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琪的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社会转型必将伴随阵痛和风险，社会转型时，不仅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会进行改革和转变，而且人际关系也会发生调整与改变。韦伯撰写《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时间为1917-1919年间，而韦伯的祖国——德国于1918年一战战败，德国此时处于剧烈的变动中，政治上也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对现代性进行了诊断，《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将这一诊断应用到德国的政治局面中去。有人评价韦伯的这两篇演讲极具学院性，这与韦伯的教授身份和演讲的主要受众——学生有关。韦伯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路径，而是敦促学生青年去思考，直至今天这两篇演讲对于我们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引发我们深思和共鸣。
韦伯认为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祛魅的时代。时至今日也具有现实意义，“祛魅”在今天也被重新提起和应用，它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只是消解宗教和神秘因素，而是变得更加广泛，现在通常所说的对学历祛魅，对职业祛魅，这个“魅”在我看来是刻板印象中积极的部分。关于“祛魅”我想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读书报告中重点讨论。
这两篇演讲的架构相同，都是先讨论外在条件，也就是让学术和政治两种志业成为可能的制度方面的条件，然后讨论这两种志业对个人施加的要求。它们所处理的问题也相同：学术及政治能否成为⼀种志业；在祛魅后的状况下，对世界有所知和对世界采取⾏动之间的统⼀，是否能在学术中或在政治中实现。
首先，韦伯对“志业”进行了定义：惟有将事物在主观上把自己与它相联系，并以热情献身于此，方能称得上是一种“志业”。在我看来，志业是非常纯粹的，近乎于一种纯粹信仰，是发自内心的“天职”、“使命”，是主动的价值选择，哪怕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报偿，甚至要承受他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却还能心甘情愿地献身于此。这让我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家国大义，投身于革命，虽然我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二者存在本质差异，但是这种精神特质是相似的，革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是特殊历史时期某种意义上的“志业”，他们践行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非常现实地将德国年轻学者和美国年轻学者面对的处境进行了比较，二者相同的地方在于，最初都是从“私讲师”和“助理”的身份开始做起，属于是“编外人员”，薪水都很低，要等很多年才能拿到正式的职称，而且能不能升上去纯粹靠运气，韦伯将学者的晋升比作赌博，机运在里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甚至将学术生涯比作一场疯狂的冒险。韦伯也强调，学术的意义在于：在今天，学术是⼀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的，在于获得⾃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韦伯这番论述给有志献身于学术的青年学者做了一番警醒，在学术志业的精神价值和它所提供的物质报酬之间存在张力，青年学者在投身学术之前要认清自己的动机，要清醒地判断自己是真的热爱学术，还是想要获得世俗地位和收入，如果是后者，那么面对很大可能出现的长期低经济收入、高精力投入的局面感到失望和痛苦。放在今天，有部分是不适用的，中国现在有较为完善的学术制度保障和体系，虽然学者也面临“非升即走”的科研压力，但是基础的保障和韦伯时代的无保障的德国学者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良好的学术环境应该给予学者以保障，尽可能减少生存压力对学术研究的挤压，不能将以学术为志业就应该忍受艰苦的经济状态合理化，不能以学者的热情消磨和个人牺牲为代价。
其次，学问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今天的学者要是想在学术上做出一番成就，必须将自己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里，投入全部精力，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得到满足和成果。专业化促使了现代学术进步，它规范了形式和标准，但也提高了“以学术为志业”的门槛，学者要经过漫长的专业训练，积累专业知识，掌握研究范式和方法才能开启学术生涯。
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首先对政治和国家进行了概念的界定，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国家是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韦伯接下来论述了三种正当性支配类型，还提出心智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一对核心概念。
韦伯区分了“依赖政治而活”和“为了政治而活”，二者的根本分野是：是否将政治作为一个固定收入的来源。“依赖政治而活”就是将政治当做谋生的职业，很多人进入体制，仅仅追求稳定的生活、体面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也就是“铁饭碗”，没有内在的信仰信念的支撑，容易导致这部分群体出现“躺平”、“形式主义”，应付做事、不做实事和责任切割的现象，面对有风险、“吃力不讨好”或者没有政绩的事项就消极对待或者推诿逃避；而“为了政治而活”是那些真正愿意扎根基层，愿意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群体，虽然同样依靠岗位获取薪水来谋生，但是物质报偿只是附加条件，信念信仰才是行动指南，即使承担风险，没有回报甚至需要做出牺牲，也欣然承担政治责任。
政治与权力、公共秩序、人民群众深度链接，对想要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有着极其严苛的标准和要求。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条件有三，第一是热情，切事的热情，也就是对理想的热情献身；第二是责任感，即对目标的责任是自己行为的最终指针；第三是判断力，冷静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一种对人对事的距离。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心理意义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权力是一切政治必不可缺的工具，也是一切政治的动力来源之一。韦伯强调了虚荣的破坏力，它是一切切事的献身和一切距离的死敌，也就是说会严重削弱热情和判断力。它会异化志业政治家的动机，使其陶醉在虚幻的权力感之中。也就是说，志业政治家不仅需要具备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还需要时刻对抗虚荣的侵蚀。政治天然处于公共视野的中心，具有话语权、影响力，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公共议题，许多发表意见的人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想要获得点赞、流量；在政务工作中，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发源于虚荣，更别提那些玩弄权术、权钱交易的人群，不论政治生涯最开始他们的初心如何，后来完全被虚荣所侵蚀。
心智伦理和责任伦理是本文中十分重要的一组概念，韦伯通过基督徒的行为举例，依靠心智伦理行动的人，他们并不去考虑行为的代价和后果。秉持着责任伦理的人必须时刻保持冷静和清醒，他要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都会有代价和后果，他必须时刻权衡利弊，承担其行动带来的风险，对社会、人们群众负责。政治的意义不在于实现乌托邦，⽽在于以责任感⾯对每⼀个⾏动的后果。韦伯不仅将价值中立原则和责任伦理视作方法论或者伦理的原则，而且还当做人们意识上必须坚信的价值。以政治为志业的人，要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要忠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带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去行动。志业政治家应该警觉伦理的吊诡和吊诡压力下自己内在所可能发生的改变，这是需要他自己来负责的，要将心智伦理和责任伦理合起来，让二者互补相成，才能构成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百年后的今天，韦伯的论述依旧精准地戳中了公共领域的部分困境。在信息爆炸、舆论极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小石子投入湖面都有可能引起惊涛骇浪，这就要求志业政治家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时刻警觉，审慎考虑自己的政治行动，在保持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的同时，也要去对抗虚荣、惰性和傲慢的侵蚀。
面对较为低迷的现实氛围，韦伯在结尾做了振奋人心的鼓舞：“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这正如李世民《帝范·崇文》所述“得其上者得其中”。二者在不同时空、不同情境下彼此呼应，都揭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些理想主义又何妨，只要追求理想的同时能秉持责任伦理，只要有一往无旁顾的韧性和承受现实和料理现实的能力，就能在理想和现实间找到平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