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倩读书报告Ⅲ（更新至2022.6.3）

林倩（4.22-6.3）
疯癫与文明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利用谱系学的方法追溯了西方中世纪以来疯癫和理性的历史，梳理了疯癫在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且介绍了图克、皮内尔和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医学中对疯癫的定义、分类与治疗方法。而福柯所提及的“疯癫”，并非是仅作为病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他把疯癫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不孤立地看待它。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福柯就引用帕斯卡的话对理性进行了解构，“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本书对话的对象是自启蒙运动运动以来就被确定为真理的理性。在福柯的视野里，理性和疯癫的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
福柯认为，疯癫的人是由那些有理性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常人，通过自己的精神状态、话语模式、行为方式等与疯人的不同所区分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被定义为疯人是因为理性之人将自己的理性判定标准强加在疯人之上，认为他们的病态是非理性的体现。因此，疯癫是被建构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理性对非理性征服。在17世纪时，人们对疯癫总体是友善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愚人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而到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在这段疯癫史上，有两个事件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变化：一是1657年法国总医院建立和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则是1794年解放比赛特尔收容院地戴镣铐者。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
于是福柯指出，古典时期用一种全面的非理性经验把疯癫包围起来，重新接纳了它的各种特殊形态。与此同时，古典时期给疯癫打上了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记号不是疾病的记号而是受到赞美的丑闻的记号。然而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毫无共同之处。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地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概括来说，疯癫是理性社会制造出来的产物，疯癫之所以为疯癫，是因为是否拥有理性成为了其界定标准。理性在塑造自身地位时，最重要的是对异己者进行界定，并对它进行言说，通过理性的语言来了解这原本不在理性范围内的事物。可以说人类社会通过区分、压制疯癫，构建了独特的理性话语权。因此本书与其说是福柯在写疯癫，不如说其在写文明，疯癫是理性通过话语权力建构出来的产物，而理性和知识也是由复杂历史建构出来的。在本书的最后，福柯提到了疯癫的策略机器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世界本身任何的东西，尤其是他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林倩（3.4-4.22）
规训与惩罚读书报告
《规训与惩罚》作为福柯关于权力的政治解剖学的代表性著作，在近代的政治、社会和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福柯在本书中主要以监狱为依托载体，阐释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机制。他从中世纪君主制度下的刑罚制度展开论述，主要讨论了惩罚从一种公开表演到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的演进过程中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并借用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论述了现代社会权力的去中心化和规训社会的形成。
一、惩罚与监狱的诞生
在中世纪黑暗的君主制度下，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一时期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都是常见的酷刑形式，同时它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存在了很长一段历史时间。18世纪以后，惩罚的形式逐渐温和，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权力观的变化。中世纪权力不仅毫不犹像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上，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这种权力在没有持续性监督的情况下力图用其独特的表现场面来恢复自己的效应。这一过程中，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而18 世纪的人揭示了这种体制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提出了一个基本法则，即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一种关于惩罚权力运作的新策略可以见诸于司法机构内外和日常刑法实践中，其目的是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要惩罚得更少些，而是要惩罚得更有效些;或许应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
经过18世纪的司法改革，拘留成为了基本的刑罚形式，在有些地方，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被设计出来。而监狱的正常运作需要遵守以下几种条件：
1.惩罚的公正性和针对性。最理想的惩罚应该是在直截了当地针对所惩罚的罪行。比如建立一种象征联系，凡在犯罪时使用暴力者应受到肉体痛苦，懒惰者应该判处苦役，行为卑鄙者应当众羞辱。
2.隔离原则。通过隔离帮助罪犯在孤独的环境中进行内省，唤起自己的良知。
3.时间调节原则。各种刑罚应该设有期限，当罪犯开始弃恶从善时，惩罚应随着它产生的效果而逐渐减轻。
二、规训与规训社会
虽然不管在什么社会中，人体都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但纪律作为一种新的惩罚技术却存在了一些新的因素，其控制的范围、控制的对象和控制模式都发生了变化。
（一）规训的手段
福柯介绍了三种规训的方式，即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
1.层级监视。在福柯看来，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够使对象历历在目。福柯列举了军队、医院和学校，认为它们都是完美的训练机构。
2.规范化裁决。福柯认为，①纪律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领域，它们规定和压制着重大惩罚制度不那么关系因而抬手放过的许多行为。②纪律也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由规训惩罚所维持的秩序具有复杂的性质。这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是由法律、计划、条例所明确规定的。但它也是由可观察到的自然进程规定的。③规训惩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④在纪律中，惩罚仅仅是奖惩二元体制的一个因素。⑤按等级分配具有两个作用：一是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二是惩罚和奖励。
3.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驶方式联系起来。
①检查把可见状态转化为权力的行驶。
②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
③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二）全景敞视主义
福柯借用17世纪末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所采取的措施来引入全景敞视主义。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其次，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等都被登记注册，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在巡视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如死亡、病情、抱怨、异常情况都会被记录下来，转达给区长和市政长官。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和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
福柯借鉴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来诠释全景敞视主义中权力与惩罚的关系。
以监狱为典型的全景敞视建筑会导致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地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一个是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
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被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监视其效果。
福柯认为，全景酷视建筑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种价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他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主义。
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能够被精细入微地调整，以适应需要监督的各种过程。它能够在“过剩的权力”与“过剩的生产”之间建立一种正比关系。总之，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一切，即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全景敞视机制不仅仅是 一权力机制与一种职能的结合枢纽与交流点.它还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一种职能中发挥功能.使一种职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发挥功能的方式。
（三）规训社会的形成
“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驶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的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
因此，从总体上，人们可以说，一个规训社会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其原因不在于权力的规训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于它渗透到其他方式中，有时是破坏了后者，但它成为后者之间的中介，把它们联系起来，扩展了它们，尤其是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

林倩（2022年1月-2月）
为什么奢侈产生了资本主义？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讨论了奢侈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产生都是从一种文化的视角去阐释的。不同于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桑巴特则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诞生是由于奢侈，虽然桑巴特的论述存在很明显的缺陷，但也不失为我们提供也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思考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
一、奢侈文化形成的过程与原因
开篇，桑巴特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副13、14世纪开始，西方上流社会奢侈之风逐渐盛行的文化图景。13、14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欧洲开始掠夺东方，非洲贵金属金矿的发现和开采，使得大量财富流向欧洲，依靠土地地租为生的传统贵族没落，出现了资产阶级新贵族。这一现象首先发生在意大利，接着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开始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到了17世纪，英法也开始出现了财富的急剧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奢侈文化获得了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要素。
桑巴特对奢侈的定义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既可以从人的心理需求，也可以从客观的社会历史标准来判断“必要开支”。因此，奢侈也相应就包含了质、量两方面的奢侈。桑巴特认为，除了社会财富增长，推动奢侈文化发展的也可能是一些其他动机，比如雄心、喜欢展示、炫耀以及权力欲等，它们实际上都是一种力图胜过后来者的欲望。而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奢侈出现所需要的要素：财富、性自由、人口中某些集团谋求优势的努力，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
毫无疑问，奢侈之风起源于以欧洲宫廷为主的社会上流阶层，贵族们讲究排场，注重享受，在宫廷的榜样作用下，奢侈之风逐渐蔓延到所有与宫廷有一定联系或者一心以宫廷生活为榜样的集团。无论是没落贵族还是新贵族，都花费了巨额财富追求奢侈品的购买。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大量享乐品所提供的纯粹的物质快乐，另一方面则是奢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这也体现了他们想要跻身上流的野心。
这一时期两性关系也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走向高雅、接着是放荡，最后是变异倒转。自由情爱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并存的是非法爱情。随着非法爱情、单纯爱情的增多，一个新的女人阶层，宫廷情妇诞生。在这一阶段，她们拥有无限权势，对整个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领了奢侈之风的盛行。她们成为那些富有野心的城镇女郎、轻佻女人的追求样板。另一方面，品行端正的女士也不得不自我调整，以便与那些情妇展开竞争。一切与时尚、奢侈、华丽、挥霍相关的怪念头首先在情妇们的实践中尝试，使其在某些方面变得平和之后，最终才为受尊敬的妇女接受。
二、奢侈与资本主义发展
那么这些和奢侈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桑巴特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贵族和他们的情妇每年花费在奢侈品上的金额，不仅体现在精致的服饰、出行的马车，还涉及到仆人的规模和利用方式上。于是根据资料分析，桑巴特总结了1200—180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奢侈发展的总趋势，主要呈现出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和精制以及奢侈频率提高的特点。
1.家庭化。中世纪的奢侈是公开的，17世纪后，奢侈成为家内事务，女人们开始在家庭范围内对它发挥作用。在中世纪，甚至晚至文艺复兴，奢侈采取的是在诸如竞赛、庆典、游行和公共宴会等场合进行炫耀这一形式。随着奢侈逐渐家庭化，它失去了短暂易逝的特征，显示出持久性。
2.客观化。这一时期的奢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这体现在标志财富的物品的量的积累上，而女人在客观和的过程中充当了主导人物。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一趋势将构成奢侈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的转变。因此可以说，奢侈的客观化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官能化和精制也受到了女人们的推动，使奢侈官能化的倾向与精制的倾向紧密相连。如果精制并不是使用昂贵的材料，那么它就意味着花费大量劳动力。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因为必须从国外获取稀有材料，资本主义的商贸也得到了拓展。
4.奢侈频率的提高表现在某一时间内大量奢侈现象的集中。这样的奢侈包括使用各种各样的物品，或者满足许多愿望和需求。那么快速地生产奢侈品以迅速地满足需求者，是最重要的压缩奢侈周期的方式。
奢侈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家内的奢侈主要体现在餐桌和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奢侈。而城市的奢侈则彰显在雅致的剧院，大众音乐厅和舞厅，高档餐馆和小酒馆等地方，这也体现了奢侈发展的集体模式代替了纯粹的个人模式，城市使得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此前只有统治阶层才有权享有的快乐。
那么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奢侈对他具有哪些决定性影响呢？桑巴特认为，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生产的组织，在很多情况下，消费的增长为资本主义打开大门，并渗透到各行各业。奢侈对农业的影响导致了产品的改进和精细化，进而使农业收入增加，土地的价值也随之增高，古老的封建农业结构发生变化，间接地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外，富裕阶层对奢侈品需求的增长也带来了欧洲农业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调整。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奢饰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原材料，奢侈品工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桑巴特指出，奢侈品工业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因为其特殊的生产工序和特殊的销售，除了这些内在原因，还要一些历史原因：在中世纪，欧洲所有的奢侈品工业都是由业界巨头或有胆识的外国人创立，且他们建立的这些工业都呈现出理性的特征，为工业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于是基于以上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桑巴特在文章最后得出了他的结论： “奢侈，它本身是非法爱情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林倩（2021年12月）
现代性后果的反思
现代性这个概念在当今学界被广泛运用，不少学者都尝试对什么是现代性做出了解答。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关系方式，而利奥塔则从诠释学的角度出发，将现代性看作是一种宏大叙事和总体观的思维方式，并认为在后工业社会这种元叙事已经不再可靠，他主张寻求微小叙事，强调差异性。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已经终结，主张重写现代性。而现代性同样也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重点阐释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动力机制以及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和现代性可能产生的后果。
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将现代性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理位置相连，认为现代性是指某一段时间段的欧洲，并随着欧洲的发展向其他地区不断扩张渗透。在他看来，现代性具有断裂性、双重性和反思性三个重要特征。所谓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变革都更加影响深远，它们不仅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尽管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联系，但它们还存在着断裂。但是受到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受到完全的重视。他还强调了识别将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需要涉及到的若干要素，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变迁的程度更加神速，尤其是技术的变迁最为明显，它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其次，断裂的变迁范围覆盖了地球的各个角落；第三，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里找得到。
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具有双重特性，兼具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他认为经典社会学家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人都看到了现代工厂作业对人的不良后果，使人受制于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劳动中，但他们却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环境的潜力。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核武器威胁、大量严重的军事冲突等都是现代性的双重特性及其后果的表现。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历史更加可怕而危险的世界，需要对现代性的双重特性做出制度性的分析，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弥补经典社会学的某些缺陷。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反思性。从根本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而吉登斯把它称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他认为，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行为及情境的监测过程。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的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二、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
那么现代性的动力性质的起源是什么？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简而言之，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分别是时空分离、脱域与反思性。
1.时空分离。机械钟发明以前，时间与空间联系在一起，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机械钟的发明使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的虚化”的前提。“地点”一词通过场所这一观点被概念化了。场所指的是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和在地理上的分布。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上分离了出来，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透，也就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分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还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随着现代制度的发展，对建构未来有着帮助的历史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动力。时间和空间被重新组合起来以便构筑新的社会历史。
2.脱域机制。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现代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和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存在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即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前者主要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而后者则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
3.反思性。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地新认识地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地特征。吉登斯表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因此，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地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的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现代性的关键之处在于对社会实践的新的认识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检验和修正旧的社会实践知识。而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就是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生活。
三、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第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资本主义依赖于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于是价格成了市场竞争的一个信号。
第二、工业主义。吉登斯认为，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工业主义不是简单运用大机器生产，而是在高新科技领域的驰骋。
第三、监督机器。监督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不只限于政治领域。吉登斯也表示，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主要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监督对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组织来说都是根本的，特别是对在互促发展中历史地与资本主义相缠绕的民族国家来说，监督尤为重要。
第四、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而对现代国家来说，在领土明确的边界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意义非同一般。同时，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存在的特殊关联，使得军事与武装力量之间能任意渗透。
而现代性的这四种维度是相互交织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战争的工业化直接联系着军事权力和工业主义。同样，在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可以建立起一些清楚的联系。由于工业主义的发展，人们为了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源，对自然的改造不断加深，从而促进资本增加和扩大再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此外，工业主义和监督机制密不可分，监督影响着社会组织的运行，强化了企业、工厂和车间中的管理权。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雇佣劳动成为新的剥削形式代替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下对“整个人身”的奴役。劳动力的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不断变化的暴力手段控制之间的一个主要连接点。
四、现代性的后果
那么现代性的后果是什么呢？吉登斯在书中指出，现代性最重要最直接的后果是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与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地域性变革和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的横向延伸都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虽然把世界各相互分散的地区联系起来，不仅扩大了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渗透和影响，也容易激起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社会的工业迅速发展，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难以忽略的是，现代性也带了一定的风险，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极权主义、核武器威胁、军事战争、生态危机等都成为难以忽略的现实问题。
在本书的最后，吉登斯写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风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我‘甜蜜理性’的普及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但即便如此，吉登斯仍然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驾驭猛兽，他指出，我们必须正视另外的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实际上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需要做的，知识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