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消费主义与乡村前途

观察农村，可以有多种视角。

最常见的视角，是政治视角。三农问题，最早便是以政治问题的形式进入学者和政府的视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开始走下坡路，与八十年代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强烈的对照，农村趋于凋敝，终而至于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形成了如李昌平所言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悲惨景象。

农村会出现这种不景气的局面，有其历史必然性。贯穿中国近两百年历史的主题词是“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以现代化为主线展开。打造现代化国家需要无比巨大的资源，为此，国家只有通过内殖民和外殖民两种方式，在垂直方向上加深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以尽可能多的从社会上筹集资源，同时在水平方向上进行领土扩张，努力增加可能获取到的资源的绝对量。作为后发国家，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从落后走向现代化，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中国无法再通过外殖民的方式取得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于是对内殖民就成了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途径，农村就势必要“为现代化做贡献”，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晚清政权、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建立有效的从农村提取资源的有效机制，最终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其后的下沉到自然村落的基层政权等社会控制机制，保障了资源的提取，使得农村资源得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国家利用城乡二元体制从农村汲取大量的资源用于现代化建设，主要是城市建设、工业建设，而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却极少，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造成资源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农村的人力、财力、物力向城市输送，导致农村空心化、空壳化，终而至于凋敝；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倾斜，给与沿海地区很多优惠政策，允许其优先发展，以便“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些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借助市场，通过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等手段，从内地源源不断地抽血，形成了东部相对于中西部的高速增长，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得不到发展。国家通过农业税从农村提取资源，客观上给了乡镇基层政权和村一级上下其手从中谋利的机会，基层政权借农业税之机搭便车收费，乡镇和村“合谋”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合力榨取农民的血汗，共同折腾着农村。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造成了工业对农业的剥夺、城市对农村的殖民，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实际上造成了沿海对内地的剥夺和殖民，乡村利益共同体，实际上是本地政府对农村的剥夺、干部对农民的剥夺，农业、农村、农民深受其害，农民不堪忍受重负，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反抗。

农村的持续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抗争等，势必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自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揭示农村真实景象后，三农问题迅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持续多年的热议的结果是国家调整农村政策，先是进行农业税改革，从2006年开始又取消农业税，推行新农村建设战略，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村进行政策扶持。

我们可以看到，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首先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中央出台多项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稳定农村，“为中国的现代化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这一点，在贺雪峰教授的新著《乡村的前途》中也有所体现，他将农村视为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入高风险时期，通过各种可能的办法，保持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满意，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政治考虑之外，还有经济层面的考虑，这就是经济视角下的农村。在投资过热，出口拉动将近极限、经济进一步发展乏力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成了唯一选择，农村有众多的人口，这意味着广阔的市场和潜在的巨大的购买力，启动农村市场，让农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最佳途径，如何让九亿多农民把存在银行里的大量存款花掉，成了政府处心积虑思考的事情。从经济层面思考问题，进而提出农村政策建议的学者中，以林毅夫最为突出，对政府的影响也最大。

三农问题是作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进入学者和政府的视野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看法不少都是极具真知灼见的，对中央政府的农村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展的目标只有一个：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被逼出来的现代化，近代史上的耻辱让中国人刻骨铭心，“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中国人至今仍牢记不忘，以至国人普遍形成共识：唯有实现现代化，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有出头之日，“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加之客观上又有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榜样、参照和示范，作为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作为我们追赶的对象，因此，现代化也就打上了无比美好的光环，成了天堂，我们是如此向往现代化如此梦想实现现代化，以至于我们也就不去深究这个现代化之梦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真实图景，不去深究现代化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要现代化，对历史的痛苦记忆蒙蔽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甚至缺乏对事物应有的怀疑和警惕态度。我们不知道现代化是什么，但我们却都心向往之，以至近乎狂热，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尤盛，近三十年的对现代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现代性与现代化紧密相随，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界定和区分，学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现代化表示一种过程而现代性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状态，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有人认为，现代化是指经济等方面，而现代性则是指文化、思想和心理状态。不论是前者的过程结果之区分还是后者的社会变迁的不同层面的划分，都充分表明，现代化和现代性有着某种直接的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现代化对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代性可以简单看作一种状态，它是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指称和描述，“现代性”一词舶来中国的时间比“现代化”晚得多，许多人对之并不了解，但我们也已经开始熟悉消费主义、异化、极度的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词汇，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某一面向。

对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的一面看得最清楚的是齐美尓，他的《货币哲学》一书是极好的对消费主义的探究之作，人被消费主义的潮流裹挟着前进，人对货币的渴望以及为此的不择手段，货币在人的生活中的无孔不入导致了人的生活的去意义化，货币代替其他手段成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联结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货币本身只是一种达致美好生活的手段，是一座通往幸福生活的桥梁，但不期然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作为手段的货币反倒成了目的，追求幸福生活变成了追求对货币的占有，而货币本身就是去意义化的，它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意义上的交流，让人感到了心灵上的孤寂。

齐美尓从人的终极意义上来思考人生，其文字深刻且让人震撼，天性乐观的他相信货币是一座桥，而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桥上，终有一天会从货币给人带来的异化和消费主义的蒙蔽中觉醒，穿过这座桥，达致幸福生活的彼岸。齐美尓的这种无理据的乐观让人振奋之余也让人感到心虚。

马克思看到了人的异化，人被劳动而异化，在他看来，劳动原本应该是一种快乐，是人的一种处于本能或是心理的需要，它给人带来快乐，劳动的所获只是一种附加目的，而在资本主义之下，劳动却成为了一种谋生手段，不劳动者不得食，附加的目的反倒成了主要目的，谋生成了劳动的终极意义，无产阶级为了一日三顿的生计被束缚在机器上，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不是人驾驭劳动，而是劳动驾驭人，人完全被劳动所异化。

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一种需要的观点确实极具后现代色彩，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尽管他是反对乌托邦的，但马克思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又不够后现代，他为自己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所激荡，他所看到的异化是带有阶级色彩的异化，是无产阶级被劳动所异化，他无法看到的是作为资本家的对金钱的贪婪、对同样是作为人的自己同胞的残酷压榨其实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的表现不再肉体奴役，而在心灵的奴役。马克思无法看到这一点，或者说有时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例如他指出的资本主义家庭关系的金钱观化等等，但他的异化观和阶级划分法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导向革命和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妨碍了他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所以他无法超脱于阶级之上，精神上的异化是马克思所未重点和刻意关注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剥削也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改换了头面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人人都感染上了资本家似的异化病毒，为了钱拼命地工作，钱就是生命的意义，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本来意义，一切的努力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钱包里多出几张钞票，生命的意义一旦寄托在钱上，生命也就去意义化了，这种去意义化的生命是最致命的，在现代性之下，一切都很沉重，只有人最空虚，最微不足道，人处于一种无意义的失重状态，为了让生命变得有意义，让拼命地追求物质欲求，消费主义因此大肆滋长，但现实的物欲追求却又无法满足人对意义的渴求，消费主义、异化都是源于无意义，却又导向无意义，人陷入了无意义的漩涡之中，这一漩涡卷走了所有的厚重，只剩下人空洞的躯壳。

再来看看“极度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形成的市民社会确实是一种奇特的社会结合方式，个人主义具有内在的紧张性，其所包含的追求个人自由独立的成分是天然的分裂力量，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教会、政府对个人的强力压制和侵害，个人主义竟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推动公众为了个人自由和独立而团结起来对抗压制力量，在此之下，市民社会竟然得以形成，社会因而得以整合。因此，市民社会尽管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但其精神内核却是基于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市民社会产生了公共精神、集体感、荣誉感、归属感，使人体验到了作为集体而存在的个人的快乐和充实。

但一旦个人主义的目的达到，市民社会也就开始宣告终结。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就意味着市民社会开始消解，因为共同对抗侵害性压制性力量的任务已经逐步完成，个人自由和独立已经获得，是时候开始享受这收获的个人自由与独立了，而作为集体的市民社会本质上也是与教会、政府同样的压制力量，是与个人主义对立的，是个人自由和独立的障碍，既然市民社会的任务已经外接，目的已经达到，抛掉市民社会这碍事的外壳就是迟早的事情。市民社会的崩解加速了社会联结纽带的崩解，导致了社会的解体，社会学一直试图回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而现在，这一问题再次被热烈谈论，所不同的是，原来“社会可能”是不争的事实，而现在“社会还将可能吗”则成为困扰人们的问题，专家学者得给重构社会开药方了。哈贝马斯、普特南都在开药方，哈贝马斯开出了“交往行动理论”的方案，其用意在于鼓励人们通过交往行动实现价值和精神的重构，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考察的就是民主、自治比较好的地方，如何克服这种极度的恶性膨胀的个人主义达致政府善治的。其本意在于重构那种已经瓦解的公共精神；世界各国兴起复归宗教的风潮，其实都是解决社会重构和公共精神缺失的问题。

沉重、压抑、孤寂、人情冷漠、人的扭曲、公共精神的缺失、社会的解体、无公德心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描述。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并提出了后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补救。

之所以不惜笔墨的写现代性，我旨在揭示现代性的双刃剑效应，现代性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逐渐显现，网上虚拟社区，宠物乃至电子宠物等等都说明这一代人的情感之匮乏，这些新奇事物的背后，潜伏的是这个社会的病灶，折射出这个社会人情的冷漠。芙蓉姐姐、疯狂追星的杨丽娟，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病态，色情文化泛滥、豪华酒宴、大吃大喝等等都映射出许多人的精神空虚和道德沦丧，旷野窄门、门徒会、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猖獗，表明许多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很多地方的人们加入基督教并从中获得精神安慰。

这些现象不仅在城市、在中国农村也有体现。曹锦清教授考察黄河边上的农村，提出了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论断，这种解释区别于“农民合作成本”的经济学解释，是一种文化层面乃至社会心理学层面的解释，尽管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他确实指明了另外的解释路径，这是一种理解中国农民的新的视角。曹锦清教授从历史出发推演，可惜的是却没有反省今天的中国农民不合作与历史上的农民不合作有何不同，我想，今日中国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民，而是在现代性影响之下的农民，他们必定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贺雪峰教授指出了原子化的村庄，村庄原子化的起因恐怕还得从现代性说起，个人主义和村庄原子化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村庄关系的陌生化，人际关系的理性化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

目前学界对现代性研究的学者并不少见，但研究现代性对农村影响的学者并不多，一些学者研究了市场经济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冲击，但市场经济对农民社会心理、精神信仰的影响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确实，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许多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也无法仅仅依靠政策手段解决，很多问题有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纠结其中，例如老年人自杀、基督教发展、农民不合作、村庄的去意义化等，都无法从学者既有的研究中找到解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贺雪峰教授的《乡村的前途》一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接续了梁漱溟、晏阳初等的作为文化、价值、精神共同体的乡村内涵，从社会心理、精神、哲学层面思索中国乡村，又将现代性因素作为变量引入研究之中，考察在现代性困扰下处于转型期中的中国乡村的不适应症，为乡村的前途求解。他所提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使我们开始警觉到以文化问题、精神危机、社会心理问题等形式存在的三农问题的存在。他在书中提出新农村建设要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要关注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重视农民的主体生活体验、重视人际联系等，都是针对现代性产生的问题提出的极为中肯的、极具前瞻性的建议，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贺雪峰教授提出文化建设，希望重建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我想这其中原因除了有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独有的敏锐外，还在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乡土情怀，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落和精神痛苦。事实上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落和痛苦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民粹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都可以看作一种民粹主义）和草根情结可以看作是对此的集中表述，民粹主义和草根情结在中西方历史上一直频繁出现，当知识分子感到精神失落空虚时，往往就会转向社会的底层、草根阶层，雪球寻求精神慰藉（为何会这样还有待深思），而农村或乡村、田园牧歌在往往成为寄托精神的载体和意象，这个被他们所美化的、想象的文化和心理上的乡村是他们心中的美好精神家园，是一切美好之所在。当这种美好被现实所打破时，知识分子的焦虑和痛苦可想而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乡村不仅仅是农民的乡村，还是知识分子的乡村，是所有人的乡村，知识分子的这种痛苦是民族和文化处于危机之下的一个先兆，乡村的破坏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全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危机。

贺雪峰教授的这本书以《乡村的前途》为题，乡村的前途在哪里？政策层面的问题相对而言更容易解决，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和社会心理危机的三农问题，恐怕不是靠政策所能够解决的。乡村的前途在于我们能否防范并解决现代性的冲击所造成的人的心理、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无形的现代性比政治不公、市场冲击有更强的杀伤力，我们必须对此有足够的准备和警惕，现在很多人尚未看到现代性图景之中的可怖之处，这是最值得忧虑之处。这也是《乡村的前途》的价值所在，贺雪峰教授揭示了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和精神焦躁，从文化、价值、精神多重视角打量乡村，我感受到了一种切肤之痛。





2007．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