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3月
阅读书单：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路易斯·帕加内托《金融、研究、教育与增长》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佩第《赋税论》
本月的读书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和一本社会学著作，其中包括古典时期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赋税论》和《政治经济学概论》，一本关于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增长问题的书籍《金融、研究、教育与增长》，以及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这个月的阅读收获颇多，我了解了大量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原理、在阅读中着重地分析了大卫·李嘉图、佩第和萨伊对于经济学早期的劳动、商品价值和价值学说的探讨。同时联系当代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时代，我们该怎样看待经济增长问题，通过深入分析《金融、研究、教育与增长》一书，其中涉及到关于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设计合理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使我对于经济增长有了新的认识。最后，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关于戏剧分析和印象管理理论使我对人际沟通和社会交流产生了学术和系统的认知。下个月我将继续阅读经济学经典，认真读书，不断提高自己。
一 戈夫曼的戏剧分析
戈夫曼是一个及其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学家，他从大量的社会事实和人际交流中发现了人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戏剧场内”，人们在生活中所表现的自己其实不是真正的自己，也不可能表现出真正的自己，而是人们根据社会规则和交流样式使自己变成一个符合大众期待形象，以及社会中的人，不是随性的人。此时的人们便是生活在戏剧之中，而且是长期的且系统的，人们会不断变化着自己的形象以符合更多人更多场合的期待，同时这样的表现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套系统且稳定的规则，戈夫曼为了研究人们的戏剧状态，用了戏剧场合的前台、戏剧实现、理想化、表达控制的维持、误传、神秘化、真实与人为等。为了更加形象地表达人们的互动形式和生活角色，他认为戏剧分析来描述人际交往和沟通是恰当且标准的。
首先，可以说在戏剧中，剧本、舞台、表演者与观众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戈夫曼用戏剧来类比人生，那么对应地，在社会生活这个大舞台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组成因素；这里的剧本就是社会生活本身，表演者就是个体或群体，包括荣辱与共的同伴或相互竞争的对手；导演是决策者等等；观众，可以是周围真实存在并进入情境中的人，也可以是表演者想象中存在的人。
其中关于舞台的分析很有意义，舞台可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一种“集体表象”和“自身独立”的事实，即前台是随着抽象的定型的期望而变得惯常化，因而具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进而对演员要扮演的角色形成制约。后台是与前台相对的概念，是与表演场所相隔离的、观众不能进入的场所，处于呈现表演前台的末端。
戏剧理论承认社会对人存在制约作用，尤其是社会规范。在戏剧理论中的前台表演就受到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只有通过对一定社会规范、社会要求的认识、理解与认同，并将这些外在的限定、约束内化为个人的认知、意识来体现个人自身的存在，从而获得表演的成功。戈夫曼指出为了呈现理想化的表演，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要考虑他人的反应，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礼仪，有助于人们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能察言观色，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使人们间的交往和互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从而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现代人处于社会生活和在对他人表达面前时，常常会在他的行为中注入各种各样的符合社会规则的标识，但是一味地迎合别人的演示有时也会不成功，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滑稽可笑，愚弄大众。比如，一个试图显得很专注听讲的学生，两眼紧盯着老师，竖起耳朵，投入全部的精力用来扮演一专心听讲者的角色，结果什么也没有听见。所以，人们常常发现自己陷入了表达与行动的对峙困境之中，那些有时间和才能把某项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人，可能因为这种对峙，而没有时间和能力将其出色的工作表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一些组织便把这种戏剧化的功能正式委托以为专家来负责，这位专家会把他的时间完全用于对工作意义的戏剧化表达，更加使自己的表面工作做得漂亮，得到社会的支持。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
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英法两国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发展的重要条件，此时，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社会的政权，但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处于潜在状态，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作为研究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出发点而被提出和肯定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斗争服务的。同时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关于价值学说的讨论相比起资本论而言，它没有说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换成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以及没有体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
首先，论述佩第的《赋税论》一书中关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命题，佩第区别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这里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价值，政治价格是依照自然价格基础而计算的价格，而如果将这种政治价格以人为的共同标准银币来衡量，就可以得到人们所寻求的真正的市场价格。佩第在《赋税论》中写道劳动是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通过交换，实际上用商品中包含的比较量来确定商品的价值，以一个商品的等量劳动时间确定另一商品的价值量。同时他也说了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有反比例的关系，而劳动分工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的相应变化。我认为佩第关于社会劳动的形式价值的认识，为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学研究扩展了研究道路。
其次，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之作，它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土地贵族的斗争提供理论导向。大卫·李嘉图以劳动价值学说作为一切经济范畴的基础，探讨各经济范畴在什么情况下和这基础相符合或者相矛盾。李嘉图和斯密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交换价值，即交换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他的学说中强调交换价值不决定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或者没有用的价值。李嘉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商品的稀少性，另一个是生产它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在批判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时，李嘉图正是基于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原理。他认为价值一经形成，任其如何分割也不能影响它是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这个命题。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时也存在一个缺陷。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其实，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他认为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
结合之前阅读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认为目前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且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最初来源都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他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此期间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不成熟的部分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为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
三 当代全球经济增长问题
在阅读路易斯·帕加内托的《金融、研究、教育与增长》一书时，关于当今全球经济增长问题我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书实际上融合了在经济增长领域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论文，这本书的优势在于能够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分析经济增长问题，而非仅仅说明某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这个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实质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密切关系，说明了高效率的经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人力资本、创新、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是研究了各个国家教育与增长的关系。
在这本书中，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描述亚洲奇迹背后的因素探讨，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极为有意义。大家所熟知的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使自身从技术落后贫穷的经济体转变为相对现代化和富裕的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了较高生产力和收入较高的经济体，以往亚洲奇迹产生机制理论的解释都将投资放入了理论解释的中心。但是最新的研究亚洲奇迹中，对于大量的数据模型分析，发现并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包含着企业家、技术、教育以及出口多项综合因素的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资源匮乏地区，没有强有力的本国能源支持，想要按照传统模式从自身逐步走向工业化是十分困难的。作为资源短缺型国家和地区，他们的领导人就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从人力、教育、科技和技术性企业入手，降低发展的周期，摆脱对能源的强依赖，加大自身的科技建设。其中对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资和强有力的企业家精神都是关键因素，而且二者互补性很强。如果扩张人力资本的能力和意愿没有显著提高，那么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侵蚀。如果没有进取的企业家精神，那么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也会很低。当两者同时出现时，它们将共同使现代部门和经济组织加速发展，这将为迅速同化所必需的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提供了资金。
2019年3月-4月
本月书单：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洪堡：《论国家的作用》
本月阅读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包括了格拉斯·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以及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的书籍。《西方世界的兴起》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欧洲从中世纪的封建制是如何建立起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他的解释不同，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研究和探讨让人陷入新的思考中。总之这个月的阅读很有意义，收获了很多经济学视角对于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认识。我将持续阅读，不断加油。
一 《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决定论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回顾欧洲经济发展历程，
引导人们从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作者提出问题并简要地回答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在过去几个世纪冲破赤贫和饥饿的困扰，达到相对丰裕的生活质量，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的回答非常明确，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所在。
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地理区位因素，有学者将其归结为美洲白银的流入，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创新等。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得力于技术的进步。其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技术进步促使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进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也有文化决定论，马克思·韦伯是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明确提出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人们以合法致富为天职，倡导节俭克制的禁欲主义和重商精神是促使西方世界兴起的基础原因。这种资本主义精神通过宗教的教义、仪式深刻植入每个人的思想，并转化成为西方世界人们的行为指南。而诺斯提出制度决定论，他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随着西方世界贸易不断发展、市镇逐渐繁荣，一系列旨在发展商业、完善市场、保护财产安全的制度需求相应产生；随着船舶技术的进步和航海业的发展，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刺激了财富的渴求，产生了一系列旨在筹集资金、应对风险、实现财富增殖的制度需求。源自财产安全和财富增殖的制度需求，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国家运转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这促使国家鼓励扩大贸易和为其提供军事保护的制度供给。从制度均衡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当有效的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时，制度因素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当制度供给没有满足制度需求时，制度因素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经济增长就是“ 人均收人的长期增长”，其原因有两种: 一是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增加，二是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增加。当然，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产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形成一种激励效应。
比如，英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比较中，两国在进行资本积累后，本应该都走向合理的现代化之路，实现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却有着不同的表现，西班牙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落败，其原因有没能形成鼓励市场发展和促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的制度。缺乏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制，其经济组织普遍混乱、毫无秩序，政府随意改变商业运行条件，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孕育了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的制度，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有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规章。使得英国快速发展起来。
我认为以制度来解释西方世界的普遍兴起的结论似乎具有特殊性，只是独特历史情况的历史巧合，而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作者探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偶然的，制度也只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但不能将制度解释归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唯一原因，但是在复杂多元的综合条件下制度的解释也具有新的意义，制度在经济发展的保障和维护有十分重要意义，使我们认识到了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的重要作用，为我们开启了一个诠释经济增长的新视角。
二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基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为论述这三个部分，熊彼特分别提出了三个问题：“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社会主义与民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进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势。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确，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中，不断地有新的生产方式或者新的市场产生，而资金也就会渐渐地涌入新的市场，渐渐地去投资新的生产方式。这样就会产生生产部门的新旧更替，即：生产部门的创造性毁灭。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也会出现同样的新旧更替。新的产业不断地发展，旧的产业被替换，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这就是创新的力量，也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而熊彼特在之后的论述之中，认为资本主义是无法持续存活下去的。因为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活动。熊彼特认为一旦经济进步，就会使得一切都自动化，人的作用就日渐削弱甚至达到不再需要人的地步。这时的社会也就不再有投资机会，也没有企业家，这时候资本主义也就到达了尽头，自动地转变为了社会主义。但是在熊彼特的论述中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他只是从经济学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推理，虽然他的推理是比较严密和具有逻辑性的，但他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国民教育、政治等因素。而在现阶段来看，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经济的进步而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熊彼特的推论是否正确还是要等待时间对其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能够行得通吗？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无论是把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还是在社会组织方面，其核心都是中央集权制度。但是从他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界定中看，熊彼特不是一位站在政治国家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的，而是以经济学家的论述。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并不一定意味着财产的社会所有或国家所有，它不过是解决在大企业支配的经济背景下如何使国家产出最大化这一技术问题的方案。他不关心政治和权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不关心政治家和官员是如何组织社会管理的，而是集中在社会生产模式和经济组织的讨论，关心经济发展的最大化和持续化，所以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中央权威控制生产体系的制度模式。
第三个问题是回答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时，熊彼特指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存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我们在讨论民主时，可以先暂时搁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而是就事论事地对民主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进行讨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社会作出决定的意思和统治的意思由人民来完成。
民主要与社会主义相容，民主必须被界定为 “竞争性精英主义”，而不能是“古典的民主观”。熊彼特给民主下的定义具有严格程序化的特点:民主变成了一种方法。熊彼特把他的论点限制在整个民主过程的输入的方面或时刻，他希望从输入的民主达到输出的民主。我们可以把他的民主观称为程序民主论。程序民主论主张民主是一种过程或一种程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只有在这种过程或程序中才能实现。程序民主论强调参与民主，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不是这些法律、规章、制度的内容本身，而是产生这些法律、制度的程序。
实质民主论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中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充分的保障。实质民主论强调代议民主或宪政民主，认为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的依据主要是各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质民主，投票选举等公民参与过程则是程序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常常重视实质民主，而忽视程序民主。

越到最后越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