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导论部分开始，涂尔干首先对自杀进行了定义，即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全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并对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区分。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影响群体的因素，心理学家则研究影响个人的因素。然后涂尔干开始进一步分析影响自杀的因素。
    首先从精神因素上进行分析。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比较，数据显示自杀的倾向是从童年到老年是逐步增强的。相反在壮年时更容易发生精神错乱。在自杀率最高时，疯子所占的比例最低。证明社会自杀率和精神错乱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排除精神错乱因素。此外通过对欧洲不同种族的自杀人数进行对比。发现同一种族在不同地区的自杀率也明显不同，以排除了种族因素的影响。最后又对自然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对比，不同国家、相同月份、气温不同、自杀率却基本相同。因此，气温的变化和自杀人数的变化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发现按自杀人数多少顺序排列的季节是：夏季、春季、秋季和冬季。自杀人数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真正原因是白昼时间的长短。白昼时间长，自杀人数就增加。因为白天有利于自杀，各种事物最繁忙、人际关系也最紧张。由此可知影响自杀人数多少的不是物理环境，自杀人数多少取决于社会条件。
    在排除了非社会因素后，涂尔干根据产生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对自杀加以分类，将自杀分为了三类：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反常的自杀。
    首先涂尔干先生对利己主义自杀进行分析。通过对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比，发现两教在制度上同样禁止自杀，但是新教的自杀率显然要比天主教高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是新教比天主教在更大程度上允许自由思考。同时，由于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谴责，迫使犹太人形成紧密团结的小社会，宗教仪式详尽规定了生活的各种细节，给个人只留下了很少的余地。犹太教的自杀率比天主教更低。后来又通过对英国的新教的研究得到了验证。在所有新教的国家中，英国的自杀率最低，同时也只有英国的神职人员最多、神职人员有等级。得出以下结论，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所以集体的力量削弱，自杀就会发展。过分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利于引起自杀的原因，它本身也是引起自杀的一个原因。这个结论也在家庭社会和政治社会中得到验证。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随后涂尔干先生对利他主义的自杀进行了分析。对利他主义进行定义：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本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一个人将自己过分地与社会融于一体时，就很容易引起利他主义的自杀。这种现象在低级社会尤为常见，而在当今社会一般出现在军队当中，并通过统计数据进行验证。在整个军队中精锐部队是自杀增加系数最高的部队，因为精锐部队拥有更强的忘我精神和军人自我牺牲精神。
    最后作者又对反常的自杀进行了分析。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性不能给欲望规定必要的不同界限。只有社会才有必要的权威制定法律和给情欲指明不能逾越的界限。而当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社会不能影响个人的欲望，使情欲得不到调节和控制，就容易产生反常的自杀。反常的自杀一般发生在工业界和商业界。
    随即涂尔干又运用社会学对自杀这种一般社会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自杀与道德、犯罪、杀人等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阅读过程中，我对自杀论的方法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因为目前为止，只看到了一本观点如此鲜明，层层推理的经典）。在本文中作者一般首先会给出一个针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先验性的推论。然后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对此推论进行验证，并且在验证过程中会发散性的提出各种问题对先验性的推论进行考究。如果未发现问题则推论边结论。若推论被推翻则使用在验证推论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找出这些问题指向的结论，并再次设想问题进行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研究者应保持客观，跟随着数据证据向下进行，不能有更多的或无根据的主观判断。当得出最后结论后，也可能会找出相关的真实案例加以辅证。

       
        在系统的开始阅读社会学经典书目之前，就听说过《与社会学同游》此书的大名。在经典书单中再次提及此书，遂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学的入门级书目开始拜读。
        本书从介绍社会学开始入手，重新构建了我对社会学这一门学科的认知。社会学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公民、个人、宗教团体人员的各种身份之时都会具有相应的价值观念。但是作为社会学家这个身份的时候就要尽量的避免被自己的主管意志去影响，要客观公正的去观察社会。文中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形容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就像是间谍，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准备地报告某一个社会领域的真相，应该由别人去决定在这个领域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的讲出了社会学家应该是一个保持客观的观察者，而不是迎合性的献媚者。“事物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样子”，这是社会学带给我重要的启示。社会学问题和我们通常的社会问题并不相同，社会学问题首先是整个系统如何运行、有何预设、靠什么结合为一体的问题。
        后面几章节中，关于社会控制的讲解令我受益匪浅。文中讲的社会控制与人就像是一个同心圆，而人就是同心圆的圆心，在同心圆的外部是政治和法律体制，在同心圆内部向人施加压力的则是道德、风俗、和礼节。同心圆的外部政治和法律，代表的只是行为的底线，是我们不能去触摸的红线。内部的道德、风俗、和礼节则依赖于日常交往中的讥讽与闲话。在过去那个社会流动较为缓慢的时代，邻里之间的舆论具有巨大的作用。“谁谁家的儿子不孝顺呀”村民们用这个简单有效的方法，会督促着村集体成员行使自己应尽的义务。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舆论对年轻群体的束缚力度越来越小，甚至接近于失效。因为在中部农村，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一年四季都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才可以短暂的回家。青壮年在城市接受与农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市讲法治，农村大多数时候仍停留在人治的阶段。每个村都靠村里大家认同的能人来治村。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下，青壮年更多的完成了城市化，不在认可乡村里的村规民约。即使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引起乡里乡亲的热议，只要过了春节的一段时间，回到城市仍然是一条好汉，而时间则会慢慢抹掉这段不美好的记忆。
        而后的“社会在人”讲出了社会不仅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而且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思想和情感。社会的结构成为我们意识的结构。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枷锁，这个枷锁不是我们被征服后套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和社会合谋打造的。这个章节对社会的描述宛如在我们每个人心头上厚厚的雾霾，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后来在“社会如戏”章节又讲了抵制社会控制的几个手段，有变革、超然和巧妙利用。变革也就是革命，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是犯罪，当一群意志相同的人一起奋起反抗的时候就叫革命。当革命开始之时，群众心中内在的顺从和忠诚就早已经瓦解了。“超然”则是在社会控制之下，形成一群和自己想法近似的人，组成一个内部的小群体，以此来对抗大的社会环境。个人理解：就类似与邪教组织，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邪教组织成员的时候，大家都会发自内心的抵制，孤立。但是当邪教组织成员聚集在一起之时，他们应该是拥有共同信仰的一群人。尽管这小型团体面对社会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其内部人员来说不失为是一个温暖的港湾。最后一个则是“巧妙的利用”。如果一个人开始明白角色对自己的控制，并从内心清楚的知道角色的规则，并在处于这个角色的时期去假装扮演角色，而不是本色出演，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提及的躺平和摸鱼。每个人只是在假装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寻找偷懒的办法。当今的年轻人普遍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容易明白这一点。当他们认识到，辛辛苦苦一辈子，可能仍然买不起一套房的时候，就必定会选择躺平，而不是像父辈一样拼命的去工作。而当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动辄就要背上30年以上的房贷，这样的社会也不断的逼着人去选择躺平。
        最后引用文中的一段话，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在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面前抱谦虚的态度，在求解过程中使自己不被注意，在方法上力求诚实而精确，对通过诚实方法得到的结果表示尊敬，耐心并甘心被证明有错误，耐心并甘心修正自己的理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愿意让他人分享这些价值。

共同努力，一起进步！加油

                         

    首先韦伯从社会学和社会行动的定义开始。韦伯认为的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在这里提及了社会行动这个概念，随即在下文便先解释行动。行动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然后是社会的行动。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动，并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在给社会行动相关定义以后，韦伯开始分析社会行动的类型。社会行动分为四类：分别为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因为书中所给出的概念都很精准又书面，在此就不在赘述，我只简单的写一下自己对这四类的理解。目的理性式主要突出的就是目的，最终的落脚点也是目的，是本人追求目的的条件和手段。价值理性式是坚信某些行为，由信仰决定的行动。情感式是自己的情感和感觉决定的行动。传统式突出的是习惯，也就是由习惯决定的活动。分析过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之后，开始讲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的构成也就是行动者。多数行动者相互考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为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意义内涵是由相互的共识形成的。这种共识一般受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是目的理性式，一个是价值理性式。我认为的是目的理性式也就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朝向一个最终的目前去前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共识。另一个是价值理性式，我认为的是大致类似于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我们相信他人也向着共同的信仰前进，从而构成的共识。分析过社会者之间的联系后开始分析行动取向的类型，此类型主要为两种，一种是习俗，一种是风俗。当一种社会行动取向的规律性有实际存在的机会时，我们称它为习俗。如果这种机会在一群人中仅仅是反复操练而产生的。假若这类操练是基于长期习以为常的结果，风俗将称之为风俗。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风俗和习俗的区别。在这里韦伯所认为的风俗类似于流行的意思，而风俗是在没有外在制约，行动者自由自在地实际顺应着的规则。无论风俗还是习俗都是一种规律性的行动。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这种行动真正会出现的机会，即称作此一秩序的效力。我认为的效力更像是人们相信的正当秩序约束力的保证。在效力概念中提及了正当秩序，接下来就讲正当秩序的类型。正当秩序的类型分为常规和法律，定义来说，常规其效力是由一种机会而外在地保证，也就是若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群体中偏离了它，则将导致一个相对普遍且实际感受得到的不同意的反应的机会。常规就是大家公认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当你违反了这个社会群体的常规的时候，你就会立即感受到社会群体的不同意。例如大家都已经普遍认可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并对相应的性别在自己的脑海中都有了理想类型。如果一个人的生物性别是男性，却每一天都穿着女装出门，就一定会感受到大家的指指点点。在这里可能就是常规的体现，从来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男性不能穿女性的衣服，但是当你真正的去穿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社会的阻力，这就是我认为的常规。常规是在特定的社群之中产生，并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共同意见。常规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在有些时候比法律还要严厉。当你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律会对你进行制裁，或是人身的拘禁，或是批评教育。这些都会有很具体的惩罚措施和时间限制的。但是如果你违反的是某个社会群体的常规，引起了这个社会群体的反感，那么虽然没有法律说你不能再去从事这个行业，但是现实的你已经被这个社会群体排除在外了。与常规相对应的就是法律。法律的定义是，若它的外在保证是通过下列机会，即靠着一群执行人员为了集体承诺或对违规的惩戒，而可能运用对个人生理或心理的强制。如果只是依靠于习俗来保证，缺乏相应的执行人员来维护的秩序，都不能称之为法律，这也是法律和常规之间的区别。风俗和法律之间可能存在着可以相互转换的情况。在这里我有一个构想，会不会常规是过去的法律。法律是未来的常规呢。法律需要相关的执法人员进行执行，就像是一个鞭策的过程。那么这个鞭策的过程又像是为了使某种行为成为大家的常规而做的准备。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习俗和风俗会不会又是哪一个时期的法律呢。只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法律的执行，这个秩序已经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边，所以哪怕现在的我们仍然感觉违反常规是不对的，即使现在它只是常规而不是法律。讲过正当秩序的类型之后，我们就继续讲解这个构成上述正当秩序的正当性的基础。正当性的基础由传统、信仰和成文规定构成。这三种方式都能通过字面意思进行理解，在此我着重谈一下我对权威的理解。权威正当性最古老和普遍的形式，便是根植于传统的神圣性。早期的秩序大多都来自于先知的预言。部分领袖利用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画面、气候进行相关的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解释，使自己获得在这个社会群体之中的权威地位。后来的秩序更多的是人们在集体生活之后，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所达成的一个共识形成的常规。当常规形成相关的心照不宣的秩序之后，如果经常会有人去刻意的违反常规，那么就会根据违反常规所带来的影响，和人们的认可程度来决定是否形成法律。违反所造成的的影响，可能对人们心中常规的权威造成冲击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去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并配与相关的执法人员来捍卫权威，这就形成了法律。即使人们已经通过共识和法律来维护社会群体的基本秩序，但是在生存中仍然避免不了斗争、竞争和选择。当行动是企图贯彻行动者的意志以抵挡其他团体的抗拒时，此种社会关系可被视为斗争。所谓和平的斗争手段，是借那些不诉诸直接暴力的方法。当企图形式上和平地达成对机会和利益控制的范围而此种机会亦是他人极想获得时，和平的斗争便是所谓的竞争。为了利益和生存，那些发生在个人和社会类型之间斗争，因为欠缺明确的冲突意图，此将称为选择。通俗来讲，竞争和选择都是斗争的一种形式，竞争是采用和平手段的斗争，选择则是面对利益和生存，欠缺明确冲突意图，潜在的斗争。由上述和竞争有关三种关系，可以引出相关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共同体关系和结合体关系。共同体关系是指社会行动的指向，不论是在个例、平均或纯粹类型中，建立在参与者主管感受的互相隶属性上，不论是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结合体关系是指社会行动本身的指向乃基于理性利益的动机一寻求利益平衡或利益结合。总体来说，共同体关系之间感觉是共同点更多一点，关系更紧密一点。共同体可能是因为相同的目的或者信念，而结合在一起的进退步调大致一致的团体。结合体之间除了相关利益的联系之外，缺乏其他的联系。共同体和斗争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在亲密的共同体关系中也存在这软弱的一方被压迫。并非有着任何特质、共同情景或行为的共同模式就意味着共同体关系的存在。共同体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隶属，相互指向，相互负责（自己加的）。无论是共同体和结合体，都可以大致分为开放关系和封闭关系。一种社会关系，只要其秩序体系不排斥任何想加入者的参与，便可称作是对外开放的。另一方面，根据行动者主观意义和具约束力的规则，使特定人的参与被排除、限制或限定于某些条件，那么相对于局外人而言，这便是一种封闭的关系。作为封闭性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将称之为成员。如果他的参与是受制于为了保证其占有利益的方式，即称之为有特权的成员。个人由继承或继承团体而享用的占有权利，可称之为个人或团体的财产，只要是可以让渡的便是自由的财产。不论是依传统或法律秩序所维系的社会关系，其参与者都可能将某种特定的行动类型1.规责于所有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者，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互有责任的成员。2.或是将特定的参与者的行动归责于其他的参与者。这就是代表和相互责任。一种对外封闭或限制局外者加入的社会关系，当它的规则是由特定的个人来执行时，称之为组织。一个组织是否存在主要是看领袖或管理干部的存在与否。组织的种类可以分为自律的或他律的，自治的和他治的。自律指组织的秩序是由组织成员凭借自身的特质建立起来的。他律的情况下，秩序则是由组织以外的人所强加的。自治意指领袖和管理干部皆是依据组织自己的秩序规章所产生的，而不是像他治的情况，完全由外人指派。在一个结合体内明文化的秩序可由两种方式订立，1.自由协议或2.强制与服从。这点类似于常规和法律，在此就不在赘述。一种引导管理组织行动的秩序可称作行政秩序。而一种规范约束其他的社会行动，并保证行动者享有由此一规则所开启的机会的秩序，则称为规约式秩序。行政秩序也就是这个秩序引导着这个组织去行动，类似于党的八项规定，一百年奋斗目标。规约性秩序就是我通过这个秩序限制别人不能干，然后我趁别人不能干偷偷搞垄断，常见于资本主义社会。
后边为简单的名词解释：
经营：一种特定方式的持续性目的行动，可称作经营
经营组织：一个拥有持续的目的行动式行政幕僚的结合体称为经营组织
社团：一个基于同意的组织，若其明文秩序的效力仅及与那些依个人志愿参与的成员，则称之为社团。
机构：一个组织的秩序，在其既定的影响范围内，能够有效强制所有行动符合特定的标准，则可称作机构。
权利：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
支配：指一项特定内容的命令会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机会。
纪律：经由反复练习的态度，使一群特定的人对于命令有着即刻执行、自动与依循固定模式服从的机会。
支配组织：一个组织若其成员乃从属于既定秩序的支配关系之下，可成为支配组织。
政治性组织：一个支配组织，如果在既定的地域范围内，它的存在与秩序是持续地由其管理干部应用及威胁使用暴力获得保证，可称作政治性组织。
国家：一种政治性经营机构，如果而且唯有当此机构的管理干部成功地宣称：其对于为了施行秩序而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有独占的权利，则称之为国家

《1844年经济学哲学讲稿》-笔记本1 读书笔记
        《1844年经济学哲学讲稿》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全书是由马克思的三个笔记本的手稿组成，本文着重写关于笔记本1的读书感想。笔记本1的主要内容是：对斯密学说中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学范畴作比较分析，揭示斯密学说的矛盾；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
        首先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有直接的关系，工人的工资越高，资本的利润越低。工人的工资通常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仅供工人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至于死绝的费用。由于资本家可以把产业受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当资本家盈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一定跟着吃亏。这里通过列举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主要状态，用来考察工人在其中的地位。第一种情况下，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的状态，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社会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相应的工资会大幅减少，工人遭受最大的痛苦。其本质原因与上文所描述的一致，工人除了工资没有其他的收入。第二种情况是现在且以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就会可能引发两个问题。1.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工人越想挣钱，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放弃自己的自由，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2.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财富日益增长的状态呢？第一种是大量劳动积累的时候，劳动积累的越多，证明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的被从工人手中拿走。工人的劳动和自己相对立，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另一种情况是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分工又增加了资本的积累。在精细的分工下，工人从事着简单的、机械的劳动，此时工人已然成为资本运作的机器。同时以出卖自己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人数增长，工人之间竞争加剧，工资下降。第三种情况是，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顶点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相的产业都已接近饱和，工作也是如此。工人会为了就业进行竞争，产业只能收入一部分的工人，而超出这部分人数的工人注定会死亡。以上三种情况，即使是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面临的也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通过上文清晰的论述可以看出，工人的结局大部分都是悲惨的。按照斯密的学说，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社会的不幸。
        资本通过立法实现了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 资本的利润同工资不同，资本的利润首先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资本可以通过控制工资、原料和市场价格获得利润的最大化。但是随着资本数量的增加，导致工资的提高，又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利润出现减少的趋势。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对于大资本家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自身大量的资本来进行补偿，甚至可以承担一段时间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它摆脱资本家的竞争。同时在其他方面，大资本的进货量高于小资本，由此可以得到比小资本更加优惠的价格，吸取更多的利润。甚至在固定资本方面，小资本可能为了经营购买机器，就已经倾家荡产了，就更不能与大资本进行竞争。通过以上分析，小资本同大资本之间的竞争必然走向失败，小资产阶级沦为工人。资本是逐利的，当大资本获得垄断，或者占取市场的一定比例后，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加大自己的产品产出。因此他会力求在工人之间实行最恰当的分工，把最好的机器供工人使用，工业的数量随着劳动资本的扩大而增加，由此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导致经济危机。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从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产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和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凡是成为工人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这也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和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工人的劳动和工人的产品之间出现了异化。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动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时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具体表现为，工人们在不劳动的时候就感到很开心，在劳动的时候感到不开心。因为这种劳动并不是工人发自内心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是满足劳动之外的那些需求的一种手段。这种劳动充斥的异己性，表现在只要强制一停，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去逃避劳动。其次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因此人们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本能吃、喝、生殖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动的关系。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劳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种需求，即维持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在异化劳动之前，在维持肉体生存之外，人类本应该可以从事更多的活动。异化劳动之后，工人沦为机器，只是为了劳动而活。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位置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通过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的概念，即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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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开篇布迪厄就引用了很多相关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不同的阶级之间是存在教育不平等的。通过对比不同职业属类，男女性别的学习机会和选择专业展示了之间的差异。书中布迪厄指出了教育制度可以通过其自身逻辑的作用使特权永久化。当奖学金或助学及制度表面上使出身于各个社会阶级的人在教育面前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淘汰中下层阶级儿童的机制就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在这里奖学金和助学金看似可以把所有的同学在学校内的经济基础填充到生存线以上，但是这些已经获得了奖助学金的同学可能也是从以前无数的淘汰中才走到了这里，走到了一个可以提供奖助学金的平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单纯的通过数据去看，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所占比例的不平等归结为天资不同或愿望不同，这是对低收入阶级的误解。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巨大，他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换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在这里其实有产阶级用考试模式的平等，掩盖了教育之间的不平等。用天资、愿望之名称，掩盖了无产阶级升学的难度。有产阶级的有产本身就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例如课后的影子教育，甚至于全方面的成长。而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的无产阶级，甚至还在为吃饭发愁。当两者在同一场公平的考试中进行竞争的时候，无产阶级依然先天的陷入了劣势。（当我们把精英的价值观当做成功的标准时，精英本身的文化继承性就已经取得了优势。）精英来自家庭无意识之间的熏陶和日常的活动，就已经和无产阶级之间有了巨大的差距。即使双方进入同一个大学以内，这种差距仍然是存在的。
    即使是在进入大学以后，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精英阶级涉猎更广，学校更像是发展兴趣特长的地方。同时可以获得社会认可的文凭。无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进入大学以后，更加渴望的是通过课堂的知识，带来阶级的流动。但是课堂的知识可能并没有办法去满足这类阶级的需要。大学生活和现实的抽离，会让学生产生不现实感。这段时间本应该去全心全意的去学习知识，但是课堂的知识可能又不能去满足现实的需要，就导致目前两种体验大学生境遇的方法。一种是资产阶级大学生使用的方法，使学习成为一种经验。另一种对前途充满了焦虑。
    对教学不平等的不认识，导致了以天生的即天资方面的不同来解释所有的不平等，特别是学习成绩方面的不平等。这一制度的基础和运转条件是所有受教育者的表面平等，它除个人天资以外不能承认其他的不平等。公平的竞争性的考试背后根本不考虑人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考试所保证的表面平等只是把特权转化成了成绩，因为它使社会出身继续发挥作用。在此布迪厄提出了另一种考察方法的样子？提出了主张按照个人的实际成就，即克服了多少障碍来排列名次。或者通过测量出发点与到达点之间，即社会条件形成的能力与按学校标准测量之间的代数差，也就是有退让条件的相对分类。这里考虑的也是社会条件决定的能力而不是自然倾向，不去检查按时取得的学习成绩，而是检查这一成绩与不同的出发点距离远近。总之尽管在其他事情都相同的情况下只凭学校标准衡量成绩的选择方法，使具有根本性区别的人参加共同的考试并接受共同的标准，有悖于真实的公正。特权阶级借助可称之为能力神授论的思想，使它们的文化特权合法化，这些特权使社会性继承转换为个人的恩泽或功绩。经过如此伪装的“阶级种族主义”可以招摇过市而永不显出原形。
    当一个学生母亲当着学生的面说“他法文不好”的时候，她在三个方面成为不良影响的同谋。首先，不知道儿子的学习成绩直接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其次她缺乏有关学校事物的信息，有时不知用什么来反对教师的权威，从学习成绩中得出了过早或最后的结论。第三，她同意了这种判断，从而使儿童加重了天生如此的感觉。学校具有合法化作用的权威可以加重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因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自己的命运过于觉悟，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又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首先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家庭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有的家长会认为学生的成绩只是在学校的一个学习成果，和家庭完全是两回事情，单方面忽视了家庭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当自己对学生的关注过少，或者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把责任归咎于学生本身和学校，从未考虑过家庭的原因。其次第二点，家长过分于迷恋学校的权威。学校根据试卷所打的分数，让家长从心底相信这个分数就是孩子取得的成果。单方面的成绩并不能体现学生多维度的价值。只是通过一个学习成绩并不能对学生的成长或者未来做判断。最后，家长认可了学生法文不好。家长同意了这种判断，导致学生认为法文不好是事实，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就会加重学生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从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不利地位阶级对自己的命运太过觉悟。

    鲍曼首先提出了一个工作伦理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工作伦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设定。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情，并以之获取回报。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工作伦理的概念就是给人们去灌输，生来就应该去工作的想法，以此为资本的增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通过伦理的宣讲来消除工人心中的抵制，使工人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工作伦理随即转化为消费美学，社会也由最开始的生产者社会转化为消费者社会。为什么会从工作伦理转化到消费美学？这一点其实我在书中没有找到具体的答案和作者的解释，感觉就像是一笔带过。可能在作者其他的书籍中有过论述。
    关于福利国家。福利体系的诞生之初是为了解决人们因为恐惧而丧失的进取心，通过国家的制度来消除人们对丧失能力的恐惧，这样才能从容的应对面对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需要免于匮乏，免于失业，也免于对匮乏和失业的恐惧。福利国家的起初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初步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相关的生产。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的实施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福利体系可以让暂时失业的人保持着正常的生活状态，不至于和社会脱节。只要有合适的岗位出现，这些人可以立即转化为劳动力，福利体系充当保障劳动力的港湾。另一方面出自人道考虑，偏伦理和道德多一点。随着时间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全球化以后，福利体系逐渐出现崩溃。因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存在着大量的优质的劳动力，就不再需要对本国的劳动力进行储备。通过资本的转移，去往未被资本侵蚀的处女地进行开发，可以有效的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同时，福利体系作为社会保险的保障功能也在逐步下降。作为中产阶级需要不断的为福利体系去交税，内心认为养活了一群穷人。对他们来说即使破产以后，福利体系被稀释以后，微薄的保障功能并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废除福利体系之后，因税收降低结余的现金比公共保障抽象的可能性更具有诱惑。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的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他们受益于国家福利体系，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
    现代性，由于之前没有阅读过相关的书籍，也就没有接触现代性。现代性是由于人类拥有主观能动性，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厂进行工作。随着分工的越来越细化，机器的操作越来越简单，人在工作中的不可替代性变得越来越低。当过度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时候，就必然会挤压人类的工作空间和岗位。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生产力直线上升，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大量的中下层人民失业。书中列举的，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移民的方式，将这些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国外，像是丢弃垃圾一样把“这些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渣滓”（作者观点），转移到其他国家。如今各国的发展，已经没有可以合理的处理这些人的贫瘠的土地了，就只能通过规范和秩序去控制这些人。通过监狱、刑法将这些底层人民隔离在社会之中，正常有产阶级的社会之外。

    本书名字中含有哲学，读下来感觉确实有相当程度的哲学部分。在每一章新内容前面的哲学基础部分感觉看起来非常吃力，其中的主体客体、物质相关内容实在是难以理解，每每此时总是想起林辉煌老师在书单前所说的话。“读书不一定全盘记住，能抓住主要内容，有以下总结和思考即可”。所以就简单的写一下自己对货币的理解。（因为才疏学浅，书目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没有看懂，所以并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只是简单的记录一下自己的理解。）
    首先我认为货币是一种中立客观的，提供万事万物的尺度。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货币是一定会出现的。在早期人类生活中，大多数是以贝壳、石头、牲畜这种实物当做货币，甚至在部落和部落之间所使用的种类还不相同。但是只要随着人们生产力的提高，货币必定会出现。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加强了部落之间的联系和交易。单纯的实物交易很难进行下去。例如我此时想要出售我的牛，我想要购买一匹马，你想把马卖了，买一条狗，马和牛和狗之间在实物交易阶段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交易的。或者说很难在此之间形成一种比例型的等价置换。因此在此时就需要一种完全中立的东西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两种不容产品中间的价值，尽管这个产品本身可能没有价值。当拥有货币之后，我们把具体的实物转换为这种中间的介质，并凭借这种中间的介质进行下一步的交易。我把牛卖了，拿着卖牛得到的钱去买了马。这样货币的出现就增加了交易的可能性。在早期货币总是以具体的有价值的物品出现了，例如金银等贵重金属。这些贵重金属本身就具有价值，就仿佛这些量的金属代表了一定的价值。例如1两黄金换一头牛，此时这种交易我认为还像是平等价值的交换。因为此时黄金蕴藏的价值和牛的价值相等，于是产生交换。又拿一定数量的黄金去购买一匹马，这样又相当于价值间的置换。后来货币就逐渐的从贵金属转换为了印制的纸币。纸币更多的是代表的象征意义。纸币应该是伴随着银行或者钱庄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进行大数目的交易即使是贵重的黄金，也需要很大的数目。例如我交易时需要100斤的黄金，那么黄金作为货币，这种大金额的黄金在交易的途中也是十分不安全的。此时货币或钱庄的出现，通过纸质的相关机构作信用担保的纸币来代替黄金。通过相关的证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将纸币兑换出其字面所描绘的价值就应运而生。此时纸币本身并无太大价值，只是其有相关机构的背书来赋予了其同贵金属之间的置换。货币的发展和流动，促进了社会之间的交际。这里插播一下为什么早期货币是贵金属？首先贵金属字面意思就是贵重的金属，这些金属在量上应该是属于稀少的，需要不断耗费劳动力去生产的东西。这些品质导致其在天然上就拥有了一定的价值。可能就成为了货币。其次贵金属的产量是十分有限的，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限制货币的无序增产。如果我们路边随手的石头就是货币的话，那么大量的捡起使用，两者中蕴藏的价值不对等，就会导致先去恶意用石头囤货，然后石头落入到散户手中无法使用出去，就让大部分人成为了韭菜和一些富人的基础。最后贵金属可以生产珠宝首饰。我认为在此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金属本身就有其数量上的限制，即使在一定时间内金属被大量开采出来。由于金属和首饰之间的关系，首饰又有很大的弹性需求。金属代表价值低的时候可以作为首饰，高的时候可以把首饰重新变为金属。（自己的理解，很可能是错的）这样也可以起到简单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货币无所不能的特点，导致了一种财富自然增殖的现象。富人对财富的享受超过了用他的钱所能买到的那些乐趣。引用文中的话来说“与对待穷人相比，商人们为富人提供更可靠和更便宜的服务；富人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否能从他的财富上得到什么好处，都对他毕恭毕敬；富人穿行于拥有无可置疑特权的理想气氛当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对于那些购买贵重物品的人以及上流社会的旅游者们，总是有各种大小不等的特权提供给他们；特权与客观价值之间并没什么联系，就像商人们友好的微笑与他所贩卖的贵重商品之间没什么联系一样。”富人已然享受了生活中的很多特权，却不必为此支付金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明星论身份来说，也只是有钱有影响力的公民而已，本质上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明星却总能享受到一些特权。当相同的事情发生在明星身上和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结果。而且，财富还经常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优点，就像那个词儿所说的——“可敬”，以及把教养说成是“正直的公民”或“优良阶层的公众”等通俗说法。当一个有钱人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他那么有钱还这么努力，实在是太励志了。当一个贫穷的人努力的时候，那人们只会感觉习以为常，其中暴漏出来的就是人们对富人和穷人的评价标准是显然不同的。富人仿佛天生更有利于获得一些美德或者赞赏。与此同时，由于一种“消费价格限制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件商品的价值永远不会超出它所必须供给的社会成员所能支付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富人更是得到了一个大便宜。因为那些不可或缺的基本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是由穷人的消费水平所制定的，富人可以用比自己心理预期低得多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须品。这些物品对富人来说显得异常的便宜，他们仍然剩下相当多的钱来过奢侈的生活。他们收入中较小的一部分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剩下的部分则可以自由选择花钱的方式，获得了超越其实际经济收入的敬意。富人也可以拥有更轻松的方式获得声望，或者参与政治活动。当没有报酬的职位把金钱利益与公共服务的利益分开的时候，具有荣誉、权力和机会的官职，就成为财富的顶峰。富人们通过财富所获得的荣誉和道德赞誉，都通过这种无报酬的行政功能而被凝缩于重要职位的权力中心，而穷人们是无法得到这一切的。反过来，这又与更进一步的财富自然增值相关，与对国家效劳的声誉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名声多数时候是名实相符的，但它的赠予并非基于道德原因，而仅仅是根据有钱的身份这一纯技术性的原因。换句话说，富人投身于无报酬的政治活动中，虽然自己也付出了想当多的努力，但也不仅仅是基于道德原因，而是根据有钱这一纯技术性的原因。任何拥有一定额度之上的金钱的人都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允许藐视金钱的额外优越之处。那种无需考虑事物金钱价值的生活方式有一种极大的美学魅力。对事物的获得只取决于客观看法，即只依赖于事物的内容和重要性。富人更有底气去做事而不考虑金钱和一些后果。穷人才会不停的去考虑性价比，富人更多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货币交换取代实物交换以后，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货币带来了自由和理性，另一方面，它却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从而引发心灵危机。现代文明虽然解放了人类，却又将人类置于另一种枷锁之中。物质日益丰富，交换日益频繁，可人的精神生活却日渐空虚。书中似乎降到庄园领主对奴隶占有的三种阶段。第一是身心的占有，也就是绝对的控制。第二是实物上贡。第三是货币上贡，类似于这种。第一种情况下是对奴隶的绝对控制，就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控制，身心的完全掌控。第二种是需要上交固定的物品，以作为耕地的代价。在这个时候上交的物品是庄园领主制定的，所以只能按照制定的物品来进行播种。第三种是直接为货币的形式。此时努力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的种植自己想种的物品，最终将此物品换算为货币，并给庄园领主即可。（简单记录）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中，货币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以疏远，在我们日常中也是深有体会。在我们老家农耕的时候，很早以前都是各家各户互相帮助，农忙时期大家一起去一家帮忙，大家互相帮忙，并不用给予报酬，最多就是在家吃个饭就行。在那个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仿佛更足一点。不是斤两必争，而是大家心中都有秤，这次你吃点亏下次我吃点亏，会有朴素的想法去弥补微小的损失。市场经济以后，现在农忙时期都是明码标价的多少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可能会产生劳务纠纷，邻里之间闹的不可开交。人情社会被经济直接冲散了，人与人之间缺少了朴素的友好的联系。随着而来的是精确的理智的算计，在利益面前的绝不让步，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引发心灵危急。
    我们创造货币支出是为了交易，换言之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货币只是自己实现目的的手段。可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货币产生了异化。因为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却拥有着无所不能的功能，导致很多人把获取货币提升到了终极目的的地位。就像生活中，我们很多人一开始赚钱是有明显的目标的。例如我们去买房买车，这样去赚钱之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赚钱的过程中，发现了金钱接近于万能，此时已然忘记了自己赚钱是干什么的。这两种情况我认为有很大的不同，当自己赚钱是为了一定的目标的时候，实现了目标之后获得的是满足感。目标之外依然有自己的生活。当赚钱成了目标之后，这个目标是空的，是无限的，是需要不停的努力去获取的。此种状态下，人可能会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活着，生命即将走向枯萎，人生失去了意义。即使财务自由之后也会感到无限的空虚和失望。

韦伯和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是禁欲亦或是贪婪
在资本主义精神上，马克思和韦伯完全是两种看法。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禁欲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是贪婪。
韦伯的部分主要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所概括。我把其中关于基督教禁欲的部分描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便是加尔文教上帝预选说。以新教中最为首尾一贯的卡尔文教派举例。卡尔文教派最具有特征性的教义，就是上帝预选说。上帝预选说就是，上帝已经选出了恩宠的人和拒绝恩宠的人。神的恩宠在所赐与的人身上不可能失去，如同那些被拒绝的人之不可能获得。人只能被动的被上帝选择，恩宠或者抛弃，也只有这两种结果。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是被选中的人吗？是否有确实的标志，能够让人相信自己是被选中的人。因为预选是不可改变的，每个人都会想我们是不是被选中的人。于是牧师的劝告出现了，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并且将任何怀疑都视为魔鬼的诱惑而加以拒斥，因为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亦即恩宠作用不够的结果。这样每个人都会坚信自己是被选中的人，成为了充满自信的圣徒。其二是，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虑。追求财富和利润同得救的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使新教徒从主观上上解除对得救的疑虑。财富和利润成为了个人得救的标志。逻辑如下：上帝希望出现一个富足的尘世王国来增加他的荣耀，那么，个人为共同体产生了大量财富，也就标志着上帝青睐于那个个人。于是，信徒的个人财富也就成为了是否得救的实际证据。早些年的禁欲存在远离尘世的修道院，禁欲主义新教徒身在尘世之中却不属于尘世。
第二阶段是巴克斯特，清教对财富的态度。（禁欲主义）赚钱本身在资本主义精神那里并非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表征”，即表明个人已经辛勤劳作，而且有了巨大的收获。赚钱不是为了去消费、去奢侈、去纵欲，而仅仅是一种手段，表明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乐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其实这里涉及到韦伯对“价值合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在韦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禁欲主义是典型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人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是又不贪图享受，不纵欲行乐，换句话说，赚钱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消费和奢侈，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用来显示个人已经得救。 正如韦伯所说，“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
    第三阶段是富兰克林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这种精神把赚钱当做目的本身。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会比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从新教的禁欲主义到资本主义精神。禁欲是一种“常求善又生恶”的力量。恶就是指这力量创造出了财富和诱惑。韦伯引用了卫斯理的文章“举凡财富增加之处，宗教素质即等比例地减少。财富一增加，傲慢、激情和各型各色的现世爱执也随之增加。宗教的形式保持住了，但精神却迅速消失。”“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纯正宗教热潮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世执著所取代之时。人们想象中那个内心孤独，匆匆穿过“虚荣之市”、奋力赶往天国的“朝圣者”，已被兼顾传道工作的孤独的经济人所取代。（从酒肉穿肠过到，一边享受一边传道）。最后沦为了一种问心无愧的态度。只要守住形式正当的范畴、道德行为没有瑕疵、财富的使用无可非议，那么就能以充满神的恩宠受到神的祝福的意识来从事其营利的追求。
不知道是不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角度不同，亦或是考察的阶段不同。韦伯考察的也可能是禁欲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启蒙作用。感觉像是精神层面的一些活动。我目前读到的马克思感觉马克思更多是从现实入手。通过资本论剖析了资本家攥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以及资本再生产的过程。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家的禁欲描述，都是马克思的嘲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意的精神是贪婪，是无休止的榨取价值。这一点我又感觉马克思和韦伯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冲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后期也描述了财富增加，宗教素质下降。也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已经背离了最开始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源自禁欲，来自宗教，初衷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选中的人。财富是作为自己被选中的标志，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来帮助上帝管理财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到一定时期之后，宗教的狂热散去，宗教的根基枯萎之后，背离了宗教的核心精神。宗教对行为及贪欲的限制成为了口头上的表示，宗教也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控制信徒的行为。亦或是宗教本身已经变得不再纯粹和资本混为一体，宗教成为了资本的幌子。马克思分析的正是现实中的资本家已经沦为赚钱机器之后的状态。韦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理解不同可能是因为一个是思想一个是现实。一个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生，一个是成熟之后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及机制。（合法赚钱，但法律的解释权在资本家手中。通过修改法律）（一个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大多产生于清教徒为主的中产阶级。一个是是普遍意义上的资本家）（资本产生之后，资本的再生产需要制造流通消费，这点同宗教的禁欲主义不同，最终资本背弃了宗教）会不会是以上的问题，以上也只是我自己非常不成熟的猜测。并没有特意去查找相关的文献去论证，也只是自己的一个思路。后续有机会的话，可以和读书会的同学们进行讨论一下。

韦伯和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是禁欲亦或是贪婪
在资本主义精神上，马克思和韦伯完全是两种看法。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禁欲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是贪婪。
韦伯的部分主要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所概括。我把其中关于基督教禁欲的部分描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便是加尔文教上帝预选说。以新教中最为首尾一贯的卡尔文教派举例。卡尔文教派最具有特征性的教义，就是上帝预选说。上帝预选说就是，上帝已经选出了恩宠的人和拒绝恩宠的人。神的恩宠在所赐与的人身上不可能失去，如同那些被拒绝的人之不可能获得。人只能被动的被上帝选择，恩宠或者抛弃，也只有这两种结果。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是被选中的人吗？是否有确实的标志，能够让人相信自己是被选中的人。因为预选是不可改变的，每个人都会想我们是不是被选中的人。于是牧师的劝告出现了，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并且将任何怀疑都视为魔鬼的诱惑而加以拒斥，因为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亦即恩宠作用不够的结果。这样每个人都会坚信自己是被选中的人，成为了充满自信的圣徒。其二是，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虑。追求财富和利润同得救的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使新教徒从主观上上解除对得救的疑虑。财富和利润成为了个人得救的标志。逻辑如下：上帝希望出现一个富足的尘世王国来增加他的荣耀，那么，个人为共同体产生了大量财富，也就标志着上帝青睐于那个个人。于是，信徒的个人财富也就成为了是否得救的实际证据。早些年的禁欲存在远离尘世的修道院，禁欲主义新教徒身在尘世之中却不属于尘世。
第二阶段是巴克斯特，清教对财富的态度。（禁欲主义）赚钱本身在资本主义精神那里并非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表征”，即表明个人已经辛勤劳作，而且有了巨大的收获。赚钱不是为了去消费、去奢侈、去纵欲，而仅仅是一种手段，表明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乐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其实这里涉及到韦伯对“价值合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在韦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禁欲主义是典型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人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是又不贪图享受，不纵欲行乐，换句话说，赚钱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消费和奢侈，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用来显示个人已经得救。 正如韦伯所说，“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
    第三阶段是富兰克林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这种精神把赚钱当做目的本身。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会比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从新教的禁欲主义到资本主义精神。禁欲是一种“常求善又生恶”的力量。恶就是指这力量创造出了财富和诱惑。韦伯引用了卫斯理的文章“举凡财富增加之处，宗教素质即等比例地减少。财富一增加，傲慢、激情和各型各色的现世爱执也随之增加。宗教的形式保持住了，但精神却迅速消失。”“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纯正宗教热潮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世执著所取代之时。人们想象中那个内心孤独，匆匆穿过“虚荣之市”、奋力赶往天国的“朝圣者”，已被兼顾传道工作的孤独的经济人所取代。（从酒肉穿肠过到，一边享受一边传道）。最后沦为了一种问心无愧的态度。只要守住形式正当的范畴、道德行为没有瑕疵、财富的使用无可非议，那么就能以充满神的恩宠受到神的祝福的意识来从事其营利的追求。
不知道是不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角度不同，亦或是考察的阶段不同。韦伯考察的也可能是禁欲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启蒙作用。感觉像是精神层面的一些活动。我目前读到的马克思感觉马克思更多是从现实入手。通过资本论剖析了资本家攥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以及资本再生产的过程。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家的禁欲描述，都是马克思的嘲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意的精神是贪婪，是无休止的榨取价值。这一点我又感觉马克思和韦伯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冲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后期也描述了财富增加，宗教素质下降。也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已经背离了最开始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源自禁欲，来自宗教，初衷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选中的人。财富是作为自己被选中的标志，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来帮助上帝管理财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到一定时期之后，宗教的狂热散去，宗教的根基枯萎之后，背离了宗教的核心精神。宗教对行为及贪欲的限制成为了口头上的表示，宗教也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控制信徒的行为。亦或是宗教本身已经变得不再纯粹和资本混为一体，宗教成为了资本的幌子。马克思分析的正是现实中的资本家已经沦为赚钱机器之后的状态。韦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理解不同可能是因为一个是思想一个是现实。一个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生，一个是成熟之后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及机制。（合法赚钱，但法律的解释权在资本家手中。通过修改法律）（一个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大多产生于清教徒为主的中产阶级。一个是是普遍意义上的资本家）（资本产生之后，资本的再生产需要制造流通消费，这点同宗教的禁欲主义不同，最终资本背弃了宗教）会不会是以上的问题，以上也只是我自己非常不成熟的猜测。并没有特意去查找相关的文献去论证，也只是自己的一个思路。后续有机会的话，可以和读书会的同学们进行讨论一下。

文凭社会

当今大学文凭通货膨胀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招聘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岗位需要本科学历或者本科以上学历。文凭为什么会通货膨胀呢？文凭本身又是什么呢？这本四十多年前出版的《文凭社会》可能可以解答这些问题。
教育是否可以促进阶级流动？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阶层，促进阶层向上流动。而再生产论的学者认为教育在不断复制学生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最终导致阶层固化。两个方面都有不断的研究去证明彼此的结论，但是柯林斯在书中没有明确赞同哪一种说法。柯林斯第一个做的是破除技术管制的迷思。文凭通货膨胀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更高学历的人来担任不同的职务。在书中柯林斯通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数据来证明：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教育过剩。虽然教育水平和人们的经济地位息息相关，但并不是因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独有的技术来实现的，事实上柯林斯证明，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去习得。
既然学校提供的技术是有限的，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上大学呢。书中柯林斯将劳动分为了生产劳动和政治劳动。生产劳动主要对财富的物质生产负责，而政治劳动则为财富的分配确立了条件。这一区分隔离了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从事生产劳动，统治阶级从事政治劳动。两个阶级都付出能量，但被统治阶级生产了财富，而统治阶级则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方式。文凭是区分政治劳动和生产劳动的重要手段。
那为什么要用文凭来区分生产劳动和政治劳动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建筑师三类工作进行了考察，发现文凭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技能，而是文化通货。文凭代表的是专业，专业是一种社群通过排他性的权利来训练新成员并允许他们执业，通常还有国家撑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实践专业，不容他人安设。保留了评判其成员表现的权力，拒绝外行插嘴；自己就能决定是否要惩罚能力不足的成员或取消其资格。专业团体自身已经构成了本领域的一种垄断。这种垄断通过文凭或者各类证书来区分人们。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有闲阶级通过文凭的加持，开始控制生产劳动也就是工人阶级。这样只需要一份文凭，就可以去判定你的出身、背景，可以不断地再生产下去。文凭作为一个鸿沟，划分开了不同阶级的人们所从事的工作。
最终作者给出的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文凭凯恩斯主义。公开承认教育生产了一种人工智能的文凭通货，而这在经济上有利于解决累计需求不足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对学校系统和职业领域文凭认证的投资都应当得到鼓励，这并不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平等机会，而仅仅是为了经济正常运转。
另一种是文凭废除主义。通过废除文凭，让学校回到原来的状态。学校必须依靠自身内部的产品而不是学位的通货价值来维持运转。同时作者建议规定在雇佣过程中要求正式学历是非法的。因为证据显示文凭不能提供工作技能，技能完全可以在工作中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