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敬读书报告（更新至2022.3.21）

关于女性地位的变迁与思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摩尔根
恩格斯吸收摩尔根的关于家庭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从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归纳出四种人类历史的婚姻家庭形式，分别是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
接下来从四种婚姻家庭形式中分别阐述女性地位的变迁
一、    群婚制
群婚是家庭的第一种形式，包括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两个阶段，分别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血缘家庭是社会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形式，建立在原始群婚基础上，也是人类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和形态。这个时候已经产效率以年龄为基础的自然分工，同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活动的圈子，并且按照辈分划分婚姻集团，排斥了不同辈分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了一种血缘亲属等级，，相对于原始社会初期的杂乱结合，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进步，决定着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而在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类集体生活，狩猎，所以性别意识尚未觉醒，男女尚未显示出类别的差异性因而处于一种平等状态；普那路亚家庭是在血缘家庭的基础上进一步排除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合，最后甚至禁止同胞兄弟姐妹以及旁系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合，这一发展克服了近亲繁殖带来的弊端。恩格斯认为凡近亲繁殖因为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安全，而氏族的建立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可以说普那路亚家庭的形成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而氏族也就成为了原始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群婚制中，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亲对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承担着作为母亲的义务，由此，只要存在着群婚，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世系，故也只承认女系，母亲在氏族内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但是也可以看出母系制并不包含男权制的控制、霸权、占有等权力色彩，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出现的。由此，在群婚制阶段，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尊重的。
二、    偶婚制
偶婚制派生出来两种家庭形式，分别为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增强，在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合的事情上，自然选择在不断地发挥作用，群婚就会被对偶制家庭排斥，恩格斯指出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是很脆弱和不稳定的，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户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户经济解体，而共产制家户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妇女依然处于自由和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专偶制产生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大大提升，产生了大量剩余产品，由此激发了人类的占有欲望，男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打破女性主体地位，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新制度，专偶制由此产生，它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生父之必要性则是便于亲生子女未来继承父亲的财产。对偶制和专偶制不同的地方是专偶制的婚姻关系要更加牢固，而且这种婚姻关系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此时丧失了原先的地位，处于被压迫贬低的地位，男性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妻子，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权利越来越广泛的被行使。
女性地位丧失的原因
在人类婚姻家庭发展过程中由女性地位的变迁可知女性越来越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不是生理原因等引起的，而是由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从群婚制、对偶婚制，到专偶婚制的发展过程中，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则没有。
首先，人类从杂乱性关系到群婚制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处于很低的状态，人类的生产活动要受到自然的支配，无法依靠个体力量去改造自然，只能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所以此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支配下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女性处于比较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马克思认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产生的分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男性进行户外的狩猎，女性则负责采集食物，由于生产条件恶劣男性狩猎成果低，而通过采集活动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由此受到尊重，享有比较大的自由。
第二，在偶婚制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家庭财富也在不断地增加，以前获取食物的方法逐渐的退居次要地位，狩猎行为不再是必须的，诞生了更多的新的财富创造方式，而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私有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强有力的打击，按照家庭的分工，男性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由于有了更多适应男性的劳动，男性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且一方面随着财富的增加，丈夫在家庭中占据了比妻子更加重要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在私有制时代，女性话语权渐渐丧失，男子“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
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因此女性丧失了原先的平等地位，被压迫和奴役。由此可知女性地位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出现。
如何提升妇女地位
恩格斯认为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古代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妇女料理家务的行为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须的事业，但是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料理家务失去了它公共的性质，变成了一种私人服务而与社会不再相干，妻子变成了家庭的奴仆，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而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成为了无产者，这也是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而女性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私有制的产生拉大了贫富差距，助长了私有观念，原始社会女性因为生育而获得的地位消失，甚至生育行为成为了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女性沦为了生育工具。因此恩格斯认为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妇女为金钱献身的必要性消失，推翻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基础，消灭私有制是提升女性地位的根本途径。
因此，恩格斯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这样的话，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妇女的地位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女性只要从事家庭私人服务，就仍然被排除在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会有别的收入；而如果她愿意参加公共事业获得独立的收入就无法履行家庭中的义务，因此将家务劳动社会化，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成了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的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的。
另外恩格斯还提出通过以现代个人性爱为基础缔结婚姻改善妇女地位。而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他造成的财产关系，消除一切影响选择配偶的附加的经济考虑才能普遍实现。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以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女性则安心顺从，仅有的夫妇之爱只是婚姻的附加物，是一种客观的义务而已。且婚姻有经济利益来维护，男性为了亲子继承自己的财产购买女性进行生育，父母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出卖自己的女儿，女性逐渐沦为男性或者父母进行交易的商品。这种情况下，婚姻实际上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而现代的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在这一方面，女性和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且对双方来说分离是最大的不幸。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说明爱情是缔结婚姻的关键性因素，有利于两性平等地位的实现
恩格斯关于女性地位的启发
现如今年轻人的婚恋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往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 现在的自主婚姻，主要也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男女两性不再纯粹依赖父母和家庭，拥有了比较独立的经济来源，思想观念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立在个体意愿上的婚恋成为主流，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些社会问题如家庭暴力、婚外恋、重婚、拐卖妇女等层出不穷，这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如前一段沸沸扬扬的徐州丰县事件就很难想象在现代文明社会是如何发生的，女性被囚禁当作生育机器，生孩子被当作投资，八个孩子分别取名为香港、航天、金山、银山、银凤、银行、国库、国际，淋漓尽致的显示出工具思维，在妈妈带着锁链被当作生育工具的家庭里孩子怎么可能正常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且丰县事件或许只是庞大被拐女性中冰山一角，人口买卖、暴力、强迫、贫困、伤残、死亡等，女性在拐卖行为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自由、健康、甚至生命，被降格为原始工具。
此类事件的有效解决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一方面立足于长期，立足于个例发掘、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加大惩治力度，完善相关法律。因此有效实现男女平等不仅要加强法律支撑，保障女性的发展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劳动权；还要保障女性的发展机会，为新时代女性的发展创造和提供机会，保障男女两性在发展机会上的平等；提升女性把握发展机会的能力。
另外还要加强道德上的引导和教育，现如今的时代可以让女性更加接近自由的生活，但是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群体身处漫漫长夜，法国作家马赛尔·挨梅曾说：“社会偏见屡见不鲜，它长得如此壮硕，即使是它的受害者也很快就把它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女性不仅要从自身价值上认可自己，通过自身发展谋取平等地位，还要敢于为不平等对待发声，乌克兰局势中也出现了各种无下限掠夺者，各种社交媒体出现了拿遭遇战争流离失所的女性取笑、编段子、秀下限甚至言语骚扰的现象，而现实情况只会更加恶劣，大量乌克兰女性在战争中被侵犯、拐卖、沦为代孕工具，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只有从个人认知，内心深处去认可女性，尊重女性群体，社会才能真正的进步、文明，这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每个女性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一部文明的抗争史，追求女性平等地位任重道远，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虽然每个独立的个体如同沧海一粟，但正是需要我们显得微不足道的个人去为之努力，去完善，男女的真正平等也是大势所趋，最终会得偿所愿。

《雇佣劳动与资本》
一、    简述:《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根据其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几次演讲而写成，主要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阐明了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
二、    写作背景
这部著作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国家发展迅速，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加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渐的成长壮大，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不断的暴露，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无产阶级受到剥削压迫越来越贫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地加剧，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代表性事件就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虽然这次欧洲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渐渐进入尾声，无产阶级开始成为决定革命进程和前途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担当起未来革命任务的责任。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并在实践中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他认识到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还远远不够成熟。他们没有掌握革命的理论，看不清楚作为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看不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因此会受到各种谬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阐明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剥削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阶级调和论”从而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应时而生。
三、    主要内容
全书主要包括导言和内容。而导言的主要思想是使读者科学的对待“比较早期的著作”和成熟的著作以及使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旧的论述和他的新观点一致起来，宣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观点。而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1.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的劳动力的那一部分。工人通过劳动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收入维持基本生存，虽然不同的工作得到的报酬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工资是一定商品，即劳动力的价格，是资本家为一定的劳动时间或一定的劳动付出而偿付的一笔货币。
2.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
马克思指出：“工人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同时工人也是为了货币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是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用以购买劳动力的货币量也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即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去换资本家的商品，即货币，一定量的货币可以交换一定量的劳动力的使用时间。总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由雇佣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
3.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决定了商品的价格。而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首先是卖者之间的竞争。同一种商品由许多不同的卖者供应，同一种质量的产品价格越低就会拥有更大的销路从而战胜其他卖者，于是各个卖者之间会通过竞争争夺销路和市场，通过这种竞争而降低了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其次是买者之间的竞争。其结果同卖者之间的竞争相反，会不断地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最后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买者想用尽量培养的价格获得商品，而卖者却想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二者之间的竞争结果究竟会怎样取决于竞争双方的具体情况，即供求关系。若商品的供给低于需求，此时商品卖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减弱甚至消失，而卖者之间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强。结果就是商品价格的上涨。供给和需求关系的改变引起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但是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低于或者高于他的生产费用，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虽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围绕生产费用波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互相补充的因此可知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他们的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
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即工资。由这种标准决定的工资叫做最低工资额，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越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有会越少，工资也就越低。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4、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马克思从两方面揭露的资本的本质。首先提出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比如黑人本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才成为奴隶，因此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等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关系，而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他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由进一步阐述了资本是实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而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交换价值的总和，但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因为交换价值成为资本的前提是存在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阶级。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使资本家的工资得到补偿，并且为资本家提供了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他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交换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角度进行分析。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力交换生活资料，资本家用生活资料换到劳动，也就是工人的生产活动，亦是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补偿了工人的劳动，而且还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的仅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是剥削、统治和奴役的关系。
5.资本的增长如何影响工资?
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但是即使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享受增加了，同资本家更加大幅度增加的利益相比，同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也就是工资水平相对下降了。因此工资提升只是一种假象，考察工资不能只看工人所得货币量的多少，还要注意工人用这些货币能够购买生活资料的数量。如果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升而工人所得货币量不变，那么工资就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而降低，反之在劳动的货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活资料价格下降，工人用同等的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那么此时工人的工资就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不变而提升了。另外工资是由它和资本家的盈利即利润的关系决定的，也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应该把工资和利润结合起来比较。实际工资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相对工资表示的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直接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直接劳动在自己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马克思指出，在实际工资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只要利润增长更快，相对工资就会下降。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工资就增加多少。
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会使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会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会越激烈，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和生活的恶化。
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合法化危机》
在社会学方面，围绕着合法性依赖真理的争论是由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模糊概念引起的。他认为：“所有的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自动的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概念。继韦伯之后，哈贝马斯在其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探究经济社会发展后隐藏的一系列危机。
一、    社会科学危机的概念
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社会系统的危机不是由于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所造成的。它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及其环境之间进行交流；在生产力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
哈贝马斯将社会系统的环境分为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社会所涉及的其他社会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三个部分。社会系统用生产力使外部自然社会化、用规范结构使内在自然社会化，而面对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社会系统则分别用用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哈贝马斯主要从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来构建自己的危机概念，也就是说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将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四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危机表现为外部的变化如人口增长、生态因素以及种族依赖关系等摧毁家庭认同和部落认同。而传统社会的危机则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通常是由控制问题导致的。控制问题迫使系统通过加强压迫来增强自己的自律，而这又导致了合法性的丧失，进而导致阶级斗争，最终危及社会整合，并且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经济系统也承担起了社会整合的任务，经济增长产生控制问题，而因其本身无法一时得到解决威胁着社会整合。
系统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系统整合面临的危险直接威胁着社会整合。系统危机的特征在于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成员之间的辩证矛盾具体表现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通过把利益冲突转移到系统控制层面，系统危机具有一种鲜明的客观性，具有从目的理性行为系统中心迸发出来的自然灾难的特征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晚期资本主义指的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作为一个综合系统一旦发生危机就是全面的、普遍的。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主要表现为四种倾向，即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社会文化危机倾向。表现形式则是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经济危机的表现为财政危机、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危机。而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主要因为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虽然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是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在系统维度上，政治危机表现为产出-合理性危机。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的避免危机。政府的预算担负着越来越社会化生产的公共费用，还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即征税并合理使用；有选择的征税以满足随时出现的合法性需求。如果无法完成第一项任务就会出现行政合理性的欠缺，若无法完成第二项任务则会出现合法性的欠缺。由于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会导致自发的商品市场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使增长充满危机，而这些控制命令又是在行政系统中发挥作用的，以此就会出现合理性欠缺。在政治系统的认同维度中，危机表现为投入-合法性危机。他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干预经济系统而在文化系统造成的意外副作用。阶级结构是合法性欠缺的根源，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为问题，以使用价值为趋向的期望正在悄然兴起。这种期望的上涨程度是与合法化需求的增长同步进行的，失去的合法化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加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可比获得价值量增长的快，或者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另外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动机危机也就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动机是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
三、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
1、    韦伯的合法化概念
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理论来源之一就是韦伯的合法化理念，争论来源于韦伯的理性统治概念，是指现代社会特有的依法形成并由程序调节的统治类型，他认为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不会自动的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者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理念。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阐述了理性统治观念，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种统治才是合法的，首先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其次在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另外正式程序的合法性能力的基础必须具体确定下来。
2、    实践问题与真理的关系
动机的形成以及能否向政治系统输送合法性有赖于相应的价值能否在规范之中得以确立。政治领域中的整合也是一种具有一种意识形态背景的规范，规范的合理与否有待于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论证，以便公共动机的形成。对于公共规范的承认造成了一些行为期望。在政治领域，行政权力和行为在话语的论证下产生出合理的规范，公众对以怀有相关期望，同时也赋予了认同的动机，向政治领域输送了合法性。在这里，公共领域和话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4、个体的终结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最重要的功能是规范化，人生来就不得不把一种意义秩序强加给现实，人脱离社会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规范的力量如果过于强大，导致社会过度整合，也会容易面临各种威胁。但是人本身就是社会交往性的动物，通过恰当的语言和交往使得人们的生活的世界逐渐趋于合理化。但是日益强大的规范力与控制力系统不断地侵袭这一理想的交往情境，影响人们的正常交往。以此，在对外部自然的过度社会化之后，人们又对内在自然进行过度整合，最终导致实践理性的摧毁和个体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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