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读书报告
1.《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
2.《分裂的西方》 哈贝马斯
3.《以自由看待发展》阿玛蒂亚•森
4.《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卡尔•波兰尼
5.《镶嵌》 马克•格兰诺维特
对自由的追求或者说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总是被视为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进步的标志。自由主义理论总体而言是西方思想的成果，虽然按照阿玛蒂亚·森的文化多元论来看“亚洲价值观”在宗教领域也有其自由思想的渊源，但无可否认是在西方才形成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以自由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或目的。
一、不同流派对于自由的偏好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时期，理论家们以自由为口号或者武器来反对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洛克《政府论》中提出建立三权分立的政府，提出自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后来政府如何组织运转的重要理论来源。洛克对政府构想的前提是人们在政府出现以前处于自然状态中，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生存状态，人拥有天赋的平等权，拥有行动的自由，形成社会的和谐。但是为了弥补传统社会的缺陷，人需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来形成社会契约以保障自己的合理自由。还有一个进步之处在于论证选民的政治权利的合法性（虽然实质上依旧是少数阶级的垄断）。资产阶级登上舞台后，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人的图利嗜好的偏见出发，试图基于人类的自然习性来建立市场，反对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在自由放任框架下，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以后果为取向，忽略发展的过程和建构性特征以及人的实质自由，以效用和总量为优先标准，并且不顾分配的不均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19世纪的自由思想以约翰·密尔为代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和边沁功利主义，并将这两个原则融合在一起，认为自由不再是无边界的，而是要基于功利主义哲学的考量，并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的构想，在政治上具有现实和先导作用。密尔的政治理论创新使其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标志之一，是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转折点。
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原则只适合于资产阶级初期阶段，在自由竞争中实现了技术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从自由主义向全球垄断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应运而生。19世纪末的英国，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其共性是主张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积极干预，以此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思带来许多新的理论思潮，最典型的是凯恩斯主义盛行，认为应该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正是因为政府的计划体制越来越强烈，一些自由主义者担心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即压抑市场的活力，并在政治上产生极权主义，因此，又产生了积极的自由主义倾向，比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论证道计划经济会导致经济自由的丧失。在《致命的自负》里面对自由的信仰用“扩展秩序”作为依据来论证，认为贸易和市场的形成比国家的出现更古早，人类理性的形成既然比市场晚就无法用人的想法去干预市场的发展，所以哈耶克的理念是对市场本身的推崇，而国家的干预只会产生负面效果。这一阶段的趋势是自由主义的多元化，所以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他们各自的理论本身也存在很大差异。
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张来看，有几个重要话题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其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命题，其二，自由是作为手段还是目标？其三，自由的层次包括个人自由、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与权威的张力、文化多元性与普世主义等。
二、市场自由
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偏好相反，波兰尼认为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具体而言，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嵌含”与社会生活的，并且无法从社会“脱嵌”。
在19世纪以前，经济依赖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尚未成为主导的独立体，市场交易建立在信任、熟人社会和契约的法律约束力之上。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这样的生活形态称之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本质意志基础上的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家庭、城镇生活。生产和交易中人性和自然的本质得到敬畏和感恩。但是随着交换关系的延伸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化需求和生产使劳动力、土地和自然作为资源和商品进入市场。这三个要素是社会整合和经济嵌含于社会的核心要素，并且波兰尼将之定义为虚拟商品，与销售的商品区分开。而现代经济学家将虚拟商品与真实商品建构起同样的运作规则，就意味着去道德化和去神圣化，意志的约束力减弱，经济生活将会产生压力甚至危机。工业革命后，生产领域变得更高效更具规模，在市场制度的模型里，包含了图利动机、原料获取、机器生产等环节，金钱作为媒介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在这个模型里，商人的利润和价格都不经由人调整，这就是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自律性的市场制度比亚当·斯密时代“经济人”的禀性更脱嵌于社会，比自由放任程度更剧烈，成为支配所有的经济活动甚至政治上、智识上及精神上的活动。
原始社会缺少图利动机和为利润而劳动的原则，尤其缺少基于经济动机而来的独特的制度。互惠和再分配是原始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对于市场制度的演进，波兰尼不认可正统经济学说，认为是从远途贸易产生出的市场，最后激发了人的讨价还价本性及其相关制度。市场的本质最终产生了“撒旦的磨坊”，产生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的痛苦程度与财富相对应，产生了对贫穷的研究，产生了手段与目的的错位，也像齐美尔论证的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社会断裂。市场本身不存在问题，但是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缺乏管制的情况下强势者利用非对称优势来获利等造成市场问题。因此市场的整体成就必然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所以这就产生了波兰尼思想中的“双重动向论”，即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分别是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说双重动向互相弥补以寻求更高效率。
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的基础上，分别是经济上的国际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场，政治上的力量平衡体系、自由政体。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其他因素的源头，核心是金本位制。经济上的联系无意识地形成了世界和平的状态。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两个经济制度的本质与动机——图利性，注定了金本位制的脆弱性，随着这一体制的崩溃，导致了国家体制崩溃和大规模战争的局面。波兰尼认为巨变的根源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建立一个自律性之市场制度的空幻努力上。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圈地运动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无可挽回的剥削，当时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运用皇室的权力阻缓经济的快速发展，这里的逻辑是只有变迁速度与人们适应的速度相协调才能减少对社会的伤害，所以政治权力的作用是救助受害者并试图引导变迁的方向。但这一努力被即将上台的新兴中产阶级资本家以及雇主反对而淡忘。不仅波兰尼，熊彼特在论证资本主义注定消亡的原因之一就提到资本主义消灭了原本能起到缓冲作用的封建势力，让社会直接暴露在商品的冲击下。当然工业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说经济的迅猛发展没有任何政治因素的保护或阻碍，否则社会也许早就毁灭了。19世纪的社会也是双重发展的结果，在此只论证政治对社会的保护作用。其一是1795年的《斯皮纳姆兰法案》，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三分之一工业革命最有生气的时候，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一直受到这一法案的阻碍。这个法案注重“生存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实行过程总背离了目标，被称之为含混不清的人道主义方案，增加了贫穷的吸引力，导致了大面积的赤贫化。虽然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也剥夺了工人避免注定生活在经济磨坊之命运中的手段。1832年中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迅速建立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诞生了工人阶级。由于对《斯皮纳姆兰法案》的反对，使得工人阶级奔向另一个极端，即乌托邦市场中。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
自由放任本身是国家强行实施的，最初是国家扶助纺织业的发展。功利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是达成最大幸福的主要经纪人。通往自由的市场的大道是依靠统筹的干涉主义来维护的，像土地、劳动和都市行政制度，都不可能脱离政府存在。1860年后的半个世纪发展出来的计划经济确实市场自发产生的，由立法带头对抗自律性市场的反潮流是基于纯粹实用主义的精神激励。在自律性市场的需要与自由放任的需要互相冲突时，经济自由主义者会转而反对自由放任，提倡采用约束或管制等所谓集体主义式的手段来反托拉斯或反垄断。这双重解释倾向证明，当市场经济对社会中的人性要素和自然本质构成威胁时，社会各阶层会争取各种保护；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本身的行为也证明自律性市场的维持不能脱离政府的干预。
一般批判自由主义的人都是从文化层面出发，一方面是阶级的命运，一方面是不同种族的文化接触导致受害一方在文化上的瓦解。将土地与劳动力转变为商品就是消灭有机社会的文化制度。市场使人的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分离开来，摧毁了生命之有机形式，以原子化的个体来取代，原始的非契约性的组织被契约自由的原则所取代。欧文运动、宪章运动和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意识，所有的社会保护措施都是为了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需法则，并使它脱离市场的常规。市场与自然：土地要素的商品化涉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斗争，农民的社会地位随权力的转移而波动。但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向保护主义，前者主要是以社会立法与工厂发的形式，后者主要是以农产品税与土地法的形式。市场与生产组织之间则需要由中央银行作为维稳机制，一旦物价水平下降引起了崩溃，就会使银行制度变成政治上的决策。19世纪70年代后，基于各种不同之中央银行制度体系之主权的象征货币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保护主义已经攻破了市场经济最后的堡垒，一套新的支配理念取代了自律性市场的世界。以上的各种保护主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之自律性的损伤，更进一步来说，政治的干预是受到损害之自律性市场的最后的手段，来维护商业循环、平息恐慌、用暴力手段干预债务偿还等。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说，交易上的压力与政治上的霸权竞争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世界银行、关税、移民法等体现各国对自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抗自由贸易与固定值之毁灭性的影响，但在它们达到保护目的时，却干预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最后波兰尼通过对法西斯主义本质的分析证实了自由主义者干扰任何涉及计划、规律和管制的改革而导致法西斯的胜利。英美放弃金本位制寻求政府的有效干预。苏联转向社会主义经济，而德国急于破坏传统的世界经济，清除所有民主主义制度和自由，否定基督教所发现的个人独特性及人类的共同性，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从19到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的经验来看，绝对的自律性市场和绝对的政府干涉都不是合理的选择。波兰尼从制度面向和道德或宗教面向上提出自由的实质问题，即在制度上维持自由增减的平衡，而且根据当代人的生活方式：道德自主和思想独立，要在社会整合策略中增加自由度，加强社会成员的权利。总之，只要人们忠于为人类创造更多自由但不是无限制的自由的任务，就无须担心权力或计划会变成自由的障碍并因其工具性而摧毁他所建构的自由。
三、阿玛蒂亚·森的实质自由
阿玛蒂亚森的自由观与波兰尼的自由面向有所不同，前者更为微观，并且以人为主体，将自由定义为实质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扩展自由既被看成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简而言之，这种实质自由在发展中有明显的过程与结果综融取向、价值取向、能力取向、权益取向。
1.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
从齐美尔对手段与目的的冲突的论述来看，货币原本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但是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货币取向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分裂。在此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单纯以收入或GDP来衡量，从实用角度来看，财富只是帮助我们实现实质自由的手段，因此要超越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比如关注人的发展潜能、社会关系等。排他性地专注于财富，就会落入叶敬忠所称之为“发展主义”的陷阱，从发展到发展主义，就表明一种只追求效率和结果的社会潮流。这是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第一个层次。就自由本身而言，从经济学的伦理角度看，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目标就是第一个层次所表述的非工具性范畴的价值标准。自由的手段性作用，体现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这五种类型也是相互联系的，整合性的视角才能看出自由的最大效用。阿玛蒂亚·森提出自由的建构性作用以及工具性作用，就是说自由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实质自由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并且通过实现各个方面的自由以及维护权利来达到个人的可行能力提高以此为经济发展过程做出贡献。
可行能力-贫困的分析框架并不否定收入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可行能力视角要求要求超越收入的工具性意义，考察在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真实贫困”，比如家庭中对收入的分配的性别不均衡，富裕国家里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或服务，失业造成的不平等在收入之外还有心理、社会地位上的剥夺感等。反过来说，收入的增加也不一定提升个体的可行能力。今天普遍存在市场机制的偏好，但是在强调交易和经济参与权利以及与市场有关的自由权的直接重要性时，不能忽略这些自由权与其他非市场机构和制度的运作而导致的自由之间的互补性。比如劳动的人身依附性、童工问题、妇女就业自由问题（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常性”与“合理性”的认同及情感绑架）等。从更大的层面来说，斯密关注的社会浪费和生产性资本损失问题，就考虑到狭隘地追求私人利益导致社会的损失。所以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要求超越经济-市场机制的狭义观点，市场机制的理性适用于私人物品，但环境安全等公共物品需要社会提供支持。最终要求我们以一种综合发展的思路，广泛利用市场与扩展社会机会两方面相结合，同时强调民主权利、安全保障、合作的机会等各方面的自由。
2.自由的后果取向与过程取向
经济学中古典功利主义集中注意快乐和幸福的测度，即效用。功利主义从“后果主义”、“福利主义”、“总量排序”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而选择效率最大化。后果主义弥补了过于关注建构性特征而不注意后果的社会安排，但这一取向有可能过于极端而忽视发展的过程，比如注重经济总量而不关心分配过程；追求达到最大幸福但是忽略了权利、自由及其他非效用因素；并且快乐和幸福主观性太强且不稳定，容易随环境而改变，所以对于本身就长期处于受剥削状态的人而言效用计算是不公平的。当代的“效用”理论对此进行了修正，把效用看做是个人偏好的表述，从分“得到”变成”选择“，但是实际应用层面上，人类偏好和社会福利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选择行为的人际比较旧难以进行，并且相同的选择行为并不代表完全等同的效用。所以森认为出于评价性目的，合适的”空间“既不是效用，也不是基本物品，而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简单来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富人节食是可以选择吃好并摄入充足的营养，但穷人无法具有这一“可行能力集”——可供人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则提出权利的绝对优先性而不顾实际后果。而这却会产生“灾难式道义性恐慌状态”，比如对于饥荒的论证，不是由于粮食总量下降，而是合法性的“法权资格”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食品和保障。任何程度的恐慌状态都能与其中任何人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都不受侵犯的体制相容。无论是后果取向还是程序性规则取向，不合理的根源都在于信息基础的狭隘，只关注到了自己需要的信息，而缺乏更广泛的信息对比。
3.主体性地位与政治性参与
主体地位要求不能把人看作静止不动的接受者，而且要在对象选定的信息层面把注意力从收入贫困转移到可行能力剥夺上来，最后实现“助人自助”。以妇女的主体性为例，历史上的习俗决定了长久以来家庭内部权益分享，但现在越来越受到妇女的经济地位、权力增强、社区的价值体系这些因素的影响。寻求并保持家庭之外的就业甚至经济的自由有助于减少女性的相对（以及绝对的）剥夺。而在一个领域的剥夺也有助于促进其他领域的自由，比如避免饥饿、疾病；生育率的下降；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儿童的生存率；更进一步说，在传统的社会安排偏见的遗留影响下，女性更能抓住经济契机实现更高效率的经济进步。所以主体地位地获得是实现实质自由的核心。
与主体地位紧密相关的是社会机会的获取，着重表现在民主参与上。因为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所以发展过程中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创造社会机会。以“李光耀命题”为代表的认为政治自由与经济需要之间存在冲突进而否定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观点是不合理的。阿玛蒂亚·森致力于论证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政治自由与民主有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民主参与本身的必要性，和自由一样，民主参与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其次政治参与的工具性作用：经验证明在民主制的政府和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体的任何独立国家从没有发生重大饥荒，这源于政府和在职官员及群体发挥的政治激励因素；最后是政治自由的建设性作用：自下而上的信息回馈促使好着呢贯彻更有可能对经济需要做出回应。在饥荒、性别不平等和宗教多元化等方面的交锋，一旦被忽视的议题放到公共领域讨论，就会倒逼当局做出回应（舆论场的逻辑）。在国际文化层面上来说，警惕“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非洲文化”等狭隘的文化价值观，因为自由的价值体系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每种文化既有独特性，也要理解跨文化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上，对于社会要采取什么行动。保存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要有公众参与决策，而不是由特权阶级决定。总之，支持基本自由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关于权利的阐述的理由也在于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在政治激励方面的后果性（工具性）作用以及在价值观和优先主次的产生、形成上的建设性作用。
镶嵌理论视角下对经济理性的补充
从波兰尼的“嵌含”理论出发，格兰诺维特提出了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的镶嵌模式。他反对社会学传统中帕森斯统治，聚焦于社会网分析来取代“社会系统”与“共同价值”等空洞又循环论证的分析。本文引用的是格兰诺维特原初的解释，即个体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这种解释与波兰尼镶嵌观点不同，后者主要认为“人类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嵌入于政治、社会、宗教等非经济制度中”。在镶嵌理论广泛传播后，后来的学者把镶嵌观点运用到各个学科中，甚至简化成人类经济行动受社会环境影响，其实践运用过于泛化。
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基于各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因此总结出了几个具体的命题：1.对威廉姆森的批判性回应，威廉姆森最早提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哪些交易由市场负责，哪些交易则留在科层组织之内？”这一议题，并且认为任何情况下组织形式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不同于威廉姆森对科层结构的偏好，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对市场反而有更充分的保证，并且“市场上可以见到高度的秩序，而公司内也可以见到相当程度的失序。”2.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结构问题。前者可见于帕森斯，认为人完全敏感于他人的意见，并完全屈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后者见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延续了功利主义的传统，主张社会与人的孤立性，处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行为具有逐利动机。对此，格兰诺维特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是奴隶般依附于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的角色。”，个体的心动具有目的性，并且嵌入于社会关系系统中。3.集体行动与门槛模型。区别于用制度化的规范及价值来解释个人行动的倾向，格兰诺维特的模型是一个群体中的个人的规范和信仰的差异才是主要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因素是社会关系效果及社会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散布。（这是否可以解释舆论场中集体情感的裹挟？）4.强连带与弱连带。这是个最好理解的社会关系网的一方面，主要在影响力与信息传递、工作流动机会和社区组织等方面发挥作用。强连带关系更紧密但是结构趋于封闭化，所以弱连带才具有更大的优势，即弱连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成为多个区间的“桥”。基于此，也可以解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流动是镶嵌在社会结构限制中的。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可以产生“滚雪球”效应，无论是信息交换还是升迁，单纯勇敢工具性行为和效率是无法全面解释的，必须诉诸文化、网络和互动投资来解释。5.对科斯命题的回应——行动者为什么会结合成一个称为“公司”的组织，而不是在市场上以个体行动从事交易？威廉姆森对此用交易成本来解释，格兰诺维特超越了动机的解释，重点关注“企业集团”结盟的过程，也就是说考察各个公司间的社会连带及社会结构。其一，可以从强连带和弱连带视角分析家族关系、少数族群和外国资本与当地政府的互动；其二，是高度中央控制还是股权对称地互相持有还是小公司里一人持有的所有权关系；其三，层级控制型和平等伙伴型的威权结构；其四，道德经济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考虑；其五，政府政策与企业集团的关系，一个理想模式是“镶嵌性自主”。6.经济社会学的特性——工具理性与社会关系的互构。经济学一般而言在理论上关注理性行动或工具性行动概念，但往往忽视关系对多种类型行动的型塑，具体来说，横向关系包括信任与合作，还包括认知与情感层面的互动，垂直关系包括权力与遵从，包含着比利益动机更广泛的动态过程。更宏观的社会学强调耦合与脱耦的网路结构与行动者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
对镶嵌的理解，不能简单认为是人类的经济行动受社会关系的影响，看似把握住了镶嵌理论的本质，实际上有简化之嫌。格拉诺维特对社会网研究的核心议题包含了“1.行动者之间的连接，即关系；2.这个连结的形态，即社会网结构；3.社会网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在以上命题中，格兰诺维特想要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转型，是对传统的二元论思想的修正，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弱连带与强连带、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这几组关系，都只是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概念工具，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连续统一体，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是有大量不同程度的混合性关系。（镶嵌理论范式的转型有点像从二分法转到中层理论，默顿对于中层理论的研究，像失范行为、潜功能与显功能、参照群体等都都与镶嵌理论命题有重合之处，格兰诺维特批驳帕森斯宏大理论，默顿的一些理论是对帕森斯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与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相似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每个场域既有其独立性，又易受外部系统的干扰，行动者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权力和资本，社会资本可以用社会关系网来补充，行动者的性情倾向用惯习表示，也是非工具理性的表达。对于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或者说对于关系的研究，似乎很难测量，但是对于社会资本（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的划分与测量就相对明确，所以理论不仅有相似性，更有互补性，这帮助我们在演技中获取更全面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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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10月读书报告
默顿
1.《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2.《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3.《科学社会学》上、下册
帕森斯
4.《社会行动的结构》
科学社会学
1.作为分析基础的知识社会学及其范式
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取向是关心知识与社会或文化中其他存在因素的关系，发展基础在于社会多元化带来价值观与思想方式的差异，分化作为整合的前提使文化中的共同体广泛流行。知识社会学的范式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精神生产或者说思想具有其社会和文化基础。基于这种解释框架，默顿分别分析了马克思、舍勒、曼海姆和索罗金的知识社会学基础及类型，并且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本身也来源于马克思-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基础。
默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社会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构成思想的基础。知识的存在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要，并且马克思在分析框架中纳入阶级结构，以此给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定了位。如果我们单看马克思主义命题，在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上通常会表述为“决定”“依赖”。实际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说思想并不仅仅是客观阶级地位的一种反映，这就重新提出了把它归因于某个决定性基础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以一定的独立地位，经济条件并没有完全决定观念，而只是决定了一定的倾向。以上是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对默顿的第二个层次的启发意义在于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关系决定知识和思想方式的程度。在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开始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多种“意识形态形式”，它们是不同程度地受物质基础制约的。而且马克思将自然科学和其精确性可与之相媲美的政治经济学都被赋予了一种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促进或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社会机制成为默顿后来的研究中心。
曼海姆扩展了马克思有关存在基础的观念，问题转变成如果已知多群体归属关系的事实，那么关键在于：在确定视角、思想模型、给定界限等关系过程中判定哪一个是决定性的。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一些概念从意识形态概念推导得到，他的一个典型代表性思想是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曼海姆不认为阶级是唯一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强调只有通过揭示群体形成的多种多样性以及它们特有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找到与实际中得到承认的多种多样观点和知识相对应的存在基础。就是在知识-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不仅假设存在着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知识，而且更进一步来说，不同社会阶层及多元化群体对应着多样性的知识基础。曼海姆不仅建立起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联，而且超越抽象认识论，将知识的特殊性包含进来，呈现出知识社会学的实在性与整体性。
马克斯·舍勒把文化资料与现实因素进行了区分，前者用观念目标或意图来界定的，位于价值和观念的领域；后者指向自然界或社会现实中有影响的变化，可以从一个“驱力结构”例如性欲、饥饿、权力欲中导出。观念目标和驱力结构是舍勒分析科学起源中限定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舍勒首先批判自然主义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错误在于过于强调现实因素，无论是种族、地缘政治、政权结构，还是经济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都明确地决定了意义观念的领域，强调观念产生社会效应的过程是以某种方式与制度结构中的利益、冲动、情感或集体倾向以及它们的结合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观念要以现实因素的内在发展为基础。舍勒还批判自然主义暗中假设独立变量在整个历史中是始终同一的，但是不可否认历史过程中存在某种确定的前后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一些首要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可以把这种联系总结为一个“三阶段定律”：血统与相关亲缘制度-政治权力变成独立变量-经济因素，总之起主导作用的存在因素具有有序的可变性。舍勒认为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是互动。社会经济和知识领域二者都是由居主导地位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精英的驱力结构来决定，因此现代技术不仅是基于观察、逻辑和数学的纯科学的应用，主要是这种趋向即控制自然界的产物，这种趋向规定了科学思想的目的以及概念结构。
马克思和曼海姆试图解释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知识的特征和局限性，与此不同，索罗金的唯心论的流射论试图从变化着的“文化心态”而不是从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追溯知识的每个方面。文化心态主要有三种类型：两种纯粹型的心态：观念心态（诉诸观念的心态把实在看做是非物质的、永恒的的存在，把它的各种需要看做主要是心灵的需要）——观念文化采用信仰真理观；感性心态（把实在限制在可通过感官感知的范围内，主要关心物质需要）——感性真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混合型”的文化心态即理想心态，代表前两者的一种平衡状态，倾向于“理性真理”。每一种文化、社会结构和人格都被看做是产生于三种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根本的取向性特征，而且文化对社会结构和人格这两方面具有支配作用，文化心态被认为是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和人格是派生性的。索罗金的立场认为三种“文化心态”完全决定着知识形式、本质和发展，具体而言，它们决定着科学的形式、本质和发展。但他没有使自己陷入极端的立场即认为科学的发展完全是由主流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而是更进一步阐述相关限定条件。虽然索罗金采取的是唯心主义立场，而马克思采用唯物主义立场，但是两人在断定主要的社会或文化决定因素的形式命题是一致的，这种理论上的差别是内容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
综合而言，任何新兴的领域发展必然建立在一套社会体制之上，这一体制无论是存在基础还是文化心态都意味着新的价值组合预设基础上的新社会秩序。以上知识社会学理论成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思想源泉，除了关注科学本身，更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分析的核心是强调制度交替变化的影响，即探讨科学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学术活动与其周围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互惠关系。
二、清教作为文化价值基础的意义
从古典时期到近现代文化兴趣的转移自有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基础。按文化的兴趣焦点转移过程来看，古典时期伯里克里斯时代社会文化的核心关注在于哲学和艺术；中世纪以宗教和神学为兴趣焦点；文艺复兴时期转向文学、伦理学和艺术；直到近现代，科学才成为文化兴趣焦点。不同时期，一个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和思想感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的这个或那个领域，正是这些观念和思想情感决定了社会对其他领域的态度。17世纪宗教保持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是影响科学发展的主要文化变量。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互动是默顿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命题之一。
这种互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科学被当作实现宗教目标的手段而得以发展。中世纪以来，修道院禁欲主义和认为物质是暂时的态度使科学长期处于无价值的社会地位中。12世纪到中世纪，秉承科学的无意义和欺骗性的社会态度。宗教改革运动逐步摆脱宗教与科学的敌对状态，随之发展起来的内在神秘主义把科学纳入上帝的普遍关怀之中，但是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也只是特定的，很大程度上与纯科学以外的东西无关。宗教在制度方面的控制与导向性有两个核心，与清教精神气质的两个原则对应。其一是“颂扬上帝”，当时的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彰显了上帝的功绩，这一文化建立在一个由那些确定了的应用性和真实性的功利性规范组成的基础之上。其二是“社会福利”，强调为公众行善，科学被当作强有力的技术性工具得到推崇。默顿将当时的科学总结为“功利之婢”，科学是作为清教的精神气质和宗教权威引导的手段存在。第二个阶段是科学世俗化过程。清教价值体系中理性和经验的地位赋予了科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最终会限制宗教的势力，科学逐渐挣脱宗教的支持并在某种程度上为神学所控制的领域划定边界（这一世俗化过程在17世纪尚未实现）。
与之类似，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亲和性的命题更是成为分析宗教意义的指导理论。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教派，在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化存在影响。其一是“因信称义”和“预定论”。其二在于“禁欲”，这两个面共同形成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天职观”。
在默顿看来，科学和技术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因此科学与清教主义也可能有类似的实质联系。默顿强调科学和宗教的整合必须转向宗教的精神气质而非神学，清教精神气质中对理性作用的高度强调源于理性概念是抑制情感的工具，这种理性被看做是从事和辅助于经验主义。所以科学发展的前提是被奉为宗教信条的经验论和理性论，或者说促进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功利主义和经验论的价值为中心。并且在科学和清教中隐含着假设的共同性，其基本假设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一种万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的秩序”。因而科学的发展所需要的一种持续的兴趣，一种对现世及其发生的事物的积极主动的兴趣，再加上一种特定的经验探讨方法，即以经验和理性的方式，就得到了满足。这两个命题有内在一致性，默顿阐述的宗教精神气质与韦伯所强调的宗教伦理是可以找到紧密的相关性——两者的基础都是在文化价值中居主导地位的宗教所提供的合理性，具体表现都可以概括为在颂扬上帝、履行上帝所赋予的任务中以求获得拯救的过程。在默顿命题中的宗教的功利主义性质蕴含着与功德善行和上帝拯救的选择性，在科学发展中表现为追求有用的、获利的成就，在普世价值上表现为在命定说和善行赎罪说的基础上建起的支配行为的学说，要求在个人职业中刻苦劳作，本身隐含着韦伯命题中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义以及“天职观”。但这两个命题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默顿是在知识社会学框架下把宗教这种社会主导精神作为新科学发展的动力，清教主义与科学进步的姻缘建立在内容相容性的基础上，并且这不是单向影响的过程。科学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前者指代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后者是以理性资本主义为前提，以刻苦奋斗、禁欲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心理驱动力，在阶级结构、普世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分析范式中，联想到桑巴特的命题——奢侈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这个问题上桑巴特与韦伯被认为持相反的意见。
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允许奢侈出现的社会环境以及具备，财富、性自由、人口中某些集团谋求优势的努力、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等使奢侈的发展具有社会结构根源。富人们获得财产积累后，会想办法提高社会地位，通过学习宫廷的奢侈之风企图跻身于有教养的社会，野心与享乐刺激奢侈需求的因素一起推动着新贵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目的就是奢侈。其二，女人在宫廷与奢侈消费中的作用——宫廷当中女人的形象就是建立在国王和王公的追求和爱情之上的时尚标杆和纵情消费的中心。国王的情妇甚至成为旧制度文化象征的符号，体现着所处时代生活的趣味和时尚。此外，奢侈发展的趋势也得益于女人的生活追求，尤其表现在家庭的居住条件、家具等方面（家内的奢侈：甜食的消费与女性统治，旧式的女权主义与糖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发展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三，城市的扩展与消费。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城市的扩展归因于消费向城市中心的集中，而城市消费型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更多阶层人口的聚集，因此城市日益扩展，城市的消费特征也更加与奢侈紧密相关。
关于奢侈与资本主义，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是奢侈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奢侈以其对工业的刺激作用而造福于集体，并创造了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A.奢侈促进的批发业的发展，这个过程又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根源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对奢侈品的需求。B.零售业：需求的增长带来经营奢侈品的商店数量的增加，于是中世纪的零售业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桑巴特认为这些发展宣告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C.奢侈品与农业：需求改变农业经营结构，农业进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富裕阶层的人对食物质量的追求也促进产品的改进和精细化，进而使土地价值提高。D.奢侈给殖民地的活动带去产业导向，所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要素都是以营利为目的。E.在工业中商品的大量销售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总而言之，在经济的供需规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主义。
在韦伯和桑巴特之间，禁欲和奢侈看起来是相反的论述方向。雷蒙·阿隆评议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定义。韦伯侧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述，并且在预定论和因信称义思想的支配下，工作以及赚取利润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从个人主观层面而言，追求利益不是出于利己思维，是想要得到“获得救赎的确定性”的目标强烈的情感特征。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取向，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理性的道德行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桑巴特所论述的从奢侈中发展出的资本主义则体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阶级、生产的目的是创造利润等实质。如果把韦伯命题中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归为文化要素，那么桑巴特命题中的奢侈与经济发展则是从经济要素出发，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共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进行不同角度的例证，是互补性的。
已经总结了默顿关于科学社会学的前两个阶段——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科学发展的社会结构因素，重点是清教主义与科学精神特质的整合。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本身的制度规范和奖励系统以及科学家的行为模式。
四种制度化规范构成科学的精神特质。A.普遍主义：强调客观性，在这个视角下种族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就是不可调和的；在职业上对有才能的人开放。成就评价的非个人标准和地位的非固定化是开放的民主社会的特征。
B.公有性：财产公有制的非专门的和扩展意义上的公有性，是科学的精神特质的第二个构成要素，与科学的优先权相区别。科学成就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和有选择的积累性。
C.无私利性
D.有组织的怀疑
科学的奖励系统：科学的一些社会反常现象就是规范系统与奖励系统之间特有的不连续状况的结果，这会导致从众和越轨行为。首先是优先权之争，优先权之争的动机源于制度层次上对独创性的强调，还带有民族优越感的强调，但科学本身的积累性会让科学家内化一种谦恭的制度规范，因而科学制度把看似水火不容的优先权之争和谦恭的制度规范这两个价值观念糅合在一起了。奖励系统的正功能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反功能表现为竞争的互动导致失控，产生剽窃、伪造等越轨行为。
默顿还论述了科学中的单一发现和多重发现，这是在科学制度化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科学工作，必然会做出同样的发现。这种行为模式既是前人成就积累的结果，也促进研究工作中的互动，带主导性的利益或兴趣领域的关注，在更长远的发展过程中，既履行科学家义务，又探索和遗留更多未知领域。
在科学的评价过程中主要考察了 “承认”与“优异”富有启示性的双重含义；科学奖励系统还存在“马太效应”；在评议人体制则与科学制度化过程相互强化....在科学社会学理论的三个阶段，可以总结为影响科学发展的多重变量：作为发展动力的清教主义、经济和军事的需求、科学家本身的兴趣与知识价值等，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了科学兴趣焦点，科学发明与经验性的技术知识可以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获得了自主性或者说科学本身已经制度化了，科学社会学的重点就转向科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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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帖
2.共同体与社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体”不同于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里提出的建立在本质意志和直接的肯定基础上的传统的共同体，我觉得可以把前者称之为理想，把后者称之为存在，但它们都是对时代发展所造成的分裂或者说个体主义的回应和呼吁。
滕尼斯建立的“共同体”与“社会”是标准类型，区分于理念类型。这两个范畴适应于一切类型的结合体。所谓共同体，表现为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早期的建立在血缘和情感基础上的农村与城镇就是共同体式的生活。共同体式生活更接近自然状态，从胚胎开始，人的出生就就带来情感联系并适应于最早的家庭生活，父亲权威斯最初始的权威起到教化和培养的作用。共同体的意志领域是由确定的力、权力或法组成的全体，一切以共同体的意义为根据的东西就是共同体关系的法（那么是否说在这种共同体关系里会消解或者否定个人的意志？）。具体而言，共同体的生活表现为群众基于默认一致的家庭生活；公社基于习俗的村庄生活；教会基于宗教信仰的城镇生活。人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这种生活方式类似于中国村庄的差序格局，家长的权威、村庄经济规则的公共性质、在宗教信仰里寻求慰藉的记忆等，表现了共同体的传统性、整体性和生命温情。
但是随着交换关系的出现与延伸，作为商品的价值和作为价值的商品都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或命令而被出售，货币、交换、价值等概念形成科学与社会领域新的内容。社会里的人都是为了利益和目的而存在，不存在人与人原始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关系。世界总市场的形成使契约法则的应用越来越熟练，商人从共同体的纽带中摆脱出来成为自由人，社会群体不再互相结合而相互分离。社会的生活表现为建立在大城市基础上的协定的生活，其主体是绝对的社会；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民族生活，其主体是国家；建立在公共舆论基础上的世界性的生活，其主体是学者的共和国。由于社会形态里人们禀性的追求多遍，维护秩序的法也在同步演进，政治与法反而成为联系与维护的基础，一方面是顺势而为，一方面执行国家意志，从此成为法的秩序的唯一创造者、维护者和推动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非契约即是敌对，社会形态里的情感联系也被科学和知识取代，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交往。社会生活具有现代性、进步性，同时也具有敌对性和冷漠性。
从心理角度解释这两种生活形态的心理事实——共同体的生活形态对应本质意志这一心理基础，即真实的或自然的统一体。本质意志按其起源可以理解为先天性的和遗传的，我们把各种感觉经验放在主观现实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质意志的三种形式分别是喜好、习惯和记忆，在这三种形式上发展出“信念”、“性情”、“良知”等自然的道德价值。本质意志类似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本我”，最低限度受到外界条件的干预（但是按滕尼斯的看法，共同体是善的、是理想模型，那么这种基础上的本质意志就对应积极的方面，忽然想到了“性善论”。）社会对应的心理基础是抉择意志，很明显，是先于主体的行动并外在于行动，是通过目的而形成的统一体。抉择意志的形态包括选择的方向，确定行动的方向，思维本身的方向三个层次，分别对应思虑、决定和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对幸福的追求、对货币的追求、自利、虚荣等非善的意志。滕尼斯把本质意志看作自然器官，把抉择意志看作为人为工具，并把两者置于二元对立的地位。本质意志是自发产生和形成的，存在于个体的真实性之中，对应的是柔软的、温暖的、有机的质料、抽象的东西等等，还包括作为天职和志业的生活，艺术的追求等等。抉择意志的行动意味着主体自身能力的减少，将人视作给予者和接受者，放在对立于自然的位置上。所以抉择意志产生的是干燥、坚硬、冰冷与僵死的东西，是作为生意的生活。
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延伸到性别的对立，城乡的对立，儿童与长者的对立。但也不是绝对的对立，因为本质意志和抉择意志彼此并存，甚至可能彼此强化，但滕尼斯强调只要一个意志类型指向权力与统治，那么它们必然彼此冲突、相互反对和竞争。而且共同体可能会有社会的特征，社会也不是完全抹去共同体的痕迹。
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过渡的根源是经济发展与商人阶层社会职能的扩大化。很显然，这种二元架构是对社会变迁中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觉醒所带来的社会原子化的回应，对此涂尔干提出“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西美尔提出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控制以及手段对目标和价值的僭越。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现在的乡村也很难寻找到原始的、情感本位的共同体特征，但大家又开始怀念田园生活的舒适与纯粹。而在全球化时代，又重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社会发展到更高层次的诉求，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与妥协。
3.文化认同与同盟
冷战后，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公元1500前的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文明的冲突导致文明实体间的战胜、消灭或征服。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随着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达到顶点，西方构建了普世文明的概念来为西方社会扩大统治作辩护。但到了20世纪，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来说是处于衰落的过程。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时代已经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在非西方社会权力日益增长的时代，形成了多权力中心，其基础则建立在地域、宗教等文化认同上。
亚洲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东西方力量的对比，文化自信的前提是硬实力的自信，因此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亚洲的“文化复兴”使亚洲各国更加强调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以宗教为核心，首先发展在文化领域的自我肯定。宗教文化的特性使其在斗争中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亚洲的繁荣和伊斯兰教的复兴留下的遗产将会是更广泛的、更综合的经济与更本土化的文化认同。
在多极格局下，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形成新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具有相似的文化和相同的文明的国家集团结合成政治或经济联盟，像北约、欧盟和亚洲的东盟，其特征是成员国拥有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新世界的文化样式对贸易样式起决定影响。当然也存在俄罗斯、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无所适从的国家，无论是想融入西方还是追随亚洲，都由于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注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失望。纯粹的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都行不通，必须走自己的路，并像日本一样利用好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文化认同与同盟有其核心和秩序，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网”就为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提供丰富的途径。文化的同心圆模式在战争上也表现为“认同战争”——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文化认同越来越成为战争的起源和动力。断层线战争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往多重的、随意的认同在战争中得以集中和强化。
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也就是说发展的趋势是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民族、宗教、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国际政治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强调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建立更大范围的发展同盟。
关于“民主”的几个命题
1.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资本主义越向前发展，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使自己灭亡的因素——具备科层思想的管理者会取代企业家；财产意识这一资本主义的核心会随着固体资产被股份取代而变得越来越弱；资本主义发展之下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有明显缺陷的福利和救济措施损害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伴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产生了一种敌视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配置和社会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扩展到影响资产阶级利润经济本身的驱动力；并且随着投资饱和，开发机会更少。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成或方法，是动态的，但现代大型企业却代表了僵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对资本主义本身产生限制，资本主义枯萎后经济以外的事务将会吸引注意力，社会主义将自动出现。
熊彼特不相信民主，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使帝国现代化的手段（手段与目的之分）。民主是为了达到立法的和行政的政治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无论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民主，它都和其他政治方法一样产生同样的后果或促进同样的利益或理想。民主按其含义来看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幸福而做出的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功利主义者们希望把众多的个人意志统一化，实际上，公民意志容易受团体的压力以及宣传机器的影响。民主的另一个理论是政府领导者的产生。政治领导权涉及到公民意志的落实或曲解，选民投票本来应该产生政府，但在大多数国家产生了议会，再由议会产生政府。选民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塑造的而不是主动的选择。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血统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的现代化形式和现代机构，如同民主本身的基本原则一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会跟资本主义一起消失。
2.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所想象的民主社会是法律的尊严代替王权的威严，人人尊重政府的权威，出于理性爱戴国家首长，人人都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社会建立起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而这一切民主的果实在美国可以找到。有助于维护美国地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
美国最初的英裔移民本身带着自由制度的萌芽和对理想的追寻在美国落户，殖民地初期就保持着平民的和民主的自由，尤其是北方的英裔美国人，带着良好的秩序和道德因素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并且美国的新英格兰政府不是自上而下建成，最初是从乡镇建成，人民自由参与公务、投票决定赋税、个人自由等原则发展为现代宪法的基础。美国的社会情况巩固了民主，时间、事件和法律，或者说最根本的民情使他们建立并维护了人民主权。
维系美国的行政系统的特点也有利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系。从乡镇组织到州组织这一层级体系，主要特点是行政分权，基层组织在民情支持下发挥强有力的影响，权力下行使公民感觉不到行政的约束，在自治之下，公民的集体力量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对于社会越轨行为，美国的政治审判特点是温和而普遍，适度的常规权力更有威慑力。政党、政治社团和出版自由充分扩大了美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权，也能形成对专制的制约。社会的自治加上法律的趋向完善使美国公民对政治参与保持热情。之前说由于政权的竞争，公共意志往往被少数政权曲解或垄断，但在美国民主的本质下，多数对于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但也会造成少数派的诉诸暴力）。
除了民主发展的动力，民主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强化了对这一政体的向往。民主对美国人智力活动的影响：平和享乐的生活观念与政治制度处于相互适应和修正的状态；宗教产生净化、节制过于热烈的情感的作用，单一的天主教权威使得美国人既有精神的信仰又不至于产生信仰的冲突；在科学、艺术、文学、戏剧各方面，因为没有了贵族阶级之分，取消了特权和等级制度，所以智力活动更加普及化、更具写实主义、更有商业性。情感上，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持久，身份平等占支配地位，结社和报刊满足了在身份平等中突出个性的需求，而在社会里是不求少数个体的极端好，但求整体的道德进步。喜爱物质享乐，宗教又约束过度享乐，因此美国人的情感体现为“温存的唯物主义”。身份的平等，带来民情的日益温和，民主使社会关系更简易化和多元化，劳资关系、家庭关系、性别关系各个方面都日益减少所谓天然的权威，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共鸣，这也意味着价值归属的一致性。在部队里也没有了对于官职晋升的竞争，所以民主国家的军队热爱和平，纪律严明，并且在持续性作战中能得到公众的巨大支持。
民主时代人们爱平等超过爱自由，宁愿接受被奴役的平等，所以人们倾向于接受单一的中央权力观念——因为人们爱好享乐有希望社会和平，追求财富而没有更多时间关心公事，所以信任政府，而政府鼓励平等，在这种隐形的合作中产生社会的和谐。
3.政治秩序和民主
从宏观上看，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不同问题，如果以二战结束为一个节点，那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政治发展趋势。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学者们主要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共性是假设其间的政治运作应当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亨廷顿提出了第三派观点即强大政府论，核心要素是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如20世纪50年代亚非拉国家秩序就呈现出政治组织化程度和制度化没有跟上政治参与而导致的政治动乱。亨廷顿根据强大政府论把第三世界国家分为传统君主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政治制度体现在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政治参与核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影响；对现代社会的暴力、腐化、城乡关系的处理。而根据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三方面为依据进行政府机构的划分，可以分为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美国型的。亨廷顿还区分了改革与革命的关联、政党与政治稳定。总体而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要求政治共同体在纵向和横向上把社群加以融合，无论是政党体制，还是“绿色起义”，都要求政治组织的稳定。亨廷顿强调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也隐含着政治发展是一个有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独进程；此外，一个政治体在取得民主化之前必须提供基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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