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精英》
与《权力精英》相比：《权力精英》立足于美国社会，以在权力、声誉和财富上占据优势的精英阶层为分析对象。米尔斯认为，在美国社会，只需要占据一方面的优势，自然而然就能获得另外两个方面的优势，因为美国精英阶层是一个整体，通过社交场合、私人关系、学业体制等可以实现三种类型的精英的联合。《国家精英》则这本书建立在《继承人》《再生产》论述和分析之上，至少包含了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实践理性相关思想。它以法国教育体制为切入口，布迪厄分析了法国学业体制的区分、选拔和隔离神化作用。他认为，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联合，促进了在社会出身占优的支配阶层的合法化——或是掩饰其在文化资本的不足，或是赋予企业的子承父业以合法地位。这其中，象征暴力仍旧是中心概念。
象征性暴力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制约，“制约的实施取决于受制约人的主动同谋，以及那些在丧失了以觉醒为基础的某种自由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人的主动同谋；而这里所说的主动同谋，却并不意味着是有意识的自觉自愿的同谋”（p7)。象征暴力是温和暴力，利用并不是施加在身体上的暴力伤害和痛苦，而是由统治阶级或者支配阶级建立起来的并受到认同的印象所形成的“默契行为”。
教学机构承担着社会的再生产，能够引导人们探索“负责对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进行再生产的’机制’的本原”，是“作为霸权和使霸权合法化的基础之一”。（p8-9）教育机构最善于运用象征暴力，其最大的成绩就是与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建构出“国家精英”。
布迪厄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精英是一项建构性工程的产物；这项工程必须既具有实践性，又具有象征性；它的目的是建立相对来说独立于已经建立的物权与神权的官僚权力位置，并且创立行动者的继承群体：凭借教学机构所确认的能力，行动者便有了占据这些位置的资格。”（p674）这是本书的高潮部分，布迪厄在结尾处才将这种深层次的内容向读者揭露出来，他认为：
国家精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贵族相比，他们是新贵，形成了新的习性、群体精神和再生产策略体系。再生产策略体系是维持这一群体的基础，包含从生育到财产继承等一系列策略。从旧贵族到新贵族，恰恰就是再生产方式的变化最为显著，其中学业生产方式重要性的增加更为关键。“（旧）贵族是一种命运，他不需要选择，也不需要努力，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一切就落到了他的头上。”（p679）因为他是贵族，所以他只能按照贵族的身份生活，养成贵族生活的习性，效忠于国王。“专家出身的当代治国者是他们结构上的继承人”（p679），经历了社会变动，已经不再享受名义上的贵族身份——尽管在事实上还是贵族的位置。好的社会出身是新贵和旧贵族的共同特征。在布迪厄的调查中，出身实业资产阶级、经理人、银行家的群体往往进入更优越的企业，获得更高的社会位置，而出身稍微差一点的群体要么只能职业经理人，要么安分地子承父业做老师、工程师等。教育体制是掩盖这种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手段，尤其对支配者阶层而言；学业体制假借努力的程度、学习成绩的高低的借口，利用考试选拔等方式使社会出身高度同质的群体几乎进入同一类学校，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社会的变动，文凭成为能力认可的有力方式，那么，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共同“障碍”就是学业障碍。但对出身实业资产阶级、银行经理或者类似阶级的家庭而言，使教育领域场域化，与经济场域、政治场域为营以使他们的后代可以巧妙地绕过这一障碍——这种方式根源仍在于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可以担任学校的董事、利用所掌握的资本优势降低他们子女获得学历的难度、神化原本并不具有学业优势的学校——获得看似优越的学历证书。教育体制通过区分、隔离和神化作用将这些群体塑造成为所谓的“国家精英”。因此，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霸权的构建的逻辑，社会的等级化原则没有改变，新贵只是兼容、内化或者说取代了旧贵族的支配地位，成为社会新的支配阶层。
具体作用参见下述分析：
1．“一方面是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例如，客观上等级化了的’学科’（或者’课程’）之间的知识分布、作者分布，以及相应的导师和学生的分布；另一方面是心智结构，我们可以在分类产品中，或者在伴随着分类活动的话语中体会到这种结构的表现”；“这两种结构之间存在的对应性使我们能够作出结论——正式通过教学机构的结构和教学活动，人们才能反复灌输，强制推行构成感知、判断、思想和行动结构的图式”。（p50）教育机构的这种客观结构、分类、灌输不仅不会使人反感，反而使人潜移默化地认可。这就是象征暴力的温和性。
2.学业评判是一种区分行动，为隔离和神化做了铺垫。影响个人选择和行动。它怎么产生这种影响呢？学业评判通过教师委婉的评语产生一种具有象征性效能的隐形指令，使学生在无意识之中认同或者不认同评语，从而驱使行动者做出符合学业体制运行的选择。布迪厄如是描述，“当教师的感知和评价认为一份考卷‘乏味’或者一份书面陈述‘刚刚及格’的时候，或者当学生的自我感觉同别人对他的看法正好一致，因而觉得自己应该献身于拉丁语和地理学的时候，这时，在每个教师和学生身上行动的”是“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之间的本体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一方面是按照教学机构（普通大学学院和名牌大学）、学科、专业等分类原则组织和划分的某一场域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学业分类实践中所采用的分类学，这是主导性分类学的中立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业化语言作为这些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的主要载体，有助于使某些机制的运作成为可能——通常，只有当行动者决定按照这些机制的逻辑行动的时候，这些机制才能够运作；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这些机制必须以一种暗含的形式为行动者们指明目标”（p66）。学业体制不断进行分类，学生和教师是其中的分类产品，它不断地将社会类别转化为学业类别。“负责实施分类的行动者之所以能够完成他们在社会分类中的社会职能，这仅仅是因为这项社会职能是在实施学业分类的形式下进行的”。（p67）学业体制“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实践活动的意义，从而让他们做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愿意做的事情”（p68）。这其中，婉转的语言以“学业场域特有的审查所说的不易辨认的形式”表达出来，使评判对象相信这只针对他的学生身份，不涉及他的社会人身份，从而被接受、承认和内在化。
通过考试而被录取到同一所学校的学生被建构成一个被分离的相对封闭的群体，具有排他性。这些学生共享同一种文化，理解和内化学校行话、具有学校典型特征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包括价值观、“语言的诡秘技巧”“开玩笑时的习惯”“形体的架势或者声调处理上的细微之处”“与同类人打交道的方式”（p131）。经由共同经历和共同实践而形成了共同的惯习，这种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具备了“群体精神”，形成了“极为协调的无意识的反应性默契”——“以感知图式、评价图式、思维图式和行动图式的一致性为基础”（p132）。
4.“在‘精英学校’里，通过分离和聚合这样的神奇活动完成的转化过程倾向于产生被神化的精英群体——A.旺•热纳普认为，这些神奇的活动是与日常礼仪所完成的那些活动相类似的。”（p170）会考选拔倾向于为录取者和淘汰者设立社会边界，并通过两者在名单上录取和淘汰的不连续性创造对会考选拔、学业体制的认同。布迪厄把这一系列的选拔活动称为“神化活动”是一种比喻，也是延续涂尔干的陈述。“这些神化行动既是分离行动，又是聚合行动。这些连续性行动中的每一项，如好分数、成绩优异奖、全国优等生会考中的提名奖……都既是对竞争游戏和学业价值准则趋于认同的习性的结果……”（p175）会考选拔将录取这种杰出公之于众，是它具有社会力量，并通过封闭式管理和组织工作赋予被录取者特殊的责任。这一系列管理和组织工作以苦行主义为核心，对新入学者开展苦行教育和训练，先打破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个人价值，而后通过学业体制的奖罚机制赋予他们对自己新的个人价值及对学业体制的认同，使他们在无意识中完成对学业体制的皈依。（p186-192）
至于录取者与淘汰者之间的差别，既有教育体制的作用，也有其社会出身的原因。像布迪厄所说的，淘汰者/录取者从很早就表现出了被淘汰/被录取的差别。“所有这一切就是疏离的积累过程的根源”。（p180）也就是说这与他们所继承资本的结构有关。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都是在结构制约中完成的——包括但不仅限于从家庭继承而来的资本结构，最起码还包括学业体制。“行动者的所有‘选择’都受到了学校、学科、专业结构的支配，他们必须采用与学校方面的这些客观划分相对应的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以便按照学校、学科和专业的结构进行自我定义。”（p241）最终的入学结构都建立在“‘选择者’和‘被选择者’的结构性惯习与教学机构场域结构的关系之中——正是借助于将教学机构场域的结构与社会空间的基本结构，尤其是与权力场域的基本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对应关系，教学机构场域中最强大最隐秘的效应才得以实现”（p241）。或者这么说，基于从家庭所继承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个阶层的学生的上升渠道都有一个“模型”，就是说他上升的轨道是他所属阶层所在的社会结构和教育结构已经决定了的。教育机构场域通过这样的分类活动扩大了社会差异，加大了原有的社会鸿沟，并且以受法律保障的方式被接受和认可，以“天赋”这种说辞掩盖本质性差异。“这里用到的逻辑在原理上与支配旧政体等级的逻辑没什么不同”。（p259）


《男性统治》
被构造的男性统治
布迪厄通过考察卡比利亚山民的生活习俗、仪式、社会关系分析了性别问题，提出了“男性统治”一说。以男女两性身体的差异与对立比拟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像高-低、上-下、干-湿、坚挺-柔软等都对应了两性身体特征及其差异，难怪布迪厄会说“性差别淹没在组成整个宇宙的一系列对立之中，性属性和性行为过多负载着人类学和宇宙学的决定”。（P5）男性统治也是这种逻辑运作之下社会构造的产物，并且卡比利亚社会正是在以男性中心为区分原则的标准下衡量一切事物。男性至上，被定义为主动的、占统治地位的，女性则被定义为被动的、被统治的。区分活动将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构造成具有文化意义的认知差异，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中，男性、女性的身体被分别定义、训练，接着这种躯体化过程和经历会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这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定义和训练。“区分华东力求在每个行动者即男人或女人身上，强调最直接地适用于其性别区分的社会定义的外在符号，通过禁止或阻止不当举止，尤其在与异性关系方面的不当举止，鼓励与其性别相符的做法”。（P32）在这种区分中，高-低、上-下等不仅仅是相对应的词汇，更被赋予了等级制，并且是男性至上的等级，即上、高、干、坚硬等一切可彰显气概的词汇都与男性相联系。
象征暴力（符号暴力）
象征暴力是与身体暴力相对应的一种并非施加在肉体上的暴力行为。身体暴力是施暴者发泄的手段，象征暴力则是统治者使被统治者认可、服从的手段。区分原则通过一系列区分活动，在漫长而持续的社会化作用之后，逐渐被接受成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认识、思想和行动的模式——这当然是男性统治者思维模式的社会化。处于两性等级制劣势的女性也接受了这种分类模式，她们按照这种模式看待自己和男性及两者的关系，她们认同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男性及社会其他成员对待自己的方式。被统治者“通常不自觉地，有时甚至不情愿地，默许规定的界线，助长对他们自身额统治，这些行为常常采用有形情感的形式——羞耻、谦恭、害羞、焦虑、负罪感，或激情和感情形式——爱情、倾慕、尊敬”，有时还要“体会回避意识和意愿命令的身体与社会结构固有的审查所结成的秘密同谋”。总之，她们已经认可了等级制模式。象征暴力就是这种使其悄然服从而不至于使男性统治者的统治败露的手段。象征暴力持久地纳入身体中，即便在其产生的社会条件消失后还会长期存在。它是权力的结果，是权力的构造行为。正是区分原则所建立的等级制关系、认知结构和社会结构造就这种权力和这种后果。
象征财产经济
这是服务于男性统治的经济形式，主要用于增加男性社会交往活动中的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秩序中，男性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而女人注定（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家庭、生殖场所），或这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即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P133）。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用于增强男性的经济和社会认可程度，其他具有这种功能的物品也处于从属地位。“社会世界作为一个被男性观念统治的象征财产的市场而起作用”。在象征财产市场中，女性被指定首先在化妆、衣服和举止上特别注意，被要求在家庭里管理象征财产，在企业中被要求完成展示和表演、接待和招待活动以及庞大官僚机构的常规管理，因为“官僚机构的常规与家庭常规一样，有助于维护和增加关系的社会资本和企业的象征资本”（P142）。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布迪厄通过对法国大学生的调查，揭示了教育表面公平下的社会不平等。从性别与所选专业的关系、家庭出身和所学专业的关系揭示了教育制度在无意识中所掩盖的社会不平等。女生选择文科的可能性最大，男生选择理科的可能性最大；当女生的社会出身越低时，选择上越可能受到限制。在选择专业受到的限制方面，下层大于上层，女性大于男性。而教育制度通过标准化的评价方式和教学体系掩盖了这种社会出身和性别上的不平等；学习成绩高低看似反映了努力程度，实则出身不同的人因受到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不同而在学习上具有不同的优势或劣势，因出身所造就的不同的生活条件和不同环境的影响导致选择专业的差异和学习过程中的难易。
教育制度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出身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与标准化教育体系的差异；对于社会出身较好的学生，像巴黎的高职工置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显然，自幼接受与现行教育制度所规定的的教学内容相似的教育和文化环境熏陶，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式，反之，劳工子女、农民子女，本就在能不能顺利上大学的问题做了一番斗争和艰苦，在所受文化的熏陶可见一斑。无疑，教育制度为特权及特权阶级提供了合法化手段。

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和思想
一、结构（场域）、习性\惯习和实践
（一）习性/惯习
这是布迪厄用以打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局限而构建的一个概念。
萨特所代表的主观主义行为哲学，“把实践活动描述为具有明确方向的策略，即它们遵循自由设计确定的目标，或者在某些相互作用论者看来，则以其他行为人的预期反应为依据”（p58）。客观主义过分强调客观条件对行为人的约束，像理性行动者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行为主体总是从属于经济、技术和法律之类的结构性制约，受制于“受理性的明证性和｀理性计算｀的逻辑必然性”（p65）。布迪厄认为，前者忽视了持续性行为倾向和可能的意外，后者则忽视了人的偏好体系。行为人的某一决定以及作为决定之依据的偏好体系“不仅仅取决于决定者先前的全部选择，还取决于决定者作出选择时的条件，这些条件还包括代其决定者，即对其各种判断作出预测，从而促成其判断的人的全部选择”（p70）。布迪厄用习性/惯习来表达他对行为人的社会行为的观察和思考，这与可被归类在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现象学（舒茨）、想象人类学（萨特）和结构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都不同。
习性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实施结果和实施方法、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结构和习性的辩证所在”（p74）。依实践的定义，至少可以认为，布迪厄的“习性/惯习”是“继存于现时，并能在按其原则结构化的实践活动中现时化而延续于将来的过去”（p77）。习性贯穿过去、现时和将来，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它依据“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p74），不必像客观主义所设定的那样，遵守一种计划、有目的的既定程序，是“对既往结果变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进行估计”（p75）。它是“由客观条件包含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自由和必然、方便和忌讳所持久灌输的，产生一些客观上与这些条件相容的、可以说是预先适应这些条件之要求的行为倾向”（p76），所以说，习性建立在既往经验之上，是历史的产物，而它之所以能够持久的延续，是因为它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在每个人身上”（p76），而行为人据此可以支配实践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习性是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结合。
那么，实践感是什么，与习性是什么关系？习性就是实践感，它将历史、制度汇合到人的身体中，它本身也是通过身体存在。表现在身体实践过程中的持久且可自行调适的行为倾向是过去历史和既往经验的身体化。在《实践与反思》中，布迪厄将实践感比作游戏感，认为“所谓游戏感，就是意味着根据与场域俱在的各种必然性和可能性，对惯习（实践中的下一步行动）作出预见的调整，但表面上却好像是在成功地｀针对｀未来状况下谋划而成的”（p169）。
客观结构是“集体历史的产品”（p81）。“当习性是同一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些习性和结构中被客观化的同一历史的身体化时，习性所产生的实践活动才是相通的和直接适合结构的，在客观上这才是协调的，并具有统一的和系统的、超越主观意图和有意识个人或集体计划的客观意义”。（p81-82）结构正是由身体化的历史和经验构建的关乎社会世界客观意义的行为人的实践集合。（纯属个人理解-连猜带蒙）。
“荣誉感这种由全部初期教育灌输的、一直为群体所要求和强化的潜在行为倾向，该行为倾向不但铭刻于身体姿势和习惯（身姿、目光、谈吐、吃相或步姿）之中，也铭刻于语言和思维的自动性之中”，“这一实践感并不在乎什么规则也不介意什么原则（除非延续失败或受到挫折），更不为计算或推断所累，计算或推断总是为｀刻不容缓｀的行动之紧迫性所不容。有了这样的实践感，人们就能在激烈的战斗中一眼看清情势，当机立断，及时做出反应。这种习得的娴熟在实际运用时具有出自本能的无意识可靠性，惟有它才能使人立刻对各种不确定情境和实际做法的模糊之处作出反应”。（p150）
这就避免行为人采取客观主义的机械性行动或者主观主义的想象之中。
关于阶级习性和个体习性。生存条件的一致性造就阶级习性的一致性，或者说统治阶级成员共享了同一历史，并且身体化了这一共同经历中的实践经验，从而得以共享同一习性。阶级成员的习性并非是有意识形成的，而是在共同行为中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而无意识完成的。
身体习性如何被社会定义？
关于习性/惯习的形成，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提到，习性中所内含的“这些能力和性情倾向总是取决于一个人在特定的经济里所享有的权力，以及他能够左右这一经济的权力”（《实践与反思》p169），而这种权力，无疑来源于行为人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的总量和结构。
他指出，实践感是“世界的准身体意图”，是“世界的内在性”；世界“将其强迫性强加于我们”。（《实践感》p93）“社会场是漫长和缓慢的自主化过程的产物，可以说是一些自在而非自为的游戏，故在社会场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有意识行为参与游戏的，而是生于游戏，随游戏而生，而且信念、幻想和投入之关系是彻底地无条件的，因为它的这种存在是无意识的。”（《实践感》p94）实践感与场的关系是，行为人若要进入一个场，必须习得实践感，能够在无意识中遵守场的要求。其实这就指出了身体习性的形成原因。不难看出布迪厄在习性形成中所特别强调的社会原因：行为人生而在场之中，必须逐渐习得场所要求的习性，并且要通过社会场的遴选和接纳过程而信从场。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通过社会的遴选、自身的学习以及据此所建立的对社会的信从能够建立对场的信念（信从关系），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
身体习性的具体形成过程在于：
1.教育法
“一切社会秩序都在系统地利用身体和语言能储存被延迟的思想这一倾向”，那么，“腿和手臂都饱含潜在的命令。这类变成了身体的价值实在不胜枚举，而这一转变是一种教育法的暗中说服所进行的实体转换之结果。此教育法是隐性的，它能通过｀站直了｀或｀不要用左手拿餐刀｀这类平平常常的命令来灌输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还能把文化随意性的基本原则铭刻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穿着、举止或身体和语言态度的细节之中，而文化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就这样被置于认识和解释之外”。（《实践感》p98）
2.从社会角度对身体属性和动作加以定性
习性是身体化的、具体化的，是“姿势、说话、行走、从而也是感觉和思维的习惯”（《实践感》p99）。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不同的姿势、动作、举止以及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更深刻的一点在于，“大多数表达身体姿势的必须都与德行和心理状态相关，这一事实表明，这两种与身体的关系蕴含了两种与他人、与时间和世界，从而与两种价值系统的关系”（《实践感》p99）。也就是说与性别对立相对应的姿势动作也蕴含了诸如“坚决、直接、坦率与克制、矜持、灵活之间的对立”之类的价值层面的对立。
3.时间纪律
“社会纪律表现为时间纪律，全部社会秩序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时间的使用、集体和个体活动在时间中的分配以及完成这些活动的适当节奏，从而把自己强加于最深层的身体倾向。”（《实践感》p107）“控制住实践活动的时间，特别是其速度，就是把作为人之组成部分被体验的与时间的全部关系持久地铭刻于身体，表现为做事或说话的节奏”。（《实践感》p108）
布迪厄对身体习性的分析本意在于说明，卡利比亚社会以性别对立为出发点建立的关于宇宙、世界、社会的区分原则和秩序，从而为我们展现卡尔人的习俗和社会特征。
（二）场域
p134 场域是特定空间内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根据场域概念思考就是根据关系概念思考”(《实践与反思》p133）。行为人出现在各种场域之中，穿梭于各种场域之间，他在场域中的位置有其所掌握的权力或资本决定，因此，第一，每个场域中都存在与行为人及其所处位置相对应的权力关系，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等；第二，每个场域都具有双重性——客观位置的场域和主观立场的场域，且前者总是决定后者——这是由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的。p285权力场域是场域概念中的元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教育场域等大致都表现了权力场域的特征。权力场域“是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领域，受各种权力形式或不同资本类型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定。同时，它也是一个存在许多争斗的领域，各种不同权力形式的拥有者之间对权力的争斗都发生在这里”。为了维持争斗力量之间的平衡，各种策略产生了。
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场域是处在基础性地位的；在他这里，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而是场域，场域是研究操作的焦点。但行动者仍然不容忽视，不过他们是“被各种社会因素构成为积极而有所作为的”，布迪厄认为，正是行动者所处的客观位置决定了它们的主观立场、观念观点。
对场域的分析，布迪厄指出：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即由经济资本决定的处在支配阶级中的支配阶层（统治阶级）和由文化资本决定的处在支配阶级中被支配集团（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等）；必须勾画出行动者和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因为它是由“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致的。（《实践与反思》p143）
（三）实践、惯习和场域
在《实践与反思》中，布迪厄指出，“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是特定子场域中某个生活道路中积累经验的历史”（p181），而习性/惯习正是这种历史和场域的作用的产物，说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实质上指的是他身上的惯习/习性。这就指出了惯习和场域的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p171），惯习存在的价值除了以身体为载体延续历史、传统之外，还能赋予场域以社会意义、历史意义。
实践是惯习的产物。行为者是通过历史和场域施加在其身体上的作用形成了行动自觉，借此自觉他不必处处计算得失、不必时时筹划下一步行动，便可创造实践。每一个实践活动都内含了行动者的自觉及其身体化的社会和历史。实践、场域和惯习的这种关系有助于行为者形塑情境，或者受情境形塑。“在这些通过社会和历史建构而成的感知和评价范畴的基础上，社会行动者将积极主动地去决定那个决定他们的情境”，而“这种决定的原则是由感知和评价的各种范畴提供的，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范畴本身又是由制约它们的建构过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实践与反思》p181）
二、布迪厄的行为理论
是策略行为，受习性决定，更准确地讲，是受实践理性决定。行为人的每一个决定或者选择都是他根据自己再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性别做出的，他的行为服从于他个人及其家庭所在的社会位置。如婚姻策略，它与家庭的财产继承策略、生殖策略、教育策略等关乎家庭延续的再生产策略密切相关。而决定这种行为的感知图式是实践理性，“既不是计算理性，也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机械决定，而是由生存条件灌输的潜在行为倾向，一种社会地构成的本能”（《实践感》p230）。这是就布迪厄行为理论总体特征而言的。具体的，布迪厄的行为理论划分为：交换行为和策略行为，行动者行为和阶层/集体行为。
布迪厄在对阿尔及利亚社会考察的过程中，分析提出了当地存在的交换行为和策略行为。以当地人的婚姻为例，认为首先这是一个家庭的婚姻策略，并且它从属于再生产策略体系之中，其次，每一桩婚姻都是一次交换行为，都是两个家庭根据自身的社会位置、所掌握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作出的原则，因此讲究“门当户对”，即使确实做不到，也要维护自家象征资本/符号资本。不难看出，这种行为也是集团/阶层的行为。
至于行为人行为，则更具深意。布迪厄驳斥了理性选择行为和符号互动论中的行为，认为行为人并非受机械程序的支配，也并非全然按照个人主观意图行动，而是遵循实践逻辑，按照习性/惯习、实践感——由个人历史和集体历史共同作用形成的身体化本能——自觉行动。诚如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强调的，行为人行为指的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预先计划好的追求”（《实践与反思》p27）。可以看出，习性/惯习仍旧占据布迪厄行为理论的核心位置。
三、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
实际上，反思社会学与实践逻辑/惯习/实践感是一体两面，都是遵循并旨在说明布迪厄的实践理性。如果说，后者是基于阿尔及利亚社会调研、法国教育状况调查等现实的理论构建，那么前者也是由实践理性出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反思。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系统性反思，是“社会学的社会学”，它具有两重含义：对心智机制的反思，即对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构造的分析方法、技术工具、概念理论的反思，本质上布迪厄反思的是“认识中心论”或者说“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论”；基于第一点，布迪厄认为应该对以既有思考图式构造的客观机制的反思，即进行制度化的反思。
四、支配形式
公开暴力和象征暴力，后者是布迪厄分析的重点。布迪厄认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是发生象征暴力的最佳场所，但并不拥有“某些客观机制生成的无情而又隐秘的暴力”（《实践感》p183）。
支配的基本形式是人支配人，公开暴力实行的支配无益于支配本身和社会秩序维护，因此支配必须采取隐蔽的形式，通过委婉化手段行使象征暴力。这种暴力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中，是“由信任、义务、个人忠诚、好客、馈赠、人情债、感激、恭敬带来的暴力”（《实践感》p184）。直接行使象征暴力需要始终在社会关系中采取持久的行动，将人情往来贯彻到底，这就意味着很大的花费——不仅仅是高昂的经济代价，还有极高的时间、精力成本。即这种“权威总是被感知为人的一种属性，因为温和暴力要求行使权威者身体力行”（《实践感》p186），那么“由于没有正式宣布的委任和制度保证，个人权威就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持久，但这类行动必须符合集体认同的价值标准，在实践中对该权威加以再确认”（《实践感》p187）。如果行为人无法亲自致力于这种维持，那么这种支配就极其容易崩溃。为此，就需要制度化手段 足以保障。因为只有制度化手段既可以建立具有同效力的能够集体认可的价值标准，又能提供可靠的保障。制度化手段建立某种等级或顺序的尺度用以分配位置空间及与之相适应的头衔（比如爵位、财产证书、学衔）——这些都是“作为评价行为人在分配中所占位置的形式工具”；“头衔能在被规定为一个特定类财产（不动产、爵位、职务、特权）的谋取者的行为人和这些同样被分类的财产之间建立起近乎完全对应的（或可比的）关系，从而以持久的方式调控这些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实践感》p192)以学衔为例。教育系统赋予学衔以一种客观化的价值标准，使其成为象征性的文化资本，使“学衔像货币一样，具有一种约定的、形式的、得到法律保证的，故而是摆脱了地区限制和时间变化的价值”；凡是拥有学衔的行为人，就是拥有了文化资本，可将之用于与经济资本的交换，即找工作、拿薪水。法律则“通过一种具有永久化和普遍化作用的记录，象征地把社会机制的运转所生产并在实践上予以保证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固定下来”（《实践感》p193），以此强化社会机制地作用。
之所以说象征暴力隐蔽地发挥作用，是因为如教育系统在“保证头衔与职务之间的公开关系”的同时，也掩盖了这种关系“在形式平等的外表下偷偷记录下的获得的头衔和继承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实践感》p193）布迪厄认为，“各种象征支配形式随着客观机制的形成而逐渐失效，因为客观机制在使委婉化工作变得无用的同时，趋于生产其发展所需的｀去了魔的｀潜在行为倾向”（《实践感》p194），而“最可靠的意识形态效应在生产过程中并不需要言词，而只需要自由放任和默契”（《实践感》p193）。
五、象征资本和象征经济
象征资本所指的关键不在于是人还是物，而在于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可使行动者或一个集团/阶层获得或增加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维护或彰显名誉声望。
象征经济则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布迪厄指出，前资本主义经济不以利益计算、竞争或者剥夺法则为生产目的，本质是反经济的，是社会集团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以交换、馈赠作为经济形式，不直接计算劳动价格，而是注重社会关系维系，重视经济交往中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