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读书报告
上与下：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的转向
一、起
经济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经济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17-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世人对金钱、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高涨的状态。为了使社会更好的发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茁壮成长，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一直占据着主流。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基本理清了市场出现的历史。亚当·斯密从分工的出现谈起，交代了交换、市场、货币、利息等因素的出现过程。其二，揭示了价值的本质，李嘉图基本将劳动价值决定论表述清楚。其三，奠定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市场决定论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流。
但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资本论》的诞生，无产阶级的壮大，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走下神坛。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府干预论等不同的经济学观点进入大众视野，不同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如康芒斯、马歇尔、凯恩斯等人也声名鹊起。
二、承——经济与制度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避无可避，再加上苏俄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防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无可避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关于经济与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制度中，市场与政府地位之争；二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争。
（一）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可以简单理解为市场自由主义，即是由市场调节经济活动，不在外部对其进行干预（特别是政府利用强制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调配）。经济自由主义的根源主要有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上个人自由主义思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巴斯夏作为这一派别的重要人物，他以“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这一问题，为经济自由作出了决定性的论证，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套用社会学的功能分析方法，可以更为直观地理解巴斯夏的观点：“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他人的自由，那么，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对于一种行动而言，人们是在理性的框架内对其进行设计，根据行动的目标来设计行动的方法，但由于理性的有限性以及惯习的影响，行动的制定者不可能完全将一行动的全部功能穷尽。计划内的功能与未预料到的功能，就是默顿所说的显功能与潜功能的区别。巴斯夏是新闻评论员出身，其语言辛辣生动，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能够以大众都能理解的文字来说明其经济自由的主张。
“政府官员花销他们的薪水所享受到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有限的视野而言，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减轻税收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伤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失，你就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完全可以从理智上认识到。”
显而易见，巴斯夏的主张，基本是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哈耶克也是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不同的是，其论述更多是从哲学层面上进行论述。哈耶克是个人自由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个人自由主义是整个西方社会变革、社会思想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平等、自由的社会思潮中发生发展的。社会思想家们在这种背景中，将自由主义的思想推向了高潮。典型代表就有大卫·休谟、边沁等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大致可以叙述为：个人的自由行动是社会经济领域最有利的行为，市场可以自发对这些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实现一种效率的最优化。社会能够在此基础上达到一种最有利的平衡，达到一种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个体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和保障。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谈及民主政治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构想。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划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的理性类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大生产的矛盾越是不可调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所提出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是资本主义制度消亡之后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足之处，马克思的学说思想被部分经济学家吸收和发展，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激进学派等。但是由于这部分经济学家自身的阶级性和立场不同，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主张不同，他们研究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原初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熊彼特给予了马克思高度的评价：“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这样，它们急躁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得到的、摸得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连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
在熊彼特的主张中，“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所谓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或“产业突变”也只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定义则是：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大步步入社会主义，即意为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
而作为美国激进学派的经济学家代表，巴兰等人对现行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必要。
巴兰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经济剩余的利用方式及规模的根本改变，造成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剩余合理的生产性利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消费不足，而垄断资本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扩大生产来弥补消费的不足。除非有别的因素发生作用，否则就会有长期的需求不足，造成经济的停滞。在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利益集团手中时，他们是以谋求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最大利润为目的来进行管理。如果追求的目标是迅速发展经济，全面的经济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三、转——结构性的经济增长因素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性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洲社会破产，世界中心转移到北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此时经济学领域的制度之争逐渐隐没，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那些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追求。
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关于人口最为经典的论述，莫过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从人口增长速度与生活资料生产速度的对比中，提出人口控制的观点。诺斯考察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他认为，人口的大幅度的和长时间的下降，是导致中古后期贸易萧条的主要原因。可见，人口的增减对于总价格水平有着巨大的效应。瘟疫的影响在于幸存者继承不幸者的财富而是人均货币存量增长，结果导致所有商品的价格上升；饥荒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如此，并反映粮食价格相对大幅度上升。诺斯总结了人口大幅度和长时间的下降引起了三个参数的变化：由于地租相对劳动价值的下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岁入也相应减少；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须水平相对提高；利用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费用上升。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古后期制度的所有权和性质。
市场由人口组成，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交易和市场需求。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自由主义中所提到的市场，在20世纪中叶的经济学话语中，市场更多的是一个空间结构，一个体系。市场被嵌入社会系统中通盘考虑，市场的扩大，便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市场经济的盛行，使得政府可以以货币的形式进行税收，从而能够雇佣专业化的官僚队伍和军队。
由于市场的扩大，商品需求上升，迫使生产工艺的更新与生产技术的革新。产业革命不仅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和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另外，国际竞争带来了强大动力，促使其他国家改变其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也因此，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权重建的结果，失败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互相影响的框架，使写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四、合
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的转向可以描述为从制度之上向制度之下的转型。
这种转型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国际政治博弈是密切相关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如何促进和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经济学发展的首要目的，期间伴随着政治民主制度的建设，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决定论的主张，是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在自由贸易等经济政策的保护下，西方列强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一方面则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在世界市场进行倾销。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真正实现了联系，全球化的开端也由此开始。
而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摩擦的加剧，两次世界大战教训惨痛。大家都意识到，需要寻求另外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转而关注经济制度之下的种种组成部分，例如人口、市场、经济组织、技术、企业家群体、制度等因素。经济学研究实现了从制度之上到制度之下的转型。
2021年2月读书报告
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历史背景上，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垄断势力的抬头，另一方面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也频频受到挑战。康芒斯、凯恩斯、波兰尼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算得上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思。
制度学派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康芒斯和制度学派的其他代表一样，认为“制度”乃是经济制度进化的动力。按照他的解释，“制度”就是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而集体行动牵扯的范围很广，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包括“无组织的习俗”，也包括家庭，股份公司，同业协会等等，最主要的则是法制。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院：法院保证了资产阶级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的资本主义（合理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管理的资本主义也是由于法制的作用，由于国家法律加强了对于私人企业活动的干预。这就是他所谓“法制先于经济的论断。
康芒斯提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既然使法制所促成的经济制度进化的结果，因此它也就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态，这个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点，通过法律对私人企业的干涉就可以克服，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一样，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发展因而必然具有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法制绝不可能改变这种自发性。事实上，由于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利用国家机器大规模地横征暴敛，实行积累，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提高了，另方面却使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康芒斯说什么法律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可以调节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想掩盖垄断资本的实质。
“阶级利益调和论”是康芒斯的“法制先于经济”的理论的核心，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极其明显，康芒斯被迫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利益的冲突”，但是他认为借助于各种措施，首先是国家法制，各种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
康芒斯认为社会关系包括三层：冲突、依赖、秩序。
虽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冲突，但他们也相互依赖、相互维系。冲突、依赖相互制约，社会秩序赖以维持。这三大因素通过“交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承认只有可以调和的“交易”冲突，没有什么对抗性的矛盾。“交易”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和平的调节，而调节一切“交易”冲突的“公正”仲裁人，他认为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法院）。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数事实说明了这样一点，法院是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工具，“法院调节利益冲突”是使垄断组织的巨额利润合法化同义语，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组织结合在一起，为垄断组织撷取最大利益的一种手段。
康芒斯甚至认为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也不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他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把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说成是具有平等权利的缔约双方的法律上的“交易”。
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康芒斯先是对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学说进行考古，然后在对这些理论的辨析中，提出其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康芒斯继承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基于效用理论进一步阐释：在人类社会中，资源的稀缺引起了人类的欲望与需求。为了避免资源争夺过程中出现的“无政府状态”，需要以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加以限制和管理。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基于利益的冲突、依赖和秩序，这三种因素通过交易行为结合在一起。各种因习俗而形成的组织就是交易的结果。组织形成之后，以一定的方式制度化，法律就是制度的外在表现。
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制度成为这一经济学流派的重要考量对象。对于一种制度而言，是否具备合理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康芒斯回溯了斯密、边沁、韦伯等人关于合理性的论述，对制度（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进行了规范。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核心观点在于法制先于经济。要将法制与经济进行关联，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资产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产、财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虽然不同学者之间各有分歧，但共识在于资产作为物质性财富，为资本家所用并用于生产，最后获得利息。制度经济学将资产概念进行扩展。他们认为，财产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应该被纳入经济学的考察范围。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都是个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对财产权的规定，即是对财产的保护。
经济的发展应在一种稳定的环境中运行。人类因资源的稀缺性而产生了欲望和需求，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进行控制，并从简单基本的习俗变成制度化。在制度的框架内，经济活动不仅指明当下，还指向未来，经济活动变成可预测的行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变得可见，资本在投入之钱就能够预估将来的收益。在这一角度来看，制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康芒斯所处的时代。越是大型的经济组织和企业，越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在康芒斯看来，这些大企业（就是垄断企业）由于其完善的组织规定和制度，能够有效调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资本家和工人），并且能够对生产、市场进行有效判断，进而避免危机的出现。
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综合，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及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入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的增长。
波兰尼的观点则是：纯粹自律性的市场是一个乌托邦。人类经济活动总是镶嵌于社会之中，且无法从中脱嵌。所谓“自律性市场”的概念从未被真正实行过。
波兰尼视市场为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优势更广义社会体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经济应服膺于社会，但她们的自律性市场却要求社会服膺于市场逻辑。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让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的人性本质和自然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
所谓商品就是为市场销售所生产的东西。依此定义，土地、劳动力与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为她们并非为市场销售而生产。劳动力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土地则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货币与信贷在某个社会的供需，全由政策决定。虚拟商品的存在，充分说明了何以经济无法从社会中脱嵌。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政府在市场调节上扮演积极的角色，而此角色有赖于政策决定，这些都能化简为某种技术或行政功能。
市场制度是从石器时代后期就普遍出现的，但他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附属性的。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机能。以物易物、交易及交换都是有效性依赖于市场模式的经济行为原则。市场是为达到以物易物或者买卖目的的聚合处。一旦经济体制以单独的制度、特殊的动机且享有特别的地位等方式组织起来了，这整个社会就必须以此而改头换面，以让这个体制能更好地按自己的法则运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市场社会中运作的意思。
如果只是就这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联系和分析，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关于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的讨论。
简单来说，康芒斯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推动。立法保护了经济组织，能够调和经济活动中各方的冲突和矛盾，最终使得经济平稳发展。在康芒斯的语境中，将制度纳入到经济学的讨论范围，改变了以往经济学单一论述经济的格局。凯恩斯则从就业均衡的角度，叙述古典经济学所推行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不足之处，单纯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是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的，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干预，才能使市场达到真正的均衡状态。如果把政府及其干预手段视为一种制度，那么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制度的关系。而波兰尼直接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认为经济只不过是社会系统中众多制度的一种。经济，或者说市场，都只不过是人类关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它们的讨论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其他制度。波兰尼的思想直接为后来的系统论奠定的重要的基础，也成为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
关于马歇尔理论的简要总结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经济学原理》是其主要著作，这本书在1890年出版之后，曾被马歇尔称作新古典学派的代表。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三十年后，虽然这种支配地位让位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它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属于以折衷主义为特点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马歇尔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下了一个定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马歇尔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不变作为前提来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的，从而明显地暴露了其经济学说的庸俗性质。
“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么自己却因贫苦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
这段话说明了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看作只是证明资本注意制度会提高工人的生活，避免劳动群众因贫困而走向堕落。
马歇尔不只抹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生产关系的科学，而且他效法奥地利学派，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认为经济学应该着重考察人的心理和动机。追求“满足”促进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避免“牺牲”则制约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人类的动机比不像过去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可以直接度量，只有货币才可以作为衡量满足和牺牲的标准。
马歇尔宣扬庸俗进化论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唯物辩证法，否定社会革命，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是不断进化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化，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人生活将逐渐得到改善。
“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虽然用价值这个概念，但是他所说的价值实际上是价格，他对价值的分析实际上只是对价格的分析。所谓均衡价格就是把价值看作是由供给和需求或买卖双方所达到的均衡来决定的价格。
马歇尔在说明均衡价格论时，吸收了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用前者来说明需求变动的规律，用后者来说明供给变动的规律。
“需求弹性”指的是当价格下跌时，商品需求数量增加多少是不一的，当价格上升时，商品需求数量减少多少也是不一的，当价格上升时，商品需求数量减少多少也是不一的。需求变动比价格变动小，就是需求弹性小；反之则需求弹性大，如两者相等，则需求弹性均匀。换句话说，所谓需求弹性，不过是指需求与价格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小而言。需求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价格下跌时需求量增加的多少、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减少的多少。
“消费者剩余”指的是购买者对某一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和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当市场价格低于购买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愿意支付的价格是，这个购买者就不仅在购买中得到了满足，而且还得到了额外的福利。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是各种庸俗价值论的折衷产物，即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效用论混合起来构成的。
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分配论。他继承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说法，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指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而言），认为国民收入是这四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与此相适应，国民收入也分为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他们也就是个生产要素的价格。
1. 工资：劳动的均衡价格。所谓劳动需求价格是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供给价格是由养活、训练和维持有效劳动的成本决定的。马歇尔的工资理论掩盖了工资的本质，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报酬，似乎劳动者取得了工资，就得到了劳动的全部报酬，因此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受到剥削。
2. 利息：把一部分利润归结为利息，把另一部分利润归结为资本家经营管理企业的报酬，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它的剥削性质。利息是资本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资本的需求价格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资本的供给价格取决于“等待”，也就是资本家的“节欲”。
3. 地租：马歇尔认为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因而也没有供给价格。地租是受土地的需求影响而由它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
4. 利润：是企业家管理和组织企业的报酬。
一、微观经济学方面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门格尔曾说过：“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而经济学就是将财富看作是满足欲望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马歇尔认为，人的非物质的财货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他自己的特性和活动的才能构成的，称为内在的财货。一类称为外在的财货，因为这类财货是由有利于他与别人的关系构成的。而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他的外在的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
关于价值，亚当·斯密是这样表述的：价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它是表示某一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因占有这一物品而得到的购买他物的能力。
马歇尔继承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一切有益的消费都是产生利益的，而其中有许多最有价值的利益却都不直接有助于物质财富的生产。
效用是被当作与愿望或欲望相互有关的名词。愿望是不能直接衡量的，而只能通过它们所引起的外部现象加以间接的衡量。欲望是无止境的多种多样，但每一个别的欲望却是有其限度的。人类本性的这种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可用欲望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即此物给他的全部愉快或其他利益），每随着他对此物的所有量是以同一的比率增加，则由此而得的利益是以递减的比例增加。换句话说，一个人从一物的所有量有了一定的增加而得到的那部分新增加的利益，每随着他已有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只有当个体愿出的价格达到别人愿意出售的价格时，他的需求才是有效的。一个人越是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他的资产每有增加，他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的价格就随之增加。同样的，他的资产每有减少，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随之增大，他对任何利益所愿付的价格也就随之减少。
人类没有创造物质的力量，只是把这个东西变为有用的形态而创造了效用；如果这种效用的需要有了增加，人类所创造的效用在供给上也能增加：这种效用就有了供给价格。报酬递减律与所得的产物之价值无关，而只是与它的数量有关。
以土地为例。土地也许耕种不足，因此由于资本和劳动之增加而产生的报酬就会递增，直至达到最大的报酬律为止，达到了最大的报酬律之后，报酬就重新递减了。耕作方法的改良可使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能被有利地应用；报酬递减律是有关生产物的数量，而不是关于它的价值。用于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一般地使所获的农产物数量之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可巧同时发生农业技术的改良。
报酬递减律是一种倾向的叙述，这种倾向诚然可因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土壤全力的时作时辍过程而暂时受到阻碍；但是，倘使对产物的需要无限制地增加，则这种倾向最终必然成为不可抗阻的。
总而言之，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的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也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快步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人类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的欲望是随着他的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无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希望，以及使他家里的人从比他创业是为高的社会地位开始的希望。
在现实世界中，每种经济力量在围绕着它起作用的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作用。在这里，生产量、生产方法和生产成本的变动始终是相互制约的。
市场价值是由需求和市场上现有商品的关系所决定；同时多少与“未来”的供给由关系，同行协议也不无某种影响。在短时期内，效用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而在长时期内，生产成本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面包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它的需求叫做直接需求。但是借以制造面包等的面粉机和烘炉间接满足人的需要，它们的需求叫做间接需求。一般说来：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需求是间接的，是从借助它们而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某商品的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表可以该商品的需求表现出来，办法是从该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的需求价格减去其他要素相应数量的供给价格总额。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收到扰乱，则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多半要收到扰乱。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他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极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资、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越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越大。
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互竞争；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场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素给它提供了雇用场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创造的，并随着各要素供给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二、宏观经济学方面
一国通货的总值，乘以为了交易目的而在一年流通的平均次数，等于这个国家在这一年里通过直接支付通货所完成的交易总额。但这个恒等式并未指出决定通货流通速度的原因。要发现这些原因，我们必须注意该国国民愿意以通货形式保有的购买力总额。
一个有组织的市场总是明确规定在该市场订立契约的条件及履行契约的方法。证券交易所正是这种市场当中最主要的一种。它们买卖股份公司的股票及这些公司和中央与地方政府所发行的每年有一定收入的证券。“证券交易所是这样一种组织，其成员按照固定的规则和管理买卖浮漂，通常是受托为别人买卖。” 所有西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不管其名称如何，实际上都是把资本的支配权从保有现钱的人那里转给愿意用它去投资获取收入的人的媒介。
巨大的贸易额一向是工业高度发达的表现。巨大的贸易总额总是属于大量输出工业原料和制成品的伟大而充满活力的民族。一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主要依赖于它国内运输的便利，这种便利，如果不是来自天然水路的话，一般都是国内商业高度发展的表现。
两个国家做交易时，哪一方都不能专于需求或专于供给。每个国家的需求的起因是其人民想要从国外获得某些商品的愿望，而其供给的起因是它便于生产别国人民想要的东西。但一般地说，一国的需求只有得到其供给的支持才引起贸易，只有当它需要外国货物时，其供给才具有活力。
所以说，每个国家的需求刺激另一个国家的供给，每个国家的供给是自己的需求有效。
一个国家对一种物品价值的影响，并不仅仅依赖于它需求或供给该物品的弹性或对该物品需求或供给的反应程度。
一个国家不能期望把其很大一部分关税转嫁给其他国家，除非它能放弃其他国家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同时他又拥有如此庞大而稳固的半垄断企业，一直其他国家难以放弃从它那里输入的大量商品。
国际贸易对于不同的国家都是有利的。例如地广人稀的新兴国家人口的增长，会促进新旧国家的繁荣。旧国家得到的好处是，它们可以有利的销售制造品的市场得到了扩大，而市场越大，制造品的生产就越容易。新国家得到的好处是，它们可以用得自对外贸易的收入来修建公路干线和铁路干线，来修建港口。严重阻碍这种贸易，对新旧国家都有害，因为这将使旧国家丧失许多舒适品和一些奢侈品，从而使其生活艰苦；同时将使新国家人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活跃了他们的思想。
一般说来，对工业品征收出口税而使工业品出口额减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国内消费外国货的人，而在某称程度上有利于国内的出口工业。出口补贴对得到补贴的工业特别有吸引力。但提供补贴的国家由此而付出的代价却很大。国内消费被补贴商品的人实际上被征了两次税，一次被征税是为了提供补贴，另一次被征收的税金包含在所购买的被补贴商品的价格内。
一个国家内的某些工业，在受到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时，往往要求对这些商品征收进口税来与之抗衡。这种谁叫做“保护性关税”。它确实保护了国内的某些工业，使之免受进口商品的竞争，这对整个国家来说的确有某种重要意义。但这种竞争有时却为普通人对付这些工业为其产品索取的过高价格提供了唯一有效的保护。可以想象，这种税提供的保护要比这种税摧毁的保护对国家具有更大的利益。对那些没有搞现代工业的经验而且缺少资本供应的国家来说，这种税可以保护新建的工业。
进口税不仅在某张程度上有害于那些喜欢用外国货的人，而且也有害于那些生产出口货的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商人认为应该输入英国的一万磅货物，就会减少一万磅对其他国家汇票的需求。也就是说，减少进口会使英国的出口货生产者及与之有关的海运和其他贸易机构削减约一万磅的业务。
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差别税，是因为它会使消费者和商人用以下两种方法逃避关税，一种方法是用交叉的但不被征税的商品来代替被征税的商品。另一种方法是从其他花费较大的供给来源获得一部分所需要的商品。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消费者都会受到损害，而税务局一无所得。只有在关税不被逃税的情况下，税务局才能得到消费者所损失的一切，当然要扣除课税等费用。
国际贸易的价值决定于一般的供求关系。有效需求决定于那些需要东西者的可使用的购买力和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欲望的强度。供给一般决定于需求与各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关系，在各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中，特别决定于把劳动和资本使用于生产那部分有利产品的边际上面。边际本身并不决定任何关系；他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决定于供求关系的一般力量。但这些力量控制价值的方式却最好能在边际上研究。
2020年11月读书报告
一、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概述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应该是很多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启蒙之作。在此书中，斯密运用了大量的笔墨，说明了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最后则说明了君主，或者说国家的收入。
大卫·李嘉图则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代表着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是从威廉·配第开始的，那么，李嘉图则是宣告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是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并力图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的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比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使财富增加。这样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李嘉图承袭斯密的思想，并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点明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在李嘉图看来，生产是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
与李嘉图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西斯蒙蒂——欧洲大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西斯蒙蒂的经济学说同样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斯蒙蒂是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修正”，并反对李嘉图。
西斯蒙蒂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财富，并认为拥有财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因此政府对经济生活应该听其自然。
而西斯蒙蒂则认为，财富应该保证人们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考察财富，而应该考察财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甚至掠夺应该属于穷人的财富。为了使财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我们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摒弃的政府干预。”在对李嘉图的学说的反对中，西斯蒙蒂认为，李嘉图是“为生产而生产”，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的需求是交换的最主要动机，消费在经济活动中应处于首要地位，生产则需要适应消费。
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1830年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崩溃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分水岭’”。指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萨伊的学说也是明显地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他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和“研究社会秩序多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分离开来，即是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使经济活动免受干预而得以自由地进行。但是萨伊完全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价值只与资本、土地等因素有关。价值完全由需求所决定。也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劳动价值论，并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之后，萨伊的学说就像救命稻草一般，被代表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推崇备至，并以此来对马恩进行学术攻击，萨伊随之成为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概念
（一）分工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可以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
由于人类所需要的互相帮助，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对于人类而言，哪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靠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沟渠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是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变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专业化、高效省时、使用机械，简化劳动，都是分工制带来的必然。分工的结果，是使得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的事物上。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中，分工提高了产量，人们的日常需求得以满足，并有剩余产品可出售，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分工也会收到市场的限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因而分工的程度总要收到交换能力的大小的限制，换言之就是收到市场范围的广狭的限制。分工一旦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需要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了商业社会。
按照亚当·斯密的论述，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但在萨伊看来，分工只不过是“巧妙地利用人的作用”的一种方法。分工可以扩大社会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分工可以扩大人类的权力和享受；但另一方面，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个人的能力趋于退化。简言之，在萨伊这里，分工只不过是使用劳力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并不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价值和价格
交换不仅促进了劳动分工，还促使货币出现。在交换的早期，人们之间的交换是一种“物—物”交换，随着分工的细化、种类的增多以及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出现在社会中，“物—物”交换变为“物—货币—物”的交换，“买”和“卖”也从此开始。
但是不同种类的物品的生产所耗费的时间、原材料是不同的，一斤小麦和一头牛之间显然不可能直接交换。因此，交换得以成立，首先要确定交换的价值，其次，要选定一种能够被大家共同承认的东西作为交换的媒介。
商品价值具体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对于商品而言，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财产直接提供的权力则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好等于这件物品对于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而劳动虽然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确定的。总而言之，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关于货币，西斯蒙蒂是这样描述的：货币不是财富，不过它简化了财富之间的一切关系，便利一切贸易活动，使每个人能够迅速找到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东西，而且它在使人人得利的情况下，有增加了没有货币以前就已经逐渐增加的财富。货币使商业中的一切手段趋于简化了，可是它却使以这些商业活动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变得复杂了。这种发明越是清楚地向人们指出每项交易中所应确定的目标，就越发使整个交易变得模糊不清，使人不容易理解商业的一般进程。
在斯密看来，社会财富来自劳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是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劳动的生产性，表现在它不只为劳动者本身生产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还为资本家的资本生产利润，为地主提供的土地生产地租。总而言之，斯密的学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把劳动堪称商品价值的普遍的正确尺度。“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第二，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三，把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构成的生产关系看成是流动分配关系所决定的基础，而价值论则被看成是分配论的根据。
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虽然劳动的性质不同而导致其报酬有所差异，但这并不是商品相对价值变动的原因。进一步来看，影响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投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原理，因为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耐久资本而有了很大变更。当劳动量没有任何变动而仅仅是劳动价值上涨时，生产时运用了固定资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跌落，而且固定资本量越大，跌落的程度也愈大。总而言之，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相对价值将由它们生产中所投入的相对劳动量规定。而货币作为一种可变的商品，货币工资上涨往往是由货币价值下跌所造成的。商品价值可能由于工资实际上涨而降低，但却绝不会由于这一原因而上涨。
劳动决定价值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还适用于金属。金属的价值不取决于矿场的利润率，不取决于矿工的工资率，更不取决于资本家为矿山而支付的租金，而是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
在关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不同的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大卫·休谟为了反对重商主义，提出了货币数量论。休谟将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相联系，用货币流通数量的变化来解释价格的变动。其主要着眼点在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或者说是货币数量对于商品价格的决定作用。
“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马克思就将休谟的流通理论归结为以下三条原理：第一，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第二，一国中流通的货币代表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货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第三，如果商品增加，商品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么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
作为庸俗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代表，萨伊则认为是效用决定价值。萨伊指出，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物品的效用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构成财富。简而言之，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商品价值主要由两种成分组成：第一，起因于它的效用的实际价值；第二，由于准许生产制造、运输或消费，政府认为应该征收的税的价值。另一方面，效用的产生依靠的是劳动。
（三）劳动和工资
在斯密看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症候。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劳动的需求，以及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李嘉图对劳动工资的属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除开货币价值的变动以外，工资主要因为以下两种原因而涨落：第一，劳动者的供给与需求；第二，用劳动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
不同于此，西斯蒙蒂则站在工资的角度，论述工人和工厂主的矛盾。在他看来，国家的利益绝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价格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工人阶级和雇佣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斗争的结果，必然是工人阶级为了补偿雇佣他们所支付的工资，拿出所有的劳动。基于此，西斯蒙蒂说，富足并不是社会组织的目的。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只有当加强劳动就能够提高各个阶级的享受的时候，这种劳动本身才是国民的幸福。反之，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
在萨伊看来，人类的劳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收集天然产品，即农业；第二，分割、混合、改造天然产物形式，即工业；第三，把达不到的东西弄到可达到的地方，即商业。人类只有通过各种劳动，才能获得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和其他物品的供给。而财富是由协助自然力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劳动所给予各种东西的价值组成的，萨伊将劳动、资本、自然力视为生产三要素。资本包括生产所需的工具、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如果货币用于促进产品交换，则货币也属于生产资本的范畴。自然力不但包括对价值的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无生物，而且包括自然规律如使钟摆下垂的引力，使指南针朝向一定方向的磁力，钢的弹力，大气的重力，热的自行发火性能等等。关于劳动，萨伊则将人类的劳动区分为三个动作：第一，研究关于产品的规律和自然趋势，即哲学家、科学家的劳动；第二，应用知识实现一个目的，即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第三，进行上述步骤所提示的用手的工作，即工人。按照萨伊的划分，无论什么产品，详细分析之后，都是从这三种动作种生产出来的。萨伊进一步提出了劳力的概念，即在从事任何一种劳动工作时所进行的继续不断的动作，或在从事任何一种劳动工作所进行的继续不断的动作。凡使用在任何一个这种工作上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因为它协助产品的生产。简而言之，在萨伊看来，劳动只是人类获得供给的一种方式，劳动与价值无关。价值只与效用有关。
（四）资本
斯密将劳动区分为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指的是加之于物，能够增加物的价值的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相反。一定数量的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量，显然等于该资本能供给以材料、工具以及适应于工作性质的维持费的工人的数量。
斯密按照不同的投资方式，区分了资本的四种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这四种用途分别对应于农业矿业渔业、制造者、批发商人和零售商人。在斯密看来，这四种投资方法，相互关系密切，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立存在，及时独立存在，也无法发展。此外，各自投资在这四种用途的资本虽然相等，但因其用途不同，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是不相通的，从而对于所属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的比例，也是不同的。
（五）土地和地租
地租，即是使用土地的代价。在斯密看来，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而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
而到了李嘉图这里，地租学说得到了完善。首先明确一点，李嘉图的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就在于土地。土地产品就是劳动、机器以及资本作用于土地所生产的产品。李嘉图区分的三个不同的阶级也是基于土地。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取得利润；进行耕种的劳动者获得工资。这就是社会上存在的三个阶级，社会的财富就是要在这三个阶级种进行分配。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如果优良土地的存在量远多于日益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所需要的量，或者是在旧土地上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资本，且无报酬递减现象，那么地租便不会上涨，因为地租总是由于追加的劳动量所获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生的。地租上涨始终是一国财富增加以及为已增加的人口提供食物发生困难。因此在谈到地主的地租是，毋宁把其视为一定资本在某一农场上获得的产品的一个比例，而不考虑其交换价值。不过既然生产的困难这同一原因一方面会提高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同时又会提高作为地租付给地主的这一宾利，所以生产困难便显然会使地主获得双重的利益：第一，他获得的份额加大了；第二，付给他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
（六）消费
萨伊认为，生产意味着效用的创造，而不意味着物质的创造，所以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灭，而不意味着物质或物品的消灭。各种消费的直接结果是物品所有者失去价值，从而失去财富。消费掉的产品是全世界永远失去价值，但此外的结果将看消费的情况和性质来决定。萨伊将消费分为了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如果消费是非生产性消费，通常能够满足某种欲望，但是不再生产什么价值；如果消费是生产性消费，那就不能满足什么欲望，但是却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这价值等于或少于或多于所消费的价值，因而对于冒险者而言是有利或是无利的。
消费可看作一种消费行为，价值所有者一面割让价值，一面又获得等于所消费的价值的个人欲望或新的价值作为补偿。在萨伊看来，最得宜的消费又以下几种：其一，有助于满足实际需要的消费，例如生存需要，健康需要，满意需要。实际需要的满足对社会的重要性大于虚假需要的满足；其二，最耐久、好质量的产品的消费；其三，很多人的集体消费。
萨伊又进一步分析了个人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和公众消费或一般社会消费相反，个人消费以满足家庭需要与个人需要为目的。遵守家庭经济规律，使家庭在合理限度内从事消费，就是在每一次要消费时，先细心比较消费所牺牲的价值与消费所提供的满足。个人消费和消费者的品性与感情有密切关系：是节约型或是没有缜密计划花费。奢侈品消费常被视为典型的没有缜密计划的花费。奢侈即是：非必需品的使用；贵重物品的使用或消费；常常带有夸耀的性质，例如奢侈的衣物，穿者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更大的便利或舒适，而在于给旁观者造成更大的美感或更深刻的印象。
关于消费，西斯蒙蒂则将其抬高到更高的地位。在西斯蒙蒂这里，只有消费的增加才能决定再生产的扩大，而消费则只能根据消费者的收入来加以调节。
社会通过商业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社会的每个成员进行分配，这和单独一个人只为个人做事同理。每个人同样为了储存大家吃的一年、两年或更多的粮食而劳动。以后，每个人只能看要消费多少来保持这种储存，而劳动的分工和技艺的进步，又不断使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于是每个人在进行自己已经满足消费量的再生产时，就要设法寻求新的享受和新的希望。
但当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的时候，他只有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后，才会产生其他的欲望。每个人只考虑他个人的利益，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一方面是所有的卖者，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买者。他们好像在共同演奏交响乐，供求关系得到平衡，平均价格也就确定下来。
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
不同学者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定义，体现了其学术立场与学术价值导向。
在亚当·斯密这里，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富国裕民。其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李嘉图则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确定土地产品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法则，比如要考虑到土壤的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在农业上运用的技术、智巧和工具的比例问题。
西斯蒙蒂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
（一）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
重农主义主义与重商主义是欧洲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流派。重农学派以魁奈为代表，他们完全不承认土地收入以外的收入，并且假定商业、技艺和工业只是为地主服务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主义针锋相对，重商学派认为商业是国家财富的根本，要不惜一切发展商业，保护国内商业。
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极端性，以及此二者对于农业与工商业的极端对立，是被政治经济学家所批判的，因此在关于对外贸易、赋税的不同论述中，很多学者都是从对这两个学派的批判中起笔的。
（二）对外贸易
重商学派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国家致富的两大手段是限制输入：限制某一种商品的输入（高关税）或限制某一国所有商品的输入（绝对禁止）；奖励输出：通过退税、奖励金，同主权国家订立有利的通商条约或建立殖民地。这两种手段，都是为了使贸易差额对本国有利，以增加国内的金银量，因此而被重商主义所倡导。
但是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进行两地间的贸易，虽未必对两地同样有礼，但必定对两地有利。这种利益或利得，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因此，即是在所谓的贸易差额一般不利于一个国家时，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可不断地有利于这个国家。至于退税、奖励金等形式，在斯密看来，只有输出品真正输出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地输入我国的时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奖励金发给的目的，在于补偿损失，奖励它继续经营或开创一种被认为开支大于收益的商业。但是发放奖励金的结果，只不过迫使一国商业，不向自然方面发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发展。无论年岁丰歉，奖励金必然有助于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使其略高于无奖励金时国内市场上鼓舞的货币价格。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虽是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则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输入和阻抑输出。
总而言之，斯密所赞成的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府不应对市场多加干预。市场运行尤其自身的规则与规律，政府的干预反而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李嘉图对此持相同的意见。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用收入所购买的物品的数量、种类，并且可以使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从而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了刺激力。虽然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利益，但除非输入的商品是属于用劳动工资所购买的品类，否则就不会有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三）赋税
对于一个国家或君主而言，它的主要义务有三个：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谁验证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
要履行这些义务，就需要有一笔可供公共开支的经费。公共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处：第一，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而与人民收入无任何关系的资源；第二，人民的收入，即征收赋税。
由于个人的私收入无非是来源于地租、利润或工资。因此每种赋税，归根结底，必定是由这三种收入源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或无区别地由这三种收入源泉共同支付。进一步而言，一般赋税征收都要遵循以下四种原则：第一，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第二，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第三，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办法，须给予纳税者最大的便利。第四，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西斯蒙蒂指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但是，劳动所生产的收入并不是由一个公民阶级所独享，而是要分配给全国所有的阶级。收入由各种不同的形式，赋税也应当随之而分门别类。公民应该把赋税看成是自己对政府保护他们人身和财产所付的报酬，使每个人按照他从社会所获得的福利，和社会为他所付出的费用纳税，是合理的事情。
而主要征缴的赋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地租税，即加在土地地租上的赋税。李嘉图进一步对地租税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地租税只会影响地租，全部会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转嫁到任何消费阶级上。而按照地租征课并随地租一同变动的土地税事实上就是一种地租税。生产者和其他消费者阶级完全一样缴纳土地税。
第二，利润税，即加在资本收入上的赋税。由资本所产生的收入或利润，自然会分成两个部分：其一为支付利息，属于资本所有者；其二为支付利息后的剩余。
第三，人头税和消费品税。人头税是一种针对人身征收的赋税，它或者绝对地无差别地针对所有人征收，或者根据某些世人所共知的头衔和徽号有针对性地征收。在斯密看来，这两种税是不分彼此地从纳税者各种收入中支付的，不管收入是来自土地地租、资本利润或或是劳动工资。但在休谟这里，人头税和消费品税是完全不同的。消费品税混在商品的自然价格之中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此，捐税加在奢侈品上是最为适宜的。但是人头税没有限度，容易完全变成一种不看负担的压榨。横征暴敛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对劳动积极性的惩罚。
第四，农产品税，即加在农产品上的赋税。谷物价格完全由在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或者说是不用支付地租的资本所生产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因此提高价格是农业经营者能够支付税款，并继续从资本的这种用途中取得普通一般利润的唯一方法。故而谷物价格上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供给不足；需求渐次增加，它最后可能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货币价值下降；对必需品课税。
第五，什一税。什一税是课加在土地总产品上的税，并且正像农产品税一样，是完全落在消费者身上的。什一税与农产品税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可变的货币税，而后者是一种固定货币税。在李嘉图看来，什一税或货币税不会影响地主的货币地租，但都会大大影响谷物地租。
第六，关税。关税是对出口和进口各国国王领地的货物课征的一种赋税。这个税率不是参照各国商人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制定的，而是参照各个国家协调了有关各方面之后所规定的商品的固定价格制定的。关税最初是进出口商人们为了保护他们进出口的货物免遭海盗的劫掠，以寻求各国国王的保护而向各国国王缴纳的报酬。关于关税的征税额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要确保劳动者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条件，土地所有者能够得到丰厚的利润；其二，要确保本国的商品在外国的售价比其他任何国家出口的商品的售价都低。
四、总结
作为后来人，评述经典著作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以正确与否的观点来给予评价，而是要把时代背景因素纳入，综合考量。
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休谟、萨伊、西斯蒙蒂等人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剧烈变革、极速转型的时期。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互相争夺，矛盾重重。这些经济学家，积极考察生产与生产关系，揭示了劳动、价值、价格、交换等概念的实质，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积极回应时代的要求，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从而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批学者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之中，完全是正向的和积极的。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部分学者的积极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揭露出了劳动价值论、地租、赋税等原理，为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学者受制于自身的阶级背景，他们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他们所处的阶级所服务，他们不能、也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无法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因此，他们的研究是稚嫩的、不成熟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学这门学科至今仍是社会科学的国王，虽然现代的经济学已经走向了数字游戏的量化研究，但是古典经济学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也无怪乎社会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尽力摆脱经济学的影响。
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很难不让人回忆起亚当斯密所论述的分工。虽然涂尔干的分工最后落脚于社会团结、职业团体，而斯密则是以分工为起点来展开论述；凡勃伦、齐美尔等人所谈及的时尚消费、奢侈消费，萨伊在其作品中也有过一定的分析；更遑论后现代时期，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再生产概念，根本意义就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定义。
除此以外，古典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人，他们不但在经济学领域大放异彩，在哲学领域中也有着重要的贡献，所以社会学的学者们更难以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分割了。以大卫·休谟为例，其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其对于人性的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休谟认为，自私和贪欲，都是人类的本性。人们的欲望是劳动的唯一动机。一个人的劳动满足不了自己的多种欲望，就会引起交换。人类的欲望超过了自然界的“稀少的供应”，这就导致了私人占有制度的产生。在休谟看来，追求私立只要不威胁“公益”就不必加以限制。只是为了不使“自私”和“贪欲”同公益发生冲突，才有必要吧私人利益的追求限制在对私人占有不构成威胁的范围之内。休谟的这一观点，直接反应了十八世纪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中等市民的经济要求。此外，休谟对于人性的分析，也是功利主义学派的基础，并对后来社会学分析中的理性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不仅如此，休谟作品中的所提到的公民等相关内容，也成为社会学公共领域分析、公民社会建构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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