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读书报告
书单：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勒庞《乌合之众》
保罗·福塞尔《格调》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科斯、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康芒斯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之前的报告中对他的相关思想已经进行过解读，在对制度经济学的了解之上进一步过渡到新制度经济学中是本月的读书重点。康芒斯将交易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已被一般化的生产概念相对应。按照他的划分生产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活动，与生产活动相对应康芒斯提出了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交易活动，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与此同时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的全部经济活动。交易活动被康芒斯视为制度的基本单位，制度的实际运转是由无数次交易构成的，交易因而就成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新制度经济学相较于制度经济学“新”在什么地方？又做了哪些突破？现阶段针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结构和重构，将新制度经济学用以下三个板块进行阐述。
一、交易费用与交易成本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的交易，都实际上被假设是瞬间完成的。也就可以假设交易活动是不稀缺的，交易费用为零。那科斯就对这样的假设做出了典范性的突破。尽管生产可以通过个体间的合约而采取完全分散的方式进行，但事实是进行交易需要花费成本，在进行交易过程中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而之所以会有交易费用是因为信息是有成本的以及信息在交换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信息的高昂成本是交易费用的关键且交易费用包括：衡量交换物之价值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管与实施契约的成本。承认经济有交换成本使得交易费用的研究进路有别于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斯密定理将专业化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市场范围的扩展，与此相应科斯教授给出了一体化及非专业化的原因。
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专业化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及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在企业内部，各种互相协作的生产要素间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及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存在也是实现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企业是有许多专业化的个人组成的，纵向一体化就是处于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建立企业或实行纵向一体化，也能够带来经济节约及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这个关于企业存在的和思原理似乎和私密定理完全对立，但实际上却是互相补充和互为条件的。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已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
基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设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就是成本问题，这也是各种组织所存在的主要原因。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而相应的某一生产要素不必于企业内部同他协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所替代。然而，利用价格机制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为某种物品或劳务的共计签订长期的契约是可以期望的。这可能由于这样的事实：如果签订一个较长期的契约，以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契约，那么签订每一个契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因此，企业或许就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出现的。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不确定性问题常常被认为是与对企业均衡的研究密切相关的，而同时另一个应该注意的因素是，有管制力量的政府或其他机构常常对市场交易和在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的交易予以区别对待。这就意味着定量配给的配额和价格控制的办法，对于那些为自己生产产品的企业是没有作用的，这等于给那些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而不通过市场的企业以好处，必然鼓励企业规模的扩大。因此，以上这些就是在一个通常被假定由价格机制组织资源分配的专业化交换经济中，诸如企业这类组织存在的原因。
二、产权制度与效用
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最强调的无疑是制度的建构对经济发展的成效。在设计和选择各种社会安排时，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和其所产生的总的效果。与此相适应，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直白来说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我在上面第一部分也谈到，古典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零交易费用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那么由交易费用决定的行为人对信息的处理过程，是制度形成的基础。制度旨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一群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此同时人们通过制度提供的基本结构来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而宪法章程与有关的道德伦理行为准则和合为一体，构成制度稳定性的基础并使制度放慢变革。
我上面提到，由交易费用决定的行为人对信息的处理过程，是制度形成的基础。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制度为交换提供结构，它与所有技术一起决定了交易费用和转型成本。制度解决协调与生产问题的成都，取决于参与者的动机、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辨识与规范环境的能力。专业化程度越高、有价值的特质的数量越多、可变性越强，就越是需要借助可靠的制度，来支撑个人从事复杂的契约行为，并使条款执行上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交换包含许多可变的属性，并且交换延续的时间也较长，故非得依赖于制度的可靠性不可。对于我们所言的有效率的要素与生产市场来说，完全的衡量与实施只是一个暗含的假定，他们的实际存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制度来促进要素的流动、技术的获取、生产过程的连续、信息传递的快速与低成本，以及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特定的制度不仅决定了哪些经济活动是有利的、可行的，还将通过如进入管制、治理结构以及组织的灵活性等因素，型塑厂商和其他组织的内部结构的适应性效率。
本部分想阐述的一个论点是制度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与此同时产权制度无论是对于活动收益还是效率的影响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举通过多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和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对产权保障和强调不仅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一种颇具效率的制度安排，有效率的制度来源于一种政治体，它内置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产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产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产权的结构，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的权利。这种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产权的演进从历史上看经历了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资源的强度以外，而后发明规章限制局内人利用资源的强度这两个步骤。
合理的产权安排给给予所有者以报偿，为增进效率和生产率，或者在更基本的意义上为获取更多知识和新技术提供直接刺激。为我们也要看到的确，应当用刺激的这一变化来解释，人类在最近一万年相对于他在漫长的原始狩猎采集时代的缓慢发展所取得的迅速进步。不同的产权构成各类经济组织的基础。最初专一的共有产权由最早的农业共同体建立，在有些地区，共有产权已让位于专一的国有产权，而在另一些地区则让位于个人私有产权。解决史前人类所陷入的共有财产困境使得专一的共有产权的发展成为必然。当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一直充裕时，没有动力刺激人们为建立对他们的产权而付费，只有在稀缺性越来越严重的这一过渡阶段，才值得为建立和实施这种产权付出必要的费用。这种专一的公共产权的发展，与此同时导致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和一种规定、裁决和实施产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国家—的出现。
三、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
2019.11月读书报告
书单：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上》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下》
费孝通《江村经济》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马克思与熊彼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分析
因为上个月看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所以这个月开始的打算是再看一下熊彼特的另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然后把熊彼特的思想做一个总结，但是读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后自己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发现其实可以有很多点和方向去值得深入的挖掘和思考，就包括：熊彼特对马克思相关概念的合理性比如“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的批判；熊彼特与凯恩斯的思想差异包括两人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停滞与经济萧条的不同看法等等。那在这些点中我主要对马克思与熊彼特他们各自所主张的那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的差异与比较分析很感兴趣，所以本次报告就以此为主题做一些总结和探索。
二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都主张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趋势，但在我看来虽然两者把最终的落脚点都放在了社会主义上，但两人在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是有很大差异的，几乎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走，所以即使最终的落脚点都在社会主义但是在我看来
这两者的“社会主义”也有很大差异。我所阐述的线索就是两人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差异来探索的。（就根本是两条道路，起点不同，过程路线不同，导致了他们的终点不在一处）
一、起点：对资本主义（确切的说是资本主义为何会转到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
两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和相关经济理念是不同的。马克思用现实主义意味的历史叙事深刻的刻画了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雇主下的悲惨的生活样态并利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阐述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用产生的贫富分化和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阶级支付能力缩小的对立所造成的周期性危机等为依据来为他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和灭亡的主张提供可靠的依据。
熊彼特质疑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张的资本主义必然自我毁灭和崩溃的看法。他认为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关于在完全均衡状态中静止经济过程的一个命题。而在它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绝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由新的企业从内部进行不停的彻底改革，其方式是新的商品或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商业机会在任何时刻闯入现存的产业结构。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他就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和创新性，在它看来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重新组合已有的生产要素以新的方式使用现有的劳动服务及土地服务，突破经济的均衡位置。他也否定了对总产量增长率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就做悲观预测的经济学家而认为只要具有不断更新能永远维持经济生命的大批资本货物，如果能起促进作用。因此这绝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和崩溃。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彻底颠覆和毁灭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和预期的成就足以否定它要在经济失败的重压下崩溃的观点。单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但就是它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创造出资本主义不能生存下去并强烈地指定社会主义为它继承人的条件。资本主义过程不仅毁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也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资产阶级推动力的作用，构成足以充分解释资本主义过程失败的原因。这种资产阶级推动力不仅受到资产阶级力量以外的种种威胁，且被内部种种原因所消灭。机械和技术的完善导致的进步的机械化从而严重地影响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实体的蒸发；资产阶级家族的挖瓦解；消费资本下降导致的收入愿望减少，从而导致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资本主义伦理观的消退，不愿实行储蓄、投资的职能等。典型的资产阶级正在迅速失去对他自己信条的信念，以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的重要性、打破保护层和保护制度、造成敌视氛围来破坏资产阶级地位的同一经济过程，皆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二、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不同
马克思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依靠暴力革命，在其中他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可以开发的唯一力量源泉，强调通过无产阶级运动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而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在熊彼特看来有两种方式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个是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另一个是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对于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状态是，社会主义者可能夺取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机构的控制权，但在物质上与精神方面尚无这样的准备。必须使用暴力，新制度必须通过革命来建立。而在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是作为“立法后社会主义化”任务，它所面对的困难不严重，且相关的修正案能以和平方式通过。熊彼特竭力反对前一种社会主义；而极力主张和赞扬后一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要强调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而熊彼特更多地是主张
社会从经济角度上发生激烈变动，他期望的全部祝愿皆通过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来到。目的是安全地、温和地实现过渡的任务，在进行中使人力物力的损失和对文化及经济价值的伤害限制在最小程度。并且在它看来，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份额实际上是增加了的，所以以进化的逻辑向工人阶级作特别的号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三、社会主义的运行方式和成分不同
通过第二部分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方式就决定和预示了马克思对他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是: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通过政治革命完成的社会主义是看不到资本主义成分的，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在这里熊彼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更多的是从经济意义上说的，熊彼特为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或者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模式中，原则上社会的经济事务属于公共范围而不是属于私人范围。”但我们使用的名词——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工人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不是主张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收归国有也不意指中央当局必然是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它产生的背景是基于资本主义的低效率和浪费和由此而引起的敌意状态，要求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情况中夺取相关职能和资本主义要素，使之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韵味中来，在其中并不影响资本主义的主体制度构架。其显要的特征有：①中央局和生产部可能必须向国会或议会提出它的计划。进度计划，尤其是各行各业中新风险投资的及时系统协调和有秩序分配，对于防止资金有时过度充塞另一些时候萧条不足所起的效用，比任何利率的自动的或操纵的变化和信贷供应能起的效用，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主义的低效率和浪费的情况。中央局能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不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②必须把某种行动自由，可以把几乎相当大的自由留给“现场负责人”，即各别行业或工厂的经理们。实际和潜在的竞争在任何经济形势中仍是重要因素。企业仍甚活跃，资产阶级集团的领导仍是经济过程的主要推动者。中产阶级仍是一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标准和资产阶级推动力虽然正遭到日益剧增的损害，依然有生命力。③放弃收入绝对平等的原则，并授权中央局奖励超时工作。劳动力的合理分配必须使用一套诱导制度——提供奖励，这里不但对超时工作实行，而且对一切工作实行，以便保证任何地方“提供”的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劳动力，适合消费者需求结构和适合投资项目。这些奖励必须与每个职业的引人入胜和令人厌倦挂上钩，必须与劳动者为完成工作而具有的技术挂上钩，因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方案挂上钩。④肯定官僚政治的合理性，认为官僚政治是对民主政体和现代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补充。并主张将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安插在机器的适当位置上并改造他们的工作习惯的合理性。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即有能力以民主的方法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有一个充分能力和经验的官僚阶层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
四、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
现在我们来反思为什么尽管熊彼特和马克思都将最后的落脚点放在社会主义上，两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构想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从两人各自所处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来分析其思想的合理性是较为可行的。我们暂且比较一下18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和美国的情况来对此加以说明。在这里主要采用桑巴克的思路来比较分析。
首先从政治方面进行分析。在德国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雇主对工人的随意压榨犹如奴隶制一般，工人阶级无相关政治权利以维护自身利益和权益。在德国，是少数而且绝非工人阶级的精英，寻求与资产阶级改革家的联系；绝大多数组织起来的工人则与一切资产阶级所谓的“朋友们”发生不断的阶级冲突。美国情况正相反，著名的工会主义者与无产党派的社会改革家以及全国文明联盟的改革主义的雇主们亲密相处。在美国两党分肥制为维护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对工人阶级做出让步以维持自身地位。大党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强大，他们仍然是吸引工人阶级主体部分的党，在本质上一于让工资劳动者隶属于他们。在两党中无阶级区分，不是阶级组织，不宣扬特殊阶级利益，相反，政党本质上是中立的集团。
经济方面，在德国上流社会财富不断积聚，但德国的被救恤贫民逐年上升，劳动者营养差异大，劳动阶级的住宅状态恶劣，劳动者营养不良。熊彼特认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份额实际上是增加了的，在美国的确是这样的趋势。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德国工人的2~3倍。在住房、饮食和穿戴上美国人的工人都比德国的工人处境良好。美国较好的工人住宅给人的印象，是相当于德国中产阶级成员的住房。工人阶级家庭平均消费的食品量，美国工人消费的肉、面粉和糖分分别是德国工人消费的三倍、三倍和四倍，美国的工人阶级相当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
除了经济和政治状况，还社会环境和工人的社会地位方面的比较。德国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资本主义的剥削，引起道德上的堕落。人为地把未成熟者化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械，引起智力的荒废。同时，劳动日的延长，机械创造了新的动机使资本贪图他人劳动的欲望更为尖锐化；劳动强度的增进，劳动日的缩短，创造了劳动密集的主观条件。再加上上面阐述的资本的蓄积产生的“产业预备军”表现为人口过剩，工人相互竞争，受到压迫等等表现。在美国有宽松的社会环境，阶级差别不明显，美国雇主对工人十分尊重，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十分良好。工人思想认为，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而是他们的促进者。
对美国人来说，自由与平等并不像它们对于欧洲工人阶级那样是空洞的概念和模糊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现实。美国工人更有利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这就使美国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区分和阶级意识，与德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国社会样态呈现出来的区分是生动而明显的，在我看来是的确可以作为两人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法上产生巨大差别的有力因子。
2019.10读书报告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马克·格拉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
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
这个月读书的思维跨度比较大，我起初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起点，着手对相关书籍进行拓展，但就我的思路拓展完相关内容之后发现很多书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的内容，也涉及到政治学和社会学更严格严格说来我认为是属于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去了。所以整体来看本次的读书报告的思维跨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实也能将他们进行一个适度的串联，形成一个较为流畅的思路，并且也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但由于时间关系，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思考透彻。所以目前为止，我将本次读书报告分为三个板块：一、古典自由主义观点vs凯恩斯的经济论证.这属于经济学领域的博弈。通过这个某块延伸到下一个某块，主要是通过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经济主张进一步思考两派的政治主张的对战 。民主or专制？ 第三模块主想论述，对于两派的博弈除了以除了经济学视角和政治学视角为其论证依据外，我们是否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视角或者是议题？从伦理视角或者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学视角进行一个反思，并以此延伸出来经济社会学的相关观点。在这一部分主要以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为一个切入点，对围绕《有闲阶级论》、《镶嵌》和《国家的兴衰》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一个社会学视角的反思。
1、 自由主义学派vs凯恩斯的经济论证
上个月我对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在它看来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因此主张社会自发调节经济，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以实现社会最大效率和最快发展。
其实在这一部分我主要是想强调什么？两派的一个真正的交战点在哪里？绝不是一个强调管制一个不管制这样一个简单片面的理解，而是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作用和角色是不同的。在我的理解看来一个是是守护者，一个是主导者。
为了论证我的观点，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先给自由主义一个正名，摆脱我们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下对内化的对自由主义的标签化和污名化。自由主义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来各种努力的工具，但绝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并不是主张政府的无作为而是而是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政府更多的是在社会失范的情况下加以调节和控制，而让个人和企业在市场机制中自由地参与竞争。所以自由主义主张的绝不是无政府和不管制，而是政府做的是托底和守护的工作。那真正的歧义和争论就不是由于政府管不管制，而是政府做得多少。
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决不能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是我所理解的主导者的角色。凯恩斯批判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在它看来古典学派的理论只适用于古典学派所规定的特例，它所假定的情况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且恰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具有的，所以如果我们试图将它应用到实践中，结果势必会导致理论与事实不符。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主要是抓住三个关键词来把握其主要思想的：需求、消费和投资。凯恩斯在书中提到，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就业量的决定因素。就业量是由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所决定的。这就引出了他的一个重要概念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量是预期的消费与预期的投资总和。在它看来经济体系的决定因素是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给社会注入更多的购买力，确保投资和消费的良好运行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资本主义也可以走出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通过他的这个论证，他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那他的这种主张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会认为这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也是对效率与自由的最大毁灭。但凯恩斯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认为失业现象和当今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而中央管制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是必要的条件，它既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又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的运用。
政府管制多少，这个限度如何测定是两方不断争议之处。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我们强调自由竞争，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与效率，但如何确保其经济状态平稳运行，避免失业现象与经济崩溃？对于凯恩斯主义来说，由中央调控使得经济正常运转以及迅速摆脱危机其效果的确显著，但在其运作过程中如何避免自由主义所指责的自由与效率，的确是值得让人深思和警醒的。
2、 政治层面的对抗：民主OR专制？
自由主义学派和干预主义学派在经济领域的博弈可以延伸到政治领域进行一个反思。哈耶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市场，那同时他在政治方面的论述也给了我一些启发。
说到政治，必能忽视的议题就是自由和民主。那无可非议，自由主义是他们的坚定维护者，但也要强调这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而是主张适度的政府活动，主张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应当只限于建立起适于一般类型情况的规则，而让个人在那些根据时间、地点等情况所决定的所有事物上自由行动，因为只有与每一情况有关的个人，才充分了解这一情况，并采取适宜的行动。照哈耶克看来，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架应当是，在政府遵守预先制定的规则下订立并依靠规则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而让个人和企业在市场机制中自由地参与竞争，这才是一个良序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
按照这样的论证依据，国家干预主义就要警惕其运行过程中对民主与自由的剥夺。其实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到中央管制又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的运用。那按照这样的合理设想，个人策动力合理运动的方式和限度怎样发挥和把握更为恰当？
我们实行国家干预，不可避免的要将一定的权力移交给中央，才能更好地将政策贯彻下去，为了达致一致目标多多少少会将意见不一致变为一致，必然存在强力，并且干预政策施行的范围越大，对强制力的需求越大。就像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很多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网撒的越大，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减少，借助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将日益增大。
我们固然不能认可哈耶克所说的计划必然导致独裁，但也要就他的思路给干预主义一定的警醒。国家干预必不可少，实行计划在某些方面会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发展，而若想计划顺利贯彻，强力的作用不能忽视，而过多的强力使用不当必然不符合我们如今提倡的民主与自由。为了避免政府管制失控走向专制，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要强调法治，法治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知的方式被行使，绝不可以按照个人意愿变更或者在一些情况下忽略法律限定扩大其权限。
3、 将经济议题嵌于社会之中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经济现象背后蕴含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绝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样认为个体自由的行动，忽视社会关系，而是强调集体行动）
波兰尼是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凯恩斯的立场上的。但我之所以没有将其放在第一个模块是后来我觉得即使他们的结论或者是立场相同，但是他们的思维的角度和论证模式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更多的是在在经济学的立场上通过公式的推理来论证出来的“国家干预主义”，另一个是带有社会学视角，从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关系来批驳自由主义观点的。
我上个月也提到古典经济学者们强调的是在天赐丰裕中个体的自由行动，也就是希望建立一个能从社会中脱嵌的经济体制。那波兰尼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从人类学的视角论证出自律性市场是不存在的，它的发展受到社会本身之自我保护的阻止。在这里就要引申出他的嵌含概念，在他看来人类的经济生活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是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下的。嵌含一词即点名，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从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自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空想，不可能存在。
波兰尼而言，市场自由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其将人类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下，这样的经济所引起的秩序错乱必然会拆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坚持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政府在市场调上扮演积极的角色，我们应使用民主政治的机制，来控制机制来指引经济发展，以满足个人及群体的需求。而波兰尼也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就是即使要使自律性市场正常运，即使是自由主义与竞争也总要政府的干涉才能发挥作用。并且波兰尼在这里也给我所论述的第二部分给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回应：市场经济的隐退，可成为前所未有之自由时代的开端。法制与实际的自由能更扩大及普及化，管制与调控不但给少数人带来自由，且泽被群众。只要人们仍忠于为全人类创造更多自由的任务，他就无需担心计划会变变成自由的障碍，并因其工具理性而摧毁他所建构的自由。这就是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它赋予我们渴望的安定感。
其实格拉诺维特的镶嵌观念与波兰尼观点大体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还是存在区别。波兰尼的“嵌入”主要是强调经济行动乃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而格兰诺维特将其进行了深入和拓展，指出这个社会过程应被视为人际互动过程，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镶嵌在社会网之中。与此同时，同样它也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过于窄化，具有社会孤立性，忽略了经济行动都是在人际互动中做出的决定。拿这条线索也可以将我上次报告中阐述的从古典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从独立个人的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演变的探索对应起来。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社会性孤立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这些论点假设经济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内，没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能明显地影响总体需求与供给，并因此而操控市价或其他交易条件。那在格拉诺维特看来，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造成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
那我在这里向点明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忽略了社会结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学中常出现过分夸大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工具性观念，以为个别行动者可以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人的决定与行为，以及过去的关系历史之外。除此之外，经济学一般忽略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交互作用。
那通过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像《有闲阶级论》、《国家的兴衰》等就绝不是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严格说来是属于经济社会学的，为什么这么说？在这两本书中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仅仅强调作为孤立个体的个人的行为逻辑，更多的是其动机混合有经济目的与社会目的，书中分析的是大量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说明。
在《有闲阶级论》中有闲阶级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非生产性，这种阶级的分化是建立在职能分化的基础上的。这种阶级分化是如何出现的，这就不能忽视在历史变迁中所产生和塑造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不能完全看成单单是在掠夺时代的掠夺行为，和在生产时代的财产积累的产物。在有闲阶级背后看到的是，社会群体荣誉的彰显和与他人区分和歧视性的获得。为何选择有闲，追求有闲？这是一种荣誉。脱离生产、具有礼仪是这种阶级生活的标志，是荣誉的代名词。选择华贵的物品，仅仅是其使用价值高或者是获得的经济效益更大？绝对不是，而是它过高的成本因素就是其自身价值的标志，这种物品的消费在适应间接的、歧视性的目的方面有更高的效能，使得区隔得以形成。同样，将人们参加聚会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经济行为，似乎不太合理，因为从热闹喧嚣的社交中获得预期经济要素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为零，经济利益绝不可能是人们参加聚会的主要原因。
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更多讲的是国家的衰落，但对于国家经济衰落的论述给我们另外一个思路和可能。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长期稳定、未遭受战乱的环境中，形成了强大的分利集团和分利联盟。规范、身份认同和工具理性共同驱动和影响着集体行动，在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中人们更有利于集体行动。而这种具有获取更大份额国民收入动力的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提高了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从而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的因素，绝非像经济学讲的贸易逆差、金银外流、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周期的崩溃等工具理性式的因素，而是被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所左右的。
其实在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我们低却不能忽视古典经济学对我们的重大影响和收获，但也要看到现在的一个趋势是从古典经济学派孤立的个体，低度的社会化向人与人之间的，强调集体行动与集体逻辑的，需要向其添入社会结构和社会学视角的思维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信任，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吉登斯在现代化中强调信任，西美尔在他的货币理论中也没有忽视信任的作用，同样，制度经济学一人把信任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所谓信任，是在社会结构中的，人际关系互动所产生的，也就呼应了经济学应该嵌入社会学中来考察的这样一个思路。
2019.9月
书单：亚当斯密《国富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
斯密《国富论》中的主要思想和相关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因此再进行赘述也没有什么意思，本次报告的主要是从斯密的财富论进行扩展和延伸。整个的思路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从丰裕到稀缺；以及在这两个大前提下延伸出的围绕财富所产生的多个对象的一体两面，其中也包括各经济学大家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分析和论证模式的歧义。
一、从政治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
那在我看来《国富论》主要讲的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几乎如出一辙，他们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裕民和富国。那对于这个目标洛克认为，一国的金银是其所有可移动的财富当中最为坚固结实的部分。他也因此认为，累积金银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致力的一个重大目标。洛克的这一思想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思想，斯密对此持有异议。在他看来财富不在于货币或黄金和白银，而在于用货币购买的东西，并且货币的功用仅在于可用来购买其他东西。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人们物质财富的源泉就在于劳动生产。只有劳动才是测量与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基本真实标准。以劳动单位表示的价格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以金钱表示的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财富的大小，和能购买或支配他人劳动数量的大小成正比。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获得的财富收入绝非是重商主义所要求的钱财，而是以这个金钱为媒介所能获得的含有劳动量的或者说是能支配他人劳动力的商品或使用价值。
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就它主张国家的财富不在于不可消费的钱财，而在于每年被社会劳动再生产出来的那些消费品来说，这样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这样强调有形体的财产而没有给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财产留下位置。这就延伸到了制度经济学。前一种是具体交出对商品或金属货币的实际控制权，另外一种是合法控制权在法律上的转移。一种是交换，另一种是交易，它是个人之间对具体东西未来所有权的权利转让与获得，这是由社会的集体运转规则决定的。
二、从丰裕到稀缺、从个人到集体
在我看来从政治经济学转到制度经济学是必须要把握住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休谟、康芒斯等的思想中从丰裕到稀缺、从个人到集体的这两大过程之前提。
首先是从丰裕到稀缺。尽管洛克与亚当斯密关于财富的看法不同，但关于财富的大前提是一致的，都是主张丰裕和天赐恩惠的假设并在其中产生了利己主义经济学。为什么主张丰裕，因为就像斯密等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通过追求自己利益会更有效的增进社会利益，因此认为只靠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就能够作好生产的调节。但他们看到要想让利己主义无害余人必须引入神的恩惠和自然的丰裕。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现实在每一点上都跟他们的这种假设是矛盾的。萧条、稀缺、苦难，变得跟繁荣、丰裕和幸福一样自然而神圣。在此之下从洛克、亚当斯密的天赐丰裕转化到了休谟、马尔萨斯的天赐稀缺。
在天赐丰裕中个体的自由行动的时代主张已成为过去，而现在要关注的是用集体行动解决天赐稀缺中的利益冲突，调节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并从中创造互利的过程。这样的两个大前提给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制度经济学强调人与人的，或者说通过集体行动的个人强迫。这种从商品、个人、交换到交易和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的改变，标志着经济思想从古典学派转到了制度学派。这种改变是经济研究根本单位的变化，即从商品和个人变化到了个人之间的交易。
那这里这个角度看从政治经济学转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就是更加强调人与人的交易，结合刚才所说的第一大板块，就像是所有权等无形体资产，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品获得这样一种有形体的资产。这种集体对个人交易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对从整体上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作的贡献。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绝非对立或是一个平行的概念，在我看来更多是包含的关系，其意图不是创造一种脱离以前学派的经济学主张，而是在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给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一个合适的位置。
三、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体两面
我们依然从财富出发。亚当斯密着重讲财富，我上面也提到过亚当斯密所讲的财富主要是指的含有劳动量的商品价值，也可以将其看作使用价值。那这就是财富的全部了吗？我们仔细想一个问题：一个人富有到底是因为他占有大量对社会有用的物质的东西，还是因为他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大量其他的东西？在我看来斯密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而并没有深入的思考想去，他认为因此仅看到实际现实的物品占有而忽视了未来的所有权的获得。由此出发，我们探讨财富的双重意义，我们将起初仅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的财富向前一步进行拓展，拓展为物质的东西和他的所有权。人支配自然的能力就是生产力，他的产出就是财富，是使用价值的增加。这只是一个方面，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能忽视人与人的关系，从这一角度财富还包括一层意义，我们将其称为资产，相对于财富的这种由使用价值衡量所看到的丰裕性，我们将用稀缺价值来衡量的财产视为一种稀缺性，强调的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所有权或者是货币价值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市场和交换的双重意义是交付和交换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以及作为与稀缺价值一致并按照这些价值交割所有权的买卖过程。
接着财富的一体两面，我们分析财富生产的一体两面。财富生产的过程中我们施行的策略是什么？从财富的双重中可以延伸出生产也是具有双重意义的。通过什么？在这里是通过财富的使用价值相对照的影响生产效率和以财产的稀缺价值相对照的影响供给这两种方式来实行生产策略的。效率利润是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产出得到的，这跟减少单位产品的劳动投入是一样的。但稀缺性利润的形成，则是通过提高收入的价格。这两者都在同一企业的控制之下，那这种企业控制通过这两种形式的活动来谋取更大利润，从角色分配上看，一个是作为生产者而另一种方式是作为销售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意思。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为他人创造使用价值，另外一方面又限制其供给以创造稀缺价值。
顺着思路，我们分析财富生产的途径之一—稀缺性比率的一体两面，其分别是需求和供给。对这一分析，我们可以通过马尔萨斯和斯密的对立主张得到更为清晰的了解。斯密假定其稀缺性的原因是劳动痛苦，而劳动痛苦限制了稀缺性的供给方面。但马尔萨斯断言，需求受现有的食物供应、土地或货币占有所能维持的需求者数量的限制，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稀缺性的需求方面，他的稀缺性的原因是消费者的“意志和能力”，而消费者的“意志和能力”能够扩大或减少需求。因此说，斯密稀缺性价值的调节者是按照供给方面的变化计算出来的，而马尔萨斯的调节者是按照需求方面的变化计算出来的，这是需求与供给之间同一稀缺性比率的一体两面。在马尔萨斯看来，稀缺性价值的原因是消费者需求的增加；而在斯密看来，那是限制供给的劳动痛苦。
然后与需求与供给相关，从稀缺性这个小范围跳出来进入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的财富的双重意义的中观框架来看。抓住马尔萨斯由消费者需求导致的稀缺性价值这一点，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相关区别主张进行一下探讨，他们这部分的区别主张称之为生产和买卖活动之间的区别主张。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价值是由买卖活动决定的稀缺性的价值，其根本诱因是消费者的需求。但对于李嘉图来说，由买卖活动决定并用货币来量度的稀缺性的价值，只是一种“名义价值”，“真实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数量。马尔萨斯的兴趣在于由供求决定的价格本身，认为数量会随着价格变化。但是，李嘉图的兴趣在于数量和数量的劳动成本，对于价格变化并不关心。因此，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谈的是日益增加的人口会带来的日益增加的欲望，从而主张稀缺性价值；而后者谈的是所有的生产者日益增加的生产力，从而增加的是所有使用价值日益增加的数量。马尔萨斯将自己的财富的意义建立在了稀缺性价值之上，这种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而李嘉图则把自己的财富的意义建立在了由生产者提供的使用价值的总数量之上。这就使这两人的分别站在了消费者和资本家的立场上。与此同时作为失业的补救办法，马尔萨斯主张通过提高税赋、增加公共部门就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李嘉图则主张降低税赋和工资增大生产数量。除了这方面之外，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在关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区别、关于地租等方面皆有分歧。而其实后两块论述如果细论并不能完算上同一对象的一体两面，各位严格的对其定义应该将其看作是主要偏向于经济学家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分析和论证模式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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