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3-5
书单：
1．《原始分类》
2．《自杀论》
3．《社会分工论》
4．《社会学方法论》
5．《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6．《乱伦禁忌与起源》
7．《道德教育》
8．《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9．《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10．《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的核心观点：
1. 关于社会分工：
机械团结是根据无机物分子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的类比——分子都是相同的，而且纯粹是机械的联系。其形成是由于彼此间相似或相同而形成的团结，同一团体的成员有着同样的感情、道德准则、神圣事物。机械团结是以集体凐没个性为代价的。机械团结的特征是镇压的权利，它表现了集体意识的力量，其任务是严惩那些破坏了风俗习惯和法律的个人，是约束性的法律。
有机团结是指每个人都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分工决定着个人的区别，每个个体现在都是个人，意识到每个人都依赖他人，所有的人都由分工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统一体系联系着，这就造成人们彼此的相互依赖感、团结感和自已与社会的联系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在这种形式的团结中，集体的“协调一致”即和谐统一产生 或表现为分化。个人不再彼此相似，而是彼此有别，正是由于不相同，“协调一致”才以某种方式得以实现。有机团结的特征是恢复原状的法律，恢复性法律的功能是维持和保护社会中各种专门化了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复杂模式。涂尔干还指出，在社会分工破坏传统的机械团结时，未创造出合理的社会联结方式，从而会导致病态劳动分工：失范的分工（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劳资冲突、科学发展）、强制的分工（能力差异决定分工形式）和不合理的分工（团结的纽带松弛，便会产生松散和混乱）。变态的分工形式及其原因，反映出所处的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病。
2. 关于自杀：
涂尔干将一个世纪以来自杀的人数大大增加看成是一种越来越可怕的反常现象。他认为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心理变态（躁狂型自杀、忧郁型自杀、强迫型自杀、冲动型或不由自主的自杀）、正常的心理状态（个人体质、种族、遗传）、自然因素（气候、季节性气温）和仿效都不是自杀的真正因素，这些非社会性因素都没有触及到自杀的社会性根源。在任何时候，决定自杀人数多少的都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每个民族都有一种具有一定能量的集体力量推动人们去自杀。乍看起来，自杀者所完成的动作似乎只表现他个人的性格，实际上是这些动作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状态的继续和延伸。《自杀论》中涂尔干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分析自杀现象，并将自杀现象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自杀。利己型自杀是指在低度的社会整合及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的膨胀，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松弛而导致的自杀现象；利他型自杀是指社会组织高度整合和社会整合力量过强，是个人对集体的牺牲；失范型自杀是指社会经济危机破坏和谐，出现价值迷失的社会失范状态，威胁到的个人生存，使个人无法实现自我而导致的自杀；宿命型自杀是指集体力量对个人的超强控制以及个人无法忍受过多的限制而引起的自杀。其中只有利己主义自杀和反常自杀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病态的，只有这两种自杀是我们必须关心的。这些自杀之所以过分地增加，是因为它所依赖的这种状态本身在蔓延，是因为混乱而虚弱的社会听任它的许多成员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因此，纠正这种弊病的唯一办法，是使各种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便这些群体更加牢靠地留住个人，个人更加依恋群体。
3. 关于社会事实：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他认为，社会生活完全是由集体表征构成的社会事实，必须而却只能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在社会层次上进行；社会事实的起因和功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混同。社会事实是指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强制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
4. 关于宗教：
宗教被涂尔干定义为“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内”，其中，神圣与凡俗的对立、道德共同体的担纲缺一不可。宗教是一种集体的社会产物，是教义（即世界观）、教仪（即宗教仪式）和教徒（所有信奉该教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组成的体系。宗教现象可以自然而然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宗教信仰表现了原始人类对于自我与世界联系的认识。仪式时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产生于汇聚在一起的群体之中、旨在激起保持或再造这些群体的某些精神状态的行动方式。涂认为所有宗教都将事物分为了对立的两面：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图腾确立了神圣与世俗的基本区分。在对澳洲原始宗教的考察中，涂尔干指出，图腾（原始分类对照）既是氏族及其成员的名称，也是一种宗教祭典的标记。作为集体身份与仪式要素，图腾是一种典型的神圣事物，是神圣观念道成肉身的物质转码。在图腾信仰下宗教生活存在几种基本形式，即积极膜拜、消极膜拜以及禳解仪式。这些宗教仪式分为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包括祭祀、纪念仪式等；消极的包括苦行、哀悼仪式等。涂尔干认为，既然集体生活的这些重要方面都可以被看作是宗教生活的各种不同方面，那么很显然，宗教生活必然是一种卓然出众的形式，它集中表达了整个集体生活。如果说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方面，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因此，宗教力就是人类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
5. 关于分类：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他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而且还意味着依据特定的关系对这些类别加以安排。每一种分类都包含着一套等级秩序。分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观念是根据社会所提供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然而，这种集体心灵的这种组织一旦存在，它就能够反作用于它的原因，并促使原因发生变化。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而不是理智。事物本性之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会发生改变，是因为它们对群体情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完全同质的东西，在另一个社会中却可能被表现为具有本质差别的事物。正是这种观念的情感价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观念联系或分离的方式。涂尔干认为的原始分类是由等级体系（部落、胞族、姻族、氏族）和图腾体系（动植物形象、祖先灵魂、精灵等符号体系）组成的。而中国的分类体系本身是由大量的相互混同的体系组成的，八卦的八个分区就如同澳洲分类的八个族，但其假定某一社会时期只会有一种分模式、对社会的简单划分的观点有待思考。
2019.11-12
书单：
《现代性与大屠杀》
《失控的世界》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社会分层十讲》李强《现代性与大屠杀》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大屠杀的主要成因归结于反犹主义的空前高涨。鲍曼认为反犹主义的解释力是有极大局限的，只有反犹主义的情绪配上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思想才有可能导致大屠杀。
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犹太人不断处在流动的暧昧性之中。自然属性上，犹太人被疏远与隔离；社会属性上，犹太人承载了基督教的妖魔化与贵族、平民两个阶层的敌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降临，犹太人自身的"粘性"就成为了现代性最重要的敌人，犹太人才被指责是携带根深蒂固的罪恶，且带有无法分离的内在缺陷。
现代官僚体制与现代性反犹主义的联姻，典型的现代社会技术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 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希特勒的屠杀场。
官僚制通过两个平行过程——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和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使得大屠杀的强制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行动者的行为由于官僚制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而远离了他们的行动所引致的最终结果，以及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使得暴力变成了纯粹理性的技术。共同致力于一个客观上更有效、道德、美丽的人类社会建立工程。
关于吉登斯：吉登斯认为我们处在后传统社会，传统是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传统这个词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他所指的“传统”是与“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包含仪式；传统有守护者；传统与真理的程式概念相联系；传统区别于风俗，具有道德、情感内容的约束力。吉登斯认为，传统是必须的，而且总应该被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以连续性并形成生活。同时，我们不能只沉溺于“成瘾”的观念中，而要比以前更为主动地建立自主与自我认同；也不能走向“以传统的方式维护传统”的原教旨主义那一面，而是要强调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和意义。
后传统社会是一个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全球化不仅是“外界”现象了，更是“内在的”，它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或者说二者有辩证的联系。每个个体的自我认同都被现代性的诸多制度所形塑，同时也形塑着现代性诸制度本身。现代可传递经验的两个特征：“拼贴画效应”、“远距离事件对日常意识的入侵”。
在极盛现代性情境下，各种不同因素直接影响着自我认同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系。现代性的反身性延伸至自我的核心部位，在后传统秩序中，自我变成了一个“反身性过程”。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人们对自我身份认同和身体的构建都发生在风险文化的场景中，受严格控制的身体是安全存在的象征。以厌食症为例，它体现了人们在充满多元且模糊的选项的世界中对安全感的努力追求，受严格控制的身体是安全存在的形象。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过程当中。装饰、服饰穿着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个性化的手段。 在前现代中，自我实现的标准主要是传统和仪式。在中世纪的欧洲，禁食曾是宗教性实践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强调女性通过禁食而获得神圣性。现代女性在崇尚身材苗条的社会风尚影响下，对节食有着一定的追求，甚至也有人患上厌食症。
厌食症体现了个体对身体的权力与商业化完美身材的冲突，以及性别权力的不对等。厌食症与性别区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与节食和对身体外表体征不同的看法之间联系相关。因此，吉登斯认为厌食症是反身性自我掌控的一种病理状态，围绕着自我身份和身体外表特征这一主线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羞耻焦虑感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将厌食症放在晚期现代性使之变得多元选择框架下来理解，背景是女性被持续性地排斥在产生选择的社会活动之外的现状。为了赢得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不得不以一种比男性更为彻底的方法去抛弃她们旧有的、“固定化的”身份认同，以更圆满却又更矛盾的方式体验着晚期现代性的开放性特征，去持续投入身体发展的反身性活动。 厌食症体现了人们在充满多元且模糊的选项的世界中对安全感的努力追求。在开放的社会场景中，受严格控制的身体是安全存在的象征。也就是说，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实际享有的机会待遇明显是比名义上享有的机会更少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女性身体外貌的吸引力会增加更多机会的可能性。
生活在极盛现代性的世界，便是生活在机遇和风险的氛围中，而机遇和风险又是为适应自然支配和对历史的反身性建构而形成的某种特殊体系的必然伴生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无论对外行人还是专家而言，风险和风险评估都具有无法估计的特征。
以下几个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由抽象体系所高举的日常活动中大范围安全感导致的个体生命造成危险的风险量减少；具有制度化界限的风险环境之构建；作为现代性反身性的重要构成部分的风险监控；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严峻的出现；在内在不稳定的“风险气候”背景下所有上述元素之运作。
晚期现代性下，在自我层面上涉及了各种各样的张力和艰辛，例如统一与破碎之间的困境，无力与获取之间的困境，权威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困境，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
《社会分层十讲》李强
在本书中，李强教授在阐释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各个流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后，联系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做了一些分析。
李强定义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的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这里之所以采用“社会资源”概念，是因为造成地位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资源是对人有价值的资源的总称，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当然，在社会资源中最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经济资源。既然社会资源是多元的，那么造成的层化现象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因经济资源不同而形成富裕层与贫困层，因教育资源不同二分成高学历群体和低学历群体等等。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它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两方面。
目前我国阶层定型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第二：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国家政权在社会整合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以来的中国阶层分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力量推动下发生的，导致阶层分化的具体机制是四个：第一，劳动分工；第二，权威等级；第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第四，制度分割。
“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是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对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以后，提出的社会结构的图形。我国“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并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持续了久远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也是倒丁字型结构，不过，在当时，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倒丁字型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
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处在下面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是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中国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状态（指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因就是此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目前社会上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就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如果要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
李强将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以来的我国阶级结构演变称为“阶级结构定型化”，认为有四个特点：即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级阶层特征的文化模式开始形成，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李强，2004）。所以，从中国的事例看，是先有阶级分化，然后逐步出现阶级阶层的文化模式。布迪厄强调阶级分化与文化差异互为因果的作用，虽然也有一点道理，但从中国的情景看，是先有经济方面的阶级分化，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阶级文化模式的分化。社会分层指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现象，社会资源可以是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不同方面，所以，我国这种巨大的差异性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方面。
不管是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还是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中，中国在政治方面大体上表现为精英政治，即政治活动是由最高层的人士决定的。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一对矛盾。精英政治主张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交给高水平的精英，民主政治则主张将决策权交给大众。
李强以为，我国的精英群体面临四个基本问题，即精英配置、精英循环、精英互换以及精英团结。
所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中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基本的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三种精英的数量比例需要有一定的配置，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精英群体过于强大，相比较之下，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就显得十分弱小。因此改革以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突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作用。
所谓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的继承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说，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中，曾经废除了“高考”的制度，结果，传统的干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无法得到循环。于是精英循环采取了“超常态”的做法，比如，不少人曾以“造反派”的方式进入政治精英队伍。如今中国大陆选择干部的体制有了很大改革，比如，强调文凭、学历等因素，差额选举的方式也被频繁采用，这使得中国大陆政治精英集团循环的体制有了很大进步。
所谓“精英互换”，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之间的流动。前述政企脱钩、政府精简机构等改革，推动较多的政治干部转变为企业家，就是典型的精英就中国的场景而言，对精英结盟的现象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有负向的作用，也有正向的意义。因为，与精英结盟完全对立的现象是精英分裂，精英分裂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互换。
精英结盟有助于中国大陆的稳定与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米尔斯的警告，即精英结盟容易造成忽视社会下层阶级利益的问题。
2019.10-11
书单：
《权力与特权》
《权力精英》
《白领》
《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
《文凭社会》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学者们在探索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原因和后果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理论和学说。
在20世纪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特•E•伦斯基于1966年出版了《权力与特权》，在本书中他将社会分层等同于人类社会中的分配过程-即稀有价值的分配过程，通过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用综合方法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理论。
关于社会不平等最早出现在800年的希伯来预言家们的作品中。伦斯基归纳出历史上关于社会不平等争论的两个思想学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激进派有柏拉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莫斯卡的思想、及冲突理论，保守派有有机体论、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功能主义理论。冲突派理论家将社会不平等看作因争夺供应短缺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斗争所造成的。功能主义的立场则是：分层基本上是由社会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而不是由个人的需要和意志决定的。社会分层系统保证了向有才能的成员输入动力，并鼓励他在其地位上担起责任。
在对狩猎采集社会、简单园耕社会、先进园耕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分配制度进行研究后以图解形式勾画出了一般分层理论。是什么对社会分配制度的性质进行影响的？首先，技术水平是分配制度的首要决定因素。环境差异、外部威胁程度、立宪化水平、意识形态的差异、领导人的人格特点是分配制度次要决定因素。
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将精英定义为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地位使其能够超越普通人所处的一般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美国的主要国家权力集中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企业、政府、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手段，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精英组成了上层圈子，三大掌门人分别为公司富豪、政治领导人物、军事将领。权力精英是由出生相似的受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组成，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相似，给予他们同属相似的社会类群，他们的联合有了心理和社会基础，他们的联合是一种更明确的协调配合。
地方社会、大都会400家族、名人、超级富豪、高管（阶级利益联合）都是经济领域精英的要素，其中有旧上流社会也有新上流社会，金钱提供了权力，而权力提供了自由。这些金钱持有者的经济权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在政治中获得特权。美国的军队受制于文职元首，从戎是为了追求荣耀与其他好处。他们在等级体制中受到约束，军队的等级观念是真正的职业军团的基本特征。海陆军高级军官一直是中上阶层人士，高级将领们更像是职业化的行政人员，他们被吸收参与制定高层的政治决策。
现在已经到达美国权力精英的第五个时代，军队与企业需求之间契合，利益契合增强了双方实力，职业政客的衰落，企业富豪与高级军队将领在他们的契合利益中共同统治这个空间。
权利精英的真实出生、职业、生活方式相关联的心理事实使他们之间的心理亲近感成为可能，声望会在高级圈子中积累，特定场所会扩大圈子。在利益契合点中，顶层角色可以实现交叉互换，三巨头得以并行发展。权利精英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工公众向大众社会的转化，义务教育、大众传媒的超总特性人们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高层不道德也成为大众社会的本质特征。
平衡理论背后所依据的是阶级理论，国家是或应当是权力平衡的系统，社会是一种阶级平衡，其原因在于它的中轴和稳定器是强大和独立的中产阶级。旧有的中产阶级日益投入到国家机器中，而新中产阶级则在生产时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形态，以一种绝不会实现的方式发展起来。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就对阶级关系演变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新老中产阶级的转化和白领的社会地位、职业特征和政治态度，得出新中产阶级是一群由于科层制度强大而无情的役使与支配进而人格异化沦为毫无生气或个性的“挣钱机器”。白领在科层体制下，做着无意义机械化的工作能够做和异化劳动的操纵下，疯狂地把自己的休闲时间用于替代性消遣上。由于自身阶层人数的扩大以及雇佣劳动者声望上升所经历的一种“地位无产阶级化”带来的认同分裂，一步步走向人格异化。同时，处于复杂的职业分割下，新白领阶级变得没有统一方向“政治冷漠”，“昔日特立独行的个体”变成“如今默默无闻的庸人”。
《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一书中，可汗通过民族制研究方法,，对精英进行研究，探索学校的制度化安排是如何委会不公平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化不平等的世界，国家一方面信奉开放的民主原则，但另一方面不平等程度也与日俱增。精英学校的特点就是排外，他的开放不总是意味着平等，而是将与生俱来的权利转化为文凭、关系和文化，以保证他们的毕业生未来会获得成功。精英的优势在精英学校中被保护和维持了下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思维习惯”，得以在跨度很大的文化之间穿梭自如。兼容并包是成为一个新精英的策略，这种姿态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世界观上：淡定。这种淡定通常表现为一种对给予他们的非同寻常的机会的冷漠态度。具身化和淡定是对社会产生差异的自然化，让等级制度看起来是一个自然的而不是持续的系统性进程。圣保罗的世界观将世界视为可能性空间的想法与英才体系的框架相一致：世界是你的，你需要的只是天赋和努力。
同时，可汗提出在成为女性和精英之间存在有矛盾的地方，女性的“性存在”需要一种带有自我意识的控制，这阻碍了对自然淡定的表演。
《文凭社会》文化市场理论：社会分层取决物质生产过程与文化经济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专业化组织生产的文化。
劳动市场中的“职位”塑造构成了最直接的财产形式。因技术进步增长的财富激化了分配得争夺。由文化资源为基础组成的关系社群被称为意识社群，他们通过对话交流定义横向平等关系和纵向不平等关系。这种文化可以从两种方式生产：其一是通过日常互动本身的经验，其二是通过专业的文化生产组织的。前者是指循环稳定的本土文化，后者则能产生新的文化形式。学校前便是文化生产组织之一。正式生产的文化不仅仅比本土文化更具创新性，也让规模更大和自我意识更强的社群称为可能，它是官僚组织的基础(为国家生产政治忠诚、动员社会运动）。正式化文化生产组织-学校使得其文化产品越来越像通货，大众投入大量的物质经济期望由此改善社会地位。文化市场是不同阶级争夺物质生产控制权的关键。文化通货的广泛传播使得职业领域趋于分裂。
20世纪的美国，大量族裔冲突下文化市场的活跃，以及先进生产技术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文凭主义、政府雇佣和无处不在的闲职部门共同发展起来。不同群体的边界是由文化差异所维持的。族裔差异塑造了阶级分层的界限，多元族裔创造了“竞争式流动”的文凭系统。公立小学（建立基本中产阶级地位）-中学（社会化）-大学（发放文凭的权力～代表地位）（职业声望挂钩）- 研究生（消除本科竞争，提高本科吸引力、附带价值、职业道路的一步）
政治权力存在于任何成功的专业，专业组织被当成公开的正当的控制工具，国家颁发的执照使成员建立起集体性权威，专业获得垄断性和自治权。专业人士引入伦理准则，总能为他们带来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并让他人很难进入他们（限制性）的圈子。美国专业的发展通过垄断机会实现社会分层的，其中医学、法律行会、工程师发展出了高地位文化，而文凭成为建立闲职部门的工具。
专业组织地位的巩固，使他们获得了国家分配的权力来进行自我管理，享有特权的中上阶层发展壮大起来，建立起教育文凭系统。争夺文化霸权展开激烈斗争就是通过建立庞大的学校系统。文凭异化出现，特定群体文化变为抽象文凭，学习内容无所谓，重要的是获得特定等级的学位和正式文凭。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的是，文凭主义对代际流动没有丝毫的影响，教育文凭已经成为就业市场的通货，并不断通货膨胀，某些等级的文凭贬值，制造了更多压力让人们去追求却更高教育水平。这意味着为了追求精英职业地位需要在教育系统里停留很久。柯林斯认为教育系统实质上是预防随科技升级而来的失业危机的社会奔溃情况，而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因此他提出了去文凭化，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结构和现代文化的质量。
2019.9-10
书单：
1《疯癫与文明》
2《现代性的后果》
3《精英的兴衰》
4《权利与荣耀》
5《犯罪社会学》《疯癫与文明》是一本人文科学史著作，福柯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
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愚人船作为一个文学词语，很快就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而愚人船不仅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更是现实的一部分，愚人船载着疯人在各个城市之间流荡，水有着一种作用净化，它将一部分疯人命运寄托于水，困在一个又一个码头之间，通过这种非里非外的处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由此形成了隔离的初始形态。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绝对的过渡。福柯归纳了三种形式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
再到了古典时期，疯癫被定义为兽性，此时“疯人非病人”，疯癫暴露到了非理性的领域，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在17世纪的欧洲，疯癫进入了“大禁闭”时期，禁闭作为一项经济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是一项发明。通过街上禁止乞讨，所有人必须进行工作进入教养所，一方面用于吸收失业消除明显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用于控制成本，对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成本交替发生作用。此时贫困、无工作能力、无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感知疯癫，此时疯癫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在18世纪，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一度有人认为不应该将犯人与疯人一起。在19世纪，疯人的命运得到了关注。心理学的诞生使得疯癫被定义为一种疾病，科学的精神病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承认了医生与病人的结合关系，这个时期主要兴起的是道德疗法，与之前不同它由惩罚取向逐渐转向了罪愆。
很有意思的是，在欧洲宗教在精神病学中占据独特地位，宗教在其中扮演了自然与规则的双重角色，表现出其自发性与强制性。由此出现了两位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图克和皮内尔，前者提倡宗教隔离，后者相反。图克通过由责任取代自由恐怖，使疯人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从而唤醒他的自我意识，使其成为自由又负责的主体，通过互动性观察，扮演学习社会礼仪与人格满足其受尊重的需求，从而恢复理性。在这个过程中，看护作为“另一边的人”起到监禁与审判的作用，即神智正常的权威，形成新的理性统治。皮内尔与图克相反，他不提倡宗教隔离，他认为应该减少宗教的图像形式，正是因为天主教鼓励幻想，才使得人们受到彼岸世界恐惧的影响，从而导致疯癫，他发现反宗教斗争后有部分宗教疯癫消失。他通过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审判、医务人员神化四种手段来达到治疗目的，使精神病院成为道德教育场所。 皮内尔和图克虽思想有所差异，但他们使得医生成为了社会秩序、道德、家庭相结合的权威，共同奠定了精神病医学的独立地位。
《现代性的后果》毫无疑问，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而现代性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将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他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吉登斯通过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变迁范围、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等要素，识别出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
不同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资本主义、工业主义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他提出的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性反思。
吉登斯指出社会系统的脱域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地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他将脱域机制分为两种：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谓象征标志，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和团体的特殊品质。例如货币。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这种信心表达了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系统和专家系统）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的受到关于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
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促进现代制度加速
吉登斯将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分为互相联系的四部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监督。在所有的制度性维度后，存在着前面所有分析过的现代性动力论的三种来源：时-空延伸、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他将全球化维度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秩序。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来自紧密关系，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其彼此密切相关。埃里克森表明儿童早期发育过程中信任意义来的主要源于持续性自我认同。因此，必须通过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个人信任：发现自我，成了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
前现代的信任环境为亲缘关系、地域化社区、宗教宇宙观、传统；而前四种前现代条件下的信任和本体性安全的主要焦点，没有一个在现代性条件下还能有什么重要性，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性反思）的影响将信任关系地基本形式从地域化情境中解脱了出来。前现代的风险环境”同样夜经受了变革。前现代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界，而来来自人化环境和社会化自然的高强度意义上的全球化风险。在现代性条件下，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但我们不该忽视与前现代世界的情形一样，许多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全球性的风险环境，必然在实际的个人心里引起深层的焦虑，然而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甚至并不只是离我们相距甚远的偶发事件，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忽略它。这样的风险以及其他许多可能威胁到人们生命或对人们有重要影响的其他风险，已经直接进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例如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相比，吉登斯将风险归因与人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其现代性制度维度相应的导致了四种现代性最具有严重后果地风险有：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奔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在书中，吉登斯强调，现代性地后果之一是全球化，这不仅仅是西方制度在向世界蔓延，在蔓延中使其他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它既在碎化又在整合，创造出了风险的新形势，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范围。
吉登斯认为，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都不是导致现代性的不确定的最重要因素。前面曾简要地提到过的最重要的两因素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和循环性。我们对种种后果不可能料事如神，首先在于社会世界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其次在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在现代性条件下，新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在社会知识通过抽象体系中的技术构成发生碰撞时，也对自然界产生影响。最后不同权利和价值的作用也很重要。
《精英的兴衰》帕累托指出，人类大部分行为并不源于人们的逻辑推理，而是起源于感情。经济危机严格的讲不过是斯宾塞视为一般运动规律的节奏规律在特殊场合的表现。而帕累托认为这些危机不仅源于纯粹的经济因素，而且也是人的本性造成的。这是一种情感韵律。相似的是，在宗教斗争中我们习惯于将历史描绘为基督教与其他有差别教派的斗争，但其实日益增长的宗教情绪才是主要事实，因为形势对于修改本质所决定的现象也有某些作用。
帕累托指出，除偶尔间断外，各名族始终被精英统治着。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新的精英取代旧的精英，并不会坦诚布公的承认对权利荣耀的意图，他们充当压迫者时，宣称的不是追求自己的私利，而是绝大多数公民，一旦胜利就会镇压昔日盟友。新旧的更替一方面由于旧精英由于人道主义被削弱了。另一方面，对新精英的排斥及其后者的斗志。旧精英的衰落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感的增长，而新精英的兴起表现为卑微之众对强大权威的报复。一般来讲，人道主义者、伤感者、道德鼓吹者是现在的精英最可怕的敌人，未来精英最好的朋友。
有些人的活动并非局限于温和适度界限内，而是超越出这些界限达到宗教狂热，甚至有为了保护一个人健康而杀死他。除了一般宗教情感外，情欲有时也会伪装成宗教情感。有部分人很乐意有机会能有道德地做出某种不道德的事。
许多人都明确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帕累托在书中提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非常可能几乎无可避免的。而真正增长的宗教感情对社会主义这种新宗教更有裨益。未来的新精英，是一批依靠人民的精英，这种理论也支撑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工人阶级新精英的产生必须通过分层，赋予优秀者极大地优势，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铺垫下稳固确立起来。
《权利与荣耀》当我们讨论死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黑格尔将死亡定义为个体对其自然生命的否定，是将精神达到绝对理念的必然环节。关于死亡，格雷厄姆·格林在其《权力与荣耀》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在反教会背景下的墨西哥，有一个殉道者追求死亡并最终获得死亡的故事。如果没有了解格林所生活的时代，我们很难去理解作者在书中杂糅的个人情感以及宗教情感。
我们说《权利与荣耀》整篇讲述了一个“死亡”的过程，不如更严肃地指出：这就是一场宗教迫害。书中威士忌神父一人对抗外界即是对现实世界里罗马宗教的折射，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格林鲜有的并没有大力地去描绘那种宗教迫害的高压氛围，故事处在一种紧张却不压抑的状态。格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幻想，格林会用一种冰冷的方式将这种死亡和灰暗的情绪带到读者面前，但是并没有。书中落魄的神父用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去传教，格林也十分巧妙的采用第三人称去展开叙事，所以相较于威士忌神父，读者的视角更多的关注在其他性格鲜明的角色上，由一个“神性”与“人性”弱点共同的矛盾体，构建出一种悖离于主流社会的小世界。诚然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都称得上“卑劣”，格林也尽力的挖掘着仅有的一丝闪光点，也反射在整个社会氛围。通过威士忌神父曲折又落魄的传教，到最后成为光荣的殉道者，让人惋惜又感叹。在结局中新的神父的出现，为教会留下希望的火苗，使得这份荣耀有了继续的传承，这是残酷的也是感人的。
《犯罪社会学》菲力从实证主义出发，在犯罪人类学和犯罪统计学资料基础上，归纳出了“犯罪三因论”。菲力提出任何罪犯的自然根源就在于三类原因：人类学因素（生理及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结合。并且三要素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就偶然杀人和杀人来说，偶然杀人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社会环境（酗酒、赌博、公共舆论等）的结果，杀人则倾向于行为人的惨无人道、生理变态导致的精神病理学状况而产生的。在冬季财产犯罪的增加，是由社会、自然环境因素导致的，“犯罪三因论”也与《自杀论》中影响是自杀率的影响因素有所契合。
菲力还提出了犯罪饱和论，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客观存在促使犯罪产生和变化的三因素，这三因素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将引起犯罪现象的变化。每个社会应犯罪的质和量是与其社会集体发展相适应的，它也存在动态的规律性变化。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异化的情况下，还存在超饱和现象，超饱和现象不能算作是正常水平下的规律。
菲力在预防犯罪方面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一点是对刑罚盲目崇拜的批评。盲目崇尚刑罚使得刑罚成为公共意识中惟一的措施，不能保护诚实者，只能打击而不能医治陷入犯罪深渊的牺牲者因此总造成有损于道德及物质福利的情形。死刑也并非常人想象的威严。菲力认为罪罚的确定性比严厉性更为重要，法律惩罚效果不大的原因在于行为存在许多逃脱的机会，例如不被发掘、证据不足..他提倡利用“刑罚的替代措施”预防犯罪，如经济、政治、科学、立法、教育多方面。
本书一个特殊观点是关于精神病犯的监狱制度的设置。古典主义认为道义责任是刑事负责的基础，行为人犯罪要么进监狱（罪犯），要么进精神病院（疯人）。那么就导致精神病犯的谬误。精神病犯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数据显示其严重罪行（杀人、暴力）的比例较高，统计数字成为设置精神病院隔离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因此，菲力主张设置专门的犯罪精神病院对其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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