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佳格的读书报告（202305）

书单：《西方社会学理论》
          《学术与政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宗教》
      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家，其名声为国人所熟知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由于中国的社会学直接舶来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传统，代表人物有孔德、涂尔干，而韦伯从经济学进入社会学，侧重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去探讨对社会的理解；大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引入韦伯的思想，这和当时的社会学付出也有直接的关系。东方世界研究韦伯的高潮，在东亚“四小龙”腾飞之时，主要运用的就是韦伯——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思想。
      三十三岁开始，韦伯面对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打击，坚持于病魔作斗争，将一生献给了自己的学术事业，同时作为一名后备军人，他有着高度的荣誉感和见义勇为的骑士精神，愿意随时为国家荣誉和时代变革做出牺牲，虽年已上矣。回顾他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博学家，也是一位“政治教授”和卓越的大学老师；虽然对他的祖国——德国存在强烈的认同，但并不影响他对德国的民主和政党生活充满失望和鄙视。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演讲它们都有意降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对时下问题进行诊断，而是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中进行讨论，《政治》将《学术》中对近代性的诊断运用到分析德国的这种局面上，批评以埃斯纳为代表的处于信仰而不顾政策后果的人。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研究学术问题的前提是，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他从学者的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影响学者在学术生涯的外在条件。首先，在学术生涯起始上，德国的“私讲师”与美国的“助理”就有极大的不同；同时，德国的大学也逐渐走上美国大学的发展了路线，即“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这种官僚化的机构确实有技术上的优点，但会影响学者在学术生涯上的机运（机会运气）；当然，对学者的学术生涯产生影响的还有“教师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如果上课的学生少，同样是宣判这个学者的“死刑“。
      韦伯其次阐述了学者所应具备的内在先决条件，当代的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培训，才能算一个真正的学者；学问不是通过冰冷的计算和冷静的头脑就可以获得，它同样需要热情、灵感和想象力；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是应该具有不一样的“人格“的，即为具体的工作献身，发自内心的对学位献身；以上的先决条件在艺术领域也同样适用，但学术领域的工作，具有独特的“进步”过程（——人类理知化的过程），即超越前人的观点，满足时代要求（这也是学术工作的意义）。
      作为志业的政治是什么以及政治具有的意义，政治是自主领导的活动，也是一个国家的领导（政治团体）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也是在解决和分析问题时，涉及到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在一个政治团体里，行政的实质工具，或全部或部分由从属的行政官僚自行掌握，这就是按照“身份制”组织起来的团体。“志业政治家“在政治上的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出现”，在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他们为君主所用，他们一方面获得生计，一方面也获得理想的生命内容，他们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
        一个人以政治为为职业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个是“为了政治而活”（精神）(充足的收入），一个是“依赖政治而活”（物质），“为了”更容易把政治当作自己的生命所在，为所拥有的权力感到欣喜，为了获得内心的平衡或证明自己的价值；“依赖”的人把政治当作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一种是纯粹的“俸禄人”，一种是受薪的官吏。厘清“依赖”和“为了”之间的分野，有助于理解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与宗教改革有很大关系。17-19世纪西欧家族商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体系研究意味着什么，成为韦伯进行分析说明的焦点，他同样把追求利益的工商业看作研究的重点，但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现了系统的理性规划与纪律取向，将盈利与“官僚制”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也与高技术联系在一起，所谓“高技术”是能为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和新工艺技术上的一种发展动态。同时，韦伯也将研究的基本问题，转向了宗教和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文化和行动的。
      在论证结构上，韦伯在第一部分的“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中提出问题，即新教徒和资本主义兴起有什么联系，然后对“资本主义精神”和路德的“天职观”进行了临时描述，从而设定了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其一是确认宗教信仰与职业伦理间的“亲和性”；其二是宗教运动是如何影响物质文化及其方向，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某种内在的亲和性存在的话，应从其纯粹宗教的特性中去寻求。
      本书两个主题分别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是对贪婪的理性的、持续的抑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议制度，精于计算，把资本主义生产和流动过程，从而获得预期利润，一切也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主义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
      1905年《新教伦理》发表以后，韦伯的友人已经在研究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史了，为避免研究内容的重叠，韦伯转而探讨其他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国宗教中，韦伯以“理性化”为“把柄”，韦伯看来每个文明都有不同的理性内涵，每个文明都是在诸多因素作用下交融体现的，诸多因素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运作和伦理信念等。
      韦伯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家产官僚制，表现在中央集权、皇帝家族的绝对权威 和金字塔式的官僚结构，论证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正是证实了皇权的高度稳定；在论证中国城市的时候，韦伯只要是通过是与西欧对比，中国城市里的职业团体、行会对其中的成员的生活方式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中就包括对成员经济事务的垄断，长此以往形成个人毫条件的依存与商业行会，韦伯由此以为，可能是政府应为国家公务所需，由上而下强制性组织起来工商团体，并使之牢系某一职业；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展现出以下特征，原因在于宗教血缘组织势力和氏族的纽带从未断绝，宗教团体具有凝聚力和延续性。其次家产官僚制还使士人阶层成为了租税征收者，具有积聚财富的机会，从而形成政治性的财产聚积。韦伯认为，在中国社会存在儒家理性主义和巫术花园的泛神论倾向的对立，这种对立或这冲突也反映了民众和精英阶层的冲突。
      本月主要阅读了韦伯的几本经典，让我对宗教有了全新的认识，打破了之前对于宗教，包括西方基督教在内的刻板印象，计划之后继续阅读韦伯关于宗教的几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