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
布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下册）、《再生产》、《实践理论大纲》（商务印书馆）
凡伯论《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
马克.格兰诺维特《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纳德.S.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泽利泽《亲密关系的购买》（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
重审社会资本——对社会流动的思考
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综述
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著作也比较多，自己目前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但此月的读书书目与社会资本研究有着较多的关联，因此也想乘此机会对社会资本这一主题进行适当的总结。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布迪厄、科尔曼、格兰诺维特、伯特、林南等。下面笔者也主要是从以上几位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论述，在布迪厄的著作中，其主要是从社会阶层流动分化的视角出发，其并没有直接的使用社会资本一词来对社会阶层分化进行分析论述，但是其所论述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等概念都与社会资本内涵有一定的重合。在布迪厄的研究中，其提出处于上层位置群体较于下层群体有更多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各类资本，而且由于上层阶层之间有着非常强的阶层封闭性，其通过婚姻、教育等方式来实现以上资本的积累与传承。而且在布迪厄看来，正是由于各阶层之间在各类资本中，特别是象征资本（笔者认为，若从细化的视角上定义，象征资本也可理解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存在着差异，进而导致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而在科尔曼的研究中，其明确指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P279因此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是人与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团体之间的关系来体现的。而关于社会关系，其在《社会理论结构》指出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在此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P277对于社会资本的明确定义，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民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而且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则可以说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可以理解为此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p281）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不同的，其是无形的 、看不到的。其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有效规范可以构成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同时限制其他行动p287）、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以及有意创建的组织。格兰诺维特通过对人们在职业生涯发展历程的研究提出，在职业生涯历程中，人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人们大多数都是依靠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来获取职位。这些社会资源就是其所说的关系人群体，而且这些关系人与谋职者并非很亲密，其往往都是保持一种“弱关系”状态。在其著作中其并未明确提出弱关系的具体概念，但从该书中可以总结出“弱关系”的特征，即个人与关系人之间的联系并非密切，而且关系人提供的信息多是偶然间透露，关系人传递信息目的性并非很强。该观点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也证明了社会资本的存在及重要性。而在伯特看来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关系在人或者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提出了两大理由。一是，伯特认为关系强弱并不是人们获得收益的因果关系，关系强弱只能证明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而结构洞理论才是直接抓住了因果关系的动因，结构洞理论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二是，只是关注关系强弱所带来的利益比关注结构洞带来的信息利益要少。基于以上两点，伯特提出了应当进一步关注结构洞的构建问题。伯特指出，一个组织或者人拥有结构洞越多，且这些结构洞之间的重合性越小，组织或个人就能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信息和利益。林南则在其《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提出个人可以有两种资源可以获取和使用，一种是个人资源，一种为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包括物质和符号物品（如文凭和学位）的所有权。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取的资源。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就相当于一种社会资源，其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为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资源。P21 并提出社会资本的运用有两大动机，即工具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林南指出表达性行为会增强社会群体的团结和稳定性，而工具性行为则会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资源的共享。
综合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虽然都具有一定差异，如布迪厄与科尔曼主要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去探讨社会资本的内涵以及功用，怀特与伯特则是从个体在社会生存过程当中社会资本对其发展的影响，而林南则是集中讨论社会资本的运用在社会结构的构造中起到的影响。然而，从整体层面上去探讨，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共性，即其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而且对于群体、组织以及个人的发展都存在较大的影响；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其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且社会资本也可以进行积累。如果此处要给社会资本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是个体或者群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无形资产，其对于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及其采取的社会行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之上，更具体的阐述，则是表现在个体或群体在教育机会获取、文化认知、职业选择、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影响。在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之后，笔者主要主要从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当中所充当的角色作用进行讨论以及社会对社会资本话语进行反思。
二、社会资本引至下的社会分化
表现出对社会分化现象的深切关注，最早应当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批学者开始，马克思鲜明的提出，由于生产资料完全被生产者控制，而作为产品生产者的劳动者却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分离，资本家占取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工人没有任何资本，其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就自然出现了少数拥有大量资本的资本家阶级和极大多数没有任何资本的无产者。从阶层分化的角度上来看，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高度分化、矛盾冲突凸显的不稳定社会。因此，对于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探索上，马克思是直接立足于社会生产资料的获取之上。而且按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推演，即随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之时，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必然没有充足的资产去消化资本家所提供的产品，进而会导致生产的过剩，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面临失业的工人为了谋取生存的权力，其作为无产阶级的阶层共同认识必然会引起无产阶级的集体暴动，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统治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打破现有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实现社会的阶层的平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非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快速崩溃，资本主义社会一次次的社会冲突危机中存活下来，因此在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则开始以相对缓和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其往往采取阶层观念来代替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且也有许多学者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团结暴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当代的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在一个规模非常巨大的群体当中，作为组织中的一员，每个人都会由于感到无力感，往往都会采取消极无为的策略来搭其他行动者的便车。因此在奥尔森看来，工人群体作为一个大群体，其不会产生马克思所说的理性团结，就算是由于一时的非理性抗争也不可能产生持续的集体行动，因此其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产生阶级认同后的集体抗争的理性选择是不会发生。虽然马克思推测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预言并未发生，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种种冲突在，一大批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其中社会的阶层分化研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
在此处，笔者主要就凡勃伦和布迪厄的观点展开讨论。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对社会当中的有闲阶级（也可以理解为上层阶级）的产生、维持以及其生活风格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论述，进而展现出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在对于有闲阶级的定义上，其并未进行明确的定义，但在其话语下有闲阶级也具有一定的特点。即其认为在社会发展处于较低层次时，有闲阶级时从一种平易相处的生活习惯过渡到好斗为常的生活习惯演变形成的。“有闲阶级制度的产生是早期对职位有所歧视的结果，人们认为某些职位是有价值的，其余的则了无价值”。因此在有闲阶级看来，有价值的工作可归类为功勋的共组，其可以让其产生荣耀感，其也可指为一种掠夺型的工作；了无价值的工作就是那每日重复的劳动，其不能体现任何的功勋价值。P15在现代社会中，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于财力的职务，劳动阶级的经济利益则在于财力类别和产业类别，但以产业类别为主。（凡勃伦把现代经济制度分为财力和产业的两大类别，其中财力类别的职务所有权或强取有关，产业类别的职务则和工艺或生产有关p168）因此在凡勃伦看来，在社会中出现的有闲阶级的分化现象，主要是由于获取财力的方式不同所造成，无论在低度发展社会时期还是在现今的工业社会有闲阶级的少数份子主要通过掠夺性的、带有一定强制色彩的方式来获取收入保障，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有闲阶级其实就是剥削社会大众的阶级。就阶级分化现象在社会中显化的一方面，凡勃伦认为其主要是通过以财力支持的炫耀性休闲、消费，其可以分为对精神、时间的消费和对物质的过度消费，其会随着不同时期有所侧重。有闲阶级正是通过过度消费的形式，将自身与普通的劳动大众之间进行明显的区分，即展示自己作为有闲阶级而不用从事劳动的优越性。
关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现象，布迪厄的研究中也涉及了不同阶层在生活风格、审美品位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现象而产生明显的社会阶层区分。但布迪厄的研究中，主要是在论证各类资本的继承对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再生产的封闭机制。在其看来，正是由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教育资本、象征资本等资本占有方面存在着阶层差异现象，这些资本在对群体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力。用其场域理论来解释，可以理解为在各种社会场域之中，个体所掌握的资本差异，自然会使个体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经历，但最终都会将每个个体引向各自应当属于的社会位置。而且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分，其主要通过不同阶层群体在文化、生活惯习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形成了很强的阶层群体区分。位于上层阶级者其占据了社会较多的资源，其通过制定制度、法律法规、教育宣传以及文化创造等形式，使得其获得社会地位的确认，而且也获得其合法性的存在依据。而且在其看来，上层阶层的少数人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发展方向，上层阶层在社会中优越性的存在，这种优越性的存在就是通过其占有各类资本让其能够获得权力、悠闲、品位等，使得其他阶层群体对其一直是保持崇拜。而且正是为了保证其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分，上层群体通过不断创造出新的时尚，在中下阶层的人就进行模仿之后，其又开始创造出新的时尚风格，进而使得上层群体可以保持在社会中的优越性。因此，在布迪厄看来，社会阶层分化是一种普遍显化的现象，而且由于各阶层群体，特别是上层群体对外部群体存在着很强的排斥性，各类资本可以通过教育、婚姻等方式来获得传承，进而实现阶层群体的再生产。所以可以进一步推论，布迪厄的话语中透露出其悲观的思想，即社会阶层群体成员之间跨越、资源之间的交换是很难实现，用一句俗语概括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综合凡勃伦和布迪厄对社会分化现象的阐述，其都注意到了不同阶层群体由于占有社会资本的差异，进而导致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而且其很好的将社会分化的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化操作，使得社会分化现象可以非常生动的展现在世人眼前。即两位学者都是以宏观分析概括的方式来阐述社会分化的种种表现，其主要抓住了不同群体之间在生活风格、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以及上层群体对下层群体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社会阶层分化显化的情况。因此根据二者的研究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可以将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扩大化，即社会资本不仅仅局限于镶嵌在人际关系中的社会资源，而且还包括各类的文化资本、教育资本、经济资本等内涵。
三、微观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效用
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布迪厄和凡勃伦主要从宏观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且其主要是从社会资本对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而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也相当丰富也较为丰富。在微观层面上，格兰诺维特、伯特以及林南都做了相关的研究。最早开始对社会关系与个体的发展关联性的研究，最早是从格兰诺维特开始，其在《Getting A Job》一书中提出了“弱关系”观点对于研究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对于社会关系其提出了两大观点，其一为，对于个体职业生涯的发展起到较大影响并非个体所拥有的“强关系”而是“弱关系”。为了证明此观点其通过数量统计以及个案研究指出个体在找工作过程中，获得相应的有效工作信息，并不是来自于关系亲密的关系人，而多是通过长时间未联系的关系人提供。其二为，其认为在经济社会交易过程中，社会关系是镶嵌在市场交易当中，即在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个体或组织不只是以完全理性策略进行决策，社会关系因素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力。格兰诺维特认为，对于个体社会化程度的判断，不能以完全对立的二元论来论断，即“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都有失于偏激化，因此在个体进行经济交易过程中应同时考虑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维持一定社会关系的需求。沿着格兰诺维特的所提出的关系人理论，伯特也在此领域做了相关研究，其偏向于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入研究。而对于社会网络的存在形态，伯特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即在个人或者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都会存在着多个关键性联系人，这些关键联系人是个体连接其他关系较弱关系者的主要依靠。即关键联系人相当于关系网络当中的枢纽，而且这些枢纽式的联系人，其所链接到的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越多的异质性，对于个体或者组织而言其就会拥有更为强大的社会资本，个体就有可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在社会结构中拥有丰富结构洞的玩家们——那些利用网络为其提供高结构自主性的网络玩家——享受着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些玩家知道且参与更多的回报机会，并在其中施加影响。是否占据竞争优势就是一个是否拥有结构洞的问题。P2）伯特还提出，这些关键性的关键人也需要个体或组织在追求目标的情况下进行调整、替代。为论证其观点，伯特主要是从交易谈判、经理人升迁、组织生态以及企业家在市场约束关系中的代理人管理等几大方面展开论证。伯特计量统计数据指出，在交易谈判中，若组织或者个人拥有较多的结构洞，就意味着其拥有更多可替代性资源，其在谈判过程中的议价优势更大。同理经理人的升迁也与其个人所拥有的机构洞成正相关关系。林南的研究也是延续着前两位学者的思路，并将两者的观点进行了中和，从社会资本的效用角度来展开论述。在社会资本的获取上，林南提出了“桥”的理论，即当个体离连接社会关系的桥越接近其可获取的社会关系资本越多，其认为“弱关系”的存在也有助于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位置更突出，越接近关系桥。其还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对于社会结构构造和个人在现存社会结构采取的行动策略都有相关性影响，特别是个人在使用社会资本的意图方向，即工具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特别是两种意图使用频率的多少，对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个人社会行动都有影响。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关于社会资本的微观视角研究，其主要是通过社会资本具体化为社会关系的层面来展开论述。此外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国内的研究也有许多，其中“面子”理论的提出，也是对人际关系运作的一个微观视角研究，这也应当纳入到社会资本微观研究视角的论述中来。因此可见，对于社会资本微观层面的考察可以从多元视角来展开。由于笔者个人研究较少目前还不能提出较为系统的论述，但笔者也希望结合个人生活观察的经历，对社会资本展开一定论述。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反思性探讨
关于社会资本话语的反思性探讨，笔者认为应当从社会资本对目前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的角度来展开。首先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否为社会产生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社会资本是否真的可以传承？面对目前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资本的效用是否会发生变化？科尔曼以及贝克都对上述问题有一定的回应两位学者都明确指出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人越来越个体化，社会资本的代际传承力度也变得越来越小。科尔曼主要是从法人团体普遍出现的角度出发，自然人的权力控制不断的出让给各类法人团体组织，家庭在个人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变弱。因为越来越多的法人团体可以代替传统家庭在传统时期所起到的作用，如父母的养老已经被国家所负责，这也就自然导致父母对于下一代的关注度以及各类资源的投入减少。而且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量以及速率较传统时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与涂尔干的观点相吻合。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下一代在家庭逗留的时间大为缩减，其流动性较传统时期更强，这也导致下一代与父母的联系关系、与父母的亲友关系、邻里等各方面的关系变弱，因此在社会资本的代际传承作用降低。通过代际传承的社会资本积累途径的减弱，那社会资本积累的路径又会在何处？按照微观层面的研究，社会资本的显化主要是通过关系网络来展现，因此沿此思路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应当为个人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社会关系网络又是如何构建的呢？基于对社会现状的观察，笔者认为应当对目前互联网网络社群进行更多的关注。通过互联网网络社群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得到直接的沟通，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的信息渠道也更加多元化，需要的信息、资源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搜索工具获得。而且人们通过网络平台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能力以及便捷性更强，“朋友圈”的构建也越来越具有多元性，“弱关系”的所提供的信息资源效应产生的作用也大大加强，其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在现实中曾经谋面的关系人。因此，笔者个人认为，随着互联网网络的普及，而且在各种资源达到充分共享的情况下，家庭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积累影响将会大大降低，来自底层的个体若能够充分和合理的利用好网络资源，其也能积累到更多的社会资本，使其有更大的机会突破阶层的界限，使得社会流动更加顺畅。但从目前各种新闻报道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如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在没有任何管教时，整日拿着手机上网，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游戏深深的吸引，难以自拔；如目前城市中的中上层都不断的加大对小孩的投资，从三岁左右开始学习各类才艺，而在底层的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儿童是完全接受不到这样的学习机会的，因此也可以推断，目前阶层之间的社会资本积累差距是在加大，企图通过网络这样的信息平台资源来突破阶层间界限是过于理想化了。对于社会资本在现实社会中所展现出的各类形态，以及其在各方面所起到的各类功用，目前还是处于非常浅显的层次。以上论述也是做一个初步的尝试，待之后进入具体经验层面的研究，希望能有更深的、更广的认识，也希望突破或者超越社会资本的话语对社会现实进行重新的认识。
对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的反思是这个月的第二个主题，其中贝克的《风险社会》、泽利泽的《亲密关系的购买》、《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都是对现代化的反思性著作。其中贝克的《风险社会》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评价体系中过于注重科学标准，以科学家的研究作为评判社会风险的主要依据，进而导致社会普遍将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类风险视而不见，即将这些风险隐避化。但是随着工业进一步的发展，人类为了发展工业经济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剥夺的程度加深，进而导致这些被科学标准所隐避的风险凸显出来，进而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贝克提到，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把许多风险问题（包括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按照科学研究制定的标准作为评估依据，而且在人类的潜意识中，人们总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二元对立化，即认为自然生态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没有任何的关联，这也导致了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完全不注意顾及到自然生态问题，直到自然生态的破坏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时人们才会开始关注风险问题。
泽利泽主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其两本著作主要是从亲密关系和对于儿童价值的评价。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中，泽利泽提出亲密关系与金钱交易关系之间的厄界限不断问题。即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融入到货币化作为日常评价标准的过程当中，导致人们在处理亲密关系的过程中难以划分清楚经济交易关系和无任何金钱利益亲密关系的界线。泽利泽指出，由于货币化的亲密关系，导致人们开始关注在维系亲密关系过程中而导致的金钱损失，特别是人们开始关注家庭妇女、情人、看护等角色在亲密关系中为对方所付出的许多无法用金钱进行具体衡量的价值，特别是在亲密关系破裂之时，这种关系都难以与纯粹的金钱交易关系划分清楚。泽利泽在书中选取了许多美国各地区由于亲密关系而导致的诉讼问题，其中各类个案的最终审判结果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也进一步论证了其所指出的亲密关系的货币化界定难题。而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其也继续延续着社会变迁的视角对儿童价值评判的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其在书中提出，关于儿童的经济上的和情感上的“有价”、“无用”、“无价”、“神圣化”等评判变化过程，都受到社会不同发展时期文化演进的影响。即文化作为对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进行重新定义的主要动力基础。为论证其观点，泽利泽在书中对“童工“、”儿童丧葬保险业务的开展“、”儿童售卖的黑市市场“等几个领域在不同时期争论以及变化情况进行论述，进而推演出了由于社会对于儿童价值评判变化，而使得儿童由经济上的”有价“到”无用“，从情感上的”无视“、”冷漠“、”嫌弃”到情感上“无价”、“神圣化”的变化过程。因此从以上两书中的研究，可以看出泽利泽是站在社会有传统时期走向现代的社会变迁视角，考察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中各类社会事物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其延用了西美尔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性视角，从社会中微观事物的考察入手，进而构建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微观的、可触及、可感知的变化进程图景。
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著作还有许多，这个月只是起了一个头，下个月开始对吉登斯的著作进行研读，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收获，期待下个月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与反思。
读书小结：
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很快的就过去了，这个月的状态也是起起伏伏，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做到比较平静的去读书思考，但有时不知为何自己很难静下心来去读，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内心都会无比的自责。知道时间的紧迫，时光一去不复返，越是这样去想自己越是难以摆脱内心的焦虑感。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影响自己读书的速度和质量，更难说去慢慢品味书中的深意了。自己也一直都在有意识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在每天的日记中记录下自己迸发出的思想火花是自己感到最有成就感，最开心的时刻，这也是为了给自己鼓劲。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人可以与自己深入的交流，每天的交流大多都是家常里短，虽然也很有助于放松，但总感觉生活当中缺少了严肃感、缺少了一种追求学术思想的激情感。这也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些小渴望，虽然没有一起前行的伙伴，但也没有感觉太过孤单，也没有太多的悲愤，也许这个时候正是需要这样的独立与自主。
在这里自己还想谈一下自己读书的困惑，主要是关于读书的方法上，总体感觉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种泛读状态，有的部分书目或者章节也确实存在囫囵吞枣的现象，这一点自己必须承认，在读书的质量之上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去做的。（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都是自己精神状态不佳时期，逼着自己坐下来读书，但发现确实很难入境）自己确实也很担心，自己这样的大量泛读是否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目前自己也准备调整一下自己的读书策略，争取每个月选出几本自己比较感兴趣，最能激发自己思想火花的书要重点去细读。而且还希望能和读书会的伙伴去分享讨论就更加好了，这个想法一直都有，但一直都没有去行动起来。理由有许多，但还是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总觉得不一定能达到自己的预想会很不好，一句话就是设想太多但是实际行动太少，这个实在不该呀！
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北京大学出版社）
纪廉《新经济社会学》
刘世定《经济社会学》
艾伯特.O.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莫斯《礼物》（商务印书馆）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商务印书馆）
布迪厄：
《单身者舞会》（商务印书馆）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商务印书馆）
《国家精英》（商务印书馆）
《实践感》（译林出版社）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家的产生起源——社会分层何以产生
前言：此文企图探讨社会分层产生的根源，由于所读文献有限，所思所考也许会有偏颇之处，但仍想尝试进行分析总结。本文首先指出国家的起源是在私有制经济产生的情况下，导致人类选择组织起来成立了国家的暴力机器。而在国家产生之后，统治阶层也自然产生，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其自然衍生出治理社会的各种机构。因此，笔者借用韦伯所提出的正当性治理与非正当性治理的概念来阐述，在国家产生过后由于这两种力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了社会分层。紧接着本文对社会分层的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这一部分主要是结合布迪厄对教育机制的研究，提出教育被神化的情况之下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工具的观点。
一、西方的国家起源论
西方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主要研究有霍布斯和恩格斯两位前辈。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观主要是在其政治学著作《利维坦》中提出，该书写于1644年。其在书中论国家的部分提到，“爱好自由的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使自己似乎受到种种限制，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并由此得到比在自然状态下更为满意的生活”。即之所以要建立国家是为了使人类摆脱战争的威胁。霍布斯提到，人在自然状态下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的竞争，而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不屈服于任何的权威，诸如抢劫这类的方式都变得相对合理化，进而使得人们的财产得不到保护。而且自然状态下由于人类自然激情而必然导致战争的产生，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活走向无序。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其实就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人们由于相信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平等的，自然就认为结果也就会是平等的。而当结果不平等时，人们之就会相互敌视，产生一种冲突战争状态。为了应对自然状态下的无序与不安全，所以人类选择放弃自己在自然状态下的一些自由来服从于一种权威，使人类得以摆脱自然状态，而这权威的产生就意味着国家的产生。而在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观中，其提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简化的说，国家就是统治社会的暴力机器。对比二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二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一是国家的产生都是人们自动选择的结果，即人是一种自愿的状态。其二是国家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其拥有一定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人们必须服从的。其三是国家权威的有效性都是以国家能够保护人类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为前提。总的来说，其观点中蕴含着一种契约论，即国家与服从它的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易的契约关系。
二、正当性治理下的社会分化
国家的产生也就意味着统御社会的统治者阶层的产生，除了最高层级的统治阶层之外，还会衍生出一整套国家统治机器。根据不同的统治形式，韦伯在研究古代社会统治情况时，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家长制统治、家产制统治以及封建制统治。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统治，其都会在来相应的特权统治阶层，在这一统治阶层当中最早出现的就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贵族统治阶层。国家通过贵族阶层去统领底层大众，处理地方社会的问题。而贵族统治的权力由来，则是依靠国家机器的暴力工具，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来获得正式的治理权力。在正式权力的获取上，韦伯提出了三种获取正当性权力的途径，即在理性基础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享有权威更具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之权利（合法权威）的信仰；传统基础上，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以及行使权威者的正当性（传统权威）的牢固信仰；超凡魅力的基础上，基于对某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忠诚。贵族统治时期，贵族也可以充当一个地区的领主，其对该地区的人不仅具有征税权还具有法律的制裁权。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之间出现了以贵族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社会阶层的分化现象也应然而生。如在法国地区形成的三级制划分的社会等级，英国的伯爵、绅士制度等都是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分层现象。传统时期的法国，社会阶层固化非常的明显，而且在社会上成为非常坚硬的力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拿破仑革命之后，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在《悲惨的世界》这一部反应法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小说中，其描述了一名出自底层的主人工，脱离牢狱之后，尽管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但是内心仍旧逃脱不了出身于底层而无法融入到上层阶级中的困顿当中。该故事的背景为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失败，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法国的民主之光仍旧未能照耀至底层，阶层的分化反倒是越发的加重，社会矛盾也是愈发激化。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统治地方的权利开始产生变化，以法国地区为例。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夕，法国贵族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其对一般民众的征税权和制裁权，其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区别只在对国家交税和服役的义务上，即贵族阶层不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和出劳役。在此时对地方具有实际的治理权的为该地区的领主，因此领主成为替代贵族的社会中间统治群体，但底层人的权力和境况仍旧未能有大幅度的改善。现今以科层化的官僚体制来治理地方，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在加上大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化现象更普遍。
三、非正当性支配下的社会分化
非正式支配首先是由韦伯提出，其主要指的是在上层支配下层的不一定只是通过政府的政治强权方式来管理社会，其还可以通过非正当性的支配方式来获得，非正当性的支配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宗教思想、文化引导等方式来影响社会结构。而对于非正当性支配的研究，涂尔干从社会分工作为切入口进行解读，其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随着外部经济的发展，原本封闭的集体开始对外开放，有一部分人离开集体到新的环境中生存。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脱离集体，个体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际交往范围不断的扩大，个体对自身的关注逐渐加强，对集体同质性的思维、集体式的生活开始消失。参与到社会生产中的个人，由于个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差异性，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也会出现分化。随着社会分工快速的发展的，而且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的细化，社会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收入差异现象。而根据收入的差异，可以划分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等阶层，这些阶层的产生也意味着新贵族的出现，其中包含了大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甚至还包括中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出现开始逐渐取代传统贵族的地位。新贵在社会统治中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加大。因此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非正式力量对社会分化的出现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关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现象，西美尔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其以玫瑰的拥有数量作为隐喻，其指出即使最初每个人手中拥有的玫瑰数量相等，但是社会因为自然条件的影响，每个人的辛劳程度不同，到最后仍会出现玫瑰的拥有数量存在较大差异的现象。西美尔认为，由于个人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所持有的资源数量差异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出现社会的分化也是自然发展的过程。从宗教领域的支配当中，在韦伯研究指出，西方宗教的产生最初是从城市中产生，其在成立之初就是为城市阶层所服务。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开始扩展在乡村地区，所以乡村地区开始接受宗教思想时，宗教力量开始成为城市对乡村进行控制的非正当性支配工具。而宗教的发展也带来了在宗教领域内的分化现象，教会制度、教区的划分，教皇、各等级的牧师形成了宗教统治社会重要支配框架，而且在次框架之下宗教内部也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阶层划分情况。因此从非正当性支配力量的影响下，社会的阶层分化趋势更加明显，其从不仅受到统治阶层权力的影响，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还受到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四、维护阶层秩序的工具——教育
在维持阶层秩序的稳定的研究中，布迪厄的研究更加贴切其中的要领，在其看来国家的运行以及社会的资源多半都是被精英所占领，整个国家处于精英统治当中。精英的统治意味着，社会上只有少数的一部分人可以处于社会上层，因此社会场域中也就出现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区隔。在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还存在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之间也处于一定的分化现象。而且，阶层之间仍然会有一定的流动，以实现社会的再生产，比如通过教育考学的方式开辟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途径。布迪厄指出，精英阶层的生产方式有两种手段其中一种是通过家庭的继承产生，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教育方式来遴选产生。其指出，为了维护阶层的稳定，统治阶层发明了一整套运作方案。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通过教育来发挥其中的重要作用。统治阶层通过对教育进行神化，进而让社会大众，特别是让底层大众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命运。认为教育是公平的，自己没有获得教育的机会是因为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对于教育机构所培养出来的精英阶层统治保持顺从的状态。因此通过对教育的神化，使得底层人只会悲叹自己无能，不会产生不公平感，不会想到推翻上层的统治。而在布迪厄看来，这种通过教育、考试的选拔方式，在表面看其是比较公平的，但实际上其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规则设计。因为，考试规则的设计完全是迎合了上层人的需求，是按照上层人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作为游戏规则设置的基准。在上层阶层的后代在参与考试竞争的过程中以及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其已经从自己的原生家庭中继承了相应的文化资本，即出现了一种早熟的现象，其在这类竞争中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而对于中低阶层的后代，其在参与教育体制的遴选竞争时，其一直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当中，其很难适应这些规则，所以大多数底层后代都是败下阵来。布迪厄指出，在教育的内容上，在大学预科班当中所教授的内容也都是迎合与上层需求而设置的，而且考试的内容只不过都是规定性的动作而已。在统治阶层将教育进行神化的情况之下，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都会接受这种教育内容的驯化。布迪厄指出，能够上大学的或者能够上当时顶尖大学的学生，往往都是最听话的、被这一套教育体系规训得最顺从的学生。对于来自底层的学生，其如果要获得升学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其需要与其原本的阶层进行决裂，接受上层所灌输的一切思想。
由于教育体制实质上的不公平现状，因此目前底层人通过教育的遴选方式获得提升的机会大大小于上层阶级。布迪厄在对名牌大学的生源的家庭情况进行统计过后，也发现在名牌大学当中出身于上层阶层的学生要远远高于出身于底层的学生。而且就大学的教育评判标准以及大学文化对于来自底层的大学生都是不利的。而且在教师的评判体系当中其对于学生的评价也不自觉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作为评判标准，其往往都不能做到客观化的评价。再从大学教育的内容上进行考察，虽然声称是平等进行施教，即对所有学生教授同样的内容，参与同样的活动，同样的考核，但是实际上参与学生的先天掌握的文化资本积累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来自中下层的学生其很难适应大学的教育内容，教学文化。因此可以说大学的教学内容完全是迎合上层的文化需求，如逻辑思维、哲学话语的表达等要求。来自上层的大学生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其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上都有着较好的积累，尤其是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上层的大学生其在综合的文化知识积累，对于艺术的认知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先天优势，而对于底层的大学生其在这些方面都存在这很大的缺失，其获得教育的途径都只能通过学校来获取。因此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上来自上层的学生其渠道更多，学习更加自由，而学校的教育评价体制标准又紧紧与其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因此出身上层大学生自然在大学教育当中获得更多的好评以及表现更佳。
此外，在笔者看来，家庭不只是对学生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对学生的自我认知、学生的自信等方面的心理状况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如在与出身上层的学生进行交往时，底层学生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无知的状态当中，上层学生多才多艺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可以展示的才艺等等，都会加重来自底层学生的自卑感、无力感。前段时间在澎湃新闻上读到一篇关于原身家庭的文章，文章中描述了一名考上北大的学生，因为深信自己的原身家庭已经决定了自己未来不可能有所成就，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去改变现状，所以其一遇到困难时都会缩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整日以阅读小说为度日，最终处于非常落魄的境况。从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由于从小受到家庭变故，父母婚姻变故的影响，进而导致其一直未能走出其内心的不自信感，也不能走出家庭影响所带来的阴影。其从小时后的家庭经历，导致其养成遇到困难就会与自己原身家庭的进行联系起来的逃避习性。在其慢慢走向社会，离开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到大学求学时其不能很好的应对陌生环境，以及大学教育当中的要求时，其内心所形成的对于自己原身家庭自卑感导致其选择逃避。在成长过程中所养成的惯习，对于来自底层学生的心理影响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方面。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还指出，出身自上层的学生其在大学期间完全不会去考虑未来的就业，考虑未来自己需要如何去奋斗，因为家庭已经为其铺好了舒坦的大道，他们完全不用去忧虑。大学教育对于他们只不过是去渡一层金而已，至于从大学的教育当中获得什么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进行太多的考虑。而且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就业的规则往往是以文聘作为主要评判标准，名牌大学的文凭就意味着高水平，能力强，自然也就可以获得更优的职业。而职业称号就意味社会身份的确认，所处的社会等级位置的确立。从该角度思考，教育之所以能够被神化，能够得到各阶层大众的追捧，因为上层阶级正是通过教育的机制来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精英生产体系。
（个人——家庭——文化资本——教育机制遴选——学院文聘——职业称号——社会身份、社会等级）
五、社会分层的产生机制思考
对于社会分层产生机制的探讨，其主要思路在于国家产生的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推动动力在何处。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位置。从目前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反思，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要素在于各阶层群体资本积累的差异情况，其中包括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于个性心理影响的也应当考虑）、经济资本。对于资本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论者认为资本就是资本家用于生产的物质性资本；在舒尔茨看来，资本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本，其认为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价值参与到市场当中进行投资来获取收益；而在布迪厄看来，资本则代表了文化统治资本，其看到文化资本背后所带来的社会精英生产，即来自上层家庭的后代可以积累较强的文化资本，然后再通过教育培养体系的镀金包装，其又能继续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因此从资本的掌控情况来分析社会分层的产生机制，可以从更宽阔的领域进行考察。布迪厄主要是以文化资本积累的差异导致每个群体在各场域当中处于不同的差异。即场域结构中不同人群由于在各种资本的掌握情况的差异，在其个人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进而最终导致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位置。（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既包括文化资本、人脉关系资本以及各种社会场域中的资本）因此社会阶层的产生机制可以总结为由于从原生家庭中继承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导致其在成长过程当中接触到的社会资源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导致其在各种社会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产生了很大变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少，其在社会场域当中的地位越低，因此也进一步导致其在之后的发展中所能积累到的资本也就越少，这也就导致其一直陷入到社会底层当中，没有突破的可能。
读书小结：这一个多月读的书比较的庞杂，在寒假的时候一直陷在西美尔的著作当中，《货币哲学》重复翻看了两遍才不得不放下，还有西美尔的《社会学》读了将近三分之一还是没有太多的感受，译文的句子和段落都很长，读着、读着就分心了，所以读书的速度很慢，但是却没有太多的思考收获，只是在某一个点自己会兴奋一下。因为大家都说西美尔的著作非常的经典，所以自己一直不愿意放在，希望自己能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也一直坚持去读。这个过程也让自己觉得很难受，原本打算寒假静下心来大量的开始阅读的，但卡在西美尔的著作上自己花费了很多时间，自己也是比较郁闷。之后还是跟一个老师交流过后，意识到自己其实没要这样的熬下去，自己能把西美尔研究社会现象的视角以及基本观点即可。西美尔的研究特点是从社会中的小现象去折射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即从人们在社会交往当中映射出社会的发展趋势，社会事物的发展特别是货币化的发展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金钱可以购买许多东西，人们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金钱往往都能作为其中的中介，所以当人们在追求目标时，往往会迷失在追求金钱这一手段的过程中，而忘记了自己真正追求。西美尔还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即金钱是人们到达目的地的桥，人们往往在桥上待得太久而忘记了下桥。从金钱对人的这种影响上可以映射出其他相关方面的思考，如社会劳动的分工、卖淫现象的出现等，在西美尔看来都与金钱所发挥“桥”的作用引起的）。
将西美尔放下之后自己开始读关于经济社会学的整体介绍性的著作，开始进入到经济社会学这一分支领域当中，读了这几本书过后的，整体收获就是对经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大体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等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主要的区别就是，其关注的是经济社会中的一些变量，特别是对于人在社会环境中受到不同影响时所会做出的决策，而经济学则是将人受到环境影响的变量设定为默认的不变参数，之后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变化作为主要的考虑参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是考察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对于人、对于一个社区、对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其中《礼物》、《礼物的流动》以及《街角社会》就是遵循着这一方向来展开的。莫斯在《礼物》中提出，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通过礼物的赠送来达到的，占据优势者通过分发礼物的方式使人们对其依附与服从，即支配者通过礼物的赠送实现对被支配者的征服。而在《礼物的流动》中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阎云翔通过研究中东北地区的一个村庄的礼物赠送情况发现接收礼物越多表示其实力越强越有声望，即处于优势地位者迫使地位较低者献出礼物，而自己却没有回报礼物的要求。据此阎云翔提出，在世界不同地区礼物的流动规则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收到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就是怀特的《街角社会》，这部著作是研究社区发展动态的经典性著作，怀特历时三年半在美国的一个意大利人社区进行驻地调研，通过街角青年作为引子对该社区的街角青年、低下经济、社区治理、社区的政治动态者几大方面做了详细的研究，怀特通过对街角青年所组成的帮派组合情况的分析，提出在群体的地位对于群体中个人的行为表现有着很大的影响，即群体结构的变化对与群体成员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有着很大影响。
再就是关于哈耶克的三部著作，其三部著作主要都是在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行阐述和完善，在哈耶克看来，以为了追求未来的目标，为了追求平等而人为的将社会经济生活以集体计划组织的形式来限制起来，其实是对人的一种奴役。通过计划经济的形式在社会中进行配额，看似达到了社会的平等自由，但是人们可选择的物品种类和数量等自由其实是被大大的限制了，因此实质上人们是生活在不自由的社会当中。哈耶克指出当政府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府在为人们规划美好的未来蓝图时，主张人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应当接受计划经济带来的物资匮乏，这是对人们的一种蒙骗、欺诈。进而提出，目前社会上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解读都是错误的，认为个人主义只是关心个人利益的一刀切观点是假个人主义。而真正的个人主义应当是人们是在一定的秩序规则范围内实现的个人利益自由，而且人以正当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利益，要求获得个人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哈耶克在论证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对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其还指出经济社会应当由市场进行自我的调节，政府不应当进行过分的干预，因为在经济社会交往当中在交易的过程中不自然就会出现相应的契约进行规范和约束，只有诚信的行为才能在市场中生存，所政府完全没有比较要对其进行干预。其还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也不可能进行很好的结合，以计划的形式去组织经济生产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经济发展理论》在此书中，熊彼特指出经济的发展不应当只是经济总量方面的增加，总量方面的增加并不能代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企业家对资源以创新的形式进行利用而带来的企业发展才可以称为经济的发展。熊彼特还在此书中指出，在企业中从事日常经济管理的负责人并不能称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应当为能够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以新的形式利用经济资源的创新者才能称为企业家，只是一味的模范没有创新的跟风者、服从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提出，人们在选择应对组织的衰退过程中，不应当只是按照竞争中的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直接的退出，让组织自然的淘汰、消亡其实是不明智做法，在退出之前能够进行一定的呼吁对于组织的情况改善、绩效的提升都有着很大的帮助，即自由竞争有时不一定是对经济组织发展最有益，有时垄断的形式，让人们没有办法退出只能进行呼吁反倒对于经济组织的发展更加有益。因此作者提出，应当在退出之前有一定的呼吁，而且应当呼吁机制的建设，让呼吁可以得到较快、较好的回应，而且提高人们对组织的忠诚会降低退出的可能性，增强以呼吁形式来应对组织的衰退，让组织有更多的时间来应对衰退。
最后是关于布迪厄的著作，目前只是读了他其中一部分书目，刚开始读的是《实践感》，读完后发现其是布迪厄在前期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研究理论方法的著作，在此书中论及了布迪厄研究理论当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即场域理论、惯习以及资本理论（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学业资本、经济资本等）。（“场域”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它展示的是由于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为止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行动者是资本的载体，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自然决定了他们再场域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在布迪厄看来之所以人们在场域当中会拥有不同的资本，其更深远的原因就是个体自幼年开始积累的各种经验，其中包括从家中继承的文化资本，对于各种奖惩制度、规章制度的理解，这会在个人心中留下痕迹，从而构成个人的行动倾向，即布迪厄所指的习性。习性会引导个人走向他的未来。人们在社会世界生活或存在的各种习性的总和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惯习是过去时间活动的结构性产物，是人们看待社会世界的方法，也是人民在各种社会评判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模式。）
涂尔干（1858-1917）：
《社会分工论》（1893）（商务印书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商务印书馆）
《自杀论》（1897）（三联书店）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商务印书馆）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1850）（三联书店）
《实证主义社会学》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性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货币哲学》（在读，华夏出版社）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出版社）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
伯兰特.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社会分工到社会整合之辩
这个月的读书汇报主题主要是以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来展开，在阅读涂尔干的著作时发现其在对社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十分关注社会和谐方面的因素，即如何使得社会可以更好的运行，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那些。从此点上可以感受到，涂尔干作为一名学者的社会人文关怀与责任意识。在涂尔干比较著名的几本著作中，其关于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关系的阐述非常之多，在我看来其在关于社会分工的分析上主要运用了法团的概念和有机团结这两个概念来进行阐述。关于职业法团，其认为法团与行会之间有一定区别，罗马时期的法团其不只是一个职业群体，其还包含了类似于宗教、节日、葬礼等共同的活动，其与人们的生活关系非常的密切，就像一个大家庭将人们包含在其中。（法团是一个大家庭，是按照家庭社会的模式塑造而成的，其中有共同的宴饮仪式、节日、信仰和葬礼。P29）而有机团结是与机械团结这一概念以对比性的方式提出的，机械团结就与宗教刚刚开始起源的时期，人们被牢牢的被集体（部落、家族等形式）所束缚，人们的生活范围都是围绕着集体，与外界有着很少的联系，人们的思想是高度同化的，在当时的状态之下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个人的个性可言，所以在此状态下的团结完全是人们在完全无自我意识的情况下的一种被动式的一种行为表现。而有机团结，则是在人们在脱离集体之后，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分工的出现。在此状态下的人们，已经有个人的意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此情况之下由于职业分工团体所形成的团结，是认为自动选择的、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因此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的社会人们之间的团结纽带更加的有韧性，相比机械团结其更加有弹性。涂尔干也是通过对职业法团和有机团结这两大类型的阐述上论证了社会分工在社会整合中产生的作用。其认为除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分工外，如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以及一些反常的分工，社会分工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要在此对涂尔干思想进行反思的话，我认为需要从涂尔干思想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上，即我认为涂尔干思想对于回答目前中国社会现实还是缺少一定解释力的，比如直接用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思想很难去分析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古代时期城镇地区分工明显而乡村地区仍旧属于封闭的机械团结式的社会中，可以看到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其实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因此应当走出二元对立的思想误区去认识涂尔干社会类型）以及目前的富士康这类工厂的现实情况。以上是对涂尔干思想的简要概括，以下内容主要分为四大板块，即涂尔干社会分工理论的逻辑推演、各大家分别对社会分工论认识区分和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对涂尔干思想的反思与联想以及对涂尔干学术研究思想的一个总结。
一、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思想
在涂尔干的分析中，关于社会分工的产生是在人们脱离了原本的集体生活后，即人们脱离了原本不变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集体的依赖降低，因此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随着人们脱离出集体生活的固化环境，人们交往人群也更加复杂，既可以是关于职业伙伴之间的交往也可以是生活上的交往，人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也就是意味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出现。在涂尔干看来，随着社会生活的进行，社会分工也得以发展。（社会分工是产生于社会中，只有有了联系、有了社会生活分工才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人们社会生活进行，人的个人人格也在不断的发育形成，这也有助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形成，而且社会分工的出现也对个人人格的发育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因此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与个人人格的产生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正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新的社会群体也随之出现，即职业法团。在涂尔干看来，职业法团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而形成的一个社会整合的有效载体。在其著作中，涂尔干追溯了职业法团的发展历程，即职业法团最初是产生于罗马时期，在当时职业法团组织开始慢慢替代当时的公社作用，职业法团群体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次级群体。但是关于职业法团的衰落，其认为主要原因是职业法团群体失去了其自我的独立性，其慢慢成为当局政治部门的工具，进而导致职业法团团体失去活力最终走向衰落。因此，涂尔干认为，职业法团并不是由于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而走向灭亡，不能将职业法团一棍子打死，而是应当看到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职业法团又开始出现，即以职业群体的形式，这也进一步论证职业法团有现实的存在意义。而且，在面对人们已经脱离了集体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机械团结当中走出，即家庭、氏族等群体对人的约束力下降，其习俗和信仰在社会规范中的作用下降，职业法团应当承担起在社会整合、社会凝聚中的责任，减少社会示范现象的出现。涂尔干认为，机械团结的时代中，氏族、宗教仪式等组织对社会整合、社会规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宗教之所以使人避免自杀的欲望，不是因为宗教用某些特殊的理由劝告他重视自己的身体，而是因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传统的、因而也是必须遵守的许多信仰和教规。这些集体的状态越多越牢固，宗教社会的整体化月牢固，也就越是具有预防的功效。而且其还指出，信条和宗教仪式的细节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信条和仪式可以维持一种具有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P167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涂尔干指出，家庭是微型的政治社会。家庭囊括了一切存在的群体；什么也摆脱不掉它，任何事物都能在家庭中找到回声。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职业的功能逐步专业化，每个人的活动领域也会更加局限于其相应的智能的界限，所以以职业为代表的大部分生活也绝不能被遗忘。因此，家庭和职业群体之间是一种紧密的并存关系。而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的深化，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了家庭的范围，职业群体成为替代家庭的次要群体。职业群体最初的家庭特性也逐步的消失。P29-30
而职业群体为什么会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涂尔干指出，职业群体的分工会产生职业伦理，即职业伦理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而且职业伦理也具有职业群体的特性。P9职业伦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到一种规范的作用，只有明确的职业道德标准才能避免出现道德真空的现象出现，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才不会被打乱。P15而且其也提出，职业群体应当是未来的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P102职业群体应当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次级机构。在民主社会中，如果公民是直接的、无组织的状态，其只是混乱的假像民主。而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用“友爱”和两性分工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社会分工的作用。在“友爱”的例子中，其提到各个朋友之间都有着不同的特点，通过相互的合作可以达到更佳的效果。“我们即使很有天赋，也不免有所缺陷，就连我们当中最杰出的人也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此，我们常常在朋友的身上寻找自己所缺乏的品质，在团结中分享他们的秉性，从而感受到自己日臻完善。这样，朋友们便形成了小群体，在其中每个人通过保持自己的个性来发挥作用，并真诚的帮助得以产生”。因此涂尔干进一步提出，“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一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在两性分工中，其认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只是作为同一整体的两个部分而分离开来的，他们结合只能算作这个整体的重新组成”。P19-20通过这两个例子，涂尔干指出，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是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P24进而涂尔干提到，劳动分工不只是带来了奢华，它更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条件，即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者至少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其提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劳动分工还需要具有一种道德属性，“一般而言，正因为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p27在此基础上，涂尔干进一步提出，劳动分工必然带来了团结，而且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而社会团结是一种道德现象，因此在探讨表现时，涂尔干主要是以法律作为论证的对象。涂尔干指出，“事实上，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而法律就是这些须知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P28此外还有社会习俗对于社会团结也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涂尔干还指出，社会团结首先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它是建立在我们单个有机体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考察社会团结时，也可以从单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开始。基于此，涂尔干认为，论证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整合程度可以从法律的分类开始。“正因为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所以我们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来，就能够找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类型”。P31而法律现象的变化又是跟随这现象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法律戒规。涂尔干把法律戒规定义为能够进行制裁的行为规范。而且，制裁明显是根据戒律的轻重程度、它在公众心理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变化而变化的。进而，涂尔干将法律的制裁进行分类，即一类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一类是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其中包括刑法）；另一类制裁并不一定会给犯人带来痛苦，它的目的只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此类为恢复性的制裁，包括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p32
紧接着涂尔干按照法律制裁的两种分类进行对比，其中压制性制裁主要对应的是机械团结的低级社会，而恢复性制裁主要对应的有机团结的社会。机械团结的社会结构主要特征是，其是由彼此相似的同质构成的一个体系。P142其最明显之处就是关于其所有成员都有着共同意识或者集体意识，即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而在这类社会中对于犯罪的定义，可以总结为：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而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对于人们的犯罪行为往往以采取刑法制度来进行惩戒。因为在此低级的社会中，人们生活在高度统一的集体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到处都充斥着各种集体意识、习俗、规范。因此对于犯罪又可以说成是一种对立于强烈而又明确的共同意识的行为构成的。而涂尔干又指出，惩罚所制定的规则本身就是社会相似性的表现。因此在高度意识同化的机械团结社会的凝聚力，是依赖于所有个人意识具有某种一致性，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社会心理的共同类型中。P67在人们的意识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情况下，人们不自觉的会对与集体意识相异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愤怒，这种愤怒也就是刑法惩罚的社会情感和心理的基础。统治阶层为了维护统治，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P47综合以上论述，机械团结的社会主要是以公共的、一致的集体意识为基础，其主要载体有氏族、宗教等形式。在此社会中，集体把权威施加在每个人的意识里，并从中获得力量。P47
而恢复性的法律制裁则主要对应的是有机团结的分工社会。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社会各个要素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也具有不同的组合形式。而且它们是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机构，并与有机体其他机构相互进行制约。P142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社会维系起来的纽带，不再主要依赖于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相反，它们越来越成了劳动分工的结果。P108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社会的范围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大，这也就意味着集体对个人人格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因此社会分工促进了个人人格的产生，而在一定程度上个人人格也对社会分工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有个人意识的，而且团结的纽带已经不再主要依靠于机械团结中的集体意识，而是依靠由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纽带关系。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人的团结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团结，其灵活性更强，韧性也更强。而且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产生进而使得社会协作也逐渐出现。协作的产生，不仅使得社会纽带得以更加牢固，而且也会使社会更加具有完备的个性，从而用另一种整合形式代替原来的整合形式。而且涂尔干指出，在低级社会中纯粹是以一致的共同意识里融合在一起的，在社会分工协作出现之后，各种社会单位不断产生分化，而社会单位的分化前提是在相互联合的基础之上才会产生，这也意味着社会分化也可以带来凝聚力，这样分化后的社会就是指有机团结的社会形式。
涂尔干还对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劳动分工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关于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后果，涂尔干明确的指出，分工的发展是伴随着人们的劳苦一并而来的。P18而其认为为了补偿人们的劳苦就更加需要有一定的补偿作为弥补，总结一下起补偿主要指的就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人的自由，人个性的产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而关于劳动分工与人们幸福之间的关系论证上，涂尔干认为人们的幸福其实与分工并未有直接的关系。在其看来，人的幸福应当是由社会环境的变化来决定的。即个人的变化应当是由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但是关于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是社会分工得以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正是对幸福的需要才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p190）。但是社会并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决定性条件，社会只是劳动分工产生的物质保障而已。涂尔干主张从社会环境的变化来探索分工产生的原因，而其认为分工不断发展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环节丧事了自己的个性，分割各个环节的壁垒被打破，进而使得各个环节连接起来，使社会实体变得自由了，进入全新的组合关系中。P213而关于劳动分工的直接原因，涂尔干认为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所引起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再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而且，社会的扩大和密度增加，个体之间的竞争不断的增加，在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之下，竞争反倒导致了社会分工不断的进步，专业程度不断的提升。此外，涂尔干还对集体意识的不确定行和职业遗传两个次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再其看来。而且随着社会的扩大，社会容量的扩大，集体意识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思想越来越多样化，因此集体意识的淡化也对社会分工起到促进作用。而对于职业的遗传上，涂尔干认为从社会发展的历程上考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职业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样化，职业的遗传性并非非常明显，其对社会分工出现促进作用不大。
而对于社会分工的反思上，涂尔干主要是从三大方面展开，主要是从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好反常的分工三大方面来论述。对于失范的分工其主要举出了在分工过程中的商业破产现象以及社会分工不断的分化过程使得社会相似性降低，进而会出现社会分工不断进行而社会示范现象也不断的出现。强制性的分工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竞争中的不平等，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而反常的分工主要是指分工的过程却不能使得人们可以各尽其能，要素资源的配置不能得到最优的使用。虽然社会分工有一定的弊端，但是涂尔干却认为这都是可以进行解决的。而且其不认同，分工导致人异化，进而导致人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人的观点。其认为，作为一个全面的但没有专业化的人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却能使得人们可以相互的协作，发挥所长，在此点上社会分工也足可称道。
二、社会分工的辩证认识
然而关于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作用，在当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会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其中对于社会分工持比较积极观点的主要有亚当.斯密、韦伯、涂尔干，而对于社会分工持比较负面的观点的主要有如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美尔等。对社会分工持比较积极态度的这一类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分工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整合等方面展开论述，而持比较负面观点的学者则是对由于社会高度分工后对人的异化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来展开论述，正是由于每个大家之间对于社会分工的分析视角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而引起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对于社会分工的认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的产生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即专业化的分工带来了生产的高效率，进而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在斯密对于劳动分工的论述基础之上，后续的经济学家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目前在讨论对外贸易当中的比较优势定理，其实就是基于此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且也正是比较优势的定理促成了目前的国际分工。
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提到在最初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以行会的形式来呈现的，在最初的时期工会之间的分工是非常明确，各个行会之间不能有任何的交叉。在当时，每个行业都是处于一种垄断性生产的时期，其生产的产量并非是对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制定的，为了保持高价格，其产量往往是少于社会的需求。此外，为了限制生产的产量，行会制度要求，从事该行业的人员必须跟随一名师傅学习三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位师傅一次只能带非常少的徒弟。这是最初时期的社会分工形态，其非常不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交易不断的扩大，市场需求导致了一些行业得到更丰厚的收益，这促进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就导致了各行业之间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而且在当时整个贸易的进行都需要经过商人来进行，这也促使了商人行会这一组织的产生，在商人行会的推动下，各行业之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原本十分严格的行业分工规则被打破，出现了发展较好行业对较差行业的挤压现象。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工随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催生出了工厂化的生产模式，进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在马克思这一派学者看来，社会分工的产生导致劳动者与自己所生产的产生之间相分离，即出现了一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想分离的一种异化现象。在此情况下，劳动者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在为资本家生产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收入时完全不能弥补其所付出的劳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完全不平等的一种契约关系。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并非如像斯密这一派学者所说的获得了应有的回报。虽然面临这样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现状，劳动者由于从原本的小农土地有产者在“圈地运动”之后变成了无产者，其只能在城市寻找工作成为资本家的工人，只有进入工厂才能获得自身以及家人生存的收入，其生活已经完全资本化、货币化，所以就算在此情况下无产阶级仍旧接受现状。而且马克思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最迅速的英国所看到的是一种非人道的工厂化生产，加班不断，工人的生产环境恶劣，而且童工的使用情况十分普遍，工人在工厂中没有任何的权益可言。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残酷的社会现状之下，马克思对于社会分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其虽然认同，工厂化的生产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之也带来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在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发展规律的推演，即资本主义的谋利性，最终会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随着危机不断的恶化，无产阶级必将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进而实现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在相近时期的另外一名学者，西美尔也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也指出随着分工的进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被越来越多的环节所掩盖了，而且虽则生产的高度发展也造成了各种炫耀性的消费，在此基础之上西美尔主要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分工带来的现代性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社会分工，以及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之下我们应当如何用涂尔干的理论去思考我们国家目前的基层治理问题，将理论用到实践中去检验，用学术研究去回答当前我们国家的现实问题，是我们读书的最终目的。首先是关于社会分工的认识上，我们不可否认社会分工是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结果，所以对于社会分工的评判上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笔者认为应当将关注点更加专注于社会分工影响之下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现象，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目前社会中出现了众多职业群体，而且从更高的立足点上看，社会分工还带来了我国各大产业的发展分化，其中“一、二、三产业”在社会生产产量比例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二、三产业在经济生产中所占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在经济产值的贡献中也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所以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农业一产成为不营利的产业，农业产业的衰落，随之而来的也是就是农村三要素的流出，这也是导致我国“三农”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因为按照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思想，资源应当导向生产效率更高、效益更好的产业中，因此作为与自然环境有高度相关性的农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必定会败下阵来。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农业产业不是一个简单性的行业，其价值不能只是以产量、货币为衡量标准，在评价起价值时应当加入生态价值、粮食安全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的非货币可衡量的价值。即此处也能联想到，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提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慢慢成为衡量各种目标的中介。货币价值成为了人们思考的主要依据，但这也导致人们忘记了最初行动的目标。将此观点用于评判目前农业产业衰败的原因，也可以看到以货币或者以GDP为价值衡量标准的影响存在。目前我国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而且也着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也就是对以货币价值为衡量标准体系的反思。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应当从以前以GDP为单一思考路径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应当从全面、多视角的方向去衡量产业的发展，去考虑分工以及资源分配的问题。
其次，就是关于目前我国社会治理现状的思考。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大这一基本国情再在深深的影响着我国目前的发展，超级大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管理问题也浮出水面，之前比较火的话题有如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现象、社区养老等，这也反应了目前我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应当需要有更多的关注。而目前，我国城市治理中所依托的载体，主要有居委会、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的、非非盈利性组织，而相对于以职业群体作为治理的依托载体相对较少，与涂尔干的法团相接近的群只有像工会、商会，而这些群体目前在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远远没有涂尔干所说的作用大。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控力度相对较大，其对于自发性的社会组织的信任度很低，这也导致了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治理当中其所发挥的作用很小。目前社会中所提供的大部分公共服务仍旧以政府直接管理为主，从这一点上去分析，涂尔干对于社会分工在社会整合方面所期许的厚望不能在中国有实现的机会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面对目前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现状，对于如此庞大和复杂的社会如何创新治理机制，如何把握好其中的治理平衡权术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若从西方的社会学家的理论吸取营养，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支配方面的学说可以值得思考，在我国政府如何注意保持其权力合法性的获得，如何运用好正当性支配（官僚制权力）和非正当性支配（社会民主，如政党等）这两种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此外，在西方宗教是一直绕不开的研究对象，宗教力量在社会的影响非常广泛。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也提到宗教在减少自杀率中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此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在追溯宗教最初的产生来源时，其像我们展示了各种宗教仪式在原始部族中所产生的重要部落治理作用。再来反观一下西方的现代社会，宗教仍旧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教义以及各种宗教仪式活动在整个西方社会中起到了很大的社会整合作用。而在我国，宗教生活一直都不曾在社会流行过，但是我国5000多年发展历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传统文化却一直顽强的保留下来，而且至今仍旧影响着大部分国人对于生活价值观念的认识，因此可以说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应当与西方宗教的社会整合作用相当。面对目前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立足于自身根源性的资源去进行社会治理，将中西方的治理经验以及从古至今的治理智慧融合到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中，这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创新点所在。
再次对于社会分工在中国历史上的考察，应当从尧舜期间就开始。因为在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统治阶层和普通的种植农户。而且在此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之上又演化出了“士、农、工、商、”这几大社会分工阶层，而在当时的王朝统治中，对于社会底层的治理也仍旧没有也社会分工群体作为主要的治理主体，其主要划分范围是以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城市，主要是依靠中央政府的皇权进行管理，而对于广袤的农村地区则是依靠宗族、地方乡绅、胥吏等非正式力量进行治理。在中国的古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社会形态是非常的不同的，按照涂尔干二元对立的划分方法，即社会是由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但对照中国古代社会的现状，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地区内同时存在着这两类社会形态，即城市的社会分工程度较深，在社会治理上主要依靠政府力量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进行。而在乡村地区，仍旧是相当封闭的、流动性较小的社会，在农村地区人们个性不明显，集体意识较强，此时乡村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是依靠村规民约这类集体公共意志发挥作用。因此从此点上来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城市属于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而乡村社会机械团结的社会，这两种社会长期以来和谐共处。只是到了近代地区，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才打破了这一城市与乡村之间两种社会形态的现状。所以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考察，中国并没有以社会分工群体作为社会治理载体的传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研究中国社会治理时，西方社会学思想的解释力还是脱离了土壤漂浮于空中。而要解释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立足中国自身特有的社会历史经验以及目前自身的社会现状进行理论创新，找到更具解释力的中国社会学话语理论。
三、涂尔干思想认识小结
（一）学术研究理论体系
虽然未能将涂尔干的著作都读完，但通读了涂尔干这几本书之后也会发现其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在不断的建构中完成的。其在最早的著作《社会分工论》中所提出的社会分工、有机团结、机械团结、社会失范、社会整合、集体意识、犯罪、经济控制、消极控制等学术概念在其之后的著作当中都多多少少有所涉及。而且整体上思考，涂尔干的著作之间都是在不断的互相完善其思想理论体系，如《自杀论》主要是对社会分工产生后出现的自杀这一类的社会失范现象的研究，其主要是在回应社会分工对社会带来的后果，即社会分工并非是自杀率上升的必然原因，反倒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对于自杀率的下降有着非常非常正向性的作用。（不知道是否能叫做社会失范，因为在涂尔干看来自杀也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现象）而《宗教社会的基本形式》主要是对于宗教产生起源的探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原始部落当中的宗教仪式行为，从此角度去分析涂尔干其实是在对机械团结社会的一种探讨完善，即在回应机械团结社会是否在，其主要特征、形式是什么等等。此外从其《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著作上看，涂尔干自创了一套对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其提出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即“为了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事物的科学，那就必须吧现象的普遍性作为衡量现象是否正常的标准”。P90而且其还明确的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与心理学这样的学科研究对象是存在一定差异，即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社会事实，而非人的意识的想象。关于社会事实的定义，其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还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不管起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P34（在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还补充道，“把从能对个人意识产生强制作用这一特性上可以认识的行为方式或思维方式视为社会事实”。P16）而关于观察社会的准则其提到，最基本的就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p35其提到，社会事实是科学的直接论据，而且社会事实都具有物的性质。而且在研究时需要摆脱一切预断，要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根据研究对象的共同外在特征进行分类，最后还需要做到客观性，即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来理解社会事实。P63
（二）涂尔干的社会关怀
从涂尔干的研究中，主要是在回答如何进行社会整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其《社会分工论》的博士论文中就有体现，在对社会事实研究的过程中其抓住的是社会当中的宗教事实、职业分工群体、自杀现象等在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研究。而且在其研究的基础之上，涂尔干都会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现状进行联系，即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对社会发展存在什么样的力量，如何去看待、如何去解决出现的现象问题。所以从此点上，可以看到涂尔干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其身上的社会关怀、社会责任感是值得去学习的。
（三）概念化的学术话语
再阅读涂尔干的著作，会发现涂尔干非常擅长运用概念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其论述的逻辑都是从其给定的定义出发，然后再次基础之上进行理论逻辑的阐述与推演。在我看来，其非常灵活的运用了社会分工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论述了社会分工出现之前的社会特点，与社会分工出现之后的社会进行对比，进而从中抽离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进而对比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在社会整合中的主要表现特点。在对比过程中又相应的提出了许多相关的概念如集体意识、犯罪、社会失范、职业伦理等概念。因此，可以看出涂尔干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尝试着通过运用分类的概念化思想来完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在这一点上韦伯和涂尔干都有着相同的志趣，而且正是由于其概念的抽象性、普遍性、开创性，也使得其所创造的概念仍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四、小结
这个月感觉的读书状态还是有些起伏的，期末考试、作业都有些多，而且也有其他的杂事需要去处理，所以感觉生活还是过得比较紧张的。一整块读书的时间也是尽量挤出来的，其实这个读书报告很早就想开始动手开始写了，但是总觉得有考试需要去面对，心里面一直都不踏实，所以也一直没有动手。但是当考试结束之后，突然又有任务需要去做，所以也就拖到了读书会要开始这几天才急急忙忙去动手。由于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了，其实自己写作的兴奋点已经过去了，有的想法已经遗忘，应当是自己有思考的时候已经将一些关键词记录了下来，因此写起来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201811.4-2018.12.9）
阅读书目：
查理德.斯威特.伯格：《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
卡尔.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资本论》第三卷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从解构到建构——大家们的选择
关于如何从解构社会到建构出社会的全貌，每个大家们所选择的视角、立场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也引发了自己内心的一些疑问，为什么处于相近时期、相近社会背景环境的这些西方学术大家们，对同一个社会的解读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从整体上来看，会发现每位大家其实都是在按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社会进行各自视角的解构。虽会发现其各自所解读的内容以及观点相差非常的大，但整合起来其实已将社会的全貌进行了建构。因此，目前对于各大家的研究反思上，个人认为正是由于其各自所的“出身”（个人的成长经历、所处的社会阶层等等）导致其在对社会解构的过程中会有选择性的解读，进而也是选择性的建构了其眼中的社会。将各大家的研究综合起来其实就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建构，即对社会宏大图景的全面描绘。这个问题自己目前也还不能完全思考清楚，但是也想把自己目前的一些思考先输出，之后再不断的去探索完善。所以以下的一些想法只是目前这一读书阶段的思考，也许之后会有补充或者甚至是与现在的观点完全相反都有可能，这应当是不断的通过读书与各大家去交流，进而能不断思辨的魅力所在了。
目前自己所接触到的几个大家中，其关注的社会方面都有不同的方面，在此我准备对其进行一定的归纳总结，之后再去分析其背后的差异逻辑。首先是亚当.斯密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是从整个社会是如何生产，即利润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如何获得更多的产品、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是如何进行的，其着眼点就是在于整个社会的大生产情况，而对于其中的微观具体生产情况考察较少；再就是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研究中，其主要是从整个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所产生的对人的异化角度出发，其认为正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导致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分离，导致工人被完全支配于资本主义生产中，进而被剥削、被压迫；还有就是托克维尔，其著作中主要考察了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社会中的平等所产生种种影响，其次就是关于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爆发的社会民情以及其产生的后果的考察；最后就是关于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物质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产生作用的运作逻辑机制。接下来，我主要想以马克思的研究为主要中心与其他大家进行对比。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大家的研究对象其实是针对不同社会阶段的，其中包含了对社会革命时期的社会考察，即包括了对整个革命时期的权力斗争过程的以及斗争过程中各利益团体的竞争与合作，革命的最后结果以及对产生这一结果的分析，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另外的一种类型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既有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过程及原因的考察，如韦伯诸多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也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的考察，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如《资本论》等；最后还有一种角度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秩序方面的考察，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这些大家的思考，所选择的研究就对象差异也导致了其不同的观点学说。其中形成最大差异点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大生产所产生异化现象，看到工人的悲惨命运，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灭亡，无产阶级终有一天会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压迫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密则是考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合理性所在，即利润的产生是资本家前期投入的结果，社会的生产是一个分工的过程，工人劳动者只是在其中作为一种交易的生产者，并未存在任何的剥削。韦伯则完全避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再其著作中完全就只是针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论证，很少能见到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评判，这也和其一贯主张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主张有关。但是值得反思的一点就是，在进行社会研究的过程中，以一个完全中立者的角度去研究和解读社会是很难做到的，往往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都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或者能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进行考察。所以我们所谓的价值中立就会导致，我们的视野更多的局限于一种理性的论述上，缺少更多的人文关怀，使得大部分的研究基本上是表面化的自圆其说式的。我们会把许多现象当成一种理所当然，即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会有的现象，例如污染、劳动市场的乱象等，整个社会中的各种不公平都只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规律现象。
由此，各大家之间的研究差异的另外一个原由在于不同的人文关怀上。从这些大家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上来看，宗教文化、社会的等级文化仍旧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很强的活力，其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而其价值观念、人文关怀往往都是建立在其所遵循的宗教信仰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的基础之上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品读这些大家的作品时，会发现其会将农奴制度、资本家对工人权利的侵犯、种族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合理化。如在托克维尔的研究中，其所论述社会公民是不包括黑人和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的，其所考察的社会民主、社会平等都不包含在黑人奴隶社会，其认为美国达到了超越欧洲大陆的民主、平等、自由，但其考察对象也仅仅只是针对整个英裔白人的。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无情、残忍的奴役，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家园的侵占以及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其认为都是由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现象，因此其也就理所当然的将其合理化。托克维尔有如此的观点，其实和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关，其在法国地区原本就是属于中上等级的社会地位，其所接受的教育，所认同的文化都是与上层阶级的文化相符的，因此其在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是很难对处于底层群众的悲欢有更多的感同身受的。在关于多数与少数的定义中，其大多数并非是指人数的多寡，而是指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有一定资源的少部分社会中上层人士才是多数，这些人才可称之为民主社会中的人民，而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这一人口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除在民主与平等权力获得的范围之外的。虽然不能如此武断的下定论说，每个大家所处的社会阶层就是导致其完全忽视了对底层人民的关注的原因，但是中上层阶层的人，其在文化认知上确实是已经不能做到与底层者的“共情”了，就更难说会为底层发声。所以在这些大家之中，甚至是目前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当中，底层的多数人的文化其实是被抛弃的，“多数”与“少数”、“主流”与“非主流”的话语表达其实都是按照社会中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来定义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是被淹没在繁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其是属于被忽视的人群，其声音被掩盖或者从未能发生。
因此对于这几个大家之间的学术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差异，为什么会有选择性的关注，为什么会有意无意的忽视，为什么会将奴隶制、资本奴役工人的现象合理化，我认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在于这些大家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其个人生活经历所带来的认同感，进而也决定了其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立场与主张，所以也就导致了其研究上的一些局限性。虽然在阅读这些大家著作时，也会发现他们偶尔也会有一定的反思，比如斯密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确实会导致工人处境的恶化、托克维尔也考察了印第安人社会、黑人奴隶社会，也对他们的悲惨命运表示哀叹，但是其往往只是点到为止，进而很快将其合理化了或者只是表示一些哀叹。因此我也认为，像马克思那般跳出自身所处的阶层，能深刻透彻的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机制就是对人的异化，能看到处于下层阶层悲惨命运，这样的学者确实是少之又少的。在此处也不能直接下定论，谁的研究更有意义价值，但是从整体上去看这些大家的研究时，也就会发现他们的著作其实都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的解构，将其各自解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视角再整合起来就可以建构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多面性在何处，其是如何生产（宏观层面如何把握，在微观的具体实践领域又是何种情况）、社会治理的运作机制又是什么（是中央集权制与地方分权的结合还是君主专制与贵族制度的配合，是平等、民主、自由还是奴役、压迫、剥削等等）。
最后谈谈自己整体的感受。通读这些大家的著作之后，让自身意识到社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我们在对社会进行结构的过程中，往往是很难将整个系统都能涵盖其中。我们的研究，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选择的切入点，选择的关注对象与自身所选择的价值主张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保持时刻的清醒。因此也应当认识到，在解构社会系统的过程中再建构出一个社会系统的全貌，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需要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观点、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开放的研究。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随想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对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整个法国社会现状的考察，其主要是从社会的阶层、王权、法律法规、底层农民与贵族、领主以及文学等等方面去分析其各自对催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作用。其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是传统的上层对下层人民进行了非常残酷的统治，而底层人民为了摆脱压迫困境而被迫发动了革命，因为在其研究中发现在当时法国的底层农民其实相对欧洲当时其他国家的农民所受的压迫要小得多，这些小农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是在其他国家没有的。而且在当时王权统治其实相对前面几代要更为宽松，宽容的。其认为正是由于王权的这种宽容，农民获得这样大的自由，其对贵族阶层免税特权的敏感度更高，内心的不平等更加强烈，而且在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未能意料到其产生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因为其最初只是在巴黎这一中央地区发动，并未准备在其他地区推开。但是革命一旦开始之后整个革命的势头就在全国蔓延开来，最终导致法国整个王权统治被推翻，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对于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效果，托克维尔认为，其实法国大革命其实并未能对整个旧制度进行一个大的革新。虽然将王权赶下台，但是整个法国任然还是以原本的旧制度运行着，中央集权仍然继续。整个法国人民的思想也仍然与原先没有太大的区别，其思想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整个旧制度仍旧存活在法国。
《论美国民主》
该书主要分为两卷，上卷主要考察的是美国民主社会的社会现状，并认为美国的民主、平等、自由观念是其整个国家的特点，其比欧洲大陆的国家做得都要好许多。其乡、州、；联邦三级的管理模式，非常好的结合了地方人民自治的需求与国家中央集权统一管理的需求。此外在此卷中，其还考察了地区法院和联邦法院，联邦宪法和地区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整个美国得以在联邦宪法权威的指导之下获得一定的统一安定，而关于地方自治，其认为，因为英裔美国人，在最初到达美国时就有了民主自治的习惯，因此在联邦政府形成之前其就已经完全了地方自治机构的建设，因此地方公民其自治的意识及其参与地方自治的积极性也更高，所以相比欧洲地区虽然也提倡民主，但是大部分人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地方自治的力量非常薄弱，一直都是处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当中。而美国则大为不同，其地方自治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当中对其管制，即关涉到整个国家利益方面，而日常的地方管理事务都仍然是依靠地方管理。下卷主要考察的是民主观念对整个各个方面的影响，即民主在美国对智力活动的影响、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民主对民情的影响以及民主的思想和感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书于2018.12.9
以下部分为自己的读书笔记，写于2018年11月24号。
卡尔.马克思VS亚当.斯密
一、对于产品价值增值原因的认识差异
关于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之间的学术研究对比，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中做了相当大篇幅的分析批判，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在于对价值产生认识上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本可以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就是用于购买劳动力时投入的资本，不变资本则是用于生产的工具、原材料之类的资本，其中产品价值的增值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来补充的。而在亚当斯密这一派经济学家看来，资本的增值结果，是由于资本家垫付了资本过后，而应当获得的收益，其资本增值是资本家提前垫付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两大观点之间的不同，也就产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认识。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分化为两大主要社会对立阶层，一个是处于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而另外一个阶级则是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农民阶层、小资产阶级都会被大资本挤压导致破产，其自然的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而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都是依靠于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来获得的资本源泉。对于剥削无产阶级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家对资本的欲望，由欲望而产生的对于无产阶级无人性的剥削压迫，其手段主要有扩大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不断的增加，进而增加资本家自身的收益。但是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其也指出随着资本不断的集中，生产机械化代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劳动力的收入相对越来越少，失业人群的增加，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没有销售的空间。因为资本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仍旧是依靠社会大众其中当然也包括其自身雇佣的工人去进行消费，只有在产品被销售之后，资本运转的循环过程才会完成。一旦资本循环过程，G-W-P-W1-G1即资本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这几个形式之间的转换，在不同阶段由于资本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其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只有顺利通过每一个阶段实现自身的价值作用之后，才能够转向下一个阶段，在下一个阶段发挥作用。但马克思认为，资本循环的这几个阶段在时间、空间上不是割裂开的，其是并存的一种状态。由于资本家不断对工人进行压榨，而且在市场中大资本逐渐挤压小资本，导致资本不断集中的情况下，虽然大资本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其能控制社会的巨大资源，但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穷苦，其产品无法在售卖阶段实现其价值，导致产品的相对过剩，未能产生有效的需求，即社会大众需要产品的情况下，但是又不能承担其中的费用的情况。由于商品不能在售卖阶段实现价值，整个资本循环的过程受阻。资本越集中，产生的过剩的状况也就越严重，进而也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危机。
而在亚当.斯密这一主流经济学派看来，整个资本家获得资本的增值完全是理所应当的，其中并未存在任何不公平的现象。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相应的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方式。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利润，是因为其垫付了相应的资本，使得社会生产有可能得以进行。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付给其相应的工资，已经对其劳动进行了补偿。土地所有者，由于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其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资本家向其支付地租，也是合理的。对于资本的分类，亚当斯密这一派主要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产品加工后之所以能够产生收益，只是资本家冒着风险进行投资之后的结果，这也就产生了目前所说的利润于风险之间成正比的关系这样的说法。而且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产品收益的分配主要是由利润、工资、地租三大部分组成，而利润中既包含了直接从事生产投资资本家的利润也包括了货币资本家的利润（利息）。依照亚当斯密的分析逻辑，在整个社会的生产中，资本家由于冒着风险投入资本，其在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是理所应当的，并不存在什么压迫剥削的关系。所以在主流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式中，将资本家看成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工人当做一种劳动力商品和资金、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没有什么区别，劳动力在产品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并未产生任何的特殊功能。而且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其应当尽量提高生产的效率，加快资本的循环过程。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机器代替劳动力进行生产时理所应当的事情，由此造成的工人失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在其认识中只有资本家获益才是最关键的考虑要素，工人被替代是其自身能力较弱的原因，不能归罪于资本家。总的来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的认识上，其更加认同，应当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斯密看来则是一种“人性欲望”的理智来驱使人们改造社会进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二、产生认识差异的原因
马克思代表的社会主义研究学派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研究的都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这同一主体，但是正是由于其各自采用的视角、所站立场上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二者间对于资本主义生活的认识分析存在截然相反的认识。首先从马克思这一派来进行分析，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俄分析主要是立足于对社会大众的关怀角度，其是选择站在底层、弱势的无产者这一边，所以在其眼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统治与被统治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两大构成，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主要是从其看到当时工厂中工人面临的残酷现实，而引发的思考。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大众基本上都变为了无产者，生产资料和生产者之间产生分离，即产生了一种生产者对生产对象的异化现象，导致了大众都是处于一种无产状态，他们只有不断的进行劳作才能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而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想尽办法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工人的剥削，尽量从工人的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即剩余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对当时工人面临的残酷环境进行了描述，如工人在狭小的密闭空间中生产，空气不流通，高温，而且连续无偿的加班加点的工作，以及当时的童工现象（工人家的小孩很小就开始到处工作，以补贴家用，从童年开始就已经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工具）。此外马克思还对当时工人的寿命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当时的工人的寿命都十分的短，工人都是在以其生命来为资本家进行牺牲。工人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其已经被很大程度的异化为一种没有任何生命价值的生产工具而已。正是由于看到这样的异化现象，所以马克思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只谈利润分配，而不理会社会现实的现状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而相对于亚当斯密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其多是建立在一种比较理想的假设前提之下提出的理论分析（理性人假设、完全市场竞争模型等）。而且正是由于其理论假设的前提，导致其在分析整个社会运动生产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只是关注到利益分配的角度，即利益在生产出来过后如何是被各主体进行瓜分的，至于利益是如何产生的，其只是简单的以垫付资本收益这一模糊化的表述而一笔带过。但是在马克思展现的社会生产图景中，整个生产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此外，其对于利益分配是否公平的情况，其假设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工资、资本家可以获得多少利润以及土地所有者应当获得多少地租，都是有自由的市场竞争来决定的。进而其也认为，只要是市场竞争后所形成的分配都是合理的、公平的，不应当去干涉。但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并没有其所假设的完全公平的竞争市场存在，垄断的大资本往往在市场中存在着很强的干预势力，其在工人的聘用及其薪资的规定上都有着很强的干涉能力，因此工人的工资，及其所面临的生存现状都是十分残酷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并非如其所分析的那样合理公平。再从亚当斯密这一派经济学家所站立场上进行分析，也会发现，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多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其对于社会底层的无产者阶级是没有太多情感的，因为其相对优厚的生活环境中，其个人是很难去了解和理解无产阶级生活的困苦、面临的残酷社会现实。（李嘉图：各国只是生产的场所；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这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P32《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以其在考察整个社会生产运作时，其考察的对象是存在一定的缺失的，应当是一叶障目，只见资本家冒着风险为社会生产，创造利润，却不见处于生产一线群众的悲苦。
综合上面的讨论思考，在对于同一社会现实进行分析考察，却会出现如此巨大差异的理论结论，可以总结为两大方面。一是这两大学派在所采用的分析工具，即其理论构建的思想基础，存在很大的差异。二是，两大学派之间所站的立场或者是其观察社会的切入视角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就马克思的分析来看，其主要是立足于其阶级论的分析前提，即首先是将社会进行阶级化的划分，再以阶级论的视角去考察和分析社会生产中的各社会主体情况，进而去探究产品价值增值的缘由。所以在阶级论的话语体系下，资产阶级是在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对无产阶级在进行残酷的剥削中获得利益。而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其多是建立在对市场理想化的假设，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的价格是由市场参与主体的竞争而产生的，任何主体都不能产生影响。进而，社会各主体在划分利益时也是公平的，即使各个主体的生活现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再从立场上看，马克思一派更加关注于社会的底层，主要是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底层视角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的现状，所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会出现无产阶级在承受着资本家严厉剥削的论述，会存在为无产者鸣不平，会存在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不存在任何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话语。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无产阶级的贫困现状虽然存在，但是其并非是由于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而是由于其自身资本不足导致的，即自身原本就非常贫困、自身教育水平低、视野狭小等自身问题造成的。所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社会生产过程中是不存在什么剥削，只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利益分配情况罢了。
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的道德与逐利观点构建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亚当.斯密最著名的两部著作，而且也是其一生对于社会研究的心血之作。对于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只是粗读了一遍，而且读罢过后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梳理，现在也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在回想一下，剩下的只是一些感性上的认识了，但为了让脑中的混乱想法可以更加的条理化，所以还是决定写写，帮助自己去梳理其中的知识脉络。
《道德情操论》主要是关于对于人的情感伦理方面的研究，即作为一个社会人应当如何去和别人相处，如何与别人共情去为体谅别人的感受。在此书中，很大的一部分篇幅都是围绕着“同情”来论述的，即作为我们对别人情感的感受是什么，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是如何对别人的情感、别人的处境进行反应，以及何种反应是恰当的。在书中斯密的观点主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是很难真正的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我们是很难做到和别人感同身受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对于他人做这样的要求。《道德情操论》作为斯密的哲学著作，其主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作用。
《国富论》是斯密，在完成了《道德情操论》之后的作品，主要考察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种非道德层面的作品。在此书中，斯密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有让市场进行充分竞争之后整个社会的生产才能达到最优化，社会各方主体的利益才能达到一定公平意义上的最优化。其反对“重农主义”的政府干预，斯密认为这是非常低效的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这只是为了少数的农场主谋利，而导致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主要是从社会生产力的改进、社会资源配置以及资本的积累、使用这几大方面进行论述的。其中关于生产力的改进，其主要是从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来展开的，其认为劳动的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又是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对于产品需求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刺激。在关于市场资源分配上，斯密主要是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这几大方面展开，而且斯密也认为这三大方面刚好组成了商品的价格。在关于地租的论述中，斯密多次提到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产主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租地农场主与国家土地税收之间的矛盾，其中矛盾的关键点就是在于对农地的改良投资主体与改良后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占有主体之间错位现象，即租地农场主虽然知道适当的投资可以改良土地提高土地的肥力增加产量，但是由于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土地税也会由于土地改良而给农场主加上更大的负担，这就导致租地农场主只能是勉强在土地上耕作而不愿对土地进行改良，这就导致了土地缺少长期投资的可能。（课税可能减少或摧毁地主改良土地的能力p750）在关于资本的积累和使用上，斯密主要观点为，资本的积累主要是依靠储蓄得来，储蓄的增长与投资的增长保持同一方向的变化，斯密在书中提到“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p321。
在《国富论》第四编中，斯密主要就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了论述，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荒谬之处，其认为重商主义要求对对本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货物禁止进口或者课以重税，对本国的相关产品实行退税、奖金等促进出口的措施来保证国家贸易顺差，但是斯密认为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本国的大多数国民都是不利的一种措施。再就是关于重农主义，斯密也认为重农主义只是为了少数的大农场主的利益服务，与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不相符，主张废除关于农业的保护性关税，应当发挥各国的相对优势来为本国采购更加实惠的农产品。在这一编当中，斯密还论述了殖民地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斯密认为英国为了保证对殖民地的商业垄断而采取了各种措施，导致殖民地的商业对外贸易其实是处于非常低效的状态，这非常不利于英国从中获益。而且从其发现的资料上来看，英国其实在对殖民地的商品贸易的垄断事业中并没有获得太多收益，而且很大程度还使得英国在其中耗损了许多费用和精力。斯密，主张应当放开对殖民地对外贸易的垄断，这样会让贸易往来更加的高效，收益更多，对于英国自身更有益处。再就是关于在殖民地发现的贵金属的收益上，斯密也论证到，其实对于英国来说，其动殖民地的贵金属收益并不多。所以斯密认为，殖民地其实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中并未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反倒是由于西方的殖民开发促进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国富论》的最后一编中，斯密主要考察的是国家的支出和收入问题。关于国家的支出，其主要针对国家的各种军事组织、法庭、公共工程、教育以及教会机构方面的支出进行了简单的论述。而对于国家的收入讨论中，斯密主要是针对各种赋税的征收情况以及其影响后果进行了讨论（如对于富人与穷人的影响、对于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等），其讨论的税收项目有，如对于奢侈品的征税、对于大麦的征税、对于酒类的征税、进出口关税等。此外，其还提出了一般赋税需要遵守的四个原则，即平等、确定、缴纳的方便以及征收的经济。P779斯密还针对当时的公债问题进行了考察，关于公债最初产生是由于战争而导致国家支出的增多，而开始产生借债的需求，而且关于借债的模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抵押物形式的借债形式，也有像英国最开始尝试的无抵押物的借债模式，还有关于以年金的形式偿还的借债模式。而且其对法国等国家的公债情况进行考察过后，认为将公债作为一种额外资本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公债的增加只会使得税收负担的增加，进而导致一系列的影响，导致整个国家国力的衰弱。
小结:
其实读斯密的这两本书的时间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了，当时是想着等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完之后，将斯密、马克思以及韦伯三大家进行一个对比，主要的意图就是考察这三大家是如何去看待整个社会的，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切入视角的异同。现在却发现，自己确实已经将这三大家的书读完，但是由于没有及时的总结回顾，自己有许多想法已经忘记了，特别是对斯密的《国富论》的内容只是有一些粗浅的印象而已，只记得当时读到《国富论》时联想到之前自己读过的《西方经济通史》的内容，会发现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观点，在之后各派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不断的扩充，即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一直是走着斯密所探索出的方向，其创新力感觉是缺失的，也不能这样说，但主要的感受就是《国富论》为什么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著作，正是由于其思想的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思想如自由竞争市场，主张对外开放甚至是对于赋税的相关研究观点，都可以在《国富论》中找到观点的出处，所以将其称为经济学界的奠基性著作也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斯密、马克思以及韦伯这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采用的视角，可以看到斯密主要是关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运行上的角度进行分析，而马克思则主要是运用阶级论的分析视角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进而延伸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斥，以及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观点。而韦伯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原由上分析，其最主要的分析视角是从经济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互动来考察其中各要素的变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情况，其中其着墨较多的就是关于宗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此书主要是关于马克思在1844年所作的关于经济学哲学的笔记，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论述了工人如何在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相分离时所产生的异化情况。马克思认为，工人对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而且这也导致工人成为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P55而关于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私有制的原因，导致了工人与自己所生产的物品分离，而且也导致工人成为一种私有制商品才能够存活。只有变得拜物，才能得以生存工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应当有的状态，即不只是为了追求生存，只是为了追求物质，还应当有思想上、精神上的自由自主性。（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而欧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P184）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要解决这种异化、外化的现象只有消灭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前提就是在精神上、思想上扬弃私有制。在思想上认同共产主义。而且扬弃现实的私有制，就需要有行动上的共产制。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的心中一直在回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作为一个真正在思想、精神上自由自在的人还是，变成一个只知道对物质有无限欲望的，把人变成物的拜物式的人呢？这其实可以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上去谈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到的一些中庸思想，君子思想等方面都有对于物质追求的讨论，比如在梁漱溟的世界中其就明确提到过对人生态度的三种认识，一种就是逐求，一种就是厌离，还有一种就是郑重。其主张人是以非常郑重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不走极端，逐求就是过于的追求物质，追求外在的满足，而完全忽略内心，这应当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于利益无尽追求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就是厌离状态，这种状态刚好又是逐求的对立面，即过度的追求内心，而完全抛弃外界，这和佛家出世思想以及西方宗教的神秘主义思想有着一致的观点。所以关于私有制的产生演变过程，导致了劳动生产过程的异化，进而导致了工人成为物质的奴隶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过于逐求物欲这种极端所导致的后果。
读此书过程中的第二个方面的思考就是，马克思阶级论思想的由来，归结到人的认识上其应当是出自何处。关于此问题，我的一个想法就是立足于作为一个人对于人的一种关怀，这也和《道德情操论》中所提的共情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人行事过程中需要以作为一个对于他人有一定关怀的基础上出发的。总结一下自己读马克思著作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在于对自己的反思，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反思，自己是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被异化，自己是否有想过自己在追求什么，自己在追求的过程中是否已经违背了作为一个人所应当有的状态。面对目前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利益博弈斗争，其就是一种异化现象，其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基础，其就是作为一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准则就是对于人的关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本书主要是马克思关于法国发生雾月革命期间各党派之间斗争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主要关注了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波拿巴成功篡夺整个革命的果实，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马克思把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间的法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二月时期（1848年2月24日至5月4日）、共和国建立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会议时期（1849年5月28日至1849年12月2日）并依次分析各阶段的特点。马克思冷静剖析了整个革面中的斗争起伏情况，向众人展示了整个革命过程中复杂的政党利益斗争博弈的过程，其中山岳党派的懦弱，与秩序党派在长期斗争之中产生的内部分裂，而路易.波拿巴则通过召集流氓地痞来为自己造势，这几方之间的相互斗争导致山岳党派在6月革命中受到重挫，而秩序党则被迫退出内阁。而波拿巴则利用秩序党派的分裂，成功的发动政变，将议会解散，开始实行专政，导致资产阶级专政覆灭。在马克思看来波拿巴能够成功的取得政变是因为其获得了法国社会人数最多的小农的支持。而波拿巴当时领导的是保守的小农而非革命的小农，小农渴望波拿巴能像拿破仑一样建立成一个帝国。而资产阶级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也是助推波拿巴最终取得政变成功的重要原因。而无产阶级则是一直希望与山岳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合作，其一直未能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发挥的力量有限，并未能实现其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未能充分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实现其利益的最终保障。
而且在分析这一阶段的革命时，马克思认为其并未只是“革命失败”能够定义，其认为这些革命是摆脱之前旧式革命的种种幻想，从而使的革命党得到锻炼，变得更加的成熟，为之后更长期的斗争做好准备。其在书中额序言说到，“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带来者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一定要参与景区，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P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书是恩格斯在摩尔根的的研究基础之上对史前家庭史的考察，其中主要以氏族为基础，考察了其中的配偶关系，其中主要是是由群婚制，再到对偶制最后慢慢演化成专偶制。从婚姻的形式的演化过程来考察史前文明的发展情况，即如何从蒙昧时代过渡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的出现，这一过程中也开。始出现家庭、私有制，国家也慢慢的产生。在此书中，恩格斯主要是对希腊、雅典、罗马、德意志的国家发展起源进行力考察，通过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到其产生国家，进而总结出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动力机制。
对于婚姻形式，恩格斯认为主要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群婚制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婚制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P76
而关于国家的出现，恩格斯是这样论述的，在英雄时代，古代的氏族组织开始慢慢瓦解，由子女直接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产生，直接促进了财产积累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个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只是为了俘虏后面慢慢变成纳入到氏族部落当中；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只是为了掠夺牲畜、努力和财报不断的进行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即财富被当做最高价值的行为辩护。此时缺少的只是一种对于保障个人新获得财富不受氏族侵犯的制度，私有财产别宣布为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而且这也使得社会分裂现象永久化，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一旦出现保障以上制度的机关出现，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出现。P111
对于国家产生的论述，恩格斯还提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P177
——————————————————————————--
（2018.9.29-201811.3）
阅读书目：
韦伯：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伦理之业》
《经济通史》
《韦伯传》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
韦伯思想综述
最近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社会科学方法论》、《伦理之业》、《经济通史》、《韦伯传》，也差不多把韦伯的著作读完了，整体读下来，对于韦伯的研究以及其个人的价值观念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其在学术研究中一直秉持着一直价值无涉的研究观点，其通过构建各种理想类型作为自己对社会发展研究的工具，正如其所说的理想类型就是去除一些比较特殊的部分，使得其更加适应于普通的社会特性。但是其在构建的理想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也会跟随这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演变，因此理想类型其实可以称为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理性工具，其是因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不断的被创建或延用。此外从韦伯的个人阅历上去分析其在看待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时就会发现，其之所以对宗教、政治、法律、官僚制这几大方面如此的看重，也是由于其个人原本就是生活在一个宗教文化、宗教价值观念非常浓重的环境中，而且其所生活的时期整个大哥地区的政治环境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观念其实是非常多元而且各自之间争论和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这也导致韦伯在其大部分时间中其实一直都是与政治存在着很强的关系。纵观韦伯的一生其就是以学术研究和政治事业为其生活的主旋律。其在生命的后期做的两个关于学术为业和政治为业的两个研究也相当于其对这二者所报有的价值观念。目前我们在审视韦伯的作品时多是从其著作的学术价值角度上去展开，但是通读韦伯的自传之后，也会发现其做学术或者是从事政治活动都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的投入的，在读其著作时也能感受到其个人的精气神在。正是由于其纯粹性也让其能在整个学术研究中保持其初心，在研究时严格的遵循其个人所遵循的价值无涉的原则，这也让其学术研究成果更具有生命力和普适性。而且从其成长、求学、从业的经历上去看，韦伯深受其母亲的影响。其母亲身上可以看到的对于宗教的忠诚而促使其在一生中不断的去承受着生活的压力，而且能够再一生中秉持其信念直到生命停滞的那一刻。这样雯诚的信仰，也深深的影响了韦伯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且可以论断韦伯之所以会产生从宗教教义的视角去探寻整个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程也是由于深深受到其母亲甚至是其家族生活的影响的。这也是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韦伯为什么能够找到如此独到的视角去解读社会，而且能够如此深入的去阐释和完善。在阅读韦伯的自传的过程中也为自己解答了其中的一些问题。韦伯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当时社会名流之间听取他们的辩论，其很小就受到比较好的学术和政治这两方面的熏陶，其也比较早熟，在十多岁就能有自己很强的主见意识。在这里还想提一下，韦伯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其运用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为支撑，但是我们通读下来往往会发现其使用的历史资料并非只是以一个简单的时间顺序作为标准，其论证的资料很多时候都是穿梭于各个历史时期，还穿插了不同国家地区在同一时期或者不同时期的发展，从这点上看，韦伯在文本资料的搜集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也体现其治学的严谨性，以及其在个人在剖析历史事实的强大能力。接下来主要从韦伯对资本主义产生根源的学术研究、以及其研究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以及其对于政治和官僚制的分析认识这几方面来总结韦伯的思想。
一、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研究
韦伯在《经济通史》中总结到，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为：
正式的自由的劳动。
市场上的自由交易。
企业家对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任意处置的财产）
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
用于生产的理性的机器技术。（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包括机械化在内最大可能的程度上的运用计算技术，这适用于生产，也适用于商业）
法律的可计算的裁决和审判。（可预测的法则）
总起来说，对于各种需要的供应都必须有可能完全以市场机会和净收益测算为基础。而且韦伯也认为投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在财产采取了流通证券形式之后，更加凸显投机的重要性。
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过程中，韦伯主要考察了农业组织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贸易发展三大方面，此外其在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中着重的考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的重要性。而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其认为宗教改革过程中，宗教教义不断的变化，即上帝的预订教义不断被世人接受之后，推动者教徒在禁欲的同时不断的努力劳动，将获得的资本在投入到生产中，以自己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关怀。
首先是关于农业组织，韦伯主要是将其分为家庭、氏族、村落和庄园这四种类型。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土地的占有形式上多种多样，其可以罗列出很多种类型，如家庭、氏族、巫术集体、村落和马尔克（俄国的共产村庄组织模式）、政治集团，而且在以个人所拥有土地的情况，其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土地不属于自己所有时，土地的领主权；在自己不是自由人而是别人的奴隶时，人身的领主权。而在小型家庭既可以是共产主义家庭发展的起点，也可以演化为庄园式的庄园式家庭。而庄园式的家庭既是农业所有制发展的中间体，因此也是专员和封建发展的中间体。而且庄园制的发展也是为了供给上层阶层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而庄园制主要表现形式为种植园和大地产经济两种形式。由于庄园制的生产开始慢慢的式面对于外部的需求来生产，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之前的工业发展情况，韦伯主要考察的是矿业工业的发展以及手工业行会的发展情况。关于行会组织，其定义为依照职业类型而专业化的手工艺人的一种组织。在行会发展的最初时期，个行业之间行会的分工非常的严格，每个行会之间都有各自的固有利益不允许某一行业侵占，而且为了保持行业的利润而有意采取各种措施，如规定固定期的学徒期限或者是对于行会技艺传授采取世袭制、不允许手工艺人之间进行私下的沟通互帮互助等办法，来减少产量而保持高收益。而且为了维持各行业的平等和发展，其对自由竞争采取限制的态度，在行业生产过程中都采取了很多的必须遵守的规范，如在生产的技术、原料的规格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随着行业发展的不一致情况的出现，而且商业经济的发展，慢慢出现一些发展较好的行会组织侵占其他行会的利益，其形式可以是兼并取代也可以使的该行业的消失，而关于商业行会则是利用其在市场销售上的优势对生产性的行会采取控制，随着行会制度的变化，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也逐渐减少，进一步增强了工业生产对市场需求的响应，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对于工厂的产生的考察上看，在最开始时一家庭手工业发展诶起点，之后慢慢出现了作坊生产的模式，这进一步使得家庭和工业相分离，之后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的扩大，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不断的扩大，工厂的生产模式逐渐出现。（韦伯还提到，在中国，氏族在村落里的团结特别强。作坊在此是氏族经济。此外，在中国只发展了家庭工业制度而且对于西方工业的发展上韦伯主要考察的是矿业产业的发展，通过矿业产业的发展情况来考察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随着传统手工行业的解体，工厂生产模式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都存在着很强的推动作用。
其次韦伯还着重考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情况，韦伯主要梳理了由最初小规模的部族部落内的交易到慢慢扩大的区域性市集的发展，发展到更大地域范围内的贸易，即涉及到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易甚至是外贸贸易的发展，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不断的扩大，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在商业领域内得到孕育。在考察商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韦伯主要考察了不同交通条件发展情况，即水路和陆路在运输成本、运输能力以及其安全性程度等方面差异，不同商人群体如坐商的发展情况，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发展，如零售业、批发业的发展，韦伯通过对这几大方面的考察来展现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商业的发展演变情况。
从上述三大方面来看，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条件上，其主要是从社会中最普遍的发展事物作为考察对象，这些考察对象也是其在论证资本主义产生的理性条件过程中所建构的理想类型。在《经济通史》的第四篇中，韦伯又按照其建构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六大条件作为基准，对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做出来一定的考察。而在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考察，其在该书中只是涉及到很小的范畴。但是从其研究著作的出版顺序来看，其在之前已经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关于世界各宗教的研究，所以其在社会文化的研究层面上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的。所以《经济通史》和《经济与社会》其实是对于之前的研究的补充完善，即对于社会发展的考察包含了物质与精神文化两大方面。
而关于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中，韦伯最主要考察的对象就是不同宗教在世界各地区的影响，其宗教的研究中包括了西方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佛教以及韦伯对中国研究中所提出的儒家与道教。（韦伯主要认为经济伦理并不是说的道德与神学理论，而是宗教行为的实际动力。《韦伯传》）韦伯之所以主要是以宗教这一理想类型作为其研究工具，在笔者看来这与其个人的生长环境有关，在整个西方世界，宗教在社会中起到了很强大的作用。宗教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因此宗教的改革发展自然是对于整个社会变化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因此韦伯在研究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着重考察宗教的力量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从其自传中也可以看到，其生长的家庭中宗教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其自小也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其对宗教的教义、宗教对人的影响也是深有体会的。再加上其在做宗教研究的过程中，其由于个人的经历的原因，即由于其精神方面的错乱，导致其不得不离开大学，需要到各处去旅行疗养，而且其还去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美国，在美国其看到新教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这也让其惊叹不已，所以其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其在精神层面上主要是认为是宗教精神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延续着这一研究思路，其在研究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也不自觉的将宗教因素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因此其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时，其在有限额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儒教是阻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现在去读其《儒教与道教》时，确实也能看到其在研究上的漏洞，其在构建理想类型时将中国的儒家学说定义为一种宗教组织是有失偏颇的，而且其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只是看到其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面，如儒家学说对于资本主义理性的不重视，其主要引导人们去适应社会的发展，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一直是处于一种相对静态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中。）在韦伯的认识中，其认为“儒教，就像佛教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即道，相当于印度的‘法’”。“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与佛教形式更加鲜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到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在韦伯的分析中，其指出中国的小商人和大商人都有很强的“营利欲”、对财富的高度推崇甚至独尊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这些与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其成功与失败在中国人看来只是因为财神的原因，而不是由于自身。这也是中国儒教徒与清教徒不同的地方，“清教徒具有那种受中心（即发自内心的）和宗教所制约的理性的生活方式；对典型的清教徒而言，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与目的本身，而是一种证明的手段”。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其让清教徒得以克制住自然的欲望，在禁欲中不断的发展自己事业。而韦伯认为，西方的新教在上帝预选理论的影响之下而不断的去改变社会。而且韦伯提到，由于中国人之间没有像清教那样现实的手足教会组织，其人与人之间是不信任的，而相互之间的信任又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从儒教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差别，得出了儒家学说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阻碍的，中国想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从之后儒家文化圈内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上看，儒家在重视传统道义、诚信、忠诚等方面其实是对整个社会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的作用的其中，其中最突出实例就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再加上目前中国大陆的发展上也能看到，儒教思想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还是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的，而且儒家思想提倡的以天下为公的思想，其实也非常适应于目前企业转向与社会化组织的趋势的。
而在对于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也考察了中国的宗族情况、士人官僚阶层的情况。其提到中国宗族势力十分的强大，其在农村地区完全是依靠着传统宗族的力量来进行自治的，国家权力基本上都是只能到达城市地区，即只限于城墙之内，到城墙之外国家的力量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所以在宗族在整个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是以宗族经济的发展为表现。宗族为团体的发展，虽然比较容易积累资本，但是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宗族一般不是将所积累的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教育的支出，即供养比较有学习能力的孩子去读书，去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其能够高中，获得官职，之后为家族谋利造福。这也容易出现“无论官员通过了几级的考试，在氏族传统固有的事务上，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全然未受过教育的氏族长老的处置”。而且，由于在中国氏族力量的强大，而且氏族内部又是非常团结的，当任何氏族成员感觉自己遭受不平待遇时，氏族就会团结一致地去支援他。“这种团结一致的抵抗，比西方自发形成的工会所发动的罢工威力还要大”。“因此，现代大企业所独具的劳动纪律与自由市场的劳工淘汰，以及任何西方式的理性管理，在中国便受到阻碍”。宗族共同体是一种扩大了的生产组合的氏族共同体和积累性的家庭共同体。而且韦伯认为，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与社会学基础。在中国的经济里未出现客观化倾向，而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商法无疑体现了经济的这种理性客观化的开端。“在家产制的国家里，具有典型意义的，主要并不是理性的经济活动，内政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它不仅控制着财富积累，而且特别控制着土地的积累”。所以从氏族势力方面去分析，中国也一直未能获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
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韦伯主要是从中央政权对于乡村治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吏的选派、调任制度这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中央皇权对与乡村地区的治理上，正如上文所言，由于在乡村有着非常强大的宗族势力，宗族势力基本上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在为涉及到国家重大权力利益的情况下，都是在村庄的庙宇中通过家族族规来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其权力的合法性的获得上也借助了村民对于地方神明的信仰。韦伯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它不用面对在这些地区以外遭遇到的、强固的氏族血缘纽带的对抗，在与商人最工匠的行业打交道时他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出了城墙，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因为除了势力强大的氏族本身以外，皇权的统辖还遭遇到村落有组织的自治体的对抗。由于城市里也住着许多农民，而且这些城市多数是“农耕者的城市，所以城市和乡村还存在管辖术上的差别：“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之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免拥有绝对的决定权，中央可以随时任免个别的官吏。为了防止地方官吏变成封建家臣那样的独立的政治势力，官吏被禁止就任于故乡的州省，并且规定三年一调。“这些措施虽有利于帝国统一的维持，但其代价则是中央任命的官吏无法在其统辖的地区扎根”。官吏新到一个地方之后，往往队当地的语言、基本的地理人情情况都缺乏认识，其往往都需要以来地方的非官方身份的顾问作为自己的帮手，而这些地方性的顾问其往往是在当地有着非常深厚的地方力量支持的，就算换了多少官员该地方性的顾问仍然保持着其实力。而且也就出现了，其实在地方的治理当中，由于中央任命的地方和中央官吏，对地方的情况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一贯且合理的介入了，因此中央任命的官吏其实起到的作用较小，实际的治理力量还是来自地方的胥吏。而官吏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在于为中央收缴税赋，“官吏就像个封建领主或总督，负责向中央上缴一定的租税额，而他自己则从实际征收来的租税与捐税中支付行政经费，并将余额留给自己”。
而且在城市的商业行会其未能达到像西方行会一样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在西方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行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市民阶逐渐通过议会等形式争取到了权力，通过参与到国家事务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除了一些障碍。而在中国，商人阶层和市民阶层一直都是处于政府的威权之下，而且政府的官员多是通过科举制来进行选拔，商人阶层一直处于被鄙视的处境当中，所以不可能通过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为其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整个市民阶层也是处于皇权之下，未产生像西方一样的市民民主参与政治的、表达自身权力需求的情况，所以也可以推断出中国未能达到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商人即商业不被重视和市民阶层未能通过民主形式要权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此外韦伯还着重的考察了中国的官僚管理体制，其主要考察了士人阶层的产生以及发展过程中，其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所起到的作用。其认为士人的产生也是为了满足家产制诸侯发展的需要而来，而在其产生之后其又变成了家产制下的君主特权的斗争者，而且士人阶层还承担着对于宦官势力的斗争。士人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保障也慢慢形成了一种利益保护机制，其主要的血液来源就是通过科举制不断的选拔人才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而且韦伯还提到，在中国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而不断的鼓励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对于经济的支持力量也是非常充沛的，但是随着中国统一之后，国家多是出于一种和平的状态中，统治者没有去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所以在秦国统一诸侯之后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经济都是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发展状态中。（近代欧洲其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因主要是在于缺乏一个和平化的统一帝国，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政治权力的竞争迫使诸侯使国家的经济和经济政策理性化。在国家方面，国家间的政治权力竞争的停止，则会窒息管理运行、财政与经济政策的合理化。）“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韦伯还认为，正是由于儒教思想的影响，中国普遍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缺乏自然法和形式的发逻辑。对于自然科学的思维的缺失，韦伯认为“中国的技艺虽然技巧精湛、高雅精美，但却缺少任何这种导致理性主义的功利心的原动力”。“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完全只是受俸禄者及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而且在中国，但是的工商业不是很发达，对于将经验技术转变为理性技术的报酬激励不是很强，中国工匠在这一方面的动力不是很足。其结果是，官吏阶层对待生活的这种内在态度，凭借其特有的实践理性主义而得以任意发展。在这种实践理性主义的支配下，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官僚体系的伦理，而这种伦理只有在古籍到氏族内部的传统势力时，以及在对鬼神的信仰中，才会受到限制。再这样的官僚体制中缺少了像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因素，也使得中国在长久以来一直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综上，韦伯认为，在中国，正是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官吏和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植与中国人的“伦理”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而且韦伯认为，中国完全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一级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在中国参与争取机会的资本多是官绅资本，即通过官方高利贷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与西方来自民间大众教徒的资本、教会资本、政府资本的多元化资本构成完全不同。此外，“中国也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没有合理的货币体系，其货币经济的发展甚至不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相比”。而且中国的法律制度才刚开始萌芽，，工业技术发展不完善，也很少用于经济上；再加上，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薄记系统。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中华帝国虽然一直保持和平的运转，但是其商业发展却一直未能有很大的变化。
二、关于资本主义研究思考小结
对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其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既涉及了物质层面的，也涉及了文化精神层面的分析，但是也能看到其杂 分析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即为了得到一个漂亮的结论，而构建出起需要的理想类型来支持其论点时，往往会让人觉得其过分的强调了某一因素，如宗教伦理，而缺少了对其他因素的考察。而且其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其仍然是按照其研究西方社会的那一套思维逻辑来考察的，即从农业氏族、官僚阶层、商业、工业以及宗教领域等方面去展开，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在运用这一套理论分析逻辑时，其犯了一种生搬硬套的问题，其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将中国儒家变成一种宗教，而且将各种与其相关的一些理念作为儒教思想的主要代表，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其实并不算是什么宗教，其对中国人的约束远远低于西方宗教，所以将其视为一种严格的宗教组织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韦伯在论证儒教理念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到很强的制约作用时，其过于强调儒教思想使人只会去适应社会的现实，只是追求现世的享受，没有清教徒为了来世而禁欲，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恩宠而不断地努力改造社会的动力。总体感觉其论述上过于的宽泛，其实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比较浅薄的状态，这应当是由于受到研究资料有限以及社会通信不发达社会现实所导致的。而且从韦伯的研究中，也能感觉到其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认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就是比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现状就是要好，从更深处去看，其还是没有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那一套思想的影响。
三、伦理之业思考
以学术为业为韦伯在1917年做的研究，以政治为业是韦伯在1919年所做的演讲，这两篇演讲都是韦伯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即由于自己精神上的原因，韦伯被迫离开大学讲堂，处于一种脱离学术的状态，之后随着精神的好转（期间有十多年的时间）之后才有重操旧业。这两篇演讲也可以代表了韦伯经过长期实践以及反思思考过后的思想输出，也都代表了其主要的价值观念。以学术为业中，其明确提出来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需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去开展。而且对于大学老师其，认为在课堂之上老师不应当带有任何的价值批判，价值取向去故意引导学生去接受某些思想，而是应当作为一个价值中立者，去向学生展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作为学生也应当避免以一种期待某位权威来为自己指路的思想倾向，学生应当是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以自己的认识为基础去选择。（对于大学教师来说，课堂上唯一正当的教育理想就是教育学生走向思想的诚实和朴素的客观性。《韦伯传》）这也让我想到，对于一个人的自由认识，对于自由的理解我更加倾向于是对于一个人思想上的自由为基础，即作为一个人只有在其能够达到思想上的自由，能够在不受任何强制性的灌输的情况下去思考，这才是一个人完全自由的状态。我也认为这样的状态也是对于一个人发展最好的状态。
关于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在韦伯的自传中也有提及，其中挂怒价值判断其论述为，当一个人“站在高度个人化的情感或欲望角度、或者由于意识到明确的义务而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时，就会出现价值判断。在出现价值判断时，研究者就会由于各人的判断如好的、坏的，有意义、无意义的，合意、不合意等等方面，这是就会由于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将事件中的一些现象给忽略，无法打破他与现实的思辨关系，限制他的事业，可能还会从情感上遮蔽他的意识，从而削弱他思想中的真理性。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常有一种危险：研究者视线往往被一种维持现状的愿望所遮蔽。因为，国家作为某些集团组成的统治机构，期望他们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行动提供指导路线，并且支持国家采取的各项措施。而研究者往往也是统治阶级，他们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所以其中爱研究过程中往往也会不自觉的将自身的价值观融合在其中。就如韦伯所说的有些研究者不自觉的在他研究的那个领域中以真理的仆人、而且以现存秩序的仆人身份说话，因而会在“字里行间”代表着具有他那个阶级的利益色彩的政策。《韦伯传》
以政治为业，主要论述了韦伯对于政治的想法，其在该演讲中提到政治家应当和行政官员之间是分离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其认为真正的官员是完全不带任何党性的，而作为政治家就是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有自己的主见去向世人宣示。“真正的官员就其本职来说，不应从政，而应‘管理’特别要不带党派性来管理”。“他应当‘不感情用事、心平气和地做好本职工作，而不应当去做政治家、领袖及其追随者们必须经常去做的事情“斗争”。“因为立场鲜明、斗争、狂热都是政治家的基本特点，尤其是政治领袖的基本特点”。“官员的荣誉在于，有一种违心地执行上司错误命令的本事：对上司负责、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似乎那种错误命令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政治领袖的荣誉在于，仅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我负责，这是他则无旁贷的事”。而关于政治家的类型，韦伯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临时”政治家，副业的政治家以及正业的政治家。正业的政治家一般都为其在物质的需求上都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誉感，而全身心的投入到整个政治活动中。
关于国家的统治，韦伯认为，国家也和历史上在它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一样，是一种建立在合法的暴力手段基础上的人统治的关系。被统治者必须服从统治者拥有的权威，这样国家才能存在下去。但合法性又要怎么获得呢！韦伯认为主要有三种途径可以获得，第一位“守旧势力”权威，即自古就有的遵从权威的影响和习惯性的观念神圣化了的习俗权威：传统统治。再就是非凡个人的神授权威（卡里斯马），完全从人格上依附并信赖某一个认定额大彻大悟、英雄气概和其他领袖气质：卡里斯马统治。最后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统治，这种统治依靠对合法章程的有效性的信任，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务性“权限”，也就是说依靠履行规定义务的服从观念。在这三种类型中，韦伯着重论述了卡里斯马的统治，关于卡里斯马的统治，主要特点表现为追随者由于对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其追随者不一定与其领导者有一致的目标，其愿意追随多数是因为为了在胜利后可以分享胜利的果实，这在战争中表现最明显，在政党斗争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虽然卡里斯马有着比较崇高的追求，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其往往都需要去顾及其追随者的利益和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做出违背其意愿或者是不情愿的事情。而且为了维持其统治，作为“使命”其也必须依附于一种官僚统治。而关于官僚的行政统治，其主要依靠人事的行政班子和物质的行政手段。行政班子的服不只是来自以上三种合法性，而且还来自于服从来自物质报酬和社会荣誉这两种个人利益的手段。在卡里斯马领袖的统治下，则是好战者获得战斗荣誉和战利品，追随民众领袖的人则可分“赃”：通过垄断职务来剥削被统治者、有政治决定的利润和虚荣心的满足。
最后韦伯在演讲中论述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认为在进行政治斗争时虽然会存在一定的暴力支持，但是其在达到对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遵守道德的力量。政治与伦理决不是不相干的，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政治伦理，就断是暴力也是“合法暴力”。
四、小结关于韦伯的思想总结总体感觉还是有许多地方时没有关注到的，因为只是粗略的读了一两遍确实是很难将更多的细节能够理解清楚。但是能做到就是对于其对于学术研究的主要思路有一定的把握，其研究主要是从整个社会变迁过程的分析，无论是对于农业的研究还是对于整个工业发展的研究、商业的研究、宗教的研究，其主要都是从一种变化发展的视角来展开的，在综合这些研究之后韦伯开始其宏大的研究即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细化上说可以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研究。从韦伯的研究思维上去分析，其主要是通过选取社会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在通过删减其独特性的基础上，构建出许多具有普适性、很强解释性和运用性的理想类型来展开他的研究，而且也是在考察这些理想类型的特征及变化过程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来勾画出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其在研究的过程中，很好的避免将价值观融入到其学术研究中，因此其构建的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其自传中提到，理想类型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目的是为了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俄表达手段。他不是一个前提，而是指导前提的形成。它不是历史现实，也不是把历史现实结合在一起的系统，而是一个边际概念，据此可以去估量现实，以阐明现实的某些重要的本质成分，并且同现实比较。随着社会的变化，理想类型也是需要不断的加以修正，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对现实进行完备的演绎解释。这些类型并不是想成为定义性的终点，而只是在持续变化的历史认识过程中一个临时的歇脚的地方而已。
——————————————————————————————————
2018.8.26-2018.9.28阅读书目：
马克斯.韦伯 ：
《经济与社会》
《社会科学方法论》
韦伯的社会研究视角解读
总述：
《经济与社会》是韦伯研究著作的集合，内容也十分的庞杂，虽说以“经济与社会”为名作为此书的书名，但书中所论述的内容完全不止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论述的内容还涵盖了宗教、法律、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官僚体制甚至是关于德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但纵观其研究的内容实质，其主要是关于整个社会发展运转的，其研究的视角主要是针对整个社会标志性事物的发展情况作为切入点，来勾画出其所认为的社会发展路径轨迹。在从其研究的方法上去理解，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史料来进行对比分析，即其采用的多是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其在吸收史料内容的过程中主要是从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所以在其研究也是通过从不同的现象中去推演出整个社会发展的全貌，所以在阅读完整部著作之后也会发现，韦伯其实是在尝试描绘一幅宏大的社会变迁发展的多维图画。而且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也非常清晰的表述了其在做社会研究过程中所持的观点与方法，即关于理想型和价值无涉。从整体上去审视《经济与社会》这部大部头著作，其主要是通过韦伯从社会发展的现象中抽离出来的理想类型作为总体的支撑框架，以不带任何价值判断色彩的研究态度去分析论述，所以从此角度上看其研究的学术理论意义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其为后世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且易于操作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但是反观现在的学术研究现状上来看，价值无涉的色彩其实越来越淡化，目前学术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之中，其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表述也非常的明显，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体系长期占据高地。对于这样的现象，虽不能一棍子打死，用一元化的视角去分析，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应当保持一定的自知才能自明。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学术话语的构建过程中，确实难免掺杂着研究者个人的价值理念标准在，就连韦伯自身也是做不到的（其提出价值无涉标准时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加入了其批判意识，即加入价值观念的研究不合理），所以笔者也认为做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也是需要找到自身的认识社会的的独特视角，找到个人的立场，要清楚话语构建背后所蕴含的现实影响，而非为了生产更多文章、评职称进行人云亦云的虚的研究。此外在此书中也能看到韦伯在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其所论述的观点都是基于大量的史料支撑，这一点也是自己在许多学术大家的研究中都能看到的。像卡尔.马克思、沃勒斯坦等研究者其著作中的注释都是非常全面，而且引用的史料也是非常丰富详实，所以其著作能够对后世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力，理论的生命力能够一直保持。从韦伯在研究社会的视角上看，其更多的着眼于在文化这类非物质实体的因素上去分析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而且其在研究过程中，主要是采用的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其研究的内容往往是涉及了古代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其也通过这样的历史变迁视角抽离出更多的理想类型为自己的研究所用。例如，其在研究宗教问题时，其主要就是着眼于宗教的发展的变迁历程，而非宗教某一教义或者某些宗教仪式，其主要是围绕宗教的教义的产生与演变的过程来分析宗教的发展历程，而且在此过程中将各教派的教义以及宗教中的群体（巫师、先知、祭祀者一类多是宗教中的尊贵群体，而对于普通的教众行为阐述还是不是很多的）进行论述，即结合了教派分化的角度和宗教教义的演变的角度来呈现西方宗教的发展历程。此外从其支配社会学的话语构建中，其主要是通过以“支配”这一理想类型将社会发展中的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官僚制等类型统一到这一理想类型的分析视角之下。者也就体现了其研究范式，即通过构建理想型的形式，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分析。而且其在书中也说到，对于类型学的科学分析目的，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受情绪左右的无理性行为要素都视为偏离了概念上的理性行动纯粹类型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对无理性因素偏离这种类型的情况做出因果评价。在这些情况下，构建一个纯粹理性的行为进程就可以为社会学家提供一种类型（理想类型），它的好处是清晰易懂，不会模棱两可。相形之下，也就可以理解这样一些情况，即实际行动受到了种种无理性因素——比如情绪、错误——的影响，导致它们偏离了更具行动本应是纯粹理性的这一假设所预期的行为路线。最后还想着重提及的就是韦伯在支配类型学中所提到的权威获得的论述，其主要围绕的是超凡魅力这一理想类型进行论述，其主要的观点为在获得超凡魅力的情况下，其权威也自然能够获得。从其观点上出发，在来分析目前社会的现状，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在获得合理性权威的过程上观察，即目前通过各种形式的选举、各种形式的宣传包装都是为了让领导者获得民众的认可，让领导者身上带有一定的光环。这一点从我们国家的主席选举、总欧美地区的总统选举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演说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而再去考察一下乡土社会的基层现状，其在领导者的产生又是经历了那些过程，领导者获得合法性权力又有什么变化。回顾我国的历史，在乡土社会中领导者多是族长这一类别的乡绅阶层，而在当代，共产党政权深入到乡村后，其领导者是通过村民选举产生，乡村领导者的产生方式上与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解放之前村庄领导者多是依靠个人的社会地位（通过个人的资产优势、家族的传统影响、个人品质、村民的认可等因素来支撑）来获得权威，而目前这些因素虽然还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其作用大小有待考量。所以在此处也就涉及到目前如何在村庄中产生领导者，而且又是产生比较良性的领导者的问题。因为目前在乡村地区由于社会变迁速度的加速，村庄中的村民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流动，而且往往出现流动的村民多是有一定能力的村庄精英，这也就导致村庄优质领导者的缺失，在优质领导者流失的情况之下，恶人治村或“弱”者治村的情况出现，这也就导致了整个乡土社会在目前的高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更加的破败。一个村庄的发展，领头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村庄领导者的培养是非常关键的，而对于领导者“超凡魅力”的培养也是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书中思想汇总：一、学术话语构建（社会学概念定义）
社会学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社会学分析都是从现实中进行抽象，同时又帮助我们去理解现实，从中揭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一个或多个概念加以归纳说明。只有从理想类型或者纯粹类型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理论分化才是可能的。对于类型学的科学分析目的，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受情绪左右的无理性行为要素都视为偏离了概念上的理性行动纯粹类型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对无理性因素偏离这种类型的情况做出因果评价。在这些情况下，构建一个纯粹理性的行为进程就可以为社会学家提供一种类型（理想类型），它的好处是清晰易懂，不会模棱两可。相形之下，也就可以理解这样一些情况，即实际行动受到了种种无理性因素——比如情绪、错误——的影响，导致它们偏离了更具行动本应是纯粹理性的这一假设所预期的行为路线。理想类型越是构建得明晰和精确，在这个意义上说就越抽象、越不现实，因而也就越能在阐述术语。分类和假设方面发挥作用。“行动”，是指行动中的个人给他的表现附加了某种主观意义。“社会”行动则是指，该行动的主观意义还顾及到了他人的表现，并据此作为行动进程的取向。个人的经济行动也只有在同时顾及其他人的表现时才是社会行动。社会行动的类型：（1）工具理性的，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吧这些拿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的追求和特定的目的。（2）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起成败与他否；（3）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的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4）传统的，它决定于根深蒂固的习惯。“社会关系”表示众多行动者的表现，就其有意义的内容来说，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取向。关于社会关系的分类上，韦伯主要分为三大种，即冲突、竞争、选择。“冲突”主要是指，行动的取向就是有目的地贯彻行动者自身的意志而不顾及他放或多方的反对。“竞争”则是指在发生冲突时以和平的方式——非物理暴力，去谋取他人也在渴望的对机会和优势的控制。而“选择”则是人类之间或者物种之间为了谋取优势和生存而进行斗争，但没有出现就冲突而言的在意义上的互为取向。关于之社会关系的性质，韦伯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共同体关系与联合体关系。“共同体关系”，是指只要社会行动的取向是基于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叫做“共同体”关系，不管他们的情感是情感型还是传统型。“联合体”关系是指只要一种社会关系内部的社会行动取向是基于理性动机下的利益平衡，或者类似动机下的同意，不管这种理性动机是价值理性的还是工具理性的。对于社会关系的开放性与封闭性上两个方面来看，韦伯将开放性的社会关系定义为，即社会关系的秩序系统并不拒绝任何希望参与并实际处在能够参与的地位上的人们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关于对于局外人的“封闭”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关系有一定的主观意义及其约束性规则，某些人的参与被排斥、限制或者需要接受附加条件。而对于组织的定义上，韦伯也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上来讨论，其认为一种封闭的或者限制局外人准入的社会关系，如果是由一些特定的个人来确保秩序得到遵守，它就可以称为一个组织。关于组织的秩序主要是由两中形式组成，即组织成员自愿同意和被迫接受的强加形式。“习惯”。如果一种社会行动的取向在规律地出现，那就可以叫做“习惯”，但前提是他在一个群体中的存在概率仅仅是基于事实上的实践。“习俗”。如果习惯的实践持之以恒，一种习惯就可以叫做“习俗”。“正当性秩序”。行动，尤其是涉及到某种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收到正当性秩序的引导。行动在事实上将会这样发生的概率，就可以称为秩序的“效力”。其中正当性秩序的保障可以来自两大方面，一种为纯粹主观的，即情绪的、价值理性的及宗教的，另一种保障则为外部影响的预期，即通过利益格局而得到保障。此外，对于正当性秩序的分类来看，韦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种为惯例、另一种为法律。对于正当性形成的基础，韦伯认为主要是由于受到传统、情绪化、价值理性的信仰以及实在的成文法规的影响，这几大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人们对于某一社会秩序的认同。关于权力和支配的定义上，“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而“支配”是指包含了特定明确内容的命令将会得到某个特定群体服从的概率。“纪律”是指某个特定人群按照既定方式习惯地、迅速而自动扶持某项命令的概率。“统治的组织”，即组织成员根据秩序的效力服从支配。“政治”组织，指一个“统治的组织”的存在及其秩序，如果是由它的行政班子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以物理暴力的威慑与运用而持续不断的寓意保障。“僧侣政治组织”则是通过分配或拒绝给予宗教利益、从而运用精神强制实施其秩序的组织。社会学的经济行动诸范畴在此部分中，韦伯主要是以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作为考察范畴。其一开始就设定了“经济行动”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范畴，即指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其主要动力就是以经济目的为取向。紧接着韦伯在书中还将“经济”定义为把自主的经济行动，而有组织结构的持续性经济行动系统则可以称之为“经济经营”。“效用”始终是指可以在当前或未来加以利用的、特定而具体的、真实或想象的机会优势，因为它们被一个或者更多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估计并且当做进行特定准备的对象。二、理想类型构建
《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中集合了韦伯对社会各方面的观察，其中包含了整个社会中市场的运行的情况、社会中的宗教、家长统治、家产统治、官僚统治、超凡魅力领导者、社会中法律的产生与形成、家族、邻里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其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也有着很强的逻辑性。其研究的思路为，首先是在社会的诸多现象中去将其中比较普遍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进而总结出一系列理想类型，然后再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对理想类型不断的细化，并且在这些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中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剖析。支配社会学中的类型学韦伯通过对一般类型的设定，将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容纳到研究的范畴当中，其中“支配”就是其在整书中运用非常广泛的概念，在“支配”的话语体系之下，韦伯首先是对支配权利进行了阐述，在韦伯看来“支配”就是某些具体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既定人员群体服从的概率。紧接着其对支配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权威合法性的类型进行阐述，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纯粹类型，正当性要求的效力可能会建立在1.理性基础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享有权威更具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之权利（合法权威）的信仰。2.传统基础上，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更具折现春天行使权威者的正当性（传统权威）的牢固信仰；3.超凡魅力的基础上，基于对某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忠诚。而对于支配类型上，韦伯认为在除了大量其他可能的类型之外，由两种直接对立的支配类型：凭借利益格局（特别是凭借垄断地位）进行的支配，和凭借权威——命令权和服从的义务——进行支配。前者最纯粹类型就是市场上的垄断分配，后者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家长的，执政官或者君主的权力。在此基础之上，韦伯将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支配模式进行了分类，其中就包含了家长制、家产制、超凡魅力领导制、封建制、政党制、代议制等方面，从整体上看，这些不同的支配类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演进而来的。但是不同的支配类型中杂社会中的存在时期也有一定的重合期，在韦伯的研究中，其也多次强调是不能精确的将不同支配类型的更替时间区分出来的。以下方面是对支配社会中的个类型进行总结分析。老人统治、家长制和家产制“老人统治”是指群体的统治掌握在年长者手中；而“家长制”则是指一个在经济和亲属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家族），由一个根据明确的继承规则委任的特定个人进行治理的情况。老人统治和家长制往往相伴而生，其关键特征为，“尽管支配乃是主宰者固有的传统权利，但必须是为全体成员的利益而作为一种共同权利进行支配，因而任职者不能自由占有这种权利”。“家产制权威”是指主要依据传统进行的支配，即使是凭借统治者的个人权威在运行。P340其中家产制权威中有衍生出等级式支配模式，其等级式权力的划分主要是指由占用领主权力而拥有特权者的有组织群体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达成的妥协。P346其中涉及到政治权力和经济财产的划分。而在家产制的支配体系之下，其仆从获得生计的主要方式为俸饷。其中封地主要是指，领主根据传统的、特别是军事意义上的身份荣誉标准为取向，授予特定资格的个人相应权力和义务。而在此情况下，韦伯认为如果一个行政班子主要依靠封地获得供给，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称为西方的封建制。P344依靠俸饷来获得生存的需求，随着官僚统治的产生也就慢慢衍生出一种以行政为业的食禄阶层。超凡魅力权威对于正当性支配权力的获得上，韦伯指出基于超凡魅力也是获取权力的一个途径。其认为超凡魅力主要是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而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做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P351而关于超凡魅力的效力，韦伯认为其主要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对其认可。而当超凡魅力权威的人组成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则就会出现超凡魅力共同体。关于超凡魅力的产生上，韦伯认为超凡魅力的产生可以从战争、宗教领域、王权、官僚权力中产生，超凡魅力的支配权力还可以通过指定继承人或者通过选举产生，指定继承人一般都是基于一种种族、家族血统优越感为基础，而选举产生的方式一般都是在选举过程中竞选者的个人包装以及人们进行投票选举过后给予获选者的一种荣耀权力。对于超凡魅力与纪律之间的关系上，韦伯认为纪律本身并不敌视超凡魅力或身份荣誉，而且只有借助严格的内部纪律才能保持对臣民的显著优势。但是其又提到，超凡魅力一旦进入到恒定的社会行动结构，它在面对传统势力或者理性联合体的势力是就会逐渐淡出，这是超凡魅力的命运。封建制封建制即不同于家产制，也不同于真正的超凡魅力，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属于家产制的边缘结构。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封地为基础，即封地封建制，另一种则以俸饷为基础，即食禄封建制。对于封建制的发展，在韦伯看来其下一个阶段一般为官僚制方向，但是在实际中封建制也不一定是社会过渡到官僚制治理中的一个必要阶段，而恰恰相反封建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碍社会由家产制向官僚制转变。官僚制对于现代官僚制的特征韦伯主要总结出有以下几个方面：1.存在着官职管辖权限的原则，该权限一般是由规则，即由法律或行政规章决定的。2.由职务等级制原则与上诉渠道原则确立了一种公认的高级职务监督低级职务的上下级隶属体系。3.对现代官职的管理以书面文件、一个下属官员班子以及各种文员为基础的。4.官职的管理，至少是所有专业官职的管理通常都是以某个专业化领域的训练为前提。5.一旦获得官职，职务活动就会要求官员付出全部工作能力，不管他在官署中的义务工作时间是否已有规定。6.对官职的管理遵循着普遍规则，而规则大体上是稳定的，几乎详尽无遗的，并且能够学会。这些规则的知识乃是官员们拥有的特殊技术专长，涉及法理学、行政管理或商业管理。官僚制组织对于显贵行政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强的技术优势，在韦伯看来，一个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犹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产生方式的关系。精确、迅速、明晰、档案只会、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P1113而且官僚制对于教育的性质和个人素养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所有的支配的官僚化都会强有力地推动“理性的就事论事”与个性化职业专家类型的发展。而且教育的专业化或专长测验制度，也越来越现代官僚制的必要需求，而且官僚制也反过来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官僚群体的考察上，韦伯在分析最初的官僚群体的一个特征就是其一般都是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担任官职，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官职其实是与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这样也慢慢演变出一种社会分层的现象。政党在韦伯类型学定义中，其将“政党”定义为形式上自由招募成员的联合体，其活动目的是确保其领袖在组织内部的权力，以使它的活跃成员得到观念上或物质上的利益。P401而这些利益可能寓于某些客观的性的政策的实现，也可能就是某个人的利益。三、社会中各群体考察
关于社会中各组织群体的考察上，韦伯主要分为了三大类型第一种为家族、邻里与亲属群体；第二种类型为家族、经营与大庄园；第三中类型是种族群体。关于第一类群体中韦伯认为，家族的产生对一定程度上有组织耕作的结果，而且古代的家族的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家族是回到最“自然”的对外封闭的社会行动。但家族是当时最为普及的经济群体，其包含着连续而密切的社会行动。而且在古代的家族共产主义中其主要特征是，其原则上是各尽所能，各去所需的。在古代家族能够满足对货物与劳务的日常需求。（韦伯所提的家族其范围并非我国依据姓氏为基础组成的大家族组织，而更多的是以近亲血缘关系作为基础的小家族）但是自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当发生自燃灾害或社会突变情况时，往往还会需要邻里的援助，而且这种邻里的援助是不带感情色彩的经济博爱。在韦伯的邻里定义中，其可以是分散的农场、一个村庄、一条城市街道或者一个贫民窟，其对于邻里的概念划分上范围更加的广泛，而我国的邻里关系更多的是以房屋或街道作为基础的。在韦伯的邻里关系当中，其认为邻里是地方共同体的天然基础。而且在交通技术并不发达的情况之下，邻里之间更加是一种患难时互帮互助的关系。而且邻里的社会行动社不断变化的而无以定形，因此又是开放的和间歇的。第二种类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外界交换导致家族与家庭内部权威进一步瓦解，由此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也慢慢的在家庭内部演化为一种大庄园经济。关于第三种群体，即种族，韦伯认为“种族身份”一直是存在争议，其在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能够成为一种“群体”，而只有当同一种族成员的共同经验关系到与一个明显是不同群体的成员的对抗式，才会出现一种种族群体的意识，才会出现社会行动。但是这种社会行动往往都是消极的，即对于不同的人进行鄙视，或者对于种族的过分迷信般敬畏。四、宗教社会学（宗教群体）
对于宗教群个体的考察，韦伯主要是宗教中的主要特殊群体进行考察，即巫师、先知和祭祀着极大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宗教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论述考察。才外韦伯还着重介绍了关于宗教教义中对于救赎的的不同阐述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在宗教社会中巫师、先知和祭祀的形象在一定时期都会与超凡魅力产生一定的联系。在宗教的不同发展时期，着三大特殊群体之间对宗教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在对于教义的解答之上，巫师更多的是以一种巫术的神秘形式来获得教众的认同，其往往是对传统教义进行非常严格的遵守，因此也可以将巫师称为宗教中的保守力量。而先知则是由于其对宗教教义有着独特理解，其产生的方式往往都是非世袭的，在很多情况下，其往往是由于一些特殊的经历导致其获得了一种救赎或者称为上帝的恩宠，之后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先知，其也由此获得了一种超凡魅力。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先知的角色往往是宗教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所在。而祭祀，该群体的主要是指起能对诸神施加影响的、按照规则组织起来的固定机构的人员，而巫师往往都是个体的而且很少会进行祭祀活动。祭祀在一般情况之下其对宗教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随着祭祀在宗教中获得更多的权力时，即其获得独立的地位和权力，该群体对于宗教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西方的宗教社会中，各派宗教对与神的理解都是不尽相同的，从其对神的认同上看，有的宗教对神的理解可以分为功能神、众神或者政治神、地方神。而对于救赎方式的理解上也不禁相同，其中衍生出禁欲主义、神秘主义的得救，今世得救还是来世得救，或者是以何种方式得救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还是通过仪式或者是自己的善举。在韦伯的分析中，其认为，由于对于救赎不同的理解最终导致了宗教在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以及教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新伟，进而影响到整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解释了由于宗教改革，带来了人们对于宗教教义的不同理解，正是宗教教义创新阐释，即通过不断的努力获得成功可以证明自己获得了上帝的恩宠，这一理念极大的推动了人们努力向上，在禁欲的同时不断的努力工作，进而形成资本的积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五、法律社会学
关于法律的产生，韦伯主认为首先是从契约订立开始演变的，而且这些契约的订立在此之前也一直没有任何的诉讼权利。而且这样的契约模式最初就是关于债务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所定的协议，在古时当一方违约时，其主要是依靠一种非法律的形式，在书中韦伯提到的一种极端方法就是，债权人通过在债务人门前自杀，进而激起债权人整个家族对债务人的声讨，通过这样的压力来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而且在法律条文为产生时，在处理各种案件时，其更多的是按照习惯或者按照裁定者的主观判断来裁定，而且裁定的结果也非常的多样化。在考察法律产生的过程中，韦伯还着重分析了习惯在何种程度上慢慢演变为一种社会惯例，然后再由惯例来演变成为一种法律法规。但是在书中，韦伯在考察这一转变过程时，具体的转变时期都不是很确切的，即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从单纯的习惯向惯例的过渡以及从惯例向法律的过渡，其界线是变动不居的。在关于法律法规出现的形式上看，韦伯主要是考察了先知、教士、法官群体、学者等群体在具体法规的产生上都发挥了作用。关于法典编撰的背后的驱动力上，韦伯认为不仅仅只是官员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和君主和行政目标的关切，还有政治上被支配的各个阶层也都会存在一定的关切，而且法律的制定权力不一定只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一部新的法典的编撰其有可能是为了适应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政治实体内部实现社会统一的各身份群体或各个阶层之间达成的妥协的结果，或者两种因素都同时存在。而且对于法律的形成过程以及法律的具体内容上，韦伯还对不同地区的法律做了比较，例如其就分析了英国地区的法律和欧洲大陆地区的法律，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及其他相关的民族历史原因，两大地区的法律演变的速度以及具体的实践内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欧洲大陆地区更多的是受到罗马法的影响。此外韦伯还简略介绍了印度、中国、伊斯兰地区的法律，甚至还包含了教会法律的内容在对于中国的法律的发展，韦伯认为中国一直是官僚制的垄断，其一直是将巫术和泛灵论严格的限制在纯礼仪的范围之内。韦伯也进一步论述到，中国司法行政并非神权因素，而是由于家产制的影响所致。而对比印度地区和伊斯兰地区其法律的产生演变在更多时候是与宗教的法典联系在一起的，其法典中更多的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综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论述中，其更多的是考察了欧洲大陆地区的法律形成过程，其研究的视角主要是从整个社会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宗教文化又是其主要的考察内容。读《社会科学方法论》感想
此书是韦伯对于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所持态度、观点、方法的阐述，其主要是通过三篇文章来进行论述，即《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社会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学科，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的总称。韦伯关于文化科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渊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其认为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人那是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他的方法论就是由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价值关联和文化意义。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理解。文化现象意义的形成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从价值关联的角度看，取决于人们对于世界的态度；文化现象形成的角度来看，它依赖于产生文化的行事，而且还包含内心的活动或感受，这就是说，它包括赋予外在行动以意义的内在精神活动。韦伯认为，理解有两种样式，或者是合理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或者是神入的，即对于他们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正在形式上来看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在韦伯看来，由于它体现了价值关联的原则和理解方式，从而便于任何其他的概念结构区别了开来，成为文化科学认识经验实在的特有的方法。理想类型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特点，一方面它表明自身是从某一个或一些观点出发而形成的一种理想构成，决不代表唯一可能的观点和见解；另一方面，随着实际的认识的获得原有的理想类型当然就不在有效，未来达到更深入的认识，就需要构造更新理想类型，这种理论结构的不断更替既促进了对实在的认识的进展，也是这种进展的表现。价值无涉。价值无涉作为经验科学的原则向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的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于价值判断的界线。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教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后者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依据于一定价值取向的选择。从存在无法上升到应当，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个人状态总结：其实读此书确实非常的磨练自己的性子，《经济与社会》论述的内容非常广，对自己的阅读理解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自己在做阅读笔记之时明显感到有些理不清感觉，不过又重复的翻阅几次之后心中也能有一个总的框架在。读此书，也是预谋已久的事情了，自己来西农时就一直想读读这些大家的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自己读了比较多的中观层面的研究性著作，也有不少收获，但是心中还是希望对原典性的著作能够有更多的接触的。之前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准则》、《民族、社会国家》三本书，虽然读得不是很透彻，但是还是觉得韦伯在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独到之处，其主要是从宗教文化、价值观甚至在哲学层面上去看待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于《经济与社会》自己也是相当珍惜的，虽然书比较厚，注释、解释的部分有很多，但是自己都耐着性子去读，因为在心中确实非常珍视读书的机会，非常的爱惜读书打开自己脑洞的感觉，所以目前也是抱着一种爱书的心态去读的。虽然也会看着会跑神，或者有的地方看不懂，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愿意珍惜读书的机会。读书时总是会提醒自己要沉到书中去，要与作者形成对话，要有自己的思考，这也是自己希望达到的最佳状态。目前，还是会在脑中闪过很多的想法，其中多是由于生活的琐事所导致的，所以之后自己需要慢慢去调整状态，要学会放空，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就个人情况而言这是自己应当要去处理好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人各有异，个人感觉自己不是属于比较聪颖之人，所以更加需要去多用功，多专心去积累的。总会说无欲则刚，希望自己慢慢吧其他事情都尽量放下，能够沉下心来读书那就真的是最美好的事情了。当然，目前还需要上课，还需要处理各种杂事，这是现实，但是自己也要尽量紧张起来，读书，思考，写作都是不能落下，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需要自己去规划好时间，将事情安排好，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去处理杂事，莫要瞎忙活，瞎着急。[ 此贴被褚庆宜在2019-08-17 11:1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