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反思之后

—读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写在前面：一点焦虑
    就近期的生存状态而言，总觉得自己处于一种焦虑之中，恐惧之感难以名状。读了一本书，书中大意不能了然于胸，写出的读书报告也是言之无物，分析不能鞭辟入里；先生课上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状态摇头叹息，痛斥我辈之缺乏洞见抑或无知，我也因此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误入歧途；面对浩瀚的书海，想想自己知识的匮乏，吾生有涯，而知识不能穷尽，心中难免有些落寞。以为考上研究生就跻身所谓的学术界，殊不知差距还有十万八千里。先生一向不屑的定量研究如今在各类学术期刊俯首皆是，学界对此类研究范式的偏好也是表现出莫大的兴趣；社会科学的分化趋势日渐明显，其疯狂之势不可阻挡，学人们构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划好领地，严防死守，乐于其中，其内部活动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先生一贯倡导的历史纵贯研究和整体研究，已不能满足当下学术“暴发户”们的需求，有走向颓废之势。也许不是先生落伍了，而是这个到处充斥货币化、指标化的时代，倒逼知识分子放弃甘于寂寞、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学术科研实现的绑架中委曲求全。如果说仅关乎自身安危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而面对周遭的世界你能够有清晰的认识，那说明至少你还有些良知，加之后天的努力，将来把学术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也未尝不可。
    如果说焦虑也是一种思考，或者说约等于思考的话，那就说明我这段时间绝对没有停止过思考，而且由思考变成焦虑的主要原因是，当我打开任何一本书的时候，它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知识的普及，我只能因自己暂时的无知去顶礼膜拜，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那些零碎的生活经验不足以让我能与作者进行对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最好的状态当然是且学且思，看来消除当前焦虑状态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了，先只能读书，对自己的要求还不能太高，太高可能就又一次让自己深陷焦虑之中。

读书报告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增订版，这是作者自言，当我查阅温铁军的相关著作中发现，其实书中的很多文章已经在诸如《‘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等著作中出现过，虽然作者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本书再版的必要，但对书中的结构安排未免能让人觉得合情合理，自成体系。当然，那些毕竟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岂能轻易弃之，所以即使内容重复也无可厚非了。
    有经济学家头衔的温铁军当然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三农”问题做出一番剖析，在此过程中你可以领略到经济学思维的缜密和风格的赤裸裸。作者认为所谓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农民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得不通过内向型自我剥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以便跟得上西方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发展问题。（P5）而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突破中国问题，我们却面临着作者总结出的两个矛盾：一个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另一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 (P 13)正是在这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下，才出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人地关系的矛盾造成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呈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而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严重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转移，即使在户籍制度松动的今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仍不能实现顺利的转移，现代的工业更多的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而有限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发展并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作者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相关制度安排和体制变迁得的过程中，得出现在的“三农”问题的形成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成本。无论是合作化运动还是人们公社运动，都是国家为发展工业而进行的原始积累的一种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安排来完成对农业剩余的提取并达到降低因传统小农分散而形成的较高交易成本。毛泽东和陈云谈话中有“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的提法，这可以看做是对降低交易成本的通俗解释。作者把中国的小农经济概括为村社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其产权残缺，体现的是“均分”思想，在收益分配上是合理的，但在资源配置上则不能实现优化后的效益最大化。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因分配不断细化，最终农村的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凸显，一直以来保持15%的商品率水平的农业生产并不能改变农民的生存境地。虽然农民的生存境况每况愈下，但是在农业税在取消之前，他们也还是在国家的“剪刀差”新型方式下仍受剥夺。因此，恰恰是8忆农民主动地放弃了没有条件实现的“农业现代化”、大部分恢复了传统“落后”的小农兼业化经营之后，才实现了以世界7%的耕地和6%的水源，养活世界20%人口，并大规模减贫的奇迹的。（Ｐ２）
    毋庸置疑，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各种合作化运动，还是大包干以后实行的“剪刀差”，这其实都是国家被迫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提起的实现形式，这是强国之路上欠下的一笔债款，不容执政者忘却。如果说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提取农业剩余进行基本积累成为必须，那么农民的负担势必加重。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超前于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这又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又以体制因素。作者将农村上层建筑如何低成本构成的问题称为“三治问题”，即村治，乡治和县治。（Ｐ339）在实行大包干以后，在农业剩余不足，中央财政不转移的情况下，当地政府盲目建立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必将形成高成本的管理体制，而这些高成本的管理费用往往通过各种“费”的形式分摊给农民，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民生活更加艰辛。针对这种情况，作者提出了将政府的层次从当前的5级减少到3级—取消地区设置，把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驻机构乡公所或办事处。（Ｐ376）这种设想确实能实现精简结构、降低管理成本的作用，但是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现实怎么去让他们合作，没有一定的利益诱导机制，他们似乎没有合作的意愿，更别谈什么自治了。现今基层政府的冗员被精简后又将流向何处呢？或许这些问题作者也应该去考虑。
    总之，作者作者从历史纵贯的叙述到农村改革实验区的研究总结，想表达的主要思想是，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也比同于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我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是以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发展和农民就业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制度成本，关注“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三农”问题的成因，道出了责任主体，让我们去反思，但这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即使是农民的自顾自怜也是无济于事，关键是怎样去做。作者当然也开出了药方：
    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型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促进以国家投入有利于城乡统筹的、以“乡村城镇化”基本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过程，相对低成本低发展多功能性的生态农业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环保农业；
    其二，加强农村社区内部化的而非“市场化”的、财产和收益相对公平的综合农协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加工、仓储、流通和金融等营利的涉农领域的资本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P20）
    这些药方都是对症下药的好方子，但是这些恐怕都高估了农民的“吸收”能力了。无论是什么的城镇化，城镇化以后的劳动力转移问题都将是第一位的。在一没有资源，二没有资本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实现“乡村的城镇化”，仅仅依靠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进恐怕终究是权宜之计，那4万亿的刺激效果就是佐证。“生态农业”、“多功能农业”都是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持，放眼中国的农耕区，有多少地方仍保持传统的耕作方式，很多地方的农业发展水平仍然停留在“靠天收”的水平；曾经基层政府的农业技术部门也在机构精简大潮中安静地死去，农业区的很多农田水利设施处于常年的失修状态，后税费时代的来临让政府对此可以袖手旁观；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所形成的“影子价格”影响了农民种田与否的理性选择。现在想保持粮食生产的常态恐怕都成问题，更不要奢望什么“生态农业”和“多功能农业”，当然，这不排除在政府主导下为树立典型，在有些农业区实行。
    众所周知，农业的投资周期长、效益低，而且风险巨大，尤其是气候性的灾难对农业的影响更为突出。所以，对农业的投入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和冒险精神是不能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作者希望通过农业社区的内部化来打破涉农领域的资本垄断，实现农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减少农业领域的市场化环节，从而减少资本的剥削。此举的关键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内部化来与市场化相抗衡。但是在村民关系原子化，人口结构空心化的背景下，如何将没有什么组织观念的农民组织起来呢？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创设出利益诱导机制，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而非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在笔者看来，农业生产的功效已经实现最大化，各地区农业的均衡发展值得关注，在农业现代化上做文章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是那些占据天时地利的城郊或近城的农业区有条件实现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搞好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服务，以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
    如果说20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那么步入21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如何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还有半年休闲”的农民时代已经终结，面对日益高涨的发展资料，面对多方共谋而激起的消费欲求，“候鸟式”民工潮已说明“三农”问题在当下语境中的含义。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更多的是告诉我们中国“三农问题”是什么，“三农”为什么会成为问题，而关于根治“三农”问题的药方似乎并不一定如作者所开的那样简单，很多关于HOW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研究和反思。

PS：本文是上学期的读书报告，当时是在图书馆的手写稿，没有及时还原成电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