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书单】
《金钱的社会意义》维维安娜·泽利泽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维维安娜·泽利泽
《道德与市场》维维安娜·泽利泽
《亲密关系的购买》维维安娜·泽利泽
《继承人》布迪厄
【感想】
                                                                                          泽利泽视角下货币的形塑与重塑
          货币作为现代经济理性化的主体，有着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和不可避免的腐蚀性威力，长久以来被视作个体异化及社会堕落的根源。社会学家们对此也少有质疑，以齐美尔为例，齐美尔就认为货币化质为量，无差别地扭曲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独特性，将社会变得世俗功利和毫无情义。诸如此类观点都存在“拔高”货币的倾向，忽略了市场存在的局限，绝对化地将货币的意义大规模摧毁。在这种货币导致理性化的观点之上，韦伯从非经济领域的逻辑态度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对经济和科层制制度发展的影响，但却悲观地认为这种非人格化的文化必将把人带入理性化的牢笼。至此，开始陆续出现为货币辩护的学者，薇薇安娜·泽利泽即其中最为坚持的一位，她对韦伯关注到的文化力量进行了进一步探索，敏锐地关注到了那些货币进入后未导致理性化、扁平化和情感商品化的经济行为领域。通过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儿童市场的变迁及亲密关系的“购买”等经验证据泽利泽考察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并提出新的货币模型，表明市场货币同人类意义系统和可变的社会关系相互建构。
一、市场货币
          以经济术语严格定义的市场货币，向来被认为是与情感割裂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衡量工具。这种具有通用用途的货币肆意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用物质主义的关切腐蚀一切精神和文化意义。
          传统社会学家都认为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打破了交换的约束，在使自由贸易得以可能的同时也使金钱关系变得日益膨胀。马克思在对资本的论述中指出劳动力同待选的商品并无差别，二者皆屈服于价格，并随着市场的调节而产生波动，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社会关系由此转向工具理性。半个世纪后，齐美尔肯定了马克思的判断，并将货币问题在时尚、两性、贿赂和宗教等生活领域不断放大和量化，进一步加深了物质与精神的隔阂。
          同马克思和齐美尔等主流观点不同，韦伯着重关注货币扩散带来的理性精神，通过对新教、儒教和印度教等宗教文化的对比分析韦伯表明中国、印度等国家无法发展资本主义是因为缺少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得出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除文化背景，理性化精神催生的科层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也因其理性和效率铸就了去情感化和去人格化的牢笼，货币和个人间仍存在根本的对立。虽然韦伯已经关注到了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但他的态度却是相对悲观的。之后不乏有学者和韦伯类似，试图提出与传统不同的观点，库利提出只要确保对金钱的道德约束，就不一定会招致腐化堕落；米切尔发现家庭是独立于理性的经济行为领域；熊彼特也承认米切尔的观点并表示货币的毁灭性只是资本主义实用性导向的结果，金钱的文化意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是会对人们的实际行为产生影响的。即便如此，货币对非金钱价值的改变能力仍是无人质疑的强大，而反之则是微乎其微。
二、多元货币
          19世纪美国积极创造纯粹作为计算工具的国家货币，并为此采取了立法和重税等手段以实现最高程度的垄断。照惯常思维，国家货币应已成为不受习俗和社会控制的自由货币。然实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货币作为社会中介也并非常理所认为的那么单一。泽利泽一面回溯原始货币，一面观察现代货币，发现一直以来民众都在努力破坏货币的一致性，积极地为货币制定各种用途。而国家为了引导民众消费，也不得不对金钱进行恰当的规划。因此在这一社会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和重塑了货币。泽利泽就此提出新的货币模型，简要来说该模型基于以下五个假设：
          ①金钱也存在于市场之外并被文化和社会结构所影响。
          ②社会创造了各式金钱，并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及自身的价值和规范。
          ③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金钱过于偏狭，没有捕捉到其作为中介的复杂特征。
          ④金钱和非金钱之间的对立是错误的。
          ⑤金钱并非自由不受限制。
          新货币模型打破了传统的金钱与非金钱、市场与个人、理性与感性之间存在的鲜明的二元割裂思维。与此同时，泽利泽在市场之外寻找特殊领域和争议话题，以弥散在社会各领域的文化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为货币的重塑提供经验支撑。
（一）金钱标记与社会意义
1.家庭金钱
          19世纪末的美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成为了棘手的新问题。着眼家庭，多为女性掌管开销，如何合理地花钱成为家庭主妇持家能力的重要指标。而用于家庭开销的钱主要源自丈夫，丈夫的财务资源通常不公开，所以女性到手的用于开销的钱仅可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便如此，一个家庭生活状况的好坏还总是会被归结到妇女的消费技能上，殊不知她们只是在管理层面上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其实际上并没有可支配的金钱。被排挤在经济生产领域外的家庭主妇要想获得金钱，只能从家庭内部通过请求、哄骗、乞求甚至是性勒索等技巧或从家庭外部通过虑扒窃、虚报账目及接缝纫活等方式获得。区别于市场规则，前一种钱像贴补，后一种似零花钱，但不论哪种均与真正的钱之间存在界限，家庭货币好像有着自己独特的道德会计系统。作为贴补的钱，是以通过报酬、权益和礼物等方式进入到家庭的男性的部分工资为主，女性的全部额外现金为辅。按民主规范要求来说这部分钱应当是夫妻共同支配，可女性的钱算不上真正的钱，而不同标记的钱又把女性变成了家中佣人或从属，故在贴补的分配上从不考虑女性，就连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贴补，女性却没有可用于个人开支的钱。另一方面，作为零花钱的钱被归类于补充收入，自然而然归属到了集体，并且也没有因为是女性所赚取的从而对女性的权力有所提升，相反，得到的是更多的家务。由此可见，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所获得的金钱，女性都只掌握家庭货币的管理权力，且是在其丈夫的监管和控制之下。
2.礼金
          齐美尔和一些学者都曾指出货币形式的礼物会将礼物同赠予者拉远并使二者的关系变得疏离，甚至将终结某段社会关系。但泽利泽却不认为金钱注定处于礼物经济的边缘，她通过经验证据发现金钱经过装饰、发明、隔离或限制后会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流动在家人、朋友、恋人、雇主及雇员之间起到反映和重新定义赠收双方关系的特殊货币。这种货币的交换既遵循市场原则，又有自身的交换规范。首先，在范围上礼金仅限亲密且平等的家人和朋友，即使是恋爱关系，为了避嫌，也不会采用货币作为礼物。其次，礼金的交换一定要是相对平等的，否则就会像此前提到的家庭货币中的贴补，在女性没有收入来源，缺乏赠予特权的情况下，丈夫所赠予的礼金是具有贬低意涵的，与自己赚取的钱的价值是不同的。再者，金钱形式的礼物的性质十分微妙。老板对员工发放的奖金在标准化和可预期的情况下会变成另一种报酬，消费者对服务人员的小费从对工资的情感性补充演变成了一种权益。在此货币的个人化并不奏效，礼金的性质受受赠者的要求而发生改变。最后，礼金的使用是受到限制的。就礼金本身来说，为了使其具有礼物的潜力，诸如现金汇要、礼物券等新货币应运而生，而这些都是高度受限的货币；就礼金的获得来说，收到的礼物是不劳而获的，受赠人通常不会有合理的经济反应，大多时候会催生异常的奢侈。虽然作为金钱的礼物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规范，但总的来说，礼金作为情感性货币，对亲密关系的定义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3.慈善金
          美国的福利专家笃定穷人的道德水平相对较低且缺乏消费技巧，如果把钱发放到穷人手中势必会导致不合理的花销，因此主张慈善实践重在提供实物及受限的货币。该主张是出于政府的逻辑，但在实施执行的过程中，穷人往往会与食品杂货商“共谋”，从受限的资助中获取现金。因为从穷人的角度出发，这种仅满足于生活必需的实物经济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和计划，例如穷人将购买保险视为保留最后一丝体面的重要支出，即使是吃不上饭也要留出这部分钱，在官方来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合理的错误选择。不过为了恢复家庭的自尊与独立，政府还是决定发放金钱形式的补贴，秉着对穷人经济选择、道德水平的不信任，贴补由机构核查、派发并监督完成。但这仍是一种高度受限的金钱，不是穷人所希望的不受限制的现金支付。由此可见，一方面官方认为穷人是不配获得现金的人，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个性化的、持续的和无所不在的指导和教育，另一方面穷人作为消费者有着自己的“标记”，在不同的消费主义观念下，慈善的捐赠者与接受者之间不相容的标记系统重塑着福利实践。
          通过以上三种不同标记的金钱，我们会发现齐美尔所说“无色的金钱”在社会实践中其实是有局限的。货币作为人类创造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的影响。
（二）个体生命与市场价值
          19世纪中期，童年的概念兴起，“经济上无用的儿童”在美国城市中产阶级中基本建构完成，但劳工阶级的儿童的经济价值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有增无减。直到1930年，或许是因为儿童劳动法的颁布和义务教育的执行摧毁了这一阶级差距，或许是因为工业发展对工人的劳动技术要求增加，下层阶级的孩子也成为了非生产性的儿童。此时，儿童变得无比神圣，成为情感上无价的存在。但二十世纪初高发的铁路和交通事故却将儿童置于危难之中，人们为此感到愤怒，并试图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表达不满和获得赔偿。在死亡赔偿的定价过程中，人们虽然一直强调无价孩子的社交和情感陪伴，但结果还是将无价变换成了等价的现金。无价在此本身就是价格，情感因素不过是改变了案件审判的意义和风格。另一方面，由于儿童的高意外死亡率以及人们对儿童情感的急剧增加，商人开始在儿童的死亡上进行钻营，推出儿童人寿保险。从前孩子的诞生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和晚年生活保障，但现在在经济上无用的儿童没法早早的回报父母，为了保护不能赚钱的儿童，成人开始为他们的生命投保。虽然用金钱来对儿童生命金钱评估是令人厌恶的，但保险能够在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儿童的葬礼提供资金，仅这一点就被大量穷人所支持，这是他们保留最后的体面的方式。之后虽然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但保险又被商人装饰成了父母之爱和关注，是对儿童未来的期许。故儿童的经济角色并没有随着经济上的无用而消失，相反地儿童保险的死亡所返及儿童市场的“交易”价格上升了。被保险的儿童如同另一个版本的童工，他们的死亡为商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人们付诸在儿童身上的情感被逐渐商品化和货币化。无价的孩子的外表和个性特征成功替代了早期的经济尺度，货币不过是被赋予了情感和神圣的意义罢了。从有用的儿童到无用的儿童，儿童从家里的经济单元变成了完全依赖父母的存在。成人竭力保护儿童，维护其各项权利的同时彻底忽视了儿童的义务，使之成为无责任的儿童。但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导致儿童的心理障碍，与生产性活动的隔离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的无价值感。因此泽利泽指出可以在家庭之内在家务上为儿童提供机会，在不破坏无价儿童的前提下，通过做家务等教育性体验，正确指导他们成为一个协作性的家庭单元，使有用的孩子重新回归。对儿童估价的这一变迁中，时代背景、观念意义以及社会关系共同发挥作用。
三、总结
          泽利泽在传统的货币研究中引入了文化因素，并通过美国人对金钱标记、个体生命价值等方面的根本转变进行历史的动态背景探究，从而达到加深和巩固文化因素在解释经济行为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泽利泽也承认市场交易所遵循的自身逻辑和规范，所以他主张尽可能的将经济和文化两种分析维度进行整合，实现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

进步很大，观点很有趣，一起加油！

写的真好，关于金钱的梳理很有启发，尤其是最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