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楠新帖，更新至20210801

20120801调研感想
用田野丈量世界
——吴楠
时隔一年，我重新翻开了《在野之学》这本书，通过在野之学，我第一次了解到社会学给田野赋予的意义。回想当时，还在经典训练阶段的我，对田野的认知迷迷糊糊又懵懵懂懂，但依然对田野保持着无限的想象和好奇，对奔赴田野的冲动也跃跃欲试，蠢蠢欲动。当然，这里的田野，已经超脱于我们日常所接触的表面的田野，田野在社会学的世界中有了更丰富的含义：田野是围绕村庄展开的，以实践为中心的村庄研究，通过具体而深入的访谈、观察、入户去感知村庄存在的现象、发生的变化，也尽可能的透过实践，还原村庄和研究对象所展现出来的的真实世界。初时了解到田野这一概念时，扑面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接地气，用田野来展示村庄、概括村庄、研究村庄赋予村庄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要知道，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在多数人印象中的村庄中，田野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是村庄最有力的象征。
如今，当真切地融入和参与过村庄实践之后，对田野的的认知愈发清晰，愈发立体。田野激发研究的灵感，田野调查成为认识村庄的手段，借助田野调查去了解农村真实现状，从村庄调查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并扎根于农村本土的实践尝试发展出解决问题的多元路径，以实现从农村来到农村去的螺旋式上升。这可能是更为丰富的田野意涵。
安徽省东至县高山村是我沉浸了20多天的田野，从这次的田野调查中，也展开了多维度多面向的实践与观察：村庄维度上的治理问题；村庄外出务工背景下的家庭、婚姻、养老及教育问题；种植本业内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社会资本、企业和村庄的内在运作机制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也使得这次的田野调查饱满丰盈，对自己的成长也是收获颇丰。以至于在结束调研后还和同学打趣到：回想自己待了20多年的老家的熟悉程度还没有待了20多天的高山村高嘞。细想也确实是这样，对于老家，更多的是习以为常、是习惯，以至于不会从熟悉的东西去思考和发掘。而对于真正的田野调查，对自身而言则是抱有充分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高山村就是真实的田野，除却村庄的真实展现外，高山村作为一个载体和介质，还激发出我们更为广阔的田野视野。
实践的田野。与接地气的田野相匹配的就是接地气的访谈、入户和走访。从村干部到党员，从村民到外来种植大户，从乡村到乡镇，从农业到工业，从小作坊到企业。无论是受访群体还是相关领域，具体的田野调查都会事无巨细的去涉及，去追问，去发掘。当时还会有困惑：为什么啥都要问，问的这么细致有必要吗？当初出茅庐的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带队的师兄们说了一席话让我有了更透彻的理解：“访谈的过程就和侦探破案的过程是一样的，而我们的角色就是侦探，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收集和挖掘尽可能多的信息，信息越丰富，对村庄的还原就越真实，对村庄的研究就越彻底。”这些话瞬时有拨云散雾的力量，也让我在田野的调研中尽可能的完整和细致。20多天的持续实践，对村庄也愈发了解愈发深入。白天调研晚上讨论，在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尝试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中也实现了自己的提升和成长。田野是我们实践的载体，从村庄出发，贴着地面思考，使我们的思考不会悬浮于空中楼阁中做着无用功，不断的扎根实践，也逐步实现着从农村到农村的底层架构上的村庄研究和乡村治理。
思维的田野。这次的调研也拓宽了我们思考的维度与深度，除却切身实地的调查和感知村庄外，也训练了我们的思维，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第一次踏入田野的调研小白，对村治调研模式一知半解，也不知带调研将会带来怎样的洗礼与冲击。记得第一天晚上总结时，是不知道要总结什么的，就只是自己在默默整理白天访谈内容。谈论开始时，师兄师姐们打了样，才知道自己偏离了航线，做了无效整理。哪知，情急之下，就实现了一种思想的激发。也可能有了压力，就把白天的访谈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进行了回放，调动所有的感知去发现问题找问题，去记录，去尝试分析，极短时间内实现了一种不成熟的思维调动和训练。这种感觉很深刻，是我第一次能够感知到的思维训练的过程。记得那天讨论，师兄师姐们对我们这些小白的思考结晶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认可，也让我尝到了动脑筋的甜头，也激发了我持续思考的动力。在随后的调研中也是激励与焦虑的并存和转化：焦虑自己晚上讨论提不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没有价值；进而倒逼自己沉浸白天的访谈，实现和研究对象的在场和在状态；之后在白天访谈中去找出感兴趣的点，提出相应的问题，用相对单薄的知识去尝试分析；晚上与小组热烈讨论，师兄师姐们给予正向反馈和激励。就这样，在每天的焦虑和激励中，自己的思维也得到了调动与激发。这20多天的调研，也带给我思维田野的的激发与拓展，给自己主动思考的空间，给自己倒逼思考的机会，让思维的田野跟随着实践的田野逐步调动、拓宽。
集体的田野。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却可以走的远。这句话，在读经典阶段就被孙老师时常挂在嘴边，重复的力量使得我们对这句话也是耳熟能详，殊不知，当时的我们，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经过这次的田野调查，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在奔赴田野前，心里是十分焦灼和矛盾的，有对未知的恐惧也有对田野的期待和好奇，对于我自身来说，接下来所经历的都是全新的，是要跳出到自己熟悉的舒适圈后的成长与磨练。不得不承认，刚刚调研的阶段是拘束的，放不开的，有距离的，因为整个环境是陌生的。第一次的转变是晚上的讨论环节，针对自己提出的不成熟的问题师兄师姐们都会很认真的进行讨论，大家都在针对这个问题去进行深挖和多角度剖析，不会因为问题不成熟就忽略，让我觉得我提出问题虽然小但是很重要，这种隐性的肯定也让我对小组放下了距离，形成了依赖。在之后的调研中也逐步的放开了自我，敢去提问题，敢于发问，在讨论环节也敢于发声，我很喜欢每晚的讨论环节，喜欢思想碰撞和同频共振所带来的喜悦感，当然，收获也是满满的。经过这次调研才更深切的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与魅力，不会有所隐藏，都在共享自己的想法与思想，让我们每个人都收获到了更多的思想苹果。也懂得了放开的越彻底收获的越丰富的涵意，在集体的基础上共享与分享，在集体的肩膀上去拓宽视野。
希望的田野。自我感觉我不是一个觉悟特别高的，在深入田野前，也从未想过将自己的学术与乡村挂钩，与情怀沾边。但通过这次学习，我有被集体震撼到，有被这个集体中的每个学术人震撼到，这是一群很纯粹的在做学术的人，有理想，有初心。在这个充满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有一群人在坚定初心，持续思考，给自己创造一种以学术为业的确定性。这不是我听说的，而是我亲眼所见所感受到的，他们从乡村中走出来看世界，也将世界的丰富回馈给乡村。我从团队中看到了这群学术人的使命和担当，看到了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一目标中离不开每个学术人的参与与贡献，理想是具有集体属性的，理想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的付出，自己有被这种付出感染到，也给了我一个深刻反思自己契机，重新思考了做学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和团队中的每个人一样，我也有颗不甘平庸的心，大家因为向上走的进取心聚集到一起，扎根田野，依靠经验，实现自己深刻成长的同时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出心出力，这种聚集是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是内生性的力量，也是充满希望的！
调研这么短，思想的荡漾却那么长，在调研中所收获到的成长是深刻而悠长的，不仅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在更深的层次也丰富了我们的认知。通过这次的调研，我们扎根田野，依托集体，实现了思维的训练和共同的成长，也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了世界的深度。

2021.8.1  吴楠  105研习室
20210604
近两月书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后现代状态》
《消费社会》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现代性与大屠杀》
《流动的现代性》
《门口的陌生人》
《废弃的生命》
《流动的时代》
《娱乐至死》
科层制的泛化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科层制发展至今，更常态化解读就是大家熟知的科层制，在现代生活中，科层制最显性体现在古装剧中，如甄嬛传，芈月传，庆余年等等。虽说都是虚构改编故事，但是在其地位等级，职位分工上影射了我国古代的科层制度。强调中央集权，加强地方管理，健全法律规章，讲究尊卑礼法，这种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并得以一直延续。即使到了近现代，新中国在国家的经济，政治体系方面的建立也依旧延续了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跳出中国视野外来看，早在西方大陆上的古埃及，古罗马，以及宗教教会组织就存在运用科层制进行管理的先例，在组织内部强调严格的等级秩序，各司其职。
在19世纪，学术界对科层制有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的科层制的学者，多将科层制视为一种政治的组织形式，权利主要集中控制在官员手中，与以君主为中心和人民为主体的君主制和民主制相对立。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在给黑格尔看来，科层制的出现是针对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应运而生的，科层制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利益，是个人和国家间的中介，使个人层面的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合作的渠道，此时科层制官员的任职是由专门化的考试选拔，并对他们进行道德客观性的培养使之在职务上不会受主观目的影响。马克思并不认为科层制是一个更客观的上传下达的中介，他认为科层制具有向上倾向，代表的是上级的特殊利益而非普遍利益，服从于统治阶级的管理，使得统治阶级权力合法渗透至下级，更好的服务于中央集权。科层制在内部靠的是严格的等级机制，而对外部则是进行严格的保密，因此科层制是归属于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并且，科层制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不会逐步扩散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途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破除科层制。直至韦伯，科层制进入到系统化的研究阶段，韦伯将科层制与之前的官员中心化的科层模式相区别，也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认为科层制归属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合法化的工具。韦伯认为科层制不仅只服务于政治领域，也可以逐步渗透到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正如韦伯所说，一个社会包含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国家、政党、行会等等，科层制就是特定个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秩序化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政府的管理中，存在与当代的生活领域内，也涉及到私人的事务管理，是这个社会运行离不开科层制的牢笼。

科层制得以泛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于理性的相互作用机制。
科层制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理性化发展。因此，理性成为科层制的鲜明特色，科层制也成为理性的有机组成部分。韦伯也围绕理性对科层制进行一种全新的阐述，韦伯指出，与其他国家、教会组织所运用的科层制相比，现代西方的科层制是没有先例的，是在现代的法理型支配下形成的理性的科层制。（早期韦伯在对支配类型的定义与分类中，将支配类型分为三种，即：基于传统权威，依据先例和惯例行使权力的传统型支配；基于个人的超凡性、神圣性、英雄气质和个人魅力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式的卡利斯玛型支配；以及基于理性基础上，按照相应的法律规范，依靠法律强制力使成员服从的法理型支配。在区分三种支配类型后，韦伯提出理性的科层制只有在法理型权力支配中才能形成。）法理型支配所形成的理性权力严格依照职务和等级，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无论是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服从于一套程序秩序，不为人为情况所动摇，不受传统和个人魅力所影响，理性原则在其中一以贯之。
理性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在对科层制理性进行界定时，韦伯借社会行动对理性加以区分。韦伯将社会行动类型分为四种，以此对相应出不同的理性，即价值理性，目的理性，情感理性与习惯理性（举例），从目的手段角度对社会行动进行区分后，科层制的理性行为趋向于目的——形式理性也就更加清晰了。科层制遵循客观理性，科层制的运行也借助了一套与之相匹配的规范秩序，并将其操作化，从这个角度讲，科层制是形式化的科层制。
科层制不仅理性的程度区别于其他组织机构，在科层制发展的方向也是其他组织模式没有过的。韦伯认为理性特质在最初的宗教中就有所蕴含。宗教的宗教秩序中的天致和预选观念理性，自律的特质，这些精神特质运用到世俗社会中，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秩序化，科层制就孕育在在理性化与秩序化系统运用中。而韦伯指出科层制是由于法理型权威下的现代理性组织，随着科层制逐步的演变和泛化，使得科层制具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即使在近现代，科层制也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所包含的内容也更丰富。
除了科层制的理性主轴外，科层制的任务专门化是其一个突出特征。理性的科层制强调专业化，重视专业能力，将人才的筛选与甄别范围扩大至更广泛的阶层，强调各层级的分工和专职化，专门的工作要通过组织间的等级制度和规章进行协调。法理型支配使得科层制趋于非人格化的倾向，不随主体改变，不问对象是谁，排除掉影响科层制运作的个人因素，每个层级的运行都有一套客观无私的秩序所行政程序所规定，使得每个成员具有形式上的平等。
在科层制的运行层面，韦伯强调科层制是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每一个上层阶级都有它的管理权威权力和相配套的强制手段，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统筹掌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方面面的事物，而马克思则聚焦于生产关系，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各个部分逐渐发展成相互隶属的关系，官僚阶级都有自己的专业分工。军事领域的发展就可以很好的体现，在原始部落中，士兵自身的武器是自备的，出于防御或者进攻需求。在封建军队里，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力，军队由统治者统一调度，军队武器也是由统治者集体支配，军队中的各级管理官员也受统治者支配，军队体系中也形成了科层制机构的雏形，再之后发展到近现代军队中，军队部门的细化，管理手段的丰富，军事任务的多样性使得各个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相互依附程度也逐渐紧密，集中的权力也日渐分散和下放。在更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近现代的大学和医院中，科层制具有明显技术上的优势，也促进了科层制的蔓延。而科层制的发展依赖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专家教育的需求也逐渐突出，使得早期涂尔干所强调的通才培养过渡到接受专门训练和教育的专家培养模式。教育的职能专门化培养也是科层制的一个衍生结果。
此外，货币经济的繁荣，大众教育的普及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扩大都成为推动科层制发展的重要推力。货币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众需求的逐步扩大，倒逼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而经营组织模式的繁杂和庞大使得科层制这种强调效率和分工的组织模式被迅速普及和运用。大众教育的普及使得社会上涌现出各式各样的专业化人才，为科层制的发展也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此外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也为科层制的完善提供坚实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科层制体系化发展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科学技术、学校教育、政治组织。在科学技术上，科层制完成了去魅的过程，也逐步将理性的科层制的管理技术运用到生产生活上。在现代经济中，科层制与理性的计算方法相结合，形成一系列有法可循的规章制度，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其实，在韦伯研究前，科层制就有迹可循。涂尔干在阐述社会团结时，将社会团结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并遵循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其中，有机团结注重社会的分工和职业的专门化，并使得各个层级之间相互依赖，联系紧密，进而由于分工普遍化促使职业道德规范的确立，这种职业的分工，规范的遵守以及注重效率和团结中，也可以窥见科层制的雏形。吉登斯对韦伯科层制进行了继承。在吉登斯眼中，监控是现代性的四大维度之一，指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在政治领域中对人口进行约束与监管，发展到今天，监控已不止步于政治领域，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教育行为等都离开监控，科层制所体现出来的监控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科层制支配下的任何决策都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科层制是理性的，不带个人偏见的，有明确的职能与分工，有内在的规则秩序，等级森严，环环相扣。这是科层机构都应该具备的特征。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完全实现过，是一个理想类型。科层制的发展进程彰显了一种张力的存在，一方面专业化，理性化和效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抑制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韦伯对科层制也有其悲观的态度，认为自由，创造性等文明价值都将淹没在科层制中。基于这些负面效果，使得科层制也遭受过学界的声讨，也是对此，韦伯在描述科层制时，除了突出刚性结构的必要性外也提出了一种领袖民主的补救方法，他寄希望于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引入新思路以打破科层制的牢笼。而对于科层制，哈贝马斯则指出了更具理想化的方式来弥补科层制弊端，即建立一个理想的沟通情境，具备理性的交往行为，进而建立沟通理性，协调一致达成共识。总之，对于科层制的看法褒贬不一，但因为科层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合理性，是所有组织类型中最具合理化的一种方式，也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形态能代替科层制。科层制的劳动分工使得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人都服从于这个官僚体系，也使得这个社会运行离不开科层制的牢笼。我们可以批判声讨科层制，但却不能取消，废除科层制，所能做的只是改进和优化。科层制，你爱或不爱，他都在那里。
科层制的渗透式发展，泛化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宗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古印度教，在其宗教内部有一个严密的等级尊卑秩序，宗教本身的伦理与情感、价值相关，但在宗教的组织层级中仅靠抽象教义去规范教众行为是远不够的，此时，通过一系列体系的教条使得宗教内部运作趋于理性化方向，身份尊卑，分工细化使得理性化程度更高，则在更大程度上使教众按照目的形式理性去规范行动。对时尚的追求和也是如此，时尚既满足了下层对上层既定模式的模仿，又满足了等级化，差异化的需要，通过对时尚的界定和追逐，保持了每个层级自身的个性，并以此区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以说，时尚是阶层分野的产物，既有各个阶层和谐共处的作用也使得各个阶层各司其职，相互分离。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另一方面以此区分着不同的阶层。总而言之，时尚总是下层对上层的模仿，和上层不断抛弃旧时尚过程中。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是通过一种符号秩序的再生产，使得各阶级的权力关系固化的方式，一方面加强了文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有维持着各阶级的秩序。此时的教育也有科层化的倾向，也有着明显的区分，一方面使得文化以合法化方式进行世袭传递，另一方面保证阶级的再生产。教育遵循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具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用合法化方式保存掩盖的阶级关系和结构。学校也成为社会等级不平等的合法化来源。
发展到现代，科层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箭头式的传递过程，总体呈金字塔结构，举例来说，通用电气公司经历了多次的组织架构调整，无论是1892年的垂直等级的组织架构还是1960年的多部门管理，仍是从底层到高层的金字塔式架构，尽管形式不同但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科层制内部运作是呈坐标系式的架构，纵向层级之间的上传下达，令行禁止以及横向间的职能分工，各司其职，这种模式提高效率，用群体协作弥补个人劣势，长于结构清晰，执行高效，使现代社会组织具有管理上的技术优势。不过，科层制也有其负面效果，对信息的垄断，对个人个性和创造力的抑制，较明显的内外有别，以及弹性不足协同受限，也忽视了人作为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处于现代生活，则注重在运用科层制的架构是打破刚性的等级结构，也释放每一个层级的创造性。
科层制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就是骨骼一般的存在，如果没有科层制，组织的骨骼力量就会消失。韦伯指出，当众多专业的职业人员共同从事一项受规则制约的事业的时候，科层制是一个减少差错，保证规则统一的组织制度措施。这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就像雷军说的，没有科层制，企业就很难集中力量打硬仗。在2019年会上小米放弃扁平制重返科层制，新的组织系统将小米员工分为专员，经理，总监，副总四层，对应13-22共十个级别，但是，对于如今已拥有两万多员工的小米来说，科层制恰恰充分保障了必要的协同效应。                    处于现当代的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组织机构，其管理和运转都离不开科层制，学校教育也是。学校发展到今天，也成为一个日益庞杂种类繁多的组织机构，对知识的的生产也日益专业化和体系化。处于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的管理的诉求，为科层制的运用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础，借此来提高管理和效率。科层制的专业分工有助于保障学校内教学，科研和行政的有序进行，使得教学内容因专业领域划分，彰显各专业特色。科层制的规范秩序使得对学校内各层成员的的管理不是处于管理和传统，而是有成文的规定，守则和制度。学校内部也是有着明显的层级系统，对于学校的管理也离不开科层制的运用。
2021.0409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第二代旗手，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分析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阐述了合法化危机，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今天我们具体走进哈贝马斯，探寻他的学术殿堂。
危机机制：哈贝马斯在讨论危机的作用机制时从社会组织原则出发，强调社会整合原则，并用整合依据划分出原始社会，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的指出了不同的整合原则对应的是不同的社会危机。原始社会由亲缘系统构成，家庭保障社会的整合，整合依据为性别和年龄，这个阶段世界观和规范尚未分化，所面临的危机来自于外部因素；传统社会家庭功能弱化，权力归属于国家，整合依据是统治者权力，国家权力开始了专门化和分化，这时的危机就来自于国家体系的内部矛盾，法律秩序与特权利益相冲突，致使阶级斗争，危机社会整合；而资本主义的整合依据则是雇佣劳动和，此时统治阶级不再具有统治地位，经济问题威胁到社会认同，表现出的控制问题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致使出现了四种类型的危机，即：由于经济系统无法产生可消费的价值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行政系统无法产生理性决策所引发的合理性危机，合法性系统无法产生提供一般动因所致使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文化系统无法无法提供创造性行政系统动机意义所导致的动机危机。
合法化危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使国家权力和市场职能达到平衡，以此维持经济领域的正常运行。另外，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同时也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国家和市场密切联系，权力和货币也逐步入侵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由于这个时期国家角色凸显，政治过多干预，市场商品劳动力日益组织化，人类活动也趋于机械化和工具化。在这一背景下，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出现合法化危机。
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解放，并针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试图建立交往行为理论，利用交往理性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构建交往行为理论时，哈贝马斯站在行为主体角度对马克思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工具理性的主体，不具有自我反思意识，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学习，教育和知识的重要性，以此来批判马克思缺乏反思这一维度。哈贝马斯认为行为主体主体是具有反思和理性的，理性存在于兴趣中，认识兴趣决定科学活动，哈贝马斯将兴趣分为三种：在劳动中形成的对技术的认识兴趣，在语言媒介中形成的对实践兴趣和在统治中形成的对解放的兴趣。技术兴趣以技术为中心，通过对技术的利用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实践兴趣则聚焦于主体之间的互动，借助语言的媒介，在互动中达成规范和共识。解放的兴趣则来自于主体自身的反思性力量。解放的兴趣指导着实践和技术的兴趣，哈贝马斯依据不同的认识兴趣将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核心就是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共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也经过一系列的进化和完善。在早期，交往行为强调语言的媒介作用，以理解为前提，在之后的进化过程中，突出了主体的多样性与复杂化，以言语的有效性为基础，已达至相互理解为目的，进而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遵循规范，合理调节行为。通过这样的交往行为，把语言看成全面沟通的媒介，达到社会的统一，实现个人认同与社会化。
交往合理化：交往合理性表现为交往活动的扩大，人的解放和个性化发展。交往合理性包括主体和客观世界关系的合理性；主体与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主体与他人关系的主体性。合理性不是对知识的占有，而是体现在主体是如何获得和使用知识的。合理化就是对合理性的一系列论证过程，对合理化的探讨也有多种的角度，马克思的合理化体现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上，认为是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就代表着合理性也在逐步发展。韦伯的合理化则是从社会行动的角度阐述合理化的进程，其中理性主义作为主轴，将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都归结于理性的指导。哈贝马斯的合理化则是指在一定道德和规范的指导下，借助语言媒介，在对话中完成相互理解的理性化行为。不仅包括生产活动和劳动的合理化过程，还包括道德实践的合理化。
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强调以语言相互理解的共识行为。合理化走向物化，异化，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是因为金钱权力凌驾于相互理解的共识上，合法化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对生活世界殖民就成为整个社会的病症，哈贝马斯试图通用系统和生活世界去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哈贝马斯从由符号构成的日常生活和认知结构来理解生活世界的。生活世界是现实的日常生活的载体，为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提供场域，也是相互理解的信息库。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生活世界的媒介，言语者与听众进行对话建立共识或规范去协调人民的行动。语言是一种内生力量，是倾听和交流的介质，而倾听和交流是是语言的结构部分。
生活世界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系统包括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都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的功能，生活世界是在价值尺度规范人类活动，系统则是从功能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调节。
哈贝马斯看来社会进化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在合理化方面，首先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导致了系统的合理化，其后才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哈贝马斯借用了韦伯的工具理性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工具理性的运用会使人们失去自由并导致对生活世界进行入侵。此外，目的合理性行为下的经济领域和金钱权力下的政治领域逐步向生活世界渗透，压制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生活世界不断萎缩，金钱权利成为交往的媒介，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

1劳动为认识兴趣提供基础，人类通过劳动确定自己在组织的地位，并以语言为中介的沟通和交往达到自我的认同和肯定。
2劳动：是以工具为中介的劳动的实现和行为的合理化，以经验为基础以技术为导向，由确定的劳动规则和纪律
3相互作用以符号交往为中介，共识为前提，相互表达理解与肯定。
4现代性:由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出发，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利用主体力量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观点，认为现代性在某种程度造成了各方面的断裂，也缺乏有效地沟通和交往，试图将工具理性转为建立交往理性，以此来克服主体理性，交往理性也为为现代性建立了规范基础。
5哈贝马斯想建立的是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够充分发挥人作为主体的体系。
6马克思认为社会进化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借助生产方式去揭示由低到高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是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进化，是社会整合原则的进化，社会进化的主体是不同个体统一了的共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是理性化的过程，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更加自由，不受约束也更趋于理性化。

2021.1.30
【书单】
1.《后民族结构》
2.《合法化危机》
3.《包容他者》
4.《在自然主义和宗教之间》
5.《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6.《后形而上学思想》一半
7.《分裂的西方》
8.《喂养中国小皇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手，哈贝马斯的思想纷繁复杂，融合了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涉及理论思想涵盖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也有不同的切入视角，从最初阶段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到关于哲学话语的语用学研究，之后逐步发展到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哲学的思考，并始终未曾脱离现实生活，并试图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给予解答。
一，公共领域的研究
作为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公共领域的相关思想也为之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贯穿其研究的始终，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相关内容主要出自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
1.公共领域的发展：公共领域发展经历了多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公共领域也有不同的作用与特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是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的，此时的公共领域的主要方式是讨论，诉讼和战争。在欧洲的中世纪，此时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代表性公共领域，凯撒和上帝就是其代言人，是一种所有权公开的代表形式，在这个阶段，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王权和教权对于私人领域的入侵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作为下层群众是被动的接受上层指示，并没有意识去与上层之间进行影响。这种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更多的只是该时期的公共性的一种代表形式或者表现形式，哈贝马斯说：”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社会，没有证据说明已经存在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所谓的公共性，只是权力的一个公共表现形式而已。”（原文）在资产阶级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和市场之间逐渐分离，古典经济学是指导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加主张政府不能够去干预经济，在商品经济和私人劳动领域的活动完全是出于私人自律，努力的去保障自由竞争，使得商品按价值规律去进行，并坚信，生产者，产品和资本在完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供需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因此，依据经济也将这个时期的领域进行了一个分类，把依照资产阶级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分离出来的市民社会划分为私人领域，而把国家权利划分为公共权力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产生了分化，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是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的对抗中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的。
2.公共领域是什么：现在的公共领域就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指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存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意见或针对某一事件或主体进行公开的讨论。在哈贝马斯这里的公共领域指的是指具有公共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现实的生活空间，公共领域的基础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构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与公共权力机构展开讨论。”（原文）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从私人领域中孕育的，是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的中间地带，是由个体化的私人通过对公共事物的讨论聚集起来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一种对话的力量，即形成公共舆论去与公共权威去抗衡。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公众，公共舆论和公共场所三个部分构成，在阐释公共性时更多去采用了洛克和卢梭的观点解释，同时也借用康德，马克思去阐述公共舆论。这里的公众具有三个前提，即遵循自愿自由的原则，可以畅所欲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在对待公共事务的时候具有超脱私人性质的普遍利益；并且是具有一定数量的人群的集合体。公共舆论是以对话为基础的，以理性的批判为前提，目的就是对上层权力通过批判和监督对其产生影响，从而约束国家权力。公共场所就是进行以上活动的一个综合的实际场域，是公共舆论的表现方式，公共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由最初的沙龙，咖啡馆，剧院等逐步拓展，以至于后来新闻媒介在公共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
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先在英法两国出现，首先萌发于文学领域。公共领域的侧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艺术领域转入文学领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在商品市场上流通，通过沙龙，咖啡馆和广场演讲等形式将其需求不断传播，在文学方面也形成了文学的公共领域，例如俱乐部，新闻界等。最后上升到政治层面，之后，公众这一群体开始承担起公共批判和监督的功能，至此对上层的公共权力产生影响。正如作者所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要求这个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去反对上层权力机关。”
4.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公共领域的衰弱出现在十九世纪，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产生你了三种趋势：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逐渐融合，国家干预手段逐步强化，出现了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国家与社会由有了联系，变得紧密；社会领域和内心领域逐渐分化；从文化批判地公众转为文化消费的公众，此时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也丧失其批判监督的功能。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和监督功能逐渐丧失的这种背景下，为了恢复这种监督和批判的功能，哈贝马斯去试图构建了交往行动理论，将公共性推至各个组织，形成相互可以理解的共识和普遍认同，促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二、涉及危机的阐述
1.四种危机倾向：现代技术的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当中存在着的四种危机倾向。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还包含文化危机，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这四种危机倾向主要体现在《合法化危机》这一书中，关于这本书的逻辑线条还是蛮清晰的的，感觉更像是对题目进行了一种拆解去进行的层次分析，危机的出现是外在表现与内心体会双重作用的结果，对于主体的主体性和控制力的剥夺是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解决危机的切入点。就个体而言，当其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自我认同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产生个人危机，就其社会而言，一个社会系统运行的瓦解，制度的崩溃都会造成一个社会的危机。社会科学的危机应该把握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关系。系统整合更多从主体出发，强调主体的控制能力，而社会整合更偏向于从整体角度出发，从制度系统去克服外部环境，维持其界限的能力。社会整合更多与外在自然相联系，系统整合则更贴近内部自然。外部自然的社会化借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被占有，用遵循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去捍卫自身。内部自然的社会化用规范结构来促使自身社会化，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
社会组织原则为社会进化提供可能性的依据，原始社会倾向于亲缘系统，由家庭保持着社会和系统的整合，传统社会实施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那权力和功能交给国家，靠法律来进行调节，危机多来自于内部矛盾，合法性的丧失导致阶级斗争，危机社会整合，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不再具有统治地位，转而移交给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经济问题威胁到社会认同，表现出的控制问题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在经济系统方面，建立三部门模型：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竞争部门。
行政系统角度国家机器用总计划调节经济循环；创造和改善利用剩余资本的条件。合法性系统角度，不再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是积极的介入再生产的过程。阶级结构方面，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形式可以分辨出各个统治集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的统治被匿名形式的私人政治权力所取代。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被重新政治化，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却没有恢复，这样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失衡，经济增长抽象认为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通过技术，越来越多的利用资源所引发的生态失衡；人类所服从的规范缺乏合法化的运作，动机也缺少有说服力的解释，所带来的人类学失衡。以及生产力技术所引发的国际失衡。在对危机的倾向分类中，分为了四种危机：由价值规律决定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不对称；由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为主要表现的政治危机，合理性危机是产出危机，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协调履行从经济系统获得的控制命令，例如不能合理的支配税收。合法性危机是投入危机，在经济系统发出控制命令时无法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水平，例如不能合法的征税；社会文化危机，即动机危机，各种危机要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会表现出来，一切的合法化的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必要的动机。晚期的资本主义潜入了合法化的危机，经济的增长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这种追求成功的期望需要与合法化的需求配套，而缺失的合法化就需要与这种期望相配套的需求来弥补，当弥补的需求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出现。社会文化的危机归类为动机危机，但是动机并不是完全从社会文化系统产生出来的，首先，传统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并逐渐瓦解，此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丧失掉自己的基础，最后在如今占有支配地位的文化都围绕着科学主义，现代机械复制艺术和普遍主义道德定型的，这些致使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的变化，变化了的文化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的需求，因此，引发动机危机。

2020.12.6
1《性经验史》
2.《福柯的生死爱欲》
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5.《在野之学》贺雪峰
对权力的再深入
单说权力更多被视为一个偏政治性的概念，在对权力的划分也分为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宏观权力更多的是从国家层面来涉及，其中心是统治阶级，并且有且只有一个核心主体，这样的宏观权力具有集中性，权威性和支配性三大特征。微观权力则是相对具体的存在于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会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学校，监狱，工厂，科技，知识等领域，这样的微观权力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调整的状态和过程，而不是要破译出人所拥有的特权。微观权力的核心是关系，微观权力是多种关系的集合体，社会是由多种关系组成的，而多种的关系总包含着微观的权力。微观权力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关系的优劣决定着微观权力的主导权，劣势权力就会变成权力的实施对象。微观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权力也不会停留在某一方式或者某个人手中，微观权力像是纵横交错的网络，是匿名的，无主体的，和流动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主体，都处于权力的网络中，当然，当居于弱势权力时，就会成为权力的实施对象。微观权力随着力量的大小不断变动主体和地位，以此进行着权力的交替，每个人作为权力关系的一个点，随网络流动而流动。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有基本的运行策略，之后逐步演变成规训，逐渐呈现出规范化的趋势，会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实现规训。
而福柯主要关注的是微观的权力，他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揭示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权力的流动性也在社会关系的链条之中。权力在运作的时候，会有直接的生产作用，因而不断衍生出生活中的规训机构，如：监狱，学校，军营等。这些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这些机构注重效率，强调纪律性，有特定的组织方式和惩戒手段。另外，权力在运作的时候，会使得个体和权力相互抵抗，例如在社会中常常会禁止色情，但大量色情产品仍然存在。此外，权力他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隐性政策推动的。还有一个特征是权力与知识相联系，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就是权力在支配的时候，正如原文所说：不是知识的主体生产了知识去帮助权力反抗权力，而是权力知识贯穿于其中的过程和斗争，决定了知识领域的形式和可能。
福柯在揭示权力运作的特征的时候，引入了话语这一概念去参与社会的架构，福柯的权力也无法离开话语。性作为一个话语载体也是权力话语的一个说明。在18世纪开始，对性的谈论逐渐增多，产生了大量的性话语，使得引起了一种性自由的错觉。但性话语的蔓延的同时也在各方面规范着性。在医院，对于同性恋这一群体，大多是需要对其进行诊断，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同时，性话语也在学校出现，而学校会使用一系列的教育和管理来压抑青少年的性行为。总之，话语就是围绕一个主体的一系列论述去构建新的主体，而权力在构建过程中运行，所以说，话语是权力的载体。不同的机构，个体都可以产生话语，本质上是生产关于这一主体的一系列知识。现代医学是一种话语，所有的医学知识例如：对人的认知，对疾病的判定和治疗，都是话语所产生的知识，而权力主导知识的生产。此外，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机制，是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去持久运作的机制。
20201022
1《不正常的人》
2.《词与物》
3. 《知识考古学》
4.《规训与惩罚》
这个月开始阅读福柯的作品，提起福柯，就必定避不开权力，知识，身体，话语等，同时会配合各种规训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个人角度还是蛮喜欢福柯的，至少，他活的真实，可能他也活出了大多数人不敢活成的样子。本次读书报告就结合看过的书籍先简单的进行一下梳理。
通过对福柯的整体阅读，更多的是在建立福柯式的权力话语体系，不正常的人中，关注的是身体的话语，强调权力是如何通过身体的表征进行深入，词与物则关注的是话语的表现形式--及表面话语是如何建构的，综合来看，这两本书阐述的尚未真正上升至权力层面，只是对权力的逐步摸索阶段。
词与物总结了人的三个特点：生物属性，话语属性，和劳动属性，生物属性对应时间层面，话语属性对于空间层面，劳动则实现了时空的统一，通过提炼这三个特点来证明人的存在特性。人的存在时客观有限的，话语是思考的表现，以此来使得人类得以延续。生命的长度回决定思考的长度，思考由话语来表现出来。
不正常的人从精神病学的发展角度引出身体这一表征。首先福柯概括出刑事精神病鉴定的话语特点：要有直接或间接的司法裁决，要求有资格的专家在科学内部系统的阐述，还要有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在19世纪发展出一种内心确信原则：不能在完全肯定之前判刑，只有法定和有资格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同时需要任何人确信的证据才能是有效的。在19世纪，疯癫才和犯罪联系起来，最开始就是一种反常性的行为开始出现，这被精神病学拿来作为缝合司法和医学的重要概念。从此，反常和危险开始联系起来，精神病学鉴定的话语在医学方面的不足成为精神病学的理论核心。精神病学的鉴定话语使得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相互连通，同时，医学和司法之间的对彼此的权力也不断地提出要求：必须让每一个上刑事法庭的人经过专业精神病专家的检查，针对反常和危险，使得一些特殊的法庭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种规范化的权力，以规范为目标。在早期阶段，针对麻风病人大家都会表现出一种排斥和消极的态度，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当出现鼠疫等情况时，则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分区控制，这也是一种权利的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将不正常的现象归纳为三种：畸形人（人兽同体，阴阳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生理的畸形引发了一种道德的畸形，使得群众自下而上去毁坏社会契约，还有大量罪犯的产生。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促使了新的惩罚机制的出现和发展。最开始，对待不正常的人，凡是对他人，社会造成危害的，遵循残酷原则，权利主体是君主。之后发生了一种转变，权力的主体不再是君主，惩罚的对象也变成了犯罪的原因。新的惩罚权利要求犯罪的主体理性，行为理性，和动机理性。在此，法律和医学有了一个相应的分工，把犯罪的理性交给法律，犯罪的非理性交给医学----扩大了精神病学的权利。对于精神病权力的扩大，精神病学还引入了本能的概念，关于本能的阐述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将精神病学纳入行政体系，将权力，知识普遍化，第二，视角重新回归到家庭体系，并将其医学化，用家庭的爱去弥补缺失的部分，最后，用精神病学对不同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进行病理学分析。相应的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疯癫的统一化，是对整个人产生影响，不存在部分的疯癫，疯癫也被认为是自觉与非自觉的混乱。精神病学侵入整个的行为范畴，用更普遍的权力知识和技术，对不正常的人和行为进行分析和干预，同时，精神病学的干预领域也极大扩张，形成了家庭领域加法律系统，同时也要求了新的话语，知识，和技术。
规训和惩罚从本书一开始就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惩罚方式，展示了惩罚体制的重新配置，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酷刑作为一种公共展示的方式消失了。和直接施加在肉体的惩罚相比，现代的刑法体系的惩罚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肉体惩罚转向对灵魂的惩罚。科学的知识作为一种话语，逐步侵入到司法领域，犯罪行为开始被解释，被定义，被区分，促使了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最初福柯更多关注的是肉体，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解释微观权力得到运作，接着其过渡到将惩罚的符号技术视为关注的重点，并归类了三种惩罚机制：君主制约下的惩罚，符号象征下的惩罚，以及强制性制度规定的惩罚，而最终的趋势也逐步走向了第三种方式。最后，阐述了最广义的惩罚方式--规训。整本书从一开始讨论对犯人的公开处决到监禁的普遍推行，引入罪犯的肉体去揭示微观权力的运作，通过分析惩罚机制去揭示权力对肉体的支配。
以上从具体内容的梳理的梳理角度揭示对权力的探讨，而知识考古学更多从方法论角度去进行批判和创新，通过与传统方法论的对比去总结出考古学的一些特性。传统方法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过去进行分析，去寻找涵义，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主观性，强调连续，归纳和整合，却也忽略了矛盾和不确定性，甚至造成知识的扭曲和割裂。考古学拒绝对知识，思想进行传统历史的方法，注重还原，还原到话语的本身，不去分析和探寻话语背后的意义，想法，也不主张总结归纳，不排斥矛盾和个性，就只是注重还原，在还原的过程中使自身得以回归，使知识丰富，复杂。历史重在通过记录的方式将其转变为文献，用文献的印记去说话，但其主观性使得所表达的东西是与本质无关的东西。考古学确实服从规律视为的表达，注重的是话语本身，强调差异性，也不会去扩散更深层次的东西。
2020.0915
书单
1.《再生产》
2.《遏制野火》
3. 《国家精英》
4. 《权力精英》
5.《世界的苦难》
6.《疯癫与文明》
7.《临床医学的诞生》
对精英的理解
在看到权力精英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可能这本书的主体可能就在讲掌握权力的精英团体，甚至，精英如何被确定和筛选出来，精英如何逐步的去掌握权力的过程开篇的时候米尔斯就对权力精英进行了他自己的描述，他认为权力精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构成，他们居于某些相对集中且重要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掌控的权力。比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因为这些人在相对重要的的领域内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这种地位和位置就赋予他们一种做出决定的权力，使得他们可以超出一些现实环境而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做出决定。这些精英出于一种相似的目的而愈发的联系密切，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并一起去做出一个更高层面即国家层面的决策。这里的权力更多的是一种决策权，这种权力的赋予也是由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即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家庭是什么，职位是什么，你现在居于的位置就决定了你是否可以进入决策集体成为精英中的一员。
而这个精英团体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决策共同体我总结下来由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个团体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核心领域的支配权，这些领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下层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渗透日常的的各个方面，因而精英团体在这种程度上具有一种最高的指挥权，这种权力的赋予使得权力群体具有一种向心性，也促进了他们的团结。还有就是他们的位置使得他们的圈子具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目的，并且圈子的融合和渗透也越加深刻， 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分层机制这种分层和等级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教育。这种通过教育完成阶级区分的现象在国家精英中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国家精英里就讲了法国教育体制下的各种关系，表明其本质上是通过教育这一合法化的途径去逐步的解开学校背景下的不平等假象，并且通过教育的再生产去不断地形成特定的符号权力，使得社会阶层按照各自的层级进行运作和转换，进而不断地巩固和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按照布迪厄的看法来说，大学教育已经是一种阶层固化和合理化的场所，完成阶级间的纵向流动是相对困难的，而国家精英也具有一定的分层，指的更多是名牌大学向国家输送的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的聚合就形成了国家精英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排异性就是阶级分层的体现。那这种分层是如何合法化的完成呢？即法国的名牌大学就担当起了这一重要的责任，在法国，名牌大学也称救世学校，或者庇护学校，因为这种学校里面有一种隐形的隔离机制，平民阶层通过惊人的才智才可以打破这种隔离，打进中上层阶级的世界，他们有一个相对合法化的途径就是 考试，但是这种考试机制本身就蕴含着不平等，考试所考的美内容是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而这些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与其说是才智不如说是家庭熏陶的结果，是经济基础上的能力，这种才智对于贵族来说，是生活，是惯习是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的训练。而下层民众能依靠的只是这种靠训练而来的才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贵族中的父母，家庭，决定了i接触的资源，学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差异，这种差异的结构本质上就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产物，文化资本通过文化的再生产达到阶级垄断的目的。而这种文化资本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是靠交易，转换或者传输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布迪厄说：那些有着丰富文化资本的后代从最开始就有了先天的便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除却文化教育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文化继承最好，最合法也最隐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下层民众怎么也企及不到的。因此，这种教育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分层，阶层之间通过这种看似合理的文化屏障完成了他的阶级固化和隔离，学校也成为维持不平等的工具，进而巩固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
在关于教育的看法上米尔斯也有一定的见解，
在米尔斯看来教育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学校这一途径促进基本知识的普及，这种知识的普及使得每个公民具有识别和辨别的能力，在认识，了解的基础上去更好的参与到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使每一个公民通过教育获得参与的机会，从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我i发展。而美国的教育现状是将教育沦为上层阶级训练普通大众对国家中层和对权力服从的工具，这样一种现状的存在就使得无权的中下层群体被动的按照精英群体的意愿去学习，去遵守和去服从，学校也就逐步成为大众去进行技能训练和职位上升的一个载体，这样教育背景下训练出来的人才目标明确，训练有素且又忠诚，而在其他的方面却得不到自我的发展，也缺乏了一种独立的意识。这样的一种现状也就是米尔斯所指出的大众教育和公众教育的冲突。这种权力的金字塔也使得处于上层的精英团体，之中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各种力量更加团结，最底层的平民大众越加的松散和软弱，而中间阶层的议会，国会的人们更加中庸，而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启蒙没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挑起大梁，也无能为力。所以，美国的上层群体就通过这种权力的金字塔的固定模式去完成了阶级的再生产。
国家精英讲的是法国教育体制下的各种关系，本质上是通过教育这一合法化的途径去逐步的解开学校背景下的不平等假象，并且通过教育的再生产去不断地形成特定的符号权力，使得社会阶层按照各自的层级进行运作和转换，进而不断地巩固和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而这样的一个愈发固定的分级结构和再生产方式，在表面上通过学校和教育有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本质上是对阶层固化的精英再生产方式的探讨。这本书看下来就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可以通过大学教育完成阶层的晋升，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而按照布迪厄的看法来说，大学教育已经是一种阶层固化和合理化的场所，完成阶级间的纵向流动是相对困难的，而国家精英也具有一定的分层，指的更多是名牌大学向国家输送的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的聚合就形成了国家精英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排异性就是阶级分层的体现。那这种分层是如何合法化的完成呢？即法国的名牌大学就担当起了这一重要的责任，在法国，名牌大学也称救世学校，或者庇护学校，因为这种学校里面有一种隐形的隔离机制，平民阶层通过惊人的才智才可以打破这种隔离，打进中上层阶级的世界，他们有一个相对合法化的途径就是 考试，但是这种考试机制本身就蕴含着不平等，考试所考的美内容是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而这些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与其说是才智不如说是家庭熏陶的结果，是经济基础上的能力，这种才智对于贵族来说，是生活，是惯习是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的训练。而下层民众能依靠的只是这种靠训练而来的才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贵族中的父母，家庭，决定了接触的资源，学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差异，这种差异的结构本质上就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产物，文化资本通过文化的再生产达到阶级垄断的目的。而这种文化资本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是靠交易，转换或者传输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布迪厄说：那些有着丰富文化资本的后代从最开始就有了先天的便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除却文化教育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文化继承最好，最合法也最隐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下层民众怎么也企及不到的。因此，这种教育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分层，阶层之间通过这种看似合理的文化屏障完成了他的阶级固化和隔离，学校也成为维持不平等的工具，进而巩固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
初识福柯
这个月阅读的是福柯早期的一些作品，就按照自己理解谈谈对这两本的一些认识。这两本书看下来更多的是以一种病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切入的，讲述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疯癫的变化与演进，以及伴随着治疗疯癫的医学的演进过程。疯癫也经历了一个无形到有形，从自由到不自由的发展历程，在最早的时候，疯癫并没有明确的被界定或者被区分，只是人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之一，也没有概念将他归类或区分，也没有对立物和他去做参照，是处于一种隐秘的状态。之后，愚人船的出现将疯癫推向了另一种的发展，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对这类人进行了放逐和处理，接着这一套处理的模式更加系统和规范，一些法令的颁布也使得疯癫与罪犯，穷人等划归为一类，在特定的场所中被实施了禁闭，就是这样的一种转变，使得疯癫被动的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初步沦落成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之后随着治疗疯癫或者牵制疯癫的不断演进和医学的不断发展，疯癫引入了医学的领域，又被单独的划分出来，精神病院成为疯癫的载体被单独区分开来，他们也试图将疯癫从非理性的维度拉到理性维度的正常范围内，，现代精神病院不是针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治疗，而是试图对病人进行规训和控制，医院中的医生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模式被看待。通过这样一个演进过程，精神病院最终对疯癫进行了压制，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一种统治关系就被显现出来。而临床医学的确定也是经历了分类医学的过渡，通过引入空间的概念，将病人和医生放在同一个场域里面，医学是伴随着疾病发展的，而疾病的发现有着其横向及纵向的维度，首先，这个疾病首先是可以被发现的，医生发现疾病靠的是他背后所潜藏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而其医学只是最开始有其固定的分类体系，即分类医学体系，将人所表现出的症状套用在已有的分类体系上。随着医学的丰富和新的场域的出现，病人和医生开始了更多的交流，随后，目视的交流就逐渐被联系起来，赋予了医学一个更新的视角，伴随着医学的发展，治疗的载体-----医院也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发生疾病的原因不是一个自然纯粹的现象，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医院就发挥了调查，研究，监督和指示的作用，确保环境的纯粹性，因为疾病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相关联，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引发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医院就承担其稳定治疗条件的一个作用。随着医生和病人交流的增多，医学知识在与病人接触中也丰富了起来，通过专注和目视这种临床的交流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正向积累，从而逐步建构了他自己的丰富性，临床医学的场域见证了知识的诞生，接受验证，和自我实现，与所有的医学经验相结合。而医院就变成了一种大学，临床医学学的知识更多的是技术导向，通过医生和病人的接触，疾病的症状就被显现出来，从而引发出了更深入的征候现象，征候与症状的发现就需要治疗者的看与知，看，即目视，观察，忠于直接事物的纯粹目视，不加以修改；用逻辑去武装祛除纯真性。观察过程中言说阶段和被感知阶段的交替。疾病把真相交给了看和听。会说话的眼睛成为事物的仆人和真理的主人。临床目视对疾病现象进行还原，得出来最真理的知识，这就是看与知。从对鲜活症状的了解到最尸体的解剖，医学之间又完成了一次大的跨越，借助时间的开放性去重构疾病系列的演变。生命，疾病，死亡构成了技术与观念上的三位一体。从死亡，从尸体的角度反观疾病的形态，疾病超出了症状和并发症具有了特有的形象和法则的生命。通过这一系列的发展演变，临床医学代替分类医学被建构起来，疾病的发展和对疾病的认识也逐渐通过医学被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