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经济与社会》三本
《社会行动的结构》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
《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
感想：《经济与社会》由于之前已经度过一些单独的，因此这次是把韦伯的数目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合，以理性为核心梳理了韦伯的思想体系，是唯一一部写出来的笔记。《社会行动》的结构是真的杀头书，里面大量关于其他思想的评述如果没有相关背景根本读不懂。《社会世界意义构成》、《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都是相当有启发的书籍，然而由于启发太多，反而无法写出来，暂且就把韦伯的读书报告贴上来一、马克思与韦伯
从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的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二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者；二者都注重分析经济、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二者处于同一年代，并且能够有如今的沟通手段，我毫不怀疑两位导师能够有更多的共鸣并走出一条新路。但是事实不容假设，二人的观点如今看来格格不入并截然对立。一百年过去了，我们重新思考二人，他们的不同之处从何而来？
二、韦伯思维的起始点
《经济与社会》可以说是韦伯的大成之作，并且旗帜鲜明的勾勒出了韦伯的整个思维框架。如果说马克思的思考来源于哲学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促使他立志于成为一名改造世界的革命者而言，韦伯则没有这般考虑。家庭深厚的法律和政治背景，促使他思考的是政治、法律、经济背后的运转规律。
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开头便鲜明的指出了他的研究对象：人的行为。韦伯根据现实和历史的比较，清晰的指出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情绪行为，传统行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他毫不掩饰自身对工具理性的偏爱，在他眼里，工具理性是西欧取得巨大成就的核心法宝，是西欧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运转的根本因素。
三、韦伯的经济观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无需多言。但是工具理性是区别韦伯和马克思思想的一道分水岭。在韦伯的经济观里有一个潜台词：理性是资本主义有且仅有一个的前提（尽管他个人在《新教》里表示可以商榷）。而所谓的“资本主义”，在韦伯的定义下，就是“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个体实现自身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这就是韦伯和马克思对资本主的不同定义。在这个定义之下，我们就能很轻松的理解，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自古有之，但是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现代西欧才能诞生。”对于钱的渴望人人皆有，但是这种渴望不能是用于自身享乐，不能用于信仰供奉，有且只能进行获取更多的钱，这才叫资本主义。很显然，除了西欧，当时世界的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存在这种广泛的现象。
因此，在《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里，韦伯尽管提及了很多经济现象，但是他的目的在于：现有经济现象究竟是如何在理性作用下产生的？因此当他分析了理性与税收、地租、金融工具等等的关系以后，就失去了进行下去的兴趣。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在工具理性下，近代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他想做的，不过是论证理性、资本主义与这些经济现象存在必然的联系，除此之外，他并无兴趣，因而他对经济的研究十分浅显。他表示：经济对于社会非常重要，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说的，经济是决定性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经济是很重要，但是经济是理性的产物，理性还能决定其他东西，所以经济分析点到为止，马克思你那套经济决定论一边凉快去吧”。
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很明确的看出，马克思、韦伯乃至于西方经济学三者之间经济观的差异了。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经济的本质，即生产对象、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并由此衍生到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所以才称之为“政治经济学”。韦伯的出发点是经济的推动力，即理性促使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诞生，没有理性就没有传统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至于西方经济学，则具体的讨论这些经济现象的作用，如何运用这些经济现象和工具改善经济，而不涉及经济的本质和动因。三者分工不同，视角也完全不同。
四、韦伯的权力观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是贯穿韦伯思想的连轴线。韦伯在讨论完了人的行为、经济现象以后，他的兴趣就转向了另一个问题：跟经济相伴而生的是权力，那么权力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韦伯的第二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韦伯的权力管理观念。
理性决定一切，那么与现代资本主义配套的权力组织模式就是在工具理性严格指导下的科层体制。科层体制拥有如下特点：1.有明确的权限。2.官职层。3.以文本档案和书记为基。4.职务活动专业。5.有明确办公时间。6.对知识的掌握。任何一个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套完美的贴合工具理性的管理支配模式。
在《支配社会学》中，韦伯先讨论的就是科层制。为什么先讨论科层制？因为他的目的并非论证科层制的由来，而是研究不同的行为带来的不同的权力支配类型。因此，他紧随其后讨论了家长制和魅力型两种统治。
家长制和魅力型都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家长制强调对下属的人身控制，而魅力型依赖于领导者自身的能力以及领导者能够带给下属的利益。一旦魅力型的领导者的继任无法持续，那么魅力型就必然会转向。家长制和魅力制都不依赖于理性，而是依赖于日常控制。他对下属的控制能力，取决于二者能够给下属带来多大的好处和价值。但是这种好处和价值并不能持久，尤其是领导者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领导者想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统治，需要依赖于传统、道德和神圣，并将这种传统道德与神圣抬到整个社会至高无上的层面。
五、韦伯的控制观
在传统社会，习惯法乃至于习俗才是控制社会的根本力量。社会控制代表着一种对人身的全面控制。法律如果没有国家强制作为保障，他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依靠领导者个人经验和喜好的家长制和魅力制是无法产生理性统治的土壤的。家长制和魅力制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是采用道德和传统的控制手段。凡是违背了道德和传统的，都有一种国家强制力对其处决。尽管在很多传统国家存在所谓的“法律”，但是这种法律要么是习惯法，要么随时变动例如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现代法律的核心精神“契约”不同，古代法律本质是维护权力秩序的工具。
六、韦伯的宗教观
七、韦伯与马克思之比较
9-10月书单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性与大屠杀》
《支配社会学》
《国家的视角》
如何理解吉登斯——吉登斯作品梳理
一、理论来源基础：《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想要理解吉登斯，就必须理解社会学三大家；而想要理解社会三大家，除了要阅读三大家的著作，还有能够对三大家的脉络有一个大的梳理。可以说这本书是吉登斯后来理论的坚实基础。尽管吉登斯在随后的书里曾反复提及三大家，但是这本书是对三大家的一次全面的逻辑梳理，吉登斯诸多著作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理论来源。
所以，吉登斯从对三大家整理的过程中获取了什么？限于篇幅和能力，只能简单的进行一下概括。马克思对于吉登斯理论最大的帮助，在于马克思清晰的展示了“资本主义”这一过程是如何运转的。吉登斯在本书中尽管只是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一些梳理，但是在后面的著作中可以看见，他极为常见的运用“资本主义”来解释后现代西方制度的扩张和全球化。在吉登斯的梳理中，资本反复不断地运转，对利润的追求，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和爆发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吉登斯明显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认为阶级矛盾只是后现代矛盾的一部分，但他却十分认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全部，现代性除了资本主义，还有无数的工业生产为代表的工业主义。涂尔干正是这一现象的代表。马克思认为，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而然的结果，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工业的产生。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极为深刻严谨，但是在涂尔干看来，他否认工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附加品。涂尔干对社会学的分析是采取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态度，简单的将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捆绑难免有先验论的色彩。涂尔干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社会。在他看来，社会就是集体情感或者道德，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共有的价值观念，并在相互分工合作。正是在这种分工中，个体逐渐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涂尔干并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缺陷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的崩溃，而受到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则是这一制度的掘墓人；但是涂尔干从分工角度认为，这只不过是由于强制分工带来的，而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要协调分工双方的关系，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吉登斯认同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但是同涂尔干一样，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吉登斯也多少认同涂尔干的观点，即分工能够造成社会的稳定，并且与工业主义机器生产密不可分，但是涂尔干没有仔细阅读《资本论》，看不到资本和分工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韦伯又是怎么说的呢？
韦伯和涂尔干一样，都研究过“资本主义”这个词汇。相比于马克思，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尽人意，吉登斯也并没有采用韦伯的看法。但是韦伯随后对于在资本主义“理性”及“科层制”的阐述，却给了吉登斯相当大的启发。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业主义，理性和根据理性制定的高效管理体制都是必备的要素，否则根本无法实现如此庞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生产。韦伯通过对历史宗教的研究，从“人的”角度，剖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跟其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探讨将“现代性”，“人”，“历史”三个概念融为了一体，反思性、实践性、监控等等吉登斯重要概念都在韦伯的土壤里汲取了极大的养分。
可以说，吉登斯对三大家的态度是极为赞赏，但是又有多保留，通过对三者的细致梳理、比较，吉登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二、吉登斯的现代化理论
（一）《民族国家和暴力》
《民族国家和暴力》是吉登斯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部，这本书集中表现了吉登斯的社会历史观。
《民族》一书的主线就是传统国家是如何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那种“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观点，是不合适的；人类历史大多数时间都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在传统国家，最典型的特定是“有边陲而无国界”，即传统国家只有大概的势力范围，但是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拥有明确的国家地理分界线。这是因为传统国家，即使是古罗马、古中国这样强大的专制国家，他们也无法依靠行政力量管理整个国家，最多是对行政核心——城市进行控制，地方的百姓日常并没有什么政治的观念。
这样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但是伴随着一系列的事情，这四百年来人类行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过去的历史彻底撕裂开来。以文字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拓展了国家的权力，传统国家逐渐发展为绝对主义国家。伴随着战争等因素的作用，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不断结合，国家对在一定地域的国民的统治力也越来越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传统国家跟现代民族国家究竟有什么区别？1.行政力量能够有效控制一定地域内的国民，“有边陲而无国界”的现象彻底消失，行政力量跟国土紧密重合。2.强有力的行政力量一定有着强力的监控和信息传播机制，“科层化”开始普遍。3.国土内的居民日常生活被行政力量所渗透，必须接受一致的价值观念，居民不再是个地理概念，而是成为了“公民”。4.国家在科层制的帮助下，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国民的资源，相对应的，国家也要赋予国民权力，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这就是民族国家的实质。5.这种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带来的制度优势，又伴随着其特性，由西欧民族国家向全世界散步，瓦解了其他地区的传统国家，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6.军事再也不是对内镇压的手段，因为军队对公民的镇压没有合法性，而成为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工具。
吉登斯借助三大家的成果，在《民族》一书中把握古代到近代的发展脉络，总结了近代西方现代化的四大要素：资本主义（马克思），工业主义（涂尔干），监控（韦伯），以及吉登斯提出的军事力量（他花了相当篇幅表示三大家没有考虑军事因素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这四大要素为他后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性的后果》和《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性的后果》完全可以看做是《民族》一书的升级版或者理论总结版。
在《民族》一书中，吉登斯分析了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1.时间与空间的分离。2.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社会系统与社会的分离。3.知识与现代化紧密结合，以及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性”。与此同时，他还在《民族》一书中提出了现代性的四个维度。
而在《现代性的后果》和《自反性现代化》两本书中，吉登斯则是在此基础上更近了一步。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社会是依赖于一种固有的道德和文化进行维持的，传统社会道德的守护者就是“真理”的守护者，例如教士集团，他们通过对知识的垄断，从而获得与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传统社会，权力和知识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伴随着知识的愈加复杂，没有人能够垄断一切知识，知识的专业化和领域化是必然的倾向，这其中就发展到了两个重要的方面，1.是专家系统。2.是抽象系统。我们在回过头来看看在《现代性》一书中，吉登斯讨论的现代性三大动力是怎么融合的。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度时，行政力量逐渐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行政信息可以穿越时空，但是这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信息脱离了情境，而人们在传统生活中依靠日常互动形成的稳定的社会交往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专家系统和抽象符合（例如货币）则取代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传统道德。而这种专家系统和抽象符号的构建，也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不断被卷入实践中，被整个社会结构不断进行着反思，创造出新的社会系统。
由此，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逻辑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再来梳理一遍：在他看来，《民族》一书中讨论的传统国家，是建立在有限空间和有限权力之上的。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逐渐消失，国家力量可以跨越时空，将国家信息和力量渗透到每个国民的日常生活。这个代价，就是《自反性现代化》中所说的，传统力量的瓦解。那么，为了整个社会依然能够整合维持在一起，《现代性后果》则进一步阐述了，专家系统和抽象系统，人们对传统道德信赖转移到对掌握专门知识的专家和符号的信赖之中，不再依赖于以往具体的情境互动，这就是吉登斯整个的论证逻辑。
而专家系统和符号系统在反复不断地反思构建中，变得日益复杂，人们对于专家的开始变得愈发不信任，专家系统内部也矛盾重重，这更加剧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借用贝克的说法，这就是一种“风险”。这反映了吉登斯的一个观念：即后现代是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他既有可能帮助社会的日益稳定，也有可能彻底的撕裂社会，将社会退化为一个冷冰冰的、相互猜疑的境地。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吉登斯在《后果》一书中，对《民族》一书中总结的四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集中描述了这四个维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可能造成的威胁。
三、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理论——《社会的构成》
在我看来，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是对结构主义和解释个体主义双方的批判来展开的。在结构主义中，结构主义将社会结构视为一种外在的、独立之物，仿佛这个结构与个体毫不相干，并能够决定社会中每个成员的行动。吉登斯认为结构主义的错误之处在于，如果社会结构离开了人的构建，或者说人的行为是一尘不变的，那么结构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换句话说，结构主义只重视结构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结构产生的原因，以及结构与人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而已一种简单的“结构决定个体”这样的逻辑混淆了。基于同样的思路，吉登斯也批判了功能主义，因为功能主义在分析结构时，认为是“因为具有某种功能，所以产生了某种结构”，但是事实上人们并不能准确的认识到一件事物的后果，相当于将原来事物存在的逻辑用简单的逻辑替代了。
同样，吉登斯也反对解释主义的个体论，因为大部分的社会结构无论如何也无法还原成个体的习惯和行为。基于对这两大传统的批判，吉登斯转而从人的行动开始分析。
吉登斯在分析个体行动时，“例行化”和“意外事件”是其着重分析的对象。吉登斯认为，人的行为是反思性监控、动机激发和理性化过程的三者的统一。每个人的社会行动必然有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采取理性化行为、并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行为不断的进行监控。吉登斯依据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的成果，认为个体对生活的认识，其复杂程度绝不比专门的社会学者差多少；个体在进行社会行动时，也是始终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在进行着，并通过反思性监控以期达到原有的目的。尽管这些动机个体并不一定能够通过“话语意识”表达出来，但是却并不是无意识或者无理性的，他们不影响“实践意识”的发挥。
在理想情况下，个体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达成预期目标，并且形成一个稳定的行为模式，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也就是“例行化”。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无法全完确保行为的结果最后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也就是“意外后果”。这种意外后果的产生，个体就必须采取新的措施和举动来适应意外后果，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在吉登斯看来，意外后果揭露了社会结构产生的原因。
如果没有意外后果，每个个体都能按照预想达成目的，就不会有新的实践和结构；但是意外后果是不能断绝的，是无时无刻不再产生的，个体只有不断的在应对意外后果时采取新的行动，投入新的资源，来解决它；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意外后果。就这样不断实践，不断投入资源，社会结构是在源源不断的被反复构建、反复投入，历史上人们一个行为会持续卷入结构的重建，其影响也会持续至今，这就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论点。
明确了这个核心论点以后，我们再来讨论所谓“权力”和“规则”究竟是什么。权力其实是一种对资源的分配，但是这个资源既包括物质配置的配置性资源，也包括了对人身支配的权威型资源。资源，是权力实现的中介；而权力双方，其实就是一个实践过程，双方都掌握一定的资源，并且相互影响，并不存在一种完全的支配。而所谓的规则，并不是一种先验、想当然的存在，他是对现有权力的具象。权力关系作为一种实践关系，依然遵循“例行化”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对于资源的争夺是一种动态的，但是权力结构确是相对稳定的，规则就是这种稳定的体现。
所以，到头来，社会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系列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形成的例行化结果。在实践中，在权力的动态实践中，资源和规则源源不断投入其中，但是每一次实践，都有造成意外后果的可能性，并且形成新的资源和规则。一方面，人们有例行化，追求稳定的需求，因此会形成所谓的“制度”，这个制度指的就是个体在例行化过程中，逐渐稳定的、分配资源和规则的实践性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意外后果的存在，又使得结构存在着被重新打破的可能性。
因此，结构的二重性，最关键的不在于具体的概念，而在于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涵，一个对社会如何运行的意涵：社会运行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实践性活动，通过实践不断将资源组织起来，形成规则和制度，而又通过实践产生新的规则和制度，构建新的结构。
而说到实践，就必须提及另一个绕不开的要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依托于时间和空间的，吉登斯花了大量笔墨进行阐述。在过去，时空和实践结果是重合的，无法脱离的，人们在一定时空的情境下，能够即时、迅速的对实践活动进行反馈和整合。吉登斯将这个过程定义为“社会整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开始分离，实践的结果可以在时空中得到延展。再过去，对实践进行理解需要依靠对一定的空间进行意义解释，从而形成的“场所”，但是现在却不需要这些具有意义的“场所”，空间只是一个地点而已，这对于现代社会的构成产生了重大变化，从这个思路出发，吉登斯结合古典理论，开创了他现代化思想。
四、总结
吉登斯三部曲讲述了三个方面：社会如何构成和如何成为可能（《社会的构成》，《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现代性的发展与未来（《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自反性现代化》），以及现代性下的自我心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非常可惜的是，由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看的过早，在对吉登斯整体思想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难以理解，因此并没有在此部分整理出来，但是不妨碍我们进行一个整个的评述。
有人说吉登斯是建立在对前人的基础上推演出的观点，缺乏自主性。这话并不正确，诚然，吉登斯往往大量饮用其他社会学者的著作，但是他始终对自己的逻辑把握的非常明确。从对三大家进行融会贯通开始，他就逐渐的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个体实践的理论，并在这套理论上进一步推理，将历史和现在相结合，总结出了关于西方社会一整套理论。
如果我们阅读吉登斯仅仅只是抓住他的几个观点或者名词，那我们永远理解不了吉登斯。正如吉登斯所说，他无意于创造一套新的，类似于帕森斯那样无所不包的真理性学说，那样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阅读吉登斯，关键在于一种“意会”，去思考社会与人，历史与现在，三大家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化繁为简，这就是吉登斯一直以来所做的工作，也是我们阅读、读懂吉登斯的关键所在。
7月书单
1.《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2.《权力精英》
3.《共产党宣言》
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德意志意识形态》
6.《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7.《后工业时代来临》
8.《战争论》（精简版）
9.《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一、新的阶级矛盾
（一）阶级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如果谈到当前西方所面临的矛盾，尤其是最近发生在美国一系列匪夷所思现象的原因，我们大概脑海里会如何解释？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第一反应是“种族”矛盾或者“文化”冲突。自然，这是最近美国社会暴乱的直接起因。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现状美国包括西方整体的矛盾，参与者已经不是所谓的少数“族裔”或者“难民”，越来越多的白人阶层、中产阶层都参与到了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除了当前美国和德国骚乱针对的是少数族裔（实际上也有大量白人参与抗议），法国的“黄马甲”针对的是马克龙政府，英国脱欧针对的是以欧盟为代表的的全球一体化。这种整个社会的大规模抗议，绝非区区一个文化观念原因，或者族裔原因所能解释的。
因而我们回到唯物历史观上，既然所有的上层建筑都离不开经济基础，这种“种族”观念的冲突也好，“文化”观念的冲突也罢，乃至于制度上的冲突，都有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自然而然的就有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阶级冲突。没错，因为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却依旧停留在少数人剥削大多数、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所以说，西方的社会矛盾依然是阶级对抗，而非简单地文化对抗。
（二）新的阶级问题而非传统的阶级问题
但是，所谓的阶级对抗，在目前大多人看来，依然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已有近200年历史，中间的各种条件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是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无产者。他们没有生产工具，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报酬，通过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三大产业的分布。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0.78：18.24：80.98。农业和工业比重加起来甚至不到20％。如果在考虑到西方普遍的人口老龄化和科技进步，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将会更少，产业工人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那么，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就显得不合时宜。而美国的阶级对立，更多的体现在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中。
这些中产阶级，既包括传统的农产主、小商人、小工厂主，也包括律师、教师、公司雇员等等。这些人群有些占有生产资料，有些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中产阶级，也大多不从事生产行业，不生产物质财富。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简单的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产来定义的群体。但是正是这部分群体，在西方国家占据大多数，并且是西方社会秩序走向动荡的主推力，是新的阶级矛盾。
二、“中产阶级”
在米尔斯的理论中，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分工日益复杂，社会管理和分层日益多样，因而更有效率的科层制在整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后，中产阶级也随之壮大。
早期的中产阶级是类似于农场主和小工厂主的有产者。在西欧随着工业革命，社会日益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时，美国却形成了小农场主和小工厂主为主的经营模式。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传统的中产者也随之没落，更多的人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企业和国家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从《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本书中归纳出一种普遍的西方中产阶级特征：
1.中产阶级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其内部既存在有产阶级，也存在无产阶级。尽管大部分不具备生产资料，但是其本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思想上也绝没有无产阶级意识。
2.中产阶级缘起于科层制在整个社会层面的全面推广，因而中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是依赖于科层制机构的，而不是享有独立自主意志的人。由于科层制的范围极广，中产阶级的成分也极为复杂，很难用统一的标签或者特质进行群类划分。
3.科层制下的中产阶级高度专业化，同时享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中产阶级同时也拥有较高的收入。但是，中产阶级大多本身并没有生产资料，不具备大的风险抵抗能力；同时中产阶级的工作目标是科层机构的效益，其本身是不具备自主和自由的。
4.中产阶级本身不具备生产资料，但是往往与劳动无产阶级相互脱节，对劳动无产阶级存在排斥；相反，中产阶级同上层资产者拥有紧密的联系，尽管上层资产者将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视为一类无足轻重的人，但是中产阶级本身确实极度期待成为上层资产者的一员，并将工作地位和收入视为自己的努力和实现自尊的目标。
5.中产阶级工作的目标是为了收入和地位，而非自我实现，工作本身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是痛苦的，为了解放这种身心疲惫，中产阶级在工作上追逐金钱，并将收入用于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观念上坚持生活自由和自主，反感外在秩序。
中产阶级的这些特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具象化中产阶级是怎样一类人群，同时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分析中产阶级在西方大骚乱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行为特征。
三、中产阶级的崛起
（一）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产阶级的崛起，同西方从传统的殖民地经济发展转变到新的金融殖民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于尽可能的促进物质生产，同时稳定需求。在工业革命前期，供需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矛盾，也就是生产力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劳动力等原始积累，而非市场。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源源不断的需求，新兴殖民地例如美国，同样有大量市场需求。为了解决供给矛盾，资本家一方面通过海外殖民，瓦解封建土地制度，从而掠夺殖民地原材料，一方面在国内将农民转化为工人，从而在国内形成了两大主要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既然供需矛盾在于生产力不够，那么工业资产家的理性选择就是积极扩大生产，招收劳动力，尽可能的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毕竟在需求上并不指望工人那点可怜的消费能力，那么工人就只能是原始积累的一部分，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抨击所在。但是随着时代变化和生产发展，这种阶级之间的对抗有了新的发展。
具体的原因在于一战前后，工业革命的完成，需求逐渐在供给矛盾中占据主要地位，生产能力的发展超越了需求的发展，这其中的集中表现就在于1929-1933的大萧条时期，过度的生产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产生。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马克思对此已经做出了详细解释，这里不多赘述。但是由此带来的是经济的转变；原先的殖民地由于宗主国会设立贸易壁垒，反而阻碍了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以美苏为首的新国际秩序支配着联手瓦解了英法为代表的经济体系，瓦解了全球化的贸易壁垒，从而方便扩大市场，解决需求矛盾。
（二）科层制的崛起
我们之所以在前面喋喋不休的描述二战前后这种经济供需矛盾的变化，是因为这表示者全球阶级的转变。在传统殖民地经济时期，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之间奉行的是自由竞争的策略，因为市场需求能够容纳大量的竞争者。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容量已经不足，在长期的竞争中，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以农场主和小工厂主为代表的的老式中产阶级，纷纷要么破产，要么被收购。大量的社会资源开始像少数企业汇集，因为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权。大型企业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的层级和结构越来越复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薪人员的需求量越来大。为了有效统治这日益庞大的组织机构，传统的魅力统治和权威统治都不适合，只有制度化的科层制，才能最有效的发挥企业和国家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新型的中产阶级由此全面发展，老式的中产阶级不得不转向新型的中产阶级，或者就此衰落。
（三）工业的衰落
如果仅仅是科层制的全面发展，这还不足以在西方国家培养出如此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经济生产的基础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只要还需要进行物质生产，就需要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服务业实体工业经济的，这样就无法成为社会的主要阶级，那么西方的阶级矛盾就依然应当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但是伴随着殖民地经济的瓦解、西方在经济、军事、文化上对全世界的掌控，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西方并不需要自己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因而也就不需要自己进行生产，实体经济在西方开始衰落，劳动无产阶级地位也就自然而然下降；而相反，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却有着极高的收益率和货币流转速度，这无疑能够给科层机构带来巨大的收益。本来在经济中服务于物质生产、居于次要地位的经济体，在西方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西方这套经济运转的逻辑在于：将低收益率的实体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利用自己强大的技术和金融优势，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独立性，挤兑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这样，一方面相较于本国生产，可以降低实体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瓦解，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发展中国家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工业，自己的实体工业可以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换而言之，西方的资本家对本国的劳动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压榨，转变成为了对全世界劳动无产阶级的压榨；为了实现对全世界的管理，更需要一大批的本国公民成为中产阶级，纳入到对全世界统治的科层制之中。
（四）中产阶级的迷梦
因而，尽管西方工业衰落了，但是其对世界工人的压榨却上升了，西方的科层机构获得了巨额利润，这种巨额利润在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瓦解以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而与科层机构相伴相生的中产阶级，自然也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他们尽管在科层机构工作时，没有自主也没有自由，但是这并不妨碍其物质收益获得大量增长。同时，资本家也充分意识到，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利于国内市场消费，这样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链条就这样形成了：西方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通过压榨世界的剩余劳动获得大量财富，而大资产阶级又通过大量的服务将中产阶级的财富转为己有；而中产阶级由于美好的未来，和对工作的解压，也相当乐于将自己的收益转换为生活的娱乐。
因此，这就是“美国梦”的真相，也就是中产阶级的狂欢：尽管他们本质上仍然是无产者，但是他们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食利者。尽管他们的劳动最后仍然被大资本家进行瓜分，但是他们却乐于沉浸在这“消费陷阱”之中，为了缓解生活上的疲惫而无止尽的追求金钱和欢愉，无比崇尚“生活自由”，并且妄想这种生活能够永远持续。
四、迷梦的破灭
西方国家能够实现所谓的“中产阶级”理论，实现全国大多数国民的富裕和地位的提升，是建立在全世界的“比较优势”之上的，即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经济力量弱与西方国家，可以被西方国家榨取剩余劳动。但是如果这个条件不复存在，又会怎样呢？
自1991年苏东集团解体，强大的苏联一夜打开了国内市场，西方大资产阶级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狂欢。但是随着中国崛起、俄罗斯复苏、新兴经济体开始发展，这种“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西方再也无法通过经济技术优势获取剩余价值；恰恰相反，我们之前强调过，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是立足于实体经济的，它的宗旨在于打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通道，加快生产和货币的流转。而当西方国家无法再以极低的价格获取物质资料，而自身工业已经衰败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利润率自然降低。
而大资本的金融服务业利润降低，对于一个理性的资本家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中产阶级开刀。尽管中产阶级本身能够带来国内市场的繁荣，从长久来看，中产阶级衰落对经济发展有致命的打击，但是对于大资产者而言他们是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的。大资产者一方面迫于竞争压力，大量裁员、将公司转移至国外，一方面强迫政府减少税收。
而政府早已在高额的福利和税收减少中焦头烂额，如果答应大资本家减税压力，那么必定要增加中产税收减少赤字；如果不答应大资本家，那么大资本家必然要减员和搬出本国，造成税收减少和社会动荡；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又怎么解决呢？
而最受到冲击的，自然就是这些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本质上是享受全球劳动者的食利者；但是他们本身确是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是依附于科层制的“乞丐”。当那些往日庞大的科层机构，国家、大企业焦头烂额时，最遭殃的就属于他们。而一贯养成的消费习惯，也无法在一时半会儿改变。巨额的负债由于失业无法偿还，大量的福利由于企业破产不得不自己应对风险，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失去了保障，等待他们的只有幻想的破灭。
五、迷茫的反抗
中产阶级的萎缩和返贫，是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最终原因，而其经过和发展我们也在上文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但是，中产阶级在西方进行的反抗，却决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尽管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社会骚动不可谓不大、影响不可谓不剧烈，但是仍然不能说这是一种“革命”。无论有多少中产阶级返贫为无产者，他们都没有推翻现存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的诉求，因而我们也就自然不能幻想西方能够通过改革建立新的政府，甚至实现社会主义。而这种反抗，我也称之为一种“迷茫”，并且“无效”的反抗。这个原因，就要从我们第二部分所谈到的，中产阶级的特征说起了。
（一）“中产阶级”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并且很容易分裂
前面我们提到过，中产阶级的成员非常复杂，既包括小商人、小生产主、小农场主、也包括律师、医生等自由职业者，更包括大量销售、老师、服务员等科层制雇员。这些中产者只有形成的原因和面临的现状是相同的，而彼此之间具体的利益诉求和理念都毫不一样。这就很难形成一种所谓的、有共识和组织的“阶级”，他们这种零散的反抗是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
同时，由于中产阶级内部成员复杂，甚至彼此之间存在争斗，那么就很容易被分裂开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所谓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
“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表面上是给少数族裔予以尊重和补偿，然而本质是一种“标签化”，将一部分中产者的身份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从而加剧中产者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这种“标签化”，本来内部就充满矛盾的中产阶级很容易被分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对抗。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次美国的骚乱，是黑人针对白人的行动，但却很少针对大资本家。问题是，白人警察就不是中产阶级吗？被反对的白人族裔不是中产阶级吗？这种中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无疑没有对最关键的生产关系造成冲击。
（二）建立在西方优势上的科层制并没发生改变
西方科层制是建立在西方对世界掌控的基础上，而中产阶级则是依附于科层制的。尽管新型国家冲击了国际秩序，但是并没有在根基上松动这种西方统治，而新型国家既无力、也无心这么做，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榨取剩余劳动。
但是大资本家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尽管大资本家仍然能盈利，但是他们却无法忍受利益的下降。尽管这种贪欲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但毕竟科层制的基础还在，仍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受到科层制的庇佑，享有相当不错的生活，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三）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
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文化，是在早期，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诞生的，是为了保证小工厂主、小农场主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文化价值。但是到了现代科层制，早已不存在这种“自由竞争”。相反，自由竞争的观念被大型公司用来吞并小型企业、将个人纳入科层统治、排除外部国家干涉的完美借口予以大力提倡。
但是一旦这种口号确立成为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信条。中产阶级在社会化过程中，已经将“自由”作为了唯一的真理和信仰，全然意识不到自己本身就是“极端不自由”这一事实，因而他们自身就反对集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政治团结，仅仅依靠人多势众的上街游行和口号，以热情对抗国家机构，以无知对抗资本逻辑，那么中产阶级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四）缺乏正确的目的
中产者的这些种种特征，都注定了他们反抗的目的在于妄图拜托现在的落魄，以及跟过去舒适的生活相比的这种“相对剥夺感”。但是他们自身却完全缺乏社会事实的认识，将希望寄托于少数政客或者组织，而这些组织本身就是立足于大资本家控制的科层机构的，他们的希望又怎么能够成真呢？
对未来的迷茫、对现实的不解和恐惧、对过去的怀念，希望重新回到那个纸醉金迷，纵情享受的生活，而忽略了背后社会关系和生产的逻辑，这不仅大资本家不答应，新的国际秩序也不答应。
六、可见的未来
这次的美国骚乱，看上去是种族问题，但本质是在新冠病毒影响下，部分小型科层机构受到打击，大量中产阶级失业造成的，是近十年来西方中产阶级衰落的一个缩影。
可以预想的是，伴随着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美国中产阶级只会越来越萎缩，社会矛盾只会越来越大。尽管此次美国的种族运动最终一定会逐渐弱化，但是社会矛盾却依然存在，并且只会愈演愈烈。要这种社会矛盾的根本办法，只有改变生产关系、削弱大资产阶级、创造新的岗位，但是这不亚于一次社会革命。因此，西方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只会采取两种方式：
1.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代表的，积极压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迫使他们回到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从而继续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全世界压榨剩余劳动；但是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全面崛起，这种方式充满了困难。
2.以美国现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退出现有国际秩序，专注国内社会关系调整，恢复本国制造业，重新提高服务业的利润率，同时与中国进行竞争，抵制中国产品，限制中国在世界的市场，否则如果中国更加壮大，西方彻底丧失了比较优势，国内市场将被中国占领，国内制造业复苏将无从谈起。但是这同样也存在困难，因为在制造业上，美国已经不具备优势，无法同中国进行制造业的竞争。
目前看来，整个西方国家仍然处于两种方法的二选一摇摆不定。但是时间并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犹豫而停止，西方中产阶级仍然在每刻不停的萎缩和流失。而西方究竟又会何去何从呢？
七、总结
本文的观点总结如下：
1.西方的社会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其他矛盾；而阶级矛盾并非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广大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矛盾。
2.中产阶级是伴随着全球市场和全球化建立的科层制而形成的。中产阶级依附于科层制，而建立科层制的西方科层机构则是建立在对全世界剩余劳动压榨之上的。西方中产阶级也是压榨者之一。
3.由于无法再在全球进行压榨，而本国实体工业衰落，导致金融服务业利率降低，大资本家被迫削减中产阶级收入和岗位，造成没有生产资料的中产阶级面临萎缩和绝境。
4.中产阶级反抗的是现在的生活落后于过去的生活，但是本身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组织、并不会反对现存的生产关系，因此这种反抗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5.但是社会矛盾只会愈演愈烈，西方国家只能采取有限并且无效的方式缓解矛盾，最终的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民主政治”——权力精英
一、国家角色
在上一篇中，我们论述了西方的社会矛盾仍然是一种阶级矛盾，只不过这种阶级转变为了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既然这种矛盾无法自我调和，就需要国家作为一种外在力量，针对社会出现的生产管理进行相应的调整，缓解之间的矛盾，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这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但是从西方社会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甚至这种矛盾已经直指国家政府的情况来看，我们虽不能现在就断言说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推手，也至少能够说明，西方国家已经失去了这种平衡和调节能力。因而，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在这场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的大变局之中，西方国家究竟扮演者怎样一个角色，而他们的国家体制在历史到现代的转变中究竟存在怎样的矛盾？
二、权力精英
无论西方国家怎样标榜所谓的“民主”，都无法忽视一个基本现象：几乎所有的精英都不是来自于平民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
所谓的精英，并不仅仅指财富或者地位。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普通平民的思想和行为只局限于个人，但是精英却能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施加给社会的大多数；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够运用权力排除阻力的能力。因而，精英并非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精英不可能是平民，但是精英的出生可以是平民；能够统治一个国家，决定整个国民的思想和行为的这群人，都是精英。
所以，精英和出生是两个概念。根据我们的思维，当然是越多出生平民的人成为精英，说明社会流动性越大、整个社会的上下流动也就越顺畅。但是我们之所以现在对精英的排斥，在于这群精英不仅本身占据高位，自己也是出生于精英；他们享有先天和后天的所有特权，牢牢把握住了一切上升的通道，凭借马太效应始终将社会置于一种不平等之中。很不幸，整个西方国家正是被这样一种精英所统治；认清这一点，所谓的“中产阶级”神话就会被打破。我们不妨看看米尔斯对这群精英的描绘：
1.几乎所有的精英父辈都不是中产阶级。他们往往都是子承父业，家庭的生活条件极为优越，拥有先天的物质财富和权力。而且他们的财富往往是资本，而非劳动力；仅凭劳动获得的报酬，永远无法同快速周转的资本增速相提并论。
2.仅仅拥有财富才是开始，他们会拥有更好的教育，进入私立中学享受定制教育。在私立中学里面，他们会跟其他的同学认识，接受更多的知识、更高雅的行为以及更专业的服务。这样他们顺理成章的进入西方最顶尖的大学。
3.在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开始流转于各个俱乐部、联合会，在俱乐部和联合会中，他们开始跟其他领域的精英相接触，学习他们的思维习惯和处事技巧，并且积累各个领域的人脉；如果足够幸运，他们还会认识一位同属于精英集团的大小姐、大公子，从此结成精英联盟，资源能够得到共享。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西方的精英从一出生就已经被决定了。在前文《西方社会的阶级》中，我们已经表明，依附于科层制的中产阶级是难以向上爬升的，他们的命运是被这样一群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以后也必将成为精英的人所统治着。这群人会有怎样的决策呢？
三、判断力
作为精英的最重要素质是在于拥有强大的判断能力，而非职业技能。职业技能这是专家的事情，他们负责用客观的态度尽可能处理具体问题、搜集信息。而统治精英则在于能够对这些专家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和分析。统治精英从来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他们的任务就是从繁杂的信息中总结出最适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决策。
我们在上文强调了西方统治精英的生活，我们自然不能说，出生是精英就一定没有为了整体社会付出的道德。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进行决策的依据往往是自身经历，也就是舒茨所说的“手头知识库”。他们是依赖于已经有的知识和精英作为决策的标准：那么请问，西方的统治精英会有最广大中产阶级的经历吗？更遑论最底层的族裔了。
因此，米尔斯才会将美国的权力精英形容为“公司董事”。在美国的统治集团中，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军事领袖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他们既拥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的立场。在美国的统治精英就如同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他们已经无法看到这个董事会以外的事物，而满眼都是双方各自的利益交换、纵横捭阖。无论一个统治精英是否具有道德素质，希望能够为中产阶级获取一定的利益，他都要必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说服他周围如此之多不同立场的人跟他达成一致。
统治精英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要做成一件事，必须将他们的判断力用于同周围的权力者进行利益的交换和平衡，而完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真正思考社会究竟出于怎样一种现实之中，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困苦的工作。他们最多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根据手底下的技术管理和学者，就具体的事情缝缝补补罢了。
四、过时的体制
如果一个人坚信“民主”的作用的话，西方国家无疑会让他感觉困惑。但是如果一个稍微了解“民主”的人，他将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好不奇怪，甚至会否认这是一种“民主”。
民主的意义在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将自己的诉求上升至统治精英耳中，并监督统治精英能够做出最有利社会整体利益的决策。这就有至少以下几个条件：
1.社会中的成员反映自身诉求的机会是平等的。
2.社会中的成员是理智的，并且具有相互沟通理解的能力。
3.这些诉求能够被决策者熟知，并且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监督。
（这么一说最民主的不是共产社会？）
而选举，是为了实现民主的政治工具。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民主的目的和工具，而不能将工具作为原本的目的。
我们毫不否认西方选举相较于封建时代的民主性；我们也毫不否认早期的西方共和选举制度拥有当时最好的民主制度。但是一切结论都必须依赖于时代的经济社会条件。
在早期的西方民主制度建立时，尤其是美国建立初期，西方社会普遍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手工业主、农场主、工厂主、银行家、律师、医生等等，谁也没有比谁更高贵，尽管广大工人奴隶并不存在“民主”的权力，但是相较于封建贵族制度来说，选举共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的协调这些平等的经济贵族之间的利益，不至于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压迫。
但是时至今日，当时还能享有一定统治权力的这些人早已被科层制打的七零八落；整个社会分为三大统治力量：企业领袖、军事领袖、政治家。他们在内部相互独立、利益交换，对外却堵死了一切中产阶级向上爬升的可能性；西方民主中的党派，逐渐演变为权力者相互争斗的工具，而非上层和下层能够有效沟通的途径；换句话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彻底脱节了。
权力精英既不能从经历中获取人们的真实；人们也不能通过所谓的选举，将真正出生于中产阶级的人送入统治集团；而所谓人们的话题，反而成为了统治者内部相互争权夺利的绝好借口，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会真正在意中产者究竟过得如何。
五、撕裂的社会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是阶梯式的，并且各个阶梯之间有着充足的梯道。这意味着，阶层内部的人可以保持一个稳固的团结，不会相互敌视，能够相互共处，并实现对下层的有效治理；同时这个阶层内部的优秀人可以有丰富的渠道上升至上层阶层，将下层的情况如实反映给上层，做出有利于下层的决策。这种形态的社会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和治理，同时能够最大限度的展现活力，实现上下之间的有效沟通。
但是西方的社会形态普遍呈现这么一种结构：最上层的统治阶层占据着社会金字塔结构的顶层，并且封闭了一切向上的道路；而统治阶层以下的社会，并不是一种平行的阶层划分，而是一种垂直的对立划分；不同统治阶层下面都有其拥护者，人们之间依靠“身份”和“标签”相互对立，原本利益一致的中产阶级彻底分裂了。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我们在第一部分《西方的阶级》说到过，中产阶级本质是依附于科层制度的，他们的利益完全取决于科层机构的大资本家的利益。但是大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其实并不一致，尽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将中产阶级剔除在权力结构之外，但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要争斗、联合。但是这就必然会被这些统治者控制下的科层制中产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民众之间的斗争，社会的撕裂由此展开。统治精英的不团结，必然造成社会的撕裂。
当共和党人代表大银行家、军事集团、白人精英等利益集团时，民主党则代表新型科技公司、少数族裔统治精英、工会等利益集团。国家的党派之争，已经不是国家治理理念的决策之争，而是彼此代表利益集团的争斗。而在这些利益集团之下的中产阶级，被裹挟着、盲目的，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成为了这些利益集团相互反对的工具。他们借助话语权，将不同的中产阶级强行从统一的利益体，划分为各种各样的“族裔”，“群体”，“弱势群体”，“白人，黑人，同性恋”等等等等，这既是一种分化的治理术，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社会的撕裂，强行划分群体，每个人都必然要站队，而鲜明的群体边界带来了巨量的敌意和冲突，整个社会和分离主义势力层出不穷，资本家挑起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他们当成争夺利益工具的工具，而自己也正在遭受反噬。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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