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1．《分裂的西方》
2.《交往行为理论》卷一
3.《哈贝马斯 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4.《交往与社会进化》
5.《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6.《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二）
这个月对哈贝马斯的理解有三个关键词：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理论、公共领域。
上个月说到各种如西方社会分裂，合法化危机现象等，用这里的话反映出的问题原因就是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交往受阻、与公共领域被侵蚀。
社会学的研究立足于生活世界，这与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突破主客二元对立而转向主体间的关系研究。生活世界就是人与人交往的世界，其中作为实际事态存在的客观世界，规范调节的社会世界和个体经验构成的主观世界。三者统一于生活世界。
对生活世界的研究源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构的两个核心整合机制：社会整合机制和系统整合机制。社会的负载型增长导致必须进行物质再生产，系统在发展中更加复杂，系统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分化为功能专门的经济和政府系统，各自的操作媒介是权力和金钱，以实现系统功能的协调。但在金钱和权力的作用下，现代社会受系统操纵的范围更大，程度更严重，生活世界和系统因此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容易导致：系统整合机制因为其强大影响而得以入侵、凌驾于通过相互协调取得共识的社会整合机制之上，
于是出现了生活世界的媒介化，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由于资本主义利益驱动的扩张倾向，经济系统借助货币这个调控媒介侵入日常生活交往实践中，导致社会关系的物化。货币关系在生活世界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引起诸如意义丧失或社会裂变等病态现象。
哈贝马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重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而所谓公共领域，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机会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依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交换原则同权力机关展开讨论。为什么要重建呢？因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了公共领域的历史沿革，运作机制、社会结构、功能作用等。历史沿革包括从古希腊广场型、古希腊广场型、中世纪的代表型，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公共领域，运作机制，社会结构则考察了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市民家庭和公众私人性的机制等；图解：私人领域（商品交换和劳动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中间，有个政治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学公共领域。例如：读书会，各种私下的研讨会本来是学生或知识分子在讨论学术问题，但很容易就会涉及到对国家政策的评价，遇到不好的政策或政府的不良行为进行批判，难免会生发出一些政治意识。所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同时具备政治和文化功能。作为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的缓冲地带，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良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可以想象一下，19世纪以来，市民社会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和文化功能更加发达，资产阶级统治者在这个领域中看到了其巨大的阶级利益，看到了公共领域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长期以往，资本主义国家为巩固统治，不断加强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国家干预社会领域，同时公共权限也在不断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了私人领域之上，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哈贝马斯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的国家化，是指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入侵、扩张的结果导致了国家和社会边界的消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以各种方式向社会渗透，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生活控制的力度和广度，公共领域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
所以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年轻人对公共政治生活非常冷漠，人们都躲进私人生活和个体生活，关注内心的寂静主义。
如何破解？让个人从私人领域重新走进公共领域？答案是要开展有效的交往行为，在对话沟通和理解中结成新的社会关系。
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反思：认为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行为体现出理性的单一化，垄断化发展，必须认识到工具理性的短视化现象。哈贝马斯看到了在自己的文化之外，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之外，工具理性行为就突然失效，所以现代理性法中的理性并不能使自身成为普适的价值。所以要重新建构理性，就是交往理性。
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如何能做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言语有效性的四条原则：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的真实性；表达的真诚性和言说的正当性。具体不解释了。
如何才能达到言语有效性的四条原则？或者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言语有效性额四条原则？言说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交往资质：能将在话语中恰当使用语句的条件付诸实现。这个术语所理解的是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言说者把完美构成的语句运用于现实之中，并使二者相吻合的能力。包括：选择陈述性语句的能力；表达言说者本人意向的能力；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交往行为理论并不仅仅适用于微观的主体之间，也指涉宏观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非强制的强制力量（话语并不具备统治功能，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知识对其施加影响。同福柯的权力观是不一样的）交往四项要素原则，反映出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协商”民主思想，所以也是反对极权主义统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权力设计，以此来在后民族社会建立一个包容的世界。协商是否达成公平的妥协，主要由协商程序的条件来决定，这些条件必须受到道德的裁决。
总结：哈贝马斯认为不管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还是生活世界被侵蚀等问题反映的都是是资本主义未被驯化，所以措施无论是公共领域的转型期待、建构交往理性、重返生活世界等思想又都需要通过民主来驯化和约束资本主义。也就是在政治实践中找到用民主驯化经济的方法。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发展，迫切需要扩大民主结构，使之具备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功能。这就又回到了上个月的内容上了，超越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得到共同认可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
五月书单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包容他者》
《后民族结构》
《牛津通俗读本：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主题：如何理解哈贝马斯（一）
总体来看，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理论家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辩护者，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反对时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具体表现为，他认为现代性是开放的，在每一个时代节点上都会不断重新开始。现代性面向的是未来，能在自身中找到合法性。“现代”一词是动态的，尽管内容总是有所差异，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与刚刚成为过去的时代拉开距离。由此，现代性永不过时。
其理论思想的背景依然是和那些后现代理论家一样，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情形作出的回应。但不同于福柯、马尔库塞等人对晚期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态度，哈贝马斯持有的是一种乐观的倾向。其领域涉猎广泛，但思想又保持着连贯性。
对现代性的辩护理由之一是：现代性起源于1500的全球化，而如今全球化继续往纵深发展，只是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特征，表现之一是对“后民族国家”的思考。
对20世纪的诊断与反思：认为灾难是民族国家走向了极端所导致的，如，因为德国过于强调传统的民族和血统，民族传统与民族心态已经成为德国人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按照德国民族文化的自我理解：犹太人代表的是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缝隙，如果德国人为此而感到不安的话，那么这个缝隙就使一切文化禁忌都失去了意义。
从民族精神的民族到国家公民的民族：公民资格的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是有着共同的地理界限、语言、文学艺术和道德的鲜明轮廓，今天，我们正在迈向一种后民族形式的政治共同体，空间和时间距离被克服。贯彻人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如欧盟。全球化压缩了民族国家作为行为者所享有的活动空间，以致民族国家的选择权十分有限，无法缓解跨国市场流通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今天在民族国家范畴内面对这许多全球性风险，才去传统的主权国家间达成协议的形式是无法解决的，有必要建立和扩大具有较强政治行为能力的跨国组织。民族国家无力应付两个现实挑战：多元文化背景下社会的分化；全球化进程；他们将最终埋葬民族国家对内和对外的主权。
比较有前途的政策时让自己的国家投身到全球性的竞争当中，而且要积极、灵活和稳妥。从中期来看，这些措施对本地是有利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改变国际竞争的模式。由于全球化的经济摆脱了调节型国家的干预，因此民族国家与社会福利国家质检的积极联系受到了严重威胁。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政治共同体（跨国机构），这种职能才能在目前的水平上得到履行。如北约与WTO，代表了一些不同的界限，这些界限同国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民族国家主权的上是所导致的效率不足等问题，进行积极协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民族国家在今天陷入困境，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鼓吹减少国家干预以降低成本），而打破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出路在于，在民族国家之外，为民主过程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式。
如何超越民族国家？哈贝马斯借鉴的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文化上的一体化使得民族观念付诸实践；借助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新型的集体认同。所以后民族时代也需考虑这种逻辑。如全球化导致的一体化的娱乐文化不仅席卷了全世界，西方自身内部的差异性似乎也因为有了它们而被消除了，以致强大的本土传统正在不断走向消失。
后民族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公民团结的基础是各种特殊的具体认同，而世界公民的团结则只能建立在人权所表达的道德普遍主义基础上。也即文化认同产生民族；人权认同产生世界公民。但在人权的普遍意义与实现人权的具体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人权应当适用于所有人，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现实中难做到。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大同还路途艰险。对人权的怀疑朱毅认为，从其他文化内容出发，是否还可以解释清楚发生在西方的政治合法化形式。在人权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背后，是否是西方阴险的权力要求。
民族意识产生的前提条件使我们注意到，一种真正的认同形式要想超越民族界限，就必须：有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建立欧洲政治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
如何做到超越民族界限？《包容他者》里建议，新的共同体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其道德原则则是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要求所有人都劝解起来，共同为对方承担起责任。不是用暴力或妥协，而是沟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这需要尝试进入话语状态，并在世俗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共同的伦理观念。这不是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的彻底同化的普遍主义。
当民主不仅体现为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而且也体现为社会参与权和文化参与权，多元文化社会才能通过这样一种长期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化加以维持。如果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资格能够成为实现各民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机制，则它就可以成为团结一切外来者的一体化力量。社会福利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公民的法律地位、社会生活状况得到改善。所以公民组成的现实民族比同胞组成的想象民族更加重要。
对现代性的辩护之二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尔库塞把技术科学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对科技进步持悲观的态度，老一派法兰克福学家批判科技异化，把科技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在一起，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所起的社会功能相同，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多种社会问题，转移人们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阻挠人们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创始人霍克海默说：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正真原因的形式。《单向度的人》是对科学异化为意识形态的最深入探讨。
认为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论证了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的关系，提出了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是从下往上，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依靠对个人需求的补偿所取得的人民对制度的忠诚获得的，而非从上往下的阶级统治。
但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没能正确分析和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作用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而非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不再是对生产关系的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了。相反，生产力成了使统治合法化的基础。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认为技术科学作为新的合法化形式，已经丧失了其旧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同时也认为，尽管科技还发挥着使人们安于眼前的生活状况，阻止他们思考和议论社会的基本问题的作用，但已经完全没有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和奴役人的功能。
但在为现代性做辩护的同时也承认现代社会遭遇了合法化危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矛盾与危机。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也即危机时系统的危机。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传统断裂是社会系统崩溃的一个标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危机的形式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
在传统社会里，危机仅仅在组织原则所限定的活动范围内发生，控制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对系统整合构成威胁，并危及到社会认同本身。在传统社会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是用意识形态的各种意识形式来调和的，因而具有一种错觉环境中的命定客观性；但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抗从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转移到了生活世界的基础：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世俗化的残余意识形态，又是经济系统中具有实际功能的控制原则。这样，经济危机也就失去了能够自我反思的宿命论特征，而获得了不可解释的偶然自然事件的客观性。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三种危机倾向
1 经济危机倾向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倾向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因此，它们也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由于危机倾向依然是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因此，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国家顶多对此加以调节，也就是说，国家本身通过政治手段来阻止利润率下降。因此，经济危机倾向也就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且引发政治斗争。
2、政治危机倾向
政治系统需要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系统中，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随着组织合理性的扩散，文化传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但是，传统自身不受行政的控制而继续存在，因为对于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传统是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再造出来的。此外，用行政手段控制文化会产生副作用。
3、社会文化危机倾向
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但是他不认为这种危机意味着现代性事业的终结，现代性精神的瓦解，而是在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对现代性原则的扭曲和背弃，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因此不能用后现代的诸多强调差异、断裂、个体化、无中心等思想，而是要抵制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事业的冲击，捍卫那些保证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现代性原则。
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为了应对后现代的新结构主义理性批判的挑战，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为现代性话语的合理性寻找哲学基础。韦伯认为新的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是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官僚机器而形成的、功能上有相互纠缠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他把这种分化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但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并不是由目的理性的结构所决定的。涂尔干和米德认为，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其特点在于丧失了对本质特征的传统进行反思，在于行为规范的推广，最终还在于以培养抽象的自我认同为目标和促使成年个体化的社会化模式。这就是古典社会理论家所勾勒的现代图景但如今，现代性已与西方合理性相分离，从现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变成了一种中性的模式。现代性是开放的，在每一个时代节点上都会不断重新开始。
哲学的使命之一是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这个时代就是现代。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根据此原则发现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所以关于现代的最初讨论就已经包含对现代的批判。黑格尔认为主体性，即自我的结构。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所以这是西方个体主义的传统。也是今天的问题所在。其自由主义背景也在于西方宗教神学的长期压抑，所以未来中国的走向会是如何？
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这首先适用于既揭开了自然的面纱又解放了认知主体的客观科学：一切奇迹都被否认了，人认识了自然，在自然中感受到自得，所以他自由了。现代的道德概念是以肯定个体的主体自由为前提的。一方面，这些道德概念是建立在私人权力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人在追求幸福目标时又必须与他人的幸福目标保持一致。只有从普遍法则这一前提出发，主体一致才能获得自律。现代主体性原则在哲学中的结构：我思故我在的抽象主体；康德绝对的自我意识。但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并不能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不能为科学、道德和艺术奠定基础。不能引导人们认识、反思现代世界。
下月预告：为了更好应对多元的社会，超越了民族国家状态的国家与日益断裂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通过构建交往行为理论和重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推向纵深破解现代性在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境，将现代性事业。交往行为理论不仅是微观个人也涉及到宏观国家，社会。
而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在于《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涉及到主体性的问题：个人主体与国家主体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等。均详见下月：《理解哈贝马斯二》
寒假书单：
《理想国》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社会中的国家》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丝绸之路》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以自由看待发展》
《大转型》
《通往奴役之路》
《自由宪章原理》
《文明及其不满》
《致命的自负》
《合法化危机》
《后形而上学思想》
《枪炮、病菌与钢铁》
《全球通史》上下
总结：
亨廷顿与米格代尔
亨廷顿的政治国家观：
传统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传统如，门阀政治、等级制度、家族因袭、裙带关系等相当稳固，要想现代化过渡，不应该去消灭他们，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其假设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其间的政治运作应当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就是客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而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他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
第三世界动荡的原因：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所以应构建强大的政府，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应协调平衡，但现在好多国家之政治不稳定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西方榜样的压力之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去了。所以，政府应该通过政党结构、政府制度和立法措施，特别是对本民族传统规范的弘扬来认为地抑制民众参政的希求。
现代化中的专制体制提供政治秩序、法制，以及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项条件。一旦这些构筑板块到位，现代性的其他诸方面，如民主和公民参与，可以添加上去。政治参与超越了组织机构建设就会导致政治衰朽，和经济一样，发达的政治体制和不发达的政治体制，文明政治和腐朽政治之间的差距也已扩大了。而动乱的国家和地区，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以及能够体现和指导公共利益的政治机构。如果旧组织和程序一直处于静止的环境中，那他们也不一定具有适应力。且在一段时间内，某一组织针对某一类型的问题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假如它一旦碰到了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并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该组织就很可能沦为自己过去成功的牺牲品，应付不了新的挑战。
现实中的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但它未必就会朝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作显著的运动。一个传统的社会可能具有许多潜在的认同和结社的渠道。一些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了破坏和摧毁，而剩下的则可能获得新的意识并成为新组织的基础。因为对现代化进程所造就的个人认同、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等，这些老渠道也有办法来满足。
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比低的社会来的更稳定，国内暴力事件更少所以人们更相信贫困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时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现代化是通往稳定的康庄大道。所以要普及教育、扫盲、提高大众传播，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等。但是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是一种假象。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所以贫困国家出现动乱不是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想要致富。20世纪中叶，大部分国家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这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所以导致暴力的原因是现代化，而不是 落后。
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持续了几个世纪，大体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种危机。但西方以外的地区要同时面对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所以这种示范作用意义不大。在缺乏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增加意味着动乱和暴力。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政治后果是城乡差距。且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 敌意。城市居民具有才智上的优越感，乡村则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二者相互敌视。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在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城市出现了新型中产阶级相互角逐，取代了之前在城市中的地主阶级。社会依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了。
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在这些社会中根深蒂固，要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力，就必须将权力集中于现代化的推行者手中。各种差异是属于时代积累的差异而非方式方法上的不同造成的。
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革命不同于政变、暴乱、造反、起义。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城市与革命：一方面是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弊病，另一方面又没有抗议或纠正这些弊病的政治行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为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政治上的一个惊人现象。
如何解释贫民窟这种明显的保守主义和顺从 ？四个原因：首先是和过去相比的一种相对获得感。其次是移民带有农村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的行为方式。第三是对吃饭、工作、住房等眼前利益很操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现存制度而不是反对现存制度才能获得。最后是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形式可能对政治激进主义起阻碍作用。即各种相互猜疑和敌对存在于贫民窟之中，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合作。按照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理论，改进贫民窟的状况反而会引起较多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产业工人：工会不偏激，因为工会通常是现行制度的衍生物而非反对者。工人的目标是相当具体和直接的经济目标，而非去改造政治和社会的秩序。真正的革命阶级是中产阶级，天生具有革命性。
改革与政治变迁：藏而不露的策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把一类问题从别的问题中分离出来。改革完全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非其他替代物。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
政党与政治稳定：现代化与政党：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二者之间保持低度平衡的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政党和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把政治参与纳入自己政党的组织架构之内。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
米格代尔的国家观与社会观：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认为强调作为一个系统，一个社会的核心是规范性的秩序。这些规范和价值将社会、政治、综合和经济领域中的精英及制度有效地整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适合于欧美的多元主义。但在亚非拉新兴国家，这种标准化的团结可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不能从目的明确且富有资源和想法的权力所在地，如国家实施规则的结果来理解支配与变革，应用多重视角来理解支配与变革，来看待不符合任何党派既定政策的结果。社会中谁的规则应占据上风，那些想法应占主导地位等各种冲突的意外结果，可能比现有理论更能解释清楚支配与变革。
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施行支配的必要组织。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一种由合法的暴力支撑的关系。被广为引用的一则表述：国家是在给定疆域中（成功地）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但对垄断的强调掩盖了权威存在分离和争议的情形。韦伯描述的是理想型国家，不等于一个正常的国家。韦伯的国家使用暴力使人们屈从并遵守规则的假设简化了发生于每个社会多重规则体系中的大量谈判、沟通和抗争。真实的国家是由两种元素塑造的，即观念和实践。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存在观念的两种边界：国与国之间；国家与服从于其所制定规则的私人群体间的社会边界。社会边界将国家与其他非国家的成员或社会力量区别开来。国家不仅是分离于社会的，而且是居高临下的。实践可以支撑或削弱有关领土与公私界限的观念。许多行为与国家观念以及道德的规定不符，国家机构尾大不掉，谋求私利，与各种价值不同的社会群体接触并冲突。因而国家实践呈现碎片化特征。社会中的国家模型关注的就是国家的这一矛盾性：在观念上统一、完整、界定清晰，但实践中是碎片化的。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强还是弱时，谁制定规则这个问题就尤为重要。第三世界的执行 者由于懒惰、意志薄弱以及缺乏为改革负责的精神而备受批评。他们的大多精力被用于阻止责任追究、详细审查以及过失处理上。执行者的潜在威胁群体时其他国家机构的地方干部或受到威胁的强人们。
地方层面的政治：相互妥协和国家杯俘获：一方面执行者通过国家管线配置了资源，使之在地方层面的交易中处于强势地位，会利用此来保护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在有效的监督几乎无法触及的地方，执行者可以根本不顾特定政策的总体目标，通过他们的筹码为个人谋私。官僚形式主义、侵犯人权这些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特例或随机发生的，也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腐败、虚假、无能政权和领导的产物。社会结构影响了国家最高层次的政治，在相对低的层次影响了国家政策执行者的行为。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影响了国家的特征，反过来，国家特征也加强了社会的碎片化。当国家领导者试图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视自己高人一等时，国家也只不过是另一个社会组织。而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之一。国家也受制于社会竞技场内能够改变它与其他社会力量界限的各种推力和拉力。
解释国家是如何构成的文化主义的视角认为，首先是在一切条件都相同都相同的情况下，组织天然地倾向于分裂，因为其组成部分收到来自各个地方力量的牵引；第二，文化可以塑造组织的凝聚力，有助于抵消这些分裂倾向；第三，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仪式代表了文化所能提供的大部分凝 聚力。系统主导的结构主义视角将国家看作完整的，具有凝聚力的单位，其行动可以通过考察其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的力量调整来理解。理性主义视角，理性主义流派清晰地界定出了领导人的目标，从而使研究者得以通过这些目标和统治者面临的特殊环境状况，对他们的行为及其政治后果进行推论。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如大转型这本书，为那些对行为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系统主导方法不满的学者，以及发展历史视角的饭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框架。行为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和群体的特征、态度和行为，倾向于对历史因素作最小化处理，忽视多样化的饭组织形式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似乎否认制度多样性的重要性。
有限国家：国家和社会的接合点。现代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但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可能会损害国家，为了理解这种社会力量是如何修正国家的航向的，应关注的是有限国家。这样的研究安排能使我们从强调以韦伯关于国家的理想类型为起点，强调国家对暴力工具和合法性权威的垄断中解脱出来。
哈耶克与波兰尼
哈耶克：
理论的起点：社会如何形成的？不是刻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自发进化形成的。人类早期在不存在国家之前自发出现的贸易、先于理性时代而形成的传统习俗，都证明了文明的成长与其说是由于理性的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的建立，倒不如说国家和理性精神的产生是它们的结果。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习惯），是一个进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它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我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扩展秩序是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形成相互合作。其特点是人们并未从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其最大的益处，便是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随着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和产权制度的确立，个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私人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并进而促进多样化世界的形成。人们不必追求统一的目标，可以完全互不相识，只根据个人能力和价值引导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目标。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秩序，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惠及少数人的封闭制度。是以停滞不前为代价的。
波兰尼：
波兰尼反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浓缩在本书的核心观点：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于社会之中，且无法从中脱嵌。本书从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中论证主题。其主要论点是：自律性市场的概念从未被真正实行过。而且由于过于明显的缺点，使得各国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其内在运作；改变的步调快慢对其后果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即经济成长对于包括贫民在内的全民有利，实则无历史依 据。即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贫困。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之时，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所以今日大家都承认了市场的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只是具体分界如何仍然有争议。所以自律性市场并不存在。
波兰尼强调自由劳工市场、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体制下的货币自律机制之间密切紧扣的关系。但今日最讽刺的例子便是，绝少有人会提倡开放国际劳工自由流动。那些先进工业国家总是向低度发展国家说教，指出保护主义与政府补贴的谬误；但他们更在意的是打开发展过国家的市场，而不是开放自己的货物及劳务市场，而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较具竞争优势之处。自律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体制或其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经济政策导致原油社会关系的破裂，二破裂的社会关系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担心将资金投入社会关系紧张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也会将资金移出，产生负面的连锁效应。多数社会都会发展出具体方法，以照顾贫困无依者。工业时代却逐渐使得个人难以完全照顾自身。人们无时不受外在力量左右。当代社会必须发展出自律性市场经济所未能做到者，即提出该社会能接受的应变之策。快速社会变迁回摧毁既有应对机制及社会安全网，但在社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前，新的需求已经产生了。
历史常规告诉我们，经济应服膺于社会，但他们的自律逻辑却要求社会服膺于市场逻辑。这就是何以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而非反之。一种误解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经济体制成功地从社会中“脱嵌”出来并主导社会。波兰尼的意思是，一个脱嵌嵌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空想，不可能存在。脱嵌为何无法成功？要想建立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必须将人于与自然环境变成商品，而这将导致二者的毁灭。这一论点是基于对真实商品和虚拟商品的区分：土地、劳动力和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为他们并非为市场销售而生产。
其论述的双重意义：第一重的道德论述指出：全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自然与人类是一根本错误。人与自然都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向。第二重意义，就是国家爱在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国家必须不断调整或低与信贷的供应，以避免通货膨胀及萎缩的双重危机。处理劳动力与土地问题。所以简言之，政府必须管控这些虚拟商品，所以政府也就成为这三个最重要市场的核心。一旦国家政策朝向脱嵌，即变得更仰仗自律市场时，工人失业脆弱、收入降低、农民粮食竞争等风险。
双重动向论：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努力必然会遭遇抗拒。虽然作者同情保护主义的反动向，但是这种导向也会导致危险的政治与经济的对峙僵局，如法西斯。市场自由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其将人类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下。他坚持我们应该使用民主政治的机制来控制及引导经济发展，以满足个人及群体的需求。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上的分工有赖于市场的存在，有赖于人类之“以物易物、买卖和交换等的禀性”。他这句话后来就产生了“经济人”的观念。但回顾历史发现，只有现代社会是这样。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的职业分工现象，实际上是因为性别、地理环境及个人禀赋之不同而来的 。在此时代之前，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是由市场控制和调节的。首先需要抛弃关于原始人那所谓图利嗜好的世纪偏见。最新研究发现：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不会因要取得物质财富以保障个人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是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 。只有当这些物质财富能为他的目的服务时，他才会重视它。
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 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事实上，这样的二分法从社会整体的角度上来看只不过是自律性市场存在的再声明而已。经济秩序只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作用。一个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个市场社会。因为：一个市场经济必须包含产业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但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人类本身以及社会所处之自然环境，是每一个社会都有的 。把它们包括到市场机制内意味着把社会本身屈从于市场规律之下。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对社会的危害。在商品概念帮助下，工业上的每一个要素都各有其市场、价格。其价格受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影响。关键点在于，虚拟商品是工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必须在市场中被组织起来。但土地、货币和劳动力显然不是商品，而和人类活动和自然有关。但它们却在市场上被实际地买卖着，其供应及需求有真实的量。倘若允许市场机制称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在处理一个人的劳动力时，这个制度也同时处置了这个人之生理的、心理的及道德的本质。若将文化制度的保护罩从人类身上剥下，他们就会在社会裸露的影响下消失；沦为罪恶、是非颠倒、罪犯及饥荒等社会动乱的牺牲者而死 亡。自然被污染。市场经济之所以会极端虚拟化，根源于整个生产过程本身是依买与卖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一般而言，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为代价换取的。如果变动速度过开，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
支配现代社会的双重原动力：一方面是市场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存在一个相反的倾向与之对抗。生产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如果这个过程是经由以物易物及交换的自律机制组织起来的，则人与自然都要纳入其轨道。两个角度来探讨塑造19世纪社会史的过程，其中一个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的冲突所导致的长远的制度压力；另一个就是社会阶级的冲突。当市场经济对社会组织中的的人性要素和自然要素构成威胁时，社会各阶层自然就会个字争取某种程度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市场经济奔溃时，必须尽力保护这些传承下来的崇高价值，因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利润与福利，而非和平与自由。他们必须成为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一个成熟社会中，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必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应能自由追随其良知行事而不必担心社会生活汇总会面临某种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预。
其他
《以自由看待发展》
本书的主题是发展，是一种特定的发展观，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阐述了“经济发展就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实际上，追求更多的收入或财富并不是应为其本身而言是值得向往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极好的通用手段，使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贫困的定义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鲜明对照：狭隘的发展：GDP，个人收入、工业化、技术进步等。这些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其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 自由。自由在发展中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本身具有发展的价值，自身就是价值，无需其他来表现。同时自由也发挥手段性作用，如促进发展的物种最重要的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 。
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是由法制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信息基础的问题：重视程序而忽视后果。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是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先于任何其他考虑的自由权。森仍然着眼于信息基础，不赞成呕血价值要素绝对地优先于其他的价值因素。森建议扩大信息基础，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对各种价值要素共同考虑，区别对待。纠正“市场机制只追求效率”的偏颇。如市场只追求效率而忽视其他价值。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广义上属于这种前资本主义类型。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市场本身导致的。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制，使得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性优势来牟利。强调要以公共行动来创造条件，使市场得以良好地发挥作用。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好的运作，具有更高的公平性，而且得到适当的补充。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社会学30年代对城市、家庭、社区的问题，种族、贫困、犯罪等问题以及大萧条显露出来的工业文明问题都保持警惕。但科学和科学组织被忽视。因为只有科学本身被广泛当作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的时候，社会学家才会系统研究科学和社会局的相互作用。本文的主要问题：社会、文化和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是什么？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性质和程度有何变化，什么造成的。全书的重要假设：科学的重大的和持续不断的发展只能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出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的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的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随着科学的成长，资源也必须增长以使科学能够持续发展。由是，宗教和经济结合起来为科学的功利性提供论证。
科学的精神气质被定义为，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规则、规定、习俗、信仰、价值和预设的综合。四组体制上的规则：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要确认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规范结构。一旦科学成为牢固的社会体制之后，除了它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以外，它还具有一切经过精心阐发，公认确立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吸引力—社会体制化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即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独特的进化中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这就等于回答了为什么是科学而非神学，或为什么是理性而非感性会最终在现代社会取得胜利的原因。科学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优势和劣势的累积。优势积累过程模型：个人自我选择过程和体制的社会选择过程相互作用，影响了在既定活动领域相继糊的机会结构的概 率。当个人的表现到达体制要求的标准，特别是当它大大地超过了这些标准，这就开始了优势积累过程，在这过程中个人获得日益增长的机会，甚至更加有效地去推进他的工作。
科学家在作出贡献以后，就不再有权独占这些成果，在社会上组织起来的奖励要求将之公有化，公共化。而这种奖励制度又严格要求一种相关的义务，即利用这些贡献的人要通过承认他们获得的公共的知识来源来提供同行承认的奖励。这不是引用和参考的认知功能，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功 能。所以，不作这种公开承认被规定为不轨行为：如剽窃或盗用。既然精英机构有比较大的资源来开展它们专业领域中的工作，有机会进入这些机构的人才就增加了获得逐渐积累优势的潜力。因此，奖励机制、资源分配和社会选择就发挥作用，在科学中创造并维持了一个阶层结 构。
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预设了新的价值组合，对于科学来说也是如此。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回应的是如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个主要迷思第一章：回应阶级差异消融，社会流动性增强的问题；实际上资本主义正重回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平等。激进知识分子的改变，其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并不是新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美好幻想，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 。也即信仰的丧失。马克思主义名声之所以被践踏，主要应归因于一种日益加剧的政治无能感。现今资本主义问题：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种占据人类社会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不仅滋生出种族主义、四处传播文化愚民主义，把我们推向战争和赶入劳动营而且具有了吧我们从这个星球上抹去的能力。资本主义创造了伟大的物质进步。虽然这种组织我们事务的方式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展示其全面满足 人类需求的能力，但是至今它离实现这一目标的距离与以往相比并没有缩短。我们还准备给资本主义多少时间来造福人类？
第二章：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的匮乏、由于市场的废除，也意味着物质的短缺
不是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从贫困的地方开始，而是说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就会扭曲变形，沦为斯大林主义那样的畸形产物。建立一个既非中央计划亦非市场控制的经济体制。资源的分配由生产者、消费者、环境保护人士和其他有关各方，在由工作场所、社区和消费者委员会构成的网络内共同协商决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都由社会需求而非由私人利润决定 。
第三章：马克思的宿命论 将男女视为历史的工具，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个性。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非革命概念、社会阶级概念、无产阶级概念；两条重要原理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一是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生产方式的不断交替贯穿整个历史。但这两个概念都不是他创造。真正马克思的是阶级斗争似乎是生产力挑选出了某个能最大限度促进其发展的社会阶级。到临界点是，通过革命换阶级。并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把特定社会阶级“挑选出来”，赋予其提高生产力的重任。没有剥削就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二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也就没有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基础。物质和精神之间既相互冲突又密不可分。现代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统一过程中的不同侧面，所以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看待。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不能单纯地用生产力的扩张来解释。生产力的开创性变革并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社会关系。如果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生产力产生特定生产关系这一观念，那么这就意味着其是彻底的历史宿命论者。但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生产关系高于生产力而非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最终物质的繁荣都将成为自由的支撑，而物质的繁荣正是这非自由结出的果实。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或不公，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都是必须忍受的，因为它必将把社会主义带给我们？
但有人作恶并希望由此带来善果，有人则努力将别人做的恶转化为善果，这二者是不同的。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既然乌托邦意味着一个完美无瑕的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一说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历史的金鱼它梦想过一种安全而单调的生活，就像鱼缸中的金鱼的生活那样。它通过创造一种极度无聊的生活，获得免受剧烈社会动荡上伤害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我们集体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起点。一旦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要想预测他们周三早上五点会干什么就更加困难。我的自我实现帮助了他们的自我实现，这都是因为这个生产单元具有相互合作、利益共享、人人平等和共同治理的特性。这时一种结构事务而不是个人的美德问题。未来达到某些社会主义的目的，即便我是西方世界最卑鄙的蛀虫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怎么感觉，其实同这个问题毫不相干。我工作的意义是由制度决定的。阿诺德认为马克思为了实现乌托邦而成为了乌托邦的敌人。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忽视了人类事务的复杂性。
文化的基础是劳动，没有物质生产也就没有文明。不仅是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文明，还因为物质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正在进行的打赌输欧生产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只有当世间男女都能真正自由地为生产而生产的时候，他们才算是在进行真正的生产。到目前为止，人类很少能从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原因之一是劳动都是处于各种迫不得已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目前为止的劳动都是在阶级社会中进行的，所以劳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逝无聊他人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
第六章 马克思重视物质而轻视精神、道德。解放理论将事务的现状与其可能的状态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仅描述了这个世界的现状是什么样子，也同时帮助人们改变了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这又将反过来帮助人们改变 现实。奴隶知道自己是奴隶，但只有当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是一个奴隶，才迈出了不再为奴的第一步。
第七章：对阶级过于痴迷，但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阶级的构成一直在改变，但这不意味着阶级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混淆差异、瓦解等级，把最多样化的生活形式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等级划分，最热切的希望大度和包容。造就资本主义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商品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不会考察其潜在消费者在哪里，是谁，在干嘛。—发达资本主义会孕育出无阶级的幻象。资本主义秩序诞下了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赋予这个世界的强大礼物之一是工人阶级，这是一股由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培养起来，却终将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意义并非其美德，也并非其政治意义，而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身处制度内部，熟悉其运转方式，被这个制度组织起来成为一股既有技术又有政治意识的集体力量的人。
第八章：革命带来暴力、轻蔑道德。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依赖革命而不是议会制民主和社会改良呢？改良很重要，但是你迟早会碰到一个转折点，届时制度将拒绝为改良继续让路。革命者也不必然反对议会制民主。马克思认为议会不够民主。与其说代表了广大人民，不如说代表了私有财产的利益。
第九章 马克思主张的专制将会终结个人自由。国家具有便弹性，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凡是有自由的地方就会有人滥用自由。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不得不把肇事者关押起来。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已经被冲突撕裂的支离破碎，但是国家映射出来的社会存在形象缺失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国家自认为是在自上而下地塑造着社会，但实际上国家却是社会的产物。民主和资本已经本末倒置了。即政治制度非但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反而是资本主义在调节着政治制度。马克思的目的是弥合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距，方法就是将前者融入到后者之中，这就是他说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否定民主制度，而是对民主制度的完善。
《文明及其不满》
这本书里，弗洛伊德集中阐述了他的文明观，将他研究生涯中从精神分析中得来的结论运用到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中，并进一步发展了本能、力比多、超我、负罪感等概念的理论。涉及了宗教、政治、文化和女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为了结合历史来考察人类与文明的关系，弗洛伊德首先承认了这样的假设，即个人与人类的童年经验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都能在人的思维中得到保存。这样，弗洛伊德就可以在本书中追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况，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对本能的压抑，同时还能说明现代人为何能继续具备原始的本能欲望，从而形成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对立。人类的生活目的和人类的痛苦。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就是为了满足快乐原则，即满足个人对幸福的渴望。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具有两面性：“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它也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狭义的‘幸福’只与后者有关。但是现实世界注定要使幸福受到三方面痛苦的威胁。“首先，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 ，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而且，如果没有疼痛和焦虑这些警告信号，我们的身体甚至都无法运作；其次，威胁来自外部世 界，它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破坏力量对我们施虐；最后，是来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任何痛苦相比，这最后一方面的痛苦也许最剧烈。扼杀本能来减少对快乐的欲望。但这样一来享乐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其次，个人可以运用力比多移置的办法，其实这就意味着本能的升华。艺术家、科学家就是利用这种方法获得了个人的享受，但是这种方法受到了若干先决条件的限制，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这样的享受。另外，个人还可以通过幻想和妄想的方式来摆脱现实世界，但是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快乐要么短暂而微弱，要么就是虚幻而空洞的。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让人获得绝对的幸福，所以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可能获得的狭义上的幸福，是有关个人力比多的经济利用的问题。
如何理解人际关系与不幸福？有人认为文明产生痛苦应回归原始，所以他从文明出发，回答人为什么会对文明采取敌视态度。认为，文明就包含了至少四方面的内容：人类改造、抵御自然的活动和成就；美、清洁、秩序；较高级别的精神活动（例如宗教）；调节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方式。所以，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本能才得以确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抑制、压抑或其他手段）必须以强烈的本能不满足为前提。认为文明对性本能以及进攻性本能的压制。真正的文明时代始于以“兄弟关系”为基础的图腾文化阶段。
文明的出现有双重根基：外部必然性和爱的力量。爱从性爱变感情。从无意识的肉体扩散出来，成建立人与人关系之纽带，家庭，友谊得以产生。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爱从文明的基础变成了文明的对立面。首先，爱具有排他性。其次，家庭与个人从属其中的集体发生了冲突。第三，妇女与文明也形成了对立。因此，文明要求限制性本能。这种限制表现在以下方面：对乱伦行为的禁止、对儿童性生活的压制、在成人中实行一夫一妻制。文明还对进攻性本能（死亡本能）进行了压制。
人类并不是温和的动物，在受到攻击时最多只会尽力保卫自己，剥削，打压他人。为了控制这些，出现了种种方法促使人们出现认同，以及接受目标被限制的爱的关系；因此也出现了对性生活的限制，以及爱邻犹爱己的理想训诫”。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不幸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对人类性行为和进攻性行为的限制。人主要有两种本能：自我保存的本能与死亡本能。前者包括食欲和爱欲（即力比多），后者包括指向外部的进攻性本能和指向内部的自我破坏。文明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的是陆续把人类个体、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这些人群要通过力比多被结合在一起。但是人类天生的进攻性本能，即个体反对全体以及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都反对这个文明的计划。进攻性本能与文明要求形成了冲突，文明就必须对它进行压制。这种压制的工具就是负罪感。负罪感主要有两个起源：对外部权威的惧怕以及对内部权威的惧怕。这里，外部权威以父亲为代表。内部权威是外部权威的内化，即超我。虽然弗洛伊德揭示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但夸大并绝对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文明与本能不是截然对立的。另外，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本能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增强了。另外，弗洛伊德主要从个人心理和本能的角度来解释文明现象，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把人类社会各个发展时期等同起来，没有进行任何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析。
十二月读书报告
1.《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2.《后现代与公正游戏》
3.《实践感》
4. 《继承人》
5. 《男性统治》
6.《自我分析纲要》
7.《实践理论大纲》
8.《区分》上册（在读）
论知识功利化的合法性
合法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知识的成立及其权威的根据是什么。法指的是普遍性的原则（不说）。
第一步，利奥塔这本书讲了什么？
什么是知识？：利奥塔认为，知识不等于科学。知识不仅被看作以语言或文字表现的关于对象的认识，而且是一种实践能力，它不仅是认识和描述对象的能力，而且还是处理问题、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的能力。
两种知识：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叙事知识即人们在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中认可的知识。不像科学知识那样是在确定的条件和原则中进行的，而是如同风俗、习惯以及民间传说等文化传统的建构能力一样，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完成。
考察了两种典型的宏大叙事，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式叙事方式和法国启蒙运动以后特别是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式叙事。偏重于政治的法国叙事方式关注社会现实，面向人生价值、自由、民主等社会问题，偏重于哲学的德国叙事方式注重的是抽象思维，以概念逻辑在观念中表述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据。
但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奔溃了：奔溃的时代背景：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不再对抽象理念和抽象逻辑感兴趣，而是更关注社会实践；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平稳发展使人们在财产和服务方面得到了很大改善，人们不再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那样把关于物质利益和生活条件的要求放在社会政治活动的首位。
后现代社会，知识的发展是内容不断分化、原则不断多样化的过程，在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向人们展开了一个无限多样的世界。
不仅是后现代的时代背景导致宏大叙事的非法化，宏大叙事知识本身内在侵蚀了其自身的合法性。思辨叙事，强调的是深究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知识的一般性前提，其共有的源头，普遍性的原则，但知识向人们展开的是无限多样的世界。也就是说知识的发展本身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但思辨叙事却反过来，意图探寻复杂、多元知识的单一、简单源头，这种思维决定了它要走向自我否定。
政治叙事方式也遇到了思辨叙事方式同样的命运。政治叙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强调科学命题的真实性同政治、伦理实践公正性的一致性。即政治叙事不仅仅是让那些属于真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地球围绕太阳转）合法化，而且让那些属于正义范畴的规定性陈述合法化（最低工资必须500块）。指示性陈述在描述事件或对象的状况，具有认知的意义；规定性陈述的作用在于支配或规范人的行为，具有实践的意义。所以二者的相关对象的能力作用是两个层面和两种性质的事情。没有逻辑意义上的推论关系。
这里就出现了人们悲观的由来：
人们进而悲观的认为宏大叙事的奔溃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瓦解和社会集体转向一种离散状态的过渡，个体原子被抛入了荒谬的布朗运动。
宏大叙事奔溃了，那些由民族国家、党派、职业、机构和历史传统组成的引力极失去了引力，认同伟大的名字和当代历史的英雄变得更加困难，宏大实践并不会带来献身的激情，并且也并非真的关系到自身的生活目标。生活目标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每个人都在返回自我。
这在福柯那里呈现的是词与物的断裂（不解释），语言难以完整表达现实世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也无法理解无限繁复而又不断分崩离析的语言符号。即便掌握了某种语言，那也是一些专业化或主题化的语言，在布满鸿沟的语言世界中寸步难行。
面对人们放任生活的总体性破碎成由专家狭隘的专业知识照管的独立专业，而具体的个人并不把“失去升华的意义”和“失去结构的形式”体验为解放，而是体验为无边的厌倦，哈贝马斯通过建构交往行为理论，重建言语行为有效性的基础。提出要满足四点要求，即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的真实性、表达的真诚性、言说的正当性。只要这四条原则得以兑现，就能在分格知识、伦理、政治话语的裂隙上形成一座桥梁，以促进理解与共识的达成。
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我站在利奥塔的角度可以说，你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质是追求统一的秩序，追求束缚个性、泯灭差异性的集体原则。这同现实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
两种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和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阶级等位置上的思想家，他们以普遍性主体自居，以普遍性原则为根据并追求人类普遍价值。
所以人们担心的也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失去了这种主体性，但利奥塔强调不要担心，这种普遍性原则或普遍性追求早就不合时宜了，且现代知识分子承诺普遍性原则是虚假的，无法实现的。任何层面上的知识分子都是受特定条件限制的。
而是赞同后现代的知识分子。
后现代知识分子是一种放弃了普遍性原则和普遍性追求的具体知识分子，直面具体问题。深入具体操作过程，以追求实际功利为目标。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脚踏实地地进入那些具体层面，在自己所专注的领域中开展着创造性活动。
且他们放弃了普遍性原则和普遍性追求，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只能局限在相互分割、完全对立的个别领域，他的根本要求是呼唤知识分子从抽象的虚幻世界回归具体真实的现实世界，以宽容、温和的胸怀去承认和进入一个多样性的世界。
用布尔迪尔的场域、资本、实践理论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种知识的变化，那就是在传统社会的场域之下，支配人实践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知识，以更好地同自然抗争，谋求生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场域之下，人们的实践主要是加快资本主义的生产、同封建主义作斗争，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在强调资本主义的集体利益与价值，宣传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等，所以其知识也具有普遍性追求。
封建时期及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场域都体现了利他主义的特征，
但到了后现代，这是物质丰裕的时代，或者说场域，所以人们的实践不再关注社会、集体而是更多的转向自我，转向个人，所以后现代的知识具有利己的特征。
十一月书单：
1．《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
2.《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
3.《规训与惩罚》福柯
4.《疯癫与文明》福柯
5.《临床医学的诞生》福柯
6.《性经验史》福柯
7.《词与物》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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