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读书报告——2020.6
【书单】
1.《实践感》
2.《实践与反思》
3.《男性统治》
4.《实践理论大纲》
5.《关于电视》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力图通过场域、惯习这些基本概念，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
一、实践的特性
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直接论述实践特性的地方并不多，但他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特性就是紧迫性和经济必需条件的约束、模糊性以及总体性。布迪厄所强调的这些特性主要是针对唯理论主义经常忽视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
1.实践的紧迫性。在社会实践当中,行动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迅速“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而旁观者和理论者则没有这样的约束；而且，这种紧迫性并不仅仅意味着现在，也意味着行动者必须面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实践的紧迫性预先就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完全可能的行动路线和方式。同样,行动者在实践中还面对许多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采取各种行动方式。因此，分析实践就要充分考虑这些约束对实践的重要影响,这也是布迪厄强调策略和惯习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潜在地将时间纳人到对实践的考察中。
2.实践的模糊性。布迪厄之所以将实践看作是一种“实践感”,一种游戏感,是因为它是模糊不清的。这也是他反复强调惯习是身体性的重要原因。许多带有浓重主体哲学色彩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忽略了实践的模糊性，“实践或许是具有一种逻辑,但那也并非是逻辑学家的逻辑”。而实践理论就是竭力通过各种富有弹性的概念，来处理这些模糊的实践。
3.实践的总体性。社会实践本身并不像研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分裂成各种不同学科的碎片。而且实践感的模糊性本身也要求跨越各种学科的界限来考虑实践问题。因此，布迪厄始终呼吁社会学应该也必须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通过将经验性研究与理论性探索结合起来，来分析作为总体的实践。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把握实践的特性？布迪厄认为，惯习在实践中的操作是通过策略来实践的。这里的“策略”并非是处于某种目的性、预定性的精心计算与计较，而是遵从客观规律，向着积极方向展开的某种行为倾向。处于策略受惯习规定而展开，所以策略表现出惯习的基本特点，即潜在性、社会制约性和社会客观性。此外，策略还是实践活动中的产物，它类似于游戏中的感觉，是一种充满永久性的创造能力，是种预定的，特别的感觉，人们需要这种感觉去应付纷繁复杂、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重复的各种情境和遭际，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
二、惯习
惯习是布迪厄实践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他对主观与客观展开讨论分析的重要工具。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正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称惯习是-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布迪厄提出“惯习”概念的目的有二：一是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客观主义”把行动理解成为“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映；而主观主义则把行动描绘成为某种自觉的意图的刻意盘算，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二是克服实证主义唯物论与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对立。实证主义唯物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消极被动的复制下来的，忽视了实践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唯智主义唯心论则只有主观的思维建构，忽视了实践中的客观制约性。因此，总体来说，布迪厄描述的“惯习”具有以下特性：首先，惯习是主观世界结构化的产物。人们通过这种内化结构来与社会世界打交道，对社会世界造成影响；而外部世界也反映了人的内在主观结构，按其理想的惯性方形发展，所以说，惯习是“外在内化性与内在外化性的辩证统一”。其次，惯习是长期占据某种社会位置、阶层或领域的结果。因为处于相同位置的人具有类似的感知、体验、评价和行为模式，惯习为其提供了某种大致相同的结构和认知的指导路线，人们总是以某种相似或者雷同的方式来行为实践，因此，惯习反映了场域中的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应不同的惯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解惯习概念时，既不能将它与意识哲学、主体哲学中的“主观”立足点混淆起来，也不能将它等同于相对比较被动的“习惯”,更不能将它视为一种“无意识”。必须同时考虑惯习概念的生成性和历史性。
三、场域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这两个方面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对场域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社会空间，不是地理空间。具体来说，场域就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如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同时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而不是实体系统。因此，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权力或者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布迪厄从来不把场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空间，因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他们之间的不断“博弈”而使场域充满活力。第四，场域的边界是经验的，场域建的关系是复杂的。场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应该有自己的边界。但是，“场域的界限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布迪厄认为，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只有通过对每一个现实的具体经验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他们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效用的限度在哪里，那些人卷入了这个世界，那些人没有，以及他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场域。
四、场域与惯习的关系
通过场域和惯习这对概念，布迪厄阐明了他一再强调的结构的双重存在方式。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结构首先是存在于一种所谓“初级的客观性”中,也就是指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左右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还存在于体现在各种分类体系和心智图式上的所谓“次级的客观性”之中，它们发挥了一种符号样板的作用，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诸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等。正是因为要同时考虑结构的这两副面孔，实践理论才必须进行一种综合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角度的双重解读方式。而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必须既摒弃那种忽视行动者作用的机械结构主义，又杜绝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只有从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的社会实践理论出发,才能认识到：诸如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之类的对立都是虚幻的，都掩盖了人类实践中的基本特点。
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社会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
为了在具体研究中实现对二元对立的克服，布迪厄建议采取以下的方式: 首先，研究者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即分析由各种社会位置所构成的空间，了解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因为正是这种分配确立了施加在各种社会互动和社会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研究者再重新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的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谓“性情倾向”。华康德认为，在布迪厄的分析中,尽管这两个环节缺一不可,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等；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要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在这方面,布迪厄遵循的正是涂尔干当年提出的“社会学方法”的首要原则，即在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进行理解性的分析之前,必须先系统地摒弃各种先入之见，因为社会研究者和普通社会行动者-样,其立场会随着在客观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而存在根本的差异。从这一点来看,对于实践理论来说，反思社会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学知识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就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感受】本月结束了所有的课程，基本结束了所要交的课程报告，所以读书的时间比之前多了一些。这个月我主要是读了布迪厄关于实践理论的著作，因此本月的读书报告主要是论述实践理论中关于“惯习”和“场域”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读书状态总体上有所进步。
【自评】B
韦力读书报告——2020.5
【书单】
1. 《公共领域的转型》
2. 《合法化危机》
3. 《哈贝马斯精粹》
4.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5.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在读）
本月的读书报告主要是从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以及合法化危机两个方面来整理的。
一、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其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和难以把握，加之研究对象要求我们同时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因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就具有另一种特殊性，即把“公共领域“当做一个历史范畴加以探讨。因此，本书的研究范畴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
开篇，哈贝马斯提出了关于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有三个阶段：分别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虽然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有着很大差别，但是古希腊人将公共领域视作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是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的表现空间。代表型公共领域则是贵族世界、上层社会的地位标志，他们认为“公有”意味着领主占有，而非民众的普遍所有。但是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型公共领域所依赖的封建势力、教会、诸侯领地和贵族阶层发生分化，最终公私对立，劳动阶层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当市民社会的公众把公共事务当作自己的事情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产生了，并成为一个“批判”的领域，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
因此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由私人组成的市民公众可以在其中自由言论，国家即公共权力领域，社会即私人领域，二者的分离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而公共领域的主体当然是公众，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通过公众舆论直接与权力机关抗衡，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批判”的领域，公众对其进行例行的批判。
其次，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经历了从文学公共领域到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发展。文学公共领域与代表型公共领域有一定的联系，深受贵族社交方式的影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沙龙、咖啡馆、宴会等场所愉快地交谈，最先的话题围绕文学和艺术批评展开，不少没落贵族参与其中，但是正是这一文学公共领域，成为了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随后参与交谈的公众越来越广泛，包括一些有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话题也扩大为经济和政治的公开争论,沙龙也从华丽的享乐场所向合理讨论的场合演进，参与讨论的成员并非政治平等，但都共同反对政治的专制主义。这时，政治公共领域产生了，但并非说政治公共领域产生文学公共领域就消失，它们是共同存在的，政治公共领域对应政治解放，文学公共领域对应个体的解放和自由，二者结合统一，构成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二、公共领域的转型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型，分别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政治功能的转型。
1830 年起到19 世纪中期，随着大工业的逐步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工具理性和物化精神不断膨胀，黑格尔、马克思对康德自由哲学的批判，预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公共领域向现代福利国家主导下的大众社会的转型。尤其在1873年经济大萧条以后，自由主义时代走向尽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领域发生了转型。
从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是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重叠时，社会和国家对立的局面被破坏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利益渐趋吻合。发生这样的融合，也是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为了抵制资本集中和寡头垄断，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不再完全自由。国家干预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也呈现政治化的趋势,国家机构与社会机构融为一体，公私不分。第二，社会领域和内心领域的两级分化，主要体现在家庭和职业领域的分化，职业领域越来越独立，家庭领域却发生了萎缩。家庭失去了塑造个人内心领域的力量，家庭成员受到外来力量和社会的直接作用，越来越社会化。最遗憾的是，公众的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文学刊物之所以能形成阅读文化稳定下来，是因为有作为文学接受层的家庭为前提条件，但是家庭领域遭到了破坏，保障公众具有批判意识的接受层消解了，而现在，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成了商品。第三，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化批判是指公众以阅读为基础，独自阅读，需要后续的讨论交流，而文化消费指公众在同一环境下展开，如看电影、电视等，不需要交流获取信息。
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一是变得公私不分，公共性由批判变为操纵，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独立，不再承担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责任。二是公众的基础被动摇了，社交讨论让位于集体活动，公众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缺少公开交流讨论的场合，其文化批判性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其实，这种转型已经意味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瓦解。
从政治功能的转型来说，也能说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正在瓦解。首先，哈贝马斯提到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传播机构首要的应是确立公众的批判功能,第二才是经济利益,且不应受任何公共权力干涉。但是报刊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容易被操纵，哈贝马斯尤其强调了公关，称这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公众舆论”，而真正的公众舆论是经过相互长期启蒙而达成的“普遍利益”。其次，过去的公共性力图使人或事接受公开批判，让政治决策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现今的公共性则是依靠人为的精心制造，以获得公众当中的威望。另外，民众的选举活动也变得具有了操纵性，公共领域的投票是让公民自觉地参与、讨论，互相批判和矫正，最终选举出候选人，而选民正在变得容易受到选举组织者操纵制造出来的公共性的左右。
从以上可以看出，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市民社会，产生了公众，催生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是，当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直至形成垄断之后，公共领域遭到了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依仗国家的双重夹击，资本主义又亲手摧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二、合法化危机
《合法化危机》，本书讲述了经济社会发展后隐藏的一系列危机。人类的社会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1933年经济危机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统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
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实话，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者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找，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感受】这个月感觉过的很快，一开始的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返校之后，临近期末，课程的结课报告很多，必须分配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结课报告，影响了读书的时间，下个月等课程报告全部提交就可以安心读书了。总之，加油吧！
【自评】B
[ 此贴被韦力读书报告在2020-07-10 12:4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