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7
哈贝马斯的著作及其思想（二）
哈贝马斯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法律、民族-国家、哲学、交往理性……但看似分散的背后，其实有着严密的逻辑和层层的推演，最后编织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向哈贝马斯索要论述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以为，哈贝马斯展开的所有的研究和论证，最后都是指向同一个问题：后现代社会应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给出的答案是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为什么可以以及如何实现社会的整合，哈贝马斯的理论主要有两条进路：理性批判的哲学进路和对公共性分析的社会学进路。
在哲学的分析中，主要的逻辑链条就是对理性的批判。
进入后现代时期，哲学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让位。哲学从一种意识哲学转向了语言哲学。个体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时间以及个体与他者和物的交往中。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释来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过程。这个进程和整体性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借助于专家文化的客观化、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干预，使生活世界避免过分异化。
在哲学转向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尝试建构一种现代性哲学话语，其中的主要构成就是新结构主义理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在他看来，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所立足的是那个基本概念，系统走向了式微；与此同时，人们却认清了理性的本来面目，即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另一方面，现代已经意识到了自身，所以他会产生自我确证的要求，黑格尔将这种要求称为“对哲学的要求”。主体性就是现代的一个最重要原则，而主体性原则会不断要求自由与反思，并表现出进步与异化共存的局面。黑格尔认为，理性作为一种力量，不但能够使生活关系系统发生分裂和破碎，还能将之统一起来。而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因为理性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一时间的本质意义并被预定。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尼采则是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中所具有的辩证法芒刺，并且完全像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理性升华一样对待理性：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而在霍克海默看来，理性破坏了它自身所激发出来的人性：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以理性为目的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是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
随后，哈贝马斯进一步揭露了权力理论的困境。按照结构主义的要求，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必须严格从自身出发来获得理解，而想要满足结构主义的这以要求，建立话语的规则就必须让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基础。根据这一种观点，有了话语、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才组成一个实践的功能网络，而时间随后便会进行话语的再生产。对于权力本身而言，一方面，“权力”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纯洁的，主要用于对权力技术的经验分析；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经验分析与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知识社会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另一方面，“权力”范畴从其隐蔽的发生历史中获得了一种制度理论基本概念的意义，从而赋予对权力技术的经验分析以理论的意义，并且确保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具有一种揭露效果。
哈贝马斯认为，各种理性批判命题并没有预先为日常生活实践安排好一个完整的位置，只有交往理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才是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路径。货币和权力等媒介想要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合法的制度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就必须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市场经济和管理国家这两个功能系统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秩序，他们首先破坏的是古代欧洲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一旦货币化过程和官僚化过程侵入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等核心领域，这两个功能上相互交错的系统就会回过头来，又对他们促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这就是社会合理化的矛盾特征。而交往理性概念设计的是普遍有效性要求尚未明确的整体关系，其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因而只有一种论证理论才能对它做出恰当的解释。在一切以交往为取向的言语行为中，只要具有以言行事的特征，陈述相对明确，而且不依附于任何制度，那么，对于所有的言说者和听者来说，也就具备了如下共同的知识，即要求做到言语清晰可懂。态度真诚，表达真实，行为规范正确。
在社会学进路中，哈贝马斯的逻辑主要从公共领域进行展开。
哈贝马斯回顾了自由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其发生与发展。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了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国家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趋势真正消失了。根据这一过程在法律层面上的反映，哈贝马斯称之为新社团主义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公共领域由于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因而其虚构也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从一开始就能使政治公共领域的客观功能与其从文学公共领域中获得的自我理解一致起来，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
公共领域在18世纪承担起了政治功能，但是只有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才能理解这种功能。在市民社会里，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基本上从政府指令下解放出来了。这种解放过程一时所实施的是政治制度，因此，公共领域在政治领域占领了中心地位也就并非偶然。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公共领域，其普遍开放性从一开始就取决于市民社会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由市民社会给自己制定了政治宪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只要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得一切人都享有同等入门条件，具体说，就是获得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需要的私人自律的资格，公共领域也就有了保障。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中的一部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消解了私人领域，同样，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相对同质的公众这一基础也被动摇了。有组织利益之间的斗争侵入公共领域。如果说过去私人利益能保持中立，并可以归结为古典利益，因为私人化的个体利益保障了公共讨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那么今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批判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让位于非公共的妥协或者直接贯彻的拖鞋。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律，即便在许多情况下仍保有普遍性因素，也不再有“真实”因素。
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对私人领域的殖民，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读书沙龙、咖啡馆、报纸杂志等承担公共舆论的场域被官僚机构利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政治系统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导致了合法化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传统主体性哲学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例如韦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理想类型，本质上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主体性哲学。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风险，而在个体主义抬头的后现代时期，主体性的哲学根本无法给出应对方案。马克思、韦伯等人用社会理论的方法进一步阐述现代性的传统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和总体化理论批判的自我关涉纠缠到了一起。因此，如果想要继续从自我批判的角度搞清楚现代性，就必须另换一种理性概念，这就是体现在语言当中的“具体”理性。不过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可是两种不同的做法：一个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规范的自我理解的“克服”，另一个则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发生其一的古典现代性概念加以转化。因而，哈贝马斯提出要在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公共领域，恢复市民社会。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理论在时间和合理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打破了主体性哲学与生活世界的藩篱，联系了生活世界和各个社会系统。
2020年6月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散忆》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社会学》（上、下）
科学与社会的研究最早是由默顿的老师索罗金进行的，默顿的代表作之一，《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最早就是发表在索罗金主编的杂志中。此文的发表是默顿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开端。而《科学社会学》则是这一分支学科的重要文本，默顿发展了其科学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对科学家的精神气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更进一步论述了社会的组织结构、科学组织的制度是怎样影响科学家，影响科学的发展。
默顿关于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默顿是这一社会学分支学科的重要人物，其关于科学家精神气质的总结迄今仍是被科学界所共同认可的。科学家的精神气质被定义为有感情情调的一套来约束科学家的规则、规定、习俗、信仰、价值和预设的综合。具体有以下几点：
1.普遍性：评价科学研究成果或事业的标准是普遍性的。这一规则要求服从于先定的、非人为的标准，即与提出科学假说或成果的人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及个人品质无关。
2.公有性：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知识是共有的财产，而不专属于科学家本人或其团体。
3.无私利性：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应是知识的创新与发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私利。
4.有条理的怀疑：对任何理论或假说都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考察，既不轻信，也不无端否定。
在韦伯的分析中，清教徒信奉的禁欲主义等清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么，一个时期内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观念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默顿就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了他的分析。
在十七世纪，科学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并组织起来。能走到这步的先决条件是文化上的价值认可。
宗教气质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资本主义贡献良多，这说明宗教气质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宗教改革以后，功利主义与实用性的准则使得人的兴趣与择业发生了转移，神学、文学逐渐让位于科学与技术（那些与改进人类的“生活便利”联系最密切的事业获得了最多的声望和人心）。
当功利主义规范占据主导地位时，其他活动就根据它们与这些观念的明显一致而受到评价，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依赖于这些观念的。因而，有关这些社会过程的概括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它们并不是没有时间性的、普遍的、与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无关的。清教的精神气质所固有的种种社会价值由于基本的、用宗教术语表达并由宗教权威加以促进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了对科学的赞许。新教伦理中的观念不仅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还促成了一种使个体对科学经久不衰的兴趣。首先是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正向影响，其次是宗教理念中对进步的追求，最后是新兴阶级对旧阶级的攻击与反对，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兴起。宗教与科学之间，原本并不是对立的存在。科学最初被赋予了宗教的价值。例如，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杰作，人类探讨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不仅如此，宗教改革之后的经验性、理性思维，也是有利于科学的发展的。
科学技术聚焦于哪一个学科，受到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客观的影响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当是时，英格兰的采矿业、交通业、军事方面的发展尤为突出。科学的内在发展看似纯粹，其实必然受到一定的外部因素的作用。
随着近代这个时代的兴起，当科学技术尚未获得社会自主性的时候，对功利的强调可以作为对科学的一种支持。科学得到社会方面的鼓励甚至重视，主要是因为它的潜在用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同一种文化价值可以导致出直接相互矛盾的结果，功利准则的变化着的作用仅仅是这个人们熟知的悖论的又一个实例。在十七世纪，对科学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功利标准，今天，它却是对科学起着一种压制作用。
而在《科学社会学》一书中，默顿则开始分析当下的科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了。
首先，默顿概括了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社会学从以前的学科中分化出来，并要求享有合法的思想地位；
2.社会学寻求确立它的制度上的合法地位或学术自主权；
3.一旦这些努力取得相当成功，就会出现社会学与其他某些学科的重新联合的运动。
默顿认为，除了由文化因素导致的社会学特征的变迁之外，与此同时，作为观念和不断积累的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还存在着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变迁。
随后，默顿总结了不同社会学家的观点，用以佐证自己的论点。
1.索罗金：
文化对社会结构和人格这两方面具有支配作用。根深蒂固的文化前提决定了社会结构和不同类型的人格的变化，产生出了一种基本一致的反映生活于特别类型的文化中的人们的观念。文化心态被认为是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和人格是派生性的，至多对文化所限定的主题只有极小的改变。
2.巴伯：
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以社会的支持为先决条件，而且这种支持的分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学工作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学发展的方向可能会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
3.韦伯:
清教的思想情操和信仰激起了合理的、不倦的勤奋，从而有助于经济上的成功。相同的结论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清教与科学之间那些密切关系：这种宗教运动使自己部分地“适应”于科学的日益高涨的声望，但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情操，它们鼓舞着其追随者们去对科学事业产生浓厚而始终如一的兴趣。
最后，默顿分析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独创性的价值、科学家对优先权的争夺、多重发现、马太效应等现象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科学制度也有其特有的价值观、规范和组织。其中对独创性价值的强调有一种自明的理论基础，因为正是独创性为推进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强调有独创性和重要价值的发现，加剧了科学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可能会怂恿人们使用不正当的或可以的手段去贬低对手。
而优先权争夺与多重发现的紧密相连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发展，因此优先权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十分重要，对一个研究机构、高校亦如此。优先权的挣得多与多重发现、潜隐记忆有关。
多重发现是指在同一个时间内，不同科学家发现了同一个科学现象，这时，谁能争夺优先权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潜隐记忆则是指某一思想早已进入科学家的认知中，而科学家却未意识到，而这种记忆又影响到科学家具体的科研工作。
马太效应是指一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在科学界的表现为，顶尖的高校、科研机构拥有雄厚的科学研究的资本，从而吸引了更多优秀的学生和科学家；而水平低下的科研机构不仅面临这优秀人才流失的现状，也无法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在这种分化之下，顶尖的科研机构更容易生产科研成果，其在科学界内的地位得到了再生产，“不入流”的科研机构在这种挤压之下，愈益举步维艰。
默顿在1942年提出并在以后不断完善的“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分析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他使科学家认识到了一个从社会角度研究科学的领域，他向人们证明，对于科学、科学的组织、价值系统和奖励系统以及科学发现的方法等，完全可以由社会科学家进行一种崭新的分析。
在回顾默顿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默顿的理论体系建构深深受到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以及他的老师索罗金、帕森斯等人的学术观点的影响。首先，科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得以发展，一方面是新教改革之后，清教徒的观念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科学研究活动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对技术的进步提出需求，因此采矿、交通运输等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次，科学研究活动走向成熟和体系化的同时，科学研究也走向了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道路。优先权、独创性作为科学成果的重要价值表现，自然成为科学家争夺的目标。围绕着这些竞争，科学界中的各种组织建立了一系列的论文发表、论文评审、期刊评级等制度化的手段，最终这套制度取得了科学家们的共识，成为了科学界的共同的游戏规则。但是，这套被科学家所认同并奉行至今的金科玉律逐渐出现了异化。高校中唯论文论的评判标准，必然催生了“论文生产机器”、“论文打字机”的出现，教书育人完全让位于科研活动。实打实的有产出的科研另说，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扭曲的师生关系，每年产出的大量的垃圾论文，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更可怕的是整个学界的风气变得浮躁不堪。
哈贝马斯的著作及其思想（一）
《包容他者》
《合法化危机》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分裂的西方》
《后民族结构》
一、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一卷有一个副标题：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因此第一卷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而展开。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被称为理性交往理论、沟通交往理论。哈贝马斯指出，这一卷书是从规范的角度重构社会批判理论的绪论，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也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先要明确交往行为具体涉及的几个方面：1.交往理性；2.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概念；3.现代性理论。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
首先，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合理性问题：认知理性、表现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审美——实践理性。在概念的澄清上，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更多涉及的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而非对知识的占用占有。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取决于它所体现的知识的可信性，并且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加以还原。因此，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题的一种素质，它表现在总是能够得到充分证明的行为方式当中：
1.理论话语表达的是认知——工具性的问题，其有效性要求的是命题的真实性和目的行为的现实性；
2.实践话语表达的是道德实践性的问题，其有效性要求的是行为规范的正确性；
3.审美批判表达的是评价性的问题，其有效性要求的是价值标准的恰当性；
4.疗法批判表达的是表现性的问题，其有效性要求的是表现的真诚性；
5.解释话语的有效性要求是符号结构的可理解性及全面性。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知识学认为，社会是源于行为主体的解释过程，并逐渐获得客观性的社会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生活关系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但在人类精神活动面前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文化知识，可以把参与者的行为协调起来。进一步来说，规范是社会群体共识的表现，是被协调的参与者共同认可的知识。语言和行为是协调的工具。语言具有表意的功能，其目的在于建立人际关系以及表达经验；而行为是行为者意图的实现，身体活动只是行为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行为本身。因此，交往行为概念是把语言设定为沟通过程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这些要求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
而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共识的基础则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
随后，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对理性交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哈贝马斯指出，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立场，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性行为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宗教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代表了现代意识结构的一般历史形成过程，是合理性结构在社会制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揭示出世界观合理化逻辑，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社会合理化的结构模式，以便探讨新教伦理的作用和法的合理化过程。在16和18世纪之间，目的工具理性行为在欧洲获得了普遍的制度化，并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韦伯的分析基础上，哈贝马斯将行为按照目的进行了划分：功利性目的、价值性目的、情感性目的。作为沟通媒介的言语行为就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目的：
1.建立和更新人脉关系，在此过程中，言语者关怀的是具有正当秩序的世界中的事物；
2.呈现或设定状态和事件，在此过程中，言语者关怀的是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态；
3.表达经验，亦即自我表现，在此过程中，言语者关怀的是他的主观世界中所持有的东西。
按照不同的言语行为的不同呈现方式，其基本的命题也有所不同：记述式言语行为对应的是基本的陈述命题；表现式言语行为对应的是基本的经验命题（第一人称现在时）；调节式言语行为对应的是祈使命题（如命令）或者基本的意向性命题（如承诺）。
按照言语者的立场，也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立场：
1.客观立场：中立的观察者用这种立场来面对世界中的事物；
2.表现立场：自我表现的主体用这种立场把自己的特有内心世界展现在公众的面前；
3.规范立场：社会成员用这种立场来满足正当的行为期待。
莱斯特是如此总结行动交往理论的：
在一切以交往为取向的言语行为中，只要具有以言行事的特征，陈述相对明确，而且不依附于任何制度，那么，对于所有的言语者和倾听者来说，也就具备了如下共同的知识，即要求做到言语清晰可懂，态度真诚，表达真实，行为规范正确。
二、社会整合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关于合理化的理论建构，而后现代的社会整合则是哈贝马斯所有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基调。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自称是一名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一贯的批判性；他对世纪跨越这几十年间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分析；他深受康德的影响，对世界公民，人类命运有着强烈的远景；他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后现代社会、后民族国家，并尝试为新的社会整合模式提出自己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所有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后现代的社会整合，特别是欧洲的社会整合。
哈贝马斯所分析的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的背景是共和主义原理的普遍主义已经不适应于急速转型的社会：
1.多元主义抬头，社会中的多元文化矛盾日益尖锐；
2.民族国家组成了一个跨国家的统一体；
3.世界社会语境下的公民背后，世界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
而传统的民族国家则面临着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
1.富裕社会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来加以解释，所谓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就是“全球化”；
2.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大大压缩了民族国家作为行动者所享有的活动空间，以致民族国家的选择权十分有限，根本无法缓解跨国市场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
哈贝马斯借用了危机的概念来形容这种后果。危机的概念最初是马克思的系统危机概念，危机被认为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中，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基本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而这种组织原则为社会状况的概念提供了抽象的可能性。控制问题如果在社会组织原则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得到解决，就会产生危机效应。哈贝马斯具体划分了四种不同的危机倾向：
发源地 系统危机 认同危机
经济系统 经济危机 ——
政治系统 合理化危机 合法化危机
社会文化系统 —— 动机危机
哈贝马斯针对不同的危机倾向，也给予了解释建议：
经济危机：1.国家机器不自觉地充当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2.国家及其充当了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
合理性危机：行政合理性的破坏是由于：1.资本主义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2.为了继续生存而产生了与系统异质的结构。
合法化危机：1.系统局限性；2.行政干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意外副作用（政治化）。
动机危机：1.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2.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
哈贝马斯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在政治系统中出现的认同危机，即合法化危机。合法化危机具体地说，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是通过行政人员而非市场参与者的目的理性行为而表现出来的。它们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机社会整合。
总而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系统整合问题，特别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脱节。全球化的扩张带来了经济的转型，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被挤压，出现了合法化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还有多元文化主义使得社会文化系统内部矛盾丛生。
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重新调节世界社会，建构一种伴随全球经济市场出现的大同政治，用以协调社会系统的关系。首先，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构建一种真正的认同形式。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在欧洲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政治公共领域，创造一种被所有欧盟公民认同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必须十分完善，一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都同时表现为强制法和自由法。至少要做到服从法律规范，不是由于它们具有强制性，而是由于它们具有合法性。于此同时，面对那种对人权的、对个体主义的攻击，针对的主要是其中基本的自主概念，即私人公民在面对国家机器和第三方时受到保障的自由。但是公民自由自己给自己立法，才能获得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除此以外，要超越所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来确立新的欧洲的政治责任；号召重新确定并有效地改善国际法和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为重新确立分配国家权力提供新的观念和实践；这最好是建立在康德主义传统之上。
哈贝马斯依照康德主义，更进一步提出“包容他者”的主张，即建立一种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共同体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并非仅仅针对同类，而且也包括他者的人格或他者的他性。携起手来，对作为我们中间一员的他者负责，这样做涉及共同体中变化不定的“我们”的范畴。
2020年4月-5月
布迪厄的著作与思想
《实践感》
《实践与反思》
《国家精英》
《关于电视》
《再生产》
《男性统治》
《区分》
《遏止野火》
《继承人》
《艺术的法则》
《单身者舞会》
在《实践感》一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凡社会秩序都倾向于施加一种旨在使自己长存的象征作用，其途径是使人实际具有一些潜在行为倾向及其生成的实践活动和资产，而首先是双重观注原则所认可的身体可见资产，双重观注原则产生于社会现实，实现于身体之中，并以潜在行为倾向的形式出现，从而促进社会秩序本身；而由分类体系产生的潜在行为倾向，为分类评价提供一个看似客观的依据，而且这类行为倾向仍在所有这样一些实践活动中起作用，这些实践活动，其目的是要在按照既定秩序产生的原则来组织的实践活动或言论中实现颠覆该秩序的意图。
这段话基本上概括了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拓展到场域、惯习、再生产、区分、象征暴力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实践
关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学者们概括出了一个公式：实践=惯习*资本+场域。简单解释为，人们在一定的场域内，在惯习和资本的指导下的活动，就是实践。因此要深入理解实践理论，首先需要了解布迪厄所说的场域、惯习是如何界定的和表达的。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见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有“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争夺着，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这一简要定义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的权力的垄断。在这些争夺的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形塑和划分成为核心要点。简单来说，场域类似一个游戏，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玩家在场域内必须遵守这套游戏规则，同时要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想办法取得游戏的胜利。
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尽管关系既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自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惯习就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对各种未被预见，变居不动的情境……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做出回应。关系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知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
布迪厄以为，所谓的“实践感”是先于认知的。它从现有的状态中解读出场域所包孕的各种未来可能的状态。由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惯习里彼此交织、互相渗透，所以可以把惯习理解成一种虚拟的“积淀状况”，它寄居在身体内部，听候人们将他重新激发出来。
惯习在概念的界定中是比较抽象的。简而言之，惯习产生来源于实践在场域内的经验积累，并内化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人在这种场域内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惯习的影响却不自知。
布迪厄关于场域和惯习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场域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惯习作为一种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在场域和惯习的层面去解读实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社会化、忽视人的主观性的问题。相较于布迪厄，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更为我们熟知。但具体分析两者的实践理论，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实践相差是比较大的。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是能动的革命批判的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的实践观更注重实践的具体意义，强调实践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布迪厄则是在解构实践这一概念。
二、再生产
再生产原初意义是主流文化通过教育制度得以维护，并于社会成员之中传递。教育工作越是完成得好，就越能加强主文化的合法性。这就是说，它不仅向教育行动的合法对象，而且向被统治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更完全地强加其对主文化专断的真相的不自知。
各种制度化的教育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特点来自如下事实：它必须通过特有的手段，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条件。无论对实施它的灌输功能来说，还是对完成它再生产一种文化专断功能来说，这些条件的存在和持续都是必要的。它不是这一文化专断的生产者，而文化专断的再生产有助于集团或阶级之间关系的再生产。
《国家精英》一书，主要是以法国巴黎各大高校之中的学生及其家庭背景为主要研究对象，阐释了在特定的场域之内，各种资本是如何运作以获取权力合法性，实现再生产。布迪厄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家庭背景对个体的学业、就业有着极大的影响。出身良好、家庭资本存量富足的学生，在名牌大学的入学率远高于不具备此条件的学生。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对个体所选择的专业和院校有较大的影响。
在阶层的再生产过程中，精英阶层已经把持了社会的最优质资源。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对高等院校施加影响；通过婚姻、经济等策略，对阶层进行固化，几乎很难有底层的人员能够实现阶层的跃升，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这种不平等渗透到大学生群体中间，则影响了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不平等的社会因素使得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的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着这种不平等。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地越好，学校就可以越能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
因此，布迪厄所分析的教育制度，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教育维护主文化的同时，也是在维护现行社会中精英阶层的权力以及资源占有的合法性。教育制度和教育的内容在精英的权力影响下，自觉维护精英的利益。来自底层的学生接受这种教育，自然会认同这种主流文化，不自觉成为阶层固化的共谋者。
三、象征符号暴力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阶层，主流文化作为一种维护其利益的存在，通过教育制度实现了自身的生产以及再生产的合法性，并迫使被统治阶层成为这种制度的共谋。这种合法性的取得其实就是在对底层施行一种象征符号的暴力。同样，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统治文化对于女性、老人、孩童而言也是一种象征的暴力。
在男权社会中，女孩们凭借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具有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以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形式，吸收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这些原则致使他们认为规定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然的，并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命运提前带来。此外，女性的评价系统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话语体系之上的，所以在评价的同时，意味着她们对这套话语的赞同。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象征符号的暴力。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男性世界观的教育，这种世界观造成了性别之间的差异。但是，尽管历史竭力赋予这种男性统治一种自然、生物的特征，这种统治仍是一种文化随机性和社会学构造，不仅家庭，还有国家和学校都致力于再生产这种随机性和构造。
四、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
布迪厄是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位学者之一。布迪厄的这种反思十分具有后现代的意味：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上看待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反思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在布迪厄看来，全球化不过是经济层面上，资本在全世界殖民扩张的一层外衣。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强国对弱国的征伐和剥削。通过全球化的话语，把利润不断地从世界各地输送到强国的资本家手中。
布迪厄是这样表述的：全球化这个用作同行口令口号的词，实际上是为一种策略进行辩护的假面具，旨在将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的强国，尤其是美国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传统普世化，将一种最有利于这些强国的经济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并把这个经济文化模式奉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应如此，一种宿命，一种普遍的命运。
由此看来，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强国维护其利益，实现再生产的经济性手段，也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象征符号暴力。
五、总结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这一宇宙十分独特，形象地说，它的各种结构就像“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以两种方式存在着。首先存在于“初级客观性”中，其次是存在于“次级客观性”之中。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的对象，这时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
2020年3月
福柯的权力观
《词与物》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临床医学的诞生》
《疯癫与文明》
《性经验史》
一、关于福柯
福柯是法国社会学家，其代表作有：《词与物》《规训与惩罚》《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等。关注的领域主要涉及了监狱、医学、身体、话语等内容。福柯的作品大多是由其在大学课堂的讲稿整理而成，例如《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关于权力，福柯并没有撰写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进行解读和分析，但是权力又无处不在，几乎渗透于每一本书当中。福柯认为，人们对于权力的认知不能仅限至于某一个范围内，而应该灵活变通，权力是无处不在的。
福柯被誉为社会学的后现代“四大家”，可见其对于学术的贡献之大。福柯活跃于二十世纪，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一样，抛开宏大叙事，而关注了“人”这一社会的主体。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的是，福柯关注的是人这一客观的存在，关注权力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进入了人的身体，怎样一步一步地在人的身体之中拓展。从福柯开始，身体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也逐渐兴起。
在福柯这里，权力与话语是紧密相关的。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
二、关于权力
福柯对于权力的分析主要有两个支点：以“身体”为支点研究权力关系运作，讨论权力如何依靠制约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于整个社会中；以“性”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与这一权力机制的关系，并且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权力理论”。
（一）惩罚
人类的惩罚手段，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最初的当街行刑，发展到现在完全隐蔽的、甚至犯人都甚少感知的死刑。惩罚已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应该能够阻止犯罪；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
监狱成为了现代刑事惩罚中举重若轻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成为大多数监狱设计方案的建筑学纲领。它能够使建筑物最直接地向权力机构敞开一切，它使温和有效的全面监视一举取代暴力或其他粗暴的压制方式；它最直接地根据最新的人道主义方法和教养理论来安排空间。
后来，福柯进一步勾勒出了“惩罚”权力的一般草图：个别地运用肉体的权力，通过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的制裁和敞视的组织。
（二）医学
福柯关于权力关系的运作的医学上的表现，可以简单被概述为两个方面：第一，临床医学确立其合法化的过程；第二，医学如何对“不正常的人”进行界定和区分。
临床医学是肯定性时间的知识。因此，它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有待于被发现；它早就与最初的医学形式一起存在了；它建构了自身的丰富性；因此需要做的仅仅是否定那些否定它的东西，摧毁对于它来说无意义的东西，即各种体系的“威望”，让它最终“享有其充分的权利”。那是医学就能达到其真理的水平。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介定，救济与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
（三）不正常的人
福柯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不正常的人”：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严重，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畸形是“法律的极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当17-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便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这时，某些桀骜不驯的人呈现出来，他们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至于“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儿童手淫的神话，通过对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构建儿童手淫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实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这三种人在19世纪终于合流了，他们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这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同，要歧视和隔离的对象不是在血统上被贬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
（四）性
福柯发现，从16世纪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生产和感知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简言之，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方言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主义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供人使用的能力。关于性，重要的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此外，重要之处还在于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它沿着什么道路直达罕见的或几乎察觉不到的欲望形式，还有，它又怎样穿透和控制了日常的快感，而所有这一切形式及其后果又能既是对性的拒斥，阻碍和否定，又是对性的煽动和深化。简言之，他们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最后，重要支出不在于确是这些话语产物和这些权力后果是否揭露了性的真相，或是掩盖了它的谎言，而是要抽取出支持它们并且作为它们的手段的“认知的意志”。
三、总结
关于权力问题，福柯没有写过专门的著作。他在不同的时候曾勾勒出一些主要的轮廓，他不知疲倦地阐述，他们不汲汲于占据前卫的位置和调整观点。在他对精神病院、疯颠、医学、、监狱、性和警察的大量历史研究中，他研究的主要是功能，效果和“怎样”。权力问题沿着全部这些问题展开，它与这些问题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内在于这些问题的，通过这种方式，它与它们不可分割。
总的来说，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和我们原来的理解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权力是自在自为的，它并不是为了什么，也不是另一种利益工具，权力，它就在那里，作用在你的身体之上。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权力，才能尽情的摆脱它的桎梏。
202002
吉登斯的主要著作及其思想
《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
《第三条道路》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亲密关系的变革》
吉登斯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大方面：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迄今为止，吉登斯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如何重新整理现有的社会理论来为现代社会的理解服务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他的两大贡献的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铺垫。
《社会的构成》一书是吉登斯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主要舒徐的是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包括了结构二重性。在理论层面上看，吉登斯认为，社会并非是简单地被学者们划分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的。在过往的研究中，所有学者都不自觉地踏入了二元对立的范式之中。但在吉登斯看来并非如此。他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体是能动的，他们有能力、有权力，能够主动的去适应外在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他又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结构，使个体的行为被限制在这种结构之中。因此，吉登斯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反思性。先前的人的行为、语言、时间被社会制度化，成为后来人的习惯、惯例。后来人又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或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监控，从而是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期待。
这本书的编排写作，一方面是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的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吉登斯关于之前的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对于前任理论的理解和批判是吉登斯理论的基础。其实吉登斯的理论直接来源，更多是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古典社会学更多是宏大叙事，关注的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当时间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美国社会学登上历史舞台，前有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地理社会学，后有功能主义占据学术界领军地位，最后符号互动论广为流传。各个流派、各种理论范式大有百家争鸣之象。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各种理论争鸣。人文地理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拟剧理论，都站在了二元对立的两个端点，要么只关注到了个体的自主性，低估了制度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要么关注到了社会各个系统的功能，忽视了个体的反思性和自主调适的能力。吉登斯正是在批判各家、取长补短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后来对与政治、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在结构化理论的框架之内。
以现代化为例。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是一种自反性的现代性。首先，他认为反思性具有两种含义：一中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反思，另一种是更直接地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思考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具有反思性，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在实践意识层面上。社会的反思性指世事越来越多地有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而成。这就是脱离传统和子然后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人类必须做出大量面向未来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将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着。
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在不断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留存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吧自己强加于相对顺从的“臣民”之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核心方面——特别是家庭和性别身份——直流在传统之中，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激进化启蒙”的影响。
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这样的：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能动者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
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自身的迷惘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还处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术语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抽离，则就是所谓的脱域机制。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重构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脱域机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专家系统指的是有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脱域机制就可以被概述为：与建立在“欠充分归纳性知识”上的信心不同，象征表示和专家系统体现的是信任；信任体现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凭此人们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安全。
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对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主政治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和暴力》、《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这几本书里。虽然是偏向于对国家政治的理论分析，但是这些分析并没有脱离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反而是吉登斯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吉登斯现实基于结构化理论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解读，他认为现代社会是民族-国家，并且作为一种垄断暴力合法性的存在，民族-国家的种种行为都有其既定的逻辑存在。在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时，吉登斯认为现代的民主政治也要脱离传统的拘束，采取一种新的全球化的视野，建立新的福利国家制度，以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制定相应的政策去规避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而传统国家是一种阶级分化的社会，在其内部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方面，均与现代社会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把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诞生都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然而，为了协调臣民而展开的信息，收集和储存却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而且，信息的收集和储存还频繁不断地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
“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的政治组织的首要载体，其臣民和其他民族-国家都确认它垄断暴力工具的合法性。在持续不断地将科学运用于提高军事技术的全球性场景中，由于拥有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因而，国家参与并推动着整个世界体系的普遍军事化过程。战争和军事胜利本身都不足以成为目的，他们是实现长期政策的工具。战争受到政治意图的影响，主要地战略就是以最小的军事付出达成外交目的。
而在《超越左与右》中，吉登斯首先总结概括了反思性现代化的三大特征：“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现代化的这些特征，导致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变化。吉登斯认为，超越是指一种全球世界主义，不同于继往的保守主义或者激进主义的政治取向的区分。基于此他提出了一种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
1.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2.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生活政治”，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
3.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积极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
4.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话民主的社会制度；
5.为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起来；
6.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
《超越左与右》是吉登斯对前面多部著作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的总结，带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方案的色彩。当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解传统化的进行以及个人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崭新的、潜在破坏力和更大的认为不确定性。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以至整个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
2020.1
鲍德里亚的著作及其思想
《消费社会》
《物体系》
《象征、交换与死亡》
《生产之镜》
一、关于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是法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象征、交换与死亡》、《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等。鲍德里亚是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人物，其所提出的消费社会的观点奠定了其在社会学学术界的地位。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主要是受到欧洲的社会学家的影响，包括莫斯、马尔库塞、德里达、福柯、布迪厄等名家。纵观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结合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第二阶段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生产逻辑展开了较为尖锐的批评；第三阶段，鲍德里亚同一切现有的思潮决裂，最后同现实本身决裂，走向了主张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物体系》是鲍德里亚的博士论文，《物体系》与《消费社会》都是在论述消费社会、物质抽象等内容，是鲍德里亚早期思想的代表；而《生产之境》与《象征、交换与死亡》则是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其中《生产之镜》是一个转折点，它是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转折，体现了鲍德里亚思想转变。
二、物与消费
物是人类的创造，是消费的对象。人与物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非常密切的。在鲍德里亚这里，物已经发生了改变。物品不再是人具体且实在的工作的表达。它只是作为拥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形式来存在，也是说它被转化为金钱，转化为抽象价值。物的抽象首先表现在其非功能性方面。对于人而言，物的存在首先是满足了人的某些需求。但是现在，物的功能性已经让位于非功能性。人们看重的不是物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而是物所象征的意义，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通过不同的物的组合、排列等向人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以家具为例：最初家具的使用不仅是一种功能，还有一种象征的含义。后来，这种功能性和象征性被打散，随之未来的是摆设的表达。摆设之间向外就在传递着一定的信息。虽然摆设的概念总结了环境中与组织相关的面向，却不能说尽现代室内的体系的整体，因此气氛的结构被建构起来。气氛是作为摆设的对立面而建构的，也可以说是同一个功能化体系中的两个面向，它们都发挥着游戏和计算的价值：摆设代表着功能的演算，气氛则代表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演算。在摆设和气氛价值分析的重点，是整个系统建立于功能性的概念之上。
除此以外，鲍德里亚还对古物、收藏等进行了分析。古物是非功能性的代表，它所回应的是见证、回忆、怀旧、逃避等情绪。当古物在指涉过去时，纯粹是在神话的逻辑里。不再有使用的状况出现，它完全是作为记号存在。它是非结构的，它否定结构，它是否认初等功能的极点。然而它并非是无功能，也不是单纯的“装饰”。在系统的框架里，古物有一个十分特定的功能：它代表时间。
鲍德里亚所论述的物体系，其实是在反映现代技术文明。他认为现代技术文明既系统化又脆弱。物体系正好说明了这种系统性：它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充满了满足和失望。物的存在状态的转变，反映了人的存在的异化。
在消费社会里，物的抽象化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随着社会的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物所包围的环境之中。随处可见的堆积，展示着市场之中的物的丰富和过剩。商品的意义已经悄然改变，它们不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成套成系列的出现。因此，物与消费者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消费者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这些全套的物相互暗示，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诱导购物冲动。从杂货铺到购物中心，它们的陈列、环境、氛围都在打造一种气氛——一种让消费者消费的气氛。所有看上去的具有其它含义的设施，在这种环境之中看似是艺术，但最终的目的也还是在向消费者推销一些东西。
在消费社会中，物以其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的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在模仿社会的本质：地位。因此消费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分别是：1作为建立在一个密码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实际消费行为能够作为在其中得以实现并具有应有的意义。2.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的过程，物和符号在这里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顺序排列于密码之中，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与社会等级之中。因此在消费社会，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我的符号，或者让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者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在鲍德里亚这里，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物与消费都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人们以此来彰显自我，寻求自我认同，进行身份地位上的区分与归类。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人们是被动地在进行消费。，消费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异化的过程。
二、解构生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到了中期阶段，他为了更好的理解消费社会，鲍德里亚开始讨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总体上是想说明马克思以生产作为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是一种幻象，在幻象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证明。鲍德里亚建立起了一套象征交换理论，强调一种相互回应的、非经济计算理性意义上的交换过程，以此作为政治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替代体系。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概念的同时，又以“批判的”帝国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劳动力等概念普遍化了。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投射到所有以前的历史，它对未来“自由”的幻想，建立在有意识支配自由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劳动的关系中描绘了一般认识论的图示。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等术语是症候性的，他假定了在所有社会都存在着生产力，至少生产力是这些社会的核心，正是从这里，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才能辐射开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无历史的”。正是这种无历史的无知，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形态的理论的、政治的和策略的无知。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只看到了接近于辩证法的或结构的图式中的矛盾，它在这个体系的内部只是看到了断裂的症候，而正是这一断裂奠定了这个体系。这种批判的政治意义在于，在矛盾症候层面上的斗争并不能接触这个体系的根基，因为症候和根基之间是分离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无法理解原始社会，而且无法说明我们社会中根本性的分离，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根本的颠覆性。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起他自己的象征交换理论。鲍德里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了基本的定位。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先后经历这三个阶段：仿造、生产、仿真，分别对相应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价值的商品规律和价值的结构规律。仿造是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是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把任何自然都转变为唯一的、戏剧的实体，以此作为资产阶级价值符号下的统一社会性，超越各种各样的血统、等级或种姓。进入对自然的模仿，然后才进入生产。生产、生产力等可测的概念只是价值的一种对应，是对商品经济社会分析的一种范式，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参照。但价值的商品规律过渡到结构规律，同时表明被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同时消失了。仿真作为仿象的第三个等级，意味着从此所有的符号的相互交换，而决不和真实交换。在这一阶段，意义被消解，符号不再具有内在的确定性，从而可以自由地、无限地替换和对调。在时尚中，意义的消解更为彻底：休闲和劳动本身相互交换各自符号；所有文化都在完全的混杂中作为仿象而其起作用；对象联系本身消失了，它散布到了冷酷、无拘无束的性行为中；时间被打断、被粉碎，成为错综复杂的循环。鲍德里亚认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现象的交往。
关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
《风险社会》 贝克
《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
《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
西方社会历经两次工业革命后快速发展起来，用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把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涂尔干、韦伯、齐美尔正好是处于现代化的时期。那么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与工业化紧密联系。我们常规的认识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工业的腾飞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石。与现代化息息相关的是城市化等现象也与工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韦伯那里，理性化的过程，官僚科层化的全面扩张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特征。马克思则更多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几次革新来划分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是主要矛盾。资本家掌握了社会上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和资本，现代的工厂、车间是工人的工作场所，在那里，资本家们对工人进行剥削以取得剩余价值。齐美尔的现代化分析更多体现在他对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之上。现代社会比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复杂、异质性更强，变化也更快速。人们的经验开始失效，因此事务的变化已经快到让人很难把握住的地步。人们自己创造的文化获得了自主成长、变化的空间，主客观文化分离，客观文化将人远远甩在身后，文化悲剧由此产生。涂尔干区分了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不同团结方式的社会。提出现代社会因不同的分工，人们因职业的不同而使得异质性的增强，而在同一职业群体内部因相似的工作、生活、思维方式而产生相似性和团结。由于社会的分工越发精细，人与人之间看似是个体化得到发展了，但实际上，人对于社会的依附是进一步加深了。
到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历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科技革命的兴起将社会的现代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在现代社会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后”字，用以表明这其中的区别与特征。这个后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延续与发展。贝克在《风险社会》的序言里是这样说的：“后”表明了学者们在努力把我现代性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这种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同旧的理论和思维习惯进行一切艰苦搏斗。因此后现代社会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是在尽力把握急剧变化的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对之前的社会理论、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批判和反思。
《生产之镜》一书，就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反思和挑战。他认为生产理论的提出打破了原有资本主义学术理论的帝国主义，但同时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的概念又开始对学术研究进行了殖民。
而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借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事件，对合理化、官僚科层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他认为大屠杀事件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是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固有的可能。科学理性的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种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多级的必然。
后现代社会学家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建构一套特有的理论框架，用以描述和解释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是社会。
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下，人们生活在一个被物所包围的环境之中所有的物品，文化，陈列都营造出一种消费的气氛。社会正是通过消费这种手段来驯化个体，消费代替了一切意识形态，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历史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作的那样。
进一步来看，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已经不是单纯、纯粹的对物的需求和占有。后现代的个体消费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符号秩序的服从和维护的过程。例如队史上的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富豪消费。个体、阶层追逐时尚，无非是通过时尚所代表的符号性特征，凸显个性，体现自己的经济实力，区分自己所归属的社会地位。
贝克则提出风险社会的观点。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地球上每个国家之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小。同时，科技不仅带来了进步与文明，还带来了风险。而科技、经济的进步被政治所控制，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别，但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却是全球性的。风险的分配逻辑背后也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博弈。发达国家通过早先的发展优势，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之后，开始将风险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工业的相关产业或污染严重的产业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贫困地区人口不仅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剥削，还直接受到污染等风险的危害。这就是风险直走的新的不平等。
贝克还提出，后现代的现代性是区别于早先的简单现代化，是一种自反性现代化。即这种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对象，它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而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个体化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体通过教育的方式获得了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反性。个体拜托了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工作成为了最重要的事务。而在婚姻家庭之中，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被打破，家庭不再是社会的最小单元，个体则成为了最小单元。这就是自反性现代化在个体与婚姻家庭层面的表现。
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们都在试图构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去观察、解释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他们针砭时弊，从不同的角度去剖析这个社会，揭露阳光下的另一个方面。他们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密涅瓦的猫头鹰”。
与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相比，后现代社会学家们更具有一种全球意识，他们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局限于某一个社会之中，而是表现出一种对全人类的关怀。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去改变。后现代社会学家们不断的在解构这个社会的同时，并没有告诉我们解构之后又应该如何去建构。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这样是不可以的，却好像忘记告诉我们什么样才是可以的。
2019.12
齐美尔的著作及其思想
《货币哲学》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现代人与宗教》
《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论》
《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
《时尚的哲学》
《现代性的诊断》
《桥与门》
众所周知，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是碎片化的，偏重文化且富有哲学气息。一方面，齐美尔学术兴趣并不在于宏大理论，他无意于社会结构、社会团结等典型的社会学议题，关注的是形形色色的具体的社会现象，例如时尚、货币、陌生人、卖淫等。他擅长于从微观层面入手，继而发掘出一个大的世界。以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讨论，最后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层面。孤儿也有人说齐美尔的作品带有后现代性，以及一种悲剧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齐美尔的写作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他并不像其他社会学家那样有理有据，行文规矩；而是洋洋洒洒，从心所欲，不按照一般的学术作品那样安排文章的形式，而是写作一篇篇精美而细致的文学小品。齐美尔的学习经历跨越了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他认为科学应当为全人类服务，科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并不应将自己囿于某一门学科的界限之内，因而在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之中，就带有各种学科的影子。也正是如此，齐美尔在当时的学术界并不是一种主流，他也在大学里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而迟迟得不到教授的正职。
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是碎片化的，他作品的碎片化也正是对这个社会的最佳反映。齐美尔的小品文选题贴近现实，富有生活气息。因此阅读他的作品时，总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并且他的叙述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以小观大，能让读者沉下心去跟随他的思路去思考。不同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那样叙述纷繁复杂，对于一个问题的论述面面俱到，详细周到的同时，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专业化学术化的话语和行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著作的可读性。但是也正是由于齐美尔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写作，四处开花式的兴趣点，导致对齐美尔的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齐美尔一生除了《货币哲学》是自成体系的著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经典性的著作，因此后来的学者们对齐美尔的随笔集进行整理时，也大多是将其各种文章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规整，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本本随笔集，但是由于各个编辑的观点不同以及齐美尔的经典型的文章的有限性，故而在每本不同的文集里面，虽然主题不同，但是也会看到某些篇章重复的出现。
尽管如此，在对齐美尔的文章进行梳理时，私以为有如下几个观点是支撑起其思想的重要基点：1.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分离；2.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3.手段对目的的殖民。这三者是这样串联起来的：
劳动分工以及精细化的社会使得客观文化在快速地增长着，而个体的思维越来越难跟上这种速度。生产活动最开始是劳动者将自己的主观反映成为现实的物的过程，但随着分工的专门化，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被打碎，生产者和产品逐渐分离，工人（生产者）的主体越来越变得纯粹和客体化。客体化的产品只有变得客观和纯粹才能在更大的范围里满足更多的消费者；只有专门的分工才能生产大量实惠的产品，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的客观性和劳动分工的桥梁。而客体化越是发展完备、完整，主体就越是难以将主观附加于其之上。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工人和工业及其的对立，工人的主观意志在工业产品之中几乎毫无体现。物质和精神客体自由流动而无需个人的代表和传送，通过这种独立的、中立的移动性，客体彻底完成了与人相分离的最后一步。
现代化把人从中世纪那种集体性的组织中解放出来，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格充分发展。于此同时，现代文化的主体人格化，又造成了许多领域内的非人格化、客体化。主题和客体相互分离异化出现。人格个性的发展意味着一种特殊性的要求，主客体的相分离则导致了一种外部的均等化和普遍性的供给，这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之处。而现代的金钱打破了人与物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金钱中介的关系。金钱的纯粹的客体性使得他在面对一切社会事物、人、组织时都是一视同仁的。客体性、非人格化的东西只能在金钱的帮助下组织起来，人越来越离不开金钱，因为他与外在事务的联系都要通过金钱作为中介，人对于金钱的态度，逐渐从中介的手段、工具，变成了最终的目的，人们迷信上帝一般迷信金钱，相信金钱的力量是万能的。
如果理解了这三者的关系，对于齐美尔其他的思想观点的掌握会更加容易。例如齐美尔晚年转向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对于人类的思想、生命、死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齐美尔在叙述人类的心理本质时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本身的认知就是形而上的。对于一个客观的外在之物，人对其是不可能完全认知和了解的。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其所看到的某一个特质拔高，认为该特质就是此物的全部特征的体现。人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时，在主体和客体不断分离的过程中时，人类为了保持生命的一种稳定性，金钱对一切客观事物价值的均等化和量化，人抓不住急剧变化的客体时，只能牢牢抓住作为中介的金钱。
齐美尔关于时尚的讨论也是紧紧抓住了这三个方面。
人是一种双重性的生物：普遍性带来生命的平静，特殊性带来生命的律动。在情感生活中，寻求专注于人和事的平静，也寻求旺盛的自我表现引起的斗争。
在对立的社会具体化中，模仿行为是被一种心理学倾向所维护的。在没有个性和创造性之处，模仿行为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的行为中的保证。但是模仿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创造性的活动，放弃了对我们自己及他人行为的责任。个体不需要做出选择，只是群体的创造物以及社会内容的容器。
对于社会而言，他必须要压制一切求变求新，强调的是一种稳定性的因素。被变与不变的历史争斗的社会生活包围的，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且充满活力的时尚，同时满足了这两种需求：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为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
时尚内容上是活跃变动，为时尚区别了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是一种个性化的标记。又凭借着等级性的事实，区分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体差异性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
从时尚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的角度来看，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
时尚是阶层分野的产物，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
时尚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它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标准毫不在乎。
时尚总是在下层对上层的模仿，上层不断抛弃旧时尚之中。而货币经济的流行必定会加快这一过程并使之显而易见：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所以相比于哪些要求一种金钱不能获得的个人价值领域，这里更容易借外在性与更高的阶层达致一致。
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时尚对外彰显了该群体的独特性，对内又使群体的成员具有了一致性。
时尚的生命在于它的独特性，时尚只存在于一部分人群中，时尚的发展壮大也意味着时尚走向死亡，广泛流行的普遍性代替了独特性。
追逐时尚的人，能够代表着一个群体却又能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常常是弱者才需要追逐时尚。他们通过时尚彰显出独特性，却又不会被群体排斥，不会依赖自我。而强者无论是否追逐时尚，他们都能保证自己是独特的，吸引人注意的；即便他们追逐时尚，也不会同化。
女性追逐时尚是有一定原因的。女性往往受制于社会的种种限制，遵循一定的惯例。对女性而言，时尚是一种稳妥的，符合社会期待的，又彰显自己独特的行为。尤其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空间的时候，女性的自我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出于补偿，女性就会在衣着打扮上越加华丽，表现出过度的，夸张的时尚。如果女性可以在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各种具体化的冲动在别的领域找到了充分的满足，女性就不需要通过时尚来发挥个性并获得与众不同的特征。
齐美尔关于货币的讨论同样如此。
现代性给予了个性自立生存、无可比拟的肉体与精神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生活的实际内容至高无上的客观性。现代性使主观与客观都相互独立于对方，使他们都可以纯粹而完全地进行自我发展。
在物物交换中存在着一种典型的个性与物质的相互依存，但是这种相互依存被货币经济消解了。货币造成了疏离与分隔的同时，又创建了一种极端强筋的联系纽带。同时，也正是货币获取了确定的具体价值。
现代的货币抹平了一切物的衡量标准，成为所有物的交换。劳动分工是促进货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分工是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工作，货币则成为这种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联结纽带。
另一方面，货币促进了人的自由与独立。在商品交易中人们对物品的生产者是完全漠视的，他只注意到了交易过程中的自我，其余的人在交易中都是非人格化的。货币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它还提供了一种行为动机的一致性，极大影响了以往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中的人性的虚伪。
货币经济使得一种完全普遍的利益和一种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有效的联系与交流的手段的出现成为可能；但它又允许最明确的保留权、个性化和个性自由的存在。后果就是现代文化的潮流奔涌向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方向：一头朝向作为社会循环之产物的一致与平等化，这种社会循环通过在平等的条件下将最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而变得愈益包罗万有；另一头是朝向最私人的事务的细致阐述，朝个人的独立与其发展的自主性。
货币支付帮助人获得了自由、自主，免于劳役，但同时也意味他放弃了相应的权力与义务。
客体的质的本性由于货币经济而失去了其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根据货币的价值客体持续地被要求估价，这最终使之成为唯一有效的评价方式；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那些无法用货币方式表示出来的事物的特殊价值旁快速掠过。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与意义从我们手指间一次次溜走，确定无疑的满足感越来越汉奸。所有的努力与活动实际上都没有价值。
货币系统普及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把货币这一获取其他货品的纯粹手段当成一种独立的货品。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与先决条件，向内生长成为一种终极目的。
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化是任何较高等的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性和问题之一。由于人类的意愿意志表达的复杂化，通往目的的手段越来越复杂。最终使得人们迷失在手段之中而忽视了终极目标的价值。货币是现代手段对目的的殖民的终极代表。货币在人与货品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缓冲地带，给人一种占有货币即占有一切的幻觉，由此许多人都在追逐着货币，而忽视了获得物品的价值与满足。货币的使用还使得人们的生活处处都在精打细算，所有的标准都在量化。
齐美尔的思想不仅如此而已。在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主要还是体现在社会整合和社会互动方面。
齐美尔认为，社会的存在是由于个体的需要而联结，而社会又是超越这种现实需要而存在的。个体与他人联系的群体联系性消除了孤独感，但是超出需求的交往又会成为一种情感负担。一种为了达到某种客观目的而不得不忍受的负担。在社会交往中，社交性要求个人隐去一切不利于交往的个人特质。社交的这种特性使得在不同的情况下，社交中的“我”要么是非人格化的，要么是主观的。长此以往，个体的特征，即独特性和本质上的完整性已被丢失，保留下来的东西知识哪些为了社会交往而被保留或被固定的东西。在社交性中，各种外在的竞争、刺激感官的手段的使用都是被允许的，目的就在于社交。除此以外，社交将个体那图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之中，使个体不断适应于这个系统。社交性的本质就是从人们的互动关系中排除了现实性，并依照内部运作且不为外在目的服务的正式法则建造空中楼阁。
社会排除了孤独感，在交往中又将个体的现实性排除掉，同时个体的现实压力也在社交中排除；因此对于某部分人而言，社交是可以排除顾虑，获得自由与轻松的。社交在这些人眼里成为了一种游戏，一门艺术。
齐美尔的社会整合思想则主要提在在其关于宗教的论述之中。在齐美尔看来，宗教是一种社会关系。宗教是在人与人交往的精神中独立出来的：人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在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奠定了某种基调。该基调一步步地提高，直到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是宗教。由于个体的发展是寻求个体的自由的、挣脱社会的整合的。因此社会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将整合的意识扎根于人的深层意识之中。从这个层面上解释，宗教就是社会整合的绝对形式。
2019.11
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与思想
一、韦伯的主要思想
马克斯·韦伯是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其思想与著作为此后的社会学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韦伯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理想类型的研究范式，划分了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的范畴，以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历史比较研究的方式，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理性的诞生进行了探究，对科层制度，支配的类型，社会阶层等方面均有所涉及。
韦伯通过对世界宗教的研究，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何以在西欧地区出现而非世界其他地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古犹太教》等一系列书籍，都围绕了着这一主题展开。韦伯对世界各地的宗教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只有在这种深厚的知识的积累上，才能对这些材料运用自如，以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我这次并不打算对韦伯的宗教思想进行深入的阅读。一是在本科阶段，我曾阅读过这些书目，虽然不得甚解，但对最后的结论也算有了一定的认知；二是韦伯的著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卷帙浩大，要是再将这些书从头再阅读一遍，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我还有更多的书目是从未阅读的。因此，对于韦伯的经典，我选择了《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是韦伯晚年的作品，但我认为这是韦伯最重要的作品。因为此书基本涵盖了韦伯所有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研究，是集大成之作。韦伯先从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出发，搭建了一整套的理论框架和基础，再从这些基本概念出发，分别论述了科层制度、支配类型、经济组织、宗教、法律社会学、理想类型等等方面。在论述过程中，韦伯采用了他最拿手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采用了大量的史学资料，对各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分析（这时一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式）。阅读此书，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韦伯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次是一名优秀的社会学家，最后是一名优秀的历史社会学家。首先，韦伯使用的历史材料贯穿古今东西，有别于涂尔干的原始性的宗教资料分析，以及马克思取材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现实；其次，韦伯提供了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区别于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孔德、斯宾塞等人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使用，可以说是开辟了一条社会学研究的独特的道路。
二、《经济与社会》
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他根据已有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并划分出了各种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实际的生活并不完全重合，而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的类型。例如对于社会行动，韦伯划分了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传统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而社会行动的概念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研究所涉及的行为、组织、宗教、冲突、阶层、法律、秩序等社会学所关注的内容都是给予社会行动的概念而产生的。
韦伯在对基本概念的介绍时，是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的。例如对于经济行动的解析：韦伯首先对经济行动做出了概念上的界定，即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以经济目的为取向。而后，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经济能动群体、经济组织、经济调整组织、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组织。而经济行动的主体会通过交换、市场、信贷、支付、货币等形式手段来达到盈利的目的。通过对货币经济的分析，韦伯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并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为二者的典型代表。
韦伯对于经济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性因素，而经济是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所有的一切社会变革、社会矛盾的产生，最终都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的经济观则完全不同。在韦伯看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不同的共同体所具备的经济观念不同。经济组织可能是以营利取向，也可以能是以经济为维护秩序的手段为取向。建立在传统和情感基础上的家庭组织、军事组织、建立在仁爱和慈善基础上的宗教共同体，都表现出一种共产主义的特质，在这些共同体内部，乐于劳动和不加计算的消费，是他们非经济观念的特有结果。在经济领域内部，经济因素并非完全自由的。纸币的发行完全由国家控制，作为一种特定的凭证形式，其形式效力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或法律确立并保证，实质效力则来源于社会和市场的认可。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影响也有着较大的差异。一个突出的表现在于财政制度，在韦伯看来财政是政治实体为共同活动供给经济上的稀缺手段，并大致划分了三种不同的财政模式：间歇性得以纯粹自愿的或强迫的贡献或劳务为基础的财政；长期财政可以进而组织直接控制下的生产机构为基础；利用与特权相结合的负担手段，以公益性派捐的方式组织财政。韦伯是这样总结的公共财政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影响的：一个纯粹基于实物交换的政治实体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是这种财政束缚了生产结构，生产的何种物品取决于实物交换的要求；二是这种变相的劳动力充公，阻碍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在韦伯的理想类型范式中，关于支配的理想类型的分析是最为典型。在他看来，不同的支配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从而取得正当性，从单纯的习惯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算计。任何名副其实的支配形式都会包含一种最低限度的资源顺从，即在服从中获得利益。组织内部的支配，可能是由于下级出于习俗、情感纽带、纯粹物质上的利益情节，理想动力而服从其上司。对正当性的信仰也是支配的以产生的原因之一。根据正当性要求的效力建立的基础不同，权威被划分为三种纯粹类型：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理型统治、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传统型统治、建立在超凡魅力基础上的卡里斯马型统治。
理性的合法权威的基本范畴包括：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持续的公务行为；一个特定的管辖范围；官职组织遵循的是等级制原则；调整官职行为的规则可以是技术性规则或规范；行政班子成员应当与生产资料或行政手段所有权彻底分离；在理想类型中，也完全不存在任职者对其职位的占用；以书面形式阐述和记录下来的行政法令、决议和规则，即便在口头讨论时就已经是规则了，甚或已经有了强制性；行使合法权威可以采取非常多样化的方式。行使合法性权威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利用了官僚制行政班子的类型。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最优越的管理组织制度：高效、严密、精确、专业、稳定、纪律严明、可靠都是官僚制的突出特点。现代组织形式在在所有领域中的发展与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和持续扩张是完全相辅相成的，而官僚制的优越性主要来源于技术知识的作用。官僚制支配会产生的社会结果：在最大可能根据技术能力招募的基础上形成了“扯平”的趋势；为了尽可能长期地进行技术训练而形成了财阀政治的趋势；形成了形式上非人格化精神的支配。
在传统型权威统治中，权威的行使者是主宰者，行政班子由个人侍从，被统治者是传统的“伙伴”或“臣民”，决定行政班子与主宰者之间的关系是个人的忠诚。在这种支配中，服从对象是出于传统或者被传统主宰者选定而占据权威的个人，其权威的正当性一部分来源于传统，一部分来源于在传统范围内抚育主宰者的酌处权。因此，传统型权威的行动范畴受制于特定的传统，或免于特定规则的束缚。老人统治和原始的家长制是最基本的传统型支配类型。
只要个人的超凡魅力能够得到证实、公认，只要追随者与信徒体验到了超凡魅力的益处，这就是超凡魅力权威的唯一正当性基础。其中直接卷入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超凡魅力个人品质的效力和应用为基础的不折不扣的个人关系。超凡魅力型权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权威的继承：依据合乎权威地位所要求的品质标准去寻找一位超凡魅力型领袖；根据神谕、抽签、天意或者其它选择办法透露的启示，新领袖的正当性依赖于选择办法的正当性；原领袖的指定，并获得追随者的承认；由有资格的行政班子制定，并由共同体给予承认；亲属或血亲，遗传性的超凡魅力。
不管是何种权威类型，都存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群体，他们具有限制权威的功能。例如在家产制和封建制中，有些身份群体可以对特权进行限制；官僚组织也会面临着特殊机构的监督、限制。这些团体会通过一些权力的分割或对权力的限制监督而对君主的独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团体的针锋相对也可能会产生不了这样的结果。团体对独断权力的制衡，可能是由于可获得的利益，也可能是因为君主对不同团体的制衡。
不同的支配类型对于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韦伯指出，超凡魅力型权威的统治主要依靠馈赠、施舍、自愿的供给来获得经济支持，这是完全违背了经济活动的营利的根本目的，因而从经济理性角度来看，超凡魅力需求的满足是典型的反经济暴行。传统型权威的统治必须极力维护传统，避免变革，因而传统型支配对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通常都表现为普遍的强化传统态度。法理型权威统治是最有利于货币经济的发展的，尤其是官僚制。官僚制的非人格化使得官僚们将其作为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获取的报酬主要形式是货币，为了保证其获取报酬的稳定，官僚们首先要保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官僚制是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推动力量。同理，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所区别。指定实物的实物税摧毁了市场。首先国家指定征收的物品限制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自由，另一方面，实物税无需以物易物，产品无需转换成货币，市场成为无用之物。
在《经济与社会》中，也涉及到了宗教的问题。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同，在这里的宗教更多的是考察不同群体的宗教信仰的差别，以及宗教与理性发展的关系。在韦伯看来，对宗教和神的崇拜，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对某种生产和生活的良好期待；而对神的功能分类，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生活的理性思考和主观价值取向。
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理性基础，因而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农民的命运受到了大自然的牢固束缚，深深依赖于生物过程和自然事件。经济上几乎完全不以理性的系统化为取向。因此，一般来说，只有在受到奴役或无产阶级化的威胁的时候，农民才会成为宗教的载体，不管这种威胁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政治力量。而小资产阶级倾向于某种理性的伦理宗教。从事手工业、商品经营的城市居民，不需要影响自然的神，而是更崇拜诚信的原则。他们期盼按原则形式会获得相应的回报，因而会对包含“补偿”的世界观青睐。武士、贵族、大金融家们是不会推崇补偿的世界观，而更信仰政治权力、战争——以一种经济理性的视角。
除了出于理性主义的需要之外，宗教对于人的意义还在于理智主义的要求，即人需要建构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例如救赎论。救赎是建立在一种核心而恒定的个人品质上的，信教者通过仪式、善举、自我完善的努力而得救。天主教认为须在上帝的许可中行事。清教徒认为通过自己的经济能动性来证明自己的宗教成就。清教徒尽量最大可能地本着良心做生意，因为通过他的理性主义合法行为，他的山野能动性事实上已经具体体现为整个生活模式的一套理性方法。他按照自己的判断使他的道德模式具有了正当性，而且在他所处的共同体范围内，它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绝对无懈可击的。清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牟利行为加以理性的道德限制。因此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成分是不足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精神才可。这一观点其实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论点。
现代西方社会被认为是契约社会，合法性的取得对于许多行为而言具有举重若轻的作用。韦伯对西方法律及其社会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大致存在于政治、经济、家庭等方面。政治上，法律是对权力的确立与权力的制约（制约主要通过权力分立的方式）。现代法律与经济的关联表现为：法律给予契约合法性，保护契约双方；于个人而言，法律确认了家庭关系中继承权，以及对于个人订立契约的保证。例如在家庭婚姻中，为了确保女性及其子女在婚姻中受到保护而不会被卖出，婚姻关系成立时，女方会给男方一份嫁妆和婚书，作为契约成立的凭证。因此婚姻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婚姻制度本质是一种经济制度。契约保证了婚姻的合法性，确立了正妻及其子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相应的责任、义务、权利，与其他庶妻、庶子女区分开来。
法律的制定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一方面，法律居于了经济活动、市场交易的七月以合法性和法律保证，这时有利的方面。另一方面，法律确认了股份、转让、流通行为的可行性，这是使经济活动活跃的优点。再有，法律也对不同的组织模式起了引导、规范的作用。
不同的法律行使的方式和过程将导致法律具有不同的性质。法律先知们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大量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又逐渐发展成为不同的法律。例如教会等级制度以及家产制君主权力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追求高度的形式上的法律精确性，而是在于发现一种最适合于当局的通权达变和道德目标的法律类型。
法律的技术理性发展得益于法律形式主义，法律要保证制度内部的个人与群体拥有相对最大的自由度，并使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去预测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调整亲属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原始程序，都具有严格形式主义证据规则的特征。
韦伯关于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权力、声望的讨论是紧密结合的。政治共同体需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有一定的领土；具有使用物理暴力支配领土的可能性；社会行动并非仅限于满足共同体经济框架内的共同经济需求，而是更普遍地调整着领土之内居民的相互关系。现代国家的概念是政治组织垄断合法暴力，它被视为物理暴力的全部正当性的最终来源。暴力的应用规则实现了理性化，它在正当性法律秩序的概念中达到了顶点。政治组织通过法律的正当性和暴力的垄断获取了政治权力，并通过权力获得声望。人们通常都把那些体现了权力声望的实体叫做“大国”。权力的声望实际上意味着权力支配其他共同体时带来的“荣耀”，它意味着权力的扩张，尽管这种扩张并非始终表现为合并或臣服的形式。在国家这一政治实体中以各种方式享有特权的各个阶层，自认为是在该实体成员之中传播的一种特殊文化的特殊伙伴。在这些圈子的影响下，赤裸裸的权力声望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其他特殊形式的声望，尤其是民族的观念。对于民族观念的支持者来说，它与“声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观念最早的、也是最富有活力的表现是天赐使命的传说。人们期待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负起使命。这种早期观念的另一个要素是只有给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群体培育出自身的独特性，才有利于完成这种使命。同时由于要从使命内容的价值中寻求自我辩护，这种使命只能以一贯之地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使命。民族的重要意义通常都是植根于文化价值的优越性，至少也是不可替代性之中，只有通过培育群体的独特性才能保存和发展这些价值观。
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形成了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首先，经济因素决定权力与身份秩序：经济权力的出现可能是在其它基础上存在的权力所带来的结果，人追求权力并非仅仅为了在经济上使自己富有，也是为了所需要的社会荣誉。社会荣誉和声望往往也会成为经济权力的基础。在一个共同体中参与社会荣誉分配的典型群体之间会形成一种社会荣誉分配方式，一般称之为“身份秩序”。其次，由市场状况决定阶级状况。韦伯认为阶级是社会行动可能而常见的基础，它的意义为：许多人的生存机遇中共有的一种特定的因果成分；这种成分仅仅体现为占用货物或收入机会时的经济利益；它是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得到体现的。许多人为了交换的目的在市场上进行竞争，而物质财产处置权在他们当中进行分配的方式本身就创造着特定的生存给予。“财产”和“无财产”就是所有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在这些范畴中，一方面是根据可用于营利的财产的性质，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能在市场上提供的服务的性质，阶级状况还会进一步分化。阶级概念的真正含义之中就在于，市场给予的性质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构成了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状况最终就是市场状况。最后，一个阶级所属成员的大众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社会行动”以及可能的联合体，这与一般的文化条件，特别是与某种知识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已经形成的反差程度有关，特别是与阶级状况产生的因果关系的透明度有关。在韦伯看来，阶级的真正位置是在经济秩序之中，身份群体的位置是在社会秩序之中。在这些领域内，阶级和身份群体彼此影响并影响着法律秩序，反过来又被法律秩序所影响。而“政党”则属于权力的领域，他们的行动都是以获取社会权力为取向（以影响社会行动为取向，而不论社会行动的内容如何）。
社会行动的所有领域都会毫无例外地受到支配结构的深刻影响，不定性的社会行动中产生的联合体，原因就是有了支配以及支配实施方式。任何支配都要通过行政来体现并发挥功能；任何行政都需要支配，因为它始终需要某人掌握某些命令权。在不同的支配形式中，韦伯讨论了封建制、家产制、采邑制等不同的支配制度。西方的封建制是家产制的一种边缘情况，倾向于把领主和封臣的关系常规化并固定下来。由于采邑是封地的常规目标，因此一切真正的封建结构都有着家产制的基础。在典型的封建制地区，封臣的权力都是契约性权力，而且可以重新缔约，同时也可以按照工人的规范进行继承，这一事实对于权力的划分所产生的定型作用远远超出了俸禄制结构下所能达到的程度，而且使它非常缺乏弹性。一旦封地所有者构成了一个自治的合法群体，等级制政治实体就会应运而生，主要是因为定了型的刚性封地与特权不得不去适应异常的或新的行政需要。这些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不断新生而又迫切的行政人物会产生出一种君主官僚制，它注定将瓦解等级制政治实体。新的行政任务的性质到处都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去创设常设的代理机关、固定的管辖权以及程序性和职业性资格。支配结构不仅通过商业技术手段创造，更多的是借助于它所确立的精神气质影响着各民族的普遍习性。制度塑造着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有反过来维护和加强这种制度。以采邑制决定社会分层，就会利用个人效忠和封建的荣誉法则作为形成政治内聚力的手段；家产制则为当权者提供了一个财富聚集的狩猎场。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与结果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家长家产制远比封建制更能容忍社会流动和获取财富：若干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越是使他们必须事发得到流动货币资本，那么私人资本在家产制国家中的特权就越是发达；而封建官员依靠固定的的薪金，自然会对获利冲动产生厌恶，自然看不起商业获利者。
韦伯对西方城市兴起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在期间穿插了它的政治、经济、阶层等观点。例如韦伯对于古代城市的梳理：最初在城市生活的居民，大多依靠商业、手工业维持生计。奴隶主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利益，会允许他们的奴隶参与到城市的商业经营中。与此同时，古代城市的政治制度是简单的直接民主政治，由于城市公民权的限制以及时间、金钱的区别，行政职位往往由家底充实、不依赖官职获取生活资料的人来担任。渐渐的这些有限阶级便成为城市的贵族阶层。那些在城市进行商业经营的奴隶通过商品交易获得了金钱收入，他们可以交付赎金恢复自由民的身份。城市的手工业经营者们结成了行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会也随之发展壮大。城市新兴的居民们开始谋求相应的政治权力，因而与垄断行政的贵族世家们形成对立的局面。
纵览全书，不难发现，韦伯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就在于社会行动这一概念之上，而类型学的研究则是韦伯论证的主要方式。韦伯倡导的是因果多元论，因此我们看到经济与政治、权力、声望、阶层、支配结构、宗教制度等社会因素，都是在相互影响着。不同的社会拥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就出现种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除此之外，理性发展的过程也是韦伯研究的一条主要的线索。经济理性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基本和基础，商业的发展、宗教的改革、官僚制度的扩张都促进了理性的发展，而理性隐含在人们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之中，导致了不同的社会行动取向，产生不同的社会行动，社会行动最终作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经济结构、政治制度。
2019.1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三）
《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反杜林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还在于，通过他们的著作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一的理论学说，而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学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血淋淋的事实，向无产阶级工人们展示了无情冷酷的资本家们是如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压迫剥削他们，直至今日，《资本论》中所论述和揭示的理论对当代青年仍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共产党的指导性文件，它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该如何进行，提出了无产阶级联合——共产党的党纲。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提出了“异化”的观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哲学家思想的批判，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哲学观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性回顾，向人们叙说了路易·波拿巴这一流氓头子上位的荒诞的历史事件。《反杜林论》是恩格斯针对杜林所提出的所谓的学说，一一反驳，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系统综合。
马克思曾说：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19世纪。工业革命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快速兴起，社会快速地被割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状态。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的阶级，必须采取手段，使自己摆脱任何剥削。阶级斗争是有效手段，其结果无非是两种：整个社会受到改造，或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然会取得必然胜利。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内含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结果；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工业的兴起而发展而壮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贫富的两级分化，众多的贫困人口必然导致社会的灭亡。因此，资产阶级是无法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而无产阶级却可以。基于此，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的共产党，他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斯看来，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根本，消灭私有制，即使破除了财产的占有，真正实现了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的社会格局。共产主义是，且必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当然，这些只是马克思基于19世纪的社会历史现实所提出的构想，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我们再回顾自《共产党宣言》成书以来的历史，我们也发现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走向灭亡，至少在2019年的今天是还没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各种社会性危机之中，其社会科学家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解决了或者说减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前提：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大部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简言之，辨证法是指要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客观地、发展地看待事物。即在肯定中否定，看到事物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要看到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要区别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形而上的思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是这样的：黑格尔自己提出了辨证的思想，打破了绝对真理的思想禁锢，却又给自己的论述加上了句号，是自己的理论成为了绝对真理。除此以外，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都进行了批判。黑格尔认为物质世界是绝对的外化，否认了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费尔巴哈过于强调人的道德，并将其简单的归于“宗教”，而机械的唯物主义则将社会历史视为简单的机械运动，有变化而无发展。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以路易波拿巴的上位为切入点，记录的法国大革命的全部经过，深刻地展现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法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可笑之处，并对历史英雄主义进行了批判。拿破仑作为法国的皇帝，战功彪炳，虽滑铁卢一役后风光不再，但对于处于社会变革时期法国和法国人民而言，拿破仑或者拿破仑那样的人物被寄予厚望。路易波拿巴作为拿破仑的侄子，就这样登上的历史的舞台。但是波拿巴除了在血缘上和拿破仑有那么一点关系，并无一点相似之处。波拿巴在上位之前完全就是一个地痞流氓，在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他四处讨好，收买人心，卖官鬻爵，贪污腐败，中饱私囊。表面上的虚情假意已经不能掩盖其内里的肮脏。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借助阶级的对立，党派的争斗，议会的矛盾，一步步往上爬，将自己粉饰成了新的拿破仑。多么讽刺！
另外，在本书中，这段历史其实是展示了执政权在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更替的过程。并且在其中历史性的总结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历史运动的规律，虽然今天的现实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未完全验证这个规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是其他领域的斗争都会明显的表现为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又受到特定的经济历史条件所限制，包括生产的性质和方式，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经济发展水平。总而言之，这也是论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的核心论点，验证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对无产阶级工人进行分析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异化”。异化劳动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1.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2.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4.人同人相异化。生产资料、产品成为资本家的私有，工人与他所生产的产品完全分离，他所拥有的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和它的产品分离了。在资本家眼里，工人只是作为工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而存在。工人存在的价值只不过是劳动力的载体，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工人创造着商品，同时商品也在创造着工人。劳动创造产品，工人却不再拥有产品，产品与劳动不是同一的存在，变成了对立的存在。工人作为人的存在已经被无视，资本家只需要通过工资以满足工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以便源源不断的生产劳动力即可，而工人作为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身份已经磨灭掉了。
“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社会流动相关著作（一）
《精英的兴衰》帕累托
《有闲阶级论》凡勃伦
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中建立了一个模型：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旧精英的衰落和新精英的上升过程。旧精英是现阶段和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统治阶级，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内社会的政治、经济。但是旧精英统治社会很久以后，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此时在非统治阶级中，就有一些新精英，带着他们新的理念，取代旧的统治精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帕累托的这一理论视角，是站在新资产阶级的角度去分析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帕累托认为新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资本，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手段，逐渐站上了政治舞台，推动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与新资产阶级相对的旧精英阶级实际上就是指曾经的统治阶级——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帕累托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在为资产阶级掌握国家工具成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例外，帕累托的这一理论将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视为“落后的，愚昧的。毫无精英气质的”，他们只能够作为底层的被统治阶级，不可能也无能力成为精英，成为统治阶级。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用辛辣讽刺的语言对有闲阶级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分析，提出越位休闲的观点，并对妇女追求平等的评价。有闲阶级的最大的特征是，不从事生产性劳动，不已职业的酬劳作为生活的必需，主要是追求“功勋”和“荣誉”。有闲阶级的出现与私有制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正是私有财产的确立，人们对于金钱、资产的追捧，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心理，也促使了有闲阶级的稳定存在。另一方面，有闲阶级的妇女从事的事业（并不是职业），进行的休闲活动、消费活动，奴仆的专业性规范，表面上看是其个体在进行休闲。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越位，不管是女主人或者奴仆，他们的行为只是代表了男主人的身份地位，代替男主人向社会彰显其有闲阶级的地位和财力。因此，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里，女性的地位都是很低的。在今天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较之有所提高，但是要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女性在进行各种消费的时候，不也是在代表这个社会在进行越位消费，消费水平越高，不也彰显着这个社会的经济水平越发达？
2019.6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二）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扛鼎之作，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彻底的分析和批判，是无产阶级受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教科书。它的诞生可以说是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口子，将资本主义真正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并且《资本论》的内容和理论的科学性已然经过实践和历史的证明，在此书面世的二百余年后，它仍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书目，书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它对于现代人对现代性、经济社会的认识和反思，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资本论》全书三卷。第一卷出版较早，马克思在其中揭示了掩盖在商业贸易的合法外衣之下的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工人的剥削，分析了商品的价值来源，劳动力价值和掩盖在劳资关系之下的无酬劳动和剩余价值，指出了资本积累的罪恶和血腥。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较晚，是由恩格斯等人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整理而出版的。甚至在《资本论》的第三卷最后，马克思对于他所想要论述的问题还未完全写成，十分可惜。第二卷和第三卷可以说是对于第一卷内容上的扩展、补充、进一步论述。第二卷主要是分析了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几种形态以及循环，第三卷则是进一步对剩余价值的说明，解释了剩余价值是怎样掩盖在利润的外表之下，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利润怎样转化为平均利润。还介绍了股份制度、信用制度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利息、地租、产业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企业主的收入来源等等问题。
此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内容的纷繁复杂。首先在概念上，就涉及到了价值、使用价值、劳动力价值、交换、货币、流通、劳动力、可变资本、不变资本等。这些概念之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马克思的论证体系。其次在论证过程中，马克思的科学性严谨性展现地淋漓精致。他并不是空口无凭，自说自话。一方面，马克思在写作前大量阅读了早期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例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私以为这些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启发马克思的灵感的同时，也让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缺陷与不足，成为马克思进行论证的反例。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当时无产阶级工人的工作、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对资本家们的资本经营也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这些一手或二手的资料为马克思揭露资本为了增殖，为了取得无酬劳动和剩余价值提供了真实生动的证明。再次，本书中为了论证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更深层的现象，必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公式。马克思在推导这些公式时并不是数学式的、干枯的，而是形象而生动的。他借用了当时最为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营模式为背景，例如最简单棉花售卖，纺织厂等，以相对平白的话语，由浅入深，向读者一一展示他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认识。《资本论》一书不仅因其科学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也因其可读性而成为唤醒无产阶级、揭示资本主义的大众读物。但是，《资本论》并不是一本“好读”的书。其内容的繁复，论证过程的详细，甚至于其作者本身的思想高度，都使得《资本论》成为一本极具挑战性的书籍。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然勉强可以算得上将《资本论》读完，马克思在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也能大致掌握。但是，对于这座宝藏山，我只能说我还只是站在了山脚处，还在不断仰望其峰顶而已。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马克思的名句，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私以为，这句话即使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评价，也是《资本论》一书成书的初衷。
最早的时候，人们实行物物交换（W—W），产品归生产者所有，此时产品对其所有者而言具有价值却不具有使用价值，因此生产者用手中的产品与对方进行直接交换，取得对方手里的对自己有用的产品。随着物质需求的提高和交换的扩大，人们借用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作为产品交换的中间。此时的交换过程变成了商品—货币—商品（W—G—W）。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W—G，卖，商品的第一形态，“商品的惊险跳跃，跳跃失败，摔坏的是商品占有者”；G—W：买，商品的终极形态。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和地区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交换。一个问题是，产品交换或是商品交换，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商品之间的价值是相等的，那么其价值是如何衡量的？以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虽然每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的时间是不同的，但这只是具体劳动上的差别，在社会总体上而言，人们的劳动是相同的，但这个概念是抽象的。这就是马克思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别。什么是劳动力？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而劳动力的价值则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受到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影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给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存。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的占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而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而且：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他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的一无所有。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这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
劳动力的使用即是劳动，劳动过程即使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时间。而且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价值的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而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中体现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值，是剩余劳动占必要劳动的比。如果把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当作工作日的话，那么必要劳动加剩余劳动就是一个完整的工作日，就等于工人生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时间与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资本家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一般会采取两种手段：第一种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取得绝对剩余价值；第二种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取得相对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知识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除此以外，资本家还想尽一切办法压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降低了工人的学习费用，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劳动力的贬值，其实就是资本的增殖。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大机器生产使工人的相对人数减少，绝对人数增加。机器生产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和自然界限，无限度延长了工作日，并且排挤工人，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代替的劳动力，而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当社会强制限定工作日的长度后，资本家只能极力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积累过程，是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转化为商品，商品出售实现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一般的规律是，当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加而增加；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迫害人的：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挤进城市中。但是人口的增加却使使这些工人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例如只能租住狭窄阴暗的房屋。人口越来越多后，富人从城市中心搬出，留下的大房子会被房东出租给工人。工人居住在这些与他们完全气质不同的环境之中，得不到自由。当资本主义危机来临的时候，工人的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仅比监狱的犯人要好一些。工人的家庭是全家人挤在一起，物价上涨、停工、生病，只要发生其一，都会毁灭一个家庭。而且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农业人口、农业的投资越来越少，投入工商业的资本则越来越多，农民破产而沦为无产阶级工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者握有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而原始积累是伴随着征服、奴役、劫掠、杀戮。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是对封建地主的打击，是将人民从贵族特权之下解放出来，但是又使人进入了另一种压迫和剥削之中。例如圈地运动，又被成为是“羊吃人”的运动。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浪者，他们在工厂中只能找到最低等的工作，拿到最微薄的收入。例如资本家用暴力手段压低工人工资，并利用自身的财势影响律法，以法律形式禁止结社。例如为了降低预付资本而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对童工的压迫，非法延长劳动时间，无视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各种运动不断被镇压。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已经内含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并，大资本相互联合形成垄断和寡头。集中的最终结果，其实就是生产的社会化。
2019.5
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及社会学方法（二）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社会学与哲学》
一、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是涂尔干的代表作之一，其另有译名《社会学教程》，为涂尔干的社会学课程讲义的整理。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主要论述了法团与国家、职业与民主、民情与权利、道德与政治，被称为“民情和权利的物理学”。
涂尔干指出，道德具有个体道德和集体道德的区别。个体道德与个体有关，源于人的天性，不会随着个体的变化而变化；集体道德与个体道德相反，常见的集体道德有：家庭道德，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
集体由个体构成，但又不同于个体。集体的利益，对个体的规定与个体的利益是存在差别的。如果集体不对个体关系调节，制定相应的规则，那么个体就会自由发展，集体也就不成为集体。因此职业群体必须要有其各自的伦理。职业伦理的发展基于职业群体。职业群体越紧密，联系越密切，群体越牢固，情感越相似，公意更易于扩散，因此职业伦理越发达，其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的组织就越稳定和牢固。相反，涂尔干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是不具有职业伦理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活动是利益的竞争。由竞争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会带来情感、道德的租用，反而会使社会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竞争状态。经济竞争是无道德的，因此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必须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
国家是主权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是社会集体的集中代表，它的决策、行动代表社会的最大公约的意识和利益。在政治社会中，国家是最高机构，公民道德所规定的主要义务则是公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涂尔干指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保证个人形式自身的自然权利。而个人的自由则是在各种集体力量的牵制中得以产生的。道德有社会产生，国家作为社会中的最高形式的组织，自然会维持社会的道德。另一方面，社会中的个体也有一种自然的维护内在的道德感。因此当国家面临敌对状态时，公民会自然而然地维护自身做所处社会的对内的组织，即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
民主制的定义有两个层次，一是指政府意识的扩大，二是指政府意识与众多个人意识存在非常密切的沟通。涂尔干认为，民主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委托代理。而在国家与个人的练习中，必要有一个处于中介位置的次级群体：地方组织或职业群体。真正的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代表，而是通过某种补一句个人分配的角色，从而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各种经济、政治活动使社会变得无序。社会需要一个最高的组织形式，以外在的强制力量对社会进行管控。这个组织必须要能够代表社会的最大公意，国家因此产生。另一方面，国家距离社会里面的公民由太过遥远，因此需要寻找一个群体，介于公民和国家之间，使得公民和国家有机联系起来。涂尔干认为这个组织就是职业群体。
涂尔干认为，群体是个体实现自身权利的途径。例如财产权的确认。财产权是一个重要的个人权利，它与占有权密切相关。人们对物的宣称所有，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时空一致的占有，而是意志上的占有。宣称所有是个人的意志，但在集体意识的作用下，个人的占有被他人认可，占有权从而成立。我们无法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去考察财产权，因为最早的时候，占有是指对物的占有，包括所有意义上的物，并且此时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体的（当代社会也是如此）。因此财产权的定义应从集体的角度入手：财产权是既定个体排除其他个体或集体使用既存物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涂尔干认为财产权的起源是有一定的宗教基础的，宗教将物区分为神圣与世俗，从而区分了物的独特性与大众性，独特性成为了占有的基础。
二、社会学与哲学
《社会学与哲学》实际上就是一本小册子，里面主要论述了一些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是以社会学的学科角度去看待这些哲学问题，因此也可以说是社会学问题。由于我对哲学实在是不感冒，因此在阅读这册书时并没有太大的感受，仅有的一些理解也只不过是对涂尔干在之前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一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例如：
我们很难从事物现象层面进行思考，只能从现象所表现的特征方面进行思考。
个体意识是集体意识的基础，但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是不相等同的。
有普遍的道德也有个人道德。个人道德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因而无法考察。
道德可由规范表现，违反规范会受到不同的惩罚。
社会是个人的合力，又完全超越于个人之上。
“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社会赋予了“我”。
……
孔德与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
《论实证精神》
《社会静力学》
孔德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斯宾塞则是社会学的先驱。其二人的思想理论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主要是提出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三阶段”学说（神学——形而上学——实证），并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几个特点，说明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主要是从横向上论述社会的平衡状态（与动力学相对）。全书围绕“如何实现最大幸福”的主题，分别从道德、平等、个人权力等方面，国民教育、卫生、妇女权利、济贫法等侧重点，详细地说明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思想。
其实之前在阅读涂尔干的著作时，我们能看到斯宾塞的思想对于涂尔干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其实在本书中，斯宾塞已经提出，人要获得最大程度的个体化，就趋向于更多的依赖。这一点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思想不谋而合。涂尔干在论述社会分工时也提出，社会分工越是复杂，人就越是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个体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个体对于社会的依赖更加深化。另一方面，斯宾塞的思想也不仅仅是影响了涂尔干而已，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斯宾塞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并且从各个部分去论述社会的平衡状态时，这些部分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这其中已经暗含了功能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帕森斯、默顿等人所提出的功能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斯宾塞。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社会学家。其二人的著作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各个社会科学，并且极具真理性、实践性、人民性、真实性。但是其二人的理论著作又以艰深晦涩闻名，是每个社会科学学生难以攀登又不可不攀登之高峰。因此我打算从本月开始，阅读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著作。首先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
《家、私、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它只是马恩选集中的一篇，是恩格斯对于家庭制度、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思考的完整论述。我与这本书的缘分其实是源于本科阶段“家庭社会学”这门课程。该课程的主讲老师将此书作为课程主要参考书目，并在考试中也着重考察了此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到现在才将此书完整阅读。
《家、私、国》借用摩尔根将人类文明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指出人类的家庭制度也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变化。恩格斯划分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1.血缘家庭：按辈分划分婚姻集团，排斥前后辈婚姻但不排斥同辈。2.普纳路亚家庭：血缘家庭之上进一步排除兄弟姐妹的婚姻。此时甥、侄、表、内、外等称呼形式成为有必要且有意义的。3.对偶制家庭。4.专偶制家庭。
恩格斯指出，婚姻家庭制度的这些改变，与生产方式、私有制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专偶制的出现。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群居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开始时社会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基于性别的天然属性而将女性留在部族内部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狩猎劳动。此时的男女劳动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而且由于条件的落后，并要保证族群的延续，女性在部族内部的地位是超凡的。因而此时的群婚制度，使得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私有制出现，此时男性为了保证自己的私有财产以及财产的继承，就必须明确所生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自己，因而出现了排除他者的“专偶制”。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不断下降。专偶制度使得女性的家务劳动失去了原来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负责家务而被社会排除在外，直到大工业的发展，女性（无产阶级的女性）才重新获得了进入社会的集会。但此时，家务劳动仍然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现代家庭仍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之上的。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让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因为在家庭之中，丈夫的责任是外出工作挣钱养家，因此丈夫在家庭中成为了特权阶级，相对的妻子则成为了家庭中的无产阶级。因此，将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家务料理、子女教育再次成为公共事务，如此才能获得女性的解放。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实质上也是在论述证明了其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
那么，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
恩格斯考察了不同的氏族，例如伊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梳理了这些氏族的起源、发展和特征，总结了氏族的消亡和国家的产生的内在联系。恩格斯指出，氏族部落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家户经济的共产制，但是随着几次的社会大分工，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领域不断扩大，随后还出现了阶级的对立（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手工业农业分离，商品贸易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社会阶级划分，最后还创造了不生产只交换的商人阶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迁的力量。氏族的家户经济共产制被私有制代替，原本就不具备强制性的氏族统治力在面对阶级斗争时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寻求来源于第三方的强大的力量来压制他们，国家由此产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被定义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雅典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罗马的氏族社会变为封闭的贵族制，贵族之外是人数众多，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国家；德意志国家是直接从政府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因为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2019.4
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及社会学方法（一）
《社会分工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原始分类》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一、涂尔干
埃尔米·涂尔干（Emile Durk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的创建者。涂尔干被誉为社会古典三大家，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一生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尔干主要澄清了社会学的独立研究对象——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由先行的社会事实所造成，并以外在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人们的意识。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的特点，是普遍存在且具有独立状态的。
涂尔干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澄清，在使社会学成为社会学具有意义。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天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研究客观物质的运行和存在的规律，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星辰。可以说，每一门科学成为科学，并与其他科学区别分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该门学科具有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方法论主要分为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主要从微观层面探讨问题，整体主义方法论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问题。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了要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的这一基本准则。涂尔干指出，在孔德、斯宾塞阶段的社会学是停留在观念阶段。而要超越这一阶段，是因为社会事实是科学的论据，并且一切社会事实都具有物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涂尔干也提出了几个定理：摆脱一切预断；根据共同外在特征对社会事实进行分类；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来理解社会事实。这些定理至今仍是社会学研究时必须遵守或需要考虑的。例如摆脱一切预断这一定理，与韦伯所提出的“价值中立”观点相似。社会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必须尽可能排除研究者自身的主观观点和预设，从而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还区分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等方法论原则。这些准则在涂尔干的其他著作中都得到了详尽的体现。例如，涂尔干在论述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时就注意到了社会形态学事实在进行社会学解释中的重要意义。总而言之，涂尔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主要具备三个特点：独立性与实用性；客观性；社会学性质。
三、社会分工及其起源
社会常常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要摆脱失范只能重建秩序和规则。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规范的制定不能依靠强权、国家或社会，但是可以从法人团体出发来建立。法人团体是同种职业人群交往集合而成的组织，是社会中家族控制减弱后的另一种有效组织形式。法人团体中的共同利益和集体意识会产生道德影响。法人团体要扩展其地域性和功能，不仅限于单独的职业性质。因此，法人团体将会成为社会的结构的基本要素。
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意志的定义：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综合，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这种行为就是犯罪。集体意识赋予代表共同意识机构以权力，当集体意识被侵犯，就代表这些机构被反对。机构打击犯罪即是维护集体意识，也是维护自己的权力来源。涂尔干称这种惩罚性的法律为压制性法律。以压制性法律为主的社会被称为机械团结社会。此外，有一种法律不是惩罚，不代表集体意识。它处于社会之中，代表着某种社会关系：回避或是协作。这种法律被称为恢复性法律。以此为主的社会被称为有机团结社会。协作性法律和恢复性制裁所规定的关系以及它所体现的团结，都是从社会分工中产生的。在涂尔干看来，集体的共性和个人的个性是背道而驰的，增加个性意味着否认集体的共性。集体意识越强，个人就越不存在。因此，机械团结是泯灭掉人的个性；有机团结则是建立在人的差异性之上。
以往人们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分工的发展而忽视其他社会因素。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涂尔干指出，社会生活给人们带来团结感，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增加带来竞争，正是团结感和竞争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涂尔干分析了劳动分工的起源之后，进一步讨论了分工的反常形式和强制形式。
四、宗教社会学及其相关分析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原始分类》以及《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涂尔干讨论了不同的内容，但是在探讨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原始的初级的部落和社会形态作为论据。涂尔干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但是事物的本质却不会发生变化，它只是被纷繁复杂的外在表现给掩盖。因此越是接近事物的原初状态，我们就越能够清楚地发现和观察事物的本质。因此在讨论宗教的性质、讨论乱伦禁忌的起源时，涂尔干都将目光投向了原始的简单的部落之中，那是能够观察到的最为简单原始的人类社会的形态，在这种简单社会之中的宗教、社会制度也就越简单明了。
顾名思义，《原始分类》一书就是探讨了原初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分类模式，例如澳洲部落对于氏族、胞族、姻族的分类及其模式；古代中国社会的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的各种分类。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涂尔干总结到人类之所以会如此分类，是因为当时社会就是如此的形态。是社会使人类如此进行分类，不是人类的原始分类导致了其他的因素。
同样，涂尔干在探讨宗教问题时也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他通过原始部族中的原始宗教模式，通过部族信仰，宗教仪式、仪轨，图腾制度等具体的形式得出自己的结论。涂尔干指出，宗教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是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的行为方式，它们必须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
涂尔干首先对宗教进行定义：宗教是一种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有学者认为祖先膜拜、泛灵论是宗教的起源。但涂尔干指出泛灵论是原始人对梦无法解释，或者存在语言的混淆，但是宗教是一种有力量的体系，不应是有幻觉产生的。因此，泛灵论是宗教起源的说法是立不住的。图腾制度作为一种更原始更基本的崇拜，可以被认为是原始的宗教。图腾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掌纹，是人将其对图腾所形成的观念用有形的外在的记号表现出来。原始的图腾有两种图式，植物或者动物。图腾所表现的植物和动物对本氏族的人而言是禁忌的：禁止靠近、捕杀或采摘。对图腾的信仰不是某一氏族独享的，而是各个氏族之间共享的。本氏族对外氏族的图腾是认可和尊重的，虽然外氏族的图腾所表示的事物并不一定会被本氏族的人认为是神圣的。各个氏族的图腾综合于一个体系之内，代表整个宇宙。涂尔干认为，图腾制度是一种关于匿名和非人格的里的宗教。图腾只不过是一个物质的形式，想象在这一形式下的表现了无形的基质，而唯独这种遍布于各种异质事务的能量，才是膜拜的真正对象。这种能量，或者称为力，是一种权威，是令人产生敬畏和尊崇。以前的人无法感知这种力从何而来，只能通过自造概念加以解释。涂尔干认为，是社会创造了神圣事务，神化了事物和观念。通过定期集会，团体成员表明其共有的信仰，或使信仰重新被唤起。膜拜的仪式，氏族的成员受到召集参加集会，集中因此产生。在集体的欢腾中，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激动，他们将集中激发的情感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图腾因此产生。因此，图腾不过是一个用来代表社会的符号。涂尔干还进一步分析了宗教的功能：一方面，宗教力能够维护物质和精神秩序，施予人类以生命、健康，所敬重的品格；另一方面，宗教力又会制造混乱，引起死亡和疾病，成为亵渎神灵的蛊惑者。
同样的，涂尔干对乱伦禁忌的起源的考察，对外婚制的分析，最终也回到了图腾制度的分析上，外婚制本质上是对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的区分，进一步维护了神圣事物的神圣性。因为对血的观念和对图腾的信仰，导致了独特的仪式；这种仪式与性交观念一起，形成了有关外婚制的观念；有关外婚制的这种观念和现存的各种习惯一起，组成了如今道德性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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