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读书报告——2020.3-4
【书单】
1. 《现代性的后果》
2.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3.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与爱欲》
4.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5.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6.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各种解释社会学思想的建设性批判》
7. 《民族国家与暴力》
8.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9. 《失控的世界》
10.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
吉登斯的现代性分析
一、现代性概念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学就是一门关于现代性的学科。吉登斯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界定“现代性”的。吉登斯认为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应该是制度上的分析。因此，他基本上是贯彻了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立场，粗略地将现代性定义为17世纪以来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并且以欧洲为源地，自那时以来不断地向全世界蔓延。在这个时代里，现代性的各种后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增强了。
并且吉登斯提出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他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并且，他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是必不可少的开端。识别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处理的断裂，涉及到以下因素：（1）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2）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3）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
二、思想来源
吉登斯是从对经典三大家的清理开始树立自己分析的突破口的。他认为，在经典三大家对现代社会转型的认识里，有些思想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性作全面的制度分析。
首先，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动力在制度层面上是多维的，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只是分别注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劳动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应该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尤其不要忽视军事方面的“战争工业化”以及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其次，经典思想预设有某种明确的“社会”存在，这实际上是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前提的，但经典思想未能明确地分析这种历史特殊性。吉登斯认为，社会分析的焦点应该集中在考察社会系统如何在实践-空间伸延之中得以构成。最后，经典思想未能充分地理解社会学知识和现代性各项制度特征实际发展走向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现代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
在新的认识下，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社会关系的抽离化与制度性反思。
（一）时空分离
在传统社会，时间与特定的社会行动地点相联系，现代社会，人们借助现代媒体与交通工具，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时空范围，出现了人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了解某些事件进展的“不在场”现象，这就是时空分离机制。并且吉登斯提醒我们，时空的这种分离并非单线的发展，而是具有双向的效应，它反过来促进社会更加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同时，时空分离对人情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固然私密性受到侵蚀，但与此同时，视野也打开了。但这并不是说时空伸延就能够使活动不受限制。此外社会活动日益脱离了在场的具体情境，各种理性化组织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新的时空理念使得人们前所未有的拥有了“历史性”的情怀，即明确地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定位在一种线性的“历史”之中。
时空分离的效应也是两方面的。吉登斯指出，实际上每在我们所说的“脱域”过程的同时，还存在“复植”的趋势，即被疏离的社会关系重新植入局部性的时空情境中。并且他将风险和信任这一对观念纳入了讨论的核心。所谓风险，指的是人们在自觉把握行动的前提之下，对未来的不测情况有清醒的估计，并据此作出抉择。从本质上说，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并就此带来风向的许多或然性的情况，其根源出自于人类自身，这种认识也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例如今年的新冠疫情，咎其根源还在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才导致了这场重大的灾害，严重到了全国歇业、全国大国推迟开学。至于信任，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更多体现为一种持续的状态，是面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时，对自己无所知晓的运作规则有充分的信心，确信这些规则本身是正确的，可以依赖的，所需确定的知识运作过程是否合乎规则。
吉登斯就此引出了一对概念：当面承诺和匿名承诺。前者指在共同在场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并维持的信任关系；后者指面对包括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在内的抽象系统发展起来的信任。在抽象系统中的信任机制里，深刻地蕴含着现代制度的实质，当面承诺和匿名承诺是相互密切关联的。匿名承诺有利于当面承诺的实现，而当面承诺的顺利完成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匿名承诺，它本身就是一种复植过程。
吉登斯认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时空伸延大大扩展的前提条件，是现代制度较之传统世界能够给日常生活提供更大范围保障的前提。在现代性状况里，本体性安全的关键就是与抽象系统结合在一起的惯例。但这也同时导致了一些新的不利因素，使心理更容易受到伤害。
（二）抽离化
抽离化其实可视为时空分离的结果，抽离即“把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再联结”。比如，当今社会中微信的使用，就能够说明这一点。抽离化的本质机制就是“抽离”，这就是建立在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两个系统之上的（符号系统即超越具体个人或群体的普遍化交换媒介，比如货币、权力和语言；专家系统即手艺或专业技能的系统），两系统都以超越具体事实的限制，获得一般性和普遍性为标志，当然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的形成必须借助于信任，没有信任，人们不可能在空虚化的时空中进行交往与沟通。
（三）制度性反思
制度性反思强调的是定期把知识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中，并把这种反思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传统社会的反思是通过习俗和传统来维持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依靠理性，不再迷信权威、现代理性的基本特征就是“怀疑”。
吉登斯把“自我”视为个体自己负责实施的反思性投射，而且，这种投射是持续的、无所不在的塑造过程，是作为个体行为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认同是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个人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获取从外部事物具有的而自身却没有的特征的一种倾向，是从外界获得使自己得以发展和完善的动力过程。吉登斯将“认同”分为两大类，即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自我”，而社会认同是指“人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
四、对现代性的“多元制度”分析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应该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应该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4个维度对现代性进行明确区别，现代性的4个维度之间不是彻底的相互独立，或者相互等同的，而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是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确立。但是，现代性还涉及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成。而监督对这些与现代性的兴起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组织来说是根本的，特别是对互促发展中历史地与资本主义相缠绕的民族国家来说，监督尤为重要。同样，在民族国家实施的监督行动和在现代社会改变了性质的军事权力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实质性联系。军事成了国家在市民权威所具有的内在霸权的一种间接性支撑。军事权力和工业主义之间，也存在着特殊的关联，这使得军事与武装组织之间能随意渗透，主要地联系之一是战争的工业化，它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与核战时代。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热门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织就了这个缤纷的现代社会。他们相互渗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为一体。
五、现代性的影响
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级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一） 全球化的诸多影响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他吧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后果”，认为现代性正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而且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增长。在《失控的世界——全球化的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一书中，吉登斯指出，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有人认为对全球化持完全怀疑的态度，他称这些人为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对当前的生活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世界还仍然像多年来一样地运转。怀疑论者倾向于站在政治左翼一边，尤其是老左翼一边，他们认为，全球化这个观念知识那些希望拆除福利体制、减少国家开支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散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激进分子认为，全球化是非常真实的，它产生的结果被每一个角落感受到。在这场争论中，吉登斯认为激进派是对的。今天世界贸易的水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而且涉及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也要广得多。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金融和资本流动水平。
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并且作者并不认为，怀疑论者和激进分子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什么是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这一现象，这是一个错误，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而且这些过程是以一种矛盾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运作的。全球化产生了国家范围内和国家之间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这些变化是由许多因素推动产生的，一些是结构性的，另一些是更具体的和历史的因素。经济影响尤其是全球金融系统同当然是其中的推动力。然而，他们与自然力量不同。他们受到技术、文化传播以及政府解放并对其国家经济解除管制的决定等的影响。
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地球村，更像是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之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机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然而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只归罪于富人，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的西化，与较穷的国家相比较，西方国家仍然对全世界事务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无中心化，不受任何国家集团的控制，也很少受大公司的控制，全球化所带来的而影响在西方国家和其他地方感觉差不多。
今天，全球化面临的是风险和危险，而不是敌人。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即一个全球的世界性社会。他正在动摇着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并以一种不固定的偶然的方式出现，同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二） 个人素质的改变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核心是自我问题，突出重点在于关注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这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同是，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如何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吉登斯强调现代性影响非常强大，它不但“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实质，而且影响到了我们经历中的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同时也使自我认同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自我生活风格：从遵循礼俗到自我选择；（2）个人亲密关系：从附加性向“纯粹性”转型；（3）个人心理陷入多重困境。
六、现代性的未来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联系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
在结构化理论的建设方面，1976年发表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各种解释社会学思想的建设性批判》一书，结构化理论的方法纲要初现端倪。1984年发表的《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则标志着机构化理论体系的形成。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不带任何普遍化的“需要”或者功能主义式的目的论，也没有进化理论的那种普遍的演进图式。
吉登斯的《社会构成》一书的总体思路是两条相互交汇的线路，其中一条是沿着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早已强调过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互动在社会整合中的关键作用而展开的，另一条是沿着集体特性相差别的个人能动性路线而展开的。吉登斯这种“双线交汇”称为克服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二元论的“二重性”，并认为他的“二重性”学说是重新思考二元论之后的成果。因此，结构化理论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清楚蕴含在解释学、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等思潮里面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
所谓结构二重性，就是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中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的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这足以成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标志性观念。在结构二重性的基本立场关照下，社会理论的任务便在于考察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下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是如何通过本身的作用将这种结构化的特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吉登斯分析的起点是行动与行动者，他认为行动包含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和动机激发的过程，这三种过程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的有意图的行动。但这里的行动、行动者都带有很明确的能动作用的意涵，强调社会行动者在日常行动中表现的技能和资格能力，以及对行动过程的反思性调控。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而是在时空维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虽然不是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一手塑造，但却由他们持续不断地一再创造出来。正是在活动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作为行动者的特性得到了体现，并且同时创造出使这些活动继续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社会活动是循环往复的。
吉登斯在强调时间的连续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反思性，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吉登斯所谓的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指的是在行动者的活动流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目的性或者意图性。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一种行动流而发生的，即使我们说行动是有目的的，也不等于说它由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动机或者理由所组成的。反思性的基础，恰恰在于人们对这种行动流始终保持着监控，并且也特别期待别人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监控。这样的反思性健康又是以动态的理性化过程为基础的，即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通晓”行为为根据的能力。
因此，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的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惯例形成于人们的时间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性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其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地监管”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颗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
人创造了社会，但他们也受着一定客体性因素的制约。对于吉登斯来说，最主要的客体因素是时间和空间。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向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不过，它不是武断的法官，也不强制性地分配个人在社会中的“席位”。人与人的共同在场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的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
“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关切点正在于社会结构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过程。在《社会构成》一书中，吉登斯大量引用戈夫曼、加芬克尔等的社会互动及场景理论，从社会及符号互动的角度来揭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同构关系。对他而言，戈夫曼、加芬克尔等的学说之所以较能令人信服，是因为他们远比一些宏观的社会结构理论更能说明社会的构成中人的能动性，也更能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社会空间关系 对个人的制约。
结构化理论虽然划出制度层面和个人策略层面中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但始终坚持这种做法只是分析上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吉登斯在反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同时，始终强调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由个人创造的；另一方面，吉登斯强调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个体在日常行为中始终保持着转化能力或者建构作用，但他在分析的过程中始终不忘行动进程本身，即社会实践。
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互动包括三个要素：意义、规范和权力。行动相应的同时具有沟通、规范、转化三种特性。在互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彼此交流着意义，通过各自利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理解的意义框架，实现沟通的目的，在结构的层面上可以通过语义的规则分析其中的意义；其次，行动者的日常互动无不体现出权利的作用，并以各种机构为中介来保证获取某种特定的后果，在结构层面上体现为支配机制；最后，以规范为媒介，行动者在互动中彼此事假一定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在结构层面上体现为具有道德意涵的强制性规则，从而通过合法化的过程称为合法性的象征。
结构化的中介是主体在互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或提炼出来的结构性产物，同时又称为互动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再生产的条件与中介。而这里的结构性产物就是一系列的规则和资源。日常互动的进行、权力关系的构成都体现出资源和规则的利用。吉登斯在界说规则的时候，强调要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背景，在实践之中理解规则的内涵和作用。规则和时间是相互依存的，共同参与社会过程。吉登斯认为规则并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资利用的建构性因素。至于资源，结构化理论区分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值得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资源，而权威性资源则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资源。结构化理论中的资源更是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能力的特性。
而社会系统是由通过时空再生产出来的行动者或者集合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结构指的是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包括各种规则与资源。吉登斯强调，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只作为记忆痕迹、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物基础而存在，具体体现在行动的实践之中。正是由于结构的存在，时间和空间得以在社会系统中结合在一起，各种具有相似性的社会实践也有可能跨越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而存现，并表现出系统的形式。结构化理论里所谓的制度，指的是深入而持久地嵌入时间与空间，并通过规则与资源建构社会系统的持续性的时间活动。因此，吉登斯提出，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化，就是研究它的维持、变迁护解体的各种条件状况。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再生产，并不是强调稳定不变，而是要注意二重性，注意到社会系统在时空中的构成过程。
【感受】这两个月总体的状态还可以，比之前状态好，在家读书已经是第三个月了，状态慢慢的变好了很多，在时间上也能合理的掌控，基本能协调好上课和读书的时间。这一阶段主要阅读的是吉登斯的书，上个月主要是吉登斯的现代性理念，这个月主要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吉登斯著作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这一阶段也是很有收获的，所以下一阶段继续加油。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20年2月
【书单】
1. 《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
2. 《生命直观》
3.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4. 《现代性的诊断》
5. 《学会提问》
看齐美尔的作品，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所涉范围很广，但是却很碎片化，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由篇幅不长的文章构成，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跳跃性很大。因此我主要以想说明以下问题。
一、“学院里的局外人”
在《现代性的诊断》一书中，成伯清将齐美尔称为“学院里的局外人”。1958年出生在柏林的他，犹太人的身份让他在学术上的道路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有：其一，德国大学中日见浓厚的排犹氛围，而保守的柏林大学，又有德皇的“第一学术禁卫团”的“美称”。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犹太人的齐美尔想要称心如意，就很难。其二，不少同事忌恨齐美尔的声望。当时的德国大学教师，都会把合乎规范的学术研究放在首位，相对不太重视授课，并且他们一向把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贬为“好出风头的人”。而齐美尔却是当时讲课最精彩的教师之一，所以遭到了很多同事的忌恨。其三，1918年以前，德国大学中没有社会学的教席。
二、齐美尔的社会学观点
齐美尔将社会学的问题领域主要分为三类：一般社会学、纯粹（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
一般社会学，社会学的第一个问题领域包括经由社会而形成的全部历史生活。不过，一般社会学尽管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人类存在，但仍然带有任何科学所不可避免的片面抽象的特性。在认识到不可避免面的局限性，齐美尔断言，社会学的视角“在原则上能为认识人类存在的总体性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且，齐美尔设想的一般社会学，实要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历史发展，即将历史变迁看作是社会形式的变迁。在笼统地指出一般社会学的范畴之后，齐美尔还具体列举了一般社会学所能探讨的问题。其一是历史发展的阶段问题，其二是群体权力的条件。其三是在集体的行动与思想和个体的行为与思想之间的价值关系如何？也就是说，按照某些理想的标准，在社会现象与个体现象支架存在怎样的水平差别？而齐美尔得出的答案非常简单：个体要优越于大众，自主的个体要比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更有创造性。
纯粹社会学。齐美尔认为形式社会学研究社会形式本身，故也可称为“形式社会学”，他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形式并不是孤立离散的，而是我们通过特定的概念将他们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抽取出来的。之所以称为纯粹社会学，他认为，是因为这种研究专注于抽象社会交往的纯粹要素，撇开其中的各种不同的内容和意图。至于这些内容和意图，他认为它们并不是社会的。因此，纯粹社会学就像语法一样，将语言的纯粹形式和内容区分开来，尽管唯有通过内容，形式才存在。社会群体在意图和意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在群体成员相互对待的行为上，可能有着相同的形式。他强调，同一形式可以容纳多种内容，而同一内容也可以多种形式为媒介。虽然在事实的直接性中，形式和内容体现为不可分割的社会生活的统一，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根据形式和内容可将事实转化为社会学的问题。
哲学社会学，即是对社会的认识论研究和形而上研究。齐美尔强调，这种取向源自“现代科学对待事实的态度”。实证主义科学观往往把事实看作是给定的，并且就事论事，而不能从总体上富裕这个世界以意义。齐美尔认为，事实是建构出来的，孤立的经验事实也只有放在社会生活的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对于“社会”这一事实，我们还需要从认识论和形而上的角度，加以贯通把握。他认为，如果说认识论是追问有关社会生活的具体知识的基础，那么形而上的探索则宛如盘旋于其之上空了。一般而言，形而上学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关系到认识的程度，另一个则涉及到存在的意义维度。
因此，在《现代性的诊断》一书中，成伯清认为齐美尔的观点有如下的意义。第一，社会学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一种态度，一种提问方式，借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象，并区别于传统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第二，社会学的研究不应仅是琐碎的经验研究，而应从一个侧面把握人类存在的总体性，去回答一些根本性的存在问题。第三，社会学对于自己的位置应有自觉的认识，特别是同其他专门的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学要争取自己独立的地位，但不可通过局限于一隅而达到这一目的，也不能声称自己拥有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垄断权利。第四，社会学不能因为争取科学的地位而对自己潜在的假设视而不见，标榜为纯粹客观和没有偏见的。社会学无可逃避地建立在特定的有关社会的哲学之上。第五，任何科学都有片面性，社会学也不例外。所有，应当以其他认知方式的优势加以弥补，其中包括思辨。
三、现代性的诊断
社会学的诞生，就是为了探索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所带来的后果。社会学关注的核心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在齐美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
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社会现实处于永不停歇的流变状态中，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流动的现实的概念就是关系型的概念性。于是，互动和社会交往便成了齐美尔的关键概念。而且齐美尔的兴趣点在于社会互动的“偶然生成的碎片”。为什么要着眼于社会互动“偶然生成的碎片”呢？因为齐美尔认为，“我们全都是碎片，不仅是一般人类的碎片，也是我们自身的碎片”。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互动的短暂化，使得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实际所知的有关他人的片段和零星的资料，拼凑出一幅图景来，这样就能将给定的碎片化转化为类型的共性。我们看待自己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总是在各个不同的片面之间来回循环，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根据不同的规则构成了世界总体，但从每一个平面来看，我们的生命在任何特定的时刻获得的只是一个碎片”。
在齐美尔眼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碎片不再仅仅是碎片，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快照”，蕴含了昭示整个世界的总体意义的可能性。在《大都会和精神生活》一文中，齐美尔更是明确的表示：“从存在表面的任何一点——无论怎样地只与表面相连——都可放下一支探针，直达心灵深处，结果变回发现，生活中一切平庸肤浅之事，都与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定，密切相关。”
齐美尔并没有深刻去谈什么是现代性，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见方面的探讨，有时甚至是对非常细小的事情的分析，来昭示现代性的特征和问题。
（一）从社会分化探讨现代性
“现代人”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齐美尔首先是从个体与群体的联系纽带的转变入手，来探讨现代人产生的条件。在前现代社会里，由于缺乏分化，个体淹没于集体之中，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混而为一。而随着群体纽带的逐步松动，也就容许个体性的发展。群体管束得越少，个体的人格也就越是可能得到发展，个体之间在能力和需要上也就各不相同。但是个体在另一方面也可能更加依赖于他人。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社会越是分化，则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大。
接着，齐美尔考察了群体规模的扩大与个体性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即群体的扩展会导致个体性的发展，而个体要素的分化，也就是群体扩展的必要条件。其次，在探讨了群体扩大与个体分化的关系之后，齐美尔又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现代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即分化，即与他人形成差异。但在齐美尔看来，另一种倾向就是与他人相似，实际上也就是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大众的关系问题。最后，齐美尔从“社会圈子的交叉重叠”来看对个体的影响。社会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圈子，而现代个体不可避免地会介入到不同的圈子。用齐美尔的话说就是，个体实际上是处在多个社会圈子的交叉点上。
（二）从货币哲学探讨现代性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共分为两个部分：在分析部分主要探究决定货币的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条件，即心理状态、社会关系、现实和价值的逻辑结构方面的前提；在“综合卷”着重论述货币对于现代生活和文化的诸多层面的影响，即对“内在世界”所造成的后果。所以，无论是就货币产生的条件胃炎，还是就货币造成的后果来说，齐美尔所讨论的都是“非经济”的价值和关系。
齐美尔试图表明，借助一种独特的视角可以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货币的无处不在和无孔不入，也正可作为捕捉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适当不过的起点，因为货币最能体现社会现实内在的普遍联系。
对于货币存在并起作用的前提条件，齐美尔没有从历史起源的角度予以说明，而是从社会关系入手，货币作为衡量处于交换关系中的两种商品价值的第三种中介商品，日益脱离自身的表面价值，而转化为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也就是“功能”取代了“实质”。货币作为“一种纯粹功能”的化身，包含了作为交换关系网络的社会的基调。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存在，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行动的范围，将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联系起来。货币可以克服空间距离，超越社会障碍，延长行动路线。作为一种“纯碎工具”，货币的使用已经完全不受限制，可以适用于任何的目的和意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纯粹中性的手段，最终本身变成了人类行动的绝对目的。从当今的社会可以看出，的确出现了“金钱至上”的观点，金钱作为交换手段的目的已经逐渐变为了行动的目的。
（三）从都市生活探讨现代性
现代性展示最充分，也就是个体感受现代性最强烈的地方：莫过于现代大都市。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城市生活，在齐美尔看来，是现代性感受的核心基础，而典型都市人的心态，即是现代性在个体身上的折射。在《现代性的诊断》一书中主要提及的都是心理生活主要如下：（1）理智至上；（2）计算性格；（3）傲慢冷漠；（4）矜持保留；（5）自我表现。这些心理生活的确能够体现出现代人的心态，比如，现实生活中对于“扶不扶问题”的讨论，老人跌倒，路过的人顺手扶一把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由于一些老人的错误导致了不敢去扶，就怕被有些老人欺诈，所以导致了一部分表现出了一种冷漠的姿态。
以上便是我对齐美尔思想的一点总结，对于齐美尔作品的阅读，让我感觉比较碎片，所以就挑选了自己喜欢的方面作以总结。不到之处，请大家指正。
【感受】由于疫情，这个月一直在家里看书，开始的时候状态不好，每天看书的时间也比较少，在第二周调整状态之后，有所改善，但是总体的读书状态还是没有在校的好。昨天晚上开会看到大家的状态都很好，我会积极向大家学习。下一个月我主要读吉登斯的书，一定会好好调整状态，增加数量，提高质量。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19年12月
【书单】
《疯癫与文明》
《不正常的人》
《词与物》
《福柯文选——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福柯文选——自我技术》
本月阅读的主要是福柯的作品，加上之前看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三卷，我对福柯的思想有了一定认识，所以，本月的读书报告主要是对福柯的一个总结，即福柯对现代主体谱系的研究。不到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福柯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的，但是他的研究主题却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
一、知识塑造主体
1、《词与物》
《词与物》（1966）不但对文艺复兴以来至20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入的梳理和剖析，而且更因为它从根本上驱除了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它旨在重新发现人类认识和理论的可能基础，知识得以其中确立的秩序空间，并为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禁言的哲学反思和合理性的塑成和消失提供历史先天性基础。
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探讨的这一种考古学，已经揭示了在 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 西方理性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第一次断裂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标志着能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标志着阐释被分析所取代，标志着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第二个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且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
《词与物》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 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
二、权力塑造主体
权力塑造主体主要体现在《疯癫与文明》、《不正常的人》和《规训与惩罚》中。
1、《疯癫与文明》（1961）
在《疯癫与文明》中，则是知识和权力合为一体从而对疯癫进行捕获：权力制造出关于疯癫的知识，这种知识进一步加剧和巩固了对疯人的禁闭。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史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人们领略到了一种鲜活的愉悦。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们迷恋。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就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因素。
古典时代：疯癫被当成与理性相对立的“他者”遭受迫害，疯癫者也被关进了禁闭所。禁闭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人们围绕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形成了新的关于疯癫的概念。这一时期疯癫的具体形态是：躁郁狂和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
现代社会：18世纪末结束了这种大禁闭，古典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实证精神病学的创设一改过去对病人的肉体囚禁，运用现代精神病学原理对他们进行治疗。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把盲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
2、《不正常的人》（1971-1984）
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
第一种人，“畸形人”。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眼中，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畸形是“是法律的极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所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这样，畸形人就被当作对社会的某种威胁分离成一个单独的范畴。后来人们对畸形生理的关注变成对畸形行为的关注，精神病学把这种行为编码为社会的危险。
第二种人，“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17世纪和18世纪。如果说畸形人的参照范围是自然和社会这样宏观的背景，那么需要改造的人的参照背景则小得多，他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当17世纪和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这时，某些桀骜不驯的人显现出来，他们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最后，他们被纪律或改造机关宣布为“不可改造的人”，然而，面对不可改造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改造，这个悖论使权力机关把“不可改造的人”或“需要改造的人”纳入不正常的人的范畴。
第三种人，“手淫的儿童”， 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医学来说，儿童的手淫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生理学和医学的问题。福柯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出儿童手淫的神话，通过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建构手淫儿童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
这三种人在19 世纪终于合流了，他们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这是一种新种族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同，受歧视和隔离的对象不是在血统上被贬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
3、《规训与惩罚》（1975）
《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惩罚、规训、肉体、灵魂、知识、见识、检查、纪律等这些在书中出现的概念，都是与权力有关的概念。
在本书中，第一，体现了权力实现的演变：即从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的酷刑，到古典时期的惩罚，再到现代社会的监狱。第二，权力的运作体现在规训的微观技术和手段。福柯将微观技术归结为四类：（1）分配艺术；（2）对活动的控制；（3）操练，它是人们把任务强加给人肉体的技术；（4）力量的编排，纪律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的机制。福柯认为规训的手段主要有：（1）层级结构；（2）规范化裁决；（3）检查。权力就是通过这些规训的微观技术和手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此来保证自己的运行，权力无处不在。第三，权力的泛化，体现在全景敞视式的规训社会。权力泛化的结果导致了全景敞视式的规训社会的形成，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规训的社会，在书中，福柯从对监狱的分析，扩展到了对军队、医院、学校等的分析，这就是权力泛化的结果。
尽管疯癫、惩罚和知识型这三个主题迥异，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们同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并且彼此之间遥相呼应：正是在这个时刻，在《词与物》中，人进入到科学的视野中，即人既是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的客体。一种现代的知识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观念出现了，人道主义也就此出现了；那么，在此刻，惩罚就不得不变得更温和，欧洲野蛮的断头台就不得不退出舞台，更为人道的监狱诞生了；在此刻，对疯人的严酷禁闭也遭到了谴责，更为“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现了，疯癫不再被视作是需要惩罚的罪恶，而被看做是需要疗救的疾病；在此刻，无论是罪犯还是疯人，都重新被一种人道主义的目光所打量，同时也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所处置。因此，无论是对待疯癫还是对待罪犯，都不再是压制和消灭，而是改造和矫正。权力不是在抹去一种主体，而是创造出一种主体。对主体的考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方式，而福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主体置放于权力关系中。
但是，无论是权力对主体的塑造还是知识对主体的塑造，它们的历史经历都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行。在《疯癫与文明》中，人对疯癫的理解和处置不断地出现断裂：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同疯癫进行愉快的嬉戏；在古典时期，理性对疯癫进行谴责和禁闭；在现代时期，理性对疯癫进行治疗和感化。在《规训与惩罚》中，古典时期的惩罚是镇压和暴力，现代时期的惩罚是规训和矫正；古典时期的惩罚意象是断头台，现代时期的惩罚意象是环形监狱。在《词与物》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再现”，而现代知识型的标志是“人的诞生”。
三、道德塑造主体
福柯认为道德对人的建构的基础是自我技术，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是指：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改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在《性经验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关注自我》中，福柯讨论的就是从两方面讨论了古代的自我文化和自我技术。一方面，福柯将自我技术设定在性的领域。即古代人在性的领域是怎样自我支配的。另一方面，自我技术表现为自我关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福柯的塑造主体的模式：一种是真理塑造（人文科学将人同时建构为主体和客体）；一种是权力的塑造（排斥权力塑造出疯癫，规训权力塑造出犯人）；一种是伦理的塑造（也可以称为自我塑造，它既表现为古代社会的自我关注，也在古代的性快感的领域中得以实践）。后两种塑造都可以称为支配技术，一种是支配他人的技术，一种是支配自我的技术，“这种支配他人的技术与支配自我的技术之间的接触，我称之为治理术”。它的最早雏形无疑是牧师权力，经过基督教的过渡后转化为国家理性和自由主义，最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这就是福柯对现代主体谱系的考究。
【感受】本月阅读的主要是福柯的作品，加上之前看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三卷，我对福柯的思想有了一定认识，所以，本月的读书报告主要是对福柯的一个总结，但是由于本月是考试周和参加了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的培训，耽误了一定的时间，所以感到时间非常的紧迫，因此对其思想的总结也有不到之处，希望可以和大家多多交流。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19.11
【书单】
1.《国富论》（上册）
2.《国富论》（下册）
3．《性经验史》（《认知的意志》）
4.《性经验史》（《快感的享用》）
5．《性经验史》（《关注自我》）
6.《疯癫与文明》（在读）
《国富论》
本书在开篇的时候，斯密提出了各种问题，因此，对于这本书的总结，我就是以问题导向来做总结。具体问题如下：
一、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个阶级人民的顺序
斯密以分工为起点，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就要会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但是分工也让一个人劳动的生产物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就成为了商业社会。并且通过货币这种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进行相互交换。
货币交换货物是所遵循的法则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为了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亚当·斯密努力阐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什么？
亚当·斯密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货币的产生使商品的交换价值能够按照货币量计算。因为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所以，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实指商品的价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是指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真实价格是指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名义价格是指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同时，劳动也像商品一样可以说是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劳动者是穷是富，其劳动报酬是好是坏，与其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为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第二， 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是什么？
亚当·斯密指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有三个：劳动者的工资；利润；地租；且不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这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无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来自自己的资源，他的收入就一定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土地。
第三、有时商品的实际价格与自然价格不能相一致的原因
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有效需求者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竞争在需求者中间发生，价格上升程度的大小，要商品的缺失程度及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所引起的竞争激烈程度的大小。当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垄断者，垄断者使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价格，这样他们就能够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价出售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或者利润都大大超过了自然率，垄断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但是任何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虽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因为商人会缺失积极性，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
然而，自然价格本身随其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土地的自然率的变化而变动，但无论在什么社会，这种自然率都随着社会的贫富、进步、退步或者停止而变动。斯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详细说明了这些变动的原因。
第一， 劳动工资理论
斯密就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收入的源泉——“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并依照三种收入的归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的划分。这个理论为斯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提供了前提。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工资，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是足够其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得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赡养家室，传宗接代。而且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症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就是消费，当人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就没有了消费能力，因此只有当人们有充足的劳动报酬才有消费的能力，才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可以说明这句话）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症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症候。
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结果。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高工资地区的人活跃。因为劳动工资主要由两种办法计算：一是计时计算；二是计件计算，前者可以混日子，后者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劳动者的身体，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会付出更大的精力去工作。通常，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勉，因为独立的劳动者享有自身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而打工者必须与雇主分享生产物。
因而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即资本的增加，而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势必会妥当分配业务，使他们生产更多的产品，资本家会给工人提供最好的机械，当劳动者的人数越多时，他们的分工就会越精密，因为机械的发展，许多物品能用比从前少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量的减少就不只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增加】
第二， 资本利润
斯密把价值的源泉归结为一般社会劳动。他最早地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于剩余劳动，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他明确地提出了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是剩余价值生产、从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利润是“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仇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
斯密在把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利润，表述为劳动超过工资之上的余额以后，对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地租。
影响利润的因素：斯密指出：“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故而倾向于降低利润”。其思路是：资本增加——竞争激烈——利润下降。
第三， 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第一，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有尊卑而不同；第二，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第三，各种职业的劳动工资因业务安定不安定而不相同；第四，劳动工资因劳动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的大小而不相同；第五，各种这也的劳动工资随取得资格的可能性的大小而不相同。
上述的五种情况，虽使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均等，却不使劳动或资本不同用途所有实际上和想象上的利害的不均等，这些情况的性质使得一些用途上的金钱得利得到补偿，并使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钱得利有所低消。但是要使不同用途所有利害能有这样的均等，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亦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在那些地方及其附近为人所周知，而且确立很久；二是那些用途必须用在普遍状态，所谓自然状态；三是那些用途必须是使用者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
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均等：欧洲政策主要是依以下三种方式促成这样的不均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少于原来愿意加入这些职业的人数；第二，增加另一些职业上的竞争，使其超越自然的限度；第三，不让劳动者和资本自由活动，使他们不能由一些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
投在不同用途上的劳动和资本的不同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似乎不太受所属社会的贫富、进步或者退步停滞状态的影响。公共福利上这样的变革，虽然会影响这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归根到底对所有不同用途必有相同的影响，因此，不同用途上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必继续相同，至少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不会因为上述变革而变动。
第四， 地租理论
他指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代价或价格。资本主义土地不过是租地资本家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农产品价格超过预付资本家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
斯密对土地所有权在地租上的意义有明确的认识。他把地租看做所有权的单纯结果，认为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
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改良及耕作的扩大，可直接抬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产物，必然随全部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土地原生产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实价格的腾贵，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结果，接着，又是促进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原因。
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第一阶级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凡是促进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然会促进地主的利益，凡是伤害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然会伤害地主的利益。
第二阶级是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和社会利益相关。工资的高低与社会的富裕程度相关。
第三阶级是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他们的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的。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和以上两个阶级不同，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做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做打算，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
二、在“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一篇中，斯密主要说明的问题是：第一，资财的性质；第二，资财蓄积对各种资本的影响；第三，资本用途不同，其影响又是怎样的？
商人的资本不断以一个形态用出，以另一个形态收进，并且循环往复，以此获得其中的利润，这样的资本称为流动资本；用于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用来置备无须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叫做固定资本。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既是全体居民的资财，所以，亦自然分作三个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第一，留作目前消费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第二，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第三，流动资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要靠跟换主人而提供收入。
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变成的，而且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没有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不能提供任何收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有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使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不致匮乏，而且能够增加。为了补充社会上固定资本和供目前消费的资财，需要不断从流动资本中抽出大部分，所以流动资本亦须有不断的补充。这种增补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土地产物、矿山产物、渔业产物。这三个资源不断供给食料和材料。
资本的资财，一方面由所有者自己使用，另一方面贷与他人使用。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这四种投资方法，相互关系密切，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
资本的用途若能给国内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能做最大的积蓄，则国民资本大概就会迅速地增加起来，但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以国民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大小为转移。
三、政治经济学体系
斯密认为人类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即：第一，他认为专业化的分工实际上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革命行前提；第二，专业化的分工是建立在庞大的、自由的市场交易之上的，同时航海技术的发展极大的开拓了世界市场，在这种庞大的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了非常精细的分工，由此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他认为市场交易就像“看不见的手”，而国家的作用在于当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因此斯密认为国家只要当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市场就能够在利益的驱动下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也就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四、两个主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1、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提出的两个富国的两大手段——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又是奖励输入，阻抑输出。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往往被忽视，被压抑。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该加以注意。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者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标，而把生产者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此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对于本国某些生产物，在输出时发给奖励金，那亦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第一，不得不缴纳为支付奖励金所必要征收的赋税；第二，不得不缴纳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抬高所必然产生的更大的赋税。
2、重农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产物看做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但是从来没有被任何国家所采用，现在它只是在法国少数博学多能的学者的理论中存在着。这这种学说中，被称为生产性费用的有三种，地主的土地费用（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费用），农业家的原始费用（包括，农具、耕畜、种子以及农业家的家属、雇工和牲畜）和每年的费用（种子、农具的磨损以及农业家的雇工、耕畜和家属每年的维持费）。这一理论中把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的阶级，成为不生产阶级，是由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作者阶级维持与雇佣的。所以这也是这一学说最大的荒谬之处。
五、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本篇中提到：君主或国家的费用主要包括国防费、司法经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其中此项费用包括，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以及各年龄人民的教育经费）以及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并且这些费用都由社会一般利益而支出。它们有两个来源：一是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而与人民收入无何等关系的资源；二是人民的收入。公共资本和土地是君主或国家所特有的两项收入源泉，这既不适合用以支付也不够支付一个大的文明国家的必要费用，那么，这必要费用的大部分，就必须取给于这种或那种的税收，换言之，人民必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这种税收包括土地税、利润税包括，特定营业利润税、资本价值税、劳动工资税、人头税、消费品税。
《国富论》与《资本论》的异同点
一、不同点：
（一）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不同：
《国富论》比《资本论》早了90年。《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
1776年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欧洲都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国富论》，成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征服世界、建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力武器。
在这90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产阶级基本上实现了统治欧洲和称霸世界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占据主导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是老大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问题就暴露得更彻底了。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资本论》，就成为了一本反对资本主义的著作。
因此，这两本巨著实际上是从两个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国富论》是在它的上升期、革命期来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的统治时期、强盛时期，从它强盛的外表下分析它存在危机和矛盾。
（二）对资产阶级发展的作用不同
1.斯密的《国富论》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的作用是用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2.马克思的《资本论》看到是资本主义强盛的外表下，它所存在的危机和矛盾，它鼓励人们用无产阶级的武器，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
（二）所形成的理论不同
1．《国富论》是从分工到自由市场竞争的理论，形成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斯密认为人类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即：第一，他认为专业化的分工实际上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革命行前提；第二，专业化的分工是建立在庞大的、自由的市场交易之上的，同时航海技术的发展极大的开拓了世界市场，在这种庞大的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了非常精细的分工，由此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他认为市场交易就像“看不见的手”，而国家的作用在于当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因此斯密认为国家只要当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市场就能够在利益的驱动下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也就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资本论》是从商品到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揭露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三）斯密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上所站角度不同
1.斯密是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上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
2.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二、相同点
马克思的批判的吸收了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所以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与亚当·斯密是有相同点的。
1.亚当·斯密说商品的“自然价格”由人类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艰辛决定，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商品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
2.他们都认为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货币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3.供需关系会影响商品的价格；
4.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都会出现垄断价格；
5.劳动工资，斯密认为，劳动工资的最低标准至少须是足够其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得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赡养家室，传宗接代。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工资还应该包括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费用。
6.机器生产减少了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家可以从中得到更大的利润，但是资本家利用工资的欺骗性掩盖了劳动者被剥削的实质，而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向劳动者展现了自己被剥削的实质。这也印证了之前提出的斯密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站角度的不同，因为斯密是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上，所以他没有向劳动者揭示自己被剥削的实质，他的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上，向工人揭示其被剥削的实质，并鼓励工人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
7.马克思在斯密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概念上提出了资本的两种形态，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三、所思所想
由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联想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分配平等的经济运动形态。并且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在借鉴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上，加上了“看的见得手”，即国家的宏观调控。加之，斯大林时期将自由交易制度取消了，而专一的搞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指令来组织生产和统一分配，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在当时的冷战时期，美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体制（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市场交易），最终，苏联惨败，导致苏联解体，美国获得了冷战时期的胜利，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重新建立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苏联的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借鉴意义，即，应该在市场和计划两手抓，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长久发展的前景。
【感受】本月我主要读的是《国富论》的两卷和《性经验史》的三卷，但是对于福柯的经典著作还有未阅读的，所以对于《性经验史》的总结会与福柯的其他著作一起在下月总结，因此这个月的读书报告主要是《国富论》的思想以及《国富论》与《资本论》异同点以及从这二者思想中得到的一些感受。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19.10
【书单】《资本论》（一、二、三）
本月主要读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所读的内容作如下的整理。这只是我的一点认识，欢迎大家指正。
根据对《资本论》的理解，我将《资本论》体系结构笼统的归纳为：一个起点、一个基础、一条主线、三个过程。一个起点是商品，一个基础是劳动价值理论，一条主线是剩余价值及其规律的揭示，三个过程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一、一个起点——商品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中，关键点就是商品，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家之路就是商品经济。并且马克思开篇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以单个的商品为元素形态，所以，研究就必须从商品的分析开始。所以研究商品应该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起点。
二、一个基础——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的运行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包括以下内容：
1、劳动的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是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同时也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而价值是商品最本质的特征，是商品的特有属性。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的。具体劳动指人类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它创造商品的是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指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因此，为了衡量价值，我们就必须来界定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什么决定的。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劳动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马克思为了界定劳动量的衡量标准，又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即商品生产者付出的生产商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量，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劳动，技术含量低，复杂劳动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所从事的活动，技术含量高，可以将其简单的归化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上面已经提到过，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外化表现是商品；价值是体力与脑力的消耗，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了商品交换的基础，外化表现为货币，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货币的概念。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完结阶段。商品的价值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由简单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终发展到货币形式。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货币的出现，解决了商品与商品直接交换的困难，使物与物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变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极大的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也说过：一切的商品只有转换成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才能够得意解决，商品价值才能实现，即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拥有者。
2、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其基本内容和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形成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因而，价值规律就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来表现的。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商品的平均价格与价值是相一致的。并且价值规律具有以下三个作用：第一，他能够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第二，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自发地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但是自发调节又具有以下三个后果：第一，可能导致垄断的发生，阻碍技术进步；第二，可能引起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第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社会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配置，可能出现比例失调的现象，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一条主线——剩余价值及其规律的揭示
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得包含在商品当中的、以货币形态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由于剩余劳动是以货币价值这种一种等价物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资本家对它的追求是无限制的。这种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追逐，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之所以能够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得到一定的剩余价值，则是因为他在市场上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劳动力要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有两种：一种是劳动者是自由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即可以卖；一种是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的一无所有，即必须卖。劳动力商品的买卖过程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作为卖方出卖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给资本家，获得劳动力价值，即工资；资本家作为买方买得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而后让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支付工资给劳动者，但是工资是延期支付，这就体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一种欺骗性。
但是，与一般的商品不同，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并且能够创造出比自己的价值要多的价值。资本家正是因为买到了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使之与其他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具有比所花费的劳动力价值更多价值量的商品，从而获得了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只有通过不断地购买和使用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才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剩余价值。除此之外，剩余价值别无来源。正因为如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才转化为对生产过程的无限关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才由此而获得了无限扩张的基本动力。
资本家所能获取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主要取决于他所雇佣的工人的人数和他对工人剥削的程度。但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内资本数量的有限性，这决定了资本家在一定时间内所能雇佣的工人人数也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资本家总是设法通过提高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即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量。马克思将资本家用来提高对剥削程度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谓绝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生产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将劳动日绝对的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则是指在劳动日长度既定的情况下通过缩短生产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绝对延长工人劳动日长度来产生的，它只同劳动日的长度有关，不必通过生产技术和组织的变革就能取得。因此，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也“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但由于工人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受到工人生理条件的天然限制，因而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有一个绝对的终点，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更主要依靠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而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缩短即相对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加，则主要依赖于生产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不断地发生“彻底的革命”。所以，要取得相对剩余价值，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
当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获得到一定的剩余价值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了一定的资本。资本的本质是通过各种物品表现出来，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不变资本：所谓不变资本就是指以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原料、燃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它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其价值量不会大于它原有的价值量。即“物不增殖，也不减值，只会等量的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被资本家回收”。另一种是可变资本。所谓可变资本是指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再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创造的新的价值包括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和一定量的剩余价值。资本的两种形态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它表明，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而资本积累是指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其本质是资本家不断利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后果：即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现象产生的根源。
四、三个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1、资本的生产过程
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上面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2、资本的流通过程
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是：购买阶段是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由货币资本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本形态；生产阶段是工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生产剩余价值的阶段，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起决定性阶段；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发生价值增殖。售卖阶段是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卖出去，实现下一轮资本循环，卖不出去，即破产。
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是：货币资本是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其中生产资料包括工厂、机器原料、燃料是不变资本，劳动力属于可变资本，但是工厂和机器属于固定资本，一次投入，多次转移，多次回收，劳动力、原料和燃料属于流动资本，一次投入，一次转移，一次回收；生产资本：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相结合，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产品；商品资本：通过商品的销售，实现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3、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1）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而是以产业资本为研究对象，讨论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如何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利润关系着资本的生存，因而必然会引发各部门内企业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是争夺有利的生产和销售条件，导致的结果是个别价值向均衡价值趋近，并进一步导致社会均衡价值的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部门之间的竞争是争夺有利的投资场所，资本的转移和重组，导致的结果是各部门利润日益平均化，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因此，平均利润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全社会剩余价值在各部门的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所以，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被进一步的掩盖和歪曲。
并且，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前提。同时，在商品价值转化生产价格的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即商品的市场价格以生产价格为中心波动。需要注意的是：价值变动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格变动取决于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形成后，虽然部门竞争促使部门利润平均化，但是个别企业还是追求超额利润，因而资本家为了争夺超额利润还是会产生激烈的竞争。
（2）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主要阐明商业资本的作用和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规律，其中，商业资本就是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商业利润是从事商品经营所获得的利润，是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那里瓜分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由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
借贷资本和利息主要从借贷资本的特殊运动形式的分析中，揭示了利息的来源，分析了利息的本质；利息就其本质而言，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利润的一部分，体现了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也体现了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
地租理论认为地租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缴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公式进行批判，指出其形式、内容的错误，进而追溯其理论渊源，集大成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感想】因为从这两个月，打算将基本经济学的书籍看完，如，《资本论》，《货币哲学》，《国富论》，并且想对其做一个对比和总结，所以这个月开始看《资本论》，但是因为缺乏经济学的知识和思维方式，还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困难，但还是坚持在阅读，虽然获得的知识存在一定的欠缺，但是还是弥补了考研政治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空白，所以这个月的状态还可以，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19.9
【书单】
1.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2. 《时尚哲学》
3. 《社会学与哲学》
4. 《道德教育》
5. 《原始分类》
本月主要读的是涂尔干的书籍，所以回顾了之前所读涂尔干的其他书，并对涂尔干的思想做了一些总结，不是很完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具体内容如下：
涂尔干在其社会学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劳资冲突为代表）、精神危机（以自杀和悲观失望为代表）。他把现代社会各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的丧失，并且他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社会转型与失范。
涂尔干认为，“失范”被当时认为是当时社会各种危机最主要的根源之一，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危机，就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消除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得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涂尔干主要在他的社会学思想、宗教观、教育观中都有体现。
社会学思想
他认为消除危机的处方是职业群体与职业伦理的建设。涂尔干对现代工业社会各种危机的诊断与孔德的诊断如出一辙。涂尔干主要把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产生原因归结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的丧失。并且，和孔德一样，涂尔干也明确反对通过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资本家似然所有转变为社会共同所有的途径来消除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危机。
孔德曾经指出在现代社会重建社会秩序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重建人们之间的思想一致，二是加强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调节作用。这两条途径都是着眼于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整体层次上来实现社会整合。涂尔干不反对这类以社会整体层次为着眼点的整合措施，但他认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重建社会秩序，光有这样一些措施远远不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各个职业活动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内容，需要用一些各自特殊的职业伦理来加以规范。从而发展出了法人团体这一特殊群体，就现代社会而言，各种法人团体即职业群体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于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重建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
法人团体承担了确定本行业成员的道德行为规范、规范本行业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调节行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组织行业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公共生活等，使得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有序进行。
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危机解决方案的理论中，国家、个人和法人团体之间是一种相互辅助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即（1）国家借助法人团体这种中介力量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具体的管理和规范，又通过对法人团体的监督和节制来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这些法人团体的侵犯；（2）个人从法人团体哪里获得最直接的道德生活环境和生存意义，又从国家哪里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保障，但个人也必须接受法人团体和国家的规范各引导；（3）法人团体虽然受到国家的控制，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和调节。涂尔干认为，通过这种国家、个人和法人团体之间的相互辅助与相互制约，就可以促成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状态的实现，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现代社会在形成之初所产生的那些弊端和问题，使之不断地走向完善。
宗教观
涂尔干一直强调集体意识对于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而宗教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意识。宗教在其狭隘的意义上来讲是人类社会最初普遍采取的一种最为基本的集体意识形式，在其较广泛的意义上来将则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形态的社会都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的集体意识形式。集体意识对于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宗教的作用而发生的。因此，通过对宗教的起源和功能的分析，就能够帮助我们具体地去理解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得以不断维持和再生的真实基础和核心机制。
教育观
涂尔干探讨教育的视角是把教育当成一种社会事实，他的教育理论使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知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简言之，教育是年轻一代的社会化。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涂尔干的基本社会学理论是以社会团结为主线展开的。社会团结的基础是集体意识，而集体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道德。在涂尔干看来，初等教育的议题是围绕三方面展开的：首先是纪律精神；学校纪律是儿童能够感受到自身有限性的第一种限制，同时也可以培养儿童处于具体社会条件中的规范感，所以，纪律精神是对未来的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准备。其次是自制精神；自制精神的基础是儿童对群体生活的依恋，只有当儿童超出自身的狭隘范围，感受和意识到群体生活所提供的可能性和团结感，才能成为未来生活构建一种公共精神。最后是知性精神（也是最重要的要素）。知性的运用时儿童获得自主和自决精神的过程，具有启蒙的意涵，这种启蒙是使儿童在特定的界限内自由地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一种内化的社会态度。对涂尔干来说，这才是所谓“社会化”观念的基本要义。
评价
涂尔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涂尔干继承孔德的思路并将其做进一步的发挥，为现代社会学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主题，这就是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的强调和关注。涂尔干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注于如何在现代条件下重建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这一主题上。对于涂尔干来说，人始终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只有社会才能将人从动物提升为人，也只有在社会当中人才能够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社会本身的持续存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条件，自由也好、平等也好都必须以社会本身的存在为前提，也不能损害社会团体和社会秩序为条件。
其次，涂尔干在继承和发挥孔德思路遗产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现代社会学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察社会的视角。涂尔干把劳动分工状况所决定的功能关系视为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他从功能关系角度出发将现代社会理解为工业社会，侧重于从劳动分工的发展所引起的功能关系转型这个方面来对现代性进行描述、诊断和分析。这一从社会功能关系出发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做法，实际上也称为日后西方主流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视角。
再次，涂尔干依然是在继承和修正孔德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为现代社会学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地位。在涂尔干的努力下，社会学开始有了一套既有明显的学科特点又真正切实可行的实证性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强调要把社会现象真正当做客观事物来看待，要用社会现象本身来解释社会现象。这样一种方法论后来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学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才使社会学彻底地从对哲学、心理学或生物学的依附中摆脱出来，称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实证科学，从而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现代教育和学术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最后，涂尔干还通过对社会分工、自杀现象、宗教现象以及教育现象的具体研究，从经验研究方面为现代社会学提供了诸多经典性的研究范例，推动了相关领域中社会学研究的开展。比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一书中对劳动分工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转型过程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伦理社会学、劳动社会学、越轨社会学、社团研究等不同领域，因此，它在为社会学提供一个经典理论体系的同时，也推动了后面相关分支社会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但是，作为早期社会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人们的一些批评。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们批评涂尔干的社会学主题过于保守。任何社会现实都包括了整合和秩序的一面，也包括了冲突与变迁的一面。但是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并致力于探讨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与机制，而对于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却很少讨论。这体现了他思想保守的一面。
其次，人们批评涂尔干的社会学视角也有嫌片面。涂尔干把全部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或基础都归结为由劳动分工状况所决定的功能关系，并且他用劳动分工所引起的功能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包括社会解雇、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在内的全部社会形态的变化。
最后，人们批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主张过于极端。涂尔干主张要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加以对待，并且也只能用一种社会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将社会因素当作唯一的因素，而是，既不能忽视社会因素的作用，也不能由此把社会因素当作是对社会现象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而完全忽视或排斥其他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解释社会现象是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过程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感想】
这一个月，我主要看的是涂尔干的书，并对涂尔干的其他著作有一个回顾，因而这一次的报告主要是对涂尔干思想的一个小结，内容主要包括对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宗教观、教育观、方法论以及评价。虽然对涂尔干的总结还存在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在今后越来越多积累的过程中，再将其完善。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19.7
【书单】
1.《教育思想的演进》
2.《货币哲学》（一、二、三）
3.《发现社会之旅》
一、《教育思想的演进》
《教育思想的演进》是根据涂尔干1904—1905年在巴黎大学开设的“法国中等教育史”课程整理而成，它主要以法国教育发展为例子和线索，纵向分析法国教育观念和制度演变的历史进程，并集中刻画和分析了几组历史个案：加洛林文法时期的思想与制度革新、12世纪大学的诞生和教育的繁荣景象、文艺复兴时期与耶稣会时期、18世纪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发展。被史学界公认为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本书也是涂尔干的重要著作之一，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史学、教育学、观念史、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涂尔干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的，即历史的分析方法和“反思”的历史观。
涂尔干在同意开设这门课程的时候，就已经清楚的表明，他不打算效仿心理学家或道德学家的做法，用说教的方式来探讨教育问题。相反，他会阐述在情势与社会环境的压力下，这些问题是如何在事件发生的进程中出现的，究竟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获得了成功，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益。他的做法是以古鉴今。
涂尔干强调，通过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我们不仅将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顾过去本身，将那些我们很有必要予以认识的失去揭示出来，因为继承这些失误的正是我们自己。
涂尔干提出：不存在什么恒长不变的教育形式，昨日的教育形式不能搬到今天。因为各个体系都始终处在流变当中，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环节上，这些持续的变化都关系到一个单一的、固定的和具有限定的作用的参照点，也就是在相关环节上的社会条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同时摆脱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智慧也就由此开始滋生。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可以以此避免陷入传统教育实践非常容易诱发的那种过度的崇信，同时，人们开始感到，必要的创新不能简单的凭我们指望事情好上加好的想象，不经过观察分析就推断出来；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这些创新都必然与所有可以观察确定的条件维系在一起。并且要想真正理解任何一项教育主题，都必须把它放到机构发展的背景当中，放到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它属于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不需要再去研究在特定时间环节中的人，而应该尝试以他的整个发展过程为背景来考察他。我们不能局限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特定时代，相反，我们必须摆脱这个时代，从而摆脱我们自身，摆脱我们片面而偏颇的狭隘立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对教育史的研究才很重要，才是值得去做。我们发现不是要搞清楚当代的理念应该是什么，而是必须把自己移送到历史的时间刻度的另一端；我们必须努力理解与我们自己的时代相距最为遥远的教育思想体系，也就是欧洲文化最先肇发的那套教育思想体系。我们应该去研究它，描绘它，并且尽我们所能去说明它。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地追随它所历经的、与社会本身的变化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达到我们当前的处境。这必须是我们的终点，而不是我们的起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会避免屈从于兴盛一时的激情与偏向所产生的备受尊崇的影响，因为历史的考察将会赋予我们感受力，这种新获得的感受力将捕捉种种具有铜锭正当性的需要与必要性之间的差异，对这些激情与偏向构成制衡。这样的化，这个问题将不再会陷入武断的过度简化，而会接受一种客观冷静的考察，全面展现它的复杂性。
因此，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历史探究甚至会使我们有能力修正我们有关历史本身的观念。因为历史的研究不仅将会使我们有能力与我们自己的原则交流，而且会使我们时不时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发现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这些便是我们研究所要沿循的脉络。
2.“反思”的历史观
涂尔干赋予反思以连接现实和历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理论无非是对教育方面的事情尽可能地进行有条理的反思。并且反思正是循规蹈矩的天谴和宿敌，反思可以使习惯不至于变成固执、刻板、俨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反思可以维持习惯和生命力，使它保持灵活性和可塑性，从而有能力发生变化和演进，使自身适应情势和处境的变化。
二、货币哲学
《货币哲学》出版于1900年，是齐美尔的代表作之一。
一、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两大部分。分析卷从社会生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综合卷则综合考察货币对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
1.分析卷
分析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价值与货币”、“货币的物质性价值”、“目的序列中的货币”。
在“价值与货币”一章中，齐美尔从“价值”入手，他认为，价值产生于交换这一过程中，是双方互动过程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并且齐美尔指出，价值与主体对客体的需求是相一致的，在交换中，客体彼此相互表现其价值，也正是交换，使对象的价值被客观化。
在“货币的物质性价值”中，齐美尔提出，“货币自身是否或应否成为某种价值？”货币的双重本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它兼具实物与功能的双重本性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并且货币的功能才是其本质特征。所以，货币的双重本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分野越大，货币的功能化倾向越来越显著。因此，货币是因其功能获得价值，具有度量价值的功能，是价值纯粹表现，但本身并没有成为“价值物”，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符号特征。
在“目的序列中的货币”一章中，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充当了一种用于交换的手段，因为它可以与任何商品相交换，因而货币也就从一种手段变为极端的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一是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二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货币变成一种“绝对的目的”，体现了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货币过分倚重以至于变成一种扭曲的观念——“金钱是世界上永远的上帝”。
2.综合卷
综合卷包括三个部分：“个体自由”、“个人价值之货币等价物”、“生活风格”。
在“个体自由”一章中，齐美尔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个体自由是如何实现的？首先，他提出了自由的程度与义务并存。义务是绝对的，而义务程度的不同也就显示出自由的差异。其次，他认为在货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经济使依附关系减弱，对个体自由具有深远的意义。交换中，货币经济带来了一个新的自由与新的依附，越是依附一种客观化的体制，就是依附更多的人。主体越来越多地依靠劳动成果，越来越少地依靠在这些成果背后的个人。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不涉及个人的关系的载体，且是个体自由的载体”。最后，他认为个人的可换性是自由的根本条件。
在“个人价值之货币等价物”一章，齐美尔从“赔偿金”的问题入手。从罚金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货币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赔偿金”体现的是对个人的估价，由个人职务与地位、所属地区来决定赔偿的金额。但是宗教角度来看，人的价值是无法通过纯粹的数量化的货币尺度来对人进行衡量的，因为人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事物。 齐美尔提出，在那些所有可以通过金钱来买到的商品的范畴中，货币的作用是如此的明显，诸如卖淫行为、买卖婚姻、贿赂等都是通过强化了的个人化方式表现了货币的作用。比如：卖淫使货币对两性关系的意义移入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男人把所有的礼物送给妻子或者交付给娘家的时候，通常是采用实物的形式，也可能采用的是货币的形式，但是对那些婚外性关系的支付通常是以货币的形式支付。因为唯有货币性交易能够与卖淫现象的稍纵即逝的特点相联系，并且货币具有客观性，如同纯粹的工具一样，排除了任何情感上的联系。所以货币能够为卖淫服务，并且能够成为最合适的等价物。再如：在“买卖婚姻”中认为女人是有价值的，女人被当做一个单独的种类，一种非人化的客观事物。而把女人当做非人化的客观事物本身就是买卖婚姻最突出的标志。所以，货币实现了对所有具体价值保持极为冷漠的中立，以及完全抽象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已经成为了日渐丰富多彩的客观事物的等价物。接着齐美尔论述了自己的劳动货币理论，提出考察劳动本身是否确实是价值的问题。同时他评判社会主义的劳动理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要素，他认为应当宽泛地解释劳动的概念。
在“生活风格”一章，首先，齐美尔提出货币经济促进了理智功能的发展，从而使理性主义成为现在社会中行为的准则和思想特征。其次，他认为货币对生活风格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距离化；二是生活内容的节奏；三是生活内容的形式和秩序。最后，齐美尔用“货币”和“恒定与运动”这一对范畴来说明，货币只有在运动中才表现出其货币的意义。
二、货币的出现对个人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对个人的影响：首先，货币只是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因而，货币使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即所谓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也变得多样化；其次，货币使得人们发展出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最后，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在货币强有力的冲击，出现了“金钱至上”的观点。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当社会关系建立在以货币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契约关系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蕴涵的个性与情感因素就会慢慢地消失，而那些伦理和道德因素的作用也会因货币这种万能的等价物而日渐淡化；其次，货币使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在空间上以及精神上分离开来了，劳动产品成为了一种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存在物，人们劳动仅仅是为了谋生；最后，货币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目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货币出现之后，货币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人们的目标序列被大大的缩短了，一切的商品都可以通过货币来进行购买，因此人类的目标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对客观事物的追求转向了对货币的追求。货币成为了人类生活中唯一的追求目标。
总之，《货币哲学》贯穿了齐美尔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齐美尔认为，文化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疏远甚至异化，文化成为威胁人的力量，他对人类发展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现代文明虽然解放了个人，但社会未来仍会把人禁锢在社会的功能之中，现实客观世界的发展将以人的精神衰退为代价。
三、《发现社会之旅》
之前已经看过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主要思潮》两本书，并做了具体的介绍。本月再一次看《发现社会之旅》这本对西方社会学思想的评述一书，是想加深对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个全面了解，为之后阅读到社会学家的具体书目做一定的准备，因此对各位思想家具体思想的总结将在之后的阅读中加以总结。
【感想】
这个月的总体状态不是很好，本来按照自己的计划，暑假要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因为一些家庭特殊的原因没有选择去学校看书，加之奶奶生病住院需要人照顾，影响力看书的进度，但是好在读书的状态还在，完成了基本的要求。
这个月最深的感受就是读书学习真的需要在学校，家里总是有各种的事情影响着看书的状态和进度，所以明年暑假一定会呆在学校里看书。
韦力读书报告——2019年6月
书单
1.《社会学主要思潮》
2.《自杀论》
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4.《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5.《当代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主要思潮》
作者对社会学下的定义是：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并且作者认为现代社会学不仅源于十九世纪的历史社会理论，而且还有其他来源，即行政统计资料、调查报告和凭经验的调查。十九世纪的社会学标志着人类思考自身行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学时而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时而以一个总的实体作为研究主题，虽然它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但也表明社会学想与其他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知识，这种意愿虽然并不特别新颖，但由于它的坚决性而颇具特色。
《社会学主要思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创始人，包括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以及托克维尔的思想；二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包括涂尔干、帕累托以及韦伯的思想。
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作者简单评价了社会学创始人的思想，将他们分成了三个派别。
（1）第一派是人们所称的法国政治社会学学派，其创始人为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这一派社会学家不太拘泥于教条，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政治，但又不轻视社会基础，并且他们提出政治独立性的看法；（2）第二派是孔德派，本世纪初它影响着涂尔干，今天大概还影响着法国的社会学家。这一派轻视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而重视社会关系，重视全社会的统一性，把“协调一致”视为基本的观点。这一派不断做出分析，不断提出各种观点，努力恢复社会的整体性。（3）第三派为马克思派。这一派取得成就最大，它把用社会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进行的解释与向信徒们保证取得胜利的变革蓝图糅合在一起。
这三种社会学学派虽然在价值的选择和对历史看法上存在分歧，但都对现代社会都做了解释。孔德对他称之为工业社会的现代社会的赞赏几乎是毫无保留的。他告诉我们说这种社会是和平的社会、实证主义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学派则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不能带着个人好恶去观察的民主社会。而第三种学派，既有孔德学派对工业社会的热情，又对资本主义表示愤慨。这一派虽然对遥远的未来极为乐观，对近期的将来却心情忧郁，十分悲观，声称灾难、阶级斗争和战争会长期存在。换句话说，孔德派是乐观的，倾向于公正；政治派是谨慎的，略带怀疑主义的阴影；马克思派是空想的，倾向于认为灾难是最好不过的，而且不管怎样，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部分介绍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包括涂尔干、帕累托以及韦伯的思想。作者认为他们三人之间的思想有着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
相同性体现在：第一，这三人生活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同属于同一历史时代，他们都试图把握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认为社会正经历着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阶段。他们思考的基本问题是宗教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而且他们都有着成为学者的共同愿望。第二，他们三人都发现了孔德这样一个思想：只有共同的信念才能维系彼此间的一致。而当时的社会变革使宗教信仰受到损害，因此，他们都倾向于相信只有具备了能够使集体成员团结起来的共同信仰，社会才能保持其结构和维护其一致。第三，按照科学思想、社会稳定或协调一致的要求，这三位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或理性思想与感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对这三位来说，这一主题既是根本的，又是共同的。它阐明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某些思想，因此人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进行社会学解释时所采用的观点和在对人类行为的阐述中，他们同时都超越了行为主义、行为心理学以及纯经济动机。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社会是由集体信仰所维系的，这种信念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满足于对“外部”行为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对在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抽象。同样，他们三人都认为，承认宗教活动是左右所有团体秩序的主要活动。再次，他们三人既不接受对人类行为作自然主义的或外部唯物主义的解释，也不接受对这种行为作理性化的和经济方面的解释。
同时，作者认为他们的共同主题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或理性与感情的关系，但是他们又在很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作为社会学家，涂尔干看到了传统的宗教不能适应他所谓的科学精神的需求；其次，作为孔德的忠实信徒，他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协调的要求，他考虑到社会需要“协调一致”，而“协调一致”只能靠树立绝对的信仰才能形成。他从而断言，应该建立一种受科学精神启示的道德。而作者认为这一结论是他的天真想法，在作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产生于基于宗教之上的传统道德未曾代替。社会学应该用来奠定和重建那种科学精神所需要的道德。最后，他是法国人，因而他提出科学与宗教这一问题的方式肯定受到了十九世纪末法国知识界气氛的影响。涂尔干的《社会劳动分工论》、《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标志着他的思想路线，代表着他对协调这一基本主题看法变化的三个阶段。在《社会劳动分工论》里，他提出：现代社会要求职务和职业分得极细，怎样才能使分为无数专业的社会保持必要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协调一致”呢？在《自杀论》里，他通过分析一种被视为病理状态的现象，阐明了威胁现代社会的弊端：社会混乱。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他的宗旨是研究人类历史初期宗教秩序的基本特征，他不是从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中去猎奇，而是在最简单的社会里去探索人类社会的奥秘，借助原始社会的东西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变革的要求。
帕累托借鉴的是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主义致力于揭露社会戏剧中的伪善，找出真正促使人类行动起来的情感，把握构成历史变革结构的真实冲突，使人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有一个不带任何错觉的看法。）的传统，他的思想基础是承认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与人类行为的不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帕累托一心想要成为学者，他一再断言，唯有依靠实验逻辑法得出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而所有其他的，尤其是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方面的命题都是没有实际价值。但是，他对所谓宗教或者科学道德无休止地冷嘲热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决定人们行动的并不是科学。他说，社会只能靠感情来维系，而感情虽不是真实的，但却是有效的。在必要的“协调一致”感与揭示这种感情的非真实性的科学之间存在着矛盾。帕累托认为涂尔干所说的科学道德一点也不比基督教理中所说的道德更为科学。因为这种道德的主要错误在于它还没有成为科学道德时就自认为是科学的道德，且不说它还认为人类的行动有朝一日会由理性因素来决定。因而，他认为，在进行社会分析时严谨的科学性的要求与人们认为科学命题不足以团结人们的信念（因为任何社会的协调一致和秩序总是由极度的、低级的或高级的理性信仰维系的）之间存在着矛盾。
而韦伯这个德国人，既不像法国人涂尔干那样对科学道德寄予幻想，也不像意大利人帕累托那样以讽刺的口吻袒护传统观念或伪科学宗教，他生活于理性生活中，并以科学态度考虑这种社会的本质。他认为，人类生活中最有生命力或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在于人人依附于职业活动，而是由今天我们称之为“契约”的东西决定的。并且韦伯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或社会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着手，得以阐明。此外，韦伯的历史观既不是涂尔干的渐进观，也不是帕累托的周期观，他认为：现代社会有某些内在特征，这些特征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应当为人们所承认。可是，官僚化和理性化决定不了全部社会秩序，因而就为尊重人和自由或尊重专制主义这一双重可能性开了方便之门。
总之，他们三人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点在于，这三位所观察并承认的是欧洲形势的共同要素；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民族和知识背景，这种背景影响着各人选择的表达概念的方式。因此，他们的表达方式都带有个人的特色。
《自杀论》
涂尔干在开篇导论中即对“自杀”下了很明确的定义：凡由受害者本人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因此，“自杀”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成了作者眼里的分析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了由表及里的研究和探讨。
在给自杀现象下了定义之后，涂尔干撇开了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他承认自杀具有心理方面的先兆，这种先兆可以用心理学或心理病理学的术语来解释。但是他认为促成自杀的动力并非来自心理而是来自社会。因此《自杀论》研究的不是个体自杀的具体原因，而是影响社会自杀率的主要原因，及产生自杀倾向的主要原因。
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3类型：利己自杀、利他自杀和由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
（1）利己自杀是从自杀率与起合成作用的社会背景（宗教和家庭）之间的相互联系上来进行分析的，家庭是从婚姻和孩子状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他表明：自杀率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又因性别而异（男子的自杀率较女子为高）；并且自杀率还随着宗教而变化，自杀现象在新教徒中比在天主教徒中更为常见；同时婚姻本身对自杀率也存在影响。因此，涂尔干指出，利己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
（2）利他自杀产生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涂尔干以欧洲军队和寡妇为例说明利他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3）由社会混乱而引起的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是涂尔干最感兴趣的，因为它最富有现代社会的特征。这种由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反映了发生自杀的次数与经济周期各阶段间统计学上的相互关联。在混乱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涂尔干认为，欲望与满足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该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和手段之间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涂尔干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涂尔干强调自杀虽然是个人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造成的，造成自杀的起因不在于个人方面，而在于集体方面，它们是自杀的真正的或决定性的原由。
为了从对自杀的研究中得出实际的结论，涂尔干认为就应当弄清楚这一现象正常的或病理性的特征。涂尔干认为犯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正常现象，他认为在任何社会里，一定数量的犯罪行为是存在的，因此，如果人们联系到定期发生的一切，就会发现犯罪不是一种病态现象。同样，一定数量的自杀率也可以被看作是正常的。
涂尔干在书中也为防止和消除自杀提出了一些设想：第一，对自杀者实施惩罚，不给他的尸体下葬，剥夺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家庭的权利，没收其财产，以警告其效尤者；第二，对悲观主义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精神状态恢复正常；第三，改进教育，培养人们的坚强性格，增强信念；第四，发挥家庭的亲情作用；第五，最主要的是说恢复行会，建立不同职业的职业组织，使个人的使命与集体组织联系起来。总之，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探索自杀的原因和它的规律性，写出了这部论述自杀的著作，成为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这部著作对最简单、最原始的宗教制度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创立一种全面的宗教伦理。这种设想已经表明了涂尔干的一个思想，即在研究宗教原始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高级宗教理论是合乎情理而又是可能的。图腾制度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涂尔干认为，宗教的本质在于世界被分为在俗和离俗两种现象）。涂尔干在对图腾制度进行研究中所作的全部结论，都设想人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最基本形式的同时可以掌握社会现象的本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研究：第一是对澳洲某些部落里的氏族体系和图腾制度的描述及详细分析，还谈到了一些美洲部落；第二，是从澳大利亚图腾制度的研究中引出的一套宗教本质的理论；第三，从社会学角度概述了人类思想形式，即介绍了知识社会学。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导言、第一卷先导问题、第二卷基本信仰、第三卷主要仪式态度和结论。
在导言部分，涂尔干指出社会学的主旨并不仅仅在于了解和重建业已消逝的各种文明形式，相反，它所要解释的是能够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实的存在，即人。并且涂尔干明确地交代了本书的主旨，就是要研究实际上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分析这种宗教，并尝试做出解释。其次探讨思想和范畴的基本概念的起源，对知识理论进行重新阐释。
第一卷共有四章，分为（1）宗教现象和宗教的定义、（2）（3）基本宗教的主导概念、（4）作为基本宗教的图腾制度。这一卷主要明确了宗教的手工艺，接着批判了泛灵论与自然崇拜，并追述了图腾制度研究的简史。
第二卷基本信仰分为九章，阐述了图腾信仰和图腾信仰的起源以及灵魂、精灵和神的观念。涂尔干研究宗教的原始材料来自澳洲氏族社会的民族志。与以前的宗教学者不同，他注意到氏族与图腾膜拜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出发解析宗教，这是他研究中的鲜明特色。涂尔干认为，某种特定事物成为氏族的图腾并非出于该事物本身，他认为图腾只是一种符号，只是另外某种无形东西的有形表达，这种无形东西就是氏族本身。氏族对于个人而言是外在的，具有强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并不源自物质，而是因为其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而具有道德权力。
第三卷则探讨了三种主要的仪式态度——消极膜拜、积极膜拜和禳解仪式。在对仪式的讨论中，涂尔干把它们划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大类。消极的仪式主要指的是戒律；积极的仪式指的是宗教团体的仪式。作者分析了大量的仪式个案，指出了宗教力如何在宗教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功能是指一个社会现象在维系和巩固集体意识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这里社会现象的功能主要是就其社会意义而言的，不是针对社会成员个人的。这些功能所提供的不是人类生理所需要的或物质的需要，而是集体生活的需要。对涂尔干来说，集体生活和集体意识对人类的价值在于它能为人类提供思想道德文化体系，迫使其压抑动物本性，摆脱生物需要的决定论而成为社会的一员。
在结论部分，作者对之前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对导言以及正文中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主要分为宗教依据的经验、宗教的永恒要素、社会成为逻辑思维的根源、范畴表达社会事物等，作者对每一部分进行深入分析，并深层次地探讨了更多的内容。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分为六章：（1）什么是社会事实、（2）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3）关于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4）关于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5）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6）关于求证的准则。
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经典界定：“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并且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社会性（集体性）。
在“关于观察事实的准则”这一章，涂尔干认为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准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实物来考察。因为社会事实是科学的直接论据。他认为，“凡是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要求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因此社会事实是物。并且涂尔干更深入的论述了观察社会事实的主要准则，即把它们作为“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这一定理的亚定理。第一，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第二，从外部可观察到的共同的外在特征给社会事实下定义；第三，要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外在特征，排除个人的主观感受。
在“关于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这一章，涂尔干将社会现象的两种类型：（1）正常现象（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2）病态现象（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并且区分两者的准则是：第一，一个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进化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定种的社会里，对于出现在这一发展阶段的一定的社会类型来说是正常的；第二，指出现象的普遍性是与所研究的社会乐行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的，就可检验上述方法的结果；第三，当这个事实与尚未完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的社会种有关时，这个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
涂尔干强调，区分社会事实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必须确定社会种（社会类型），即只有把社会事实放在一定的社会种下考察的，才能确定它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并且划分社会中的意义使我们掌握能与那些事物本身不能提供的分类标准的观察联系起来的标准。划分社会种的方法：根据社会的结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以数量有限的类型代替数量无限的个体进行研究和做全面的分析。因此社会种可以划分为：简单的多环节社会、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双重合成的多环节社会。
在“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中，涂尔干认为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就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具体准则是：第一，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区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第二，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中之中去寻找。
在“关于求证的准则”中，涂尔干认为比较方法或间接的实验方法是社会学的求证方法，在各种比较方法中，共变法是社会学研究的最好手段。
《当代中国社会学》
《当代中国社会学》为孙本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为上篇和下篇，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于发展，中国社会学派及其特点，是对中国社会学自勃兴依赖学术研究成果与学科发展的一次系统总结。
作者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第一，就著作文献的数量：中国社会学在名义上始于1896年，但实际上介绍社会学的内容则在1902年，五四之后，社会学的译著增多；第二，就学校教育而言，社会学课程开始于1906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精简推广为一般大学课程，进而为专设学系，并由理论讲习到实地应用。老师和学生人数增加；第三，就学社组织而言，中国社会学界的组织开始与民国十一年，自民国十七年另行组织后，扩展至全国性组织。
在这一时期，作者看到了集中显著的发展趋势：第一，注重实地调查与研究；第二，注重本国资料的分析与引证；第三，注重名篇巨制的翻译；第四，重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第五，重视新学说的介绍；第六，重视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研究。
从上述各种趋势的看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根抵，不过还是很薄弱，如何扶植这已有的根抵使加速发育成长，作者认为有待于全国社会学者的分工合作，共同努力。
并且作者将今后所应从事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第一，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包括：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系统编著社会学基本用书；第二，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包括：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讨论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第三，社会学人才的训练。
【感想】从四月开始看书，已经是系统看书的第三个月了，了解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知识，并且对社会学思想有了逐渐深厚的探索欲，同时也发现了自己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了。虽然现在对有些思想理解的还不够透彻，但我相信当我积累更多知识的时候，就会更有感悟。下个月继续加油！
韦力读书报告——2019年5月
书单
1.《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
2.《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4.《规训与惩罚》
5.《社会科学方法论》
6.《社会学主要思潮》（在读）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
一、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广为人知的誓言是：他要为全新的世界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但他的论著并没有确立原则或揭示运动法则的系统方法，而只是传递面对时代变迁的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以探寻新的平等状况中自由的形式与命运。
托克维尔注重的“民主”主要是现代特有的一种基于身份平等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延伸到心理状态。他认为民主社会更加契合人性的需要，源自人性的自然情感冲破等级、习俗、传统的阻碍而成为光明正大的普遍风尚。民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份平等，身份平等的趋势使民众之间关系温和、认同增加因而产生真正的同情，而民主国家中平等的最重要内涵和最强大力量就是人心中激发起的平等激情。这种平等的激情的好处在于激励进取、完善自我、消解隔膜，为把公民团结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服务国家奠定精神基础。然而平等也会使人养成一些极具危害的习性。民主社会的命运正取决于人们能否以及如何截止和引导平等在人心中激发起的欲望和激情。托克维尔就此将重点转向平等时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焦虑与嫉妒。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和平等失去自由精神的庇护，也就和专制结成隐秘联盟。平等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紧密团结的共同纽带而使之相互隔膜，专制则在人们之间筑成壁垒而使之隔离。平等所助长的专制不仅体现为独裁者或国家专制机关。托克维尔还着力描述了他眼中会在未来越演越烈的“多数暴政”，并且当代各种政治制度显著体现在社会权利的单一性、普适性和全能型以及法制的统一性。
二、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前后有过一定的变化，但贯彻与马克思一生思想始终的基本思路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是现代社会里一切矛盾和危机的最终根源；要消除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和危机，就必须消灭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力图要以一种现代“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理论观点，并试图为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适用性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明。正由于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作为对早期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反应而出现的，它将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理解为全部社会关系中最核心、最本质或最基础的部分，始终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现代社会的财产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上。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以这种观念为指导，马克思致力于探讨早期自由主义社会体制形成的和变化的“经济基础”，试图从经济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中揭示早期自由主义社会体制各种矛盾和危机的产生根源及其解决之道。从这种角度出发，马克思把现代社会主要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描述和分析，也就主要表现为一套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和分析。在进入“成熟期”之后，马克思对现代性所做的全部分析主要是建立在被后人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样一套理论基础上的，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出申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套现成的理论教条，而是一种用来指导具体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将“现代社会”主要理解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机制及其后果的描述和分析就是他关于“现代社会”的描述和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勾画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1）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商品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由社会根据全体成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共同加以支配。（2）消费资料按照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进行分配；（3）商品经济以及与此相连的货币制度和市场体制也都将消失；（4）消灭了固定的劳动或职业分工；（5）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它需要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本阶级统治的暴力革命来完成。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是把捍卫被压迫群体的利益、推动被压迫群体的解放当作自己的终身使命。
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变迁理论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一直是现代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影响最强大和最广泛的一股社会思潮。（2）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只具有思想或学术方面的影响还深刻的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实际历史进程。（3）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不仅对19实际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形塑作用，而且还催生或引导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并且始终是这些国家的主导性话语。同时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争论：（1）如何看待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2）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当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问题，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3）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当中一些基本理论命题的理解；（4）“前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思想上关系的问题；（5）“五形态发展模式”的普遍有效性问题；（6）马克思从一般社会学理论出发对现代性所做的分析也常常是人们之间相互争论的一个焦点。
三、埃米尔•涂尔干
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人，涂尔干的观点总体上说是属于孔德一路的，他的《社会分工论》、《社会学研究方法》、《自杀论》奠定了他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奠定了涂尔干在发过学术界的地位。
涂尔干所说的危机包含：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并且他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社会转型与失范，而消除危机的处方就是职业群体与职业伦理的建设。涂尔干认为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探讨这一任务只要通过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完成。阐释和完善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是涂尔干为确立社会学这门学科所做的贡献之一。涂尔干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果集中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中。同时，《自杀论》是涂尔干运用自己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所阐述的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一个具有重要道德意涵的社会问题的典型范例，涂尔干对社会现实的道德关怀和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主张在这本书中得到近乎完美的结合。
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在于：（1）涂尔干继承孔德的思路并将其做进一步的发挥，为现代社会学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主题，这就是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的强调和关注。（2）为现代社会学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察的视角。（3）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为现代社会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地位。（4）涂尔干还通过对社会分工、自杀现象、宗教现象以及教育现象的具体研究，从经验研究方面为现代社会学提供了诸多经典性的研究范例，推动了相关领域中社会学研究的开展。当然对于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也存在一定的批评：（1）社会学主题过于保守，（2）社会学视角也有嫌片面；（3）社会学方法论主张过于极端；（4）人们对涂尔干在《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著作中所做的研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
四、马克斯•韦伯
韦伯把社会学设想成为一门探讨社会行动的综合性学科，他把分析的重心放在人类个体行动者上面，主要研究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类行动者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主观目的。这样的目的表现为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而按照韦伯的想法，这样的意义时可以被理解的。
理性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他正是从西方社会独有的理性化为视角和发展脉络，考察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西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政治社会学，韦伯就是以理性化为主线和分析视角去研究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旨是一致的。他考察的是理性化是如何渗透至政治领域，这种渗透又带来了怎样的问题。而韦伯的宗教思想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体现。
五、格澳尔格•齐美尔
齐美尔的思想路径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深受英法实证主义影响，这是他的认识论时期；中期受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探讨人类关于认知社会的知识与可能，试图解释社会冲突现象，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这是他思想的社会学时期；晚期深受伯格森和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这是他思想的形而上学时期。
齐美尔首先对社会学进行了定位，他反对孔德、斯宾塞等人将社会学看作是包罗万象的学科，认为社会学只是一种视角，应厘清社会学的边界，批判将一切问题归入社会学研究现象之中的泛社会学化倾向。并且，齐美尔试图调和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这两种争论已久的社会观，指出社会的本质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所以研究社会需要从研究社会互动这一角度切入，社会互动可以被不同学科进行各种总结和测量，但社会互动的形式却是社会学专有的研究对象。齐美尔还区分了社会学的三个问题领域，即普通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一、科尔曼的“理性行动”
理性行动理论（又称为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学派，它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它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动。这一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和社会经济学家贝克尔。科尔曼创建的理性行动理论在方法论上主要针对主流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他指出，对社会系统的解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整体方法论；另一种是个体方法论。他主张用个体方法论，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他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有三个主要目标：（1）提供一种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以此将社会科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结合起来；（2）建立各种数学模型，以说明社会系统中微观与宏观相互过渡的各种途径，从而以演绎性、形式性的理论预测和解释社会系统的行动。（3）深入、全面地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法人行动。
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主要在两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面。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是：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系统行动包括三方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法人行动。
在科尔曼看来，任何行动系统都是某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都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往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有制约作用。因此，对人的行动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偏好，另一个是结构制约（结构又分为：市场结构、权威结构、信任结构）。
科尔曼的理性贡献表现在与其理论目标相联系的三个方面：（1）提供了一种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社会行动理论；（2）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学科的成果，为建立一种分析性（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打下了基础；（3）开创了法人行动研究的新方向。科尔曼的理论局限在于：（1）缺乏与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对话；（2）某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操作方法还不完善，如利益和价值；（3）数学模型的不完善。尽管理性行动理论有局限，但是在未来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仍具有很大的潜力，是由于他的理论框架可容纳当前各种社会学理论的洞见。
二、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
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相对来说最久远也最深厚的理论传统之一。作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俑于孔德、斯宾塞的著作，经过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等人的明确阐发，最终由现代社会学家大师帕森斯等人集大成，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宏伟的“巨型理论”体系。
1985年亚历山大在《新功能主义》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他自己对“新功能主义”的重新解释。按照他的解释，“新功能主义传统”由六个特征构成：（1）功能主义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社会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一般图景，它认为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与开放的系统；（2）功能主义不仅关注结果欧而且关注行动，不仅关注新安东的时间性与手段性，而且也关注它的表意性与目的；（3）功能主义关注社会整合即社会控制的变异及过程；（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他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张力是变迁与控制的持续根源；（5）功能主义认为分化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6）功能主义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的独立性。亚历山大认为，“虽然功能主义上述六个特征的每一面都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线索相关，但是没有哪一种其他的理论传统可以认同与功能主义的上述特征”。就此而言，功能主义传统实际上比其他的社会学理论传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具有成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学理论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因而是当前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新综合的最合适的基础，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基础”。亚历山大的这些说法，明确地表达了新功能主义者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坚定信念。并且亚历山大认为，引进“新功能主义”这个词是为了强调继承性和内部批判者双重要素。
作者从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四个方面对西方新功能主义社会学一些最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新功能主义是一个较庞大的学术群体，并且由于新功能主义者们的努力，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空间被大大拓展了。
三、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学说的中心概念，并且是哈氏用来支持其理论的普遍性的主要论旨。
本章主要是通过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这本书介绍他的社会理论。他社会批判论的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他用以抗衡“科技理性”当道的方法是企图以“沟通理性”代替现时狭隘的“理性”概念。他的讨论是以批评“实证主义”做起点的，并且对实证论的批判主要针对两点：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
在一定程度上，他对实证论的批判可以还原为对“价值中立社会研究”的批评。在对实证论开展严厉批判之余，哈贝马斯尝试从正面的角度以其“共识真理论”做基础，去抗衡实证主义的验证程序和相应真理论，并希望以此构建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来理解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
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认知宇宙观的发展以及个人自我心态和意识上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指个人层面的理性化过程。他从沟通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循着一个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但是，个人的发展只能够在相应的社会脉络和系统下进行的。
对哈贝马斯来说，“沟通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虽然生活世界理性化是显示生活世界的结构转变，但这并不是说文化、社会和人格这三个结构的加多或减少，而是指此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三个层面的变动是显示理性化的进展。理性化的过程首先源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由此而导致或促生了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但最后却出现了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的情况，即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利侵蚀了。
哈贝马斯以批判传统的实证知识观做起点，发展出他的共识真理理论、普遍语用学和理想沟通情景，希望由此而建立一个普遍的规范基础，去理解、分析以及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并且他企图以人际间的真诚沟通代替以满足个人利益为主导的行为模式。
四、安东尼•吉登斯
结构化理论是一种建立在结构二重性基础上的理论，这是吉登斯探究个人的社会行动及其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论。
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重性，即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依赖于行动者的创造和再创造而具有其特定的规律性：即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其知识是反思性的和实践性的。因此，在进行行动时，行动者不仅有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但是行动者的知识又是不完全的，故而其行动总会遇到的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这就是社会结构，并进而导致一些"非预期的行动后果"，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成为前者。未被行动者认知的行动条件、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行动的理性化、行动背后的动机以及"非预期的行动后果"构成了吉登斯的"行动自我的分层模型"。吉登斯认为，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表现为这个模型，且都是以实践意识作为认知基础的。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行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采取适当的行动，测试和确认其行动所牵涉的规则。因而行动者采取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还包括社会行动所牵涉的资源——分配性资源和命令性资源，它们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资源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行动者改变周围既成事实的能力，表现在社会环境中，则是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然而，资源并非权力，只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规则和资源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行动者的资源影响着其对规则的测试和确认；另一方面，资源又非独立于行动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在行动中赋予其各种各样的意义，从而影响规则的建构。因此，行动便具备了意义的掌握与沟通，社会的认可与制裁以及资源的支配三种特性，且三者相互交织。资源也因此具有转换性与传递性，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而得到改变。
总之，吉登斯通过演绎他的结构化理论试图弥合社会学传统上的二元论，强调主观—客观，行动—结构，微观—宏观是相互包容的，具有二重性的，并提出了其建构的观点，做出了原创性的重大贡献。
五、乌尔里希•贝克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克因其对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而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独树一帜。在理论层面上，贝克将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及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建构主义的。换言之，他们既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述，又是解释社会现实的有利的思想武器。贝克用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等概念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为社会和政治的再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动摇了以往的传统假设和作为定论的深层文化基础，同时也对现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构成形成提出了质疑，并拓展了关于未来选择方向的可能性。正是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和概念中，那些看似可解释、可计算的行为的负面效应及后果才能被认识到。
从现实层面上，贝克针对全球化的后果提出了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批判理论。在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析中，贝克以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从政治上型塑全球化的世界社会作为其理论的归宿。他的世界社会的概念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超民族国家概念，他们都力图以对全球化市场的框架条件施加政治影响的方式来补充全球化市场，或解决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因此，尽管贝克看到了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但他对人类的未来仍坚持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并积极探寻走出困境的道路。
六、皮埃尔•布迪厄
在布迪厄看来，各种教条主义的二元困境之所以妨碍我们理解实践果冻，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客观结构与身体化的结构，也就是场域和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强调使用场域和惯习这两个概念就是为了和各种实体论的倾向决裂。因此，场域和惯习都是指一束关系。
用布迪厄的话说，惯习就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个体行动者只是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所以，惯习是“所有选择所依据的不被选择的原则”。
场域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一方面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彼此间的客观关系（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这些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这两个方面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内在性的外在化”。
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知识的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场域件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社会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布迪厄强调考虑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用他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通过场域和惯习这对概念，布迪厄阐明了他一再强调的结构的双重存在方式。
符号暴力是通过符号权力对社会行动者施加的一种支配行为， 布迪厄符号暴力所力图把握的问题，正是每一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种权力行为，布迪厄以男女两性支配为例，说明符号暴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的思想图示中，男性始终是处于支配及拥有主导地位的关系上，作为被支配者的妇女往往将这种思想图式普遍运用到世界中的万事万物，符号权力并未直接强制女性，但女性自身已经认同了这一思想图式。而现代社会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它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所谓的“传播式教育”；而是所谓的“家庭教育”；三是“制度化教育”。
七、诺伯特•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认为应该采取过程性的视角，理解总体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连续性与独特的结构特征，融会自然的维度与社会文化的维度，生理的维度与心智的维度。在这样的融会之中，人类的特殊性体现在生物进化史上第一次拥有如许的习得能力，使知识的增长无需生物性方面进一步的进化；而且，相较其他动物而言，人类的习得行为比重第一次超过了非习得(遗传天赋)的能力。正是这一点赋予人类极大的优越性，埃利亚斯称之为“符号解放”，即人类在为求得沟通而发出声音时，逐渐摆脱了大多天生信号的束缚，习得的形式逐渐固定下来，并慢慢占了上风。这样的素质使人类渐渐走上了符号动物的道路。人类越来越多地获得习得能力、综合能力，以及代际之间通过符号形式传承知识的能力,更好地与环境求得调适。
埃利亚斯同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社会压力的增强，认知的需求和能力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也反过来促使社会知识的存储逐渐脱离生物进化。同时，先天能力比重的下降也促使人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比其他动物学得更多。
埃利亚斯认为，不能把所谓的“本质”，即“自然”，看成无非是那些通过储存下来、被记忆住的经验形成的固定不变的人类特征。他通过对婴儿语言能力和情感激发的考察，指出一切属征的获得和发展都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综合。他尤其重视对情感的研究，认为任何成人的情感都不是纯然先天传承的固定反应模式，而是同时包含了生理、行为、感情等方面的属性。脸及其在人际交往间的核心地位，是埃利亚斯的分析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不可逆的生物进化与可逆的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
八、米歇尔•福柯
福柯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他的许多研究都是开创性的，激发了无数试图验证或批评他的见解的研究。他的著作中体现的许多思想也在各种政治运用中乃至社会实践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福柯生前，他与众不同的分析方式和观点就已经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中比较重要的争论涉及到如何理解福柯对真理的态度，权力与反抗的关系，以及福柯理论中的历史问题。从这几个方面的批评可以看出，许多学者没有真正地理解福柯思想的重要意义，徒劳地从福柯的具体经验分析中挖掘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或理论，而忽视了福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分析方式的意义。而福柯的真正价值在于他通过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探索了将社会分析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当前”之间的关联。
福柯认为他全部研究的三个轴心是：（1）我们自身与真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知识的主体；（2）“我们自身”与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通过行动影响他人的主体；（3）“我们自身”与伦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道德行动者。晚年，福柯也将他们称为“真理—权力—自我”的三角关系。因此福柯的全部著作都可以视为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把握西方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历史条件。不过福柯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本身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某些特有的“姿态”，所以他竭尽全力来克服某些不易察觉的思想界限对自己限制，福柯的著作正是他这一挣扎过程的体现。
九、让•布希亚
在后期的理论中，布希亚把当代社会看作是一个“模仿”的世界，另一个相关的主要概念是“引诱”。
布希亚将“模仿”这一概念形而上化了，实际上，他把模仿视作为人与世界以及世界本身的基本关系。按他的说法，模仿的是内容是历史的演进的，而当代社会更是一个由各种符号及其互相模仿所构成的世界。在布希亚的学说中，引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游移于象征秩序和模仿秩序之间，因而它的含义取决于它的语境，在当代社会中，引诱越来越失去其象征交换的特征而向模仿趋同了。布希亚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和使用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对当代社会的模仿秩序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在布希亚的有关讨论中，“引诱”概念先是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进而用它来说明当代社会的模仿秩序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从概念上说，模仿和引诱的关系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引诱与模仿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即无论是引诱还是模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被引诱、模仿者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引诱与模仿又有所不同。按照他对象征交换的规定，在引诱的仪式阶段和审美阶段还含有象征交换的因素，而进入政治阶段的引诱因为失去了象征交换的因素而变成了模仿。因此，引诱与模仿既相似又不同。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布希亚说，引诱与模仿的“奇怪的巧合表明了女性的模棱两可”：一方面它为模仿提供了基本证据，另一方面它包含了超越模仿的可能性。
十、齐格蒙特•鲍曼
他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
1987年是鲍曼理论的转折点，在同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鲍曼首次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共存的理论背景、分析视角和实践策略纳入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中。对鲍曼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理想类型，是把握西方社会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工具。鲍曼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个对立体本身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对立体中，鲍曼从后现代经验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由生成中的“后现代性”概念来确定“现代性”概念的内涵。
在对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鲍曼遵循了一种从现代性之外来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策略。鲍曼指出，尼采、弗洛伊德、齐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的共同特征是：（1）他们都相信现代性的“优越性”；（2）他们都把现代性看作一个过程性的语词；（3）他们都从“内部”看现代性。而鲍曼认为对现代性的审视应该站在现代性之外。鲍曼将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为“后现代性”，即它是指在思想氛围中的一种清晰明了的性质，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元文化”立场，一种对时代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认识到现代性已经完结。
在对现代性进行回溯式的反思和超越过程中，鲍曼确认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1）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2）知识与权力的共生是现代性的最显著特征；（3）时空的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
针对鲍曼对现代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鲍曼对现代性的分析建基于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之上，另一方面，鲍曼又始终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分析策略贯穿于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屠杀实践以及相爱社会结构转型等问题的分析中。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塞德曼认为鲍曼有建构“宏大叙事”的理论倾向。
鲍曼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在于：（1）鲍曼提供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有力的社会学分析；（2）鲍曼建构了独特的理论策略与分析范式；（3）鲍曼阐发了关于社会学的独特见解；（4）鲍曼的理论表现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额深切关怀。同时鲍曼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核心叙事与历史性的丧失；（2）阿基米德支点的悖论逻辑；（3）两难困境与概念的明晰性和逻辑的自洽性的缺乏；（4）人类是否能走出“系统的强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著述中影响中最为广泛的一部。在这本书中，韦伯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本质；二是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
该书的开始部分，讨论的是宗教派别和社会阶级。韦伯在当时许多欧洲国家的职业统计数据中发现：近代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经营领导者以及高级的熟练劳工，尤其是受了高深技术与商业训练的专门人员，多半是基督新教的教徒。于是韦伯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开始探讨，他认为：宗教派别似乎和经济的，尤其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有某种关联。在此基础上，韦伯将焦点放在不同的宗教派别是否会在心理上、精神上产生不同的作用，探讨的是这些作用与宗教的教义的关系。此处，韦伯又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是理想类型，目的是便于人们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现象。
韦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在强调透过一种诚实、有信用的方式去赚得财富，不但不是罪恶，而是一种美德。顺着韦伯的脉络探讨下去，就可以发现所谓这一套赚钱的伦理并不是不择手段，也不是无止境的贪婪，亦不是一种名利欲，而是教导人们如何透过仔细的、合理的计算去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以达到成功，这种获得经济上成功的步骤，韦怕认为与宗教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西方世界渐渐发展出一套“赚钱是美德”的观念，而且这套观念似乎对西方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透过合理性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管理方式和与此方式相配的观念对有效率的投资的作用。韦伯自己的看法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与加尔文教派有着特殊的关系，原因是加尔文教派在宗教改革中曾提出了“预定论”。这种预定论认为，任何人的得救与否，是上帝在他们的出生之前就选择并决定了的，上帝的选民是由上帝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劳绩都是上帝用来荣耀其自身的，并且在预定论的理论中，人们无法确定其自身是否能够得救。这样，加尔文教派就破除了任何个人可能去影响上帝的手段。
韦伯利用很多历史的文献不断地说明，这样的预定论虽然看起来很不合理，但是它的极端性表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相信它，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禁欲苦行，然后使得整个俗世的成功不再成为与宗教对立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派教徒一直在俗世中刻苦地工作,而他们累积的金钱又没有被随意挥霍,而是被用来不断拓展他们的事业的结果,而这又被用来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按照韦伯的观点,这样的心理机制经过几代人的传承,真的是与这种创造财富以及促进各行各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相亲和,或者说是导致了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的。
在说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时，韦伯还将它与那种传统主义的生活态度进行比较。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主义的生活态度恰恰相对立。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传统主义不断被克服的过程。而克服传统主义的关键即是使劳动本身成为目的，成为人的一种愿望，成为一种伦理责任，甚至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韦伯认为，“天职”体现的是宗教领袖马丁•路德的思想。这一思想成立整个新教的核心内容，这样就把个人在尘世的劳作和劳绩赋予了一种宗教的意义，从而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世俗生活神圣化了。显然，也只有在这时候，新教伦理才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而这正是韦伯想强调的。
韦伯认为，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起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当然这也是韦伯以理性化为分析视角考察西方社会中的宗教及其演进过程的一个结果。此后，韦伯在考察世界各大宗教与经济伦理之间相互关系的时候也是运用了同样的视角来做比较研究。
总之，韦伯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和意义深远的，他的理性化的分析视角和分析脉络使他的研究可以有足够的穿透力，尤其是在对西方宗教的研究方面。但是他对东方宗教的研究也受到了他的理性化视角的局限，这是因为东方文化毕竟与基于基督教的文化有着质的差别。而使用理性化这样的一以贯之的分析视角就容易导致对这种差别的忽视和漠视，从而导致结论的偏颇，这是我们在阅读韦伯宗教社会学著作是必须注意的。
《规训与惩罚》
在这本书当中，福柯将注意力倾注到了肉体身上，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了他对近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演变的考察和解读。
一、酷刑
本部分由“犯人的肉体”和“断头台的场面”两章组成。首先，福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处以酷刑的残忍场面，之后展示了列昂•福歇制定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作息时间表，由此体现了18-19世纪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整个惩罚体制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对肉体的酷刑消失了，而与之替代的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惩罚形式。而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为了镇压群众的暴乱，为了平息民众和加强惩罚，惩罚机制也不再重视于制造身体痛苦而选择剥夺精神自由这种看起来更“仁厚”的方式，权力对民众的控制也从肉体上升到思想。
二、惩罚
本部分由“普遍的惩罚”和“惩罚的温和方式”两章构成。18纪的改革者认为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只应该给予惩罚。因此他们对糟糕的权力体制展开强烈批判，并提出惩罚必须将“人道”作为“尺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这种混合体的本原，即君主的“至上权力”。这些改革和批判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分布更加合理：既不过于分散也不过于集中。此时惩戒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这种符号技术有以下六个主要原则：最少原则、充分想象原则、侧面效果原则、绝对确定原则、共同真理原则、详尽规定原则。在“温和的惩罚方式”中，由前文所述可知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确立一套障碍—符号体系。福柯还提到惩罚的符号技术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罪行与惩罚的对应；符号得到广泛传播对民众的深刻影响。最后，福柯描述了三种惩罚机制：君主制的、符号技术的以及强制制度的，而且历史最终走向了第三个。
三、规训
本部分由“驯顺的肉体”和“规训的手段”以及“全景敞视主义”三章构成。
福柯提出了“规训”一词，即利用惩罚的威慑与强制性对民众产生教育作用，使被操控者成为“驯服的肉体”。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即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即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以及“战术”，并且战术被认为是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
在“规训的手段”中主要介绍了纪律的实现方式，主要有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三种。
在“全景敞视主义”中，福柯以17世纪末颁布的一道命令，即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要采取严格的空间隔离、不断登记每家每户的人口情况、禁闭式的监视状态的建筑学形象，引出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把个人置于“观察”之下，是浸透了规训方法和检查程序的司法的延伸。这种建筑模式不仅起到监狱内规训—封锁的作用，而且建立了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
四、监狱
本部分由彻底而严厉的制度、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和 “监狱”构成。福柯强调监狱作为惩罚机制中的基本因素，标志着刑事司法由公开处决走向“人道”。并且他认为监狱是最清晰、最简单、最公平的刑罚，因为它是以时间来量化刑罚。随着理论的日渐成熟，监禁还得到进一步细化：刑事司法的相关对象是罪犯，而教养机构的相关对象是过失犯。监狱的某种目的是宣传，然而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监狱造成了过失犯，拘留甚至造成了累犯，监狱在发展过程中历经了成功与失败，但是一直监狱机制一直存留下来。在这种探索过程中，18世纪犯罪趋向于专业化，19世纪民众的非法活动进入一般的政治视野，明显地与社会斗争结合，而且不同形式和层次的违法行为开始相互沟通。统治者试图通过过失犯将同控制与利用它的资产阶级的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区分开，以构建民众非法活动的政治统一。福柯认为监狱最终形成的实践是梅特莱农场（1840.1.22），因为它是最极端的规训机构，是各种对行为进行强制的技术集大成的标本。梅特莱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之处在于它自己所承认的这种训练运作的特点，这种训练是与其他监督方式联系在一位，并以他们为基础，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惩罚艺术的起点。在刑事司法中，监狱把惩罚程序变为一种教养技术，促成了司法体制的改革。
《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主要选自《科学论文集》，本书由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三个部分组成，他们分别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是韦伯方法论著作的代表作。
韦伯批判德国的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击的权威在学术讲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和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在韦伯看来，大学教授不能任意的发表其价值判断，应该做到价值无涉（又称价值中立），是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探索和解释过程中，只陈述事实，而摒弃价值判断和个人的好恶，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因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管真假，而与对错、好恶无关。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标准。
【感想】
这是一个忙碌的一个月，各种毕业的事情很多，但还是坚持着在看书。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月已经进入了读书的这种状态，也很有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进步，虽然现在看书的效率不高，但是我会继续加油，提高效率。
下个月就是暑假了，时间就会更加充足一些，我打算做一份完整的读书计划，督促自己更好、更系统、效率更高的完成读书计划，积累更多的知识。
韦力读书报告——2019年4月
书单：
1. 《社会分工论》
2. 《学术与政治》
3. 《街角社会》
4. 《江村经济》
5. 《乡土中国》
6. 《规训与惩罚》（在读）
《社会分工论》
《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是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而提交的，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路的开山之作。他的社会学主义的基本立场：一切存在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涂尔干社会思想对今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他所确定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命题，更重要的是，它始终蕴涵着“必要的张力”，为人们思考他所切身感悟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并不像平常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恰恰相反，它总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和罅隙。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不是行云流水似的思想脉络，而是涂尔干始终在物质论与观念论、经验论与决定论、实证主义与唯理主义以及个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徘徊和犹疑，以及搅扰其中的阵阵苦痛。这是我们在走进其思想世界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到的问题。
在导言中，涂尔干说道：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情况，我们看到它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治、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职能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对科学和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分工已经不再仅仅植根于人类理智和意志的社会制度，而是生物学意义上普遍现象，是我们在有机体本质要素中必须有把握的条件。因此，社会劳动分工只不过是普遍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涂尔干将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考察劳动分工的功能，即与之相应的社会需要；（2）确定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3）考察反常形式的分工。
在看主要内容之前，我先查看了实证主义的相关内容。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它产生时间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孔德等提出，《实证哲学教程》是其形成的标志。它的基本特征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它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在通篇的论证里基本都采用先提出问题，再通过收集资料和实例来进行论证的方法。涂尔干往往为了论证一个观点，还会大量引用其他学科的数据，或者其他学科得出的结论。
在卷一（劳动分工的功能）中，涂尔干假定社会分工带来了某种社会团结，然后再通过过去寻找各种可以论证的资料和实例去证实自己的假设。
首先他提出了功能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指一种生命运动系统；二是指这些运动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相应的关系。因此，涂尔干认为要想了解劳动分工的功能，就必须去考察其相应的需要。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需要与那些具有道德属性的行为规范所对应的需要是否相同。
涂尔干提出分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1）产生道德影响：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在于这些功能之间紧密的结合（夫妻关系史就能为这种现象提供一个更为鲜明的例证）。（2）提高了生产率；（3）整合社会有机体，维护社会统一。
涂尔干认为，在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我们必须明确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团结在何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这种社会纽带与其他纽带进行比较，然后衡量它在整个社会影响中所占的比重。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对不同种类的社会团结进行分类，而社会团结本身是一种整体上道德现象，很难进行观察，所以要找到社会团结外在表现的标志，并化为可以观察的和测量的指标，他认为，这种看得见的符号就是法律。法律可以分为压制法和恢复法，分别对应的是“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社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种持续的解体过程,恰恰相反,人类越是进步,社会对自身与自身的统一性就越有深切的感受。这种感受非劳动分工莫属。机械团结最为强劲的反抗力是抵不上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凝聚力的,机械团结的运作范围也涵盖不了现代社会大多数的社会现象,这个明显的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团结的惟一趋向只能是有机团结。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高等社会的统一完全要靠分工来维持了。因此，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比机械团结更高级的一种社会团结的形式，是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团结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
涂尔干又为上述理论提供了另一证据：越是追溯历史，社会就会有越多的同质性，越是接近高等社会形态，劳动分工就越发达，法律形式的变化也是如此。
卷二，涂尔干主要阐述了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直接原因包括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间接原因包括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具体如下：
1.涂尔干提出，分工不断进步的前提是社会密度的不断增加，社会容量同社会密度一样，都对劳动分工产生了影响。一般而言，社会越是进步，它的容量就越大，劳动分工也越来越发达，但是劳动分工并没有随着社会容量的增大而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如果社会密度没有在同一时间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容量的增长也不能成为进入高等社会的标志。因此，一个社会如果包含了大量的环节，不论这些环节的性质如何，它都会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如果其中的最大环节还保留着低等社会类型，那么它的环节结构就会非常突出，它的社会组织也会滞步不前。比如：一个具有很大规模的氏族群落甚至在社会等级方面还比不上一个规模最小的组织社会，因为后者已经超越了群落尚未达到的进化阶段。同理，如果社会单位的数量能够对劳动分工产生某种影响，那不是其自身的必然性，而是因为随着个人数量的增加，社会关系的数量也增加了。当然，要想达到这一点，光靠个人数量的增加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结成非常亲密的关系，从而彼此发生作用。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受到了无法通透的环境的阻隔，就很难建立联系，就像人口数量很少的情况一样。因此，只有社会密度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程度上不断增加的时候，社会容量的增加才能促进劳动分工的发展。借此，我们就可以对以下前提做出预设：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
2.涂尔干又提出了两个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产生非确定性和遗传性。一是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的退化是因为社会的不断扩大，同时这也为个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集体意识逐渐产生非确定性，分工变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二是遗传性因素对社会分工产生的影响。因为分工与有机体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身心条件也是有关的。但涂尔干认为遗传性在进化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是因为当时有许多新的行为方式已经形成了，而且这种方式已经不再受它的影响了。
卷三涂尔干认为就正常情况而言，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但在某些时候，分工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究竟是什么因素迫使分工偏离了它自然发展方向。于是他将分工的反常形式划分为三种：一是失范的分工；二是强制的分工；三是缺乏协作的分工。
1.失范的分工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1）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2）劳资冲突。涂尔干认为产生这种失范现象的原因在于组织形式与各种新生的社会关系的不匹配。劳动分工凭借自己的特性可以产生一种分解作用，特别是它的专业化功能越强，这种作用就越充分。功能的分化是有用的和必须的，但统一性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统一性并不会自然而然的从分化过程中产生出来，因此要想实现和维持这种分化过程，社会有机体就必须形成一种特殊的功能，并且要有一个独立的器官来代替它，这个器官就是国家或政府。涂尔干强调分工首先是社会团结的根源，团结的作用不在于彻底根除竞争，而是在于调节竞争。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调节劳动分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竞争，从而实现有机团结。
2.强制的分工：这并不是分工带来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外部强制力量所带来的结果。这种分工是在外部环境不平等的强制条件下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基于自身优劣性而产生的自发性的分工形式。事实上，并没有或很少有完美的自发性分工，因为外部斗争条件总是不能到达绝对平等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去完成建立公正的使命。虽然有时候会觉得遥不可及,但那确实是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
3.缺乏协作的分工。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分散了本属于一个人的工作，这样每一份完整的工作就需要多个人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各个环节间的连接也需要协调统一。因此，就必须使工作量与个人的活力相匹配，从而保持个人的活力甚至激发更多的活力。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也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协作，只有这样，才能焕发社会整体的活力。
《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一书是韦伯分别在1917年和1919年所做的演讲，韦伯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为题，向动荡时期的德国的年轻一代阐述学术、政治作为志业的外在条件和内在要求。
一、以学术为业
在开篇，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样情况呢”？也就是说“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由此韦伯对比了美德两个国家大学的人事体制（具体如下），并提出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包括：听课者的多寡、课程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学者的素质。
韦伯呼吁要关注学术的内在志向，即专业化、热情（热情是灵感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工作（工作和热情结合，能够诱发想法的产生）、天赋、个性、理智化（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的一部分，理智化就是为世界除魅）、认可价值的多元性。
韦伯认为要想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但韦伯认为教师不应该是领袖，在讲台上他只能处于教师的位置，不能借此向学生兜售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意见，应该让学生学会“民主”的思考，成为一个能独立思考判断的人。因此教师越本着良知，他的这项成会越大。
二、以政治为业
韦伯是从政治团体（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的。从根本上说，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给近代国家下定义的，即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
韦伯提出支配权的类型有 “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传统的支配）、“超凡魅力”型的权威（优秀的统治者）以及法制三种。并提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生存，二者的区别说的是经济层面，即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
政治的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官吏，一类是“政治”官吏，这两类人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的区别却是十分明确的。（“政治”官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调动，他们可能被撤职，或者至少暂时停职。）
在“以政治为业的含义”中，韦伯提出：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格先决条件是热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是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感。前者追求华而不实的权力代表；后者使人不去追求实质性的目标，仅仅为了权力本身去享受权力。
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中，韦伯提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或“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韦伯主张强化责任伦理，淡化信念伦理，他认为，再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的时候，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但韦伯同时主张某种信念是一定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成就，也免不了被万物皆空的魔所吞噬。为了解决这种不可通融的矛盾，韦伯主张将伦理准则专业化，通过让政治去遵行自己的条例，使自己在处理政治方面不受伤害，同时使这门高贵的技艺得到极大的强化。在韦伯结论里，不难看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街角社会》
一、主要内容
本书正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编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第二编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以及第三编结论。由于要了解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所以在看正文之前，首先先看了附录一的内容，对整本书成书的过程有了一个了解。
怀特这次调查的地方是科纳维尔，这是波士顿北区的意大利贫民区，那里居住的几乎都是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对于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危险和令人忧虑的地区，但怀特认为科纳维尔的生活是有它的模式的。
开篇以“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街角青年）”与“奇克和他的俱乐部（男大学生）”中里各个人物以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为线索，然后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将内容扩散至这个街区，包括非法组织、警察局和社区的政治选举等，再进一步到更高层次的政治选举，最后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群体相互作用理论：街角帮的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长时间的经常交往，但因为群体成分固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群体结构就是这些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义务，这也就是群体内凝聚力的基础。
2．中间人概念：按照科纳维尔人的看法，社会是由大人物和小人物组成的，中间有人起着在他们之间架设桥梁的作用。广大科纳维尔人都是小人物，他们无法直接接近大人物，而必须有一个中间人来为他们提出要求。他们通过与这个中间人拉关系，通过为他效劳，从而使他对他们负有义务，来使他为他们求情。中间人对大人物来说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而大人物、中间人和小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人关系的等级制，其基础则是一系列的相互义务。
3. 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这说明了当地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组织的发展，也说明了人们对其种族和对意大利的忠诚。
二、个人感悟
我从这本书中最大的获得就是研究方法。怀特认为要想了解科纳维尔真实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科纳维尔去生活，并参加哪里的人们的活动，这种调查方法便是实地研究。这是一种通过实地考察搜集有关社会问题或现象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予以分析研究，以明了情况，弄清问题，提出调查结论和建议的研究方法。实地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自然性，它运用的是默默观察、循序渐进地访谈等手法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怀特在《街角社会》中充分运用了参与观察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这三种方法，从而总结了详实、完整而全面的资料。
同时，实地研究对研究者有着很高的要求，在制定研究计划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在进行调查中需要高度的敏感度以及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大的工作量对研究者的耐心、细心程度也是很大的考验，在研究后期，研究者对待繁杂的资料更需要强大的分析、整合能力。
因此，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江村经济》
一、背景
《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的写成并不是费老有益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偶然因素促成的。1935年费老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由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了该校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指导费老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因此他携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在养病休息期间，接受了家姐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加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费老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该系弗思博士看到了费老整理出来的有关江村的资料，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该系教授马林诺夫斯基从美国讲学返回英国决定直接指导编写这篇论文。并且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授费老赫胥黎奖章，这是这一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
二、主要内容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村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在这本书中，费老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这种研究将促进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第二章（调查区域）中费老系统的阐述了该社区组成的各要素以及选择该社区的原因。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中提到家、财产与继承以及亲属关系的扩展。在这几章中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如：婚姻、家产、继承、亲属关系。
在农村，儿女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安排的，并且出现了表亲婚姻、晚婚、童养媳的现象。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确认。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之后才开始有效。家中的儿媳妇也无权提出离婚，甚至婆婆可以在不征询儿子意愿的前提下提出休妻。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在婚姻中只是作为一个生育的工具，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并且父代的身份、财产也不是平等的传递给子女，财产由于是男性继承，因此男性要负责赡养老人，而女性在出嫁的时候能够的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嫁妆之外，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扮演者保证亲族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的角色。“家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家”的亲属关系的扩展，它的扩展主要是从父系亲属关系的扩展、母系亲属关系的扩展、名义上的收养（过继）、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四个方面扩展的。
第六章（户与村）：户与村是地域性纽带，邻近的人有共同的利益，会互助。在家庭事务上，如丧家，邻里有义务协助。在需要用钱，邻里之间可以不收利息地借助小额金额。
第七章（生活），主要讲述的是当时村民的衣、食、住、行、娱乐以及礼仪开支的情况。
从第八到十六章，进入了与经济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主题，主要围绕农业、商业分析描写。
第一，劳作时间和土地所有权直接影响到农业。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民阶级开始逐渐丧失土地所有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
第二，蚕丝业是这个村庄的第二大主要收入来源，生丝价格受到外界因素（战后世界经济萧条、家庭缫丝质量不均）的影响，世界市场扩大，我国丝的出口量下降，农民的丝收入减少，在此背景下，迫使人民接受对传统丝业的某些改革。于是，社会组织加入改革。培训养蚕的学校（女子蚕丝学校、技术学校）出现，通过村中领导人把知识引入到村中，应用到实际中。随着需求的扩大，合作工厂开始出现，资金却成了最大的阻碍，虽然通过合作工厂的形式吸引了村民的投资，但主要资金还是依赖政府信贷。工厂运作并不顺利，村民无法了解工厂运营情况，只能关心手上看得见的利润，所以很快就对工厂丧失了信心。虽然资金和知识都解决了，但真正造成困难的村民的价值观念和受教育程度，这限制了他们从农民变成工厂真正的管理者。
在这一过程中，值得庆幸的就是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工厂直接将工资发给妇女，她可以将她的一部分工资按照她自己的愿望去花费。因此，家中的经济关系就逐步的得到了改变。一个已婚的妇女可以将她收入的一部分留作她的急需。这种情况说明了单个家庭不断从家的复合群体中分化出来。挣钱的人从一家的成员中分离出来，对亲属关系也产生了实质的变化。儿媳从婆母处分离出来可以减少日常的争吵，但妻子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关系松散。孩子从母亲处分开，使家中的亲密关系发生新的安排，母亲喂奶的时间缩短了，当祖母的接过了母亲的责任，继续照看、抚养孩子。这也使婆媳之间发生了新的关系。因此说明了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着重新组合，并将随着工业的变迁得到调整。
第三，人们为了提高收入发展出了新的事业：养羊与贩卖。为了喂羊，就必须割草，家庭劳务中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割草的事情由孩子们担任，这样孩子的劳动与家庭经济结合起来了。
在整本书的最后，费老着重讲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而农民的主要开支又在土地的使用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不是紧缩农民的开支。因而费老再三重申，恢复农村企业才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措施。
三、思考
1.人口控制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当时人口控制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面积，预防贫穷。女孩带来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大量的溺女婴，现存的男女比例使大量贫困的男孩难以找到对象，因此两性比例的失衡也影响到了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这个问题在当今的社会中也出现了，目前男女比例的失衡使大量的男性在到了适婚年龄仍然没有对象，到如今这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2.教育问题。孩子主要是从自己的家庭中受到教育，男孩由自己的父亲实际指导，学习农业技术，并参加农业劳动，女孩则跟随母亲学习蚕丝技术、缝纫以及家务劳动。在人们为了增加收入而养羊的过程中又发展出来新的分工，即孩子们要负责割草，在人们眼里文化教育的价值，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村中现有的教育制度与总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基本如同虚设。虽然当今农村的教育有所发展，但是仍然与城市教育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也是非常值得解决的问题。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是费孝通先生收集40年代后期，根据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一课的教学内容而编辑成的一本小册子。这本书虽然只是由14篇文章组成，但是每一篇文章之间又很有逻辑。《乡土中国》不仅解开乡村社会的面纱，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而且从根本上探寻造成中国乡土性的原因，同时进一步举例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如何影响乡村人的行为，为认识和了解乡土社会提供了参考。当然，本书并不是孤立地阐述中国乡土社会，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比较中西方社会的区别、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和这些区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当我读完这本书后，对整体的章节有这样一个浅显的划分：（1）文化：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2）社会秩序：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别—礼法秩序—无讼；（3）权利：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1）文化
费老对乡村文化的介绍中提到一个“愚”字，然而不是说乡下人是愚蠢的。乡下人的“愚”，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费老说到，无论从空间格局，还是从时间格局上，乡下人都没有文字的需要。这话在今天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已经固化在乡村的人来说，这句话确实是正确的。他们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村生活，没有文化一样可以过活。
（2）社会秩序
在谈论到社会秩序中，费老首先提到的是体系，他认为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观念。并且他将西方的组织与中国的组织做出对比，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而中国的组织就像是仍在水中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由此费老认为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能力。
其次，费老提出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延。为此他提出了家族概念。在中国，为了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和名声，大义灭亲被视为是勇敢而正直的。这种家族亲属关系是纵向的，凝合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纪律。为了稳定社会关系，这纪律是排斥私情的，感情的淡漠是正常的，感情的激动通常被视为破坏力量。
再次，礼法秩序中费老提到了两种维护秩序的方法：礼治和法治。法治的意思是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其实就是“人依法而治”。但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来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但是，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除了官司不好打之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大，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都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3）权利
权力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四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的时势权力。费老强调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够追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个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并且当人类发现社会也可以计划，也就是说人类已经走出了乡土性的社会了。
[ 此贴被韦力读书报告在2020-05-26 14:3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