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自由市场

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一书描述的是19世纪世界文明向工业时代过渡的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念各方面的转变，这个转变对于西方历史而言已久远，但是却和当下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转型异常相似：很多由市场引发的失业、经济萧条、股市下跌等问题迎面而来。如何理解以至于解决市场引发的危机成为当务之急。波兰尼的《大转型》分析的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却很好的预测了自由市场潜在的危害，并力荐社会保护性措施的开展，对理解今天的现实仍有积极意义。
自由主义把种种的灾难和困境归因于国家，国家的计划造成了集权国家的产生，限制了市场的功效的发挥与财富的增长，抑制了市场“无形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与利润，繁荣与增长切合了中国的特殊转型期。西学东渐漂泊来的新自由主义也坚持认为国家必须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政府应该退出经济领域，给市场带来足够的自发调节空间才能激发市场的潜力，一旦市场的力量释放出来，经济才会欣欣向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朦胧而晦涩的，其实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重点。市场是公平、效率、自由、平等诸多理念的化身，以自由市场来发展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成为自由主义的梦想，我们对市场带来的不断增长财富的渴望也使自由市场理论被不断“神话”。
对于这个神话的实现世界已经努力了很久，但是终究被各种问题困扰着，世界性的战争灾难和经济危机一次次打破这个梦想，我们也从未放弃。当我们正在努力的时候，不属于这个世纪的波兰尼却早已澄清：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波兰尼的断言虽然有点过火，但并不是空穴来风，是以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对自由市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无序深度思考的结果，他力图以自由市场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的灾难为依据打破这个神话。
破除自由市场的乌托邦就需要解释欧洲1815年到1914年的百年和平与繁荣，这也是自由主义引以为荣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市场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存在很多类似“欧洲协同体”这样的政治组织来维持秩序化解风险，但是实际起作用的是国家金融。国际金融以金本位制度为支撑，各私人商业群体与个人为了维持和平，在协同基础上建立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体系，通过货币的稳定性和国际间的互动形成共存的国际市场，以经济纽带和利益诱惑防止战争，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种朝向和平的努力却暗含着更大的动荡，获利作为主要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最大危险。各国为了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优势谋取利益，必须以强权保障，于是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扩展军力。然而在扩军同时他们却冠冕堂皇的说是为了维护和平，但是谁也不能够保证利益分配不公或压迫过度时会爆发战争。自由市场给了他们太多的理由，却也成了灾难的起源，如波兰尼所说：由市场的获利动机引发的机制影响力在历史上只有宗教狂热的大爆发可与之相比。宗教与神话的自由市场理念难以客观对待，疯狂的追捧就在所难免。在国际上市场的获利动机激发了国家的军备竞争，弱小国家备受欺凌，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一场积聚已久的矛盾即将爆发。
这些国家内部同样隐含着不可预测的风险，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往的互惠式的交换模式逐渐消失，作为主体的人逐渐成为商品，被在自由市场上推来搡去，作为自然环境的土地也在商品化，邻里关系与乡间风景在市场的侵蚀下被毁坏，河流被污染，社会逐渐原子化，作为道德层面的实体“人”正在消亡，货币成为连接人们的纽带，也成为社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社会正在被市场转换为“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这一切都在剥夺人类的“社会性”。这是一种真正的“战争状态”，这种战争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实际战斗中，而且更存在于自然状态中人人共知的那种战争意图中，这是一种普遍和持续不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总之，自然状态是没有法律、道德和文明的状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而残忍（霍布斯语）。市场逐渐吸纳社会，社会被嵌入到经济体系中，人正在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人们之间的利润竞争冲破了道德保护层，狂热而无限制的追求利润。随着自由市场的推进，维持穷人生存底线的斯品汉姆兰法令终止，灾难就要来临。
斯品汉姆兰法令是英国17世纪农业文明的道德标志，是社会公正的象征，无论穷人的实际工资是多少，都能保证他们得到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补贴，保障底层民众的“生存权”。然而由于土地等生产要素逐渐组织到市场体系下，剥夺了民众的土地，乡村的无产阶级顿时倍增，济贫法难以救济如此庞大的无产者，却又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保护性的“生存权”终久不能和竞争性的工资制度兼容，资本的积累与市场自由竞争需要的不是“分配公正”的海市蜃楼，不需要考虑社会公正所依据的品德之类的因素，需要的是市场中的优胜者。于是这个古老的制度在不能够适应机器时代后被无情的抛弃，一个任由人们自生自灭的劳动力市场付诸实践。道德在市场中被放弃、歪曲，也许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感觉物质商品才是最为真实的，没有什么比财富的无限增长更令人神往。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表面尊贵遮住了我们的眼球，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被遗忘，技术的进步和季节性的经济不景气造成大量的失业，随着财富的集中致使贫富差异巨大，贫穷成了社会性问题，危机即将来临。
波兰尼的感觉更为真实，因为百年以来，现代社会都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然而目前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正在被市场侵蚀，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措施之间的社会冲突加剧；另一方面劳工阶级日益贫困化，阶级斗争加剧并纠缠着紧张的结构性冲突使灾难紧跟而致。
果不其然世界性战争爆发，灾难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自由主义那里灾难有两种形式：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导致了世界战争，破坏了百年和平带来的经济繁荣。社会主义被当成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世界战争结束后法西斯的变种，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和政治集权模式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世界性灾难。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把结果当成了原因，法西斯的出现并不是地理、民族智力等原因造成，归根于自由市场对社会共同体的破坏，致使阶级关系不可调和，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被动员起来，导致社会保护运动超越了自由市场的结果。社会保护性运动的表现也有两种：德国出现了法西斯，以集权统治抗拒世界市场的侵蚀，然而法西斯的极权主义抛弃了社会，没有社会力量的控制走入了死胡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集体农场的合作方式取代自由市场。农业由于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利，加上战争的混乱与均被竞争必须建立自我保护机制，于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了自己自足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俄国在革命后并没有抛弃民众，而是积极以各种方式维持社会的整合，俄国道路给正在迷茫中的被殖民国家以希望。受俄国影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俄国道路表明自由市场的国际化已经被打破，国际资本主义的美梦一去不复返。
即使完全计划的社会主义崩溃后，世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延续自由市场的神话，我们虽远离了波兰尼所经受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起伏、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变更、历史性国家轰然倒塌，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这次混乱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里根所说的“市场的魔术”：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当前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化引发信贷危机时，市场这个“魔术棒”再次失灵，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冰岛由于钟情于“炒金融”把国家建成基金公司，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法国总统萨科齐说：目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意味着它强加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理念的失败，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这已经证明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各国政府开始进行宏观调控，积极通过减税，筹资救市等方式挽救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的神化在经历连续的动荡后再也难以延续，开始遭到各方质疑，国家逐步寻求保护性措施化解自由市场带来的灾难。
中国也没有免于自由市场的责难，1978年国家逐渐放开市场限制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都逐渐开始形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示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走向一个新阶段，这个时期对市场的放任，使其跨越了经济的疆界蔓延至整个社会的机体。市场像一杆能点石成金的魔杖，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迅速涌现出来；一向为商品匮乏所苦的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快速进入了相对过剩的时代。市场把个人打造成了追逐自身利益的独立个体，个人对利益的追逐使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偷工减料、制假造假等现象，上层阶级追逐利益的风险转嫁给个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人）。市场对社会的嵌入及对权力的侵蚀使生命也不再受到怜惜。山西“官煤”带走了多少底层民众的生民，虽说煤矿事故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近期“奶粉事件”却重创了社会的每一个人，因为它带走的是无知的新生命。我们现在是否应该责怪政府的管治过多影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么？自由市场认为任何的控制都是对自由的否定，由规制提供的公正、福利和自由被斥为奴隶的伪装。然而在自由主义那里大量的垄断组织已经排斥了自我标榜的“自由”理念，他们通过控制市场排斥异己，于是“控制”成为自由市场崇拜者谋取利益的手段。自由主义者很难自圆其说，他们“自由理念”只能给社会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只能使道德和信仰让位于对利益的追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已经席卷整个社会，在物质财富生产方面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股市涨跌、楼市消长等金融领域带来的巨大振荡也在各地出现，这印证了波兰尼的深刻见解。虽然波兰尼上个世纪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然而历史变化无常，直到现在我们才回忆起被自由市场抹去的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府的决策者逐渐认识到：市场虽然是必要的，但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的神话必须被打破。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加大投资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再分配弱化贫富分化，以各种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降低不安全因素，积极采取社会反向保护措施。在照顾效率的同时也没有丢弃公平，才能通过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一次次化解危机，没有使问题进一步蔓延。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在市场与社会的纠缠中驰骋了三十年，几经波折却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社会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政府仍然维持现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机制的调节杠杆化解市场风险，尽力维持社会公平，避免经济侵入到社会领域，保证社会伦理对市场力量的制衡。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说明对市场的偏爱使社会伦理关系有些失衡，国家也在努力调试两者关系，但是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的不是神话市场，而是社会性的市场，是改革三十年渐进式的发展经验。无须多说，波兰尼的《大转型》已给了我们警示，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有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