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2023.11.26—2023.12.30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失控的世界》
浅谈现代性（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吉登斯）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吉登斯都注重对现代性的分析。
马克思：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解释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批判：主要体现为对商品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在对商品的批判方面，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成为拜物教的本质。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生产就会带上拜物教性质，人和人的关系被商品之间物和物的关系所掩盖，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支配着人；在对资本的批判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追求无限剩余价值是造成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通过压榨、剥削工人进行资本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资本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方面，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现代性所造成的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异化劳动表现在劳动的分割和机械性、劳动产品的命运不确定性、劳动的外在化以及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这四个方面。 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受到异化的支配，异化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认为解决现代性社会的问题需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韦伯：
韦伯用“理性化范式”勾画了现代社会的轮廓。韦伯也认为现代性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但与马克思不同，韦伯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归于精神动力的结果。新教伦理孕育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生产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从而，资本主义应运而生。随着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中。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效率的组织工具，适应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但官僚制也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奴役，它可能不再服务于人及其需要，于是，人便从属于一架无情的官僚机器，人们变成了秩序人，人类生活不断秩序化、理性化，最终陷入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的“铁笼”里。
韦伯试图对祛魅后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重建，他寄希望于超凡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出现，利用其个人魅力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他关注到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造成对世界的紧张、冲突关系相比，儒家思想较温和，以卡里斯马的圣人为榜样，儒家思想内蕴的理性精神是不彻底的，但这种不彻底恰恰是在尊重世界运行规律基础上的适应和调整。
涂尔干：
涂尔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和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危机。涂尔干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社会转型与失范。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容量”（人口的数量及关系）和“社会密度”（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社会分工的发展不断削弱机械团结和加强有机团结。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残酷程度、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拓展了个人意识发展的自由空间，但也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缺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等后果。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主要是源于社会的失范状态而不是其他因素，因此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也就是使现代社会走出危机的惟一出路，通过国家、个人和法人团体之间的相互辅助与相互制约，就可以促成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状态的实现，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现代社会在形成之初所产生的弊端和问题，实现社会整合纽带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
齐美尔：
齐美尔是从货币文化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分析的，主要阐释了货币经济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货币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货币的使用使个体拥有财产的方式发生转变，个体不再为客观的有形的实物财产所限制，但是货币经济给个体带来的极大的自由是消极的自由，货币本来是手段，但人们却逐渐淡忘了这一点把它当成了终级目标，生活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对现代人的生活风格产生影响。由于货币交换、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货币经济的扩张，理性主义应运而生，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合理的一面，但在社会交往中，这种理性主义使人的生活越来越精于计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算计关系。货币已经改变人们的生活型态，大都市生活是其中最典型的生活型态，活在都市里面，人们变得理智至上、精于计算、犬儒主义，傲慢冷漠、矜持保留、厌腻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齐美尔还认为货币经济下的交换和劳动分工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悲剧”，客观文化相对主观文化越来越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逐渐被客观文化所控制，人们看不到自己在工作中的价值。货币为了便利生活与交易而生，但最后衍生出来的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现代生活，却使传统社会一去不返。
齐美尔看到了货币经济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危害，在他看来，货币使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和产物，他不否认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他对这种发展是持悲观态度的。
吉登斯：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充分吸收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三大理论家的思想，他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术语。在《现代性的后果》这本书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断裂性、双重性和反思性三个特征；具有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反思性知识三种动力机制；具有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以及军事力量四种制度维度；并通过分析现代性的四种维度指出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改造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可预计的灾难，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安全。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晚近演进势态已经严重侵蚀人类的生存， 给本体性安全、 信任机制和自我认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 从而使生活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的人们产生了普遍的焦虑。
吉登斯作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尝试：第一点是“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他根据现代性的四种制度性维度设计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四种维度：即地方的政治化、解放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和全球的政治化；第二点是发挥社会运动的作用，吉登斯认为“社会运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指针”，社会运动的类型可以分为劳工运动、生态运动、言论自由或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四种；第三点就是后现代性，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是对于现代性的制度性超越，后现代性的实现将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存在的问题。吉登斯设计出了对应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的后现代秩序轮廓，即超越匮乏型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和非军事化。
从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涂尔干和吉登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成果大大超过其带来的危机。韦伯、齐美尔则持悲观的看法。虽然他们对现代性所持的态度不同，但是都对现代性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揭示了事物中更不易为人发现的一面，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认清事情的本质。
【书单】2023.10.25—2023.11.25
《货币哲学》
《现代性的诊断》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读书报告——齐美尔的货币文化
上个月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这个月读了齐美尔的著作，发现马克思、 齐美尔都较为明确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经济的性质及其影响，但讨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马克思试图从商品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结构， 包括对商品的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以及货币资本化的讨论； 齐美尔则侧重于在微观层面揭示货币经济影响下人的精神世界和现代性体验，对碎片化社会的内容进行探究，找到现代社会的主线。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以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对货币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现代性分析，阐释了货币经济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现代人的内在价值、生活风格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现代人内在价值的影响，齐美尔分析了以货币交换形式取代实物交换形式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货币的使用使个体拥有财产的方式发生转变，个体不再为客观的有形的实物财产所限制，个体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货币经济给个体带来的极大的自由却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消极的自由，当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金钱后，以为得到了很大的自由，其结果无事可做，生活没有目的，货币本来是手段，但人们却逐渐淡忘了这一点把它当成了终级目标。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人生活风格的影响，由于货币交换、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货币经济的扩张，理性主义应运而生，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合理的一面，但在社会交往中，这种理性主义使人的生活越来越精于计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算计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货币已经改变人们的生活型态，大都市生活是其中最典型的生活型态，活在都市里面，人们变得理智至上、精于计算、犬儒主义，傲慢冷漠、矜持保留、厌腻等。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经济下的交换和劳动分工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悲剧”。客观文化相对主观文化越来越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逐渐被客观文化所控制，人们看不到自己在工作中的价值。货币为了便利生活与交易而生，但最后衍生出来的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现代生活，却使传统社会一去不返。这种论调类似韦伯在看资本主义与官僚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方面，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效率的组织工具，适应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韦伯虽然充分肯定了官僚制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并不欣赏这种制度，他认识到官僚制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奴役，它可能不再服务于人及其需要，于是，人便从属于一架无情的官僚机器，人们变成了秩序人，人类生活不断秩序化、理性化，最终陷入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的“铁笼”里。
齐美尔看到了货币经济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危害，在他看来，货币使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和产物，他不否认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他对这种发展是持悲观态度的。
【书单】2023.09—2023.10
《资本论》全三卷
《共产党宣言》
《时尚的哲学》
读书报告——《资本论》：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正处于资本大量积累的时代的上升阶段，但是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日益暴露，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通过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揭露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呢？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入手，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和货币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和资本的积累过程，考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中，生产资料高度集中，资本家为了谋取高额剩余价值，招募大量的雇佣工人，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它们通过法律、权力、资本等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妇女及儿童为了生计而走进工厂，遭受压迫与剥削。在资本主义财富的快速积累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旦达到一定水准，无产阶级必然推翻它。
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资本家将剩余价值重新投资到生产中，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利润，这个过程涉及到两个阶段，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力进行商品的生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并产生新的商品，这些商品随后进入流通过程，通过买卖交换来实现价值转化，流通过程包括商品的销售和货币的循环，资本家将商品进行销售获取货币，这些货币又被重新投入到生产中，进入下一个循环生产过程，这个循环过程不断重复，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也面临着经济危机，根源是由于生产扩张和利润追求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资本家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然而过度的生产扩张导致了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商品过剩和销售困难，当商品需求不足时，资本家面临着无法实现预期利润的困境，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他们可能采取削减生产、裁员、压低工资等手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和阶级矛盾。此外，金融领域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领域扮演着资本的流通和再分配的角色，然而金融机构的过度投资和风险扩大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们导致产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同时经济危机也是社会变革的契机，可能引发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并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力来获取利润剥削的本质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而劳动者仅仅得到用于维持生活的工资，然而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他们自身工资所代表的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并转化为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通常被资本家控制和压榨，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使得工人面临长时间工作、低工资、恶劣工作环境和剥夺劳动权益的情况，然而这种剥削和不公平也引发了阶级斗争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作为被剥削的阶级具有觉醒的潜力，工人阶级通过组织工会、罢工和政治抗争来争取自身权益，寻求改善劳动条件和消除剥削，阶级斗争的结果可能是社会变革和转型。
《共产党宣言》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即使这个理论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也不是向马恩所预想的那样很快被社会主义取代，相反，资本主义却表现了比社会主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为繁荣的景象。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不能用停滞的僵化的思维和眼光去看待它，必须准确估量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持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做好同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准备。
【书单】2023.7.3—2023.8.5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基本概念》
《社会科学方法论》
《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
7月读书报告——对韦伯“祛魅”思想的思考
一、祛魅的发生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提到“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他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祛魅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祛魅展现的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基本特征，具有明显的凸显时代进步的特征。
1、从宗教方面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祛魅”是指把所有非理性的巫术和神秘主义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韦伯利用“祛魅”来否定天主教教会救赎人类。新教摈弃一切宗教仪式和组织，清教徒坚持“因信称义”，因信仰而达到救赎。清教徒们想要获得恩宠只能通过入世的辛勤工作来为上帝增添荣耀，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导致清教徒产生了摈弃充满巫术和各种神秘力量的世界观。巫术在普通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彻底失去了力量。
2、从社会行动方面看，祛魅主要指祛除社会秩序和制度设计层面的非理性因素。韦伯认为“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行动，亦即社会行动，总是要受到行动者对存在着的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的支配。”韦伯构造了三种理想类型的统治，包括卡里斯马型统治、传统型统治、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是特定社会合法秩序生成的基础和来源。
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基础是领袖人物超凡脱俗的品质和个人魅力。在前理性时代，这些超凡的个人品质和个人魅力往往同宗教预言、神秘先知或者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与这种统治形式相伴而生的是盲目的个人崇拜、独断的个人专制，这与现代社会合法秩序生成的民主机制是背道而驰的。
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历来的神圣规则和权力继承。传统型统治可能造成统治者恣意专断的人治，往往会带来贪婪和暴政。这种传统型统治对社会变革创新与韦伯所主张的带有强烈形式合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对立的。
在韦伯看来，法理型统治契合了“世界祛除巫魅”的理性化发展过程。法理型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对理性法律的信仰，它扬弃了卡里斯马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的非理性，成为既稳定又合理性的统治形式。
法理型统治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官僚制。
二、祛魅带来的影响
祛魅一方面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也释放了现代科学的创造力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在祛魅发展到极致，便会成为困住人们的铁笼，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祛魅去除了情感和价值，片面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让人变得越来越非人化。其次，祛魅造成了社会体制走向官僚化，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对官僚制作了评析，一方面，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效率的组织工具，适应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韦伯虽然充分肯定了官僚制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并不欣赏这种制度，他认识到官僚制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奴役，它可能不再服务于人及其需要，于是，人便从属于一架无情的官僚机器，人们变成了秩序人，人类生活不断秩序化、理性化，最终陷入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的“铁笼”里。韦伯也指出，“技术社会的制度并不必然给我们强加一个不断深化的工具理性霸权”，只要不放任其发展，而是积极参与共同政治行动，反对分裂，那么这个“铁笼”就不是被锁死的。
三、祛魅后对精神世界重建
韦伯试图对祛魅后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重建，关注到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造成对世界的紧张、冲突关系相比，儒家思想较温和，以卡里斯马的圣人为榜样，圣人的优秀品质和超凡魅力成为普通民众实现人生价值、追求人生意义的参照；儒教既倡导积极入世的实用理性，又追求精神、道德的更高层次实现；儒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尊崇孝道，重视教育教化，讲修身重社群，讲礼义廉耻。儒家伦理对现世生活有实践理性的指导作用，但对鬼神之类的巫魔力量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内蕴的理性精神是不彻底的，但这种不彻底恰恰是在尊重世界运行规律基础上的适应和调整。
【书单】2023.6.7—2023.7.2
《支配社会学》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社会学基本概念》（在读）
6月读书报告——韦伯的“支配”思想
一、支配与正当性
韦伯将“支配”定义为“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对支配者的服从，可能基于习惯、感情、物质利益、理想等，不同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支配形式。支配的基础可以有很多种，韦伯所说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发生过的合法性统治形式有三个基础：1. 理性的基础——法制型统治。相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乎法律，以及拥有权威的人在法律规则下有发布命令的权利。2. 传统的基础——传统型的统治。统治的维持是靠从古到今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这是一种宗法制统治形式。3. 卡里斯玛的基础——卡里斯玛型的统治。个人魅力型的统治建立在对领袖人物的拥戴和信仰的基础上的。和传统型统治相比，卡理斯玛型统治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与法制型统治形成尖锐对立，是一种独断的人治。这种统治类型具有暂时性的特点。
基于此，韦伯归纳出三种支配的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
二、支配的三种类型
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里斯玛型支配这三种支配建立在不同的妥当性基础上。这三种支配模式是一种理想模型，并没有前后发展顺序。法制性支配和传统型支配是日常性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是非日常性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里斯玛支配这两种支配是把合法性与支配者个人的某种特质相联系，支配者行使支配行为的合法性无需从法律中获得。法制性支配把合法性和合法律性统一起来。传统型的正当性的构建首先依靠的是这个社会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行为惯例，完全是历史当中各种具体的人群彼此之间基于各自的力量不断地进行博弈最后均衡出来的结果，传统文化会在对这一系列的行为惯例进行正当性辩护，通过传统文化来解释为什么人应该这么行为，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对的。传统型的制度构建、组织设计都不是基于通盘规划的，也不是基于一个给定的目标来做一个效率导向的设计的。但是法制型是有明确的目的取向的，他要对整个社会做一个通盘规划，基于这个规划来设计他的制度方案，而且会根据达成目标的效果来不断地迭代、优化这个系统，由此就会形成一套现代的理性官僚制，所以法制型的支配是以官僚制为前提的。传统社会当中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彼此对峙均衡出来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社会秩序。传统型的正当性之所以不能作通盘的规划就是因为力量是弥散的，没有人有能力作通盘规划。
而法制型的秩序要想运行就必须的把弥散的力量垄断在一个最高权力的手里，然后才有能力对社会作一个通盘的规划，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才能建立起来，会把传统的社会结构、组织逻辑都给颠覆掉，而且人们还会找到一套新的颠覆系统来为这套理性官僚制作辩护。（从物质层面，从物质该如何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管理的角度出发来颠覆掉传统型的正当性。）卡理斯玛型支配注重的是精神层面，卡里斯马力量是奠基于对英雄的信仰,此种信仰是将人从内部革命起，再依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事物与秩序。而法制型的正当性是对传统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它是以技术的手段来进行革命，原则上从外部开始，先改变物质与社会秩序，然后再以此改变人。这两种相对于传统型都是一种颠覆，都是一种革命，只不过一个是从外在的物质着手，一个是从内在的精神着手。卡理斯玛型和法制型的动力来源不同：卡理斯玛型的信念所依靠的是道德激情，而法制型的组织逻辑依靠的是抽象规则。卡理斯玛型对传统型的颠覆一但成功之后，也必须法理化，必须在道德激情之外建立起自己的一系列基于抽象规则的官僚系统，如果不能完成法理化，那么卡理斯玛的胜利不可能持久，因为完全按照道德激情来做事的话，第一道德激情不可持续，第二，道德激情意味着人的精神拒绝被物质所决定，所以可以违背自己的利益来做事。法理化的官僚系统如果没有道德激情，也会走向僵化。
【书单】2023.5.6—2023.6.6
《在野之学》
《宗教与世界》
《儒教与道教》
《印度教与佛教》
5月读书汇报——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开宗明义的指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并将资本主义的诞生上升到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高度：“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相同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对其中一个问题作了回答——以儒教和道教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里，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出近代理性又有节制的资本主义。韦伯从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和儒教与道教两个方面解释了这一命题。
一、中国的社会学基础
《儒教与道教》从“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四个角度加以阐述中国的社会学基础。而其中又有五个比较核心、具体的因素，即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氏族组织、法律制度。
1、货币制度。货币用于交换，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和追求，货币制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标志之一。中国拥有的金、银、铜等贵金属的数量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货币制度，同时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构成极大促进作用。
2、城市与行会。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与西欧城市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和行会没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它们只是一些乡村区域的拼凑，其利益共同体无法有效地联合起来影响乃至反抗政府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
3、家产制国家。家产制国家模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利。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确立了一个政治、经济、礼仪密切相关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将国家看着帝王家族的延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被赋予神圣的色彩。官员通过考察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选拔上来，并不具备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这削弱了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有效管理。
4、氏族组织。氏族组织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氏族组织以源于共同的祖先的家庭依赖血缘关系组成的。儒家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助长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儒家学说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对祖先崇拜，因而根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祖先崇拜和亲戚关系就显得至高无上。中国人比较依赖亲属之间的关系而在情感上无法离开亲属到其他社会圈子里去。因此就缺少了经济交流的机会。韦伯认为，氏族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广泛的经济与其他需求，这阻碍了个人主义的发生；而家族式的辅助性工业，妨碍了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家族伦理中的以家族利益之上和内外有别的道德二元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须的普遍主义精神的发育。
5、法律。韦伯认为，在中国，行政与司法没有发挥出促进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功能。一方面，中国没有作为政治单位的城市的法人自治体；另一方面也没有从保障特权和使特权固定化的角度确立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在中世纪这两者结合起来，正是借助这些基本原则，创造了所有适合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
根据以上几点，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难以在中国的这种制度下产生。
二、儒教与道教
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不同于新教伦理，儒教主张“入世”，强调的是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认为人性本善，而非新教的人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新教的价值理念存在上帝，存在一个现世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越世界，两个世界充满张力，因此新教徒要积累物质财富、奉行禁欲节俭、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救赎进入超越世界。而儒教不同，不存在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和外在的最高造物主，儒教注重世俗的伦理秩序，主张顺应天道、接受现状，强调个人的自我圆满。对于追求功利、忙于累计财富的价值观念，是为儒家伦理所不齿的。另外，儒教奉行古法，惧怕任何改革，重义轻利，这些都不利于追逐利益、强调经济的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转向研究道教，他认为道教更不具备资本主义的精神。道教在理念上主张“出世”，倡导“无为”“返归自然”，在现实实践中，往往导向隐居、冥想、清心寡欲。扎根在中国基层、更具民间影响力的道教，它的世俗化、巫术化的程度和影响，都更深、更广，更具神秘色彩，那些所谓长生不老、巫术的神秘主义也无法引导人们走向理性化道路，这更难以产生资本主义。
最后，韦伯认为判断一个宗教是否具备理性存在两个标尺，一个是在这个宗教中，神灵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宗教与世界的伦理关系进行系统统一的程度，也就是韦伯分析的“天职观”；一个是宗教对巫术摆脱的程度，即祛魅。从这两个维度看，儒教传统，难以“天职”，道教神秘，难以“祛魅”，中国的宗教更不可能诞生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
因此，韦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是西方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而儒教与道教在各个层面上都缺乏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最后也就自然没法激发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致使西方独有的理性产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法产生。
五月读书论坛主讲稿——《自杀论》
《自杀论》被社会学界奉为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践行了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并确立了自杀率这样的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并分析得出自杀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结论。以下主要围绕笔者在读此书时所关注的两个点进行讨论。
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应用
《自杀论》运用了涂尔干所创建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张社会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将社会事实定义为“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基于此，在《自杀论》中，涂尔干研究的并非单个人的自杀行为，而是将自杀的总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自杀率这一社会事实作为《自杀论》的研究对象，企图在自杀率的变化这种社会现象与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找出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社会原因。
对于自杀这种社会现象，一些医生和心理学家都曾企图从心理学和心理病学方面作出解释，而涂尔干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应用于《自杀论》，用他对自杀情况所做的大量调查资料批驳了当时流行的把自杀原因归结为生理、心理、天象、种族等因素的各种观点，他以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对不同类别的自杀率进行因果性分析，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工作变迁及生活变化等有密切关系，并运用实证主义方法探明自杀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涂尔干遵循“概念界定—提出假设—论证假设—给出结论”的研究思路，首先，他在书的导论中对自杀做出了明确的概念界定，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其次提出自杀是由心理因素、自然因素引起的研究假设；接着在《自杀论》第一编中，涂尔干通过推测并验证了上述研究假设，在排除这两种因素后，涂尔干在第二编对社会因素进行论证，也用了此种研究步骤与方法；最后，得出自杀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结论。
二、社会整合与个人的关系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概念，即指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社会整合对于社会稳定和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探讨了由于社会整合的破坏而构成的对社会团结的威胁，以及社会对这些威胁的反应，自杀就是其中的一种反映方式。
涂尔干将自杀现象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利己主义的自杀。利己主义的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体现出一种不充分的社会整合。涂尔干主要分析了宗教信仰和家庭两种因素与利己主义自杀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他得出了这样三条基本定律：“自杀与宗教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自杀与家庭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自杀与政治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可见，如果社会分崩离析，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纽带消失，个人就会脱离在社会之外，如果没有致力达成的超出自身和自身存在的目标，便容易产生一切的努力甚至自己都终将的不存在的虚无感。这种由社会性的个人脱离了社会所引起的负面影响便以增强自杀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利他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则与利己主义的自杀相反，它发生于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社会。一个人如果生活在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之中，个人是为集体服务的，个人的意识是以集体的意识而表现的，个人遵守社会中的规则、戒律、教条，这时候的个人就是社会塑造的，个人过分地和社会融为一体，也很容易自杀。三是反常的自杀。反常的自杀是混乱时期社会对个人的限制和规范功能失效造成个人欲望不断膨胀，在追求欲望满足与受到现实障碍的落差之间产生痛苦而导致的自杀。当社会机体发生调整，无论是财富的增加或是灾难的发生，都会导致自杀率上升。当财富增加时，由于占有越多个人的欲望越无限扩大、难以满足和平息，在赋予了追求欲望满足的努力太多期望后，往往因为努力没有结果而减弱活下去的想法；当灾难发生时，灾难的冲击降低了个人的等级，对条件改变无法忍耐的痛苦使他们选择自杀。
由此可见，社会整合的程度与自杀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那些不能很好地整合进较大的社会单位并盛行个人主义分集体、社区和群体，其利己主义自杀的比率一般都比较高；在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个体会感到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同，容易出现利他主义自杀；当社会发生混乱时，容易出现反常的自杀。为了减少自杀现象，涂尔干主张建立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因为无论是从通过教育、政治团体、宗教团体或者家庭而言，都不能很好地防止某些自杀现象的发生。
在涂尔干生活的时代，欧洲正进行着深刻的变革，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失去了社会的有效控制，人的道德意识也进一步沦丧，传统的维系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也开始衰落，而社会整合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种种失范问题开出的最后一剂处方药，以此维护个体道德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和谐关系。
【书单】2023.4—2023.5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宗教社会学》
4月读书报告—— 涂尔干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比较（主要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比较）
这个月接触了韦伯的作品之后，发现尽管涂尔干与韦伯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从事于对宗教的研究，但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思想背景、研究对象及主要观点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下面就这三点来讨论一下我的想法。
一、思想背景
涂尔干研究宗教社会学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生长在犹太教家庭和社区让他体验到宗教信仰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对价值观的认同，使他联想到宗教对社会的各种功能；二是当时人类学家对原始宗教做的大量研究都是从个体意识的角度来解释宗教的，涂尔干批判这些理论，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宗教，希望能从中找到促进社会道德和加强社会团结的新出路。
韦伯论题的源起主要有两个个人原因：一是韦伯感到他父母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精神”。他的父亲是一个专横跋扈、自我放纵的权威主义者，沉溺于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代表大资本主义制造商的利益。而他的母亲不会自我放纵，持家甚俭以便向穷人行善，是一个支持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韦伯的父母的这种冲突为新教伦理提供了若干构成要素。二是1904年他对美国的访问。1904年，在韦伯罹患疾病7年后，做了一次美国之旅，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深受震动以摆脱病魔，回到德国之后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二、研究对象
涂尔干以澳大利亚氏族社会的图腾信仰为研究对象。他驳斥了泰勒和斯宾塞等人基于个人内在心理活动的泛灵论和缪勒等基于外在的自然力量的自然崇拜论，认为图腾才是宗教信仰的基本形式。原始宗教才能解释最本质的道德要素。
韦伯以基督新教伦理作为研究对象。他研究了改革前后的基督新教伦理，发现宗教改革前，个体依附于教会、宗教伦理限制了人们对世俗物质的追求，宗教改革破除了教会对教徒世俗追求的限制。宗教伦理的变迁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变迁的新教伦理成为韦伯的研究对象。
三、主要观点
涂尔干更侧重社会整合。涂尔干以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崇拜探讨宗教的本质。他认为宗教的产生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如庆祝丰收的集会、某次打猎后的集会等），由集体情感的沸腾状况而导致的。社会通过定期聚合、集会等手段，将个体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又反过来加强了集体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并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宗教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
韦伯更多地从宗教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宗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侧重社会变迁。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选择性亲和关系。他更关注的是基督新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减除巫术和迷信的成分而引发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以及这种伦理又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 他还比较了犹太教、基督教、儒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教规、教义的差别与东西方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分析了体现在不同宗教背后的精神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影响，致使东西方民族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通过阅读并对比涂尔干与韦伯对宗教社会学思想的不同观点，给我的启发就是认识到在阅读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不要先着急判断作者观点的对错，而是要先分析作者说的是不是有道理，然后再分析其他人的理论，判断一下谁说的更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书单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自杀论》
《社会分工论》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原始分类》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道德教育》
《教育与社会学》
《教育思想的演进》
3月读书汇报——从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中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为什么会想到涂尔干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提到涂尔干，从之前读过的几本主流著作中，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自杀论》《社会分工论》……脑子里浮现的关键词大概就是集体意识、社会团结等，当涂尔干谈到法律、宗教、道德、职业群体时，最后总能把这些与社会联系到一起，通过发挥整合力量的最大化功效，能够增强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程度，使得人们越来越无法离开社会而独自生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好像一切都是为了社会而服务，在社会那里，个人的作用与价值显得如此渺小。（大概是自己读书时捕捉的信息过于片面）于是产生疑问，个人与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涂尔干如此强调社会，那就应该牺牲个人去成全社会吗？涂尔干的意思好像是社会与个人之间是对立的？
当读到涂尔干的几部教育社会学著作时，我的疑问好像得到了解答。社会与个人之间并不是对立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各自的发展并不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这一点在教育社会学著作中都有具体的论证与阐述。
涂尔干探讨教育的视角，是把教育当作一种社会事实，在《教育与社会学》，涂尔干把教育放在社会情境与历史时空中考察，将社会学分析引入教育学领域。涂尔干认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社会存在：一种是由仅仅适用于我们本身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事件的所有心态构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存在。另一种是一套观念、情感和实践体系，它们所表现的并不是我们的人格，而是我们所参与的群体或各个不同的群体;它们是宗教信仰、道德信你和实践、民族或职业传统以及各种类型的集体意见。它们的总体构成了社会存在。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形成这种社会存在。在这里，涂尔干试图通过对教育过程中人的社会化分析，联结社会与个人。他把教育定义为“教育是年轻一代系统的社会化的过程，并且从身体素质、道德教育、智力发展、语言学习等方面的论证得出结论。”社会主要是通过教育对个人施加影响，其目的和作用根本不是压制和消灭个人，剥夺他的天性，而是促进个人成长，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个人与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关于道德三要素的论述，道德纪律是一种控制要素，社会依附是一种情感作用，对于不断追求理性进步的人类而言，这样的道德本质还不够解释理性在道德上的积极作用。涂尔干还发现：倘若人类只有纪律与社会依附意识，而没有任何个人理性与自主参与，那么，道德权威与规范都是对人自由的危害，都是对人自身尊严的伤害，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瑕疵。个人不单单是社会的产物，也不只是被动的个体，个人有意志地自主地去了解社会，进而做出不同的理性反应，个人是能以道德自主意识作为与具体环境互动的个体，成为一种有个人意识的道德存在。个人与社会从来都不是矛盾的。
因此，我认为涂尔干没有只关注社会整体而忽视个人。个人与社会是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在涂尔干那里，教育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必要工具。通过教育促进个人道德意识的建立与提升，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冲突，解决因为社会变迁所产生的不适应性，进而实现社会的整合。
[ 此贴被李晓嫚在2023-12-30 11:0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