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社会学的一点思考
这是以前写了一篇论文，看到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就发出来讨论一下。这也是以前的看法，我想随着不断的变化和讨论，这些看法也会不断改变的。
对中国社会学的思考
社会学是什么？这是每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老师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思考。经过三年的学习，在与同学讨论过程中，逐渐有了一些关于社会学的思考。当然关于社会学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本文主要通过阐释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谈论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与本土化的要求。最后分析了中国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1、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在我看来就是把知识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从近代才开始的，中国更多的是经验，以实用为导向，没有把知识当作知识来做。所以从来都不认为中国有学术，中国只有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悟型的思想。这种思想很难言说，只能靠个人进行体悟。这样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体的，因此中国没有知识学，也没有学科间的划分。而所谓中国的学术，根据梁启超的看法，就是对诸子百家的阐释，即使是革新者，也是从诸子百家开始革新。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中国学术的核心。
而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社会学是引进得最成功的一门学科，这句话肯定了社会学的成就的同时暗示了社会学严重的西方化。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的历史轨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自西方传入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在教士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可以说社会学的建立完全是照搬西方的。尤其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全盘西化的思潮加速了社会学的传入。但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民族思想浓厚，因此对西方的社会学都是批判性的有选择的吸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在四十年代中国是除北美和欧洲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发展得最繁荣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上如此，出现了一大批的社会学家如吴文藻、李达、陶孟和、李景汉、晏阳初等。他们对问题研究很透彻，提出的理论对现在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但是学术质量一点都不比现在差。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那时候的社会学家是真正关注中国的问题的，是这种问题意识促使他们选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50年代社会学被取消，这是中国社会学遭受的最大打击，更是中国遭受的巨大损失。
当80年代开始真正重建社会学的时候，大家觉得要狠补这一课，但是那时候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学几乎处在四十年代的水平。于是只能从西方借鉴，这个时候是为了建立一门学科，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方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问题是现代的社会学家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像一张白纸，从而也就没有批判没有了选择，只能照搬，尤其是西方模式的大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西方社会学的理念与思维已经深深印入我们的骨髓。
现在发现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现象，更谈不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大家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学，于是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
2、中国社会学的困境。
社会学的整个学科体系都是照搬西方的。尤其是现代大学生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根基，因此无法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只能全盘接受，这样就培养出了用西方思想思考的中国人。于是社会学家用西方思想来切割中国的事实，用西方思想来解释中国的事实。甚至用西方思想来制造一个社会事实。例如中国古代只是一部朝代循环史，但是我们却用马克思的五阶段论来造出了一个五阶段史。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封建社会。这让我想起了张奎良老师的观点“中国从来就没有封建制”。大家都知道“封建”一词来自西方。马克思把社会分为五种类型，而我国又有“封土建国”之说，于是封建制如洪水般在中国泛滥开来。但根据马克思对封建制所下的定义就知道我国并不存在封建制。马克思认为封建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农奴制，即封建制的本质特征。但在我国农奴只有极少数，而大部分是农民；二是土地为贵族领主所有，不得买卖，我国虽存在土地分封，但是地主官僚只有临时的使用权，国家随时有收回土地的权力；三是领主拥有司法裁判权，这是农奴依附关系的体现。我国一直实行中央集权，政治上地主与农民地位平等，不存在等级制。因此马克思从来未用“封建”来称呼中国。如果硬说我国有封建制，那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当理论实在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归咎于中国的特殊性。
整个学术界都是对西方的回应，没有自己关注的社会事实，只能在微观上为了学术而学术。离开社会学的土壤，只有社会学的概念，没有社会学的思维，没有社会学的智慧。而社会学的最大作用就是为思考提供一套社会学思维以及社会学研究视角，理论只不过是这种思维的结果。而中国的社会学思维却是西方的。
更让人担忧的就是用西方的思维进行思考。一方面表现为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例如政治上的民主化是以市民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但是中国老百姓离政治很远，是不关注政治，但是学者都用民主来衡量中国的政治，而不顾及其合适性。一切合不合理不是参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国民真正需求，而是与西方进行比较。另一方面用西方的思维逻辑来解释中国现象。而中国的价值理念以及思维逻辑与西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去思考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学是后发展型的，缺乏必要的积累。因此，其主要手段是采借。但是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根基上。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因此是绝对培养不出来用中国思维进行思考的社会学家的，甚至留学热的兴起，洋博士的热捧，更让社会学的本土化陷入困境。
3、中国社会学的机遇与本土化要求。
思想从来是来自社会，人类两次思想高峰都是出现在社会的转型期。一次是2000年前人类进入稳定的农业社会，出现了孔孟老庄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二次是200年前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出现了韦伯、马克思等。而现在是中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质变时期，因此正是又一次思想高潮的时候。正是处于转型期，人类无法把握新的情况，于是有了焦虑。真正的社会学来自于对社会焦虑的思考。韦伯是对德国的焦虑，而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的焦虑。尽管是对一国问题的思考，但是其适用性却是长久的无国界的。那是因为自人类社会以来，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真正的思想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而理论也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中国现在的焦虑要求社会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社会学面临的机遇。
社会因素中没有哪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是在相互联系中相互起作用。文化决定论只是对科学决定论的补充。对哪一方面的过分强调都会导致社会的不正常发展。现在对文化的诉求就是基于对经济发展衡量一切的补充，要在经济之外重塑一套评价价值体系。例如韦伯强调精神因素在社会体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资本主义精神》让人觉得是意识决定物质。事实上韦伯只是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强调精神的重要性,而不是马克思宣扬的物质决定一切。社会就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系。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就是这些因素的某一个被忽视了,某一个被过分强调了。解决社会问题就是把某一过分强调或忽视的因素调整到一个适当的状态。
因此中庸与和谐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所以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要求社会科学走向统一，即要求社会学的宏观视角。而现在中国的社会系统要求走向统一，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伦理等，因此一种统一的社会学正呼之欲出。但是学科间的专业化越来越困难，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常常是一学科鄙视另一学科，学科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现在的社会学太小气，把自己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不敢或者说没有能力关注大问题。当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才有可能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而社会学必须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走向统一，才有真正的生命力。真正的大师也绝不是一个专家,如韦伯,马克思,他们对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政治学家。他们只为着能解释这个世界并且解决问题。而要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就必须要求社会科学走向统一。
社会学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伦理等，它的基础就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土壤。这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自然科学关注物的问题，与环境无关，可以移植，而社会科学关注人的问题，必然要求与具体环境相一致，因此社会学是无法移植的。社会学要求与具体社会事实的融洽性，一旦社会发生变化社会学也应该要变化。它只能关注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焦虑才能真正进行本土化。因此有问题意识并且以自己的国情为依据才会出现真正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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