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绑架与画饼充饥
-----读书的随想笔录（1）
平时大家都在谈渐渐没根的中国社会，也经常为没有根的现实生活所困扰，特别是生活在当下的这一代年轻人，我们正处于价值观塑造和生活目标找寻的关键时刻，面对着这个无根的现实，思绪不免凌乱驳杂而不知北，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根由又在哪里呢？只有找到一些根由才可能相应的有所“自觉”。我个人认为：这里面的一大的根由就是我们自我话语主体性的丧失从而被异域话语的“绑架”，这种异域的话语绑架我们的意识以后给我们画了几张美妙的“大饼”，但仅仅是一种幻象，但幻象渐倾消逝的时候，我们便只能忍受“画饼充饥”的饥苦。
话语受绑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逻辑上的厘清：一是单个个体话语被绑架的历程，二是整个民族话语被绑架的过程。
就个体而言（以下更多的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体会，从感性上而不是学术逻辑上进行表述），我们所受的话语绑架从出生前便已开启，一直伴随到当下，同时很可能绵延至将来。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不，也许还在爸妈和家人的想象世界中的时候，他们常唠叨到“孩子以后一定不要像我们就好了，要走出大山，走出去就好了”，他们以为走出大山就会是天堂，走出大山就意味着过上了好的日子，特别是当你走出大山还上了名牌大学以后，他们以为你在大山外面也已经出人头地，风光无限。其实不是，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也是受到了一种话语的绑架与欺瞒，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被绑架的话语与现实社会结构的严重脱节。从大山中走出来的我们深受双重身份和话语的磨砺，我们是大山中的佼佼者，是父母亲友眼中的骄傲；可是，当来到这“想象的异邦”，我们奋斗了20多年才能和异域的孩子一起喝咖啡，而且那只是形式上的均平，他们享受着咖啡的糖味，而我们享受着咖啡原本的苦涩。我们这些从大山出来的佼佼者在家乡与他乡之间徘徊，在家乡我们享受着荣光，我们被迫的“打肿脸充胖子”，我们在父母面前无赖的“报喜不报忧”，因为我们不敢或无脸报忧，在那里我们是“回乡的稀客”；而在他乡，我们守着各种的折磨与“压迫”，是个很纯粹的“无产者”，更是个毫无疑问的“外来者”。说到底，我们没有真正的“家乡”。如果仅从这方面讲，我们与那些“不幸”的留在了大山中的同龄相比，我们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为什么会被父母从想象中就开始往“异域”驱逐？因为他们有一套受绑架了的话语，那为何我们走出大山以后还感到如此“疾苦”，那是因为那套话语仅仅是“画饼充饥”。如此想来，从我们个体而言，这种个体话语受绑架的过程已经有了一个“话语绑架”的“代际传承与再生产”，我们仅仅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与被绑架的最厉害者。说了这些，也许很多城市的“我们”还不以为是，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在我所言的“异域”———城市，但是，当我们拼命的去挤搭通往北美与西欧这趟列车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被“驱逐”出家乡，是否也在进入未知的异域，到了异域是否也会面临着双重身份的磨砺，是否也在渐渐失去“家乡”。看来，受异域话语绑架的不仅仅是乡巴佬，区别仅仅是“异域”的不同。
二是整个民族话语被绑架的过程，这得从中国近现代被迫的打开国门说起。在国门打开之前，泱泱中华作为天朝上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话语系统和空间，我们鄙视那些只会投机取巧的高鼻子外国佬，我们是文明之邦，其他都是蛮夷之地，他们来到天国就是来朝拜，就得称臣与叩拜。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几声炮响，我们渐渐开始发现西方器物的厉害，所以企图洋务以救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慢慢开始向西方学习器物与技术，但还想保留自己的“话语”，但是甲午战争的结束和马关条约的签署宣告了这一梦想的幻灭。从那时起，中华民族的有时之士就开始怀疑和企图改造我们传统的话语与制度，最先是清廷内部的自我革新和预备立宪，而后有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这一群体人的探索，继而就达到了反思中国自我话语体系的一个高峰，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进行，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我们对传统中国的一系列文化制度话语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给中国人以思想上的启蒙，但不幸的是绑架与启蒙同时进行，而且这一过程还基本伴随了中国人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你看，既五四后不久马列主义的话语体系又从莫斯科大批进口过来，在这一武器的指导下，我们先后建立的共和国，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又是在它的鼓动下，我们进行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而后又开展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结，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又开始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绑架，一致想在中国“毕其功于一役”，从而酿造了八九悲剧。那么现在的我们如何呢？我们现在还整天想每个人都过上美国佬那样高消费的日子，还成天怨恨着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与市场化进程太过缓慢，等等。这些话语的一切如果抽象的看本身都没有对错，甚至是美好的，可是一旦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中那就很难价值无涉了。比如，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问题一直受到国人的不满，不论是谁在台上，都貌似是独裁者，这是为何？因为民众已经把西式那一套民主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脑袋中，但是社会结构的现实和很多其他的因素决定了我们民主发展还不可能像西式那样完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同时民主对西式民主的理解也处于一种想象的阶段，对本非铁板一块的西方按照铁板一块的想象去建构，以为海外都是好的，就像我们的父母以为大山以外就是天堂一样。又比如我们为何老是对目前的生活不满，那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的现实应该更好，而且要好很多。这就导致了我们想快速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每个人都想过着美国人的生活，我们都不想为就业问题而烦恼等等。但反观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条件可见，我们的话语离现实太遥远，我们的资源和现实条件让我们不可能去达到西式话语所给我们树立的目标。乱七八糟的说了这么多，应该很容易看清楚，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话语被绑架的社会，整个民族都被话语绑架了，我们在用西式的话语来看待和要求着与西式社会很不相同的中国社会。
既然我们无根的社会的一方面的根由是我们失去了自我话语的主体性，那么我们改变这一问题的办法也只有慢慢的重新建立我们的话语主体性，从国家和民族层面上讲就得把西方的“真理”与革命的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并真正的有所修正和发展，要真正有中国的特色，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被西方的话语牵着我们的鼻子跑，对个体而言，我们也要将个体的困境与整个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不能从纯粹的意义上去强调很多貌似“应然”的东西，因为那种“应然”是一种话语被绑架后的想象。具体一点说，我们的教育制度要有所注意，不要把西方那个人物说的一句很不起眼的话都搞的很熟悉，而对传统文化经典一无所知，因为教育过程说到底是一种话语建构和灌输的过程，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还得懂得一点点自己的东西，也要对自己的国家的过去和现实有个较深的认识。
当然，我们什么时候能被解救和建立自己的话语主体性？目前还不敢回答。

画饼充饥！

那些可以“绑架”“我们”的话语，为什么会在百多年来被一代代中国人“再生产”和传承着，仅仅归结于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似乎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追问一下，这“主体性”又是如何丧失的呢？为什么会丧失呢？等等

思考很好，像你所说，还尚未进行学理上的探讨，那么，这正是很好的起点，开始吧。

      丧失主体性的个人是可悲的，丧失主体性的民族更可悲。但人的成长、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本来就是在你说的这种“绑架”中一步步的走过来的。倘若没有父辈们对我们的话语绑架，我们怎么会有人生最初的意识？这种“绑架”本身就是文化传承与更新的过程，只有有了这些基本的观念，我们才谈得上去反思与摆脱。所以我认为这种被绑架可以说是必然的，特别是之于个人。可悲的不是我们被“绑架”，而是我们被“绑架”而不自知，从而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去构建自己的主体性。
    其它的我到都很赞同的。小小愚见，望见谅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