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蕾-读书报告（更新至5.24）

「书单」
《社会学的想象力》

「读书感想」
       这本书一开篇米尔斯就点明了无论何种职业的人们，为了在快速发展的世界更好的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都需要一种心智，一种品质，这种品质是运用所能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理性分析，清楚的知道当前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清楚的知道当前自己面对何种情景，且自身困境与整个社会之间联系的能力。同样对于社会学家而言，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其需要具备的重要品质，使其区别于他人的重要能力。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我们在理解个人问题、个人人生时不仅从个体出发也要从结构出发，从社会中去理解，需要我们具备转换视角的能力，发觉个体困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看清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自身困境的产生原因，洞悉世界、社会与自身。至于应该如何去想象呢？米尔斯认为最要的是三点：直面时代、联系历史、基于体验。
接下来米尔斯对一些已经形成的社会学思想惯习进行了批判，比如他批判宏大理论过于宏观不务实，空洞的批判社会事实，晦涩难懂，不能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批判抽象经验主义囿于方法论，过于标准而失去了活力；批判社会科学的科层制发展路径，某些实证社会学家会将某一社会问题简单的分层而不将其置于统一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所在。学者对于研究问题的选定不再是自主的而是迎合他人的要求，服务于军事或政治等。
最后针对以社会学发展的倾向与趋势，米尔斯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几点展望，他强调首先要注重人的多样性，从古至今社会呈现的多样性，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都离不开人的多样性，也正是因为人的多样性，要求社会学的研究需要更广的涵盖面，需要更多样的参与，进行综合研究。其次要注重历史的贯通，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不能静止的片面的看待问题，需要用历史的、变迁的目光去分析，去溯源与探究。此外米尔斯还强调了理性与自由对于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在社会学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最后我想摘录在此书中我很喜欢一段“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已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这个教益往往会是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对于人的能力的这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但如今我们开始明白，所谓人性”的极端，其实天差地别，令人惊惧。我们开始明白，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话说回来，就算他是由社会塑造的，被其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



「读书感想」
涂尔干的这本《自杀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板块，他开篇首先对自杀进行了一个定义向人们介绍了什么是自杀，涂尔干定义自杀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的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且提出了自己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自杀率”。本书总体来说还是很通俗易理解的，通过大量的举例、对比、数据清晰的向我们表达了他想传达的观点，有些例子不得不说确实十分形象与准确，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是会有“确实如此”的感叹以及醍醐灌顶的感受，让我感受到了实证确实很有说服力与证明力。其次便是涂尔干对于自杀原因的分析，涂尔干认为自杀并非是完全个人的行为，在个人原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甚至可以说自杀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因素，由此涂尔干又引出了对于自杀类型的分类，他提出自杀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利己型自杀，涂尔干认为拉马丁笔下的拉斐尔就形象的说明着这种状态，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与动力，也就是当人们对生活感到迷惘、空虚、漫无目的且碌碌无为到极点时就会遁入这种与社会、社会生活脱轨的状态从而变成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时自杀就有可能会发生，“我周围一切事物的萎靡不振和我自身的萎靡不振非常合拍。一切事物的萎靡不振诱使我更加萎靡不振。我陷入了忧伤的深渊。”“在这种病态中，死亡就像令人愉快地消失在无限之中。”
二是利他型自杀，与第一种利己主义自杀的社会整合程度低，与社会联系不紧密而产生的自杀行为相反，利他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过度，与社会联系太过紧密，个人完全服从和依附于集体、社会从而丧失了自我，比如说一些受社会规范、风俗习惯而产生的殉葬、陪葬行为或祭祀等等，还有受文化或价值观而产生的自杀行为比如日本武士道的剖腹行为等等。除此以外受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利他型自杀行为也十分常见。三是示范型自杀，这类自杀行为往往是在社会失范、社会动荡、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在经济危机、或经济发展大爆发时，就会产生自杀率突然提高的现象，当人们对于欲望的控制，人们面临的规范和制约产生松动或混乱时，人们的欲望大涨可现实中却得不到相应的满足时所产的巨大落差感与挫败感会很大可能使人们产生自杀行为。随后涂尔干也对于自杀的预防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无论是政治集体还是宗教或家庭都无法真正预防自杀，相反的由有相同责任和义务，相同兴趣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们所组成的职业团体却可以。总的来说，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可以说我对于“自杀”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在颠覆了我的一些旧思想的同时也更新了一些新思想，由此我对“自杀”有了一些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也意识到了一些看似个体的行为却是更多的由社会性的因素决定的，其背后往往不只是个体因素在作用，社会因素在其中是及其重要的。在个体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我们不能只以某单一层面去看待和分析问题。




读书感想
书目：《现代戏与自我认同》
对于这本书我感触最深的地方在于吉登斯提出的三个元素: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脱域机制，现代制度的内在反身性。时空分离很好理解，就是说在现代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在媒体、交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以前内种“马车很慢，书信很远”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迎来的是信息、交通的全球化、即时化，你可以在地球一侧很快的了解到地球另一侧所发生的事情，互联网就是时空分离最好的体现，以往我们时间上的，距离上的差距、分离一下子得到了压缩，我们摆脱了时空的限制，这当然是好的，但同时当我们的之间的“时空插座”被接在一起时，我们之间的“电流”也开始流通了，某时某地发生的事情它所产生的后果及影响的辐射范围及其效果已然开始超乎我们的以往的认知，原本只是局限在某时某地范围内的事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无法确定的影响，就好像南美洲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所扇动的翅膀可能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一样。在晚期现代社会里，这种蝴蝶效应有没有可能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范围会越来越广？其次就是社会制度的脱域机制，这点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感触，因为我发现我本人就存在过度依赖与信任专家而对于情感有些忽视，以看病这件事为例，我对于医生，尤其是在医院上班的医生就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比如说家人复述医嘱，我就总会感觉不放心，一定要再去问一边医生；或者其实亲戚中就有在家行诊的医生，但我总是不太愿意去总感觉有些不放心，对于他给出的诊断结果抱有一些不确定总想要再去医院问问别的医生，但结果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因此我在读到这块的内容时就马上想起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因为对于专业和客观的过分渴望和强调使得我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情感的越来越缺失，吉登斯在书中说明这些种种会给现代人带来极大的压力产生“沉重的自我”，在这一点上我体会最深的地方在于“做攻略”，现代人做任何事情前都想要做攻略，去旅游需要做攻略，去吃饭需要做攻略，买东西需要做攻略等等，其实会发现当我们在做每件事时都尝试去找到一个最“科学”、最“权威”的做法或者依据时，我们往往在这个准备阶段就已经花费了很多心血，都在做事情前投入了更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现代社会面临的严重信任危机，在人们对自身、对周围的一切都抱有一种不信任、怀疑的态度时却偏偏对于专家、对科学持有确信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件应该让人感到害怕的事情。这让我联想到人们不能相信一切也不能怀疑一切，就像袁老师讲的那样如果我们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拒斥”一切，那么“拒斥”之后我们应该走向哪里呢？当我们的生活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用吉登斯的话说也就是当晚期现代社会充斥不确定性，充斥风险，当我们享受过“反身性”带来的好处后，也就迎来了现代的困境这时又应该怎么做呢？在这本书中可以说吉登斯给出了我们几点提示，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拥有很多选择且我们作出的选择不仅会影响我们个人，也会影响他人，甚至影响世界；同时要正确的认识科学，不能迷信科学同时也要意识到情感、伦理的重要性，信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读书感想《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断裂性的特征，其断裂性是指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制度具有不同于传统制度的独特性与开创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吉登斯认为，要想充分理解断裂性就必须首先清楚什么是现代性及其起源与后果。首先，断裂贯穿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每一次的技术飞跃或制度变革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断裂，但这种断裂不是吉登斯所想要讨论的，吉登斯重点讨论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一种特殊断裂，也就是脱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的现代性的断裂。吉登斯指出这种断裂从其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受到重视，其原因是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吉登斯强调只有跳脱出进化论的故事主线才能做到对现代性进行更清晰的讨论，并且要想充分的理解现代性的含义还要摆脱以往的各种社会学视角。
吉登斯首先提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他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吉登斯以时刻表为例来形象地说明了时-空分离与社会活动的再结合，一张火车的运行时刻表，实际上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他规定了火车在什么时间点应该到达什么地点，从而使得火车、乘客、货物三者可以复合的穿越时空的轨道。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之所以构成现代性的重要动力机制主要因为首先它是脱域的开端条件，其次时-空分离是使现代社会的个性特征及其组织合理化的作用机制，最后一些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性、传统性特征它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类模式，甚至赋予它一些全新的动力。现代性的第二种动力来源是脱域，所谓脱域，吉登斯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他又把脱域机制分为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他指出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且无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它有很多种类。专家系统则是一个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这些体系铺展着我们生活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广阔范围。这些体系影响着我们行动的各个方面，即使坐在家中，我们也在被卷入这种体系，我们所信任和依赖的体系。大多数人们不会日常在家中生活时却在时刻担心楼房会随时无征兆的倒塌，虽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能发生的，但我们出于对房屋建筑师等专家的信任并不会时刻处于这种“杞人忧天”的担惊受怕中，但需要注意的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予以信赖的是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即使这些知识我们也无法详尽地验证，但我们依旧相信其的可靠性。我们仿佛总在处于各种专家系统中，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我们都会抱着对专家专业知识的信赖而行动其中，因为这种信任避免了我们对生活处处的过度担忧，但同时也使自身深陷于冗杂的专家系统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体现出一种信任的态度。对于信任吉登斯给出的定义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第三种动力源是反思性，吉登斯提出从根本上来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它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当代一些被承认合理性的传统它可能是徒有其表的，可能只是以前发现的和现在证实了的恰好符合，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传统与习惯的惰性结合在一起，还在继续扮演着某种角色，这些传统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吉登斯提出在我们反思现代社会生活时，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也就是说原来的，确定的知识不存在了，对于各种知识和问题我们都应该思考的更加深入，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专业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生活，比如政府对于人口，离婚率，死亡率，就业率等等的统计计算，这种收集和汇总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反思性活动，其间还充斥着那些凭借它们社会科学才获得的每一项发现。
因为其实还没有读完整本书，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些对细微处思考的杂谈，在吉登斯谈到现代性带来的后果时，除了极权主义、核威胁、环境污染等等危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谈到的“麻木的感觉”，“现在，人们已经对存在着许多风险这个事实有了普遍的了解，这种麻木的概念也已经成了某种老生常谈：“老是倾听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这本身就有一种麻木的作用。由于它是如此地令人耳熟能详，于是成了一种我们姑妄听之的呼喊和祈祷。我们不断地与这些问题发生撞击，以至于它们本身也成了难以驾驭的背景的一部分”。第二点是，实际上前面提到的所有风险，包括核战争的风险本身，如按严格的可能性来做估价，都是有争议的。由于核战争并没有真正爆发，我们从来就不能肯定威胁是否真的“有效”；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核战争还没有爆发。除非它真的爆发，从而使所有的顾虑都再也没有意义了，否则，“核冬”的假设就永远存在。最后我还将回到这些问题，因为在对风险的直接经验和对风险的理解两个方面它们都极为重要”。这一点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本书，其中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是，现在许多电视节目中都存在一种“好....现在..”话术，就是说无论之前播音员谈论的是如何惨痛的新闻或播报，在“好...现在”之后你的情绪都会被进行转换和调动，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引导人们“冷漠”“淡漠”情绪的发展，可能会使人们对于灾难或者糟糕的事情变得司空见惯而无动于心。看电视节目时，情绪的割裂和恢复都会变得很快。这种话术的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90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就是说如果看书可能可以使人进行连续性的思考，但当人们观看电视时，连续性的思考并不会出现，或者说多种多样，切换快速的电视节目无法使人进行一个有系统的思考，人们观看节目的断裂导致人们思想的断裂，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看电视节目时大多数人是不会主动进行思考的，大家都是抱着想要被娱乐的心情进行观看，其看电视的目的并不是试图从中获得除了快乐以外的其他收获，（观感上的享受除外）人们不指望通过观看电视而获得自身素质或技能、思想上的提高，也不指望可以从大多数电视节目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中困境的办法。我想要说的是，吉登斯提出的“麻木”，它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以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可能并不比真正的灾难所产生的波动微弱多少。


《现代性与大屠杀》浅思
“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对于大屠杀，如果只是对其病症做判断，并以此来当作原因来接受这个事实，就会使其被低估、简单化并真正的被割裂开来，如果只能看到它的特殊性而看不到其暗藏的普遍性，意味着我们将有可能视而不见一些极端非理性行为中的重要因素，对这些行为作出错误的判断归因和片面的理解，并使其独自漂流在其独特性的海洋中渐行渐远，行为的独特性毋庸置疑，但不能孤立的认为它就是特殊的，特立独行的。社会学的使命之一就在于，使人更清楚的意识到每个社会事实是如何形成，作用的，对社会事实进行剖析、解密，祛魅，使人们可以更透彻的看待世界，给人以全面而联动的视角。因此作者在开篇也提到了，对于“大屠杀”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和解释让人感到诧异，如果仅仅按部就班的遵守正统社会学“手工作坊”式把握事实的方法来看待大屠杀，其研究结果只会呈现与假设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与事实真相之间的联系。“无知是可怕的，但无知自己的无知是更可怕的”。对问题理解的片面/错误是可怕的，不知道自己对问题理解片面/错误是更可怕的。“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大屠杀的惨剧必然是极度恐怖的，令人感到绝望和痛苦的。因为其过于惨绝人寰致使人们甚至可能不愿面对和回忆，人们一边警醒和铭记一边又不断提醒自己悲剧已经过去。但重要的是，人们是否真正意识到，大屠杀并非为一时的，人类发展历程上的短暂偏航，它不是我们所建设的文明社会的对立面，而更像是文明社会的阴暗面，因此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残忍无情的大屠杀，只是现代社会的另一幅面孔，是常态运行的，我们所熟悉和崇尚的社会的另一面，就像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一样，文明与野蛮同样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脱离和分割。费恩戈尔德的一段说明形象的解释了这个可怕的事实，他提出：”奥斯维辛“其实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现世的一个延伸，只是在这里，原材料是人，最终生产出的商品是死亡，人们每天都像货物一样被仔细的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单上，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将被焚烧躯体的浓烟排出，现代发达的交通网络运输着所需要的“原材料”，人们遭受的毒气侵害是现代科学所造出的产物，工程师们设计场所，管理者们设计高效运转的官僚制度，从这种意义上看，整个计划本身都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这一切实则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巨大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说，使大屠杀实行的各种因素、条件其实都是正常的——“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的内在的世界观等等。”这听起来也许既无情又冷酷但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在“最终解决”中，我们所崇尚的文明发展出的技术和知识契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因此，野蛮与文明并不是对立的，只是在我们宁静致远的生活的当下，野蛮被很好的管理和压制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重返舞台的可能。“创造和毁灭同时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书中，作者同时启发我们在对大屠杀进行社会学思考时，可以利用经典社会学们家思想的“另一面”，我们具有的这些悲痛的经验知识是他们所不具备的，但我们可以抓住机会以其启发性的思想来尝试洞悉他们那些朦胧感知到却无法确知的全部后果。如果你仔细想想大屠杀中德国的医学、化学等方面的技术专家，从他们的所做所为，或者说“罪行”中确实可以看出其变现出的价值内在主观性、科学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中立等观点。通过作者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官僚制度与大屠杀的紧密性联系，卡尔，斯莱纳尔提出的“从身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曲折道路”的概念中向我们说明了，大屠杀的这个最终形式，或者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明确的，它是在一个个相继的阶段中，针对各种状况，通过各种目标的选择和达成而一步步至此的。从隔离区到大屠杀，这中间的每一个阶段都体现着效率与成本的计算，针对每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各类专家、官员竭尽全力思索解决方案，可以说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在会议桌前一步步将对德国犹太人的侵害推上顶峰，从“没有犹太人的德国”到“没有犹太人的欧洲”，这个目标的扩大甚至是在人们无意识、未察觉的过程中形成了。同时，对于手段的选择，肉体消灭这种最高效可行的方式理所当然的被采用，整个过程只需要国家官僚体系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只需要详尽的计划，技术的应用，设备的生产调适，预算和所需资源的计算、确定等等来达成其目标，因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当然作者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大屠杀是由这种官僚体系或者其体现的工具理性而造成、决定的，这两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只是大屠杀的构思以及其发展、实施，其中不乏官僚制度环境的作用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