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过年

    今年回家过年的时间和以往相比要晚一些，我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晚上才从上海坐动车回家的。原本打算在六安市里住一宿，第二天早晨才赶回家，可当我到了六安后便归心似箭了，在火车站就和人拼车往家赶，等我到家也是第二天的凌晨了。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农历的小年，又称“过祭灶”（据说这一天是为了祭拜厨房的神—灶君），常规的仪式就是晚上放鞭炮、上香，全家要吃汤果下挂面的，从古至今这一传统一直这样延续下去，但是对具体仪式的意义和内涵好像没有人知道了。长这么大第一次小年没有在家过，心里还是有点遗憾的。当然，之所以这么晚才回家也是有原因的。
    放假后在学校呆了两个星期，原来打算是一般看书一边工作的，读书是自己的本份，工作当然是为了养活自己，不是家里负担不起，而是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应该自立。同学帮我介绍了一份家教，帮上师大一老师家带小孩，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家教，就是陪孩子玩玩。按规定，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我带他学习两个小时，运动一个小时，每小时的工资是25块，这样我一个下午三个小时就能拿到75块。小男孩今年上初一，长的白白胖胖的，属于营养过剩的那种，这可能是现在孩子的普遍特征。他很聪明，也挺懂事，除英语外，其他的科目基本不要我过问。也许是在学校过于内敛，他在体育方面好像没有什么特长。我问过他一般课余时间都在做什么，他说就是玩游戏，我想也许他们就是罗大佑当年在歌词里预言的“电脑儿童”吧。两周一过，共带了他五次课，期间我也买点零食和饮料给他，也带他去吃了一次肯德基，双方算是建立了友谊，至于学到多少东西我不敢说，一共加起来才十几个小时，能学到什么呢？反正家长的意思也就是不想让他一个人在家里，找个人陪他玩玩，不然他整天就知道玩游戏。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妈妈塞给我600块钱，算是我的劳务费。说实话这个数字远超过我的预想，有点意外，但盛情难却，最后只好拿下。拿着这些钱我让一好朋友陪我去了趟七浦，给家人都买了件衣服算是他们新年的礼物。回家妈妈还是会唠叨，说我乱花钱，说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买什么衣服，可是当她看到我这样做时，她的心是暖暖的。其实，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哪怕一个小小的惊喜和问候也会让他们激动不已。虽然我还没有工作，但我却很想去承担家里的一些事情，这样会让我觉得心里踏实，父母也会因此而感到欣慰。
    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可真当我去践行时却发现很难。放假后学校稀稀落落几个人散布在校园里，天气又冷，没有一点学习的氛围（即使我知道氛围的营造关键还是靠自己），孤军奋战，坚持不了几天。那一刻我才明白所谓“集体学术”的意义。最后只读了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其他的计划全部落空。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是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也许是自己还在考虑自己将去何处，但是现在看来书是一定要读的了，没有任何理由。
    在家的日子真是不错，我就像远道而来的客人，什么事都不用我做，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在学校一直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回家后突然停下来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母亲说我们大人在家都没有事，你说你要干什么呢？我笑了，心想，你们大人，我还是小孩子啊！是的，我们在父母的心中也许永远是个孩子。我是我们村第一个研究生，所以在村里总是显得有点神秘性。现在回去邻居们都会到我家来问这问那，我也会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在他们眼中研究生就是无价之宝，我们村里一个大爷说，考上了研究生，毕业以后工资就是“没根的了”（方言：不知道会有多高，意思是很高）。对此，我总是一笑置之。他们并不知道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不知道目前中国的教育已经是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转变，研究生教育时而被贬低为“后本科时代的来临”，大学生的质量“今非昔比”已经大打折扣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已经终结。可我不想去用现实击碎他们美丽的梦想，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读书是农家子弟登上上流社会的阶梯。
   
一号文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200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这可算是党中央国务院再一次聚焦三农，将三农问题放到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去对待。在学校期间我认真学习了一下这一号文件，而且也打印了几份，准备带回去和我的相亲们分享，告诉他们这一喜讯。
    当我回去告诉他们一号文件中有哪些内容是意味着他们将来会得到实惠时，他们都是对我摆手，显出一副不屑的样子。他们说，中央的政策再好，具体的实惠和好处能落到我们农民手上的是微不足道的，粮食补贴、农村饮用水工程、公路村村通工程……这些中央或是省里文件规定的项目都没能落到实处，更别提中央哪些大而化之没有细化的政策了，想法是好的，但钱都让乡村两级搞去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一号文件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是对乡村两级的干部是怀有同情之心的，即使这种想法也许是一厢情愿，因为谁同情谁还不一定。在农业税没有免除之前，农民不堪重负，但乡村干部们甚至拳脚相加去向农民征税收费，我知道这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那是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使然，对农民的集体剥夺实属必然。我也曾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硕博论坛上回应过一位博士的论文，说他的观点是对目前中国乡村干部的一次集体“污名化”，乡村干部不总是十恶不赦的。但是当我再次审视周遭时，我不得不为自己曾经的狂言而羞愧。农民们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是他们切身的感受。雨天屋后的公路依然泥泞不堪，不时有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泥水混合物漫天飞舞，蔚为壮观，传说中的公路村村通何时能通到这里；自家井水里老碱泛滥，可省里的28项民生工程之一的农村饮水工程却因经费问题在半路夭折了，路边依稀可见节节管道和蓬松的土堆；人民公社时期的灌溉系统已经失修久已，灌溉用水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水费年年交，可是渠道的疏通工作仍然是要“末端承担”的（农民的常识，上游平时对渠道的治理不闻不问，治理的工作都落到下游村民身上）。这些现状足以让农民兄弟对政策不抱什么希望了，能人和所谓的村庄精英大多已经走向城市，留下的都是些“老实头”，他们也不会和乡村干部争什么，只要他们上面现在不刮我们就行了，这才是他们朴素的心愿。
    这常想去了解这乡村政权运作的机理，为什么面对农民的不满乡村干部依然可以泰然处之，是农民的软弱还是基层权威的不可撼动？如果农民依然没有维权的意识，未来农村的发展过程就是那些权贵之士坐收民利之过程，土地规模化经营，乡村的城镇化，这其中的利益好处一定会让乡村两级赚得盆满钵满。乡村干部的不会也不愿意为农民着想，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去搞钱。用一村民的顺口溜来说就是：学习科学发展观，乡村两级没钱赚，想来想去这么干，生的死的占一半。
   
生育观念的嬗变：从传统的传宗接代到现代的耐用消费品
    如果说生男孩，传宗接代就是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有了男孩以后，农民的生育势头就可以止步了呢？非也。这次回去看到村里有很多的高龄产妇，她们一般都是以前已经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以再生第二胎的了，但她们是不需要做结扎手术的。若干年以后，她们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这时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性别已经不足轻重了，关键是要再生一个孩子。这时有的产妇年近40，第一个孩子都快上高中了，但是她们还是坚持她们的选择，不惜一切代价。
    毫无疑问，近些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很多人外出打工也赚得不少钱，自己可以支配的货币也多了，衣食无忧自不必说，有的家庭甚至表现出某些暴发户的迹象，买车，买房。虽然这些举动在一般人看来是有些盲目的，但是他们是有自己的思考逻辑的。本来农村就有“一根草棒顶一颗露水珠”之说，大约有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意思，生孩子也是一样，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当然是他们是宁愿生多的。农村人是没有自我概念，或者很少有自己概念的（我认为，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没有自我概念，那是对我们的传统社会而言，即中国传统的讲究尊卑等次的社会而言，那时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子女服从父母，是一种“上压型”的关系，所以子女的生活是父母主持的，而父母的生活是皇帝主持的，无论是父母和子女他们都是没有自我概念的，他们有的只是服从；而如今随着个人主义的勃兴，父母的权威在消减，儿女们的自由在增加，子女可以对父母不闻不问，但父母却始终为子女着想，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现今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已经转变成一种“下重型”的关系，父母没有自我的概念，可子女们心中想的更多的只是自己），所以家长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孩子，因此在很多农村人的观念中，你再忙再累还不都是为了孩子？货币多起来了，广告和时尚虽然有激起农民们的消费欲求之势，但是农民因特有的知识结构，注定了他们消费领域的和消费选择的有限性，加之一贯的勤俭节约习惯，富了之后怎么办确实是个问题。生孩子也许是他们最佳的选择，这样他们就不必为投资发愁了。一方面增加人丁可以给家庭带来一些欢乐，让年近花甲的爷爷奶奶们可以与孙子或孙女享受天伦之乐，本来农村的空壳化已经让他们变成“有闲阶级”，玩麻将和照看自己的后代比起来他们更愿意用照看后代来消遣（其实，城市的孩子有的就是被当作宠物养起来的）。两个孩子年龄间隔期比较大，又由于教育的投资周期长，所以在经济上再养一个孩子不算什么，更何况他们还有些财富结余，不花在孩子身上干什么呢，他们又不会炒股。可见再生孩子已经不是为了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了，而是把孩子当做一种消费品去投资，去经营了，而且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投资，回报之日未可待也。
    超生罚款是必须的，这就注定要上演一场超生家庭和乡村干部的博弈之战。超生孩子的父母一般都是在外面打工，所以乡村干部对当事人无从下手，那么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要遭殃，这种连带的惩罚在乡间舆论看来也是合理的。一般的程序是乡政府计生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开车到当事人家里，将孩子的爷爷或奶奶带走，由于这些人一般都在家里务农所以一般不会“逃跑”，然后将关在带到乡政府，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他们提供住宿，但结束后是要当事人自己买单的。最后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再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商定罚款的数额，这是一次坚辛的谈判过程。村干部一般都会从中斡旋打圆场，好像是对当事人说，这事我也是为你尽力了，但是国策不能违呀，我也只能这样了。因此在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熟人，所以村干部是不敢和村民们结梁子，但是，毫无疑问，计划生育罚款他们是一定可以从中捞点油水的。罚款说是简单，但是超生家庭一般不会轻易交上钱款的，二三万的超生费必定不是小数字。这期间往往会上演种种闹剧，有人去省里上访，说政府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把记者上面领导都吸引过来，让乡政府放人。更有甚者，那些生性泊辣的中年妇女因为自己的男人被关在乡政府，就直接去乡政府大院使出“弱者的武器”，来一回乡间悲情“裸奔”。这样一来，乡村干部们招架不住，罚款的数字也是一再改变，当然乡政府的干部是有他们底线的，数字不会变得太离谱的，最终双方达成共识，罚款被控制在彼此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乡村过年的优势
    虽然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景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过年的味道或许只有在乡村社会才会更有更浓。我们现在总是鄙薄形式主义，其实有时候光有内容，没有形式是不够完美的。乡村的过年就是有一整套的年俗和仪式构成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每个仪式都有它的内涵。瑜珈本来是印度宗教的一种内省修炼的形式，现在却被世俗化为常人塑身健美的方式，旅游原本是有闲阶级消遣的选择，现在却成为城市人过年的补充内容。可见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仪式的内涵已经多样化了，但唯有乡村新年依旧保持着浓浓的年味。写春联、吃团圆饭、放鞭炮、走亲戚、……这一系列过程注定了年的味道，如果没有这些程序，就算你扯破肚皮的吃喝似乎都是吃不出个年的味道的。过年的一些环节大家觉得有些厌倦，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放弃。比如说，你到亲戚家时是要带礼物的，礼尚往来，他到你家来是也一样要带，这样带来带去其实还是自己的，占便宜的倒是商家。但是，正是这些环节和程序使我们的关系得以维系，感情得以巩固。族内的叔伯大爷会邀请你去吃饭你一定得去，要你喝酒你必须喝，如若不从便遭骂，其实那时候被骂也是开心，而且有点喜欢被骂，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爱。长辈们看着孩子们团团圆圆心里着实高兴，他们忙里忙外给我们张罗吃喝不亦乐乎，一片和谐的景象。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这就是新年的味道，你在喧闹的都市是无法体会的。所以我想，以后有钱没有钱我都回村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