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
行动与社会
帕森斯在吸收、分析帕累托等学者的理论，以总结出其一般社会行动理论时，曾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社会学是一种关于行动的科学。因此，如果借用帕森斯以“目的-手段”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框架，可以对社会学过渡时期的社会研究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梳理和概括。帕森斯认为，行动体系必然包括三个因素：行动者、目的和处境。其中处境又可以分为条件和手段。社会行动在社会结构中发生，社会结构是影响行动条件的重要因素。
一、行动
在既往的行动研究中，对于人类行动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到了行动，却忽视了行动的意义。例如，韦伯建构了“理解社会学”，但在其中仍有许多未明的预设。这是因为韦伯不太注重其研究成果的哲学基础，也很少去厘清自己所提出的概念的底层架构。这在行动研究中就表现为，韦伯不曾探讨行动者的意义的特定构成方式，不曾探讨过此一意义对于身处社会世界的伙伴或者外在于社会世界的观察者来说所经历的不同样态，也没有追问自我心理与他人心理之间特有的奠基关系。事实上厘清这个关系对于掌握“理解他人”现象是不可或缺的。
舒茨的研究兴趣就在于厘清人类行动和实在的意义结构之间的关联。舒茨对于社会行动的意义的分析，主要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流程哲学，以及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的内容。在舒茨的分析中，行动的意义就在与行动本身。对于一个个体而言，只有“我”的生命流程连续完整的。“我”所能体会到他人的生命流程，只能是非连续的片段。“我”可以针对“我”的某一次体验，从一个新的体验出发去对该体验做出自我诠释，这就是“我”所赋予的这一行动的意味意义。但对于无法观照完整性的他人的体验来说，“我”只能用“统摄的观点”加以掌握。
布劳借用经济学中交换的概念，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布劳认为，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一种互惠的动机。一个个体之所以受到他人的吸引，其原因可能在于与他们的交往是内在地令人满意的，也可能在于交往能为他提供外在收益。个体之间最初的吸引总是建立在对报酬的预期的基础之上。这种报酬在分析上是外在性的，并使对潜在伙伴之间做出比较成为可能。然而一旦社会关系已经确立，它们往往基本上即依赖于内在的报酬，也依赖于外在的报酬。
科尔曼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理性的个体行动如何行动，这些个体行动如何结合起来，形成社会共识乃至规范，以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科尔曼基于帕森斯的行动系统，对行动者的行动进行了分类。行动者争取控制能使他获利最多的资源，；行动这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行动者控制着能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但是却对这种控制实行单方转让。不同的行动类型的共同点在于，行动者的行动具有明确的目的——增加利益。因此，最简单的行动系统就是两个行动者交换资源。在交换中，利益和控制的矛盾在某一时刻得到了缓解，不再具有任何能够增加双方利益的交换。可以把这一时刻理解为存在于空间之中的一个均衡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个人利益。这一均衡点就相当于市场上的商品价格。
科塞认为，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的整合，冲突也是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现象。科塞在群体的层面上，对冲突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明确，科塞关心的是社会冲突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试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它人际关系中承担一些决定性的功能；比如，它可以有助于维持群体的疆界，防止群体成员的退出。在此基础上，科塞提出了关于冲突的16个命题。这16个命题分别从冲突与群体疆界、冲突关系中的敌意与紧张、内群体的冲突与群体结构、与外群体的冲突和群体结构、冲突——整合器、冲突与同盟这几个方面来说明冲突的社会功能。
二、社会
无论是讨论行动的结构，或是行动的意义、行动的功能，都不能抛开社会结构。外在于行动者的社会性因素，是行动的客观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动的手段选择。因此，行动理论的研究必然是从微观个体行动转向宏观的社会结构，在科尔曼看来，这种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联系过程就是社会学研究中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
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的分析框架，将组织视为社会子系统，并对组织内的各种现象进行研究。按照目标不同，组织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生产组织、政治组织、整合组织和模式维持组织。默顿曾说过，功能影响结构，结构影响功能。不同的组织目标功能不同，其结构也有所不同。其次，在组织内部，权力是一种“手段”。权力的分配与流动，都是为了更好的达成组织的目标。此外，为了维持组织的运行，正式组织内必不可少正式的制度。制度是规范模式，它规定了位于系统的不同地位、不同情境、掌握或服从不同制裁的局部个人被期望行为的范畴。总而言之，组织目标决定了组织的手段和制度，而身处组织中的个体，都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存在，其行动的手段选择也会受到组织内部的价值观、制度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动的意义，舒茨将社会世界区分为三个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前人世界。周遭世界理解为：当下状态这般环绕着我的世界，相当于环绕着“你”的世界；我的此时此地包括“你”，以及“你”对我的世界的认识，正如同我和我的意识属于“你”的此时此地的世界。共同世界是指，这个世界与我共同存在，它与我的生命流程是一同前进的，但它并不是我的周遭世界，毕竟我只是与它一同活着，而非体验到它。如果我们吧周遭世界中的他我称为邻人，共同世界中的他我称为同时代人，则我们可以说，我，和邻人一同活着。我是直接经验到他们及他们的体验。但我对于一同活着的同时代人却不直接掌握到他们的体验，尽管我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的类型性体验流程。但如同周遭世界一样，我可以对共同世界采取行动，也可以对它进行观察。前人世界是指先于我的过去存在，和我的体验与我的生命流程不是也永远不会一同存在，因为在我能够注意到它之前，它已经过去了、完成了。“我”只能对前人世界进行观察，而无法行动。与前人世界相对的是后人世界，即在“我”的生命终结之后将由其他我居住的世界。基本上，“我”对后人一无所知，所以对他们的特殊体验也不具有任何的认识，甚至于对他们的体验类型也不可能知道，除非假定他们的体验流程在类型上和“我”的共同世界或前人世界的人大致上是相类似的。
舒茨指出，随着他人渐增的匿名性以及去个人化，“我”和他人活生生的生命流程的距离也逐次扩大。对方越是匿名性的，就越无法直接被体验，也越只能被思想以对。如此一来，容许伙伴所拥有的自由程度也就越发低落。而“我”就会越把他概念化。“我”越是把对方概念化，“我”就会越不能把他视为自由的行动者。
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就是个体行动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互动过程之中来进行分析。拟剧理论的基本的观点是，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自己和其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
戈夫曼按照戏剧表演的形式，将互动场合区分为前台和后台。特定的前台，有其专有的符号及其意涵，这些符号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而互动的演员按照一定的规则，使用一定的符号进行戏剧表演——交往。在该交往互动过程中，所有的行动者，无论是参与者或是观察者，都需要配合剧目的演出。简而言之，戈夫曼的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环境对个体行动的限制。个体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必须依赖于外在的社会环境。
三、总结
回溯整个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不难理解“社会学是关于行动及其相关成分的研究的科学”这句话。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体聚集成集体，集体规范化成组织，组织整合为社会。行动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正如舒茨所说，只有更好地理解行动，了解行动的意义，才能对他人、对社会结构、对生活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个体也能获得更好的自由。



社会学家们都在干什么？
——社会学经典总结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并不是一门显学。经济学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坐上了“社会科学之王”的宝座；民族-国家的兴起、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也使得政治学进入大众视野；甚至是关注个体行为的心理学都比社会学来得热门。那社会学到底是什么？
在文坛有这样的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遭逢不幸事件时，文人墨客往往会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写下大量的诗词文章，这些诗词文章也会因其家国情怀、针砭时弊而成为经典，流芳百世。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也是处于一种类似的境况之下。
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出现的历史背景。法国大革命时期，被誉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原先是圣西门的秘书——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养分，建立了实证主义哲学，由此奠定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此后，社会学就在社会的飘摇之中慢慢前行。起初，社会学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对象、再到理论的建构，都是自然科学的逻辑。斯宾塞所提出的社会动力学，就明显地受到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其次，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韦伯、涂尔干的著作中所谈论的话题与古典经济学的内容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更遑论博学多才、涉猎广泛的天才人物马克思——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科都无法绕过他的研究。也因此，有许多人都将社会学视为经济学的补充。随后，社会学学者的工作，很大一部分都在极力使自己的研究与经济学区分开来，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不断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社会风雨飘摇，而美国却借此东风，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学进入沉寂阶段，美国的社会学开始走向高峰。古典时期的社会学，主要受到了英国功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带有浓烈的哲学、经济学色彩。但当社会学转向美国的时候，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特色。起初，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声名鹊起。芝加哥学派关注美国城市的社区、移民、边缘群体，关注城市的弊病，产出了大量的经典研究和文章。随着美国城市走向成熟，芝加哥学派关注的城市问题得到解决，再加之芝加哥学派顶梁柱们的不断离开，芝加哥学派逐渐没落。芝加哥落幕的同时，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帕森斯、默顿师徒俩。帕森斯汲取了涂尔干、韦伯、帕累托等理论，对社会行动、社会结构都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默顿继承其师帕森斯的思想，将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发展，并建构了科学社会学这一知识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提出了科学研究的普遍范式。
除此以外，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平稳发展，社会学理论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尔曼、科斯、斯梅尔塞、威廉姆森等人关注交易成本、公司、企业、法人行动等问题，发展了经济社会学。库利、戈夫曼将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关注微观的个体行为，继而发展了社会学中的“镜中我”、戏剧模拟等理论，使得个体的社会化问题逐渐获得澄清与明确。还有以科赛、达伦多夫等人不满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整合理论倾向，提出了社会冲突理论，但是冲突论的思想并未跳出社会整合的思路，但其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也不能抹杀。还有舒茨继承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哲学性的阐释。更有霍曼斯、布劳综合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潮，结合经济学中需求、交换、公平等议题，提出了社会交换论的思想……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这期间社会的平稳发展，也因此，社会学家们得益专注于学术研究之中。但是明显看出，平稳社会发展时期，社会学理论横向上不断拓宽了研究领域，但很难在纵向上获得更深层次的收获。这一时期，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美国社会学领域中的霸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帕森斯学术研究的高潮，恰逢二战之后，美国社会急需从金融危机以及二战的特殊状态中恢复，战争所带来的人口流动、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头号问题。社会如何整合成为社会科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帕森斯所建构的AGIL模型，可以说是为社会整合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也因此，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接下来几十年间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的旗帜、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次革命兴起，全球化成为社会的主流趋势。此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所关注的议题无法回应全球性问题，而欧洲社会学重新占领了社会学研究的高地。哈贝马斯、布迪厄、福柯、吉登斯，这四位欧洲社会学家，吸收了古典时期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哈贝马斯从欧洲民族-国家、古典理性主义、公共领域解构的三个方面入手，建立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的整合。布迪厄吸收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场域-实践理论，并对文化再生产、社会流动、符号暴力等议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福柯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社会学家，他企图建构一种新的谱系学研究方法，关注权力如何从外在社会不断内化，最终实现对个体的规训。吉登斯则是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以现代性为抓手，不断反思现代社会，个体的自反性、亲密关系的变化、专家系统、脱域机制、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新的道路，都是他研究的议题。总而言之，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包括提出消费社会的鲍德里亚、风险社会的贝克等人，都是以一种人类视角去看待社会的变化。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人类以往对于社会的认知是狭隘的、短浅的。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太过迅速，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人类在享受社会科技进步的便利的同时，忽视了太多需要关注的问题，从个体到社会，从身体到心灵，从国家到世界，问题太多太多，而思考太少太少。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探索，企图在潮流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之下，推动人类社会的反思，以期实现个体的解放。
一、古典时期
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以及齐美尔，被称为社会学古典四大家。这四位学者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社会学研究的基调，明确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这四位学者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在这以后的社会学的议题，基本上都要回溯到此。
1.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著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历史性，指的是韦伯擅长以历史材料来组织他的观点。韦伯的著作涉及了宗教、社会组织、权力与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等议题。但是这些议题的根本，就在于韦伯所建构的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顾名思义，理想类型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建构，它与现实的实践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按照韦伯的理解，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成不同的精神气质，不同的精神气质导向不同的社会行动，不同的社会行动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结构。
首先从理想类型入手。韦伯具体划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传统型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理性行动又被成为目的理性行动，在这种行动类型中，目的是行动的导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一切采取任何手段，至于手段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并不在考虑范围内；价值理性行动则不同，价值理性更重视行动的过程，所使用的手段需要符合一定的价值规范，至于是否达致目的并不重要。传统型行动是指行动需要符合传统的规范；情感型行动则指按照个人的情感、情绪行事。按照定义，这四种社会行动可以按照是否理性而划分为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显然，在韦伯看来，传统型行动与情感型行动都是非理性行动。而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性——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在韦伯那里，这两种合理性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制度符合实质合理性，而计划经济制度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合理性的制度。
具体来看，韦伯考察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宗教，包括古犹太教、印度教、儒教与道教等。在韦伯看来，宗教形塑了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在不同的信仰和文化导向之下，社会行动的取向也有所不同。韦伯按照这一思路，论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发展起来，却没有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地区。在韦伯看来，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教义之中的救赎论、现世性、勤奋劳动，都指向了一种财富积累的行动。而在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例如古中国，儒教和道教在本质上都是指向一种入世的行动取向。无论是读书或是修道，最终都是期盼能够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从而进入庙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更进一步来看，不同的阶级所拥有的理性基础不同，其对宗教和信仰的需求也不同，崇拜的对象也就有所差别。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他们深深依赖于生物过程和自然事件；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某种理性的伦理宗教；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崇拜诚信原则，故而青睐于补偿性的世界观；武士、贵族、大金融家们更信仰政治权力以及战争。总的来说，这些不同的理性基础导致不同的崇拜和信仰，最终决定了不同的社会行动。
不仅是社会行动，韦伯根据权力的支配方式也划分了三种不同的理想类型：超凡魅力型、传统型与法理型。超凡魅力型统治的特点是权力支配者是以超凡的人格魅力获得了支配的正当性，其追随者是崇拜于特定的个体。对于超凡魅力型统治者而言，权力的更替是难以实现的，新的统治一旦不具备这种超凡的人格魅力，其支配也就失去了正当性。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权力支配方式，典型表现就是官僚制。在这种制度内，权力按照科层体系层层分配。个体进入科层体系之内，他所获得的是职位，权力的行使要按照职责要求。在官僚制内，所有的权力都是去人格化的，下级经过培训，实现专业化，下级仅需要对其上级负责。传统型统治则介于超凡魅力型与法理型之间，常见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之中。不同的权威统治类型也会导向不同的社会经济生产模式。超凡魅力型统治依靠馈赠、施舍、自愿的供给获得经济支持，这与经济活动营利的根本目的是相违背的，因而在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超凡魅力型统治是典型的反经济暴力；传统型支配需要维护传统、避免发生变革，因此传统型支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强化传统的态度；法理型统治则是有利于货币经济的发展的。再以官僚制为例。官僚制的非人格化使得官僚们将其作为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获取的报酬主要形式是货币，为了保证其获取报酬的稳定，官僚们首先要保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官僚制是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推动力量。同理，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所区别。指定实物的实物税摧毁了市场。首先国家指定征收的物品限制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自由，另一方面，实物税无需以物易物，产品无需转换成货币，市场成为无用之物。
韦伯所推行的是一种因果多元论。社会是复杂而多样的，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由单一的因素来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比重有所差异，但这些因素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理性基础、社会结构、精神气质、权威统治类型，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互为因果。
2.涂尔干
宗教也是涂尔干研究的一大主题。但与韦伯不同，涂尔干的研究宗教，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研究社会。当然，涂尔干的研究，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他认为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仅存在人类的话语和思维之中的东西，而是一种实体，是可以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受到早期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生物一样，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现代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度，社会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成为突出特点。因此，涂尔干企图回到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考察对基本的社会形式。在远离喧嚣的原始部落里，涂尔干发现了低级的社会形态，并且原始部落中的宗教崇拜吸引了他的注意。
涂尔干认为，宗教都是社会性的，宗教信仰的背后其实就是集体意识，被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承认的社会的规范和秩序。图腾制度作为一种更原始更基本的崇拜，可以被认为是原始的宗教。图腾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掌纹，是人将其对图腾所形成的观念用有形的外在的记号表现出来。涂尔干认为，图腾制度是一种关于匿名和非人格的里的宗教。图腾只不过是一个物质的形式，想象在这一形式下的表现了无形的基质，而唯独这种遍布于各种异质事务的能量，才是膜拜的真正对象。这种能量，或者称为力，是一种权威，是令人产生敬畏和尊崇。以前的人无法感知这种力从何而来，只能通过自造概念加以解释。涂尔干认为，是社会创造了神圣事务，神化了事物和观念。通过定期集会，团体成员表明其共有的信仰，或使信仰重新被唤起。膜拜的仪式，氏族的成员受到召集参加集会，集中因此产生。在集体的欢腾中，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激动，他们将集中激发的情感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图腾由此产生。总的来说，图腾不过是一个用来代表社会的符号，而宗教的本质就是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血缘、地缘作为纽带，再加上共同的信仰和崇拜，社会中的个体以此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涂尔干将这种团结称为机械团结。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基于血缘、地缘而结成社会关系被职业、兴趣爱好代替，社会异质性增强，复杂性增加，此时的社会成员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团结起来，涂尔干则将这种团结方式称为有机团结。
讨论团结之前，要讨论的是社会失范的问题。在涂尔干看来，必须要建立可行的社会规则和规范，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现代社会必须要寻求新的方式，建立起集体的道德和规范，恢复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行。涂尔干所找到的方式就是在职业团体中，建立职业道德。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使得许多农民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职业工人；另一方面，机械化的使用、世界市场的扩张，劳动分工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且随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在此过程中，机械团结的社会基础被打破，而从事着同一职业的群体，却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之中，建立了职业伦理。这种职业团体又被称为法人团体。因而在涂尔干的逻辑体系之中，法人团体是沟通个体与社会的中间桥梁。个体被法人团体整合，而法人团体最终整合为社会。同时，法人团体为个体提供了基本的道德规范，确保个体的行动不会越轨。
3.马克思
没有人能不为马克思的天才而惊叹。
马克思涉猎广泛，按照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学说的划分，就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内，都将马克思视为先驱人物，包括社会学。
在对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著作进行梳理的时候，不难发现，其二人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不同的领域，但最终的结论往往殊途同归，思考论证的逻辑也自成一体，因而读者能够很容易的捕捉到二者的思维脉络，抓住其闪光点。相较于此二人，马克思的学说更加庞杂，不同的学术体系之间相隔千里，几乎无法用一根线将其学说串联起来。好在为无产阶级发声、揭示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带领无产阶级进行抗争仿佛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天职，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就是最终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首先明确，一个时代的哲学，必然是一个时代中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精髓。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为个体指明，应采用何种态度面对世界，又应以何种方式达成目的。马克思在吸取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知识养分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辨证主义是指要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客观地、发展地看待事物。即在肯定中否定，看到事物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要看到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要区别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形而上的思想。
马克思也正是在这种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之下，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相关内容主要见于《资本论》一书。在此书中，马克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它的诞生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口子，将资本主义真正的面目暴露在使人面前。《资本论》全书三卷。第一卷揭示了掩盖在商业贸易的合法外衣之下的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工人的剥削，分析了商品的价值来源，劳动力价值和掩盖在劳资关系之下的无酬劳动和剩余价值，指出了资本积累的罪恶和血腥。第二卷主要是分析了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几种形态以及循环，第三卷则是进一步对剩余价值的说明，解释了剩余价值是怎样掩盖在利润的外表之下，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利润怎样转化为平均利润。还介绍了股份制度、信用制度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利息、地租、产业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企业主的收入来源等等问题。
马克思关于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特征。人类社会每一次实现质的飞越，都有赖于劳动生产工具的变革。而每一次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直接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原始社会之中，生产工具简单而低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对初级的。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开始定居，结束了游牧时代，进入了农耕时代，乡村开始出现。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不断发展，货币出现在人类历史之中，私有制诞生，集市出现，早期城市初具规模。
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以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为例。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越。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此以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落后的手工生产。资本家们为了获得劳动力和土地以扩大生产，推动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量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宣告破产，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农民为了生计只能将自己仅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变成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工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掩盖了其背后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由此开始，贫困出现在了人类的社会之中。大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使得工业资产阶级迅速积累资本。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资产阶级进行了各种革命。在政治层面，资产阶级进行了针对封建贵族和大地主阶级的革命，获得了政治权力，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规范以确保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社会文化方面，资产阶级推动了宗教革命，使得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思想的成为社会主流思潮；除此以外，为了倾销商品、获得更多的财富，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开始连成一体，这一行为也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进心侵略和建立殖民地。
显然，韦伯与马克思所理解的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韦伯是将经济视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经济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马克思则认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4.齐美尔
与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学术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严密性、体系化相比较，齐美尔的研究就是碎片化的。因为，齐美尔认为碎片化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一方面，他所关注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十分形象而具体的，例如货币、时尚、陌生人。另一方面，他的写作是碎片化的，不成体系，不按照常规社会科学的文体来写作，而是从心所欲，更像是在写作文学小品。在中式文学中，散文讲究“形散而神不散”，而在齐美尔的思想体系之中，也有那么一个“神”在。仔细考察齐美尔的作品，不难发现，看似破碎疏离毫无联系之间的社会具体现象，正是表明现代社会的分化。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分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共同造成了社会的碎片化。
劳动分工以及精细化的社会使得客观文化在快速地增长着，而个体的思维越来越难跟上这种速度。生产活动最开始是劳动者将自己的主观反映成为现实的物的过程，但随着分工的专门化，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被打碎，生产者和产品逐渐分离，工人（生产者）的主体越来越变得纯粹和客体化。客体化的产品只有变得客观和纯粹才能在更大的范围里满足更多的消费者；只有专门的分工才能生产大量实惠的产品，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的客观性和劳动分工的桥梁。而客体化越是发展完备、完整，主体就越是难以将主观附加于其之上。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工人和工业及其的对立，工人的主观意志在工业产品之中几乎毫无体现。物质和精神客体自由流动而无需个人的代表和传送，通过这种独立的、中立的移动性，客体彻底完成了与人相分离的最后一步。
现代化把人从中世纪那种集体性的组织中解放出来，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格充分发展。于此同时，现代文化的主体人格化，又造成了许多领域内的非人格化、客体化。主题和客体相互分离异化出现。人格个性的发展意味着一种特殊性的要求，主客体的相分离则导致了一种外部的均等化和普遍性的供给，这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之处。而现代的金钱打破了人与物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金钱中介的关系。金钱的纯粹的客体性使得他在面对一切社会事物、人、组织时都是一视同仁的。客体性、非人格化的东西只能在金钱的帮助下组织起来，人越来越离不开金钱，因为他与外在事务的联系都要通过金钱作为中介，人对于金钱的态度，逐渐从中介的手段、工具，变成了最终的目的，人们迷信上帝一般迷信金钱，相信金钱的力量是万能的。
但齐美尔也点明了，社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个体的需要，但社会本身又具有现实超越性。现代性抹平了个体的特殊性，将一切变得支离破碎，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再需要社会的存在。对于个体而言，社会交往所产生的个体与他人的联系性，消除了个体的孤独感。虽然超出个体需求的交往会成为一种情感负担，但个体为了达到某种客观目的，不得不忍受这种负担。并且在社会交往中，社交性要求个人隐去一切不利于交往的个人特质。社交的这种特性使得在不同的情况下，社交中的“我”要么是非人格化的，要么是主观的。长此以往，个体的特征，即独特性和本质上的完整性已被丢失，保留下来的东西知识哪些为了社会交往而被保留或被固定的东西。社会排除了孤独感，在交往中又将个体的现实性排除掉，同时个体的现实压力也在社交中排除；因此对于某部分人而言，社交是可以排除顾虑，获得自由与轻松的。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存在于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奠定了某种基调。这种基调不断上扬，知道脱离主观，发展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是齐美尔所成为社会整合的绝对形式——宗教。
简而言之，个体需要通过交往排除孤独感，或达成目的。社会交往使个体得以整合，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但在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之下，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相互分离，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出现矛盾，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导致现代社会支离破碎。此时，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必须依靠一种纯粹的、独立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宗教。
二、过渡时期
二战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美国社会学也声名鹊起。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家们承袭古典四大家的研究，并在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之下，建构了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研究框架，在个体行动、社会流动、城市问题等具体研究上也开辟出了新的议题。可以说，这几十年间灿烂辉煌的理论成果，也为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帕森斯
帕森斯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其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社会行动理论与社会系统理论两个方面。在社会行动的分析中，帕森斯批判地吸收了古典时期经济学、社会学家的思想，承袭其脉络，深入阐述了社会行动背后的逻辑，并建构了一套行动理论。在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帕森斯指出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与功能性，也由此奠定了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简而言之，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主要由行动理论与系统理论构成，但此二者之间并不是脱节的两个方面，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相辅相成的。
不同的理论传统对于行动理论的认知存在着差异。但无论是实证主义传统的唯意志行动论，抑或是唯心主义传统的唯意志行动论，都内含这一种“一般社会行动”体系，这就是帕森斯所要提出的社会行动理论。
马歇尔在经济学的范围内探讨了活动和效用的问题，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但无论是效用概念、边际效用概念还是替换原则，都是完全依赖于手段-目的图式、理性选择以及目的在分析上的独立性。
帕累托认为，效用理论即使是对于经济领域内的人类具体行动作科学解释的话，也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严格地把效用理论局限于效用成分，进而用一种比较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加以补充。因此他将行动区分为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逻辑行动只与支配手段的选择和挑选标准的性质有关，并且必须要包括手段与单一目的之间的简单关系，因为这是整个行动体系结构所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子。而非逻辑行动则具有一种超验目的，因而无法被观察。但非逻辑行动也有两组结构成分：可以用非主观体系进行阐释的成分以及价值复合体。简而言之，逻辑行动都是由“在逻辑上与目的的相一致的种种举动”组成的，就此而言它乃是具体行动。非逻辑行动肯定是一种剩余性范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而不符合逻辑标准的行动。
而涂尔干则从行动图式入手，但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了这种图式。社会环境构成了一系列条件，它可能脱离某一特定具体个人的控制，却不会脱离普遍而言的人类行为力量的控制。事实上，从这个观点出发，社会环境的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以制裁为后盾的一种规范性规则的体系。
在分析和吸收了以上几位学者的行动理论后，帕森斯指出，一套行动体系必然包括三个要素：行动者、行动目的、行动处境，其中行动处境又区分为条件和手段。行动者作为行动的主体，行动目的决定了行动者将在何种条件中，或将采取何种手段以达成目的。处境是整个行动体系中最不确定的因素。不同的价值观念、情感因素等都会影响到行动者对于手段的选择。可以说，行动与社会其他成分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着的。
组织系统是与行动紧密相连的一个社会成分。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理论提出了AGIL模型。按照不同的目标和功能，也能将组织划分为：经济生产组织、政治目标组织、整合组织和模式维持组织。典型的经济生产组织是实业公司；政治目标组织是要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以及形成和部署社会的权力；整合组织是在社会层次上提供效能，具体涉及调节冲突和知道动机去实现制度的期望；模式维持组织则具备“文化”、“教育”、“揭示”等功能，典型表现为高等院校。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各个类型的组织之间也是相互勾连的。政治组织掌握社会权力，一旦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因此，私营企业需要从一定类型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说政治组织完全不利于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科层政治组织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中心。一方面，经济发展为专门化的科层组织提供领导人才，并在较大的政府机构内支持这类组织；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政治系统本身的稳定。此外，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源和制度结构。例如经济相关的技术知识，需要由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来提供；文化价值的信仰在人事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更进一步来说，制度化的价值信仰在维持着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制度化的价值系统内化为个体的个性时，就足以“驱动”经济生产，完成无数的工业化劳动，并且是制度调整以及与这一过程有关的政治结构“合法化”。必要的价值系统无须在社会内“自发地”产生。它可以通过类似于成人文化被儿童内化过程来达到制度化。
而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其各式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制度框架内，权力在社会系统中产生和分配，它建立起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主要规范，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虽然在一方面，制度为比较分化的社会行动脉络带来了价值“传播”，但在另一方面，制度构成了社会系统整合的基本要点。只有凭借制度化规范的力量，内部冲突才能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社会结构的不同单位才能沟通彼此互相支持的关系。
至此，帕森斯的论证逻辑基本明晰。一般社会行动体系的基本构成是目的-手段，在行动过程中，处境影响行动者的条件和手段的选择。以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系统相互勾连，形成最大的行动处境。在不同的组织系统中，由于不同的系统目标，也导致了不同的组织行动。此外，社会系统参照了价值、制度、集体三个不同的层次。价值被表述为规定系统成员取向的总领域，而独立于系统结构、情景或目标的特殊内容。制度是规范模式，它规定了位于系统的不同地位、不同情景、掌握或服从不同制裁的局部个人被期望行动的范畴。集体是从事角色活动的个人的群体或组织，这些群体或组织在他们作为局部所处的系统中有某种功能意义。
帕森斯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从其研究内容来说，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一方面承袭了古典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的思想，组织、权力、科层、行动都是对既往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学研究，基本都是沿着他的理论框架或议题进行。在行动研究方面，社会交换论、冲突论、理性选择理论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都可视为是对社会行动理论的补充，基本没有跳出帕森斯的理论框架。在社会系统方面，一方面，帕森斯提出了社会各子系统在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具备的不同功能。到其学生默顿那里，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被进一步阐释，并且更为细化和具体。默顿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分析，提出了显功能与潜功能的概念，也对参考群体、角色丛等概念进行了澄清。除此以外，默顿还以社会结构理论为框架，对社会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中层理论等重要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至今仍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思潮，例如，后现代时期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讨论的社会整合问题，就带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
三、后现代时期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很难及时回应时代发展的问题。此时，欧洲社会学开始崛起，社会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承袭欧洲哲学的传统，反思、批判、全人类视角是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特征。社会学家们积极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人类社会进行解析、解构。他们坚信，只有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社会，才能使个体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一时期，以欧洲的四位社会学家布迪厄、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为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关注的议题涉及符号暴力、再生产、现代性、理性、权力、结构二重性、社会资本，为社会整合、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道路等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视角。
1.布迪厄
布迪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场域理论。他通过吸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综合帕森斯、舒茨等学者对于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进一步抽象化，继而提出了他的场域理论。可以说，场域理论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符号暴力等理论的建构，都是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而得出的。
在布迪厄看来，人类的实践与场域、惯习、资本有关。简而言之，人们在一定的场域内，在惯习和资本的指导下的活动，就是实践。因此要深入理解实践理论，首先需要了解布迪厄所说的场域、惯习是如何界定的和表达的。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见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又“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争夺着，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这一简要定义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已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的权力的垄断。在这些争夺的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形塑和划分成为核心要点。简单来说，场域类似一个游戏，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玩家在场域内必须遵守这套游戏规则，同时要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想办法取得游戏的胜利。
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尽管关系即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自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惯习就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对各种未被预见，变居不动的情境……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做出回应。关系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知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
在高等院校这样一个场域内，主流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会通过教育这一手段来向社会所有成员传递主流文化的观念，使之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同样的情况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占据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之后，仍会通过文化教育的手段，使得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合法化。文化教育掩盖了其背后的社会阶层固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实质。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强制弱势群体接受其所制定的规则、范式，本质上也是一种符号暴力。在男权社会中，女孩们凭借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具有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以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形式，吸收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这些原则致使他们认为规定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然的，并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命运提前带来。此外，女性的评价系统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话语体系之上的，所以在评价的同时，意味着她们对这套话语的赞同。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象征符号的暴力。
此外，布迪厄作为一名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反全球化的学者，他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上看待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反思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在布迪厄看来，全球化不过是经济层面上，资本在全世界殖民扩张的一层外衣。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强国对弱国的征伐和剥削。通过全球化的话语，利润不断地从世界各地输送到资本家手中。在此意义上，全球化是强国维护其利益，实现再生产的经济性手段，也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象征符号暴力。
2.福柯
福柯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一样，抛开宏大叙事，而关注了“人”这一社会的主体。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的是，福柯关注的是人这一客观的存在，关注权力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进入了人的身体，怎样一步一步地在人的身体之中拓展。从福柯开始，身体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也逐渐兴起。
在福柯这里，权力与话语是紧密相关的。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
福柯对于权力的分析主要有两个支点：以“身体”为支点研究权力关系运作，讨论权力如何依靠制约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于整个社会中；以“性”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与这一权力机制的关系，并且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权力理论”。
人类的惩罚手段，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最初的当街行刑，发展到现在完全隐蔽的、甚至犯人都甚少感知的死刑。惩罚已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应该能够阻止犯罪；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
监狱成为了现代刑事惩罚中举重若轻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成为大多数监狱设计方案的建筑学纲领。它能够使建筑物最直接地向权力机构敞开一切，它使温和有效的全面监视一举取代暴力或其他粗暴的压制方式；它最直接地根据最新的人道主义方法和教养理论来安排空间。
后来，福柯进一步勾勒出了“惩罚”权力的一般草图：个别地运用肉体的权力，通过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的制裁和敞视的组织。
福柯关于权力关系的运作的医学上的表现，可以简单被概述为两个方面：第一，临床医学确立其合法化的过程；第二，医学如何对“不正常的人”进行界定和区分。
临床医学是肯定性时间的知识。因此，它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有待于被发现；它早就与最初的医学形式一起存在了；它建构了自身的丰富性；因此需要做的仅仅是否定那些否定它的东西，摧毁对于它来说无意义的东西，即各种体系的“威望”，让它最终“享有其充分的权利”。那是医学就能达到其真理的水平。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介定，救济与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
福柯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不正常的人”：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严重，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畸形是“法律的极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当17-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便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这时，某些桀骜不驯的人呈现出来，他们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至于“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儿童手淫的神话，通过对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构建儿童手淫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实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这三种人在19世纪终于合流了，他们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这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同，要歧视和隔离的对象不是在血统上被贬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
福柯发现，从16世纪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生产和感知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简言之，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方言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主义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供人使用的能力。关于性，重要的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此外，重要之处还在于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它沿着什么道路直达罕见的或几乎察觉不到的欲望形式，还有，它又怎样穿透和控制了日常的快感，而所有这一切形式及其后果又能既是对性的拒斥，阻碍和否定，又是对性的煽动和深化。简言之，他们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最后，重要支出不在于确是这些话语产物和这些权力后果是否揭露了性的真相，或是掩盖了它的谎言，而是要抽取出支持它们并且作为它们的手段的“认知的意志”。
关于权力问题，福柯没有写过专门的著作。他在不同的时候曾勾勒出一些主要的轮廓，他不知疲倦地阐述，他们不汲汲于占据前卫的位置和调整观点。在他对精神病院、疯颠、医学、、监狱、性和警察的大量历史研究中，他研究的主要是功能，效果和“怎样”。权力问题沿着全部这些问题展开，它与这些问题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内在于这些问题的，通过这种方式，它与它们不可分割。
3.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法律、民族-国家、哲学、交往理性……但看似分散的背后，其实有着严密的逻辑和层层的推演，最后编织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向哈贝马斯索要论述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以为，哈贝马斯展开的所有的研究和论证，最后都是指向同一个问题：后现代社会应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给出的答案是交往行为理论。
在哲学的分析中，主要的逻辑链条就是对理性的批判。
进入后现代时期，哲学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让位。哲学从一种意识哲学转向了语言哲学。个体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时间以及个体与他者和物的交往中。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释来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过程。这个进程和整体性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借助于专家文化的客观化、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干预，使生活世界避免过分异化。
在哲学转向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尝试建构一种现代性哲学话语，其中的主要构成就是新结构主义理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在他看来，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所立足的是那个基本概念，系统走向了式微；与此同时，人们却认清了理性的本来面目，即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另一方面，现代已经意识到了自身，所以他会产生自我确证的要求，黑格尔将这种要求称为“对哲学的要求”。主体性就是现代的一个最重要原则，而主体性原则会不断要求自由与反思，并表现出进步与异化共存的局面。黑格尔认为，理性作为一种力量，不但能够使生活关系系统发生分裂和破碎，还能将之统一起来。而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因为理性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一时间的本质意义并被预定。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尼采则是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中所具有的辩证法芒刺，并且完全像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理性升华一样对待理性：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而在霍克海默看来，理性破坏了它自身所激发出来的人性：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以理性为目的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是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
随后，哈贝马斯进一步揭露了权力理论的困境。按照结构主义的要求，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必须严格从自身出发来获得理解，而想要满足结构主义的这以要求，建立话语的规则就必须让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基础。根据这一种观点，有了话语、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才组成一个实践的功能网络，而时间随后便会进行话语的再生产。对于权力本身而言，一方面，“权力”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纯洁的，主要用于对权力技术的经验分析；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经验分析与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知识社会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另一方面，“权力”范畴从其隐蔽的发生历史中获得了一种制度理论基本概念的意义，从而赋予对权力技术的经验分析以理论的意义，并且确保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具有一种揭露效果。
哈贝马斯认为，各种理性批判命题并没有预先为日常生活实践安排好一个完整的位置，只有交往理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才是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路径。货币和权力等媒介想要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合法的制度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就必须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市场经济和管理国家这两个功能系统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秩序，他们首先破坏的是古代欧洲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一旦货币化过程和官僚化过程侵入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等核心领域，这两个功能上相互交错的系统就会回过头来，又对他们促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这就是社会合理化的矛盾特征。而交往理性概念设计的是普遍有效性要求尚未明确的整体关系，其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因而只有一种论证理论才能对它做出恰当的解释。在一切以交往为取向的言语行为中，只要具有以言行事的特征，陈述相对明确，而且不依附于任何制度，那么，对于所有的言说者和听者来说，也就具备了如下共同的知识，即要求做到言语清晰可懂。态度真诚，表达真实，行为规范正确。
在社会学范畴内的分析，主要围绕这公共领域的转型而展开。
哈贝马斯回顾了自由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其发生与发展。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了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国家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趋势真正消失了。根据这一过程在法律层面上的反映，哈贝马斯称之为新社团主义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公共领域由于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因而其虚构也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从一开始就能使政治公共领域的客观功能与其从文学公共领域中获得的自我理解一致起来，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
公共领域在18世纪承担起了政治功能，但是只有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才能理解这种功能。在市民社会里，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基本上从政府指令下解放出来了。这种解放过程一时所实施的是政治制度，因此，公共领域在政治领域占领了中心地位也就并非偶然。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公共领域，其普遍开放性从一开始就取决于市民社会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由市民社会给自己制定了政治宪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只要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得一切人都享有同等入门条件，具体说，就是获得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需要的私人自律的资格，公共领域也就有了保障。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中的一部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消解了私人领域，同样，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相对同质的公众这一基础也被动摇了。有组织利益之间的斗争侵入公共领域。如果说过去私人利益能保持中立，并可以归结为古典利益，因为私人化的个体利益保障了公共讨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那么今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批判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让位于非公共的妥协或者直接贯彻的拖鞋。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律，即便在许多情况下仍保有普遍性因素，也不再有“真实”因素。
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对私人领域的殖民，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读书沙龙、咖啡馆、报纸杂志等承担公共舆论的场域被官僚机构利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政治系统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导致了合法化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传统主体性哲学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例如韦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理想类型，本质上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主体性哲学。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风险，而在个体主义抬头的后现代时期，主体性的哲学根本无法给出应对方案。马克思、韦伯等人用社会理论的方法进一步阐述现代性的传统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和总体化理论批判的自我关涉纠缠到了一起。因此，如果想要继续从自我批判的角度搞清楚现代性，就必须另换一种理性概念，这就是体现在语言当中的“具体”理性。不过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可是两种不同的做法：一个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规范的自我理解的“克服”，另一个则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发生其一的古典现代性概念加以转化。因而，哈贝马斯提出要在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公共领域，恢复市民社会。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理论在时间和合理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打破了主体性哲学与生活世界的藩篱，联系了生活世界和各个社会系统。
在政治领域内，则是围绕着后现代社会的系统整合问题来讨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系统整合问题，特别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脱节。全球化的扩张带来了经济的转型，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被挤压，出现了合法化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还有多元文化主义使得社会文化系统内部矛盾丛生。
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重新调节世界社会，建构一种伴随全球经济市场出现的大同政治，用以协调社会系统的关系。首先，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构建一种真正的认同形式。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在欧洲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政治公共领域，创造一种被所有欧盟公民认同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必须十分完善，一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都同时表现为强制法和自由法。至少要做到服从法律规范，不是由于它们具有强制性，而是由于它们具有合法性。于此同时，面对那种对人权的、对个体主义的攻击，针对的主要是其中基本的自主概念，即私人公民在面对国家机器和第三方时受到保障的自由。但是公民自由自己给自己立法，才能获得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除此以外，要超越所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来确立新的欧洲的政治责任；号召重新确定并有效地改善国际法和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为重新确立分配国家权力提供新的观念和实践；这最好是建立在康德主义传统之上。
哈贝马斯依照康德主义，更进一步提出“包容他者”的主张，即建立一种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共同体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并非仅仅针对同类，而且也包括他者的人格或他者的他性。携起手来，对作为我们中间一员的他者负责，这样做涉及共同体中变化不定的“我们”的范畴。
4.吉登斯
吉登斯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大方面：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迄今为止，吉登斯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如何重新整理现有的社会理论来为现代社会的理解服务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他的两大贡献的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铺垫。
在理论层面上看，吉登斯认为，社会并非是简单地被学者们划分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的。在过往的研究中，所有学者都不自觉地踏入了二元对立的范式之中。但在吉登斯看来并非如此。他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体是能动的，他们有能力、有权力，能够主动的去适应外在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他又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结构，使个体的行为被限制在这种结构之中。因此，吉登斯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反思性。先前的人的行为、语言、时间被社会制度化，成为后来人的习惯、惯例。后来人又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或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监控，从而是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期待。吉登斯后来对与政治、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在结构化理论的框架之内。
以现代化为例。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是一种自反性的现代性。首先，他认为反思性具有两种含义：一中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反思，另一种是更直接地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思考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具有反思性，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在实践意识层面上。社会的反思性指世事越来越多地有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而成。这就是脱离传统和子然后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人类必须做出大量面向未来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将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着。
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在不断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留存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吧自己强加于相对顺从的“臣民”之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核心方面——特别是家庭和性别身份——直流在传统之中，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激进化启蒙”的影响。
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能动者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
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自身的迷惘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还处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术语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抽离，则就是所谓的脱域机制。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重构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脱域机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专家系统指的是有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脱域机制就可以被概述为：与建立在“欠充分归纳性知识”上的信心不同，象征表示和专家系统体现的是信任；信任体现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凭此人们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安全。
2020.10.12

准备总结社会行动的结构相关体系，有点卡壳，看完你总结的行动与社会，有一些思路和启发啦。待我总结完我的再来讨论追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