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1、《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想》 拉尔夫.达仁道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3、《社会契约论》 卢梭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卢梭商务印书馆
5、《共同体与社会》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6、《理想国》柏拉图
7、《消费社会》让.鲍德里亚
8、《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让.鲍德里亚
9、《关于电视》 布迪尔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此文为之前所写，目前还在阅读相关书目，之后会进行整合，在此先分享一下部分思考，还请多多指教。
中西方权力理论思考
前言：关于中西方权力的认识，只是读了以上七本书，目前其实只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这七本书进行一个总的概括，我认为西方国家权力的实现除了国家政权的官僚政权权力外，其还主要是依靠，宗教教规、民主形式如民主选举、议会、政党等非正式支配权力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而中国在进行地方治理的过程中多是依靠非正式权力来实现的，如乡绅、胥吏、传统宗族、庙会等力量来作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中介力量。所以从非正当性支配权力的使用上，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认为这也是中西方在权力认识上的最大区别之处。一、西方权力的认识
（一）西方的国家起源论西方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主要研究有霍布斯和恩格斯两位前辈。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观主要是在其政治学著作《利维坦》中提出，该书写于1644
年。其在书中论国家的部分提到，“爱好自由的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使自己似乎受到种种限制，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并由此得到比在自然状态下更为满意的生活”。即之所以要建立国家是为了使人类摆脱战争的威胁。P81
霍布斯提到，人在自然状态下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的竞争，而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不屈服于任何的权威，诸如抢劫这类的方式都变得相对合理化，进而使得人们的财产得不到保护。而且自然状态下由于人类自然激情而必然导致战争的产生，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活走向无序。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其实就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人们由于相信每个人在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平等的，自然也就认为结果也就会是平等的。而当结果不平等时，人们之就会相互敌视，产生一种冲突战争状态。为了应对自然状态下的无序与不安全，所以人类选择放弃自己在自然状态下的一些自由来服从于一种权威，使人类得以摆脱自然状态，而这权威的产生就意味着国家的产生。而在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观中，其提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简化的说，国家就是统治社会的暴力机器。P177
对比二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二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一是国家的产生都是人们自动选择的结果，即人是一种自愿的状态。其二是国家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其拥有一定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人们必须服从的。其三是国家权威的有效性都是以国家能够保护人类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为前提。总的来说，其观点中蕴含着一种契约论，即国家与服从它的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易的契约关系。 （二）西方国家的权力论对于权力的合法性，霍布斯指出，“为了和平共处并防御共同的敌人，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意把他们全体的权利授予一个人或几个人，且无论其群体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是否同意，他们都必须听从这一个人或集体的裁判”。当这一契约订立之时，也就是国家按约建立之日。P86
而且作为国家的主权者，其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类似于议会这样的组织。因此，在霍布斯看来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人们认同，即其权力是来源于每一个臣民的授权p87
，只要主权者不违反契约，即不迫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情况下，主权者就有统治人们的权力，人们必须服从。此外，韦伯也有关于权力的论述，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的研究中做过非常多的阐述。韦伯明确了权力和支配的定义，即“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而“正当性秩序”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某种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受到正当性秩序的引导。行动在事实上将会这样发生的概率，就可以称为秩序的“效力”。P121
其中正当性秩序的保障可以来自两大方面，一种为纯粹主观的，即情绪的、价值理性的及宗教的，另一种保障则为外部影响的预期，即通过利益格局而得到保障。此外，对于正当性秩序的分类来看，韦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种为惯例、另一种为法律。P125
对于正当性形成的基础，韦伯认为主要是由于受到传统、情绪化、价值理性的信仰以及实在的成文法规的影响，这几大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人们对于某一社会秩序的认同。P128
在“支配”的话语体系之下，韦伯首先是对支配权利进行了阐述，在韦伯看来“支配”就是某些具体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既定人员群体服从的概率。紧接着其对支配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权威合法性的类型进行阐述，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纯粹类型，正当性要求的效力可能会建立在:p322
理性基础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享有权威更具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之权利（合法权威）的信仰。传统基础上，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以及行使权威者的正当性（传统权威）的牢固信仰；3.
超凡魅力的基础上，基于对某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忠诚。 而罗素在其《权力论》中也明确指出，人们历来就有一种对于权力追求的欲望，即权力欲的冲动p1
。人们服从于权力主要是由于对权力的一种恐惧心理导致。P11
对于权力来源的，罗素认为，社会的权力，不仅决定于它的人口、经济资源以及技术能力，而且也决定于它的信仰。P165
而关于服从者与领导着之间的关系，罗素指出，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权力来获得权力；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P8
罗素提到，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着教权与王权这两种传统的权力，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教权与王权的斗争。P38
而且宗教的教皇以及教会组织都对君主王权的统治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影响，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对于国家统治权力占领的斗争，而随着世俗权力的发展，宗教权力远远弱于世俗权力，最终宗教权力被世俗权力所推翻。P57
此外罗素还指出，西方的王权长期以来是以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存在的，但是罗素也指出，长期以来，君主专制政体在欧洲从未长期稳定过。在中世纪，国王的权力受封建贵族的限制，还受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的地方自治的限制。文艺复兴以后，国王的权力在欧洲普遍增强，但这种增强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告终，这显示在英国，继则在法国，最后实在欧洲其余部分。P160
关于权力的分类中，罗素主要将权力分为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这几大类。而在论述经济权力的保障时，罗素提到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是相互关联的，一般来说经济权力较优的国家其军事实力也会较强，但是也有例外，所以两者之间并非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p109
关于如何治理，罗素在《权力论》中还提到，“治理人民终究不是依靠暴力的，而是依靠投合人类共同愿望的智慧，即人类对幸福生活、希望国内外和平的美好心愿”。p221
而对于如何进行权力的节制使用，罗素指出只是从民主政体去考虑是找不到圆满的答案的。因此除了政治条件方面，还应当考虑到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受环境和教育影响的心理条件。此外罗素还对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国家形态进行了一定的讨论，罗素指出在民主国家中的每个人，即不应是奴才，也不应是叛逆，而应当是公民。社会的管理者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罗素指出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其实并不合理，在其统治下出现了一种假民主现象，即所有财产都是人民所有，所有人民都对于该财产有权利，但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拥有的权力都很小，往往出现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悖论。因此，罗素认为，如果要将社会所有资产都归于大众，进而使得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其前提是社会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民主，才能防止官吏的专横，才能做到宣传的自由。P235
（三）权力与繁荣在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主要是在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得以快速的发展而有一些国家却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低落状态，该书中指出其中应当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需要着重的去考虑。第一个因素就是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即在情况之下不存在政府无理由的没收行为。p208
奥尔森指出，只有民主才能阻止政府去攫取具有超常盈利能力的企业的回报。P204
而且在长期的民主政府中，它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得资源从回报率较低的活动重新配置到回报率较高的活动，因而实现更加接近理性的资源配置。P205
第二个因素就是市场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个人的财产不被非法的侵害，那投资者就很难选择进行长期契约的实施。而且契约的实施需要有有一定的强制性，自愿契约的实现在于其执行，而“契约如果没有利剑保护则是等于一纸空文”（霍布斯语），因此奥尔森认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在论证以上观点事，奥尔森在此书中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即地区的犯罪的流动性与固定性在共容利益上的差异的理论模型，即其提出流动性的犯罪对受迫害地区所带来的社会损害最大，因为流动的犯罪者与该地区存在较小的共容利益，反倒是在当地进行长期劫掠的歹徒会顾及到该地区的长远发展，因为该地区的发展收益对于其有着很大的回报，即共容利益较高。基于此，奥尔森提出，固定在一个地区的专制型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有着较长远的规划，反倒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益。此外奥尔森还将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进行对比，其进一步提出民主政府如果能保持长期的稳定，由于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更完善，进而更加有助于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
关于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研究，最近只是读了一些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资料。而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这几本著作中都同时提到了中央在面对广袤的农村地区时，在中共为建立新中国之前都是依靠地方的中介力量来对基层地区进行管理，即一直都存在这皇权不下县，中央权力要下到乡村必须依靠“胥吏”和“生员”的力量。这些群体（如那些包揽纳税生意的生员）能够再农民和国家之间扮演适当的缓冲角色。而且通过税源的征收，形成了一条利益紧密相连的链条，农民生产者是链条中最末端者，“生员”、“胥吏”、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中央政府这四者之间同时对农民进行施压。因此历代王朝的兴衰之中，都可以看到农民因为不堪税收重负而起义反抗最终推翻王朝。这样的观点在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以及吴钩先生的《隐权力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都有涉及。 （一）孔飞力的现代国家起源研究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主要观点为，为了避免这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虽然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想将这一层中间力量取缔的努力，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成功的将中央权力下达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即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这也是革命所带来的成功。而且他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到，也是因为在帝制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失败尝试，“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借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旧体制寿终正寝之时，他的新政权实际上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一些创新现象的继承者，其中包括，由国民党所留下的县以下政党更加完善的网络，以及采取行政措施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从而将土地和居民连接起来，等等。”“我们可以发现，在努力将未经授权的中介胥吏从税收系统中排出出去这一点上，中国进入20
世纪的所有权都继承了旧王朝在这方面曾有过的雄心。”p93
孔飞力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是对地方本位思想（地方“自治”）的最后一击。“阶级的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为了通过对于粮食的控制而保证城市的供给，国家摧毁了旧有的农村集市系统，并将商业集镇转变为政府的地方行政中心所在地”。进而孔飞力提出：“20
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理论，虽然有着宏大的设计，但在结构上却是相当薄弱的。然而，20
世纪中国的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却能够倚靠并受益于政权源远流长的政治经验”。P120
因此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和晚清时期、民国时期所做的“建制议程”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延续性的。而且孔飞力也指出，晚清时期所发生的政府腐败、政治体制失灵等问题，这在历朝历代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其背后有着更为深意的威胁，即“这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P8
孔氏还指出，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力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的社会？P8
提出这三大难题之后，孔飞力紧接着对魏源和冯桂芬的思想进行梳理以及回顾整个19-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国家的演进。孔飞力认为魏源对西方知识引入中国的思想其实是为了其“文人中流”思想而服务的，魏源其一直在追求的都是为文人参与到政治中找到途径，找到其中的合法性。其思想体现了当时大部分文人追求仕途的理想，这也是魏源个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在孔飞力指出，在清朝时期通过科举制度而生产出了许多的知识份子，而整个政治体制却未能吸纳他们进入政治权力体会，满足知识分子对于治世的抱负。而在魏源之后的知识分子冯桂芬，其开始受到西方民主文化的影响。在清政府面临危机而迫于改革之际，冯提出了要以民主制度为方向，即主张在整个官僚体制中进行革新，运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选拔官员，“下层官员选拔上层官员”，“将选举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成员中”。而在孔飞力开来，魏源和冯桂芬的改革主张都未能触及根本，即面对广大的乡村基层地区，国家必须借助中介力量才能介入。 （二）杜赞奇的国家权力下移研究关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提到，民国期间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的一个变现就是摊款的不断增多，税收繁重。在此情况下，乡村政权出现内卷化现象，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营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营利型经济人的增生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营利型经济所代替，这些营利型经济人被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P21
杜赞奇将村庄原有的带头人称为保护型经济，这些乡村这些乡村精英在与村庄打交道时，往往会顾及村庄的利益，其是站在村庄一边。而使得乡村精英退出村庄政治，主要原因是乡村精英和国家政权互相争权的间接后果，所导致。即国家繁重的税收任务，导致村庄领导者被迫在国家政权与所领导的村民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顾及在村民中地位的村庄领导人无法保持其领导地位，这就出现了村庄领导人与国家政权之间目标利益的冲突。因此村庄领导者选择退出乡村政权，甚至搬离村庄。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乡村政治出现了真空现象，这也就给了营利型的这一类经纪人生存空间。此外其还是由于乡村政权的内卷化和国家机构正规化两个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p209
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当中，除了通过捐税的形式之外，杜赞奇还指出国家通过在民间树立与政府治理有益的宗教信仰。如清政府时期通过“关帝”这一形象的树立，在民众中树立了一种“忠孝仁义”的道德文化象征，这使得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控制达到一种良性的配合。因此，在杜赞奇看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一直尝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就是对于地方税收的控制，这也随之带来了村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县政权之下，区、乡机构的建立，这就意味着将村庄直接控制于国家政权之下，“对于村庄而言就是将一个冷酷的压榨及其强加于自己头上”。P208
（三）吴钩的“隐权力”而吴钩《隐权力》一书，也延续了相应的研究思路。即其在书中也明确指出国家与乡村之间存在着种种中间势力的存在。即地方的乡绅、胥吏这些非正式力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其指出，在地方的乡绅与胥吏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虽然二者在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利益目标一致，但是在现实中胥吏在想村民征收税务之时所收的浮税往往比较有乡绅代交的要多得多，所以村民为了避免与胥吏直接的接触村民往往将税收直接交由乡绅，由乡绅与地方政府的胥吏以及官员打交道。在地方政府所设定的捐税过多之时，地方乡绅还负有带领村民抗税，进行“闹访”的义务存在。 感想：
把思考都记录下来，一点点的去积累，不断的写，不断地完善，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个网，系统就会形成。敢于去思考，跳出文本，基于自己的思考，总结的时候以我为主，要自信。自己投入进去，真诚的去做，努力的尝 试，坚持以我为主的思考，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突破。
读书书目
1、《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下卷）斯蒂芬.平克 中信出版社
2、《必须保卫社会》 米歇尔.福柯 上海人民出版社
3、《疯癫与文明》 米歇尔.福柯 三联书店
4、《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 三联书店
5、《临床医学的诞生》 米歇尔.福柯 译林出版社
6、《性经验史》三卷 米歇尔.福柯 三联出版社
7、《词与物》米歇尔.福柯 三联出版社
8、《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 三联出版社
9、《男性统治》 布迪尔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追根溯源到思想的反叛与颠覆
读福柯的著作给我最大的触动点就是其所展现出来极强反思性，其通过对我们认为及其正常的现象或规则秩序进行考古学式的研究，追根溯源，进而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合理、正常，其实只不过是话语建构、知识生产所带来结果。考古学、谱系学式的研究方法在其大部分研究著作当中都有展现，比如在其符号学研究中，其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话语符号的生产与表象之间的关联变化来展现词语的生产；在其关于权力的研究中，其通过对不同世纪的关于惩罚对象、惩罚手段的变化，对性的认识和压抑的变化，通过对疯癫的认识和管控的变化，进而展示权力产生及演变的历程。将福柯的作品进行系统阅读，其主要思想可以总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为对于各类权力的的考察，再就是其在符号学方面进行的考古学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强的反思性，其思想都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可以说是对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一种颠覆。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提出，其所做的研究可以统称为一种谱系学的研究。其认为，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更准确地说它是反科学，它是指知识的造反。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制度与功能紧密联系。在大学和教育工具中，科学话语的制度化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具体化，同样也在理论——商业网中具体化了，以及在政治工具中伴随着从属关系。谱系学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属于被认为是科学话语的权力。接下来的部分，主要是对福柯在权力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主要是从权力与知识生产的角度展开，其中涵盖了疯癫的产生、规训与惩罚的合理性、性经验的控制以及使惩戒控制权力合法化的民族主义话语生产，并与布迪厄的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深入社会学视角下对权力的认知。
一、从艺术到疯癫——理性知识的生产
福柯采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疯癫的产生历史进行了回顾，其指出“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当中，因为在野蛮时代，疯癫是不能被发现的。通过对疯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其指出疯癫其实一直存在于社会当中，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疯癫这一现象也跟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受到不同的对待。因此，其指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者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当中，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当中也时常会出现疯癫的身影，而且疯癫还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进行描述。而到了17世纪，由初期的友好变成禁闭的对待，穷人、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都成为感知疯癫的社会角度，疯癫也开始成为城市的问题。之所以采取禁闭的措施，一方面是出于治安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将穷人、疯人、犯人关禁闭迫使他们进行工作，从而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使他们成为资本家、统治者盈利的工具。而且福柯指出，禁闭成为了统治者的惩罚工具，禁闭成为展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成为震慑社会的重要手段。在17世纪的古典时期中，疯癫被视为一种非理性的产物，它是人类兽性爆发的体现，在社会中其成为一种谬误，在社会中它已找不到合适的存在位置。因此，为了应对非理性的产物，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处理疯癫，将其与正常社会分隔。将其关进收容所，进行非人的对待正是当时所采取的措施。之所以对疯癫采取非人的对待措施，首先是社会形成了对疯癫非人化的认识观念，疯癫成为一种野兽，疯癫之人也不再能以正常的方式对待。古典时期基于理性的判断，指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一种谵妄。疯癫还被视为是灵魂与肉体运动错乱的产物。
到了18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对非理性恐惧情绪的加大，疯癫从兽性表现的认识转变成为一种精神错乱，是与正常生活自然本性嗯一种决裂现象。19世纪，疯癫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20世纪，疯癫被套上了科学话语的颈圈，其被视为一种非自然的现象，人们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博爱来对其进行关怀。福柯指出，“建构性因素应该是那种将疯癫区分出来的行动，而不是在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阐述的科学。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除了从不同时期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转化的角度进行回顾外，福柯还从不同时期人们在如何“治疗”疯癫的方法进行了回顾。其指出，在疯癫还没有真正被视为一种“病”时，对疯癫的治理基本上都是从肉体的物理层面来展开的。而到了将疯癫视为一种“病”时，心理治疗才开始应用于疯癫的治疗中，而且弗洛伊德的思想对开展精神治疗开辟了先河。
综合对疯癫产生历史的分析，福柯指出，疯癫的产生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表现，理性强行的将非理性划分为疯癫、犯罪或者疾病，进而将疯癫从社会中区分出来。而且也通过理性的秩序，将人的肉体和道德思想进行约束，进而达到对社会群体的统治。
二、无时、无处不在的监控与规训
福柯主要是从论证社会中规训权力生产和运行的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展开的。其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构建的话语，通过控制思想来政府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果得多。其还指出统治者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来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束缚他们”。通过“观念权力”的构建来维护统治者对社会的统治。权力和知识的机制在其组织和扩大的空间里，注意到生命的各个过程，并且着手控制和改变它们。其中纪律的话语生产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控制的重要观念生产，守纪律，按照现有的规则进行理性的行事，进而让社会处于单向度的思想监控之中。以军人为例，在军队中对与军人的言行举止进行细致规定，并且被严格的执行，集体展示时所要求的步调一致的高度统一，通过这些纪律细则对于军人在身体上和思想上的一种规训。此外，纪律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在组织建立“单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可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纪律不断的扩展，人们采纳的行为方式都是为了适应纪律特殊需要。（往更深处去说，社会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此影响。）通过无数的小事，通过各种细节使人在各种环境中被监督，适应各种细节的纪律，人被控制，合理性行事。纪律越来越成为造就有用人才的技术。因此可以看到纪律话语体系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这是一种“政治解剖学“、“权力学”。此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也指出在临床医学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医学话语对社会的管控现象。在这种经验中，医学空间就会与社会空间重合，或者说能够穿越和完全渗透社会空间。人们开始想象医生无所不在。医生的目视交织成一个网络，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医学不仅是对疾病健康的肉体医治，而涉及了对“无病之人”的研究和对“标准人”的界定。
再次，从规训与惩罚的方向再去讨论。福柯指出不同时期对罪犯的惩罚形式都代表了每个时期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方式技巧。其中全书考察了惩罚权力的历史，其中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的酷刑（对肉体施加的各种酷刑。刑罚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不再有重复犯罪、仿效者。惩罚是为了未来。惩罚是一种二位一体的现象，既展示了罪行，同时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看似温和，但实质是转移了惩罚的直接对象，触及灵魂的惩罚。惩罚运用于精神，运用于一切人脑海中的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表象和符号的游戏运用于灵魂。）；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全景敞视，微观权力经济学，从各种小事的间接性管束中达到对肉体的和思想的完全控制）。福柯认为，惩罚机制的建立，其有很多的功能，但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规训惩罚制度的运行，使得规训的意识深入到人们内心，而且在各种机构环境中被不断的灌输。福柯还总结了惩罚的四种规则：
1、 不只是“镇压“，而把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
2、 把惩罚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3、 把权力技术学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二者的共同原则。
4、 灵魂进入到刑事司法舞台，“科学“知识进入法律实践权力关系，干预肉体的方式后果。
此外，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其对于刑罚的历史发展也做了全面性的回顾。其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围绕着肉体，个人的肉体的权力技术。通过这些程序，围绕着肉体，个人的肉体和整个可视范围，人们保证了个人肉体的空间分布和组织。权力的合理化技术和严格的节约同样也以可能的最便宜的方式运转起来，通过监视、等级、审查、诉状、报告的系统：这整个技术可以称之为工作的纪律/惩戒技术。
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种新技术，将惩戒技术嵌入其中运用。这种新的非惩戒权力的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命，它针对的不是肉体的人，而是针对活着的人。它不再是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而是人类的“生命政治学“。 ”过去君主专制绝对的、戏剧的、阴暗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而现在，由于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
福柯指出，新技术针对现实地两种适应：一是，权力机制对个体的适应，通过监视和训练——惩戒；二是，针对总体现象，针对人口现象，通过大众生物学或生命社会学的过程来实现，这也导致了建立协调和集中化的复杂机构。（两个系列的出现：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制度机关的整体,即制度的惩戒机关，另一边是生物和国家的整体:国家进行生命调节。惩戒实际上总是趋向于超出控制它的制度和地方限制。它轻易地在类似于警察这样的机关中获得国家的维度，警察既是惩戒机关优势国家机关（这证明惩戒并总是制度的）同样19世纪激增的总体调节当然是在国家层面上的，但同样在国家层面之下，也有一系列次国家的制度，如医疗制度、救济制度、保险等。）在大部分情况下，权力惩戒机制和权力的调节机制，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19世纪的居民区，它一种垂直的方式，通过对居民区的分区，通过确定家庭（每家在一间住宅里）和个人（每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位置，把控制的惩戒机制和个人连接起来。分区，使每个人处于他人目光之下，行为的规范化，导致通过城市空间分布的自发的警察式控制：在工人居住区里，可以很容易地确认出整个系列的惩戒机制。接着，你们就能看到相应的一系列针对这样的人口调节机制，它导致和促使储蓄行为，如住房、相关的储蓄行为。）
那如何让权力能够在社会中持续不断的存在下去呢？福柯列举了一些权力展现的途径，首先是各种机构的规训制度，司法部门对罪犯的惩罚、军队中的各种纪律、学校的纪律、医院的纪律等等，这些机构中的纪律就是统治者的权力通过这些机构的力量在社会中不断的强大起来；再就是监狱的设立，其中全景敞视的运用使得罪犯无时无刻不被观察，同时也无时无刻的感觉到规训权力的存在，这样的方式也被借鉴到其他领域当中，进而使得权力的监控不断的延伸，进而达到对社会的高度控制。（“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在表面意象的背后，人们深入地干预着肉体。）因此在福柯看来，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通过统治者建构的许多话语体系，再通过各种社会机构的灌输教育，进而达到对社会大众思想、灵魂的控制，自然而然的达到对肉体行为的完全控制。因此在我看来福柯的权力概念的核心就是，通过各种微观权力的构建，通过各种细节的规范化，进而达到在社会各方面的监控和规训，从而能让社会大众心甘情愿的被统治，进而获得统治阶层权力的长期把持。
此外福柯还从性经验领域对规训进行了考察，其指出性领域主也体现着惩戒与调节机制，“性”压抑体现了一种，权力、政治权力合理性的体现。一方面，性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揭示了经常性监视形式的个人惩戒控制；而另一方面，通过生殖效果，性进入大生物学过程并产生后果，这个生物学过程不再与个人的肉体有关，而与构成人口的这个复杂的要素和整体有关。“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性被纪律化和规范化。18BC 对性话语的描述，坦白性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煽动。到19BC ，国家对公民性的了如指掌（控制人口）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形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中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权力的强化和话语多样化联系起来。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一类权力关系而严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强迫每个人把他的性经验变成一种永恒话语的独特律令，到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我们的文明需要组织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这样围绕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的话语之中的网络。“性”成为秘密，要用另一种方式谈论性。性话语的构建与控制，其实体现了权力对日常的控制。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两极。一方面，性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揭示了经常性监视形式的个人惩戒控制；而另一方面，通过生殖效果，性进入大生物学过程并产生后果，这个生物学过程不再与个人的肉体有关，而与构成人口的这个复杂的要素和整体有关。“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 性作为政治目标的重要性p121个体的规训、人口调节。这引起对身体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关于只是生产对权力的维护，对社会大众的规训。此外，在《性经验史》的后两卷中通过回顾不同时期各类思想家对性快感、家庭生活、男女爱情、男童之爱等方面的讨论，进而展现出性在公共话语体系中被不断的规范，不断的被控制的过程。从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些思想家们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统治者的统治需求相结合，因此从总体上看，性话语的生产也是一种为了维护统治的知识生产方式。
关于无处不在的权力统治与规训，福柯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其指出，在过渡的对于统治权的生命权力出现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给予人这样的可能性之后：不仅仅是安排生命，而是使生命繁殖，制造生命，制造魔鬼，制造（至少）无法控制和具有普遍毁灭性的病毒。这方面担忧，可以总结为一种对极权主义的警惕，在规训权力无处不在之时，只有统治者的声音响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普通大众只有保持缄默，这对于社会也是意味着是一种灾难的降临。
三、权力的合法化与种族主义知识产生
对于统治权力产生的根源的讨论上，福柯指出种族主义是统治权力得以合法化的重要支撑。其指出，种族主义进入国家机制，就意味正式生命权力的出现。种族主义是最终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在人类的生物学连续中，出现了种族，种族的区分，种族的等级，某些种族被认为是好的，而其他的相反被认为是低等的，这一切将成为生物类型的区分，由权力承担责任的生物学领域的手段；在人口内部错开不同集团的手段。
在生命权力的体系中，战争不以对政治对手的胜利为目的，而是以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并以消灭联系巩固人种或种族为目的的。在规范化社会中，种族，种族主义，这是接受把人处死的条件。“国家杀人的职能就只能由种族主义来保证。”p279种族主义首先随着殖民一起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殖民者的种族灭亡一起发展。“通过进化论主题，通过种族主义。“p280
种族主义保证生命权力经济学中死的职能，他人的死亡是对本种族生存的巩固的原则。种族战争处于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当中。因此，“种族主义与国家的职能相联系，后者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
纳粹主义社会中，对完全属于生物学过程的偶然进行控制是制度的直接目标。在这个普遍保证、普遍保障、普遍调节和惩戒的社会，通过这个社会，杀人权力却最彻底地丧失控制。“穿越整个社会实体的杀人权力和统治权权力失去了控制。首先是因为杀人的权力，生与死的权力不仅仅赋予国家，而且给了一系列的个人，给了相当数量的人。”种族主义，毁灭其他种族只是其目标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把自己这个种族置于绝对的和普遍的死亡危险之中。
四、象征暴力下的男性统治
在对福柯的权力理论进行阐述之后，笔者在此还想对布迪厄的权力思想进行阐述，进而试图对二者的思想进行比较理解。布迪厄关于社会统治权力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对处于不同场域下所掌握的社会资本差异这一角度进行阐述。布迪厄认为在不同场域下，拥有的各类资本的差异会引起不同主体在此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的差异。布迪厄认为，如果没有能够认识结构和社会结构达成一致机制的作用这一深层机制，没有看到关于社会世界的信念经验（教育体系的再生产逻辑），就会导致我们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某些表层因素，而不自觉的个引起这一现状的规则权力合法化。从教育领域上看，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其家庭能够给予其的教育文化资本大大决定了该学生在学生能够取得的成绩，这种家庭所带来的先赋资本决定了出身底层的学生难以在以学校教育作为各类工作的考核标准的社会中实现社会阶层的突破。教育是为那些已经拥有了相应资本的上层家庭所设计，以学校教育获取文聘，再通过文凭作为考核标准，着看似公平合理的模式，其实是掩盖了规则制定的不公平，进而能够实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再生产，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不光在教育领域当中，布迪厄还从男女性之间的社会地位的考察，对男性统治权力的存在进行了反思，其指出男性统治下的社会就是一种对女性实施了象征暴力的展现。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进而使得男性统治在不需要任何话语解释之下就能得到其合法化地位。布迪厄指出：“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劳动性别分工；空间结构；时间结构。”通过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使得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男性主要从事家庭之外的事务，而女性则被局限于家庭内部，因此在社会领域当中男性更具有话语权威，女性往往处于附属地位。社会分工、生产和生殖的性别分工，使得两性在被分配位置的合法化。而且在形成男性统治的社会中，由于各类传统习性的影响，如按照一种特定的逻辑，无论女人做什么都被迫为她们的邪恶证据，并反过来证明了分配给她们的一种邪恶本质的禁令和偏见，这种逻辑希望所产生的社会现实能经常证明统治所要求的表象。象征权力的引起对统治着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魔法界线的实践认识和认可行为。被统治者借助这些行为通常不自觉地，有时甚至不情愿地默许界线。（自我排斥）布迪厄认为，男性象征资本再生产活动在最近一个时代，主要由三个机构即家庭、教会和学校完成的。象征财产经济（男性统治）离不开家庭即象征资本的主要维护者从教会和法律得到持久而明确的支持。其指出象征交换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女人在这里只作为物品或符号出现。象征交换经济的逻辑中，更确切的说在亲缘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的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因而注定要促进男人的象征资本的再生产。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如出现了参与到社会劳动的职业女性，但其从事的职业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总之，女孩们通过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体验，以及她们父母、老师和同学意欲她们遵守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更具有的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以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形式，吸收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这使她们认为如是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然的。因此在布迪厄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其实是，二者之间合谋的一种结果，在此布迪厄是以象征资本作为占有权力的主要依据。如若没有那些忍受权力的人和仅仅因为他们这样构造了权力就忍受权力的人的推波助澜，象征权力就无法设施。可以看到，在各种场域当中各类资本能够顺畅的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运作，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各种场域当中被各种场当中设定的目标所控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获得各种资本，人们就必须遵循在这些场当中所设定的规则，然而这些规则的存在就已经决定了在场之人所能够获得的资本，也就决定了该人在场当中的位置，所以，在场当中的规则限制之下，人们很难突破场的限制，很难实现自己位置的改变。因此布迪厄认为如果要改变此现状只能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我们只能从配置产生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根本改变中，期待象征统治的受害者和统治者的同谋关系的中止。”
五、话语反思
在此主要想论述一下，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布迪厄的权力观点之间的关系。福柯是从各类知识话语生产的合法性这一角度进行阐述，布迪厄则是从象征资本的占有与再生产情况来对社会统治权力进行反身性的研究。二者之间所阐述的方式似乎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一个是从知识的构建与权力的构建，另一个象征资本的生产、掌握与统治权占有，二者所切入的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二者其实存在一定的重合性。知识话语的掌握其实已经意味着某种象征资本的掌控，而且二者都认同只有被统治者内心真正的认同统治权的合法性之时，统治权才能够得以存在。
福柯思想的颠覆性在于其质疑一切，对任何事情都要追根溯源的求真精神，敢于对权威规范进行挑战的勇敢，而且在阅读福柯的作品时能够感受到其思想的敏感性，而且其也是异常的自知、自信，其敢于去反叛，去去批判。这一点我在布迪厄身上也能见到，但布迪厄更多的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作为反思对象，其批判的角度主要是从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各类资本掌握差异所带来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布迪厄通过建构其象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来对现实进行更深层次的东西。在布迪厄眼中资本，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这类可见的资本，其还包括各类看不见的先赋资本，如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教育资本等等，这些资本通过社会各机构得以维护，获得合法性，实现不断的再生产。而且也可以看到，布迪厄是延续了马克思的分析视角，也是从阶层分化的视角去研究社会，掌握不同的“资本”决定了其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但，在布迪厄的研究中，其已经将“资本”的内涵扩大化，其已不仅仅是可见的物质经济资本，还包含了各类隐形状态下的资本，如教育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等，这些资本分布于各个场域当中，并通过各个场域中所设定的规范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进而也实现了相应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进而也实现了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永久控制。而福柯更多的是从话语知识生产这一角度进行反思，让权力获得合法性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些知识在现实中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它们又在那些地方展示出其威力？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福柯进行不断追问的。在福柯眼中，这些知识更像是各种科学话语，更像是人们以理性意识作为指导下所制定的规范标准，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的变化着，但一个总的趋势是，这些知识话语的生产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被生产制造出来对人们各个方面进行不断的规训，使人从身体到整个心灵、精神世界都被控制，这也在不断的增强统治者的统治能力，而且也更巧妙的为统治者统治权力找到更多的合理性，获得更多的保护。其中各种国家次级机构的建立、各种学科话语的建立、各类道德法律规范的形成等等这些都是在对知识的生产，而且这些知识又对应的作用于其各自的领域中，这些知识相互结合形成一张以科学、理性为各类事实评判标准的话语网，这些话语知识又在社会当中编织了一张权力网，进而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监控。
最后，我还想对福柯的思想进进行更进一步的反思，福柯思想是否完全能够具有解释力，其对社会现实地反思与把握真的如其所论述的那样具有合理性。在我看来，置于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中去反思，这还需要有更多的考量。可以从福柯对权力批判的假设前提上进行反思，我们会看到福柯是以所有知识、技术手段都是在为统治所服务的，这些知识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的变化，但其都是在为统治者背书。但是真的是如此的吗？当然从福柯分析的角度上看，这些知识的产生就是一种权力形态不断演变的表现，所以自然是万变不离其宗，这都是在为统治服务。但在笔者认为这似乎有过度的解读情况，例如以福柯在规训手段的历史演进中所提到的，惩罚由充分的展示、十分残忍的形式演变成一种十分隐避的、非常人道的惩罚手段，福柯认为这是统治者在不断加深惩罚效果的表现，由触及身体的惩罚到触及灵魂的惩罚，而且惩罚对社会规训的效果也由此变得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灵魂，其规训的持续性更持久。而在我看来，对于犯罪的惩罚形式不断的减弱，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可替代手段的结果。统治者可以通过更多管控的手段来达到之前以残暴的暴力威胁式的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而且其将惩罚变得隐秘起来，其更多的是在将其对社会大众的统治暴力进行隐藏，让其暴力的展现远离人们的视野当中，进而让社会大众忘却自己被统治、被管控的事实。忘却统治者的残暴。而且统治者也通过各种科学技术，如网络媒体、电视、监控摄像的存在，让统治者可以达到更加高效的监控。而且为社会大众构建更多美好的想象，勾起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进而让社会大众不自觉的或者说是积极主动的采取各种被控制手段，如全景敞视主义被接受，并被不断的运用于社会各个场合当中，这也为统治权力的建构打下了基础。
小结：以上是自己目前所做的一些整理归纳，尽量使其可以更具逻辑性，但深感自己理解的局限，所以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感想：
这个月感觉也过得很快，读书状态基本也没有太大的起伏。这个月还花了一些时间准备开题，题目和方向也确定下来了，集中时间去准备了一下，再花点时间差不多也可以完成了，也算了下一件大事。生活方面，每天似乎都是三点一线的生活，生活也比较规律，也会给自己放放松，保持好的状态是关键。读书时脑子经常会有各种思考，读福柯确实让我想起了很多人：马克思、齐美尔、布迪厄等等，他们的话语思想都是那样深刻，颠覆认知，脑洞大开的感觉确实很让人愉快，但感觉想法很多却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完善。另外，这个月做了很多笔记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整理，有时确实觉得很枯燥，但整理过后发现那又是一次思考，加深自己对福柯思想的理解，觉得也是值得的。最后想对自己说的是，多逼着自己去思考，走出舒适的思考区是自己需要去突破。着急也没用，慢就是快，认真对待每本书。
读书书目：
《社会学概论》（上卷）杨善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其他书目的读书笔记，也分享，还请多多赐教。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巴林顿.摩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此书的主要内容是，在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在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历程的比较考察，其使用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对历史资料作为分析素材，来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在转向现代社会历程中所存在的异同情况，其指出由于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不同国家在走向现代的路径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这些发展历程差异中进行分析，作者指出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中，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路径，第一类就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在经历过一系列革命之后互相结合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革命冲击，因此它所能采取的是一种反动和倒退的政治形式，并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德国就是其中重要代表；第三条道路就是共产主义道路，其主要代表就是俄国和中国，其以农民为主的共产主义变得可能。而印度则是其中最特殊的国家，其既未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也未经历过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甚至都未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其正处于转向现代民主社会的缓慢历程中，也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和巨额代价。
对于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的评价，作者认为，在走向现代，走向进步的过程中，人类不可避免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人类必定要经受极大程度的苦难，而这些苦难的承受，大部分都是由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去承受。“迄今为止，所有形式的工业化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冷酷无情的少数人的把戏”。其指出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革命情况的差异，而社会结构的差异在文中主要指的是地主贵族和农民之间关系的差异，此外还包括社会的传统分层结构情况也、社会的风俗文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情况等都会对社会转型的历程产生影响。（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此书的行文论述思路也是通过介绍并对比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具体情况，进而展现出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下走向现代社会历程中所产生的差异。其在总结世界各地区的社会发展道路时指出，一个国家得以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需要具备五大条件：一是一种均衡态势的发展，国王权力和贵族权力之间达到平衡；第二是土地贵族或农民阶层向适当形式的农业商品化转变（农业商品化的形式和商品化历程都很重要。农业商品化的历程，带来了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转化为其他类型的社会阶层，进而消除了农民革命暴动的反抗问题，这对于社会成功转向现代的民主社会非常关键）；三是土地贵族力量削弱；对抗农民和工人的贵族资产阶级未形成联盟；一次与过去彻底决裂的革命。以上五个方面中，完全符合条件的应当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再其次应当就是美国，因此从此处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民主社会的理想范本应当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原型，因此按照此标准，也可以进行推论，即其认为除了英法美为代表的国家在，其他过来和地区都没能很好的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而且在转变的道路中其也是比较推崇英法美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共产主义道路其实只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专制，斯大林的管理模式其实与法西斯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异，其只是控制大众的一种虚幻想法而已。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查尔斯.蒂利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此书将作者终生的三大关怀融为一体，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名族国家的形成。在作者看来，城市和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在变化着的城市和国家的地理后面是资本和强制的动力在起作用。对城市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的探究很快就成为资本和强制的考察。而本书在探讨国家的形成过程，主要是从积聚的资本、集中的强制、战争的准备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几个角度来展开论述。作者指出，欧洲各国在发展成为民族国家的道路时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转变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即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的强制。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强制主要是由于和国家之间所拥有的强制资源和资本积累情况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了在转向民族国家的历程中，每个国家的统治者、地主、资本家、工人和农民也有着深刻的不同经历。在转向民族国家的历程中，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四个阶段：世袭制阶段（从直接控制的人口榨取所需资本）、经纪人制阶段（招募雇佣兵，统治者依靠资本家获得贷款、税赋）、民族化阶段（从自己民族人口中招募陆军和海军官兵）和专门化阶段（军事力量成为民族政府的强有力的专门化部门，财政活动和军事活动的有组织的分离增强，军队和警察之间劳动分工加剧等），这四个阶段是大部分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而由于目前世界环境的变化，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其中军人干政，进行军事政变也多受外部力量的影响。
作者指出民族国家形成和演化主要是作为努力征服和保持对该领土上的人们和财产的控制的结果而产生的。而以集中强制的模式进行转变，主要是由于国家可利用的资本积累太少，进而使得国家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形式来推动民族国家的建设，而在这类模式中，国家主要是依靠土地与地主来进行交换，来换取地主贵族的支持，因此在此类型中地主与统治者进行结合，地主在国家中的地位突出。而在资本积累较好的国家，其可以依靠资本聚集自下而上的模式来进行转型，因此商业资本在此类国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论述国家的形成过程时，作者还从战争与国家、国家与国民的角度进行论述。关于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指出战争促使国家暴力需求的产生。而且，正是由于战争，才导致了国家对军事力量的垄断，为了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国家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税收，这也导致了税收垄断权的产生。而战争对国家的债务、官员管理，国家权力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即“棘齿效应”。而国家间战争的产生则是由于国家在不断拓宽边界，使得缓冲区不断缩小所导致。
而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中，作者采用了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在某一领域内（成功的）获得了合法使用物质力量的垄断权”。作者认为国家的基本活动可以分为三类，国家建设、交战、保护，此外还应加上榨取这一形式，而在进行这四项活动时，国家也闯入了三大风险领域中，即管理、分配和生产。在通过和必需资源拥有者的斗争、谈判和持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家开始反映了其统治的人口的阶级结构。而，在榨取资源和安抚民众的过程中，每个国家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管理结构和管理规则。国家与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而又有一定排斥的关系，在资本家需要国家保证其财产的安全而资本家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着国家对其资源的征收，在这样的协商，讨价还价的斗争过程中，阶级结构也开始向国家组织转化。“如果一国的人口分割开的和不同种类的，与之相应，大规模反叛可能性下降了，但是实施统一管理措施的困难就增加了。在同类联系着的人口中，在一个地区建立的并试验过的管理革新就有合理的在其他地方成功的可能性，官员们也可以轻易地把他们的知识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从贡赋转向税收、从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从臣服转向同化的时期，国家通常通过推行共同的语言、宗教、货币和法律体制，以及促进相互联系的贸易系统、运输系统和通讯系统的建设，起了同化其人口和打破人口分割的作用。然而，在当那些标准化威胁到统治的人口赖以建立他们日常社会关系的真正的同一性时，那些努力常常引发大规模的抵制”。而国家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前，其对国民的统治都是经过中间人，代理人进行间接的控制，而随着国家军队的建立、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国家开始转向对民众的直接控制，中间人的自治形态开始消失，这一阶段的到来也是对应着民族化和专业化阶段的发展时期。
对以上两本书进行一个对比总结，摩尔是对民族国家基本建立之后全世界各地区的国家形态的发展，其认为随着商品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必定会转向现代民主的阶段，这是必然的趋势，而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力量的渗透带来的。因此按照蒂利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强制、资本资源的发展和积累差异所引起的国家不同发展形态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测，在民族国家形态的下一个阶段应当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到来。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卡尔.波兰尼 浙江人民出版社
此书对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观点为，人类经济一直都镶嵌在社会之中，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所以在此层面上来说，自由市场，不受任何干预就可以顺畅良好运行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而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市场一旦形成，人类目标以及其他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都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运作逻辑。但在波兰尼看来，这是非常不切实际，而且是对社会持续运行具有非常强破坏力的一种观点。因此，其提出，自由市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如果人们按照自由市场的运作逻辑行事，必然会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而正是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引发社会在面临威胁时自发的产生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这也就意味着自由市场的独立自主的运作必然受到干涉与破坏。
在阐述其观点时，作者主要从市场的起源、市场的运作逻辑、各种干预行为产生的原由以及影响、贫困产生的起源、自由主义信条等方面展开论述。首长是从市场的起源上探讨，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发现全国性的自由市场并非是由地方性市场以及与国外交易的远途市场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为这两个市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出现反竞争的垄断现象，这也阻碍了全国性市场的产生。那全国性市场又是如何突破这一阻碍得以诞生呢？作者通过对欧洲地区国家市场的产生演化过程的考察，发现全国性市场是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才克服了垄断的困难，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作者也指出，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粗暴地干涉的结果。而政府干涉的方式，主要是从重商主义政策管制的力量来推动全国性市场的形成。而且在全国性市场未产生之前，人们进行交易的原则主要分为三类，即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这三个原则又分别对应着对称式的组织模型、辐辏结构和自给自足模式，因此在工业快速发展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的运作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人类的决策逻辑也并非是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因此，在探讨全国性市场的形成过程上看，自由主义市场在其产生的根源上就是处于被干涉的状态，其原本就是不自由、不自主的。
而且在总的论述了全国性市场的产生来源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自由市场的组成基础是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的土地资源市场以及自主运行的货币市场组成，这三个市场都需要达到自由放任，三者合二为一，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其指出自由主义市场的运作原则应当由以下三大原则为基础，一是劳动力应有市场决定自己的价格，货币的发行应受一种自动机制的支配，再就是货物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不受阻碍或保护的（自由贸易）。首先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上来看，作者主要以英国为例，英国经历了将居民限制在规定的教区，劳动力处于被限制流动的状态，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教区限制被打破，当时产生的圈地运动也使得农村产生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也推动了劳动力自由流向城镇工厂的进行。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大量贫困人口的产生，为了应对此问题，国家方面有出台了济贫法规来保证贫困人口的生存，这些法律法规的推行也大大阻碍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随着这些法规的废除，工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建立了工会，通过罢工运动等形式来与资本家进行抗争，获取更多的权益。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来看，一直所设想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的。 再就是自然资源的市场形成，作者主要讨论了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在封建时期，土地仍被管控，自由买卖市场更本不存在。这也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才慢慢商品化，但是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其也一直都是处于被政府管控的状态。 再来看看，货币市场情况，作者指出市场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劳动力、土地资源、货币都进行商品化，这在作者看来只是一种虚拟的商品化。因为劳动力的本源是人这一自然主体，其原本就不是商品，更难以用市场价值来衡量；而自然资源的产生本源就是属于自然的，其并非人类创造的产物，所以也很难进行商品化的价值判断；而货币的产生，是为了更好的进行交易，使得交易更加的简便，目前用来当作货币的东西如黄金，或者纸币，其并不是商品，其只是一种价值符号。而货币的符号价值是由其背后的提供者即国家的实力和信用来赋予的。因此，货币市场的自由化其实从根源上就有问题。而且在当时的金本位制之下，为了保持每个国家各自的汇率水平，使得进出口得以顺畅进行，为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情况出现，国家所建立的中央银行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对货币市场进行时常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是非常频繁的。因此通过对自由主义市场在的三大市场形成过程进行探讨，也可以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市场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其从未真正的产生过。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其本身就是政府强制推行的。
作者还探讨了以自由主义市场运行下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其指出在形成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以及货币商品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起对社会的强烈冲击，这些强烈的冲击又会导致社会采取强有力的保护主义反向运动。而这些危机的表现，主要由农民、工人生存环境的恶化，贫困化现象明显，进而导致工人抗争运动的产生，再就是经济组织在面临市场波动时，如经济危机的到来，导致大量的商业组织受到威胁。而货币市场所带来的通货危机以及目前的金融危机，这都会对社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影响。为了降低这些危机的产生频率以及降低其所带来的破坏力，政府往往被迫才去干预措施进行应对。因此在作者看来，我们目前其实都一直处于市场规则运作与政府干预的操作模式中，市场机制能够得以运行并不是只需要价格机制运作就能得以良性运行，其还需要政府的法律法规等相关方面的机制建设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作者指出在工业经济进行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面临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型，其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波动、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变更、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崩塌，这都是时代转型所带来的苦难，其已经过去。而之后的时代，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因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控制权都会变更到市场之外，废除商品化的虚构假象而实现真正的社会性。这也意味着市场社会的终结，但并非市场本身的消失，市场还会指导人们进行交易，但交易的前提并非是完全利益至上的，而是包含着更多的非经济性目的存在，这也是大转型过后我们需要更加认清的现实。最后，应该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自由市场是在政府进行管制的基础之上存在的一种运作逻辑，我们正处于干预规范与自主运作之间不断协调的复杂社会中。
这本书是自己第二次读了，和第一次读感觉有了更深，更清晰的理解，第一次读还是有些赶进度的，之后要吸取教训吧！静下心来，读书是为自己而读的，不要为了追求一些表象的东西，而影响自己的读书深度与思考。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此书是作者对东北的一个村庄进行长达十年左右的跟踪调查的超出，其主要采用的是以突出个人为主要对象探讨道德经历的研究方法，其主要论述了两大主题，即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者通过对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在家庭关系方面的情况进行对比，提出解散集体之后以家庭为主的生活形态转变为更加突出个人主题性的生活形态，传统父权式的力量被下一代年轻人的自由独立权力诉求所取代。作者通过从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共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不同时代择偶方式的变化；婚前性行为、情感表达方面的变化；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的变化；私人空间与隐私权的变化；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的变化；老人赡养与孝道文化的变化；人口政策与生育观念的变化，这八大方面展现了下岬村在这50年来的在各方面的变迁。并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变化，其提出国家政策的变化对农村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其助推了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生，并且其认为这也是我国农村近50年来变化最明显的地方，且作者也提出了个人对这种发展趋势的担忧，即在助推个人主义崛起的情况之下，传统的社会道德约束观念被不断的突破，而对个人约束的新观念未能有效产生之际，无功德的个人会不断涌现，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黄宗智 法律出版社
此书是由黄的论文组合而成，全书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国农业发生着与传统的农业革命所不同的转型，而且面临三大历史性转变时刻的到来中国农业社会面临着走出“过密化”和“内卷化”的机遇。而如何把握住这次时机，黄认为国家的政府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发掘社会各方的自组织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可以探索出超越左和右意识形态的第三条发展道路。黄指出，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之所以目前大部分研究没有观察到在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的现实。传统的农业革命只是关注到变量方面的变化，而不能观察到整个农业种植结构和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农业种植结构从原来的以粮食种植为主变成目前的粮食兼肉――鱼、菜、果兼重的生产结构，食品的消费结构从原来的主粮消费占主导，变成粮食消费降低，（比例变化）人们对肉蛋奶的消费比重上升。而这一趋势的变化主要是由农业领域之外的变化引起的，其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带来呢收入上升所带来的变化。
而中国农业的历史性契机，其主要是指三大发展变迁，其一是指1980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其二是指近年来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动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
而面对此历史性发展的契机，黄认为，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将是粮食兼肉――鱼、蔬菜、果兼重的模式，而其主要承接的载体应当仍旧是以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这也是家庭农场走出“过密化”困境，是一种粮食兼肉――鱼、蔬菜、果兼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而不在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中国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农场的天下。而面临纵向一体化的发展需求，黄认为以大资本为主导的龙头企业模式，只会造成大规模的无产者出现，这些小农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其属于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其与其他的小商品售卖者、自主经营者、城市中的白领阶层等和起来组成占整个中国社会人口的80％，其在政治选择上既不是资也是社，所以其成为社会中的中间动摇派，该群体的稳定是政权巩固的关键。因此黄指出小农利益的维护是中共执政的重要基础，所以不能轻易的损害，因此其指出政府应当减少对龙头企业的巨大支持，应当转向对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进行支持，让以农户自发组织而成的合作组织去承担农业领域中的纵向一体化任务，这有助于维护农户的利益，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合作主义也许可能成为这样一条超越左右分歧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计划经济的道路”。
《道德的市场》米歇尔.鲍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本书是鲍曼在反思对传统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进行阐述的，其在书中提出具有行为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的分析框架更符合现实的情况，而且通过广泛的道德规范存在的情况之下，自由主义国度中启蒙、富裕、自由及道德之间可能存在和谐的自由主义理想图景是可以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其主要分为三大板块进行阐述，分别是：社会意义上的法律与法治国家；经济世界中的法治国家；道德市场。在第一板块中，其提出，规范导向行为的社会学解释主要遵循三个步骤：第一，必须确认谁是相应规范的规范制定者，谁的意志作为因果要素构成规范对象符合规范行为的基础；第二，必须解释，为何规范制定者希望由规范对象进行特定的行为；第三，规范制定者通过何种方式面对规范对象赋予自己的意志相应的有效性，也即自己权力的基础何在。在此部分中，其主要论述了“规范”这一主体，其中包括对于规范的认识、存在、生效、规范话语的作用等。作者着重对“规范生效”进行了阐述，其将“规范生效”定义为，一种规范正是在其符合有效行为愿望时才生效。规范生效，需要满足有效行为、与愿望相符的条件，而且还需要对规范进行具体的解释。规范生效还需要规范的制定者有权制定规范，此外还需要得到规范对象的屈从。因此其在本书的开篇中就指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秩序，其原本就是因为“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自愿的”秩序。因此，法律自身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此外作者还论述了，授权规范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即一种逻辑派生关系。首先是获得授权，之后制定相应的规范，在通过相应的权力授权规范，进而将强制规范确立，然后将规范应用于行为指导中，进而形成行为规范。而且在规范生效的形式上，作者还着重强调了话语表达的精确性，对于规范产生持久性影响的作用，其认为规范需要通过语言的描述使其能够更好的进行传播，更易于在人们心中产生认同。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是从法治国家中的市场运作情况进行阐述，其主要探讨了市场中的互惠性问题、集体制裁权力产生的问题，以及在法治国家中人民权力问题。关于互惠性问题，作者指出，在互惠行为的产生，需要遵循人际规范和公平规范。而这类规范的生效仍旧需要满足于效用最大化者的理性需求，人们之所以进行互惠性的交往，主要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因此互惠交易的产生，其维持的基础就是参与者之间能够达到完全了解，即能够拥有足够的有效信息，具有持久的人际关系，保证其未来的行为也会遵守相应的规范。而集体制裁权力的产生是通过从个人行为规范到形成集体行为规范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在法治国家中，以传统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很难保障个人权力在法治国家中的保存，因为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逻辑之下，个人难以形成集体的抵抗行动，进而引起整个少部分人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进行垄断统治，自由、民主难以得到保障，这也是对自由主义思想批评较多的地方。（人民的无力乃是利维坦的权力）。而且在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中，理性最大化者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即成为奴隶世界的统治者。在此之下国家的形成非自由公民联合，而将是“强盗团伙”征服与统治的结果。国家成为控制国家的那些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利用、牺牲其他人的强制权力。因此，作者指出在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中，法治国家往往会成为暴政与独裁的国度。第三部分为道德的市场，这一部分也是本书的核心，也是作者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进一步完善的核心观点阐述。其在此部分中指出，人可以分为“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其因为的准则分别为“目的理性”、“责任伦理的”和“价值理性”，其行为动机不只是理性价值还包括理性价值，选择规则包括两种即后果导向和规范导向。其指出，只有当规范约束有益于个体利益时，行为者才会以实用的现世性接受的约束。基于此，作者提出具有行为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的分析模型，其假设，人类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处了每一情形下以后果为导向选择最佳可能外，还有其他可提供的选择。因此对于规范约束与规范产生进行进一步讨论，其指出在目前流动的和变换的伙伴关系中，人们选择接受规范其实只是由于其符合自身的利益。互惠机制和声誉机制对于个人规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流动性的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其效果也仍需要其他机制的保障。其中合作式企业的存在就是规范效果能够达到较佳的一种组织形式，其指出要建立成员利益与组织利益之间的平衡，即建立正式的调控及监督机制层次，以尽可能天衣无缝地对行为进行调控和监督。（信任的产生也是基于监督而派生的）。在合作制企业中之所以人们会选择遵守规范，而不是进行伪装，首长是其客观成本（个人的地位和名声的损失危险）和主观成本（心理成本“内心的不安”和心理压力）很大，而且在这一体制之中被发现的几率很大。此外，“合作制企业的重要性，追求经济利益只是其中一面，其在人们实现政治、社会、宗教及个人利益方面同样不可或缺，其还为实践真正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内在财富，即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因此在合作制企业中以道德规范进行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采取道德立场进行决策也是可以的，因此在经济社会中其实存在着道德人，其在决策时可以做到以道德规范行事，这样的人越多，也为道德市场的建立提供了保障。而道德规范的效用范围，于规范制定者将多少群体纳入其利益范围相关联，其主要根据个人的利益以及角色合法性的考虑而进行调整。道德市场存在的条件为：第一，必须存在着拥有结盟和结社自由的开放社会，使利益的实现获得足够的机会；第二，必须存在着中性化的权力关系，使合作利益不受权力利益的控制；第三，必须存在着抑制非合作行为方式的有效的社会控制体制。而道德市场是出现于道德的，适宜于协作与合作的人的稳定需求。其成功运行的条件为，大量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匿名的务实关系，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以及所有参与者之间的角度灵活性。（事实上恰恰是被共同体生活所唾弃的诸如陌生感，流动性和动态等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特征是培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道德市场的存在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可能。没有高的真实道德水准，法治国家无法生存。因此法治国家机构的存在和相对稳定证明了，一个世俗化和以功利为主导的社会也有可能力提供那些并非单纯从以前的社会阶段中继承的公共产品。法治国家需要有“道德需求”，（法治国家机构这一公共产品的存在与稳定，也指出受到启蒙的人们在其中以理性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为一个经济富庶和政治及个人道德与时俱进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个人在对行为选择进行考虑时，会将其主观需求和个人愿望的最优满足相结合”，这也是具有行为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行事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其展现出了非自利和道德行为的倾向，这也为道德市场的产生与存在，以及法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分析依据）。
读书书目：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商务印书馆《文化的解释》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自我分析纲要》皮埃尔.布尔迪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巴林顿.摩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查尔斯.蒂利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卡尔.波兰尼 浙江人民出版社（二）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欧文.戈夫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安东尼.吉登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赫伯特.马尔库塞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道德的市场》米歇尔.鲍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上卷）斯蒂芬.平克 中信出版社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盖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黄宗智 法律出版社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 上海人民出版社
感想
读书感觉进入了瓶颈期，这个月也一直在调整状态。没有紧接着读福柯或哈贝马斯的，而是挑选了一些过渡时期的书来读，总体上还是按照现代化进程、现代性反思的方向来展开，总体感觉还是可以。这个月虽然感觉比较迷茫，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现在反倒觉得更加轻松。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踏实的去读书，做好自己，与自己比，希望有更多的思考收获。
现代社会的透视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发生了非常的变化，我们正身处于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现代社会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又要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提出疑问，需要去思考的，这也是对我们自我生命的一种反思与审视。此文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思考以及个人的生活经验展开，也试图对现代社会中的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以及对个人认知的影响三大层面进行审视，进而对现代社会进行一定的反思与畅想。
一、 生活环境的巨变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类的整个生活环境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有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比如从社会分工视角、工具理性视角、工业技术发展的生产力视角等方面都有较多的探讨，之前的报告也有涉及，因此在此处主要针对现代社会到来的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化特征进行一定的总结。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处于一个各方面高速发展，人、财、物等资源高度流动的时代，因此现代社会的首要特征应当是其开放性和流动性。相较于传统社会，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当自由的流动，其所接触到的事物、环境异常丰富，其生活的环境也充满了多样性，这也随之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在传统社会中，整个环境的变化都是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在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其都是处于缓慢的发展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乡土性的社会形态。在此社会形态当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密切关联着的，在世代发展过程中其都是处于一种循环的状态。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的一生所要经历的基本上都是确定的，正是由于这种确定性，人们更加注重对这些关系的经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会更加的深厚，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也更加的深沉。而在现代社会当中，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流动的，技术可以带来确定，但同时也带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至上，科学性成为社会运作的重要衡量指标。技术的不断推进，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加大的物质资源，也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但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按照贝克和吉登斯这一批学者的观点俩说，现代社会其实就是一种风险社会。科技制造出的种种产品如核能、汽车机器、各类化工产品，这些产品在一定的管控范围之内会带来比较大的便利，但是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如人为的失误或者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便利产品就会成为极大的安全隐患，最近几年所发生的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还收钻井平台漏油事件、天津化工厂爆炸事件等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处于不断流动的同时其也是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状态中。最后现代化的发展也随之带来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社会的形成其主要推动力量就是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这为统治者带来了更强的统治能力，以前对基层只能形成非常粗放式的间接式的管理，而物质力量的充足使得其可以组建更加强大的军队和政府工作队伍加强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和直接管理，对于边疆领土的管控能力也进一步加强，使得统治集团可以划分出明确的统治领域，这也为民族国家疆域理念的形成打下基础。此外，由于沟通技术以及交通的便捷，中央对地方社会的了解程度和管控成本降低，中央可以在牺牲较小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对地方的监控和管理，在处理地方事务上不再只是以暴力手段进行解决，通过监控制裁、协调逐渐成为解决地方争端的重要手段。因此从民族国家形成历程这一角度出发，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民族观念的增强，民族主义也是现代社会重要特征。
二、自然环境的恶化
现代化的发展除了对人类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之外，其还对自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各方面的技术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把控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而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物质的高度丰盈，这也就意味着人类需要从自然界中汲取更多的资源来满足现代化不断扩张的需求，自然界的资源不断的被人类开发占用。而且人类为了追求自身生活的便捷性，为了满足自身不断扩张的欲望，人类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出许多自然界无法消化的工业产品，而且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废弃物对整个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在现代社会到来的过程中，也意味着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调，全球变暖、各类物种的灭绝、水资源的稀缺等都是自然环境受到现代社会改造多带来的后果。
三、个体认知影响
在从现代社会发展对个体影响这一层面进行反思，笔者认为现代社会对个体的影响是最关键，因为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是由个体的行为所造成的。无数个体的表现所集合起来就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发现进程。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个体层面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剧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体对自我认同的所产生的错乱感。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人们每天接收的信息是传统社会时期的个体所不能比的。笔者认为吉登斯、马尔库塞、鲍曼以及戈夫曼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对个体研究，因此在此部分也准备直接引用自己之前所做的读书笔记作为论述。（之所以如此处理，也是因为自己目前确实还没有将此报告完全理顺，现在也是先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分享，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带来了工业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催生了民族国家的产生。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延性和意向性，外延意味着全球化世界的产生，而意向性则是指个人的禀赋的变化，即自我认同的问题。关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现代性的诸多制度所型素，另一方面也同时形塑着现代诸制度本身。（结构二重性）此书其集中关注了现代性发展给个体自我认同所带来的影响，即由于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风险性、人们由地方社会走向全球性社会所带来的基本信任构建的难题，进而导致个人和集体的生存安全焦虑、自我认知混乱、生命无意义感的产生。此书再一次指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为，时空分离（使得跨越时空领域的社会关系发生联结之条件）、脱域机制（由象征标识和专家体系构成，二者合在一起即抽象体系，它使得互动摆脱了场所的特殊性）、制度化反身性（定期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情境中，并成为社会生活组成和转型的建构要素）。作者指出由于时空分离，人们可以在全球各地都可以产生联系，人们虽然是生活在自己的小环境中，但由于网络媒体信息的传输，人们每天关心的却是和生活环境毫不相干或者联系较弱的信息，因此这也导致人们产生一种经验碎片化的感受，出现所了解的社会与自己生存的具体环境难以达成统一的破碎感。而且通过这些信息让个体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当个体努力去追求获得这些机会时，又面对着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个体不自然的就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这也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自我的两难困境之一。
此外由于脱域机制中所带来的象征标识和专家体系，这些抽象体系一方面深深的渗透进日常的生活当中。另一方面，对这种体系的反应又把个体活动与无限延伸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象征体系的出现，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依赖于各种事物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如货币，人们使用它去购买交换产品，并不是货币自身价值所起到的作用，而是现时政权作为支撑赋予货币相应的信任支持，使得人们可以对货币这一象征物产生基本的信任，让整个社会的交易得以进行。但当社会发生各种危机事故之时，这种象征物的可信任度也会受到影响，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此外，专家体系的出现，是由于现代性的专业化发展导向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性就是在于人们只能够掌握社会中的部分知识，而且这些知识的获得途径也相对受到了限制，因此专业知识在现代性社会中也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资源，现代社会通过文凭、职业称号等形式给拥有这些知识的个体进行相应的赋权，拥有这些权力的个体组成了对现代社会进行管理和诊断的专家体系。而由于现代性所带来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的产生，即个体对自身的安全焦虑，自身的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生存方式的错乱，导致个体人格的一种病变产生。其中自恋的出现，就是个体在面对整个社会大环境之时，将自己封闭到个人的经验世界，过于的关注自身生存而产生的一种现象。而对于个体人格的独特变化，现代人将其诊断为一种精神疾病，需要进行治疗，此时也就是专家权力得以展现的时候。然而目前专家之间也存在的很多的分歧，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就有很多意见，因此在现代性社会中权威的产生是由专家所制定的，但目前专家体系仍旧产生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也大大损害了减缓现代人焦虑不安感的基本信任构建。专家体系的建立，现代社会的风险评估也需要专家去衡量，但是各类专家对于风险的认识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而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衡量又高度依赖于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但在各种人为力量、自然力量的影响下，风险参数的确定也是非常难以准确衡量的。所以专家体系的评估的可信任度也面临着各种挑战，这也意味着个体或集体生存在一个风险社会当中，其对于生存的焦虑感，安全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人们要获得身体和心理上的舒适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获得。
此外作者还对人的身体认识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在晚期现代情境中，身体日益被社会化，并逐渐被纳入社会生活之反身性组织当中。人们在进行各种活动只是，为了适应各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对自己的身体行为进行监控，进而做到不断的调整去迎合每个环境的变化。因此在现代化社会中个体身体也被纳入到现代性的控制体系当中，反身性的监控从个体的内心再到外形都牢牢的将个体裹挟在现代社会当中。
对于自我认识的困境，还体现在个人化经验走向商品化经验的趋势上，即自我的叙事须构建于个体之获取受消费的标准化影响所左右的情境中。而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两难困境，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吉登斯指出，社会将走向政治化的方向。因为其指出，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变化最终都会对当代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转型最大的就是在政治方面。而对于政治的变化，其指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p200，目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生活政治的涌现，妇女权力运动，环保运动等等，而生活政治和解放政治之间的目标在本源上是一致的，生活政治的最后也会带来解放政治。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中心论题就是，当代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技术合理性而形成的政治极权社会是目前社会的主要症结所在。在极权主义社会当中，社会是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和经济技术协作，所有的反对派、反对意见都是被压制的，个人身体的自由、精神思想的自由其实都是受到压抑的，处了政权所设定的思想之外，人们不能有其他的思想进入，不能有不同的声音，整个社会成为在极权主义控制之下的单向度社会，生活在这个的个体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本书主要从政治层面、生活层面、文化层面还有思想层面去论述，极权主义控制下的社会全貌。首先是在政治领域中，技术政治化，其成为政治力量控制社会的工具。在技术合理性的产生，其遮蔽了政治权力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即在此社会当中，人们享受着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丰富的同时，人们也被技术的拥有者、控制者们控制着，大众仍旧依赖于社会的少数特权人群，仍旧是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中。人们特别是工人们，似乎待遇改变了，但实质上仍旧是处于一种被支配，被压迫的状态中。所以在政治领域当中，虽有提倡自由与民主，但实质上这些自由与民主都是处于一种被特权阶层控制之下的自由，是一种协调性的自由。反对派是被压制的，政治中只有一种政治权力的提现。
而在生活领域当中，发达的工业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人们的生活方式同化起来。人人都能享受各种节目，各种商品，人们的生活似乎更加一致，这也意味着社会处于单一向度的生活方式。
而在文化领域当中，高层文化也被迫与现实同一起来，其原本与生活现实相差很远，但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高层文化不断的被世俗化。在文化领域中只有以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为主，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单一向度的趋势。人们不再有多元的文化，俗化的趋势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导。
最后是思想领域中，作者指出整个社会的话语被控制的。话语依靠权力的力量来宣判和认定各种事实，话语极权主义的仪式化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话语表达单一化。话语虽未被完全认同，但人们在不自觉的遵守话语的行为要求之时，就会使话语得到辩护，进而变得更加合理化。言论自由、思想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已经被极权主义所控制的思想，其实也是被控制的自由。
此外对于单向度思想的阐述，作者还做了非常多的解释，其主要从哲学领域中展开。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一种单向度的思考方式、单向度的哲学的胜利。通过对各类经验现象进行概念的操作化，使得概念更有普遍性，而这也意味着具体经验中所处于的特殊场景，特殊想法都是被去除的，当人们很难从概念中了解到真实的社会经验。而且在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哲学的治疗任务变异成一项政治任务，这也意味着政治极端思想对人的大脑进行控制。因为话语已经被完全的操控，不断的被审查，进而整个哲学话语思想中只保留了单一化的表达，辩证的批判性思维被消除，走向一种极端化的表达，否定思维、肯定思维都是其中重要的表现。
总之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社会的形成是当代工业主义社会发展下所衍生出来的产物，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生，也意味着高度的控制，无论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都是在走向极权化发展下的表达，为了达到什么而必须先牺牲什么，这成为对人们进行控制的重要话语，手段变成目的。声称为的是实现合理性，但实质行动中却是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阻碍合理性的发展。自由主义，其实只是对人们进行控制的美好谎言而已，政治特权群体，通过技术中介的控制使得人们都在不自觉的依附于特殊利益群体，大众在享受技术所带来的先进设施和服务时，也在被这些提供者，即统治者，控制着。因此，在作者看来，在这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整个社会都是处于一种被监控，控制的状态中，政治、思想、文化等等都是失去了多元化，而变成单一的，单向度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在此书中，作者主要运用了舞台话语和舞台面具的概念框架来对社会中的个体和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解释，而此概念框架解释的是人们在日常接触的社会结构中的表现。作者指出，个体表达可以分为两种，即他给予的表达和他流露出来的表达，前者包括各种词语符号或它们的替代物，后者包括了被他人视为行为者的某种征兆的范围广泛的行动。此外，在此书中还将个体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他被看成表演者，一个易于受干扰的印象制造者，潜心于非常富于人性的表演的工作中；他被看成角色，即一种形象，一般而言，是一种美好的形象，表演就是图谋显示出他的精神、力量以及其他的各种优良的特性。作者指出，在日常生活当中，个体可以处于两种状态中，一种是在前台时的表演，在特定情境定义之下所进行的表演，其表演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特定的情境定义。而个体要维持特定的情境定义就需要各方力量进行合作，进行力量集合的载体就是剧班。剧班是一群个体的集合，他们通过相互密切合作来维持相关的情境定义。在前台时，整个剧班中的个体通过对自身角色的扮演，向表演群众的剧班群体展现出特定的情境定义，向观众营造各种各样的场景，使得观众相信自己所见就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在前台的场景中往往都还会有后台的存在，而且后台往往是对观众进行封闭的，在后台中剧班的个体会呈现出在前台时所展现的完全不同的状态和场景。在这里可以用一句俗话来总结，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操作形式。在作者看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都很好的掌握着这一技巧和原则，前台和后台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不过作者也指出，在表演者入戏太深时，其往往会出现忘记前台与后台之间区别的情况，其往往会将自己在前台表演时的状态带入到后台之中，以为在前台表演时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我，不过这类情况还是相对较少的。而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们往往会有非常明显的前台后台之分，在没有外人在场的状态与有外人在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一旦人们能够了解到后台的真实情况之时，前台表演中所营造的美好形象的情境定义就会被威胁，被质疑，甚至被完全的推倒。所以作者认为，个体的社交都是在为维持特定情境定义下的虚假表演罢了。个体的社交和友谊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需要有观众，可以在他面前自吹自擂；需要有剧班伙伴，可以与他们一起共谋秘密，并获得后台松弛。作为表演者，个体总是维持着一个想展示给他人的自我形象，希望个人留下一种印象，则他们就需要遵守着众多据以判断他们的为人以及他们的产品的各种标准。而个体关心的不是如何实现这些道德标准而是如何让观众信服自己真正拥有这些道德品质的非道德行为。由此可见，作者通过以舞台话语的分析框架，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行为表现归结为一种被动的行为状态，其生活在社会结构当中，其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表现，其又受制于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种种约束，因此其就会出现在不同社会环境之下面临着种种反差巨大的行为表现。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此书与戈夫曼仍旧关注于互动秩序的问题，即他人在场时应当怎么做。戈夫曼把污名定义为人际关系中“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污名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与身体、性格、集团有关。全书分析重点集中在“信息控制”的技巧，蒙受污名者正是以这些技巧管理自己未被披露的丢脸信息。戈夫曼认为，管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信息对我们的“社会身份”、“个人身份”和“自我身份”至关重要。社会身份是指他人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而对我们产生的理解。个人身份是使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它由“身份挂钩”和生平细节构成。自我身份是指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戈夫曼还用“身份的政治学”这个术语表现蒙受污名者、“常人”和“自己人”之间微妙的互动。其指出蒙受污名者，在社会中就会形成对其行为具有一定约束的规范让其进行遵守，即要求蒙受污名者可以恰当的行事，不越出社会给其定义的区域，因此污名在社会的管控当中其实也起到了社会控制的作用。其实戈夫曼指出，在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蒙受了一定的污名，只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通过某些技巧将其掩盖，让其不为人所知，而且这些污名化的感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个体自身的自我认知，对于自我认知的不同，自然就会对自我接纳的程度就会不同，这也就会引起不同的人在面对各种污名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是如此，有的人一生都在为污名所累，有的人只是偶尔担心一下罢了。从此层面上看，“常人”和“蒙受污名者”之间，与其说是处于两极对立的关系，不如说是一个个体中心理状态的两种极端表现而已。
7月读书书目：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商务印书馆《文化的解释》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危机认识
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可以从很多方面展开，对其进行简单的总结，主要可以分为宏观叙述与微观领域的细腻观察。而关于社会变迁研究范围非常的广，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研究的具体问题、具体领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从其研究的大背景上去考察，都可以归类为社会转型变迁过程的研究。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变迁的话语就像一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其内容可谓是纷繁复杂。因此，为了使现代社会变迁的论述有更加生动可感，我主要从转型时期所展现出来的各类危机现象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论述。即小农的生存与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合法性危机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还对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如何做好学术研究进行思考。
一、 转型时期的小农生存与发展
在社会进行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力量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社会，其力量也深入到乡村，其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乡村社会当中，市场的影响力可以从传统小农的发展历程显现出来。
1、 什么是小农。对于传统小农的认识，在现有的研究当中虽然仍旧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归总起来其都认为小农的生产生活都是以自身的生存发展为前提，小农对利益最大化的认识并非市场环境下追求边际效益最佳，而是保证其生存发展的。斯科特指出，由于小农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其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小农的行为是不冒险的“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在农民的价值标准和生活经验中都反应了一种“安全第一”逻辑结论。（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孟德拉斯也指出，传统的农民其理想是为了养活自己和确保经营与家庭的延续，这与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即寻求尽可能大量地生产价格最好的产品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和全面的冲突。而黄宗智对小农的认识更加细化 ，其指出，对小农的综合分析，需要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 而伯恩斯坦在其《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一书中指出，关于“小农”的认识应当去除“站在农民一边”价值判断的意涵，需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在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两种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因此在其看来，小农已不会是通常所指的为了简单再生产，为了满足自身食物的需求（维持生存）而从事家庭农业的农民。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规模农业耕作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小农”成了小商品生产者，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融入更为广阔的劳动和市场的社会分工；其次，小商品生产者受阶级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农民间出现了社会分化现象，这也导致单一的小农或家庭农民阶级不复存在，相反，不同的阶级出现，如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农民或农场主、相对富裕的小商品生产者以及雇佣劳工。
2、 小农的生存发展危机。这里小农应当指的是传统小农，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小农，可以从其生活的社会以及生活状态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斯科特眼中的小农
关于传统小农的生存社会，斯科特在其研究中指出，农民出生于在其中的社会和文化，为他提供了既定的道德价值，一套具体的社会关系，一种对于他人行为的期待模式，还使他形成这一切文化因素过去是如何实现类似目标的看法。而且在小农户的传统认知当中，互惠原则和生存权力的获得是其行动的重要依据。互惠原则指的是小农户与地主之间存在一种默认式的契约关系，小农户在正常情况下会按时向地主缴纳一定地租，而当发生天灾等不可抗因素所导致的农业产量锐减时，地主应当充当其保护人，适当的减少甚至是要向受灾的农户提供一定经济上的救济保证其得以度过灾荒。生存权则是指，在农业社会当中，小农户认为其生存权力是最基本的，如果地主或者政府当局所规定的税收过高而导致其难以生存时，小农户就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因此，斯科特指出，地主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这两个基本原则的保障，一旦违背这一默认契约就会出现农民的反叛。所以从在斯科特看来，在面对殖民化、商品化时代的到来，小农生存仍旧以传统的思维模式来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带来的变迁。
（2）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而在孟德拉斯的研究中，其主要考察了上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民在进入工业文明时的生存状况。在此书中作者指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市场运作机制的影响，传统农业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传统农民开始消失，其继任者们都是接受了现代技术文明的年青人们，这一过程也意味着农业文明的消亡。“互识的社会、角色的混淆，低水平的劳动分工和高度的自身消费，这就是传统农业文明的根本特征，这些特征的消失，随之带来的就是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图式的根本变化”。在此过程中，农业文明被工业的技术文明所取代。在此书中作者回顾了欧洲农业的发展历程，随着农业产量的提升，乡村社会发生了多样的变化，乡村社会变得多样化与功用化。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个人关系逐渐被经济关系和税务关系取代。而且随着农具的改进，如牛犁的发明，农民之间开始出现分化，即拥有工具与不拥有工具的农民之间生产力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此外，在孟德拉斯看来，技术的变迁对农业社会发展变化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一种在开始时不同的技术选择最后会带来整个社会 根本变迁”。一项技术的出现会给社会组织带来激烈的动荡，因此技术变迁在其探讨的变迁力量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还指出，在正常时期，农民社会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一种新事物在那里不再“新”的时候，农民才能真正的接受它，因为此时该技术已经进入了既存系统。在农民社会中，采用新技术的，首先尝试革新的往往都是富人，“在传统的社会里，革新是一种富人的奢侈品，普通农民是无法企及的”。因为尝试新技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拥有能够接触到新技术、新理念的机会，这是拥有一定资本和社会声望的富人才能够具备的。此外，孟德拉斯还对农业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进行了阐述，其指出在传统农民生活当中，农民根本就没有工业社会中精准的时间概念，其对时间的理解多是根据农业生产的时期变化而来的。而且与工厂化的生产模式、状态不同，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往往都是处于一种自觉的状态，农业生产过程成为了一种生产艺术的享受过程，因此其并没有严格的工作与生活分离的概念，因为农业生产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其在此过程中完全自主，生产与生活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传统农民对于生活中的空间、时间和劳动之间的这种看法，也就说明经济理性不能像它适用于工业那样适用于农业。但其指出，“借助拖拉机和收割机器，内燃机使机器作用于固定的劳动资料上，从而战胜了空间的约束；化学和植物学的进步使生物节奏得以加快，并调节和提高果实产量，时间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正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民的时空观念，下一代新型农民的时空观念开始与工业社会的时空观念相契合，这也意味着传统农民、传统农业社会文明的消逝。在考察农业社会的变迁时，作者主要通过论述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其举出了杂交玉米取代地方本土性种子的例子，使其也更据可接触性。其指出杂交玉米最终只是一个信号和一种手段，农民们实际上面对着的是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农业劳动者有一种正确的预感，他们感觉到这不简单地用一种品种来替换另一个品种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民经济和市场经济为目的大众生产之间做出根本选择“杂交玉米扼杀了地方农业，如果人们把地方农业理解为农业的和村庄的传统社会的话。因为它扼杀了小农，随之也就扼杀了整个社会分层系统和社会生活方式”。在面对杂交玉米时，传统小农之所以会产生一定的排斥性，小农户会传达出极具代表性的言论，“应当是它服从于我们的耕作习惯和乡土条件，而不应当是我们为了‘这位需要特别照顾的小先生’来改变自己的习惯。即排斥的产生可以具体化为，选择杂交玉米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相冲突，与传统农民的道德习惯，思维习惯不符，因为种植杂交玉米就意味着需要提前进行投资，”先付钱后产出，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收回，这个过程就像一场赌博“。换一句话说，传统农民所追求的是保险，其首要决策依据就是能够保障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而不是冒险去获得更高的产量。在此基础上，孟德拉斯指出，“自由自在、自给自足和尊重自然是传统小农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三个基本准则”。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社会的到来，传统小农的已不能再按此准则生存，传统农民社会也将灭亡。“带着一种惊人的可靠直觉，青年农业劳动者创建了一些全新的和完全适合于现代条件的机构：农民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经营集团，等等。但是，当他们在家庭、农业经营和村庄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社会的时候，也就为农民的最后残存敲响了丧钟，这些残存者将不会在他们这一代之后继续存在”。
（3） 伯恩斯坦的小农阶级分化
伯恩斯坦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农业转型变迁进行分析，其主要围绕着四大关键问题进行分析：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其指出这四大关键问题关系到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社会关系。沿此思路其分析了传统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发展困境。由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都进行了商品化，“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马克思的”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波兰尼也在《大转型》中指出，英国原始积累的关键事件是圈占土地并将之转化为私产，通过强制性的圈地运动，迫使小农离开土地成为无产者，进而必须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一过程的进行也正是传统小农劳动力被强制商品化的过程。但伯恩斯坦指出，生产和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可能有不同的顺序，例如殖民时代的商品化过程：首先是作物的商品化（特别是在‘强制商品化’以后），然后是一些消费资料 接下来是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再接下来是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劳动力），只有到最后才是土地（劳动的对象）商品化。从此类型的农业生产商品化过程来看，小农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面临着生产资料的全面商品化的过程，其已经不自觉的被裹挟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当中。其指出，”一旦农民家庭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整合，他们就不得不服从商品化的动力与强制力，这已经内化在他们的社会关系实践之中。如果他们种田只是为了自己的消费，那也是因为他们通过其他方式被纳入了商品关系之中，一般就是通过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斯科特在对东亚农民的生计模式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在面对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商品化的情况下，小农家庭多会被迫选择在经营了自家田地的同时，开展相应的副业或者从事临时雇工的活动来得以生存。而在黄宗智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中，也指出在应对商品市场时，为了生存华北地区的小农也出现了一定的兼业情况。另一方面，伯恩斯坦指出在生产、生活资料全面商品化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现象，出现了无地可耕的“边缘农民”，在以损害周边小农利益而胜出的中农，其主要是由于“商品化过程提高了‘进入’成本农业资本的再生产成本，并带来了与高成本有关的分险。（绿色革命）这增加了对土地和耕种土地的劳动力的争夺。在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其指出传统小农出现了半无产化的现象，农业阶层中出现了兼业小农、经营式的大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等不同层级的农业生产者。“商业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人口的递增和流动，在小农经济内推动了一个延续不断的社会分化过程”p123。
（4） 黄宗智——农业内卷化
对于传统小农的研究除了从以上的生存化小农、农民终结、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 这几个方面外，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研究中提出了，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传统小农经济出现了“内卷化”现象，即出现了没有（劳动生产效率）发展的（产出）的增长。在当时出现了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这也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其指出由于人口不断的增长，小家庭农场，面临着不得不忍受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小家庭农场因生活的需要被迫投入极高密度内卷性的劳动量。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区域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劳动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3、 小农未来展望。面对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我国农业面临生产成本不断提升，产业效益低，再加上国际农产品的竞争加剧，这也促使我国开始进行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目前的相关研究都是建立在此背景之下，虽观点各异，但是归总起来其都是在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争论。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产业要实现现代化，其必定需要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实现规模化经营可以实现机械化生产经营，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规模效应。而有一部分社会学研究者其指出，我国的小农经济存在的意义不只是在于维持农业生产，其还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留下了发展的退路，其是我国的缓冲器。因此，其普遍认为，不能人为的去破坏目前的小农经济发展格局，破坏乡土基础，应当让其自然的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小农经济为主的发展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立下了基调。而在笔者的经验调查研究当中发现，目前在基层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现象，其大部分都是资本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因此，对于未来我国农业的走向，还没有完全的明晰化，需要进行长期的关注。
二、 转型时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
在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主要是针对自律性市场的信念中蕴含着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的批判。其指出19世纪的文明主要是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第一是均势制度，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第三是自律性市场，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制。其认为金本位制度是其中关键性的制度，其崩溃之时，其他制度也会无可挽救的牺牲。而当代政治经济巨变的起源，主要是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建立一个自律性之市场制度的空幻努力之上。波兰尼指出，19世纪的文明中具有非常明确的适度结构，以上四个制度结构的发展运行就是推动19世纪产生巨变的重要推动力量。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总结波兰尼的思想。
1、 自律性市场的想象的批判。波兰尼指出，自律性市场的追求主要建立在对市场经济高度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只要能够达到经济的高度自由发展，市场就能够达到非常良好的运行状态。这一观点主要是由经济自由主义者所把持，其观点成立的是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其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决策前提。但是波兰尼指出，人类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都是由非经济的动机所推动的。习俗与法律、巫术与宗教都相互配合来诱导个人去服膺一般的行为法则，这些行为法则最后确保了他在经济制度中所起到的作用。（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于社会之中的。嵌含一词，即点明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即认为市场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在波兰尼看来，自律性市场存在的前提假设就是有问题的，其只是关注理性，而排除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的形态罢了。波兰尼还指出，如果任由市场自由的发展，其会对经济和社会其他各方面都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之下，其只能看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性收益，而往往会忽略社会中的复杂因素，其还应当考虑社会其他方面的因素。其指出，“对个人幸福与公众幸福的最大伤害是市场摧毁了他的社会环境，他的解放、他在社群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同业工会；总而言之，也就是摧毁了以往包含在经济活动的之人的关系、自然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解体，而贫穷问题，只不过是这一个时间的经济面而已“。在市场自由主义经济中，把劳动与其他活动分开，使之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实际上就是摧毁所有生命的有机形式，并以另一种不同的形态——一种原子式、个体主义式的形态——之组织来取代它。因此在波兰尼看来，当以自律性市场作为社会运作的理想模式是不现实的，完全信赖于此信念，就会产生摧毁人类，使得社会环境变成荒野。而面对这种情况时，社会都会不自觉的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市场的自律，扰乱工业生活，进而产生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最终化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这也是时代巨变的重要动力来源。
2、 政府职能的转变。波兰尼强调在自律性市场中，劳工市场、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货币自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某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市场自律的运行。在市场当中，存在着土地市场、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而货币的管控是政府对市场自律运行调整的重要抓手。而且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情况之下都需要政府进行干涉，所以市场自律性的想象在此程度上就已经打破。而在干涉经济运行时，货币的增发控制就是政府的重要抓手。而且如果在国家金本位制之下，除了英美两国可以不用顾虑金本位制之外，其他国家政府都需要在金本位制的框架之下调整本国的经济。为了维持本国币值的汇率水平，政府往往会迫不得已牺牲本国经济利益来维护本国货币在国家市场中的信誉，因此在金本位制之下，政府干涉市场的运行，政府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再是一个守夜者。政府不只是制定好让市场在一定的信用规则内得以运行的法律法规并惩处违反法规者就可以了，在国家面对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政府需要更加积极的参与到经济运行当中。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提供劳动的工人并非只是像商品一样没有任何的思想意识，其并不能像普通商品一样可以轻松的定价，并且在此价格上就可以进行顺畅的交易。工人会不断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去提出自身的诉求，劳动力价格的制定不只是雇主一方所能决定，其还要与工人之间进行不断的谈判和调整，因此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并非能够顺畅的运行。在工人与雇主不断的竞争过程中，往往需要政府作为外力进行干涉。波兰尼在书中所提及的济贫法的颁布与调整就是政府在响应劳动力市场环境变化而做出的努力。因此，在大转型的时代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会是更加的密切，更加的复杂化，我们不能只是将其简单化的处理，经济自由主义设想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土壤，因此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历程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市场的自我运行会产生经济危机，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而社会也有自我保护机制，但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这也就会使得经济危机引发系统性的危机，而面对危机之下，也就衍生出不同的社会反应，如20世纪所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三、 合法化危机的显现
在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才能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危机过程的客观性在于：危机是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的。认同危机与控制问题紧密相关。哈贝马斯将社会区分为四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对前三种类型的社会进行了阐述，其指出在原始社会时期，其组织原则是亲缘关系，其危机类型主要是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在传统社会时期，其组织原则是政治阶级统治（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阶级），其危机的发生主要表现为内因决定的认同危机；而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其组织原则是非政治阶级统治：雇佣劳动与资本，在此时危机的形式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此时的危机时系统性的危机表现，其直接威胁着社会的整合。
此外哈贝马斯还对危机倾向进行了分类，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以及动机危机。在其看来，这四种倾向的危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首先是经济危机的产生，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政府被迫对经济进行干涉，其不自觉地充当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但却不完全按照价值规律的逻辑，而是有意识地维护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机器成为“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国家成为一个集体资本家，使得资本积累成为政治计划的内容。而行政合理性的破坏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而政府为了继续维持生存而产生了与系统异质的结构。与此同时政府也就面临着合法化危机的挑战，而在此情况之下，政府就面临的是认同危机，政府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系统中，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随着组织合理性的阔单，文化传统受到损害和削弱。而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文化反倒产生了副作用，即原来由传统所确定的，属于政治系统范围条件的意义与规范成为了公开争论的问题，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政治权利的合法化危机。而当社会文化系统产生变化时又会引发动机危机的产生。此时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了侵蚀，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人们开始提出“新”要求。因此从这四类危机中可以看到，在经济社会高速变迁的时代，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且各种危机之间紧密相关，解决危机的方式也不可能再是以单一的具体方法可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都需要考虑进来，即应对的措施需要更加的系统化。
四、 转型期研究的思考
面对巨变的社会，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何处，可以从民族志研究中获得一定的启发。“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让自己很受触动，“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社会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构建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在一种文化，或者说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格尔茨在其《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一文中也提到了人类学研究叙述的意义，这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其说道：“异域见闻：对于发生在远方的偷羊行为的冗长描述，之所具有普通意义，是因为它们以实实在在的材料滋养了社会学思想。人类学家的发现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复杂的特殊性和它们的境况。正因为具有这种由限定场景中长期的、主要是（尽管并非无例外）定性的、高度参与性的、几乎过于详尽的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材料，那些使当代社会科学痛苦不堪的巨型概念——合法化、现代化、整合、卡里斯马、结构…….意义等——才能得以具有可感觉的实在性，从而可能不仅现实地和具体的对它们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用它们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思考”。此外格尔茨还指出，民族志的微观本质提出来的方法论是非常真实和关键的，应当认识到社会行为是除对它们本身以外更多东西的注解，即能从社会行为中解释社会并且找出之后的发展方向。笔者也比较认同此观点，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我们如何能够很好的感知到社会的变迁，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动向，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正如前面两位学者所言，即就是需要立足与真实的社会经验，对社会经验进行详尽的记录、考察分析，进而能够对达到小事实说明大问题，从细小事物的变化发展窥探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向。因此，在笔者看来立足于经验，对经验进行充分的积累是做好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也和中心的饱和经验训练方法相吻合。
个人读书评价：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是这个月最大的感触，也明显感觉自己个人读书心态和状态上有比较大的转变.这个月因为要奔波于路途，所以就选择了比较好读的书，但却缺乏系统性，没有太多思考，之后要好好计划好时间，读好书，多反思。虽觉疲惫，但也一直马不停蹄，读书是为自己而读，就算再多事情自己也要把书读好。期许下一月自己能够调整好状态，少一些焦虑，多一些行动，多运动，健康生活。
读书书目：
《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企业、市场与法律》三联书店
《企业的性质》商务印书馆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三联书店
《宗教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农政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的构成》商务印书馆
《第三条道路》三联书店
《超越左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生至理箴言》商务印书馆
《人性论》上卷 商务印书馆
《精英的衰落》 三联书店
从现代性反思看吉登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由于自己读书安排的原因，所以关于吉登斯的书都是断断续续的看完的，东一本西一本的，有许多新鲜的想法都没有及时的记录下来，而且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思考，多是碎片化的。但自己又很想将自己脑中的一些输出，也算是给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做一个交代。
目前只是通读了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暴力》、《第三条道路》、《超越左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这几部为数不多的著作，但在翻看自己的笔记时，发现自己也能大体上把握吉登斯的思想动向。因此自己也斗胆对其思想进行分析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谈谈自己内心的困惑。在笔者看来，吉登斯是站在社会发展大潮的立场去分析考察其所处的时代，其抓住了社会走向现代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作为研究中心。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暴力这四个维度上展开，进而也衍生出其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即认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多变的，根本不存在社会版的生物进化论，社会发展的路径应当是多元的。因此，在我看来，其研究进路与米尔斯所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发挥有着很高的吻合性。
一、 对社会发展进程的透视
吉登斯的思想多集中于对社会发展历程的关注，其在《民族-国家暴力》一书中勾勒出了民族-国家的演化路径，即经历一种由封建时期的分化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再到近代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形式的发展历程。在绝对主义国家的阶段之前还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的分化国家的状态。在此时期，君主只能够直接管理很少一部分的领土，即中央地区，而大部分的地方地区都是处于自治状态。在此时期由于交通通讯、财力、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局限，君主很难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法规，国家的暴力机器所发挥的作用较弱，在此期间整个国家行政疆界边界也一直都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各方面的实力上升，这也促发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在此时期中央的管理职权能力也大大加强，此时期的国家对地方的管理能力增强，而管理的手段多是以军事暴力手段为主。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促发绝对主义国家内部管理职权发生变化，即由完全暴力化的管理模式转变为通过技术进行监控的统治模式。在吉登斯看来，监控能力的高度提升也成为民族-国家出现的重要特征。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形式也会被全球式治理的模式所取代。在吉登斯看来，目前社会就是处于转向全球化发展的大潮中，其主要特征就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关于现代性的特征，吉登斯从制度性维度将其总结为四大方面：监督（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军事力量（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积累）。这也是吉登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重要切入口。在民族-国家领域当中，监督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依靠信息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先进通讯技术的发明可以使得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穿越时空传达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也能让国家行政力量能够以非常高效的形式下沉至社会各个角落。特别是目前互联网相当盛行的时代，国家监控力量更是无孔不入，生活在现代时期的人在国家力量面前基本上已经失去所谓的隐私。信息高度透明化，暴露于“前”更多，而“后”的方面已经变得少之又少了。基于此，吉登斯认为，国家监控力量的增强，监督已然成为构建信息系统并形成新的行政权力系统的方式。吉登斯还借用了“时空”理论对现代性的特性进行阐述，而且其认为长期以来大部分研究都将时空观念忽视了。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中，时空分离、脱域状况的出现是现代性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现代性的“时空”分离状态，可以理解进行以下解读，即在很远距离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都会不断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在处于“脱域”状态（不在场）之下也很难避免受到由各类事件和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这也就真正的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穷的远方与你我都有联系”这句老话。因此，在吉登斯看来如此缜密的监督机制出现，也导致了人权被压制，当代的民主问题也日渐凸显。（政治和行政权力作为现代性更深刻的维度，并不是直接来自于生产工具的控制，其主要依靠监控的能力，其成为威权主义统治的根源）（抽象体系，即社会可视性和有条件的责任，闯入社会生活以及这种现象引起的反作用不仅影响到本土生活以及个人认同；这些影响遍及最广泛的社会秩序，包括高风险的环境《超越左右》）其次，对于军事力量的阐述，吉登斯通过对比现代化到来前后国家采用军事力量的差异。在封建时期即分化社会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军事力量较弱，多是以临时军队为主，即采取雇佣兵形式来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到了绝对主义国家时期国家控制税收的能力增强，也开始出现了常备军。而到了现代化时期，军事力量的构建往往都是依靠工业支撑，而且此时期的军事武器已经得到极大发展，如核武器的出现也预示着能够毁灭全体人类的力量也开始，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审慎，军事力量的存在更多是以一种威慑力量的形式存在，即战争最小化。再次，关于工业主义论述，吉登斯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自然界的逐渐变成一种人造自然。而且由于人类为了工业化发展大大破坏了自然系统的生态状况，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工业技术发展带来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工业事故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的风险，即人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当中。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其多次指出，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认为生态议题相当于与工业技术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特征，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高度的商品化，如在时空领域当中也出现了时间的商品化和空间商品化的现象。人际关系之间的信任也出现了以契约交往为保障的商品化等等。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后匮乏时代的到来，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机就是在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在过渡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导致了在某些领域当中物质生产的过剩现象出现。后匮乏时代的到来，主要特征就是由于富裕而产生出来的问题，并不能以更加富裕的方法来解决；它并不是指一个再也没有匮乏性物品的社会，而是指在社会中某个特定领域或方面产生的一种过剩状态。而且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状上进行考察，吉登斯还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全球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大，贫富分化现象也是现代性的重要考察维度。以上四个维度的分析，基本上囊括了吉登斯反思现代性的主要意涵。而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时代性问题，究竟要如何去解决呢？吉登斯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吉登斯这副药方也是针对其所指出的现代性四维特性而一一开具。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其指出需要意识到后匮乏经济的到来，目前社会的发展不再是以追求经济的增量为目标，生产的过剩现象需要得以重视和调整；工业主义的特性所带来的人化自然现状，需要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生态保护意识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再就是目前高度监控的问题，需要走向对话的民主道路，民主参与、地区能动性的发挥应当是未来地区建设的重要模式，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获得成功的社会建设；最后关于暴力手段的运用上，吉登斯指出在暴力手段的破坏力如此强大的时代，以协商形式来解决争端，这是应对各类暴力威胁问题的重要手段。这些思想在《第三条道路》和《超越左右》中都有进行明确的阐述。在面对老派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吉登斯指出这两类意识形态流派，都不能很好的反应现当代的社会现实。因为目前的社会中并非是权威主义政府或者无政府治理这两种极端现状，而是出现了政府与社会结构之间合作的一种现状。因此吉登斯指出，其所提的第三条道路志一种社会民主的复兴，它是超越老牌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主张，其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第三条道路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缩小政府）的右派进而”认国家为答案“（扩大政府）的左派。其还明确指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价值，即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保守主义（“中间道路”）。而第三条道路的纲领主要为：激进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敌人的国家）；积极的社会；民主家庭；新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投资型国家；世界性国家；世界性的民主。吉登斯指出，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的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P73而且国家创设公民权和福利项目就是为了拉拢人民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不应当将国家的权利绝对化。而且在目前信息传播高度便捷的时代，政府和公民之间信息环境高度相近，政府的腐败行为已经受到极大的公民监控，因此国家更加需要与公民社会进行合作。
二、结构二重性思想阐述
此书作者主要是对其结构化理论或者也可理解为结构二重性理论进行阐述和建构，何为结构化理论，即人们的行动在受到结构约束的同时，也会由于结构存在而产生行动的积极性，换一种说法则为，人的行动在受到社会结构影响的同时也会在行动的过程中生产出相应的社会结构。在作者看来，结构是非常虚幻的现象，其只有在人们在相应的社会情景中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才会显化，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谈社会结构时都是非常虚幻抽象的事物。而关于结构化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其认为应将主要精力关注于时空定位、共同在场和不在场的问题。
作者主要是通过从进化论观点、传统结构化观点、“时空”理论的建构认识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对人们影响等角度对其结构化理论进行演绎、建构。在其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当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目的来开展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得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在社会当中行动者收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行动者的行动是不确定的，社会发展的动向也存在着很多变数，其不可能产生像自然科学研究所论证的有规律、有规则的进行演化。因此，其认为，以生物进化论的思维作为指导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是当前最大的弊病所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中复杂的因素如具体情境中的特殊状况，在场与不在场的时空观念考察都没有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以假设变量的研究模式，往往存在片面性取向的情况存在。而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上看，每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说，目前主张单一进化历程的研究者，都存在着以某个国家作为最先进的假设作为前提，存在着很强的价值判断。再就是关于传统结构化理论，其只看到了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约束的这一面，其非常片面化的假定社会结构只能起到约束作用。而在作者看来结构既可以对个人行动起到约束作用，也可以起到激励作用，而且作用的情况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因此作用的效果也是不确定的。（个人能力的大小、对社会认知能力的大小以及所受到结构约束的情况都会随着历史而变，因此结构决定行动的观念过于武断）再就需要是对时空观念的重视，其认为，社会互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的，即在时空领域中产生的。因此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必定需要要有时空概念，即把社会跨越时空与封闭作为问题来进行研究。
综合来说，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反思性认识而提出的研究工具理论。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存在一定影响的同时，后者也会对前者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决定性关系，进而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也就不会存在必然的发展规律，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缺乏正当性，以进化论的思维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有失偏颇的。吉登斯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只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解读认识，进而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的行动，至于社会的发展趋势所受的不可控因素很多，不应当妄下定论。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性著作，在此部著作中也蕴含了米尔斯对如何研究社会的总体性认识。在笔者看来，米尔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在对前人方法论的一种综合，但总体上其与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有着很高的契合性。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指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其心智品质来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即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围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会遭遇什么。米尔斯提醒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考察社会现状之时需要站在整个时代大背景下，站在历史社会变迁当中去思考看待自己所做的研究，而不是狭隘的以工具化、技术化的理念去做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就需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其融入到社会现实当中去思考，不能只是漂浮于宏达话语的描述或者经验主义的实用研究上。其主张，作为新入行者更加需要秉持自己的兴趣做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个人的想象力，才会有独立的心智、才能有所创新，不能只是成为“技术专家”而依靠着某一视角、一组词汇、一套技术而生存。
米尔斯进一步指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是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视角的技术性学习，需要有大格局，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处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所做的研究都深深的受到它的影响。进一步反思，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我们都处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我们所做作为，每天面对的一切，都会受到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特性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对某些研究议题的关切，其本质上来说也是对我们自身未来发展的关注。部分与整体、原子与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某个子系统的变化会对整体产生相应的影响，进而也会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目前对各种议题的研究、探讨、争论，其背后都是社会结构变迁大潮所带来的动力，也更是我们在这场大变革中所选择的不同利益群体、所站立场的一种表现。关于米尔斯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学家应当直面大时代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阐述，目前所涉略的几大家都有个各自的一套理论视角以及价值理念在，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是基于其对自身所从事的政治事业进行反思过后的而提出来的研究价值伦理。而涂尔干则更多是对于实证主义研究的一种推崇，其继承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方法，在其著作中也能看到生物进化论的内在理论观点存在；而西美尔的研究则更加感性化，其对社会事实高度敏感，进而也引发其对社会微观现象的无尽解读与想象，进而也建构了他自己对于社会研究的理解，即以微观作为延伸基础，任何宏观的事物都可以从微观的事实作为研究进路。而反观目前的研究，应当是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研究，纯理论性研究，价值中立虽有提及，但是各种学派的出现，学派理论之间的斗争，其中似乎掺杂了许多虚幻的东西。
三、个人思考
此处主要是想梳理自己开始读叔本华和休谟著作时脑子中所迸发的一些火花。主要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对观念产生的反思二是对人生价值意义探索的思考，再就是对于社会认知的反思。
首先从休谟的《人性论》开始，休谟在上卷中主要论述了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休谟指出印象和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能将二者合二为一。其指出，印象永远是发生在观念之先，而且想象中所得到的每一个观念都是首先出现于和他相应的印象中的：对解决关于挂你那的一切争论来说，没有其他发现比这个发现更为幸运的了。印象是清晰明显的，不容有任何争论，而观念都的产生确实十分模糊的状态，我们无法精确其存在的时刻。但是休谟也指出，广袤的观念，也可以通过感知的对象对观念进行填充，进而使得观念也能够可触。而且观念的感知上，我们一般都会采用一种复合观念，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通过对事务的细分，进而用不同的名词进行标签化，进而获得对世界的感知。在休谟看来，我们所存在的观念都是在我们的心灵中能够得到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 存在的观念和信据其实都是我们自身意识所愿意接受时，进而才会出现相应的观念和信据，即我们可以意识大棚的或记忆的一切印象或观念，没有一个不可以被想象为存在的。在论述观念的基础上，休谟还对信念进行了阐述，其认为信念只是由一个关联的印象得来的强烈而生动的观念，也可以由于强烈和生动这两个意涵不清而产生的反抗信念。信念是建立于记忆和习惯上的永恒不变，是对于任何观念的一种较为活泼而强烈的想象。而信念也能给人带来热情，其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会更为真实，其对人的激励作用更持续。紧接着，休谟还对人的理性进行了阐述，其指出人类的理性可以分为三种，即知识。证明和概然推断。此部分中给我启发性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休谟指出，因果的必然性其实是有人的心灵想象而得来的。理性不能产生原因的效能观（能力和效用），原因的准确性应当是来自经验的特例。换一句话说，原因的效能或功能存在于，完全是属于思考过去全部例子中两个或更多个对象的结合的那个心灵。而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一切推理都只是由习惯得来的；而且恰当的说信念是我们天性中感性部分的活动，而不是认识部分的活动。因此可以说对于因果推断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我们自身的想象之上而得来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讲究因果必然关系，强调前因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一直强调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有失偏颇的。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似乎又一次掉入了一元论的研究视角中去了，或者说是落入对社会发炸规律研究的陷阱中了。
再就是从叔本华的哲学观中引发出的思考。叔本华在思考人生价值之时，其提出主要是从人生价值有三种形态的方向来展开论述。叔本华指出，人生价值意义可以有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名望追求这三种，叔本华认为只有做到精神财富的充足，我们的人生才会过得有意义，才会有心安、自足的幸福感。叔本华指出，只有精神上的丰裕，我们才能和自己独处，才能很好的度过“无聊“的时光。在苦苦追求财富或名望时，一旦让自己静下来，一旦和自己独处就会变得焦虑、空虚不安，所以目前人们总是需要各种形式的娱乐方式去自己，似乎只有这种挥霍感、刺激感才能让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而在叔本华看来这种掩盖空虚的方式其实只是一种逃避的状态，是缺乏人生精神享受的可悲境况因此叔本华也主张，我们在追求人生幸福之时，不应当把幸福当成人生的终极追求，这样永远不会得到幸福。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躲避悲痛中度过的，人应当做的是去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样人生自然就会有幸福存在了。叔本华用像诗一样的哲学话语，在品读过程中确实给了自身不少启发，其中就是关于人生价值的探寻，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幸福，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是否一直都在追求的路上，而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最后就是关于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这一个想法是自己在看《白鹿原》时突然迸发出来的一个想法，也是自己的一个困惑。对于乡土社会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各类的理论性著作中获得许多概念，但是当我们真正走向田野之时。我们是否能够在乡土社会日常的生活交往当中看到背后的运作逻辑呢！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也强调对日常生活交往、日常话语使用的考察，其认为这些细小的现象背后都能折射出相应的社会行为准则。因此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感知能力也是需要重视，如果没有这种感知力在实际调查研究中就很难找到突破口。之后在读《社会学的想象力》时又再一次激发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究竟需要做好那些准备，才能更好的去感知社会，培养出更加敏锐的心智？这个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了。但目前可以想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最起码是需要对社会生活有一定的经历，自身对社会的运作有一定的感知与反思过后，我们才能谈去做社会的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有现实感，有更敏锐的嗅觉。
读书书目：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卷 华夏出版社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斯《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透视》 经济科学出版社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社、《民族-国家暴力》三联书店、《社会的构成》中国人民出版社 （在读）
制度经济学读书总结
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目前笔者主要阅读了康芒斯、科斯、诺思、威廉姆森这四位大家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著作，此外笔者还翻阅了《经济思想史》，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虽然这几位学者都在论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但是各自的阐述视角以及对制度经济学的认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笔者本人尝试着在其各自观点的基础之上，对其各方的观点进行一定的对比、反思、总结进而加深对制度经济学学科的思想的理解。但由于笔者个人阅读以上书目的时间并非同一时期，再加上个人最近也相对忙碌，也不能再一次将之前所读书目进行研读，目前笔者个人只能是依靠自己的阅读笔记来进行整理，如有理解不当之处还多请批评指导。
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在《经济思想史》中制度经济学被划分为非主流的经济流派，因为在整个经济学思想派系中，其在提出之时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而且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学思想研究中，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分支的发展相对较晚。凡勃伦最早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中的制度性问题，凡勃伦主张，经济学应当是对演进的制度结构的一项研究，并将制度界定为任何特定时期被接受的思想习惯。而在当时正统的经济学思想在研究稀缺性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制度这一要素是被假定为既定的要素，因此凡勃伦对于制度结构的研究也是首次将“制度”引入研究者的眼中。在凡勃伦之后，康芒斯对制度进行更深入研究。康芒斯提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其还明确了制度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即制度经济学就是关于权利、义务、自由和方向的所有权的经济学，而且在经济理论研究中需要重视对集体行动的研究。科斯则通过对企业组织交易成本的探讨再一次让制度经济得到学界普遍关注的，其在《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需要关注在市场交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为何还需要企业这类组织来参与整个市场的运行，其进一步提出企业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与在市场外部交易成本之间差异的关注，首次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而且对交易成本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对于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威廉姆森沿着，科斯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指出交易成本主要是由前期契约制定过程中的谈判、搜集信息等带来的成本，再就是在契约制定之后的执行监督的治理成本。而诺思主要是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其在研究全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提出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对于经济绩效有着很大的影响。诺思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进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最后其进一步提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通过对制度经济学思想的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制度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可以看到学者们通过“制度”这一维度延伸出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整体考察，为传统的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假设基础的单一视角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制度经济学开始探讨除了传统经济理论所关注的边际性问题、最大化问题以及理性化问题等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如诺思所探讨的非正式规范的影响以及威廉姆森所提及的机会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反思。
二、各学者思想体系的梳理
首先可以从康芒斯开始，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在交易过程中，集体约束所起到的规范性作用。而且其将“交易”作为其经济研究的最基本单位，即一种合法控制权转移的单位。而且在交易的过程中，其包含了冲突、依存和秩序。对于交易的分类上，其将交易分为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买卖交易是指市场中的买卖双方都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完全竞争市场；管理交易和限额的交易，每种交易都表现者法律、经济和伦理上的相关性。康芒斯提出，“这三种类型的交易合在一起就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更大的单位，在英美的实践中被称为运行中的机构。正是这些运行中的机构，加上维持其运行的业务规则，再加上从家庭、公司、工会、行会一直到国家本身的所有一切，我们称之为制度。静态概念就是‘团体’。动态概念就是‘运行中的机构’。在康芒斯看来制度经济学理论，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解放和扩展，对个人交易行为的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读。从伦理和法律的角度出发，所有集体行动建立的都是“有权利就有义务、没有权利则没义务”的社会关系。从个人角度上分析，集体行动要求个人去执行、忍耐，以便为个人的经济提供安全、服从自由和风险承担。(集体行动加强了个人交易中被认可的安全、顺从、自由、风险关系。)而且从因果角度上进行分析，贯穿在整个经济行为的共同原则是稀缺性、效率、未来性、集体行动的行为准则、统治权。它们是限制且互补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关于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原因，康芒斯认为正是由于稀缺的存在是带来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在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追求物质的欲望，若人们不受任何集体约束，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出现。由于稀缺性、私有财产的产生会导致相应的冲突，而集体行动的约束可以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因此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承认稀缺性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前提，重视集体行动约束是很必要的。再就是关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言，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关注确定财产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担运作规则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是确保买卖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基础，康芒斯指出，买卖交易并非是商品的简单交易，交易的是其价值；买卖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未来的东西合法控制的预期。而这种合法控制就是预期的集体行动。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康芒斯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分析的前提假设来进行分析，在此前提下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有限资源分配的问题，集体行动约束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康芒斯认为集体行动可以对个人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类约束可以表现为个人的习惯养成、集体习俗、法律契约规范等方面内容，因此集体行动的约束就是制度经济学观察的重要对象。
凡勃伦和康芒斯所开拓的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与科斯为代表的新一批制度经济学研究关注对象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目前学界将前者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派，后者则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概括梳理。在新制度主义学派中，其思想影响力最深远的应当就是科斯了。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在其年轻时期就已经发表，在该篇论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其最初提出该观点之时并未获得很多关注，该观点时在沉默了三四十年之后才慢慢获得普遍的认可。在科斯的论文中，科斯对当时只是关注于市场运行效率的研究进行反思，其将个人的关注点落在企业组织之上，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在该文中，科斯提出在完全市场竞争利用价格机制进行资源分配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企业组织的资源分配方式还会存在呢？科斯认为，市场的运行需要成本，而组成组织，并让某些权威认识（如“企业家”）支配资源，如此便可节省若干市场成本。而企业家要组建企业的一个前提，就是需要保证在用低于市场交易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而且关于企业的规模大小上，科斯也运用了正统经济学的边际替代理论作为论述基础。其指出在企业规模扩大的最初阶段，企业存在规模效应，但一旦超过了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存在规模效益递减的现象存在。（规模效益递减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包括企业的管理成本，监督激励成本等方面的内容）再此基础之上，科斯进一步指出，企业规模变化的依据来源，主要是从研究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变化的对比类似获得决策的依据。
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创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得到学界的重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思想。并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细化性的研究。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三部曲（《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197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治理机制》1995）就是关注于交易成本理论在现实研究中的细化之上，将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治理机制》的前言中威廉姆森就鲜明的提出，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主流传统以及旧制度经济学是有很大不同的，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并且能够进行分析；它是法学、经济学以及组织学的跨学科组合，其中经济学居首要地位”。
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定义上，威廉姆森仍旧延续了康芒斯所选择的以交易作为最基础的研究单位，即“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根据制度的比较来研究经济组织的一种方法，而交易则是分析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作者提到，“通过不同的途径，把各种（属性不同的）交易还原为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即决定着合同关系是否完整的那种组织结构），就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由此定义上，作者认为需要对不同的交易进行定义（单边交易、双边交易）；而且不同治理结构需要不同的激励属性和适应属性，应分别交代清楚。交易属性的不同，相应的治理结构即组织成本与权能也就不同，因此就形成了交易结构的不同匹配（主要为了节省交易成本）。简单的交易问题需要使用简单的治理结构，而复杂的交易则需要相应复杂的治理结构来应对。{交易成本经济学把它的许多预测性内容归功于有差别的匹配假说，即：把属性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以产生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交易成本节约的）结果}关于治理的结构的调整需要考虑交易的三大维度，即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
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代理理论都认识到这些合约设计要求，但代理理论主要依据事前激励安排的观点研究合约，而交易成本理论侧重于精心事后治理结构，合约的完整性问题则在这种结构中得到解决。签订合同后当然事后成本主要有以下几种：（1）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不适应的成本；（2）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加以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3）启动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的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而是仲裁或私人解决）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成本。（4）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那种成本。
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作用上，威廉姆森在多处有过论述。如威廉姆森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结合其基于有限理性而节约的能力，同时还结合对所讨论的交易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的防卫，来考察各种可替代的经济组织形式。交易成本经济学致力于鉴别、解释和缓解合约风险。所有风险都可以划归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建立的两个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对于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最终势必把以下三种概念综合起来：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投机思想，三是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人力资源的专用性、专用技术）。对于资产专用性对于选择市场交易还是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来解决的问题，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优先用来调解非专用性资产，混合签约形式随着资产专用性的逐步形成而出现，而科层（纵向一体化）专门用来处理双边特别大的交易。
以上部分是对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进行了一定的归总，相较于前面几位大家的理论阐述，威廉姆森的理论更细化，其抓住契约的前期制定成本与后期履约的治理成本来进行论述，由此还延伸出对于企业规模（纵向一体化、垄断组织）的探讨。其更加关注于契约的制定与维护之上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比较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应当是诺思，其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所提出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阐述，也极具说服力。在去《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一书中，其回顾了整个人类经济历史的发展进程，其在此书中回顾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重视知识的存量问题，而且在此文中诺思首次提到产权制度的产生以及产权的稳定性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影响力。而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提出，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经济成长（或停滞、倒退）之间存在的影响的关键。诺思强调合理的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并非是充要关系，其指出要获得经济绩效的高收益肯定需要以良好的制度作为前提基础。诺思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即通过对制度的丰富内涵以及制度对经济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展开探讨；紧接着对整个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实现路径等方向进行探讨；最后通过对不同地区制度变迁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现状差异来论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在阐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对诺思对于制度的认知进行探讨，在诺思看来制度是人类强加在我们相互关系上的一种结构，它决定了构成人类经济活动和价格理论基础整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激励机制。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都是由人构建的，并且这种结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有序社会里具有认为的功能。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行为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诺思还指出，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范来降低不确定性。在论述制度的具体内涵时，诺思还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进行了批判，其指出人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其一主要是由于人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人不只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的依据；此外，人所生存的环境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也就导致人们在决策时很难获得完全的信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做出完全理性的假设。因此，诺思指出在考察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抛除这样理想化的环境假设，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制度在现实当中的真实现状和运行情况，进而能更加合理的去解释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紧接着诺思对于市场交换中的交易费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其通过对交易成本高昂的原因的探究，进而提出制度在交易成本降低中的重要性，即诺思指出之所以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成本如此之高的原因，是由于市场秩序混乱。因此要降低交易成本，应当建立一套稳定的制度来维持秩序，而能够制定并保证这套秩序能够稳定运行下去的，只有秉持公正的、强有力的第三方政府才能够解决。因此可以看到诺思在解决交易成本较高的思路上，其是以制度建构的角度出发，这也与科斯和威廉姆森所提出的以市场交易和企业组织内部交易相互替代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制度的阐述中，诺思还对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以及这些约束制度的实施进行了考察。诺思指出，在日常的交易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受到正规约束的影响往往是非常小的，而非正式的约束反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决策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诺思还提到非正式的约束变迁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其与正式的社会约束发生变革之间存在着很大时间差。而非正式约束能够在正式约束产生重大变革还能够存留下来的原因，主要受到人们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是在长时间的学习中习得的，其很难快速的发生转变。此外文化以及规范在短期之内也是难以改变的，因此非正式约束的生命力远大于正式约束。关于正式约束这一方面，诺思将正式规则的范围规定为，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而且，正式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非正式约束的力量，使得非正式约束可以更好的应对复杂的交易过程。在对这些约束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非常完美的实施状态，其主要是由于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非常复杂，而且还存在者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效益函数难以达成一致的现象存在。此外诺思指出，制度的设置对于交易费用和转形成本（可以理解为生产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制度约束在历史演变过程，对经济绩效必定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关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和动力机制的考察上，诺思认为组织是制度变迁推动的主要角色。诺思笔下的组织是一个有目的的实体，是由于其创立者设计出来、用来最大化其财富、收入，以及其他一些由社会制度结构所提供的机会所限定的目标。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对制度变迁方向所起到影响的路径主要是在三大方面，即对知识投资的需求、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持续的互动、在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渐进性改变。紧接着诺思对制度变迁的途径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指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对经济制度变迁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力。其进一步指出，相对价格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个人所受的激励以及先存心智等方面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最终导致制度的变迁。此外诺思还对不同地区出现较大的制度发展差异进行了分析，其认为，“路径依赖”以及市场不完全下的信息不完整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差异，即市场信息不完整导致经济的低绩效和“路径依赖”下的制度报酬递增效果，进而推动了起始制度的自我强化。（“发展路径一旦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中，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强化了这一进程”。）最后在论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时，诺思主要从市场交易制度变化所带来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诺思通过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进而指出在交易范围较小时经济主要是依靠人际关系进行交易，而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环境变得复杂时，交易主要依赖非人际关系化的交换来维持交易的顺畅进行。诺思指出如果一个地区一直都是依赖于人际关系化的交易其就会很难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综合以上论述，诺思是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考察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影响力，其也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关于制度方面的考察还远远不够，其研究只是为了后期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三、反思总结
上文基本上已经将制度经济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各学者都在研究市场中的制度规范问题，但各自的立场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康芒斯主要集中于论述集体行动对个体行为制约所带来的社会秩序促进交易的进行。此外其也指出这些交易并非只是物品的交换，而是一种产权的交换，价值、未来性都是其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对于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上。科斯和威廉姆森主要是从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的契约签订以及维护的立场去谈交易成本的问题，而诺思则指出解决交易成本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正的第三方政府来建立制度，维持秩序，进而降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因此，对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可以多元化展开的，而且目前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仍是以现实的企业为主，其研究的领域可以进一步拓展。制度不仅仅对于经济有着很强的影响，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而受到制度影响的个人行为表现也会对制度产生反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对制度和受制度影响的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细化的研究，应当会产生更加多元化的解释，进而也会增强制度在功能主义视角维度下的解释力。因此我也比较认同，吉登斯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中提到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能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过往不断的研究，进而对社会现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延展开来解释，即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并不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生物那样进行有规律的进化，其演变路径是多元化的。因此在基础上可以对经济学研究一直以来以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优劣的标准进行一定的批判性反思，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正如制度经济学的主张也正好阐述了这一道理。但是，目前社会主流仍然以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也是对，以经济收入作为社会进步与否评判标准的一种批判，其在书中明确指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代表社会的进步，并不代表贫困的降低，收入的增加有可能带来社会收入的差距拉大，贫困现象会更加严重。因此，其指出在衡量社会发展，衡量扶贫效果时，需要有更加多元的评判标准，如人均寿命的变化，受教育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可以让贫困者拥有改变现状能力的指标都应当被纳入评价指标中。因此笔者也认为，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当走出一般的绝对化推断话语，走出一元论的或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以社会事实为基础，从丰富的现实经验中去深化对社会的认识，去探索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发展道路。
读书小结：
这个月的状态没有上个月好，各种事情确实让自己比较烦心，不过归总起来还是自己还是有太多的顾虑，生活在某一环境中也不自然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干扰，这也是难免的。这个月之所以读书状态不佳主要是由于自己在读书书目安排上的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分支学科穿插起来读，导致自己整个思维转换过程还是难以适应的，在加上所读的经济学书籍都是大部头的著作了，凯恩斯的《通论》完全以语言进行阐述，虽然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但是还是对于某些部分的论述还是不能完全能够理解。这也导致自己虽然放慢了读书的速度，但是还是感觉没有将其完全的吸收理解，自己也失去了读书兴趣，所以这一本书的阅读就花费了自己将近两周的时间。接下来读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还没有读之前，以为就是论述制度经济学应该没有太多的内容，虽然是一部一千页的大部头著作，但也不会太复杂。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的时自己才发现，这本书相当于一部经济学的思想史研究，其是通过对整个经济学思想流派的对比回顾的过程当中，对经济交易中的制度进行阐述的，在整部书中只有很少的部分在论述关于制度与交易的内容，所以读此书也是挺费神的。但，通读此书之后自己对整个经济学的思想类别情况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也不枉自己所费的精力了。然后读了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还是比较好读的，自己的自信有些恢复。紧接着自己开始了对吉登斯书目的阅读，但是发现关于经济学的内容还想继续，又反过头来读。但之后感觉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又回到了吉登斯开始读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样往复确实让自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阅读、思考一些东西。因此感觉这个月自己确实没有把握好节奏，接下来还需要进行调整，进一步的理清自己读书的思路。放下内心的焦虑，自信起来，大胆尝试，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犹豫。《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作者从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大屠杀进行的再审视，其指出社会以及相关的研究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正视大屠杀的历史内涵。大屠杀的出现不只是犹太人种族歧视所带来的问题，而更深层次上的是现代文明发展所出现的前现代野蛮暴力的问题，其指出目前看似是处于高度文明，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似乎处于一种稳定和平的状态中，但这其实只是一种幻象。现代文明其实仍旧保留着前现代文明的暴力倾向，大屠杀的产生其实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大屠杀的发生，也正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后果。极端理性化的发展带来的非理性行动，只是为了追求目的而不择手段，道德意识极度缺失，引发了在常理来说非常不人道的行为。而助推这一现象的发生，主要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官僚科层体系的不断完善，科学的理性计算成为人们的行事准则，而且行为者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之间的中介存在，使得行动与后果之间的关联性被掩埋，行动者对于行为后果的感知力减弱，这也带了行动者道德感的缺失。在大屠杀发生时，给众人留下的映像是，哪些纳粹党人，哪些直接将犹太人屠杀的人才是罪魁祸首，而整个德国社会以及其他犹太人集聚区周围的人甚至是犹太人委员联盟都与此无关。但实质上这些主体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动了这一悲剧的发生，社会对犹太人的冷漠、无视，技术专家的敬业设计操作，犹太人委员会的以小部分换取大部分利益、自我保全的理性决断都在助推着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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