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读书报告
本书主要是齐美尔论文的选编，所选文章主要围绕齐美尔货币哲学和性别哲学这两主题，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中很多现象，如竞争、卖淫、女性文化、时尚心理、性别问题、货币以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等。
不像韦伯和马克思的“宏大叙事”，齐美尔的著作中更加注重经验的分析，经常以社会中一个不起眼的事为剖面，挖掘其背后的生成逻辑，这恰恰是齐美尔最大的魅力之所在，善于解读现象且善于从独特的视角解读社会现象。从阅读观感上说，齐美尔以短篇论文和随笔为主的诸多书籍，读起来压力较小，而他对诸多社会现象的分析，往往又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与深思。本报告将主要围绕齐美尔关于货币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来展开。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与马克思关注的是商品货币不同，齐美尔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他主要分析货币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人心理、个体命运、生活风格与整个文化的关联的影响。
货币的上帝类比论．过去，人们的奋斗目标有爱情、事业等，如今这一目标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金钱，它以席卷之势迅速发展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最直接的目标。过去人们对爱情、对事业这些目标的追求，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例如我们食不果腹时，自然不会将这两者作为目标，而现在纵使饥肠辘辘，我们仍能追求金钱，因为金钱和上帝一样是万能的。简单来说，前现代的人生目标是恒定而又时隐时现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为了我们无时不刻都可以追求的东西，对我们产生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就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绝非戏言，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就如同信赖上帝全能。
货币对个人自由主义的促进货币经济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自由主义诉求。在前现代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人身化的；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就好比人们固然依赖供货商，但人们可以经常更换具体的供货商，某个供货商令我不满，我不必违心的迁就他，因为能为我提供这种需要的商家大有人在。货币经济下，人与人的联系极大地增多，过去的社会中更多的是自给自足，能自己做的事就不会求助于他人，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货币经济则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化发展，每个人都在依照比较优势原理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生活中的许多需要则依靠别人提供，对外界的依赖性加强，但对具体个体的依赖性减弱，每个人都于依赖中变得更自由。而货币经济在促进个人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催生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货币经济固然不可逆转，谁也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但是采取措施来稀释和扭转其负面影响是我们应为且不可不为之事。
货币的夷平效应金钱能将事物夷平，将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金钱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把个别的、高贵的东西拉到最低的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其实货币的夷平效应，就是将质的区别变为量的区别，食物和爱情两者显然是有质的区别的，金钱当然可以换来食物，但当金钱可以换来爱情时，爱情与食物质的区别就转变为了其金钱多少这一量的区别，这也就是货币的夷平效应。现代社会金钱变得越来越无所不能，而一个东西如何才能变得无所不能呢？答案就是丧失他自身的质，一个东西只有自身质的特点越来越弱，才能与越来越多的东西进行交换，而没有质的独特性的事物必然是低俗的，这也是为何金钱在愈发强大的同时愈发低俗。因此能和世间万物进行交换的东西必然是低俗的，而这一低俗的东西在与万物交换之时也必然把万物变低俗。齐美尔也曾通过这来解释为何当代许多文明的社会比过去更为歧视性工作者，由此可见齐美尔深谙货币哲学，善于解读社会现象背后的货币逻辑。
货币致使生命感觉的萎缩“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然而，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我们都知道货币纯粹只是一个中介和手段，人类创造货币的本意就是方便交换，通过货币达成交换进而实现目的。因此我对齐美尔这句话的理解是，在现代社会下，随着货币的夷平效应，我们能用货币做的事越来越多，当货币成为人们的上帝，就会在现代生活中产生对于货币的狂热追求，但是我们又不知追求金钱这种纯粹手段究竟意义何在，仿佛追求金钱本身就是一种满足，追求金钱的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金钱，最终失去生命感觉，丧失生命意义。
齐美尔的悲观主义齐美尔关注的是货币从一种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变成最终目的，对于人类的自我理解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最终只讲出了这一句名言同时也是哀叹“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齐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尽管他具体分析了货币经济的作用，但这种分析仅仅为其普遍的文化悲剧论提供基础。他并不是要我们返回货币经济之前的时代，但又没有给出他的指引，准确地说齐美尔反映了悲剧，但未能改变这一悲剧，同时也透露着他认为这一悲剧无法改变的悲观色彩。但我认为这句名叹也是一句警醒，让处在桥上的人在已知桥在脚下的同时，求索桥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