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法国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与故乡，因此早期经济学的主要著作大多都是在英法的背景下所描写出来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可以看书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而法国则不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这几本主要著作包括《法国详情及补篇》《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谷物论》《法国的辩护书》，都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写成的，当时的法国是路易十四执掌政权，封建专制政治达到顶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路易十四掌权的前半期，经济、财政方面是科贝尔所负责，他着力推进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已经出现和实行的与英国相同的重商主义政策，但在法国却带来了与英国大相径庭的后果。重商主义观点在于：金银货币就是财富，一国最重要的就是积累金银财富，金银财富标志着国家的富足和强大，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中，一国应该处于出超的地位，发展顺差贸易，使别国的金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本国。从这个角度出发，科贝尔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着重发展工商业，使法国的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后来人们也称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为科贝尔主义，但是科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也给法国财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当时还是法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日益凋敝，土地荒芜，人口减少，人民生活贫困，农业的破产和沉重的税收，最终也使工商业陷于萧条，财政经济面临崩溃，全国呈现民穷财尽的景象。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在法国社会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开始他的著作活动的，论述的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是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的创始人。
在财富观上，布阿吉尔贝尔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他认为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而财富往往又是土地的产物，所以他说“富裕通常不过是土地的产物”，认为财富是由农产品构成的，农业就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从财富观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重农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法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就是农业危机，是由谷物低贱所引起的，解决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谷物价格，使农民不仅能够补偿其生产成本，也能维持生活需要。他的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成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者。
在货币的观点上，布阿吉尔贝尔的观点非常先进，但是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都不了解货币的本质与它的职能，马克思指出，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但是他对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特点和作用却有不少正确的理解，他认为货币只是在商品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是为了方便商品交换而产生的，正确地指出市场上需要的货币数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的总额，其数量和国家的富裕无关，并不能代表财富。同巴尔本的货币观点一样，都认为金银并不是唯一的货币材料，货币并不是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并且也认为货币充当流通手段，不应该加以贮藏，而应该不断的投入流通过程中发挥其作用，同托马斯·孟和诺思的所提出的观点一样，都认识到了货币的贮藏和货币的自行增值之间的对立，提出货币作为资本必须不断投入运动使之自行增值价值。而稍微有些不同的是，诺思是把货币还原为商品，指出了金银具有便于充当货币的条件，因而成为货币并在流通中执行许多职能。这些观点，既有差别又有联系，但是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与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观相比都有很大的进步。
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他多次提出自然规律的概念，反复强调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性，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按自然规律进行，指出“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不要妨碍大自然行事”，要求法国封建政府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自由竞争，认为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使各行各业保持均衡，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是，在他著作中，又可以看出他主张实行谷物高价政策，主张谷物自由输出但禁止自由输入，这显然与自由竞争思想相冲突。因此，他的自由竞争思想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但仍为魁奈所继承并形成了自然秩序学说，这点在如今看来，也有借鉴之处。
在论述法国的经济活动时，布阿吉尔贝尔还指出消费和收入是同一件事，法国国民收入减少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破坏消费等于破坏收入，增加消费会引起收入成倍增加。
布阿吉尔贝尔同威廉·配第一样，都是近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的奠基者之一，但是都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他在分析交换中价值的比例关系时，得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是又谴责货币破坏商品按比例进行交换，认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使得按照这种比例进行交换受到破坏。他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赞美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却又攻击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总之，他称赞没有货币的生产，这种错误观点也被后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等所继承和发展。
《法国详情及补篇》
法兰西强大的原因在于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它能够大量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养活国内居民的同时还能出口到其他国家。
国民收入的减少并非由于国王收入的增加，恢复国民收入对国王有很大的利益。公共收入减少的真正原因是消费不足，是由于土地的收益不论是产品售价还是产量上都已下降。世上一切财物，要是不被消费的话，都是一无是处的。消费之所以停止，是由于根本不让消费因而根本不可能进行消费。
法国税收政策不合理，少数人富，多数人穷，某些人的富有并不能补偿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损失。达依税（按人口和产业向平民征收的税，贵族与僧侣不缴纳）的任意配征以及酒税和关税是主要的弊病，致使穷人越穷，富者最后也会因为穷人的增多而变得越穷。经常性的和临时性的聚敛钱财是致使法国收入减少的第一和主要原因，呼吁国家要根据富者多缴、贫者少缴的原则而提出的公平配征达依税的方法，指出私人中饱是征收税中的最大障碍，按照烟囱征税，不仅方便，也会是最公平的。等战争结束再公平缴税只是相关利益者的借口，提出马上进行税收改革。
金银本身并不是财富，而只是在交易关系上，看金银能够换取多少生活必需品才表现出价值来。虽然国内现有的金银数量较之收入多得多的时代，但是法国的收入却减少了。因此他指出，硬币本身并非财富，其数量和国家的富裕无关，只需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行了，一个国家愈富裕，就愈可以不需要硬币，硬币可以用其他来代替。在他看来，钱就是大家同意相互支付并按照行情互相接受的一种可靠保证，收钱的人确信能产生相同的效果，用钱可以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根据这些原则，可以得出：财富就是一种获得必需品和奢侈品以维持舒适生活的能力，钱只是手段和方法，对生活有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和目标。因此，没有很多钱的国家可能是富裕的，有钱但是不易换物的国家，则会十分贫穷。
消费和收入只是同一种事物，破坏消费就是破坏收入，促使银钱流通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在消费破坏中去寻找银钱短缺的原因。钱币不会因为使用而消费掉，流通多少次就造成多少收入，流通停止，则会处于瘫痪状态，尽管财物丰足富裕，但却贫困不堪。人民是国王赖以获得一切收入的总源泉。物产丰富的国家，有消费就能有收入，所以不应该抱怨硬币的短缺，问题在于它没有照常流通。国家所消费的不是钱币而是货物，一个国家的居民不一定要开支少于收入，提倡大量消费，不动产的财产对国家来说是有害的，指出有害的储蓄，它加深了贫困，使金钱更缺乏。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亚当·斯密说过：“一个人的富有或贫穷，是按照他拥有较多或较少的提供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手段来确定的。”马尔萨斯有同样的意见，按照他的说法，财富是“对人类必需的、有用的和愜意的物质的东西的富足。”同样，德鲁日先生说：“财富是一切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物质财产。当这类财物是十分多的时候，国家就是富有的了。”
让·巴蒂斯特·萨伊将一切财物分为自然财富或者是不易据有的，和社会财富或者是易于据有的，指出：“财富就是所有物，它由人所占有的物品的价值构成。”罗西先生宣称，“一切可供满足人的需要的物品就是财富。”他俩一样都承认非物质产品的财富性质。
货币就只是和只应当是未来交付的保证，财富只是在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相互调剂、融合的结果。各种货物的价格必须始终保持一定的比例，按照一定比例的价格交换，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货物一起生存，生产才能相互促进。一个国王之所以富裕，在于保持各行各业的共存共荣。
社会地位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是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即一切劳动者在一个不违反自然规律的社会中应当能够惬意地生活。这里指出了大自然的作用，说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统治的贤明在于遵守规律，破坏经济秩序规律一定要受到惩罚。当贫困出现于一个大自然注定应当是富裕的国家的时候，倘若不干预听任自然的发展，则国家会继续富裕。大自然会自动调整，形成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
《谷物论》
谷价贫民，王国输出小麦愈多，愈能避免严重歉收的不幸后果。指出了一种方法，在任何时候都听任出口自由，而不课税，会避免小麦高价的混乱。降低谷价惠及贫民的说法错误，现行谷价不够偿付生产费用和支付耕作者的劳动报酬，会导致农业衰落，因此小麦的价格应当使贫富保持公正的平衡，公平应成为交易的基础，农业与其他行业息息相关，农业繁荣才能维持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谷物贸易上政府有干预的必要。指出法国运出小麦愈多，对麦价奇昂的恐惧愈少。公众的愚昧是造成饥馑的主要原因，因为公众总以为小麦的出口会导致国内小麦的缺乏，主张禁止小麦出口，而这又容易导致小麦价格下跌，农业衰落，也可以说饥馑是谷物低贱的必然结果。而谷物的自由出口是预防荒歉的唯一方法，既不减少收获数量，也不减少收获价值，对人民的生计毫无害处。
小麦价格高会导致农民有利可图，扩大耕地，小麦价格低，导致农民放弃耕地，宁愿种植劣地也不愿种植良地。反对谷物输出，容易造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谷价低贱和谷价高昂，低贱产生异常的高价，高价又会产生低贱，都会产生相同的有害结果。由此可见，纯粹是谷物的价格决定一个王国的丰歉和贫富，为了避免这两个极端的出现，就需要使它们得到调和，就需要卖主和顾客的永恒的对立得到缓和。谷物的自由输出就是平衡这两种极端的最好办法，是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或维持社会中的安定和公正的唯一方法，因为当谷物自由输出时，土地和劳动能产生出它们所能生产的最多的产品，公众就得繁荣能达到顶峰。
《法国的辩护书》
在这部分，作者控诉了上流社会，为人民辩护，并向上流社会挑战，代表了农夫和商人的意见，指出臣民的富裕是君主财富的唯一基础。
这部分也指出了财富的性质，银钱只是在产银的地方才是财富的要素，消费是任何财富的要素，所谓富裕财富就是大量的消费。土地收益的多寡，与消费量的大小是成比例的。在税收方面，捐税的明目不宜过多，捐税的收入尽可能直接由纳税者上缴国库，这是君主与人民的共同利益。
社会的普遍利益要求任何人都不将其劳动或劳动产品无偿地给予他人，这种观念下商人都会缺乏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出现有买者不考虑卖方利益的现象，只想要商品价格尽可能极低。
关于公众贫困化的其他其他两个原因是小麦制度、间接税与关税的分配不公和变化无常，阻碍了产品流通。主张废除一切妨碍贸易的手续，降低税率，取消杂税，把赋税合并为分配额确定不变的一种税。虽然税目减少了，但是消费的增加可以弥补包税人由于税目减少所造成的亏损，重新强调了税收和纳税人的财产成比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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