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典基础与知识更新：阅读古典四大家之后再读《疯癫与文明的感悟》

《疯癫与文明》算是二次阅读了，大三第一次看的时候对书中的“疯子”“愚人船”“幽闭岛”诸多概念都很新奇着迷，才刚开始建立起了一点“建构主义”的意识和逻辑概念。两年后再读一次，看到里面的社会需求结构塑造个体标签形象，有了些微的新收获。基于半年对前面古典四大家宏观社会学理论文本的阅读似乎基本能够构建一个社会学世界观。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身处这个世界的我们又是什么样的个体，也可以说在当下的主体（社会/个体）究竟是怎样的。孟德斯鸠用历史和比较阐述当下，以过去罗马辉煌与衰落原因分析和不同政治组织对比解释十八世纪面临的现实危机；马克思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经济与阶级不平等论述现有的人的发展的不充分；涂尔干对个体身处社会当中的预设和集体“共产主义”观点说明的当下是受集体团结和实现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韦伯用了很多理想类型，包括权威、宗教、资本主义、组织、官僚、城市等概念说明当下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齐美尔把当下概念分析放在了人的现实性方面，认为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碎片化的生命体验和现实性，任何宗教的、经济的（货币的）、社会的宏观制度在人的现实性面前都是暂时的。

2.究竟是集体意义下的疯癫还是经济导向形成的价值筛选

福柯认为“疯癫”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理官能衰竭或病变，而是社会在文明意义基础上上对个体进行筛选之后的排斥。福柯的史料集中在中世纪前后的欧洲社会，综合考量当时的宗教、经济、土地和文化因素，并且大胆地使用大多数学者都谨慎选择的歇斯底里精神病、两性关系、犯罪等诸多让人忌讳莫深的主题。精神官能疾病、性关系、犯罪等等主题看似散乱无章，实际上都属于一种被主流社会结构远离和排斥的领域，人们总是谈及色变，认为这些主题都是不符合常规文化规则，是不应该存在于这个“文明社会”的。类似的禁忌制度早在涂尔干时期就已经向我们阐明了神学阶段中的“塔布”制度，认为人的鲜血、灵魂、精神、性交、生命都是极易流入神圣或污浊两界的，人类对这些危险主题常以远离、隔绝、观望的态度维持宗教的神圣性。涂尔干也用“失范”来解释我们上面所说到的犯罪现象，当个人作出不符合集体要求、破坏集体团结的行为时，意味着这个个人的异常举动已然形成了威胁集体永续存在的因素，集体会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修补这种团结，如罚款、巡视、流放、监禁。照如上的逻辑，这样的社会隔离和排斥的标准是基于集体主义大多数意见决定的，以维护社会团结为判断正常与否的准则，个体是投射在集体中的抽象单位，所充当的最主要的功能作用仅仅是维护多数者之间的团结平衡。

这可以简单归结好了集体主义思想的结构框架，我们看到或听到的一些对疯癫进行隔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些疯癫主体作出了威胁集体团结和永存的行为，而被公权力宣布流放。但还有一种情况，这种社会隔离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导向对个体成员价值的筛选。对于疾病、体弱等所有不能给社会经济创造价值并且还会极大地消耗社会生产成果的群体极有可能会被放逐。禁闭岛和幽灵船上掺杂着各种被工业生产抛弃的弱势群体，他们很大一部分在被宣布无法继续进行社会生产时就被投掷在了被排除社会圈体之外，飘荡在不被看见的海上。这在集体团结意义上增加了更多资本主义逐利因素，经济发展成为社会（集体）文明保持友善和责任的唯一推动力。被放弃的，是那些被判定失去价值的抽象单位。
3.话语权背后的真相

疯癫与文明是怎样的关系，是疯癫阻碍了文明还是文明生产了疯癫，在后现代或者说是后传统时代下我们该如何反思已成结构的组织文化对个体认知的塑造。我和很多书友一样对马克思和齐美尔的个体自由观和生命观由衷感到敬佩和赞同。马克思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当中对人的定义谈到“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发展在时代的进步下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冲破”必然王国“当中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枷锁与不合理规则，成为一个有条件、有能力发展自我的人。齐美尔的生命观更是深沉厚重，主张个体生命的现实性才是生命最本质的、最重要的价值判断原则和标准，任何一切被能够抹平一切差异的货币衡量的价值只会将个体与生命的距离越拉越远，形成抽象的、属于大多数但是却不属于自己的权威话语符号。福柯用大象的象征原理力图向我们解释现有的文化环境对我们的情感倾向、价值认同和道德判断的建构。大象的性专一特征对我们人类婚姻和性关系规则的暗时和启发无疑不是在构造着我们的情感体系。我们被这样越来越强烈的话语联系感影响着，控制着，在权威话语中逐渐失去属于个体自身主体性的真相。这是主体与结构议题的重要难题。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著作的分析》安东尼·吉登斯
吉登斯作为现代社会学思想大家，最为著名的就是其结构理论和对古典社会学家思想理论的比较和梳理。本书就是吉登斯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社会理论为路线对社会学古典四大家有关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展现了三位社会学学者社会理论的不同视角和理论逻辑，是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读本。

在分析古典学者思想之初，吉登斯先是反思了古典时期不同学者对社会理论共有的“化约论”倾向，既把复杂的现代社会化约为某种单一的维度，把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动力。即使原作者构建的系统学术大厦当中并没有明确强调某一要素就是某一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的唯一原因，但无法避免后继思想继承和发展者对其思想的高度总结凝炼拧成绳索或阉割成碎片。吉登斯通过重新梳理三大家现代性理论希望能够重构现代性理论范式。

关于马克思对当时和后世的深远影响的夸奖吉登斯毫不吝啬，用浓厚的笔墨描述了马克思有关政治哲学以及经济各方面的重要学术成就，重点提取了马克思经济学有关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阶级结构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阐明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创新性理论工具，揭露了工人被资本家如何剥削的本质，更进一步阐明了资本积累和增殖之后资本在三大部门的流转和平均利润的出现加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动力下，贫富分化严重导致无产阶级壮大，资产阶级大部分会流落为无产阶级，因而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暴动会率先在物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社会。马克思在1883逝世，并没有看到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但很明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马克思这个预言路径，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变革在物质经济水平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也可以产生，社会性质变革和历史推动契机在综合力量下同样可以形成崭新的现实内容和制度形式，这也许就是吉登斯说马克思也犯了“化约论”错误的靶。

同样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为何物为切入点，吉登斯对韦伯作品的评述主要是从非物质文明即精神动力宗教信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韦伯作为一位极具学术才华又富有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政治学人，在极为理性情绪控制下写成的作品很多时候是他对自己的诘难，虽然这也给我们后来翻阅他作品的读者很大难度，但是通读下来韦伯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价值是不会被他拗口难辨的表达安排以及后来翻译出版等各种因素所淹没。吉登斯首先总结的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跟随韦伯树立了西方宗教信仰主旨演变，一直到加尔文教和新教的出现，催生了利于资本主义。韦伯将新教伦理凝结为1.个人在世俗间的所有行为劳动和努力都是为了荣耀上帝；2得救预定论。上帝早在人们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在世俗上哪些人的灵魂将会得到拯救哪些人的灵魂将会永坠地狱，而世俗中的人是不知道的。正是这样的信仰下指导世俗的人在一种不知道灵魂归宿，只能选择服从“天职”，遵循禁欲主义获得灵魂的解脱。这是韦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世纪之后物质、制度、教育、文化水平更高的中国东方，而诞生于西方。

对于涂尔干，吉登斯先是澄清了涂尔干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理论联系性，指出虽然马克思在涂尔干之前就有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作品和身份号召，但由于国籍和理论方向选择，即使涂尔干曾经到过德国游学留访，并没有受到太多马克思的影响。吉登斯先是从涂尔干有关“社会劳动分工”分析分工产生有别于传统社会机械团结的有机团结，认为分工是个体从社会分化出来之后形成的一种更高水平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当然这并没有违背涂尔干想要在当时以及后来社会重构集体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初衷，劳动分工下的个体虽然脱离了传统体制下的家庭、宗教、教育和国家组织，但仍然还是没有改变个体生活在社会集体之下的前提，个体与个体共存必须要保证社会团结。这也体现在了涂尔干在论述宗教、禁忌、教育、职业等各种命题的首要目标原则。

分别梳理完三位学者主要生平和学术思想过程当中，吉登斯都有意在串联三位学者共通的思想逻辑，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现代性理论。马克思从物质利益生产动力角度，韦伯从精神动力角度，涂尔干从劳动分工和集体团结动力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社会面貌和形成逻辑，都表现了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各方面的变化。吉登斯便以现代性为线索，讨论十九世纪末直至现代西方社会呈现的变化。

全球化与现代性（吉登斯 2024-4-8）
全球化是人类在发展中逐渐打破地域、语言、文化等限制，不断加强联系的一种过程现象，既指物质空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人口流动，也涵括了精神意志和主流价值认同层面。怀疑论者否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既存事实，不赞成全球化还会照现有趋势继续深入发展；激进分子则认为民族国家已经结束，世界将成为一个打破种族、地域、语言等所有差别界限的共同体。极左或极右似乎都不符合身处在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主流意识，我们更倾向于将全球化作为一种渐进发展的历史背景，并在此背景下讨论社会主体行为选择和价值形成。人类各项生产生活资料经由时间、空间流转机制进行更新、分离、联合、重组，在脱离传统存在模式的同时形成新面貌，散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又不绝对为人类意志所控制，有其自身规律性。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较量，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的普遍开放、流通迅速、平等交流等性质特征区别于传统社会，呈现明显的现代性。全球化和现代性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现行观点下普遍认为全球化始于十五到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欧洲新航路的开辟把零散、封闭的世界和国家板块相连接，世界从分散走向集中。新航路的开辟首先打开了人类实现在空间上各要素交流的可能，跨海过陆，生物植物品种交换、商品货币流通、人口贸易流动，各要素在看得见的领域融合交错，产生联系。除了显性的物质交换，隐性的思想文化更新与不同精神价值的更新速度也在加快。新航路的开辟也是欧洲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重要承转动力。文艺复兴中的新文化观点以古典为师，重新确立“人本位”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天主教对人性欲望的强烈压迫，认为每个人应该承认自己在现世的价值和享受，不应该被彼岸、来世和上帝强权控制，应该看清就有的特权阶层对财富、声望和精神的垄断。光看清特权群体面目本质也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一个各生产要素低流通速度的城邦和国家中阶层逐渐固化的传统社会当中，还需要走出原有的城邦和国家，前往新的地域开拓新的世界，由此出现了诸多航海冒险家，也促成了世界交流版图的重新整合。不仅如此，地理大发现中的人和物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渐摆脱封闭的惯性思想，无论是对经济享受还是精神提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自由、民主、平等呼声高涨，也衔接了后来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

吉登斯主要是通过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制度和民族国家来对现代性进行总体考察，并将提出了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脱域机制以及制度反身性这三个主要元素作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时空分离是指在当前交通线路及其工具发达、人类通讯技术发明和不断创新，特别是网络传播媒介形式日渐丰富促使人们更轻易地实现对社会经验继承跨时空保留，即人类行为选择和认知可以在时间和空间并不同步的环境下进行。我们会越来越被距离我们很远但又意识又判定其和我们密切联系的事物保持关注，远距离事件对日常意识的入侵。第二个现代性因素，社会制度的脱域制度则是针对现代个体对周围客观力量的感知和信任程度的变化。在非现代社会，个体依靠惯习、经验就可以完成大多数日常任务和生命经历，因为即使他们遭遇险阻或必须决疑时，他们可以求诸公认的权威力量，如在氏族部落中的长老、酋长、族长统筹族内各项事务决定；封建专制社会君王集中代表了国家的荣誉、权力，人民以之为样极致推崇；人们把晦涩不明、难以解释的现象、事物、因果经历归因为命运、上帝选择等宗教解释。现代社会或者说在后传统社会当中传统的家父长权威、君主权威和宗教权威被个体理性和民主意识质疑，他们不再充当解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在尼采和韦伯定义的已然“祛魅”的现代理性当中，所有的权威体系都可能被新兴的工具手段和逻辑思维重新解释和再次更新。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现代空间当中具有解释和导向功能的象征标识和专家体系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自身的权威由劳动分工逐步确立和强化，也会因为新的劳动分工规则慢慢衰退瓦解，任何一个解释机制在具体的社会存在中都有着本身的脆弱性。脱域机制背景下人们建立的解释体系呈现去技术化特征，作为现代反身性质的一部分，专家信息经常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外行人所重新获取。

个体对周围事物的解释工具越多，对周围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越困难。如果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就是唯一的安排，无需伤神费心，但如果人的面前有无数条路，个人就必须在众多选项中作出选择。单一选择背景下的社会场景有非常明显的确定性，个体并不需要为自己的个人行动选择而感到焦虑而在多重选择的现代社会，个体获得了比传统社会更自主的选择机会，但如何自主安排和规划自身存在时，选择就要承担着众多不确定性。抽象的权威标识和专家体系仅作为经验参考，个体获得选择机会的同时，也要承当作出选择时和选择后产生的风险。除了当下选择行为具体附带的风险，个体还要承担由人类集中生产带来的更为复杂、难以预料的现代意外和冲突事件。机会与风险双生相伴，要求个体在作出抉择时要有自主的信任体系，吉登斯主张应该发展一种基于对话和主动了解和沟通的积极信任，人们通过情感承诺，达成现代社会新的联结。

现代人的自我选择（吉登斯-2024-4-10）
现代人是指生活在一个非传统社会下的行动主体指称，区别于过去旧有集群社会下的传统控制与集体笼统标识。现代人经过科学技术信息的武装对自我的认知和与他人关系的态度存在自主意识，所作出的认同和行为选择都不再是“给定的”，而是参照经由抽象符号系统和专家体系解释后做出的自主解释。现代人自身就具有反身性。

一、现代人与传统

传统是保守者的合法途径。保守者以传统作为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武器工具，用习俗仪式、法律规范、文化惯性保持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长老和家父长社会当中惯用的手段。传统的起源可能来自于神话、精灵崇拜、祖先或上帝信仰以及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经验。集体文化和社会团结机制能够很好的体现传统在人类日常精神生活与行为秩序。从氏族部落，群居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够给个体带来许多好处，诸如合力抵御猛兽或外敌保证自身安全，共同生产提高实践效率以及族群婚姻选择与商品经济交换等。以实用主义角度，个体在集体生活当中能达到最高收益（效益），个体随着群体规模的内聚和扩张增强自身对群体归属的意识，成为集体中的一员，类似涂尔干”机械团结“中的个体是消失在集体中无意识的蜂巢孔。诞生于工业社会、走出过去依附集体生活的个体不再像过去那样仅靠熟人环境就能保持生存以及获得更好的生活，现代人虽然依然生活在社会当中，但却逐渐减少了与集体社会的胶着和依附。无论是“羊吃人”的被迫无奈从庄园依附中被驱逐，还是因为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主动走出集体最低限度资源庇护向外开拓生存空间，人的开放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随着现代分工细化逐渐加深。现代人依旧是从社会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此社会已经不再是彼社会那样完全控制个体的经济、哺育、精神，个体有了更多的主动性。

二、多元价值与价值中立

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的眷恋本质上是对自我优势地位的不舍和旧有模式的习惯，人会对传统“上瘾”。传统提供一种依据经验、习惯模式实现效率行为，传统下的个体甚至群体可以花费较少精力和创造努力生产生活，享受过去对现在的知识积累引导。传统的知识经验是确定的，主要来自集体君王政权或族内家父长，权威价值明确。在非传统社会中，知识经验在流通渠道多样化和分工不断细化动力下得到传播和深化，并在推动民主平等政治运动中获得承认。多元知识经验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的的价值塑造和价值选择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元知识经验催生了多元价值。现有抽象符号系统和专家体系给人一种井喷式机会选择和价值信任，个体需要在科学质疑一切神学宗教的时代回答自己是谁这一本质问题。货币制度是当前最为典型的抽象符号系统，不同地区的货币可以通过货币兑换制度实现商品、资源交换。货币符号成为一种现代“万能”钥匙，打开不同范畴下事物封闭的大门并使其进行交换和流通。货币体系之下无贵贱，仅凭货币拥有数量论地位权重，在金钱面前实现人人平等，人不再是“上帝的奴隶”，而逐渐变成了“金钱的佣仆”。追逐金钱货币的众生平等允许并且也十分乐意单一个体从宗亲氏族、家庭、宗教等旧有权威和价值中解脱出来发展自由的自我，重构个体权威面向和价值选择。当然也有人能够对抽象符号体系的存在理性是价值还是工具提出质疑，深刻思考货币作为目的还是手段，如果货币是工具手段，那又是什么才是个体终极的价值目的和自由？

除了抽象符号系统，专家体系对现代人的价值选择产生影响。专家体系是社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的产物。由于自身精力和资源获取机会限制，个体必然无法毫无缺漏地全部掌握现代丰盈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经验，专家体系也仅仅是指对某一范畴领域技术或知识了解相较于普通人更为熟练和知晓，在范畴之外，专家就不再是专家。专家是被固定在某一职业位置的熟练工，脱离了特定位置之后就会变成普通人，全能型个体永远都只会是少数，片面知识与局部技术个体才是现实中的大多数，我们很少看到花费大量心血精力从医，拼搏半生终于成为临床界权威的一个人在下了手术台还是资深的工程师或者强壮矫健的警察士兵。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也不存在唯一的专家，处于经济追求或者素质教育机会平等，普通个体成为专家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根据效益实用主义原则，人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寻求专家指导，但专家知识的定期更新让个人的选择充满困难。例如一个人对健康营养管理有很大的需求，便积极查阅权威的膳食专家指导，但很快便发现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上个月的健康管理手册中建议鸡蛋特别是蛋清能补充身体需要的众多营养元素，应该多加使用，于是乎这个人在这个月对鸡蛋尤其是鸡蛋清青睐有加；但下个月新出的手册中又指出单一的鸡蛋蛋清摄入并不会达到多好的健康效果，多食用蔬菜水果、减少高蛋白的摄入能够帮助个体实现良好的状态，于是这个人有需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在同一时间决定健康管理时，也会面临现下究竟以自然线条匀称身材还是长期锻炼肌肉精壮为健康管理标准。纤细肢体能够满足大多数流行服装穿搭，丰腴精壮身材能够凸显健康的人体性别美学，那究竟哪一种才是健康的？哪一种才是应该选的审美？管理手册背后的专家也不能给出绝对的答案，个体也不会绝对相信竞争着的专家和善变的专家言论。现代社会地脱域制度下的专家知识垄断已经不复存在，个体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也是一种选择信任。

总的来讲，抽象符号系统和专家体系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代表，只是众多价值取向中的一种，不能解决个体所有迷惑，反而可能会在非传统社会在制造新的焦虑和风险，个体在现代性极盛的背景下面临着多元的价值选择。“诸神已死”，看似摆脱传统禁锢的个体反而变得寸步难行，看不清自我。大多数人容易在权威消解、信仰自由的新世界茫然失措。在诸多价值选择面前，有意识的个体往往不会轻易就交出自己，而是选择一种“价值中立”或“价值悬置”的态度延迟自己的选择。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么决定什么时候是自由的自我便也掌握在自己手中。“身处在传统丧失和生活方式选择盛行的地方，自我就不是自由的。”

三、现代人的自我呈现

自由的现代人更加追求自主的生活意义，主动对传统的行为和实践意义进行再解释和再塑造。后传统社会最大程度地推动了社会个体化进程，好似一个人怀里被塞进一个名为“自由”的行囊便被扔在了混沌朦胧的迷雾中，不再搭理。个体需要自行在这个充满包容也好，充分自由也好的社会找到存在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在于人能够感知到周围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和物质性，除自身之外的要素是环境条件也是机会资源，个体是生活在一个可以感知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能够在个体的努力下发生改变的。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个体把握“主我”和“客我”的一种本质发问。我如何感知自己，在我的认知系统里“我是谁”，我把自己定位和解释成什么样的人是辨析“主我”的几个方向。“主我”主要是从本体角度去认识自己。“客我”倾向于收集除自己之外，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客我”主要是依靠后天与外界他人接触形成的一种评价制度。人主要是在婴幼儿时期培养出“客我”意识，特别通过父母的奖惩制度中引导，形成一种倾向。“客我”与道德制度紧密相连，深受父母、老师、同辈伙伴以及其他群体文化的影响。主我是积极自我的感知和评价动力，客我则是一种被动和给定的定向解释。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判断是基于“主我”和“客我”双重动力机制的。当然，用“被抛弃在现代社会流浪”形容一个现代人可能抹杀了个体主体性，相反，后传统社会的个人自主性理应更强于传统社会。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选择或行为价值中立可能都是个体的自主性选择，是个体存在意义的自我呈现。我们并没有绝对接受“给定的“规则，而是探索如何创造更多的主体实践意义。后传统社会个人更加追求对自我日常的控制和规划，健康养生、形象管理（包括节食减肥、整容、变性这类改变身体原定生物结构活动），个体不能阻止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和知识价值的易变，但可以通过调解自身和掌控日常达到自我的秩序状态，并在主动的自我秩序状态中通过自主选择的生活政治和自我呈现明确自我存在的意义。

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吉登斯2024-4-17）
极盛现代性社会之下的人们面对定期更新的抽象符号和专家体系信息往往会产生一种因为知识技术不确定性的焦虑。个体是现代意义自由的个体，在过去经验和现有知识例行化基础上个体倾向先赋和被动接受的惯习日常逐渐发生改变。在来源上，个体经验知识来源不单一于家庭长辈、部落社区邻里或其他具有共同生活背景的熟人群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与城市文化的推动下，作为掌握某一领域知识、信息或技术的专职人员或在不断转换的日常场景中产生短暂交集的陌生人成为现代个体获得实践经验和互动体验感的主体；影响上，趋于功能实用性的现代抽象符号与专家体系也会让个体更具自主选择特性。这种自主选择既有结构意义上传统信仰与权力体系崩坏的客观事实，也有个体意义上从接受命运安排到”拒绝给定的“方法论转变，在充满选择机会面前的个体显得更为拘束和无所适从，人们在前者权威信仰被证伪而后者道德标准未证实的世界中面临着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这样的本质性难题。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非传统社会给个人情绪与价值安定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一、信任与焦虑

“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道德守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相互依赖表示双方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无论交换内容为何，都表示双方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利害相关，己方利益必须靠对方才能实现。个体基本信任是在具体的、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对经验的分析以及与人的互动积累达成的一种持续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或团体间会逐渐增加对自身、对方和周围环境的熟悉感、安全感。个体基本信任的建立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精致化，同样也是与他人和客观世界身份认同的精致化的条件。信任主要来自个体对存在的理解与认同、对分离焦虑的克服以及个体生命存续内在地服从于风险。

个体对存在的理解与认同是指在一个生命周期内，个体对“主我”（I)和“客我”（me）的区分。首先，能够区别作为主体的我的存在这一事实，并且通过主体我感知周围其他客体事物作为一种存在条件或行动资源。其次，个体还需要接受自己在环境中和别人眼中的一种“客体”存在。我们的存在同样也是会被其他人所感知、理解。深陷“主我”意识会让人产生自我过强、性格强势、自私、自恋等存在性认知偏差；落入“客我”意识的个体被外界力量控制，出现自我过低、性格软弱、自卑等问题。“主我”和“客我”的失衡容易让人产生自我认知不明的焦虑感。主体意识“主我”和“客我”平衡关系是个体对自我存在认可的基本条件。

成功克服分离焦虑也是个体培养基本信任的必要条件之一。个体心理分析学派（尤其以弗洛伊德派为代表）认为个体的分离焦虑可能源于早期婴儿能否成功克服与抚养者的分别，任何生活信任危机都是对早年分离焦虑经验的折射和再现。埃里克森生命周期理论当中也有相似的论述，认为人在不同阶段应对的主要任务各有差异，儿童到成年阶段早期阶段是培养独立性和实现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个体需要逐一经历信任与怀疑、自主与羞愧、勤奋与自卑，以及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各阶段历程任务。戈夫曼相关的理论更接近现实论据，将焦虑归因于人在具体的情景当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在场”和“不在场”，“场面”的台上台下相互交织又相互区别，二者一旦失衡就会导致真实自我与表演自我产生冲突，个体对自身认知产生混乱，出现基本信任危机。实际上，克服“在场”和“不在场”当中个体对应的情景，也是克服分离主我与宾我（客我）关系，培养基本信任的一种。

但在现实情境中，我们除了把握存在、克服分离焦虑，还要应对诸多发源我们周身之外或者是因为我们而产生的新型风险。我们可以粗略地将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包括自然灾害、传统文化或者某些不正确不健全地制度给人稳定生活带来的冲击；一类是被创造的风险，即因为人类活动有意识或无意识造成的风险性事件，如生态危机、金融危机、战争等。这些风险会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人们生活，并与个体产生实质性的和感觉认知上的连接，只要我们不是离群索居，那么为了保持我们个体生命存续，就需要内在地服从于风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的能动性，现代各种风险管理制度层出不穷，就是综合人们对环境风险的考量进行的一种“对未来的殖民”，对还未发生的风险进行的补救性安排。

二、命运、风险与安全

过去的我们容易把真实的生活归因为命运的安排，出生、成长、生病、、健康、交友、择偶一系列生命事件都沾染了宿命论的痕迹。求诸命和运的现象并没有在极盛现代性社会消失，在我们认为的一些命中注定的时刻，我们当中依旧存在不少人甚至可以说所有人都一种乞求超自然力量偏爱垂怜保佑的意识，希望那些虽然无法宣之于口对其进行解释，但其却又能帮助自己摆脱现有风险的力量发挥作用。虽然还是免不了落入了人类实用主义俗套，但无法否认人的动机驱动和目的实现的渴望对建构自身安全机制的强大。命运作为一种非理性认知模式和解释工具，在应对非传统社会各类风险的身影并没有绝对消失，依旧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然，除了非理性工具残留，也有在前面所说的人们建立了各类的风险控制系统，诸如证券交易、期货市场这一类对未来投资的理性安排。时下耳熟能详的健康管理也是一种对未来健康的投资，人们通过对健康风险的定期且细致入微的监控把握身体机能运行状况，放弃身体健康都是”给定的“前提预设，规划自我的生活方式。但更大范围的风险气候存在于由专家体系传递的知识主张及其定期更换给人们带来的信息与技术洪流产生更大影响的自我认同风险和内在安全挑战。信息和技术的反身性和不同专家体系间的竞争、对抗增加我们生活规则的不确定，造成主体性危机。主体性危机才是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团结危机的根本，在超强个体意志发展会深刻影响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凝聚与团结稳定如何维持以及纵深发展。吉登斯在此看到了现代人们的一种新向主体行为，就是我峨嵋你主动贴近风险，诸如抽烟、飙车。长期抽烟危害人的身体健康，飙车会大大增加事故，直接威胁人的生命，但是许多人还是摆脱不了烟在鼻腔萦绕引起的生化刺激和车在高速飞驰时猛增的肾上腺素，个体都能从中找到某种心理安慰，虽然我们说这些都是“培养出来的风险”，但因为是自主选择的和自愿的，这种风险并不会时刻引起行动者的焦虑，一定程度上反而给予行动者一种安全机制。这可能也是吉登斯说的那种积极信任。

三、时间、记忆和赋权

我们存在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环境的，时间让人的存在有了延展和连续性特征。回忆是让我们意识到时间真实存在的一类有效工具，帮助我们折叠和抽取过去经验以及对当下进行”存现“。回忆并不是对过去经验的机械存储，个人意志、他人参与以及其他因素有可能会导致篆刻记忆过程中产生差异。个人的记忆往往与他人的一段共享的历史。时间是我们物质活动和思维跳转的基本条件，不仅接纳物质世界的改变，也包容个人主观世界的重构和再造。在上面谈及到的知识变迁给人带来的安全危机，也可以经由时间对知识进行再重构，个体与集体的赋权。行动者被资源、权威剥夺的权力可以通过实践努力实现未来时空的崛起，建立起稳定的信任与安全保护壳。

内部指涉性与反身性自我监控（吉登斯2024-4-20）
过去的我们习惯了屈从于外界的合理合法性安排，特别是在传统君主专制和家父长制专权控制的社会背景下，乖顺、不反抗、隐入集体下的面具以最大程度避免暴力压制和被施加酷刑。盲从集体是个体安全的保护壳。随着知识不断得到重构与个体赋权进程的推进，旧有的抽象体系、知识解释垄断被打破，新的权威指引还未建立或者无望再建立的“信任悬置”时期，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更倾向于由自身内部发展出一种规范制度，一种有别于过去宗教、传统、神话、民族-国家、教育的新的道德约束感，我们把这种对内的道德约束感称为内部指涉性。

内部指涉性与我们个体生命周期历程关系紧密。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一方面是生物量的增减变化，另一方面更是我们在一个具有存储过去经验、“存现”和具有“唤回”机制的回忆有机体体验生命的历程，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或者对这一生命历程的意义赋予和理解都是不同的，生命周期具有个体性特征。其次，我们的生命历程在地域流动和交通便捷的现代社会，明显出现了与场所外在性相分离的特征，深受现代脱域机制扩展的影响。“脱域机制”是吉登斯用来解释现代性特征的一种工具，是指在极盛现代性背景下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时间和空间不仅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条件，影音技术和交通工具让我们实现远距离的”共同在场“，遥远的事件和舆论不断入侵我们的日常空间。再次，随着城镇化与细化的劳动分工，生命周期个体越来越与其他个体相脱离，呈现独立性特征。齐美尔曾认为这样的冷漠疏离是有必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被理性的劳动分工投放在城市社会当中忙碌的工作安排当中，独属于自我生命本质的时间与空间被挤占，住在互相隔绝的楼层单位的居民衍生一种社区陌生人氛围以保护安全的生命空间，也就是说个体之间需要保持着礼貌而又疏离的社交距离以保持自身生命的保留感和安全感，不至于被现代性的应酬与假面生活挤占掉所有自己真实的空间。最后是生命周期历程呈现出”非仪式化“特征明显。仪式是一种有固定规则流程、周期性举行、为加强人们某一事件意义记忆的活动，在传统社会作为一种强化集体共同记忆和增强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工具。我们并不是说现在的个体失去了仪式活动，而是指仪式逐渐从一种言语意识变为实践意识。我们现在经常会谈到重要时刻需要制造一点”仪式感“增加生活事件的意义，但细想就会发现“仪式感”已然是从我们本身对意义的追求，对事件相关主体赋予的一种道德期望和约束。

前面讨论过了传统外在信仰的衰落，个体主体性与自内寻求意义感获得感的个体化特征明显，但实际上外在的、制度上的控制并没有绝对消失，而是以新的面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体内部指涉性产生影响。科层制国家与现代通讯、交通、档案工具的发展，制度层面的权力组织相应的监控能力也随着积极民主化的形式扩展，内部指涉性被反身性的制度再生产与习惯或传统外部性惯习之间的张力所影响。制度性的监控系统对人的私领域和公领域进行重新排序，在结构的、互动的场景上人们遵循公共道德，而在非结构的、隐秘的个人空间里，人们可以自行安排个体日常和意义秩序。当然，现实生活中公众秩序对“公”和“私”的界限是很难界定的。按主要的社会活动轴和监控能力发挥范围看来，公民社会概念之外的乡村社会就是私人空间，但事实上乡村社会还存在着另一个公私区别系统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我们所强调的“公共资源”只不过是源于一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公有财产和产品的感受，是自我对公共生活的反向控制和渗透参与。

个体化进程和监控能力的扩展是个体和社会能力提升的双重指向。个体黏着于社会基本上出现在物质资源缺乏、战争频发、安全得不到保障，需要团结起来形成集体力量的初民社会，现代细化的劳动分工要求个体发展出更紧细、更高效的知识和技能，提升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水平，个体化对社会是有意义的。反过来，监控能力也是社会反身性发展出来的结果之一，但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监控能力在个体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个体的反身性自我监控主要是指我们不接受我们身上的现存事实是“给定的”和”不可更改的“，相反，我们坚信可以通过自己对时间以及时间轴上的实践活动安排达到对这些现存事实进行改变。疾病是可以治疗的，贫穷是可以消除的，胖瘦是可以控制的，甚至性别也可以经由医学手段改变的。我们对好坏和美丑重新定义、重新选择，自己作为生活实践的主演，听取各类抽象系统和专家知识的指导对日常生活重新规划，对”未来进行殖民“。

被封存的经验领域（吉登斯2024-4-23）
为保持最大的程度的集体安全和社会团结稳定，往往就需要对那些对集体和社会有潜在威胁的因素进行识别、监管、隔离甚至驱逐。现代城市建设分区管控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主要以维护城市经济优先发展的规划技术，保证城市最集中、最稳定的繁华面貌，就需要把城市背后一些相对落后的因素进行有效控制，最典型的就是西欧城市里的“贫民窟”——针对跟不上城市经济脚步的穷人进行集中安排。但影响集体团结的因素不仅仅是贫困，被隔离、封存的经验标准也不单单是经济落后这一标准。

一、封存经验领域的标准

人能够区别于简单重复劳动、依靠本能生存的动物主要在于更发达的人脑和语言功能，通过有意识地积累经验形成可留存和分享的抽象劳动经验。直立行走、定居种植、取火留种等等是早期人类保留下来的生存经验，似乎很容易就能推测出这类经验保留的标准：生存。从猿到人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依旧会面对各种死亡威胁，仍然保留着规避死亡，努力活下去的生物本能。直立行走能够摆脱弓屈的脊背采集更高树木的果实，定居种植能够减少过去迁徙、游猎时期不稳定的食物供应、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取火留种可以实现照明、炙烤食物，等等面向更好的生存，人类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经验选择。但对于一定程度上已经完全进化成为区别动物的人类来说，我们的经验选择标准还是简单的生存标准吗？可以说依旧是以生存为标准，但是更为复杂的、难断的。

简单的吃饱穿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生存问题，这主要是在农业社会解决的生存问题，在工业社会面临的经验选择主要是选择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在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经验抉择在个人意识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背景下增加了更多新的观念意义元素，让经验留存识别标准更模糊难断。个人意识崛起是指最早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科学”和“理性”思想迸发到现在，人们逐渐走出神明、先知、精灵等超自然力量以及君王、长老、酋长、家父长等传统权威阴霾的整个艰难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政治民主化不同于过去的强权专政，对社会重大影响的决策权力也逐渐从少数人的手中转移、拆分、发放到具有参与决策意愿和能力的大多数人身上。政治民主化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人人可以参与社会决策。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任何一项公共事务都是我们集单独个体意识形成的集体经验智慧。但请不要忘记，权利代表了义务，参与决策的个人如果不愿意分担决策可能出现的影响和后果，就有可能陷入专制嫌疑，从而失去参与的权利。因为决策的内容是关乎整个集体，所以每一项意识决断和行为选择需要背负的责任后果不单是个人的生存安全，而是集体存续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对我们经过共同讨论、审议、投票和最终实行的决策负责，这一决策就是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安排和经验领域选择。至此我们似乎就能窥探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答案，即现在封存经验领域的标准是什么，我想，最简单来说，就是维持社会的最总体安全和永续发展。

二、经验封存的领域

简单来说，与集体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对立面就是我们需要抛弃的经验类型。试考虑一下现在的社会发展领域和面向，主要有经济、教育、健康、安全、民主、科学等，相对应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被舍弃的方面：贫困、愚蠢、疾病、、战争犯罪、专制、民主。追求经济发展是人类对物质资料的规划安排，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动力学说，是现有集体生产社会共有的经验追求表现之一。除了明确了物质资料生产的标准，人类对精神文明、知识技术的选择、传播和发展也有取向。为了保证人有足够充沛的身体机能素质和寿命，人们对健康的规划也趋于谨慎精密。当然，还有更明显的直接危害社会总体安全的战争、暴力和犯罪，也被人们严格地把控着。在欧洲经济改革时期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就明确指出了我们要抛弃的五大经验，提出向“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开战地口号，因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稳定与国民总体发展，需要对这些落后的经验进行改造、消灭和剔除。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经验选择都带有掌权者以及公民个人对社会秩序安排与人类永续发展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道德感作为一种对他人和集体负责的情感倾向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可姑且站在人类利益最大化角度看待被封存的经验选择。

针对这些被封存的经验，现有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是神意后果。也许宗教以及其他的超自然力量在当前社会已被理性知识和科学技术取代主导权，但宗教对社会经验的影响并没有绝对消失。推翻神权迷信、建立科学知识大厦的努力还在继续，但仍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获得并接受了新式意识工具，加之现代科学技术与专家知识的定期更新与同代竞争冲突自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底层普通民众往往更愿意相信留存更久的超自然的、归于命运的解释和安排。这也并不与我们上面的个体对集体安全与社会稳定负责命题有所冲突，宗教作为一种团体聚合形式，信教徒维护教内团结稳定对非宗教文化和具体事务进行区分、隔离，本身就是对经验保留或封存选择的表现。二是理性科学的秩序安排。福柯把人类对疾病、疯癫、犯罪、愚昧、懒惰的分离、驱逐和消灭归结于人类对理性文明秩序的安排。那些试图挑战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经验范畴，都将会被排除在文明秩序之外。任何不符合工业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都可以被安置在开往愚人岛的“愚人船”上，福柯认为这些被标定为“愚人”的群体都是工业文明经过选择之后淘汰的对象，是现代文明的后果。监狱、收容所可以作为更典型的例子解释现代文明与理性安排。三是集体意识与个人行为的二分。过去人们的“公共”与“私人”区分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确了断和严格。拿疾病和死亡来说，过去的疾病和死亡在现代医学知识成熟以及医院出现以前在家庭、社区村落里并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对涂尔干来说集体中如果有个体生病或死亡威胁了集体能量强弱，人们会举行公开的仪式来弥补这样的损失。现代对个体的死亡的诊断和安排以及逐渐变成了一种技术性事物，并且疾病和死亡也会被安排在封闭的医院和窄小的病房进行精密的看养。

三、自我的苦难

为什么我们会对经验的选择如此谨慎？主要源于现代社会更复杂的由人类活动制造的更复杂的风险以及多元专家知识与价值导向给个人造成的怀疑和不确定感，个体陷入了区别于过去经验的苦难当中。在一个世俗的风险文化中一种固有的不安全感和在关键时刻的焦虑往往是因为自己对外界存在的无知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实践推动下的一种自我毁灭的世界反身性所导致的背景式焦虑，人们只能通过对未来殖民进行风险评估和信任重构，来维持本体性安全。

危机的常态化背景会加重个体从属集体和历史的无力感和厌世感，人们逐渐谨慎向集体交付出自己的信任，转向更私密关系的建立。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自我会面临诸多两难困境，面对多样化的经验来源，我们要坚守本体性生活，尽量把握外来文化的入侵程度和空间范围；对过去的传统与现在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是留存例行化，还是不断调适；面对个人化经验与上平滑经验，我们是选择自行规划还是遵从大众的消费习惯适应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代个人对这种压抑格外敏感，越是意识到个人选择时存在的各种张力，就越容易陷入自主存在的艰辛。被压抑的自我如何回归？自我如何调解极盛现代性中的压力与负担？答案依旧是在于个人。其实现实已经有许多答案。比如我们现在逐渐认可的纯粹关系，一种为建立在自愿的、全情投入的和强烈的私密性为基础上的信任之发展体重了种种机遇和可能性的关系类型。纯粹的私密关系道德感和责任不再绝对面向集体和公众，更多的是强调遵从自己。个体可以对日常规则不屈从，允许个体在无处不在的抽象体系掌中发展属于自我的反身性內部指涉体系，以自我掌控代替道德、超越道德，改变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无意义感。

2024-5-13社会学方法论（吉登斯）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2007 （英）吉登斯

社会学诞生于十八世纪、兴盛于十九世纪，又于二十世纪掀起社会学重建的浪潮，时代从未停滞不前，社会向来运转不止，以时代和社会命题的社会学研究也从来都不是静止空洞的，外界对社会学的理解以及社会学对自身的定位也一直在更新。根据现实特征对某一社会进行整体性评价是我们理解社会的最直接方法，不仅是我们这样理解社会，众多著名的社会学者也基本是以这样的逻辑对过去、现在的社会进行描述、评价。如何理解社会学，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对社会学进行研究能够集中代表社会学研究者的思想观点，也可以说社会学学者以何种方法论从事社会学研究。

梳理社会学诞生以来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实证主义的事实经验方法论。实证主义的诞生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早期的自然科学在哲学笼罩下研究物质存在及其结构运行规律，直到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凭借可操作、可实验获得统一结果从掌握不可解释的奥妙的哲学空间中分离开来。自然科学以实在的客观物质为研究对象，分析物质质料存在和机械运动规律，形成了物理、生物、化学等代表学科。自然科学承载了规律解释万物、实验验证一切的思想内核，为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基本和发展最迅速的原则技术。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就是在参考了自然科学经验和证据性对世界的强大解释力和改造力，继续将论证原则引入对社会现象、交往互动和结构变迁的解释当中，认为社会当中的社会现象在本质上和客观的质料都具有实在性特征，都能够在假设检验方法下得到验证，具有可辨别和可追寻的逻辑规律。对现在来说自然科学和社会学已经有较为清晰的学科界限观点看来，作为社会科学明目下的第一大学科的社会学从自然科学中来似乎有些接胎托产的嫌疑，但看一看早期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教育背景和经历，其实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为何实证主义可以作为社会学滥觞。被公认为是社会学创始人的法国人孔德冠以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思想家其教育经历都带有很强烈的数理化生物特征，这也得益于当时工业社会对质料技术的重视在教育当中的施行。晚年致力于发展一种百科全书式解释社会一切面貌的社会学的孔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早年接受长期而又丰富的理科教育经历，试图用工业自然科学规律性技术运用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解释。

二、功能主义的结构方法论。仍旧是自然科学的影响，达尔文在生物学界提出的“进化”“调适”等概念不仅对人类起源非神造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对人类解释生命存在和运行形成的现象解释影响也极为重大。在简单的自然生物繁殖当中，趋利避害维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是有机体最主要的行为动力，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组织器官的用进废退昭示的存在功能主义解释。任何存在的客观事物或现象事实都是因为其具有功能性。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论引入人类阶段性发展和特征更新的解释，个体的存活不仅是生命生物选择，也是社会进化规律的筛选。和自然生物社会一样，人类生产生活社会同样遵循“适者生存”原则，表现为杀戮、战争、部落联合、国家吞并、（人）种族灭绝。功能主义方法论核心在“调适”，即主体在现实环境需要之下对个人及周围环境资源进行重整，形成能够允许同类生存活动的环境。个体适应集体，寻求集体资源共享与安全庇护，集聚的个人贡献自我当中的一部分，完善和加强集体当中的某一部分功能，以实现某一目标。秩序是目标实现的保障，集体之下的个体需要交付一部分自由维持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并且需要通过其他更多的努力发展出一种秩序之上的团结。涂尔干用探究功能这结构方法研究社会任何一现象百试不爽：社会分工的功能是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机械团结”的“有机团结”；宗教作为一种聚合体同样能够团结人心，维持集体稳定；乱伦禁忌“塔布制度”的功能是区别神圣世俗二重性，链接现实世界与宗教世界；教育的功能是继承和发展，提升个体知识能力的同时强化个体与集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三、诠释与意义的理解方法论。终于有学者摆脱客观文化掌控一切的逻辑，站在人类主体角度上开始思考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律，最为典型的社会学家就是著名的马克思·韦伯。韦伯著名的社会行动理论中特别强调了人类是有意识的行动主体，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动，在有意识指导下的人类活动被赋予允许被解释的意义，并且由于主体差异性同一行动内容可能有不一样的意义解释，取决于意义主体对的行动的理解和定位。齐美尔将片断性现实经验看成是生命本质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主体解释意义学上的支持和肯定。福柯认为话语和权力是两位一体的，权力并不仅仅存活在政治、国家、精英层级中，在微观的个人日常当中也具有主体行动权力，关键在于个体如何利用身体、语言和想象力具象化权力并使之成为可塑造的工具。解释学方法论开创了人的能动意义与事件和社会现象存在的关联，因为被赋予和被肯定，那么行动和结构就有了意义。需要区分这种意义是个体心灵意识上的认同感和满足状态，与功能主义当中现实的客观结构运作与整体团结稳定是有区别的。

四、辩证批评及其反思性的方法论。马克思在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基础上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以实物的主客观辩证统一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和决定性要求现代社会基础与结构生产不能脱离客观质料条件，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又留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思维延展余地。吉登斯对马克思有关物质生产资料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进行过详细的梳理，层层分析马克思价值、剩余价值和劳动理论，再次阐明马克思通过分析各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发展当中扮演的角色。批判意识不仅强调看待事物有正反面，还突出事物的历史阶段性和空间区域性特征。社会学脱产于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现象与结构运作进行解释，需要综合培养历史感受力、人类学洞识力，还有我们根据历史或现实对实践进行判断的一种批判性思维。过去是现在的前生，现在是未来的积存，时间延展了实践的前后因果，空间上纷繁各异的人生产保有差异的文化，而我们对过去的追忆缅怀或定位，以及对现在的感知，可以有正反对错，但更难得的是超越界限明确的左与右，站在更高和更远距离的地方辩证看待不同的观点。

2024-5-16结构化理论与时空理论（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2010

《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

《超越左与右》1994

很明显，以上作为吉登斯论证社会民主主义的三部曲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面世的。这有可能与吉登斯整个社会学思想进程有关。访寻吉登斯对社会学思想理论的贡献，一方面是其对现有社会学学者及其论著进行梳理，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最著名、对当时与后世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在时间上进行纵向串联，在逻辑上进行横向对比。另一方面是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研究，并凭借其在早中期学术生涯中对社会学经典理论的深刻理解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并不是将自己定位于学院派专业学术人的安逸，而是主动靠近现实的危机洪流当中，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现有结构和，大方地贡献了自己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分析。对社会学理论的重构是为了更好地重构社会现实，吉登斯相信以研究社会现象与运作结构规律的社会学对人与世界的解释社会系统中的主体行动意义。

但是这种社会系统与功能主义强调“要素”的社会系统概念不同，吉登斯认为当前的社会系统不仅仅是静态的资源要素堆砌，更是主体在时间、空间、资源和意识的具体情境条件下对现实的能动（使动性）反应，这一思想能够集中在他最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当中看到。

一、制度与资源

结构和社会系统在涵义存在差异。社会系统由行动者或者集体穿越时间和空间而反复再生产出来的关系模式所组成，具有情境实践特征。而存在于时空当中的结构则只有在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才会反复提及，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在现实的物质载体或精神产品都很难直接描述结构到底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借用韦伯的“理想类型”模型来理解结构无疑是很恰当的。在分析社会行动主体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中的规律性生产与再生产形成的规律，我们可以将其平稳、固定的特征借用“结构”一词表述出来。

吉登斯将结构分析为“规则”和“资源”。他认为规则和资源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系统再生产性质中的转换和媒介工具。通过多元转换和媒介变通关系中的结构性原则或者基本的组织原则，我们可以对整个社会进行分析。规则指的是社会运转的秩序性要素，可分为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即既有政治意义上统治阶层制定的制度规范，也有日常生活当中惯例习俗和非正式约定。这种秩序性要素介于安全、稳定或发展等某些特定目标下形成规则共识，形成团结共同体。资源又可以划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前者是指人类生产生活当中物质性的材料载体，人们对物质工具的支配，主要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后者则指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

研究社会结构相当于研究社会的再生产，社会的再生产是持续的变迁过程。在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系统在认为努力下能够保持总体稳定，但人无可避免社会组织的剧烈变迁，所有的再生产都具有偶然性和历史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再生产是一种不会穷尽其规律的努力，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实践将每日生活世界的时间绵延于制度的上时间绵延“联结”在一起，嵌入期间的事人类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但因为人类记忆在更新完善的语言、文字、英音录像等工具载体下，有限的生命周期和变化的社会系统依然存在对话的空间。

二、时空理论

将时间性和空间性应用在社会理论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早期学者理论分析的时空观念常用而不觉，后期在学科分化意识过强又把时空分归历史学和地理学管控，仿佛是一种学科时尚。实际上，如果历史学的特权主要体现在时间的消逝方面，地理学的身份则表现在对空间的集中关注上，二者构成了社会学的学科边界，社会学的目标在于分析运转与时间和空间的“环境”或者历史而跻身于社会思想之中。在前面谈到，社会结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再生产，并且这种再生产是基于具体的时空关系的构成性特征，既深嵌于最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也包含于最为极端或最为激进的变化模式当中。

最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绝对主义才会时间和空间条件分开考虑。时间的延展性被定义为流动的过去、现在、未来，并且因为人的记忆和其他存储工具得到串联。除了记忆映照时间痕迹，还有人类生活经验事件可以作为片断性变迁的依据。《节庆与歌谣》《努尔人》《逃避统治的艺术》等许多针对传统或者较为远离现代商业生活的偏远族群社会的时间感主要是以具体的劳作事件为节点。判定时间主要以开始和结束为依据，并且在起始范围内又划定更具体的分割标记点。晨昏和季节性节律再生产是这些地区生活结构性特征。我们还时常能够看到，划定时间起始的那些重要节点事件通常会承载个人之上的集体团结意义，通常表现为盛大的节日庆典、风俗仪式，其本质上仍旧可以划归为结构化理论的规则与资源。在人类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类没有放过时间与空间作用，对空间和时间的战争一直存在。马克思用物质资料生产力解释社会存在动力和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在资本主义当中，土地、劳动（时间和产品）、劳动力的争夺直接引发了阶级冲突，庄园、地主与奴隶、农民是长期的资源与利益对立关系，在政治和国家范畴上的空间争夺则表现为影响更深远的殖民战争。对土地权利和领土主权的强调，也进一步催生了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因素动力。韦伯认为复式记账薄代表了十六世纪人类理性计算的重大进步成就，对成本、投入产出的进化化控制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对过去的经营行为和影响进行详细记录，监控得失，以备后面对未来进行安排，岂不就是人类超越了过去、现在，转向对未来殖民？

2024-5-20人类商品化进程（吉登斯）
一、交换的诞生

交换是人类最早的一种经济活动。自给自足、不需要依靠他人其他劳动合作和成果的情况下交换无以出现，更复杂的货币买卖、租赁、信贷等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也就难以发展。最开始的人类共同体大多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氏族单位，依靠简单分工满足个体不同的生存资料需求和日常交往功能，生产资料与生产成果绝对共享，涂尔干也将这种共同体称之为最简单的家庭共产主义，缺乏更高等级、更复杂的经济行为。在家庭和氏族群体之外这种无偿的共产意识就会被权衡意识所替代。从无休止的械斗和复仇血拼向休战、合作是人类走向稳定、创造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与非本家庭或本氏族成员的互动出现和平的方式，人类文明开始了更多的可能。内部小范围的分工生产内容始终有限，并且不同原始单位共同体物质生产或生活技术水平差异既是这些单位体战争、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混合体。面对这样的差异会出现如下几种结果：一是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吞并。这是将对方的资源和分工力量据为己有的最简单的方法，通过直接的暴力对抗进行角逐，胜出者则接替另一文明的所有成果。二是两个部落的交换。其实催发这种交换的契机有很多。相邻的家庭单位或部落单位在地域空间和生殖繁衍上自然不会是永不停歇的冲突对抗，相安无事或有点资源和人员交换才是常态。人员交换通过通婚、联姻实现，交换的双方是非直系血缘关系时，外婚制便出现在了人类文明的剧目当中。资源的交换是更为广阔的物质、情感、人际关系的弥漫，在这里我们把人的主体性单独拿出来，不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体谈交换，而是指在人类活动之下进行的物品、情感的纳入、输出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结构调整和再生产。物品与物品的递交接送开启了交换的大门。

二、交换的媒介

物物交换还是存在很大的非计算和共产元素，对一物的时间、劳动情感投入是否能够换取另一物，交换是否等值以实现行为的最大公平。拿出何种、多少数量物品才能让自己不至于掉进一个亏算后果的考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物物交换只有在一人有A想要B，另一人有B想要A且A、B两种物品在两人心中的价值并不存在很大差距情况下得以实现。但在A、B并不恰好是两人对应需求的交换物、或者两种物品交换价值属性上存在较大差异时，可能会通过控制A和B的数量关系实现二者的交换。假设A价值高于B，那么通过增加B的数量给自身赋值来换取A，以二换一，或以多换一，但是较低价值物品究竟要以多少数量抵押其他其他高价值物品的标准始终是变化的，交换依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拒绝经济与计算因素。

改变这样一种不稳定交换情况的契机是等价物的出现。等价物，意指人们经过商定对某一物品赋予稳定统一的价值量，并且允许这种稳定统一的价值量交换其他的物品。放置在交换的物品变成商品，A、B两种物品在交换行为发生的时候性质发生改变，成为可商讨置换的商品。如果我们把等价物定义为C，那么C就是用来解决A、B两种商品之间不同的价值，只要通过控制C对A和B的不同价值转换数量就可以实现A、B之间以及A、B 之外的所有商品的交换动作。通俗意义上的等价物，表现为各式各样的金钱、货币。确定何种物品作为等价物，由谁来确定，确定了的等价物功能范围以及价值转换率多少等等问题构成了人类文明经济板块的一个重大研究领域。

何种物品可以作为等价物，最率出现在人来历史的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材料，最先以玉石、贝壳、金银铜金属等物品。以等价物的物理属性和稀缺程度作为主要考虑标准，实现固定一种承载同意价值的交换工具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契约共识上。让有交换意愿的行为主体都接受某一物品作为中介换走自己手上的商品货物，再拿这一等价物去换取真正想要、但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商品货物，需要在集体生活交流圈与交换行为可能发生的空间领域建立一种契约或信任，而这种契约和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权威力量支配与理性制度的抉择。交换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个体或社会行为，其发生过程必定存在个体意志的屈服与权力支配的运转。借用韦伯分析权力支配正当性来源解释等价物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等价物的确定可能是某一个极具魅力的卡利斯马角色的主张和倡导下实现的，人们对极具才能或者对集体作出重大贡献的少数形成一种英雄崇拜情节和富有情感的行为追随。所以在先知、长老、酋长建立的某种等价物交换制度的决定，只要上述人身上的超凡魅力被持续证明，那么这样一种规则就可以在这种权威倡导下被推动执行。另一种契约达成的可能性来自传统力量。习俗习惯意味着行为的例行化，当某种行为给人们带来极大便捷或机会时，其余人会发挥人类模仿能力，对这一种行为进行复制和重复，最后成为一种有规律的、可继承的模式。第三种确定等价物正当性属于现代法理型权威支配下的一种制度配套，以契约精神、法律条文规定下确定一种经济制度，以实现稳定的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的秩序。

三、万物可交换？

1、价值理论（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

等价物的出现标志了人类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向更为高级的“物-货币-物”发展。等价物加入了物品与物品交换过程，增加了交换物品内容和更大规模的可能性。可以充当交换一切物品的等价物能够承载所有物品的价值，但反过来说，可以交换一切商品的货币也摘取自己本身的价值，以一种价值空白成为物品交换的容器，变成毫无价值的工具。卡尔·马克思把货币这种等价物形容成万人可骑可用的娼妓，撇去这种说法用词情感色彩和性别定义，确实直白得揭露了货币在人类活动行为中的工具的无条件性。马克思对一切现有的商品价值二重性进行分析，指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在交换意愿和货币等价物的推动下具有的交换价值，尤其是在货币的作用下商品实现具体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向社会普遍范围内的抽象意义上的价值转换。

涂尔干对货币社会功能论调以及韦伯有关货币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催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等的观点暂且不展开讨论，我们来看一看除了货币的经济意义，齐美尔讨论货币对社会有何哲学内涵。《货币哲学》作为齐美尔最为系统完整的代表性论著，书内齐美尔总结货币的最大特征是对人类一切可交换商品的价值进行夷平，人类一切产品在货币面前都可以被衡量定价，据此，人类也逐渐根据对货币金钱的占有量划分阶级，货币金钱不仅能够换取客观市场流通的物质商品，也能通过物质商品对生活内容和功能的充实，实现生活方式和等级身份的跨越，现代生活风格以追求金钱为特征。但齐美尔又笔锋一转，思考现代人对金钱的追求到底是以金钱为目标，还是追求到金钱之后能够交换的商品。金钱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媒介、手段和工具，那么我们人类行为难道只停留在方便如何达到行动目标的方案，而忘记了为何要制定方案工具？当工具手段平稳顺利实施时，我们如何维护自身安全与独特意志，保护自己不被价值夷平的工具削去主体安全？狭义上的等价物是人类经济行为的一种制度性结果，但在广义上的人类行动与实践后果上看，等价物的金钱货币还有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与社会价值意义。

2、被商品化的社会

我们再来看看等价物货币交换的对象——商品。未被交换的物品就不能被称为商品，未经加工过的空气、水、森林、土地如果只作为人类生存条件要素内容，就不是商品，但现实中，上面这些词汇代表的物品对象已经被商品化过了，并且还在持续被商品化。先拿土地作为商品化讨论的对象，自古以来土地都是一个必争的资源。将自然放在同等位置上考虑时，无论人类出现与否，在矿物风化和沉积以及生物综合作用下的土地都会在那。人类出现了，并且是在土地之上出现和活动，人们看到人类的双脚是离不开土地的，并且土地上的水、瓜果树木季节变化过程中对人的供应是有限的，对其他人宣誓土地主权，以应对资源的稀缺。并且控制了一片土地，等于拥有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可能性，物品的空间秩序、生物的生长与互动规则都会在土地所有者的监控下推动执行。土地作为人类最基础的资源要素，所以也成为马克思论述三大原始资本的要素之一，土地的商品化在占有与被占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中催生了资本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过去的土地侵占出现的氏族、地主、庄园、国家范围界定，到现在建房、商贸、文化遗迹等土地功能地产划分，土地商品化发展从未停止。

沿着这样的发展轨迹，土地的商品化催生了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动力还是在于土地之上的有关人的商品化。马克思将劳动商品化划定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节点，认为当人在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一切资源、工具、原料都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实践、劳动换取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材料，以及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条件，以上也是被商品化的劳动的价值购买内容，也揭示了“异化”理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工人与劳动工具、劳动成果的脱离最终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异化与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追求生存和生活材料的商品化进程中，人会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吉登斯在韦伯理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在难以改变的社会背景下人的行为是经过理性设计和监控的，并且结合米德、戈夫曼的思想理论主张，认为在资源归他人自己需要付出时间和劳动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意义解释和生活安排，人们可以在特定的商品化时间之下安排自己的情绪表现和规划自己的人际交流网，商品化的生活可以是一种可控制的表演，表演结束之后人们才可以在非商品化的生活空间里得到片刻的喘息。

3、非商品化的存在

空间商品化、时间商品化、人际圈层商品化甚至最贴合个体特征的情绪也商品化之后，人的本体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投掷在买卖交换市场的个体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显得更为普便和复杂。带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在交换生活当中很难不沾染商品化性质，但在非交换空间，人被允许自主选择价值定义，抵挡商品化的入侵。一种是道德力量（集体共识）对人的价值与集体团结的保护，在商品化越过某一界限，对人类的存续造成威胁，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等现象发生时，道德便会展出来阻止商品化行为继续蔓延。禁止人口买卖、性等有关人类存续伦理问题方面的交易是道德规范的最显著底线。当然，道德也越来越考虑舆情压力对商品化扩张速度和范围进行控制，如政府对房地产炒房的管控，通过限购、划定宅基地来回应大部分人保留基本生存空间的需求。对个人来讲，非商品化主要是自己生活私领域的保留。为什么现代城市当中的人口显得越来越疏离冷漠，很大程度就是个体在脱离公共的集体生活场景之后对自身本体价值的保护和再确认，这样一种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恰恰就是可以避免在互动过程中又发生一些自己无法控制和并非出自本体意愿的时间与情绪交换。但这也并不是说现代的人在脱离交换社会场景之后就遗世独立、离群索居，他们只是保留了自主的选择，一种可以进入也可以退出的行为自由，这种行为自由可以不借助任何媒介、也不计较任何价值得失，只遵从个人的意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