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社会学》
什么是支配？根据日常习惯而发生的习惯化行为，即“习俗”，然后转化成在他人期待下的相互间特定的行为，故而形成共同体行动，当这种特定的行动发生而且伴随某种约束力时，习俗就会转化成为习律。而支配则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共同体行动都含有支配的结构，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支配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支配与权利的关系作为将个人意志去影响他人的行动的权力的支配，有各种形式。支配的地位，可以来自各种方面，如来自沙龙，市场的社交关系，演讲厅的讲坛，学术讨论或运动等。但是除了任何无限可能的类型之外，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支配类型，即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其最纯粹的类型是市场的独占性支配，它所奠基的影响力，来自于对财货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的掌握。还有基于权威（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他的类型为家父长权力，官职权力或者军侯权力，这一类型的支配奠基于支配者所要求的绝对的服从义务，而无视于任何个人的动机或者利害关系。
任何典型的基于利害关系的支配，尤其是原本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都可能逐渐转化为权威的支配，例如为了控制贷款人，作为贷款条件，银行可能会要求派人出任贷款公司的监事，由于经营者对监事有服从义务，因此监事即可下达决定性的指令。
狭义的支配概念是指权威及等同于命令权利。支配即意味着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志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的行动，并且对被支配者的行动也产生重要的影响，被支配者就想把命令的内容当做自己的行动的准则，此一情况可称为“服从”。
支配关系的存在是相互性的。关于支配与行政的关系，所有的支配都需要通过行政来运作，反之任何行政也都需要支配，因为在行政系统里永远有必要将某种命令，权力置于某人手中，而直接民主制的行政存在不稳定性，行政职务随经济分化的出现，可能落入有产者的手中，原因是这些人有时间兼职性的处理行政事务，但是那些需要用工作来维持生计的人从事这种兼职即意味着对收入的牺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事营利活动的人没有空闲时间，直接民主制的行政便随着社会分化的演变逐渐落入望族的手中。
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通过其正当性的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需要，根本原则有三种如下：
1.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2.人的权威。3.对非日常性事务的归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
支配结构的纯粹类型相应于上述三种正当性的类型，一，首先以一个支配结构的理性化，组织化的共同体行为，典型特征可见至于官僚制，二，受传统的权威关系所制约的共同体行为可见之于家父长制，三，卡理斯玛的支配结构是见于具体的个人权威。
首先关于官僚制支配：近代官僚制度所特有的功能模式有三个原则，各部门有依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来的明确的权限；官职层级制与审计制；近代的职务运作是以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与各种书籍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的；职务活动，通常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职务发展完全成熟的时候，即使是在办公时间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还是要求管理的全力投入。
因此官僚的地位如下：职务即职业（接受一种特殊的职务忠诚义务来换取一个安定的生活）；近代官僚相对于被支配者而言，享有一个卓越的身份的社会评价；典型官僚制下的官僚是由上级任务，被支配者选举而来，不是纯粹的官僚类型；官僚的地位通常是终身性的，且性质接近的机构也逐渐如此；官僚通常可得到固定薪俸形式给予的货币报酬以及年老退休金；在官府层级秩序里的官僚，期望升职。
官僚化的前提条件主要是1.货币经济，2.行政事务的量的拓展，3.行政事务的制的变化，4，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5行政手段的集中，6，社会差异的齐平化。
官僚制具有永续性的特点，一旦确定便会成为社会组织中最为难以摧毁的一种，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且个别官僚无法脱离其所属机构，他整个的经济生活和意识存在都系在职务活动。官僚制机构一旦成立，其不可或缺性与非人格性是相互结合的。
官僚化的影响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另一方面即为确保传统的生计，社会民主化是官僚化的一个有力的基础，但绝不是唯一可能的。
关于家父长支配与家产制支配。
家父长支配奠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家共同体是恭顺与支配的原始基础，也是家之外的许多其他共同体的基础。就支配而言，家共同体是较强者以及较富有经验与知识者支配的基础，家共同体是臣属者对拥有权威者的恭顺的基础，韦伯所谓的恭顺大致可说是一种骨肉之情，对长者恭顺，对手足则发挥兄弟情，恭顺性与客观性，即事性等对立。虽然恭顺是以家共同体为基础，但是会逐渐渗透到家之外，成为许多其他人际关系的基础。
家父长制支配源于家长对其家共同体的权威家父长此种个人性的权威与即事性取向的官僚制支配有相同之处，就是稳定性与日常的性格，两者都是以被支配者对规范的顺从而取得内在的支持。
但是家父长制支配并非唯一基于传统神圣性的权威，其望族支配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性支配的形式，一旦社会名望在某一团体成为支配的基础，即出现望族支配，但并非所有的社会名誉都可成为望族支配，望族支配与家父长制支配的区别就在于他缺乏一种特殊的人格性的恭顺关系，这种恭顺关系是促成家共同体，庄园领主团体，人身领主团体，家产制团体的成员结合起来的动机，而望族的特殊权威乃是基于名望，家父长制支配不受法律的制约。
另外，作为从分化的家权力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支配结构，家产制支配是家父长制支配结构的一种特殊变形，即为通过分配土地给家中年轻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将家权力分散化，支配者会顾虑传统的义务与权利的分配关系遭到干预，使恭顺之情遭到动摇，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等。
家产制的支配关系就政治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当军侯以一种人身的强制，而非领主制的支配，拓展其行政治权力与其家产制之外的地域和人民，然而即权力的行使仍依据家产制的行事方式，是我们就可称之为家产制国家，在家产制国家里被支配者的最根本义务在于满足支配者纯物质性的需求，但是随着支配者政治权利的日渐持续化与理性化，供应义务也扩大，且越来越类似于家产制义务，随着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产制支配者改用营利经济的独占政策，家产制满足其需求的方式也有其独自的特色，以赋役制满足支配者政治经济的需求在家产制国家最为发达，如果支配者想要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个人的权利义务，那么就不可能将所有必要的劳务转变为赋役制，他永远需要一个官吏群，于是家产制的官职得以成立，所有的官僚除了本身职务以外，还需要随侍君主，并且有时候代表君主，与官僚制行政不同之处在于其欠缺职务的专业化，他们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被支配者的身份团体。
支配者首先从他的人身依附者中选拔官吏，只有这些人的忠诚服从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但是政治的支配者经常从官僚制外选拔官吏，因为子民看到非自由民在权力地位上超过他们会感到不悦，也因为直接管理上的需求，支配者颁布服务法规而使得家士的地位进一步定型化，方式就是任命世袭性的人身依附者或者外族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是完全依赖他的，在法律上或者实际上占有俸禄的官吏，能够非常有效的制约支配者的权威，通过执行权对支配者产生制衡作用，但是官吏不能反对其支配者这一原则还是被接受，随着官职发展，支配者权力逐渐被分解，俸禄的占有越发达，家产制政体也就越缺乏权限的概念，也就越缺乏官府的概念。
另外一方面，支配者以各种方法保证其支配权力的统一性，防止官吏和继承人占有官职，并且还对抗各种可能导致官吏获取独立权力的企图1.不断巡视其领土来维持对子民的权威2.对驻外官吏，要求定期到中央述职；官吏儿子有到宫廷服务的义务；将族人派驻到要地；缩短官职任期；不得到有亲族地区任职；将某些职务交给独身者；用密探或者监察官来监督官吏；同一辖区设置相互制衡的官职
而用来确保官吏忠诚的一个普遍手段则是任用并非出身于社会特权阶层的人或者外国人，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势力和声望，并且必须依赖支配者才能获得势力和声望，中央用来控制地方官吏的手段之一就是分割地方官吏的权力，这一点对行政法的发展特别重要。
关于中国家产制的行政功能，家产官僚制要对抗的，除了商人和手工业行会，还有氏族力量。
中国古代地域广阔，且官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小，并且官吏喜欢将他们的财富投资于土地，官吏之间互相庇佑，加上官吏与氏族的关系，无疑会导致一种事实上的世袭官职贵族制的发展，为了抑制这种恩护关系以及地方望族对官职的垄断。除了采取缩短官吏任期和本籍回避以及监察御史制度之外，还发展出新手段，即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任官资格考试与业绩考核。但尽管如此，中国官吏也没有发展出近代的官僚制，因为官职权限的切事性的分划仅存之雨极为有限的范围，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将习律与官方审查通过的科举考试视为身份特权基准的国家，之所以中国的家乡制由此发展，是由于缺乏一个庄园领主阶层，即可行使支配力量的地方望族阶层也归功于大环境的和平。
作为家乡制结构的一个“边缘性的个案”采邑封建制企图将支配者与封臣的关系定型化与固定化，完整的采邑制经常是一种产生收益的，多种权力的复合体，拥有这些权利可以使一个支配者能维持符合其身份的生活样式。采邑和俸禄的区别可以以法律角度来看。俸禄是一种终身的报酬，而报酬则是基于官职而非在职者，而采邑是封臣个人的财产且不可转让与分割。俸禄持有者不必负担职务费用，而采邑封臣则要自行负担职务所续费用。采邑的广泛蔓延主要是基于军事缘由，在发展成熟的采邑制里，决定封臣行为的特殊因素，不仅在于其恭顺义务，而且基于他高度社会荣誉而来的，身份化品位尊严，所有够格的采邑侯补者要求对采邑持有者集体的占有权。采邑团体和身份制国家，绝不是从家乡制对官僚制的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衔接，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反而对官僚制的发展形成相当的阻碍，在这个过程中，分别主要在于官职如何设定与管理，而非个别官职的性质如何。关于经济，家产制可自给自足的经济，市场经济，小市民农业与庄园农业共有，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对他无关紧要，商业在家乡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家产制与封建制这两种支配的形态，都对经济的稳定化可能产生强烈的影响。只是封建制要比家产制来的更为严重传统的拘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有深刻影响，支配者垄断这些机会，从而剥夺了私人经济形成资本积累的养分，另外支配者所拥有的独断而行的空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有助于资本主义反传统的力量。
家产制具有比较发达的货币经济，凭借着运作良好的家产制官吏层的帮助，家产制国家很容易建立各种各样的国营企业和独占企业。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促进和扭曲的作用，具有明确的划定权力与义务的封建支配结构不止对经济整体有稳定化的作用，对个人财富的分配也有同样的作用，家产制比较倾向于实施自己独占的政策，因此带有强烈的反私人资本的色彩。或者更加倾向于直接赋予资本以特权，两个政治性的因素影响其程度1.取决于家产制支配的基本结构2.自由流动的货币资金，私人资本，家产制国家为了财政的目的，独占货币铸造，国家将货币发行合理化并且扩大货币的使用，特别有助于商业的发展，但是关于政府如何规划货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对公权力的各种要求。
关于卡理斯玛支配与官僚支配相反，卡理斯玛权威在本质上是特别的不稳定，卡理斯玛支配者的权力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他个人使命的事实上的承认。
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世俗的支配者要靠教士来正当化，其次支配者本身为教士职因而以教士的资格行使国王的机能，最后，政教合一的支配者以他本身固有的权利而对教会的事务具有最高的权力。
教权制作为一种支配结构，所形成的伦理生活规制，具有特别深刻的影响，他是一种最具定型化的力量
关于教会与教派
教派是指其意义与本质必然抛弃绝普遍性并且奠基于其成员完全的志同道合，且教派具有“纯粹信徒团”的理想拒斥制度恩宠与官职卡理斯玛。个人必须靠着特殊的圣灵资质，或靠着个人被赋予或自己赢得的特殊性卡理斯玛，才有资格成为“教派”的成员，他们集结为一个共同体。
教派拒斥官职卡理斯玛，首先则为教权制的官职卡理斯玛，如个人可以※特殊的，被共同体审验过且予以确认的资格而成为教派成员，他也可以只因特殊的卡理斯玛而行使一种教权制的权利，教派是一个特别反政治的或至少是非政治的构成体，他不可能与政治权利结构结成同盟
纯正的教派支持国家与教会分离。原因(1)教会不是一个用以压制罪的普遍性救赎机构，他不能忍受政治控制与规制（2）没有任何官职权利能够施予不够资格的个人救赎财（3）教派与教外者毫不相关（4）教派本身除了是个由宗教上够资格者绝对自由地形成的团体之外，别无其他。
儒教和道教何以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韦伯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去论证中国之所以未能成功的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作为鼓舞力量，在这本书中，韦伯既不是为了描述中国的经济史，也不是为了反映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主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为什么科学，艺术或经济的发展条件没有使中国也走上如同西方一样的理性化道路？
这样反而东方民族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本书一共由三篇，共八个章节构成，第一篇为物质部分，即社会学的基础，在这一篇章中韦伯重点论述了与主题密切相关联的五个中国社会的物质层面，分别为一：货币制度；二：城市与行会；三：家产制国家；四：氏族组织；五：法律。
首先分析中国的货币制度和城市，因为这两个因素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货币用于交换，有助于财富的积累和追求，货币制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之一。但是在中国，由于各种现实原因没能形成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所以缺乏资本发展的先兆，所以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和西方的城市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城市处于中央集权和军方的统治之下，不像欧洲一样具备政治，军事和法律的自主权，因此中国城市的工商行会在组织上拥有自主性，在经济生活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特殊权益没能受到法律保障，因此不可能发展成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市民阶层，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标志之一，市民阶层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
韦伯还分析了各种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利的物质条件，中国的家产官僚制也是抑制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利条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诸侯国互相竞争，使得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理性化。但是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家产官僚制国家，为资本或经济理性化的政治竞争消失了，并且由于皇室的管理，无法对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而无法建立有效的理性化的行政体系。并且施行科举制，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拥有最大的机会去积累财富，贪官污吏搜刮百姓，，用搜刮得来的钱财去培育家族成员入学，中举，捐官，并且一般的官吏以做官为谋取土地财富的手段，利用自己的官职去增加家族的土地和财富，提拔家族内的其他成员，这种情形刚好同西方近代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背道而驰，加上中国过去2000年以来的土地改革，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使中国土地细碎化日益严重，大型集中的农业经营在中国是没有条件发展起来的，并且精耕细作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严重阻碍了新技术的进步，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经营也成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家族也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传统的氏族拥有强大的自主性，甚至能够对抗法律，以血缘为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最为团结，甚至无条件支持任何一个成员，家庭成员的共同抵制势必有效于西方国家里自主形成的工会，并且氏族头领对成员的约束力和控制力，严重阻碍了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性，再加上家庭手工业的普及，自给自足性，同样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第2篇里，韦伯主要从内在因素探究理性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儒教主张一种入世的道德伦理，他的核心教义是道，理性的适应现世，并且儒家惧怕任何的改革，为了能理性地适应这个世界，儒教主张中庸之道，即通过传统的经典教育造就一种完美的，中正平和的人格，儒教思想认为中庸之道是宇宙和社会不变的法则，必须要抑制非理性的情感，以小心谨慎的自我修养降低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张性，抑制狂欢，极喜等情绪，因此便可以获得长寿，健康以及财富。
并且儒家思想主张“三纲五常”，即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核心，并且“孝敬”是根本的道德义务。由“三纲五常”衍生出来的家族伦理，在家产制政权下助长了血缘的维系与紧密性，更是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另外一方面与儒教相反，道教的生活主张是出世的，主张通过非理性的冥想在宇宙秩序的终极原则上求得启示与巫术的力量，他引导人们超脱尘世，与世隔绝，以隐居山林等隐匿于世的方式来提升自我修养，道教认为宇宙中存在着自然与社会的永恒和谐的秩序，并且在这个秩序中。本质上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恶灵与缺陷，所以不必去改造它。道教思想充满着信仰和迷信，这种思想与任何一种理性的思维或者系统性的世俗行为是相互排斥的。在中国道教的思想的影响下，使得经济与技术上的行为，比如开矿等被认为会激怒鬼神，由此排除了在本土上发展出现代企业的可能性，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是绝对难以衍生出资本主义的精神的。
虽然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但是都阻碍中国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结论：因此韦伯认为同西方相比，各种各样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条件，却并不足以缔造的微博，最终以三个方面来论证他对中国的这个看法，首先中国在物质的条件方面并不缺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因此物质因素并非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儒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始终因其固守传统主义的观念，对世界采取的是适应而非改造的态度；最后道教作为异端主流，由于其崇尚无为与巫术，而根本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最终结果就是传统主义的儒教，连同他的君子不器的理想，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
《道德教育》中涂尔干关于儿童教育的看法
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家庭首先从整体上承纳了孩子，用自身的方式形塑了他，其次是孩子随着年龄增长，进入了学校，开始接受学校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包括存在方式，甚至天性，学校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社会人，在这一过程中或许与家庭本身的教育产生冲突。童年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完全发生在家庭或保育学校的范围内，而保育学校是家庭的一种替代。第2个阶段是小学，当儿童开始离开家庭圈子时，就会初步了解一个更大的环境。如果儿童在进入学龄期还没有打好道德的基础，那么这种基础就永远也打不好。
教育必须帮助儿童很早就能理解到我们每个人本性中的限度。使他理解要想获得幸福就得确定一些大致准确的，可以实现的，与每个人的本性相应的目标，而不是企图通过神经质的，不快乐的面向遥远而不可企及的目标，去竭力实现它的目的。通过学校的教育应该帮助儿童获得许多心理态度。
接下来主要是关于道德的三要素在儿童身上的体现，首先是遵从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的精神。在确定了道德的几个要素之后，要考察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儿童身上培养或发展出这些要素来。
其实在包含纪律在内的诸要素中，没有哪一种要素能够完整的在儿童的意识中形成。纪律精神有两个要素，首先是对生存的常规性的偏好，但是儿童行为却完全不具备常规性的特点。他的性情不是稳定的，且情绪的变化没有规律可循，而正是这种不稳定性支配着儿童的好奇心。然而在我们的大规模的社会中，劳动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人们所承担的不同工作可以相互的影响，为了使协作更好的进行，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定，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整齐划一的常规，我们的计划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预先决定好的，而且将越来越是这个样子，这种常规是文明化的结果，这个事实很容易说明儿童身上为何缺少常规的原因。其次，纪律精神包含着对各种欲望的节制和自制。但是儿童不认为他的各种需求都有正常的限制，因此儿童不会约束自己，当别人限制他的行为时，也不会轻易的顺从，儿童不受成年人所拥有的有关自然法则之必然性的观念控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法则的存在。愤怒这一种情感可以说明儿童气质的这种特征。
儿童有自己习惯的做事方式，并且对周围其他人的行为也同样如此。对生活常规的喜爱并不是纪律精神的全部。它还包括约束欲望的能力以及正常限度的观念。找到了儿童身上的自然倾向之后，或许有助于把纪律精神灌输给儿童。如果儿童只在家庭中接受培养，就会成为家庭生物，它会复制家庭的所有特性，家庭的所有特征，但是却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个性。因此学校教育可以使儿童摆脱这种过度的依赖性，但是就算是在学校，也应该令不同的老师照顾孩子，如果儿童在几年内一直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教育，那么这个教师的行为模式教育模式将会禁锢儿童的成长，在此之前家庭教育对儿童的道德成长有了一个良好的初步准备，但是在纪律精神方面却受到了限制。因为对纪律精神来说，对规范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是他几乎没有办法从家庭环境中发展出来。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类群体，人们之间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关系不容易受到规范的影响，所以儿童必须学会尊重规范和履行义务，但是这样一种训练在家庭中是不完善的，应该交给学校来处理。因为学校有一种完整的规范体系，能够预先决定儿童的行为，比如说儿童要按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另外还有许多需要孩子去承担的义务，所有的这些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学校的纪律。而正是通过对学校纪律的实践，才能对儿童灌输纪律精神。学校通过惩罚和奖赏等方式来维护纪律精神。
关于道德的第二个要素，对群体的依恋。当考察在儿童身上培养道德的次要要素的方法，这种要素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群体的依恋，有一种说法是道德生活在这一方面的根源是我们称为利他主义和无私的各种倾向的总和。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倾向是否在儿童身上存在？一个孩子很容易强烈的依恋于他所熟悉的环境中的各种对象，一旦他习惯于某种感觉和行为方式，他就会难以离开这种方式，甚至执着于这种方式。虽然这种依恋依然属于一种低级类型。儿童身上的利他主义情感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极度的熟练，极度的热切，他以此来效仿所有他眼前碰巧看到的东西，儿童的内心生活非常的贫乏，并且仅仅由几个相当不稳定的因素构成。儿童之所以模仿，是因为他尚且还不具备一种能够得到明确标明的选择本领。因此利他主义，对自我之外的某种事物的依恋并不是一种神秘且非同寻常的能力。
接下来是道德前两个要素的结论，即第三要素：自主或自决。教育既影响文化的智力因素，也影响文化的道德因素，为了将道德教育引入学校，必须使道德教育成为学校环境的一部分，通过把道德教育引入儿童的意识，将他的方方面面展现给儿童。而在现实中道德的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被联系起来的。其实道德的两个要素不过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另外一种要素即对某种可以为之献身的目标的，需要，对某种可以为之捐躯的理想的需要，也就是说对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需要变成了道德的独特领域。其实在任何时候几率的感觉都会受到忽视，当纪律精神本身丧失了它的支配地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求助于道德的另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必须在儿童身上维持这种对纪律的感受，只有当道德被确立起来时，道德纪律才能发挥其充分而有效的作用。
其实我们实际上都把道德视为一个由各种规范组成的体系，而这些规范外在于个人，并从外面把自己强加给个人，由此看来，个人会受到一种并非是自我创造的法则的控制，但是强加给我们良知的任何一种限制似乎都是不道德的，因为限制对我们个人的自主性构成了危害，哪怕是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将预先决定好的思想方式强加给我们。
因此各种道德要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是道德良知所需要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主性，它不是我们从自然中预先建构的自主性，也不是我们在与生俱来中所发现的自主性。而相反正因为我们获得了事物的更完备的知识，所以我们自己塑造了这种自主性。因此要合乎道德的行动，光靠遵守纪律和效忠群体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我们行动的理由有所了解，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
道德的第三要素，也就是最后的要素，最重要的要素。它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在社会之中我们首先应该为之献身的是社会精神，而不是社会的物质方面。知性的运用是儿童获得自主和自觉精神的过程，具有启蒙的意义，并不是说要求教师为儿童灌输一种规范，而是儿童在特定界限内自由的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一种内化的社会态度，对涂尔干来说，这才是所谓社会化观念的基本要义。
《自杀论》读书报告
这是一部以自杀为主题展开构想的著作，无论是以前还是当下，自杀现象层出不穷，或许正如涂尔干所说，自杀是我们压抑的集体情感的表达方式。了解自杀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欧洲的一些社会现象。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相对固定的自杀倾向，并且这种自杀倾向又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性别等全体人员的群体之中，通过自杀人数和总人数的比例表现从来，从宏观角度来看，自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恒定不变的，且一旦发生变化，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出现断崖式变化，迅速打破之前长期内的稳定状态。在正常社会发展状况下，如果不是逐年去看一个范围内的自杀率的话，这种变化很是细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出于短暂或者意外的原因，某些年份里某些方面的死亡人数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将计算年份拉长，与之相反方向发展的数字变化就会与之抵消，因此到最后，死亡率的平均数反而没有太大变化。这部著作解释的现象是具有大量普遍性的非社会因素以及社会性因素。但是对具有大量普遍性的非社会因素进行考察，发现它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涂尔干对社会原因的本质，和他们如何施加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在实施自杀的个体身上产生作用进行探讨。
本书主要分为三编内容，分别论述了非社会因素；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以及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在非社会性因素里，人们预先认为内体心理因素和自然环境性质这两种非社会性因素对自杀率能够产生影响。专家将自杀分为狂躁性自杀；忧郁型自杀；强制型自杀以及冲动性或不自主自杀等四种类型。自杀者和精神错乱是否有一定的关系?涂尔干认为，所有因精神错乱而引发的自杀不是找不到动机，就是由想象的动机驱使，通过统计可以看出，自杀者多的地方，疯子和白痴就多；疯子和白痴多的地方，自杀者也多。即使神经衰弱是自杀的原因，但是神经衰弱并不一定会导致自杀，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偶尔关联，并不能因为精神错乱者呈规定的趋势增加的情况下自杀时间也是这样，就刻意去寻找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的结论就是社会自杀率和精神错乱倾向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算是统计数字上出现了某种巧合的情况，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总之，一个社会的自杀率并不取决于其中的精神病患者和酗酒者的数量，虽然个体不同的堕落状态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心理问题，进而导致个体自杀，但是这些堕落状态本身不是自杀的原因，虽然在同样的境遇下，堕落者的心理状况相比较正常人要差，从而更容易自杀，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堕落的人却未必会做出自杀的行为。只有当其他可能引发自杀的条件也具备了，堕落者自杀的潜能才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排除了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之后，自杀倾向还有可能取决于个体本身。自杀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知，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状态并不是自杀的决定性因素，自杀现象在人的生命的终点会达到高峰状态，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进入到社会之后，自杀倾向也随之达到高峰。遗传定律对于解释自杀现象并不适用，自杀倾向不会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显现出来，但是却会随着年龄阶段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
涂尔干还分析了自然因素，比如气候和季节气温对自杀率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自杀行为不是一种全部或者主要由不正常心理状态引起的，那么就可能是物质因素和机体以及心理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社会现象，物质环境有时候会激发个体的某种自杀潜质，从而使他做出自杀的行为。气温是自杀率变化的基本原因之一，或者严寒对自杀倾向也有类似推动作用，主要基于炎热或者寒冷的气温不利于生存，这种说法通过统计分析，其实并不准确，最终的结论其实还是要归结于社会环境上，虽然通过分析自然环境的变化，自杀率也随之有一定的变化趋势，但是深入分析则会发现，随着气温，季节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个体的公共生活频率，人际交流，社会人际互动等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当寒冷的冬季，是应该休息的季节，人类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会减少，整个社会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个体的交往动机也会减少，但是到了春季，万物复苏，人们之间的联系也增多了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乡村自杀行为也随之增多，由此可知，自然环境并不直接刺激自杀行为，对自杀的产生并没有影响，而是社会环境对自杀人数有着决定性影响。
关于如何判别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自杀过程中的各个要素非常均衡，性质上差异也不大，只能根据其产生的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先立刻找出自杀的原因，然后再思考他对个体的影响。
在统计数据上所反映从来的自杀动机，显而易见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类意志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现象，，从几个匆忙收集起来的信息中，尝试为每一特定案例找到确切原因，，这种做法收效甚微。不确切的数据如何能作为自杀的考量呢？最终的结果多是每一种对自杀有影响的因素来说，保持相同的比例。不可能出现所有因素都变得致命的这种情况。总体状况中的个人选择并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总体与其耗费精力解决无法处理的道德改变，倒不如仔细注意社会自杀的伴随物，或者至少可以用一种规划来研究，以此避开不确定的研究数据。
在利己型自杀中，不同的宗教形式也会对自杀产生影响。如纯粹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的自杀发展有明显的差异，但自杀率无论高或者低都不能完全归因于宗教。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文明有所差异，因此文化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其自杀倾向偏低，但天主教和新教社会之间就并非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在知识水平或者道德层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使之可能和宗教在自杀方面的显著不同联系起来。
无论从总体人口或者别的其他角度来比较，天主教和新教的自杀都可以发现，心教教徒总是比天主教教徒更容易自杀。应该从宗教的本质中寻找别的原因，两种宗教关于自杀都有一些相同的方面，因此自杀的不同影响，一定要从二者不同的特点中延伸开来，除了二者都强调阻止自杀发生，并且两者的教规数量也差不多。
天主教和新教的唯一本质区别在于新教能够在更深的程度上发起质问。天主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宗教，给思想更多的发展空间，它不受限于呆板的礼节，而试图寻找意识的控制。以圣经为权威，为拒绝其他一切解释。对这一不变的传统加以研习，天主教思想，讨厌一切变化，而心教结构，则强调宗教的个人主义状态，具有生机勃勃的自由温驯精神，新教的共同信条和操行也更少。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一般而言随着人掌握的知识增多，自杀倾向也随之增加，但不是姿势导致了自杀倾向增多这一后果，而恰恰相反，知识非但不是罪恶的来源，而是罪恶的修正，并且是我们的唯一拥有的修正方式；其次是我们可看到大体上宗教对于自杀有种预防作用，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相比，对于上帝和灵魂道德更加信仰，如果宗教集体的凝聚力越强大，对自杀的防御观念也就越强大，，足以支撑高强度的集体生活，并且新教教堂和其他教堂相比一致性较低，因此对于减缓自杀的效应也相对更弱。
在另一方面用别的视角来看待利己型自杀，即家庭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结论即未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自杀倾向，并且他所加剧的程度要比客观反映出来的要严重更多。首先是早婚对男性自杀倾向的加剧影响更加强大，其次，在20岁起，已婚人士的免疫力系数在任何性别下都高于未婚人士。最后已婚人士的免疫力系数与未婚人士的免疫力系数之比跟随性别的变化而变化。守寡者会降低男女已婚人士的免疫力系数，女性比男性更能承受孤独的生活。因为相比较男人女人的生活在社会之外，并且很难被社会渗透，因此女性对社会交际的需求相对很少，简单的社会形式就可以满足女性的所有需求，而男性则刚好相反，他思想行动进一步深化，不同形式的想法也将进一步增加。
关于利他主义自杀能够导致更直接的，极强的自杀情况的存在。最终利他主义导致了更直接的，极端的自杀情况的存在，可以有三种类型，如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选择性利他主义自杀和急性利他主义自杀。
在反常的自杀中讲到社会并不是仅仅用不公正的力量来吸引个人生活的情感，并且社会还是控制他们的力量，演绎这些活动的规则和社会自杀率有关。如经济危机或者工业危机会对自杀产生影响，如果混乱没有出现在间歇冲刺和严重的危机中，他可能是自杀率随时间的变动而波动，但是他不会是固定的持续不变的因素，但经济动乱不是引起自杀的唯一动机，在婚姻关系中加强密集的地方，家庭精神也会很强，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在婚姻的本质中寻找，婚姻关系越容易断开，同丈夫相比妻子反而更占优势。在离婚率高的地区的妻子自杀倾向高于那些离异率低的地区的妻子，因为他们受到家庭环境的负影响同丈夫一样。
从自杀角度看婚姻对妻子更为有利，对丈夫则是离婚比结婚更为有利。因此可以得知，即使是在哪些婚姻状态完全对女性有利的社会中与男性相比婚姻对女性的帮助更少，在一段婚姻关系中男性是受益更多的，所以男性对婚姻的依赖性或者需求性更多，当一段婚姻关系失败或者破裂的情况下，男性的不适应性或者说损失更多，自杀也会增加。
关于不同类型自杀的个体形式，引起一般自杀的社会原因，不同于决定自杀方式的原因，因为无法确定我们已经区别的自杀类型与最流行的自杀方式之间有任何关系。促使一个人去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决定他用这种方式自杀，而不用别种方式自杀的原因，确定其选择自杀方式的动机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性质。首先就是习惯和自杀前的准备工作时他能够拿到这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工具，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只要没有相反因素的干扰，总是倾向于使用就触手可及和日常用惯的毁灭性手段，比如在城市跳楼自杀者就高于农村，且随着铁路的铺设卧轨自杀的习惯也逐渐普遍起来，由此可知，不同的自杀方式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工业技术，科学知识等的发展而增多。
但最有影响力的原因也许是每个民族和每个民族内部的每个社会群体对不同死亡方式的尊重程度。不同的死亡方式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有的被认为比较高尚，另一些则被认为庸俗和可耻而感到厌恶。舆论对自杀方式的分类因社区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自杀者所选择的死亡方式是一种与自杀的性质完全不同的现象，尽管两者都取决于社会原因，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状态却有很大差异。
第三编内容主要讲了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首先影响自杀的社会因素，就是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生活中的无法预料的矛盾，也可能成为自杀的导火索，但并不是导致自杀的具体原因，并且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方面解释，在任何时候决定自杀人数的都是社会道德规范，而性别对自杀或者杀人的影响，也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原因，而非生理原因。
家庭生活对自杀有着缓和作用，但对杀人却有着刺激作用，却不仅没为人们提供防止杀人的保护，总之自杀与杀人有时会同时存在。有时他们会相互排斥，有时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也同样或者相反。相比之下，对立的情况则是最多。不同类型的自杀存在不同的特点，利己主义自杀是最为普遍的自杀形式，也是每年造成自杀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当一个人不再足够的关心，唯一将他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所以他也就不再关心自己的死活，因此夸大个性产生的沮丧和冷漠状态是利己主义自杀的特点，而杀人则取决于相反的条件，杀人与激情不可分割。
如果公共良知对杀人缺失的意志作用越小，那么人们对杀人罪越是宽容，就越有利于杀人趋势的上升。
而相反的是利他主义，自杀和杀人则可能同时发展，因为一个不重视自己生命的人，不可能去重视别人的生命。
最后一章主要讲实践结论，在知道了自杀是什么自杀的种类和基本规律以后，那么当今社会应该对自杀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是有必要我们去寻找的。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日本十月自杀人数超过新冠死亡人数的新闻，报道援引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据称，今年十月，日本自杀死亡人数达到2153名，而与此同时，截至10月27日，日本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为2087名。
毫无疑问，疫情可能会引发一场心理健康危机。疫情肆虐，不断的持续，对人类是一场巨大的挑战。不止是日本，大规模的失业，社交隔离以及焦虑的情绪正在全球范围内给人们造成伤害。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却是，日本甚至没有进行封锁，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受到新冠的影响非常小，可是自杀人数却仍然大幅度增加，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报道称，虽然导致日本高自杀率的原因复杂，但是工作时间长，学业压力，社交隔离以及围绕心理健康问题的文化耻辱都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从报道还可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在2019年往前的十年间，日本的自杀人数在持续下降，去年降至两万名左右，达到了厚生劳动省自1978年幼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新冠疫情似乎扭转了这一趋势。
并且数据还显示，自杀率的上升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尽管她们在自杀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小于男性，但是日本女性自杀人数却出现大幅增加，10月自杀率同比去年增长近83%。而相比之下，同期男性自杀率增加了近22%。文章还提到了几个潜在原因，如在裁员现象严重的酒店，食品服务和零售业，女性在兼职员工所占的比例更大。此外，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儿童健康和福祉的日益焦虑也给母亲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疫情期间的女性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失业问题，，没有了收入来源，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很高，疫情的冲击使得情况更加糟糕，，除了单亲家庭，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突破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走入职场，但是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却依然存在，即使女性有了自己的工作，，也还是要承担育儿，看护等责任，女性承担非正式工作被正当化，女性工资低被正当化，这样的地工资问题在平时就已经造成了单亲妈妈的贫困处境。
接受采访的曾经四次自杀未遂的日本女性称，她的许多朋友都被解雇了，日本一直忽略女性，这是一个当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最弱的人会首先被社会淘汰。家庭暴力也是促使女性自杀率激增的一个很重要原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孤立环境里，家庭暴力案件不断增加，受害者无处可逃，在隔绝状态下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焦虑。
疫情的爆发导致的失业，人际关系淡薄孤立，遭受家庭暴力等都让自杀的风险提高。在这个时候，名人的自杀报道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女演员自杀后的一段时间女性自杀人数显著增加，很多人在自杀报道后向心理健康热线咨询，另外就是如今互联网发达，信息传播速度相当快，很多人会因此受到巨大的冲击或者被相关自杀信息包围，这会让心理状况更加糟糕。
日本女性的现状只是世界女性的缩影，疫情隔离在家，绝大多数情况就是女性要承担家务和育儿，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自己的工作，不断地消耗最终会把人压垮。甚至有的女性会因为没有人承担家务而辞去工作，回归家庭。职业女性减少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会严重影响女性的福祉，还会影响她们的经济进步和独立。
其实无论是贫困问题，家庭暴力，女性低工资或者是女性被传统家庭观念禁锢，这些在疫情期间让女性走投无路的原因，其实一直存在着，只是过去被视而不见的问题在疫情爆发期间浮现了出来。不是疫情改变或者导致了这一切，而是把曾经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大白于天下。但是即使问题被发现，女性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甚至在疫情过后，女性反而遭受了更多的贫困，暴力问题和更多的负面影响。
由疫情导致的日本女性自杀人数激增，早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成为一种社会疾病。
一位日本女性用一句话来总结，日本一直忽视女性，这是一个当坏事发生时，弱者首先被抛弃的社会。
《社会分工论》
关于分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思想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亚当斯密是分红理论最早的阐发者，而后才被社会科学应用。
如今社会分工现象早已经耳熟能详，随处可见，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趋势更不能忽略。首先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分工，后来，农业生产，商业也卷入到了劳动分工的时代浪潮中，这一现象对社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主要从三部分进行论述，一是劳动分工的功能；二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三是分工的反常形式。
第一部分，劳动分工的功能：作者讲人们喜欢与自己在某一方面相似的人，可能是思想上或者行为上，但是相反的情形也有可能存在，有些人可能会喜欢那些同自己有差异的人，因此有些人主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有些人则认为最美的和谐来自于对立，万物有斗争而生成，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性和相似性都是产生相互吸引的原因，因此我们经常通过与朋友的接触找到自己身上所缺乏的品质，在交往中分享朋友的优良品性从而感受到自己的日益完善。如此一来，朋友们便形成了小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每个人通过保持自己的个性来发挥作用，并使真诚的帮助得以产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分配，这就是决定友谊关系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表现在家庭方面就是妇女被排除在战争和公共事务之外，生活集中在家庭内部，作用也越来越专门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婚姻也在看不断的发展，它所产生的关系网络在不断的扩大。如今社会不断开放，妇女的生活已经与男人有很大的差异，男女双方在精神生活方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功能，分别是感情功能和智力功能。但是女人也会开始从事一些男人的工作，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两性活动又重新倾向于同质化的错觉。其实透过现象去思考，这实际上是新的差别的开端。即使是在相同的活动领域里，妇女的角色依然是很特殊的，和男人截然不同。男女之间不仅在外形如身高，体重等方面有基本的差别，而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两者大脑的差距也将会越来越大，最明显的就是巴黎男性颅骨越来越大，而女性的则非但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反而有所退化。因此涂尔干可以得知一个结论就是，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
意识越是能够使行为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关系，它就越是能够把个人紧密的系属到群体中去，继而社会凝聚力也由此产生出来。
科学被排除在伦理领域之外，人们相互维系的方式从机械团结变成了有机团结，那么社会结构也会不可避免的随之而发生改变。在生活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的同时，文明也带来了更多的一致性，它强迫人类去从事单调而又冗长的劳动。
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有机体对痛苦的反应要比对快乐的反应强烈，如果不快乐的刺激所产生的痛苦要比快乐刺激所带来的快乐更加强烈，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与幸福完全相反的感受。
一般而言，社会越是进步，它的容量也就越大，那么社会分工也越来越发达，涂尔干预设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红变化的直接原因。比如同一棵大树上生活着不同的昆虫，它们之间的差别越大，就越不容易发生争斗，如果它们都是同一个物种，都要靠树叶或者树皮才能生存下来，这样的话这些昆虫绝对不可能相安无事的生活在同一棵大树上。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同一个区域内，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而互不侵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不具备同行间的竞争关系，每个人可以在不妨碍他人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大家职业相似，目标相似，接触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就越容易产生冲突，这个时候，他们要通过不同的手段来满足相同的需要，难免会有竞争关系，或多或少的进行互相侵犯。
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否则在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注定要被淘汰掉的。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一部分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
分工可能意味着分散，劳动分工凭借着自己的作用可以产生一种分解作用，特别是它的专业化功能越强，这种作用就越充分，分工不仅通过限制每个人的活力使个人之间确立了牢固的关系，而且也增加了个人的活力，它不仅加强了有机体的统一性，也助长了有机体的生命，至少在正常状态下，这两者是相伴而生的。
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劳动分工的作用，有人说分工使个人变成了机器，失去了个性，使资本积累，剥削压迫穷人，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有，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引起自杀等现象，但是在发展中的社会，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脱离社会，脱离资本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的一生也多数在工作，我认为只有在自己的角色中做好自己，积极的进步，总会有立足之地！
卫敬读书报告：2020.7.8-8.7
书单：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亲密关系的变革》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的后果》
这个月的读书时间主要是7.8-7.27 ，之后便开始休息了半个月，读书内容的话四本书都是吉登斯的著作，感觉自己已经适应并且逐渐接纳了读书这件事，只要开始读书便能坐下去专心去做好这件事，状态不好实在不想读的时候也没有去勉强自己，去转移注意力做其他事情，读书过程中自己的理解能力相比较之前也能感受到有所提升，发现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自己对这些经典的理解层次还是很肤浅，读书笔记也还是以摘录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为主，希望以后自己独立性的思考感悟越来越多。
感悟：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书的核心是自我问题，突出重点是在于关注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而这种新机制一方面是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同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背景都带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性，但是个体对社会影响也具有促进性。
在这本书中，吉登斯使用“现代性”一词是建立在较为宽泛的基础上，首先大略的等同于工业化的社会，其次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便是现代性产生的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现代性不断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全球化进程反过来推动现代性不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是真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些联系包涵在全球民族和国家体系中或者国际的劳动分工中，还要辩证的理解全球化，它意味着没有人能避开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这对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人能够脱离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独立存在。
所有人类通过社会化的进程尤其是需要来实现经验的传递，媒体的产生更是加快了经验传递的速度，纸质媒介，电子传媒各种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了读者获取信息的即时性，但是这些技术发明之前，描述性的报到一般都是近期发生且时间越久远，被报到的时间就越短，因此电视，电影等各种发明呈现出来的效果创造了印刷物无法采用的传递性经验的组织结构，这也是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便利。
紧接着吉登斯提出为什么现代性和个人认同之间相互关联，他指出个人生活中亲密行为方面的变迁，或者在高度现代性的情况下很多因素直接影响到自我认同和现代制度之间的关系，儿童的早期社会化从原先的依从于一代代的直接经验传递，到现在日益依赖于专家的忠告和指导，更加科学化，现代性对传统的一些经验或者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且不断取代传统的保护框架。
现代性的来临所带来的一些对个人，家庭，情感等各方面的问题对我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首先对自我的影响表现为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扎根于现实存在中的信任，是在婴儿的早期中获得的，通过早期看护者的付出以及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得以发展，基本信任把自我认同和他人的评价联系在一起，但是焦虑最初来源于孩童和和最初看护者的分离的恐惧之中，是弥散且缺乏特定的对象，这些情绪的产生还可能进一步影响信任，但是在个体的后来活动中，惯例，协调性的习俗和本体安全感之间的核心联结得以建立，通过习惯和惯性的保持来反抗应对焦虑的威胁，并且依据情感和行为来处理危险以及与其相关的恐惧。接下来，自我的反思性是持续的且无所不在的，在很多时候，个体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被要求实现自我质问，进行自我反思，且自我反思性会拓展至身体，身体成为行动系统的一部分，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可信性是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基础是对自己的诚信。总之，身体不断的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
本书还讲述自我的轨道；命运，风险与安全；经验的封存；自我的磨炼；生活政治的兴起等章节内容，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们的自我认同越发向内用力，即人们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了自我反思性，并且生存的焦虑伴随着生活政治的兴起而进入到人们的自我反思中去，专家系统更是加剧了生活的不确定，人们过度信任专家权威，专家系统已经越来越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质的反思，在如今这个高风险高后果的社会，这种过分依赖专家系统的危险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状况，只有到一定程度，人们才真正开始关心起自己的生存环境，通过反思，也使人更加平静成熟。
《现代性的后果》
这本书一共六部分，七章内容。首先第一部分主要有现代性的断裂.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社会学与现代性；现代性，时间与空间；脱域；信任；现代性的反思性；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等八部分内容。就信任而言，个人在决定进行某一特定的活动时，总是会在心里揣摩着其他的可能性，一个不考虑其他可能性的人所怀有的是信心，而意识到种种可能性又力图避开风险的人所怀有的则是信任。在怀有信心的状态下，一个人对失望的反应是责备他人；而在怀有信任的情况下，则会承担部分责任，并且会懊悔自己怎么会轻易相信某人或者某事。而信任和信心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一个人自己以前的行为是都会影响到挫折的可能性，信任通常是一种持续性状态，包涵的内容也很多，它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信任不是与风险而且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面对突发性事件结果，信任总是具有信赖的涵义。而与之相对应，危险和风险也密切相关却又不尽相同，风险意味着危险，当某人冒风险做一件事的时候，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风险又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者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总之，信任和经过评估的风险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平衡。
第二部分主要分为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现代性的全球化；两种理论观点；全球化的维度等四节内容。首先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维度，监督机器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分别是现代性的第三和第四个制度性维度。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具有清晰的联系，而监督又同工业主义的发展相当密切，强化了企业，工厂和车间中的管理权，剥削性质的阶级关系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而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可以直接通过掌握暴力工具而调用武力。所有维度的结合以及相互作用更加使西方的扩张势不可挡。
现代性同样不可避免全球化，也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的四个维度分别为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军事秩序等，在世界范围内关系的强化将不同的地域联系在一起，经济，市场等各方面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以至于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而置身事外。
在第三部分通过信任与现代性；抽象体系中的信任；信任与专业知识；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前现代与现代等五部分内容。这是对前一部分内容的更深层次的探讨。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紧密相关，而现代性的特性属于抽象性的，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许多方面已经全球化的趋势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这个体系之外，因此，要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信任的对立状态是一种存在性焦虑或者忧虑的状态，如果基本信任没有建立，或者说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后果就是存在持续的焦虑。
第四部分内容主要通过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的转变；信任与个人关系；信任与个人认同；现代世界中的风险与危险等九节内容进行阐述。现代性创造着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风险，而这种风险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的加剧，扩张范围和后果也在不断的增大。针对那些已经察觉到的危险，我们应该动员起来降低他们的影响或者战胜他们。
第五部分讲了驾驭猛兽；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未来导向：社会运动的作用；后现代性等四节内容。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包括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和灾难；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等四方面。作为人类如何要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且增大他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要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
总之，现在根本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的加剧，不仅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其他的文化也会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并且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现代性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西化的现象，各个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充当不同的角色，通过不断的发展降低现代性的后果。
卫敬读书报告：（2020.06.06-07.07）
书单：
《道德教育》
《教育与社会学》
《原始分类》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教育思想的演进》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儒教与道教》
这个月主要读了涂尔干和戈夫曼还有韦伯的书，刚开始接触这些经典的时候，大概看了一下老师列出来的各种社会学著作，内心是比较恐惧的，以前读的都是一些比较繁杂的名著，很容易理解故事梗概和中心思想，看到这些书名的时候，就觉得不容易理解，一时不知道从何读起，后来决定，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大师的经典要放在以后等自己有更好的理解能力和阅读状态再去读，现阶段的话先读一些符合自己阅读兴趣且没有很厚的著作，接触一些对社会学进行概述的书帮助自己更好的了解社会学这门学科，因此选择了《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教育与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等经典帮助自己去了解，同时只有真正了解了这门学科，才能克服自己的恐惧，从内心真正的接纳。刚开始前一段时间读书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看不懂，看不进去等各种问题，有时候会钻牛角尖似的非要把某个问题搞明白才肯往下进行，会浪费很多时间并且影响了读书状态，后来慢慢的，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直接略过，往下进行，同时慢慢的发现自己能坐下来，静下来的时间越来越长，理解能力也在慢慢提升，虽然有时候整本书读下来记不住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阶段的读书，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慢慢的习惯，接纳读书这件事，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感悟：《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表演：主要讲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以及互动，在人际交往中，总是通过某种表演来给别人营造不同的印象，通过语言或者行动等方式去塑造自己的形象，来给别人营造一种自己想要达到的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但是有时候表演也会失误，另一方可能会看透不说透，使得表演者得以进行下去。
剧班：剧班是与表演相对应的，通过数个表演者共同构成剧班，与个体表演者不同的是，剧班并不是单个表演者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相互配合有机整体，需要剧班成员的相互配合，来共同给观众营造出某一种氛围，这比个体表演更加需要协调性，也更加具有难度。
区域与区域行为：主要讲前台和后台这两个不同区域的特点，在不同区域表演者的行为特征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前台和后台是相互联系的，后台是前台表演的准备，而前台是在后台所做准备的呈现，但是后台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比如对工作者来说，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回到家，这个家庭，对他来说就是后台，如果夫妻正在矛盾，突然来了客人，会暂停冲突，共同表演给客人，这个时候，家庭就又变成了前台。
不协调角色：这是指各种冒充的表演者，既不是观众也不能称为表演者，对这类人要特别留意。角色外沟通：通过沟通，可以让表演者更加理解，还有印象控制的艺术等方面，通过一些措施来防止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来对观众达到印象控制的目的。
虽然第一次读，有的地方读不懂就直接忽略了过去，但是很多东西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任何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和他人而独立存在，还有前台，后台，剧场等各种名词，都是第一次了解，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和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等社会关系都有独到的阐述，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我们才能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才能更加了解别人，更加了解自己，从而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不断进步。
《教育思想的演进》：是根据涂尔干在巴黎大学开设的课程整理而成，全书一共分为二十七讲，对法国的教育发展进行了系统理论化的阐述，开始讲了在法国中等教育中对教师进行教育理论研习的必要性，紧接着讲了早期教会与教育，加洛林文艺复兴，文章说，说到底，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有鉴于此，历史倘若不是对现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 因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通过彼此之间的联系，加强对现在和过去历史的认知。
对大学的诞生，发展和繁荣进行了阐述，指出教育的目标不是以培训出完美的各方面都能做好为目的，而是要教会社会中的个体怎样去思考，怎样去生活为最终目的，使其不断具备生活和思考的能力。
教会与大学的关系，在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教会如何发展成为大学，在高等教育思想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想的对立统一，教育理论无非是对教育方面的事情进行有条件的反思，而反思正是循规蹈矩等方面的宿敌，反思是对个人和社会理想的合理性认识，同时也是个人对社会理想的反叛，从而对社会理想进行合理性的认识。只需要反思，就可以使习惯不至于变成固执，刻板，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需要反思，就可以维持习惯和生命力，使他保持灵活性和可塑性，从而有能力发生变化和演进，与自身适应情势和处境的变化。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的每个人，我们都要学会及时自我反思，自我总结。
在社会学思想方面， 涂尔干坚持坚持社会唯实论和社会整体观，目的是在个人和社会中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使之加以区分。崔尔甘坚持认为社会高于个人，社会决定个人，个人要服从社会，认为高层次的事物对低层次的具有决定性作用，要把社会事实当作社会研究的起点。
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没有梳理脉络，只是在读的过程中对自己感兴趣的某个点，或者名词概念什么的去进行记录，用自己的想法去简单化理解，读完之后，印象深刻的也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点，可以用自己的话去简单复述，但是觉得很是肤浅，希望以后能进步。
[ 此贴被卫敬在2021-05-15 22:1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