摒弃自由，企图以此用来对抗那些看似无用的特质——兴趣和野心。而这场斗争是一种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斗，是一场彻头彻尾关于权力的斗争。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一方面，希望可以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问题，令一方面，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令人头疼的问题---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的体系下维持生机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总的来说，工作伦理就是披着崇尚道德的外衣来限制人的自由。在工作伦理的社会里贫穷就成为了是由于懒惰不上进的结果，是恶的表现，所以穷人要为自己的不上进和懒惰的行为负责。
      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本书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今天的贫穷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在现代生活之中，所有的公司和企业都会选择使用一定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员工投身于所作的工作之中，就如美国梦告诉大众的观点一样：所有的工厂里遭遇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随着现代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已经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眼前更为紧迫的即成为刺激消费。
      在现在社会中，大众都处于消费社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对奢侈的消费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与此同时对于某些商品的拥有和消费，成为大众向往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须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因此在消费伦理中，对于穷人的定义是有消费缺陷的人。在消费社会里，人们通过消费来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如果说消费是衡量个人成功和幸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就如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
鲍曼认为在追求消费的社会里，工作不再是道德的焦点，而在于是否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愉悦，能够给予人愉悦的工作体验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在消费社会里职业成为精英的特权，而普通人只是打工。而且鲍曼在书中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生活是能够在公开展示的愉悦感和真实体验之间，专注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属于正常的生活，比正常生活高出的品质生活是快乐的生活。消费是为了消除无聊，虽然购买一定的物品也是为了相应的社会目的，但在大多数人的消费过程很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仅仅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消费的世界不允许无聊的存在。而消费的不充分就会导致无聊的状态，而消费文化就在致力于消除无聊。就如鲍曼在书中所说的一样:无聊是其他各种专属于消费社会分层因素的心理必然结果，选择自由和充分，流动的自由、突破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因此，无聊与否成为了社会分层的心里维度，而能否自由选择成为了外在表现。
      在鲍曼看来“新穷人”并不是物质的匮乏之人而是缺乏消费的人。在消费社会之中，社会成员需要积极的购买各种消费商品，而穷人在这一方面存在缺陷，穷人失去了劳动力后备军的角色成为了无用之人，被社会排斥和隔离开来。在消费者社会，贫穷不再是指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的不满足。世界上并未有真正的穷人，只有没有能力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用消费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也成为中产阶层眼中可以威胁到社会秩序的危险因素。同时许多的工作岗位被机器所取代，对工作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依靠社会福利来稳定自己的基本生活，从而也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偏移，阶层的难以跨越。而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很难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满足基本生活，还要接受来自于各方面的苛责和社会的排斥，穷人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为了解决这一类新穷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新方法，核心在于：个人收入权力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就是说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以支持转移的方式去补贴新穷人，这种想法非常的大胆，同时也需要很大的转变。而另一方面的研究者认为将资源的分配条件从社会地位、选择范围向个人的人权、尊严转变，但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同时鲍曼在本书中指出沦为底层阶级成为了个人的选择问题。即使有一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者经过努力后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沦为底层，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堕入底层是一种自由的体现，而自由的选择需要有一定的能力。在消费社会中关键问题就在于穷人是否有能力对自己负责，管理自己的生活。

                                                          《货币哲学》读书报告
      由于各种返乡事情和疫情，再加上自身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本月读书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本月总共读了齐美尔的四本书，其中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特别晦涩难懂一度都想半途而废，放弃这本书的阅读，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但对其中的大致还比较的难以理解，所以这次主要汇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这本书，也可以更好的再梳理一遍本书的逻辑框架，加深对本书的理解。
齐美尔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于经验科学止步之处，哲学的起点“在于实证性知识的总是零碎的内容，透过概念的锁定而添加到一幅世界图画里并与生活的整体联系起来的地方”。《货币哲学》中齐美尔主要目的是以外在的经济事件为材料，探究人性的终极价值极其意义。所以有人所对于齐美尔来说货币并不仅仅是货币，而是世界的象征。在《货币哲学》之中齐美尔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来揭示互动对于社会关系本质的影响，他详尽的研究了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在齐美尔所认为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日渐分离，导致社会关系的客体化。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主要是描述了货币文化，全书分为“综合卷”和“分析卷”两部。，第一部分为分析卷将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关注的是货币经济学“之前”，“阐述使货币演化出来并支撑着货币的本性和存在意义的前提条件”。第二部综合卷则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的角度考虑“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或结构”，即“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链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分综合篇关注的是货币经济学“之后”，探讨的是货币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从货币的效用之中理清一般生活条件和关系的性质与形态”。
      在这里我们总有几分疑问，货币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作用？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定义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从商品的世界分离出来的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只有使用价值，但是本身却没有价值。在货币经济学中，货币显然首先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因而对货币的讨论一般从它的物质形态开始。但在齐美尔看来，那难免将货币与商品相混淆，货币首先应作为一种功能性符号而存在。货币的作用则在于它作为经济价值的表达而成为“可交换的”，它代表了“经济对象中共通的东西”。因此，它通过行使交换功能而体现了经济对象的价值，并且，通过钱币，经济对象的价值成为可比较的。在齐美尔看来，如果仅仅将货币作为经济价值来分析，意味着货币的无个性，齐美尔认为，货币所表达出来的个性的“绝对”缺失源于货币功能的体现，即事物之间关系的表达。“即它表达了事物之间的关系，一种不管事物自身的变化而固守的关系”，并且，经由货币所表达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货币的这种代替每一个特殊经济价值的能力——因为它并不与任何这些价值相连，而仅仅与它们可能进入的关系相关——假定了经济事件序列的连续性（生产与消费的链条的稳定、持续）”，在此意义上，货币价值具有稳定性。总之，货币的价值体现为它是用来交换和度量的手段，这是货币的功能性价值而与它自身的物质组成无关，因而货币具有客观性和相对性。另外，由货币这一符号所体现的是经济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货币价值具有稳定性。
      就如齐美尔所说的：“现代精神中神性一形而上的品质消退，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取而代之，它的精神结构因子正是物化、理性化和世俗的品性。从金钱的角度来看，世俗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就在于，金钱不仅成为物质一经济世界的流通物和统辖者，它还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了精神世界的地盘。这一过程加深了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精神景观。齐美尔认为，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的产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趋势。货币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的独立分析并不代表它们彼此毫无关联，相反，在货币中介下的关系和行动有着紧密联系。社会关系的性质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关系的塑造为社会行动提供发生的场域；相应地，社会行动作为关系的表达，对现有社会关系起到强化、传递和延伸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之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大多数人们都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货币成为了衡量人与人之间情感深厚的重要标尺，就如齐美尔所说的：货币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大多数人们用金钱来衡量与他人关系的亲疏，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在社会中却由中介物逐渐往衡量物的方向演化。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使得个体在生活中锱铢必较、精打细算、讲求准确，使生活的内容发生重大改变，即日益排除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特质和冲动，任何从个体内部来决定生活样式的企图都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接受外部强加的刻板的程式化生活。在人与人之间从情感的联系支持下渐渐转移为货币成为衡量情感的标准，现代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计算性格，现代人越来越崇尚理智至上主义时，与之相应的另一种倾向也在悄悄地滋生，这便是日益强烈的对现代生活体验的无聊、虚无以及腻烦感。
      由于货币可以随时地期望和加以追求，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追求它，货币因而成了现代社会个体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的目标。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却变成了对金钱的渴望和无止境的追求，一切都以金钱为最终旨归，一切价值都以金钱来加以衡量，金钱最终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现代人正是在这种无止境的金钱追逐中迷失了方向而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于是成了栖居在桥上的无家可归之人。

                                                            齐美尔与韦伯的宗教思想
    在齐美尔来看，社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社会。齐美尔的宗教观，在于他认为宗教是人与人在社会互动交往的过程中，精神层面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并逐渐独立发展。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包含着宗教元素，比如孝顺儿女孝顺父母，晚辈要孝敬尊重长辈等，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情感认为是一种敬虔情感，它是一种灵魂情绪，一旦它表现为特殊形态就称为了宗教。信仰是宗教的本质和核心，构成了宗教的基本特征。神是个人的个性、活力合乎道德或缺乏道德的秉性以及爱好和需要的理想化，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个体之间的社会生活形式赋予了宗教观念以及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宗教存在于社会关系形成之中，有了宗教，这些社会关系形式便从其经验内容中摆脱出来而独立，并拥有了自己的实质。
    而韦伯主要对中国的儒教、印度的印度教与佛教、犹太教、回教与基督新教这五大世界宗教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验证中国、印度等国家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而这种宗教原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在欧洲由于展现出其特有的禁欲新教伦理作为其民族的精神动力，因此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韦伯的宗教思想始终围绕着资本主义这一主题进行展开的。他对宗教研究并不是研究宗教现象的本质，而在于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基础的。研究指涉的范围仅在于当时时期人类活动的宗教行为，重点首在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则在于对政治与教育的影响。
    在齐美尔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亲密程度是能够在神的观念中得到既实际又理想的表达。当宗教决定生命的基调时，生命的各个要素才会重新摆正相互之间以及整体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思想归于独尊。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宗教是世界图景的一种总体性，宗教才会赢得坚定的内在联系，生命的其他系统也获得了可靠的内在联系。生命领域的三个部分：人对待外在自然的态度、对待命运的态度以及对待周围人世的态度会使宗教发生转型。我们有时候会感受到紧张或兴奋，这些都是宗教性，还不是宗教，只有经过一个使其自身本质成其为客体，又能够自己从中抽身出来的过程才能发展为宗教。风俗则是是社会生活的典型形式。社会需要一种固定的尺度，需要情感陪伴，需要神圣性，其必然性变现为唯一的选择，有了它们，社会规范展示出了一种新的聚焦形态。社会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出于统一还是分离状态，它们的关系都最直接的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义务。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相互之间到处都是重合的（除佛教和基督教）。社会现象和宗教现象的形式性还反映在整合性上，因为社会现象和宗教现象的如此相近，以至于社会结构注定具有宗教特征，宗教结构则表现为那种社会结构的象征和绝对化，组成集体是个性整合性之外被意识到的最典型的整合性。整合性概念内部的一大特征就就在于具有向宗教领域扩展的趋向。分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个人天赋的差异性，因为每个人所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另一个原因在于社会需要专业化、交换必然化、竞争尖锐化。宗教也存在分化，但这种分化绝不是分工，每个个体之所以能够让自己彻底获救。其意义是面向内在的，比如被委以重任和适得其所的感觉，比一般的社会分化来的温和。宗教能够做到竞争无法做到的，比如说能够把人的共识性在同一时空完美的表现出来。现代人不再信仰传统的宗教，但现代人仍然需要宗教。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分离是现代宗教的特性。但宗教出现了现代性危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原则是自由，这意味着要摆脱社会整合性，摆脱社会约束。齐美尔提出以建立主体宗教来来克服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分离，克服宗教的现代性危机，不在于致力宗教教义和机构的现代化，而是个体自决的生命意义的实现。
    韦伯认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宗教教义，而应结合宗教或教派之间的社会性差别来加以认识。韦伯宗教研究的焦点在于宗教教义所产生的各种行为规范，与现实世界里的诸如政治法律、审美艺术等的对立，其实就是一种紧张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将重心放在“宗教”与“经济”的联系上，探究“宗教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究竟有多大作用，“他在方法上强调‘理解’，也就是对于行动者设定的行动意义要设法予以掌握，而个人都是生活在团体和组织中，他们的行动意义并非恣意的、可预期的，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因果关联，来推论怎样的行为手段会造成何种后果。韦伯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不免抱有悲观的想法：“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这个牢笼，但是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已经变得有些可怕了。因为至少在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在发展之初，还有宗教给予人们以约束，然而发展到如今，我们的思想里已经没有任何宗教因素的影子了，至少在生活的绝大领域里都是如此。如今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似乎很大是限于个人精神心理的慰藉，而真正能有明确价值规范和行为伦理的，几乎绝迹了。我们就算有的共同价值观念，也是零碎的、碎片化的。就中国而言，我们似乎拥有儒家思想的传统，又似乎拥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但都只是模糊的观念与意识，很难说什么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粘合剂。总是能听到有外国人评价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其实广义一点来说我们没有一个持一贯之的集体价值观念。而中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很难发展出一套综合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