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7日—2021年1月12日
【书单】
《奢侈以资本主义》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
《有闲阶级论》
《菊与刀》
《资本论》第一卷
【感想】
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关于资本主义及其起源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而且论述精辟，各有所长。
韦伯是从形成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的心理态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作者明确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中古末期的资本积累、资本计算制度的经营还有资本家孜孜不倦的进行资本投资的气质，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深受宗教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除了宗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也肯定了其他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例如地理因素、战争的需求、奢侈品的需求等。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充满了罪恶，是血与火写成的历史。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一卷中，作者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厂和企业同通过各种手段和政策对工人阶级进行无情的剥削，直至榨干殆尽，同样资本的积累也在各大洲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人类为此付出了生命的牺牲、无数人的苦难以及道德和良知的沦丧。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解放了生产力、更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
桑巴特则延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以下我将从奢侈与资本主义和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奢侈与资本主义》
桑巴特对于“奢侈”的定义很直接，即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但对于什么是必要开支，作者没有给出回答，接着他又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奢侈更进一步说明。在数量上，奢侈就是挥霍、浪费，消费数目远远超出需要；在质量上，奢侈就是对于优质品的使用，要求外观的精美和物品的经久耐用。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为了满足奢侈需求，接着桑巴特又把这种奢侈分为无私的奢侈和自私（物质）的奢侈，后一种奢侈的根本推动力是源于个人的感官享受。奢侈的出现需要如下几种要素：财富、性自由、人口中某些集团谋求优势的势力、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
一、财富的积累
中世纪晚期，随着宫廷的兴起，欧洲各国政治和军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放高利贷、强制贸易、抢劫、黄金交易、战争等等的方式，一点点的进行财富积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贵族的等级取决于经济地位，一部分的暴发户通过金钱交易或者与贵族联姻获取贵族身份，成为新贵族，即使旧贵族对当时兴起的新贵族很是不屑，但这一趋势已无法遏制。中产阶级获取了财富之后开始满足自己的野心，进行奢侈消费。奢侈弥漫于以宫廷为中心的整个富有阶层，旧贵族也开始跟着仿效，奢侈具有了文雅的贵族特征，贵族也决定了奢侈的演进路线，奢侈朝着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精致化、消费频率提高的趋势发展。同时还要注意这一时期在宫廷社会中，贵族与漂亮的女人结合，心甘情愿的为这些女性进行消费，由此因引发更大的奢侈之风。
二、人口的增加
早期的城市是消费型的，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发展，由于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人口往城市集中，城市迅速的吸引财富，一批批富有土地所有者被城市吸引，这也成为城市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城市人口达到饱和时，城市也出现了各种问题，贵族开始逃离城市，17世纪时，贵族为了追求更加适宜人的环境、不受约束的消费，开始由城市迁往近郊，城市的财富也同时向四周辐射，带动周边的集镇，郊区的发展，奢侈也向这些地区蔓延。据统计，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花费在城市、集镇，因此可以看出奢侈问题与城市问题相关。
三、爱情的世俗化
早期的爱情与宗教相联系，人们讴歌赞美人间忠贞、纯真的爱情，赋予爱情超越世俗的深刻内容。但是随着人们爱情观的变化，爱情、女人与快乐相联系，成了人们享受生活的一种极致感官体验，这一时期，爱女人就等于追求美好等于热爱生活，寻找爱情生活成了热爱生活的唯一表现，婚姻、宗教与这种自由过度的爱情开始对立。前一段中我们提到了在宫廷中，贵族与漂亮女人结合，这些宫廷情妇用拥有无限的权势，相当于拥有无限财富，生活极尽奢侈。这一现象表现在平民社会中就是越来越多的高级妓女和城镇女郎的出现，男人花在女人身上的钱成了一种体面的事，拥有多个情妇也是身份地位的体现，这种自由爱情产生的后果在城市中有更大的产物，即奢侈。一方面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妓女本身作为一种奢侈品，他们愿意追捧，愿意在女人身上花费大量的金钱；另一方面，女人为了获取男人的青睐和财富，在自己身上花费大价钱打扮自己，而妓女和城镇女郎的打扮、审美带动了当时的风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会开始模仿，这样一来，女人花在自己身上的支出会大于之前的必要开支。所以男性对女人的追求推动了奢侈消费，奢侈发展的集体模式代替了个人模式。
四、奢侈与资本主义
桑巴特开门见山的摆出结论：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奢侈如何创造市场。他通过数据得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普通商品的需求变化不大，但在对宫廷贵族、暴发户、女性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对于奢侈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他认为奢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接着作者从商品贸易、农业和工业三个方面论述奢侈的推动作用。首先在商品贸易方面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完善，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要求更加精致的商品和完善的服务。其次在农业方面通过“圈地运动”具体指出奢侈引发了农业技术经济的进步。最后在工业方面，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影响工工业生产组织，从而导致了工业的根本变革。总而言之，桑巴特认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产了资本主义。
五、小结
对于这本书的一点点思考：桑巴特论述奢侈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仅从欧洲出发，但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奢侈品消费，甚至更甚于与欧洲，所以作者论述面比较窄，如果能像韦伯一样进行比较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会高。同时文章中的数据论证很大一部分都是运用假设，然后得出结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
韦伯的著作中也有关于犹太人的研究，但韦伯并不认为犹太人、犹太教与资本主义之间有联系。桑巴特赞成韦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但他认为新教伦理源于犹太教教义范畴，所以在本书中，他开宗明义的指出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不仅影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也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
一、外在形式
首次，作者认为欧洲商业转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犹太人，犹太人自第一次流放开始，分散于世界各地，他们在世界各处扎根，建立了家族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和国家信贷。另一方面他们之间联系又极其紧密，并利用语言优势给国王作翻译来获得信任，在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通过作为军需供应商、王公的理财专家来提供物质财富，间接的协助现代国家的发展。由于统治者和犹太人的利益一致，所以对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保护。其次，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犹太人通过提供科学技术，资金资助，甚至参与殖民的方式，推动资本的积累。现代殖民制度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建立是相互依赖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端受制于此二者，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就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后，在犹太法典中有主要部分内容是有利于交易的法律，所以他们秉持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态度，不遵守现有的法规或商业惯例，对商务礼仪不上心，只服从他们自认为合适的商业体系。在贸易中，他们尊崇利益至上的原则，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在他们眼中，逐利是一种合法的行为，所以在商业中他们会更加主动的寻找客户，改进服吸引客户，通过替代原则压低总成本，加快周转速度、分期付款等各种方式来获利，拥有了比寻常教徒多的财富。自十字军东征以后，犹太人被迫走上了放债的道路，从此富有的犹太人一直从事借贷活动，而借贷是一个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因素。
二、内在精神
桑巴特认为犹太人被排除在其他行业之外，所以不具备政治偏见，只关心盈利而无视其他。他也认为犹太教没有神秘性，具有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对神的敬畏，严格遵守法律，宗教和法律有了联系，同时在犹太教义将获取金钱视为达到最佳目标的途径，宗教和商务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契约观念是犹太教的根本原则之一，他们认为履行契约者应该获得奖励，违背契约就要受到惩罚，遵守严格的赏罚原则，而财富是神对遵守契约者的奖励，所以犹太人特别有契约精神，这种观念又衍生出一种账簿制度。犹太人的特质也有利于从事商业，他们是目的论者，认为学习是宗教的责任，重视智识，重视行动结果；他们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面对外邦人或者商业活动时，他们懂得何时抵抗，何时顺从。犹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逐利倾向，经济理性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动因。
三、小结
对比桑巴特和韦伯对于犹太人的认识有诸多不用之处，桑巴特认为韦伯所描述的清教的主导思想应该发展自犹太教，但韦伯并不认同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桑巴特认为犹太民族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资本主义，而韦伯强调犹太民族的资本主义充满投机主义，是一种贱民资本主义。
《有闲阶级论》
一、何为有闲阶级
作者认为，有闲阶级和所有制是同时、出现的，由于男女分工的不同，男子因为体质、力量的原因，占有优势地位，所以出现了男子对女子的占有、对物的占有，慢慢发展为对人和物的占有，最后形成对财富的占有。由于保有财富是优势地位、荣誉的证明，当个人的财产与自己的同侪的财产等级拉开差距时，在欲望的驱使下，对财富的角逐也会持续，所以个人占有财产的所有制慢慢形成，这一过程中竞赛起到了首要的推进作用。随着所有制的形成，拥有大量财产者也同时拥有了财富、权势、有闲，在阶级分工中，这一上层阶级可以置身于生产性活动之外，所以有闲阶级的特征也就是不参与一切实用的工作。诸如礼法这种有关身份、地位的规约是有闲阶级的产物和象征，礼貌的价值也是在于有闲生活的证明。
二、明显消费和明显有闲
有闲阶级有明显消费和明显有闲的特征，一个侧重财物、一个侧重时间和精力，具体是指该阶级拥有大量非生产性的消耗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不事生产的消费，这种消费在品质和数量上要符合身份。由于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都具有博取荣誉的功用，因此两者都具有浪费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明显消费更适宜于作为礼仪的表现手段，能更加直观的体现身份和地位，所以明显消费的实用性和效率得到了重视。这也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在互联网时代，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更加注重效率，在人与人的实地距离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展示出来的生活状况比起消耗时间来更为直观，也更具有速食性。
随着明显消费定律一起出现的还有爱好准则和礼仪准则两个概念，礼仪准则是指处在一定社会中的各阶级，他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要与所处时代的消费水准相适应，遵守这一水准是礼仪问题，爱好准则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指各阶级的审美爱好要与适用观念统合，符合阶级行为。以服装消费为例，明显消费定律对服装消费起着支配作用，并通过爱好准则和礼仪准则发挥作用，所以高雅入时的服装是有闲和一定支付能力的体现。在当代，当女明星出席活动时，受到关注的首先是她身上的服饰，基本都来自价值不菲的高定或各种大牌，她们的穿着打扮也会马上被人们争相模范，因为这不仅是对时尚的追求，这种对财力的展现也是身份地位的体现。所以符合有闲阶级消费的服装都体现出不实用性、昂贵且潮流。
三、代理有闲阶级
当仅凭有闲阶级自己的消费无法完全淋漓尽致的体现自己的尊荣时，这是就出现了隶属性的有闲绅士。这一阶级相当于主人的投资，他们进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所增进的荣誉是属于主人的。最初在家庭中，主要表现为妻子的代理有闲，妇女们处于奴役地位，她们作为男子的动产，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主人的支付能力，之后，该阶级通过蓄养和使用大量的奴仆来夸富，随着仆役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大量有闲的奴仆，来提升主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女性的解放和奴役制的消失这种代理有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代理有闲阶级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四、小结
作者在文章最后谈到关于有闲阶级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时认为，有闲阶级对于经济压力处于优越地位，所以对社会变革的反应迟钝，属于保守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发挥阻碍作用。但作者认为这一阶级对社会变革反应慢、阻碍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反感变化，所以做出了本能的反应，畏惧变革。这一观点从唯心主义出发，有不全面之处，我想变革触及到他们的物质利益应该是有闲阶级抵触变革的更深层次一个原因。
2020年10月24日—12月6日
【书单】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学术与政治》
《宗教社会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
《在野之学》
【感想】
这个月结束对韦伯书籍的阅读，所以尝试对作者的整体思想做个总结，有很多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1、韦伯的方法论
首先是诠释性方法，韦伯诠释性的解释了社会行动的过程结果。他认为人类的活动产生社会关系，这种活动即社会行动受到意义的影响，意义有三层内涵，社会行动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意义，基于这些考虑韦伯对社会行动进行了分类。另外想要掌握社会现象，必须的了解社会行动的目的和动机。诠释的方法填补了研究人类关系问题时的空白。
接着是多元论，韦伯认为在一项社会行动中，原因和结果是可以互相变化的，结果不是一种在某一特定时刻、某些可以指明的条件下确定下来的事物，所以在这个无限的时空中，我们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对于因果的追溯无有定数。所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更应该注重研究者的评估和资料的好坏，而不是去追溯没有意义且不确定的因果关系。
价值中立原则，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理想型。我们已知的真实是通过概念抽象地重新建构起来的真实，理想型是这种建构中的一种，它是用来比较和衡量实在的手段，并因此成为引导人们达到实在知识的指示，使人们借此进入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因果解释。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
价值参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一套普遍接受的价值系统存在，个人按照自己的价值排列尺度。社会学研究没有单纯、绝对或客观的标准，唯有在参照研究者个人在做研究时所选择的价值方具妥当性。
2、韦伯的学术思想
《学术与政治》这本书前半段，是作者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为题进行的演讲。韦伯认为，作为学术生涯的外在条件，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选拔法则上—集体意志，在这种选拔原则下导致凡才当道，机运成了升迁不是唯一但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接下来表现在学者与教师的角色难以得兼，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是人们眼中好的教师，同时学者素质没有测量的标准，例如不能用能不能吸引到更多的学生上课来衡量一位学者的素质。第二点是学术进入了专业化时代，个人惟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而学者要获得从事学术工作的动力，就要怀着对学术的热情，但热情是先决条件灵感在学术工作中才具有决定性作用。灵感可以通过辛勤的工作获得，热情和工作结合起来可以激发灵感，但灵感的决定性因素是命运与天赋。当一位学者具备了学术热情和创作灵感，并且纯粹的向学术献身时，他就有了“人格”，这时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不求实际的效果，同时学术成就本身也有时限性，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所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学术的意义是什么？不管是对于学者或是学术本身而言。
学术的进步是人类理知化过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而是用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看待世界，也就是世界的除魅。而从进步的角度分析，我们现代文明更迭太快，所以文明人个人的生命是处在无限的进步之中的，也就是说任何人在生命终结之时是没有到达个人所处的世界的巅峰的，巅峰也是无限的，所以个人生命的结束是没有意义的，文明生命本身也不带有意义，所以进步有什么意义呢？学术在文明人的整体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价值？
首先进步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人们认为概念的发现是唯一的真理，只要发现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了这个事物的真实存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实验作为一种学术工具被广泛应用，通过理想实验可以获得稳当控制的经验，促进了真理的发现。
接下来要探讨学术的价值，我们先要预设学术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学术究竟有无价值不能用学术方法去证明，也因个人自身立场不同而结果各异。学术工作与其预设之间的关系随着学科结构的差异有不同的形态。在此处韦伯讲到了政治不属于课堂的话题，这个话题中展示了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应用，它要求学者对自己学科本身的界限有所警觉，同时也要注意到学术的一般界限。所以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不应该把某一种立场灌输给学生，一旦引入了价值判断，对事实的完整了解便不存在，这也是价值多神论的要求。但是初读这段内容，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能，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是具有价值导向的，对一位教师要求课堂的完全价值无涉是不可思议的。后来随着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本书的阅读，我对这个概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价值中立本就是一种规范要求，是一种原则，它要求科学的实际分析过程必须排除价值的干扰，但也不意味这如果人们没有完全的实现这个原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价值中立，与这种规范要求的合理性并不矛盾。所以韦伯对于教师的要求也是尽可能的做到不到价值判断带到课堂，这也应该是一位负责的教师对自己的要求，另外对于学生而言，上课的目的是学习客观知识，如果是为了体验一些在分析与事实陈述以外的东西的话，就不应该来到学校，因为这是领袖而非教师的职责，而教师不是领袖或是生命导师，不需要做煽动性的演讲。
我们再回到关于学术使命的问题，韦伯认为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通过学术可以得到关于技术的知识，得到思考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最重要的是可以启人清明，唤醒人的内心，让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一套支持。所以学问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知识、训练思维，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知，明确人生的方向，同时明理，懂得如何与这个世界进行对话，总而言之就是获得自我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
3、韦伯的政治研究
对韦伯本人而言，进行学术的研究是为了获取一套规则，从而在身处的世界中找到政治上的方向，所以他的学术和生平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从四个方面归纳一下韦伯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国家和行政工具的的关系。我们先来进行定义界定，政治指对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国家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于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政治追求权力的，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国家是一种以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之间声称具有的权威。国家要维持这种支配关系需要两种手段：①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他们对国家支配的服从主要源于正当性意念、物质上的报偿、社会性的荣誉等。②物质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是否对行政工具拥有所有权形成两种国家体制，第一种是行政管理工具是权力拥有者能指望其服从的僚属为自己所有，支配者自己并不享有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从属的行政僚属掌握的身份制政治团体，君主借助一个自主的贵族阶级建立支配，但他为了经营支配需要和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第二种是行政僚属与行政管理工具“分离”，这种情况下君主拥有行政工具，他的支配靠的是他的家臣或平民，这类人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完全依赖君主，不具备反抗的力量。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对行政工具进行收夺和垄断，使之完全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顶点上，从而行政僚属与行政工具分离。这一过程也是国家夺取使用武力的权利，走向合理化的表现。
其次是对正当性支配的分析，建构了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里斯马型支配。第一种支配是指法律规范都可以根据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基础，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并且要求该组织的成员对它服从，同时支配者本身也服从于一套法令和程序。成员对支配者服从的义务只限于这项秩序所给予的，为理性所界定的，切实的管辖范围之内。法制型支配最为纯粹的执行形式就是通过一个官僚制的管理干部，一元化领导的官僚制会获得最高的效率。古代家产官僚制是由非自由的行政人员组成的，现代的官僚组织以契约任命行政人员，所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官僚制得以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为官僚化行政组织提供了最理性的经济基础，同时有对理性行政的迫切需要，所以官僚组织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根源，现代组织形式的发展也是官僚制行政组织的发展与扩散。官僚制支配带来的社会影响有几个方面：对专业化能力的重视使人才甄选范围尽可能的扩大，有平等化倾向；由于专业训练倾向尽可能延长，所以出现了金权政治倾向；形式化的、不受私人因素影响的精神取得支配地位；有助于身份地位平等。官僚制也带来了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但没有人能逃避它。第二种是传统型支配，在这种类型中，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取决于忠诚，由传统习惯赋予个人支配地位和身份，像立法这种活动也只有通过传统文献才能取得正当性。在传统型支配下，行政干部的来源有两种，第一是家产制内选拔，主要是与支配者已有传统恭顺关系结合的人，第二是外家产制选拔。长老制和原始家父长制是传统型支配最基本的类型。第三种是卡里斯玛型支配，它的基础是对个人及它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被支配者对卡里斯玛承认与否，是卡里斯玛是否妥当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承认是被支配者的自由，是对支配者的完全效忠和献身，领袖的卡里斯玛支配是会消失的。卡里斯马型支配与理性的官僚制支配、日常的传统型支配对立，随着对经济条件的适应，卡里斯马型支配走向例行化。
接下来是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发展。以政治作为副业是一种只因需要而出现的辅助力量，以政治作为主业的政治家分为为政治而活的人和医疗政治而获得人（从经济角度的分类），在第一种取向下，领导阶层在金权倾向下被纳入行政阶层；第二种情况下，是非金权取向的，争取和征召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出现了纯粹的俸禄人和受薪的官吏。在君主和官僚利益考虑的共同作用下，首席政治家出现，政治也演变成了一种经营，官吏分为了事务官吏和政务官吏。职业政治家是从君主与身份阶层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的服务对象是君主，类型也囊括众多。除此之外还有群众政治家，他们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以新闻工作者为代表的（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在政治层面的作用很微弱）。随后出现了党工，新式政党机构（这一段内容读的不太懂，所以总结很少）。
最后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意义。韦伯认为政治会让人获得权力感，政治本身也是与这种权力相生相伴的，政治家要不负自己拥有的这项权力，就要具备以下几种人格条件：①热情，要用热情来追求意一项踏实的理想，把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作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南。②判断力，对任何是的距离（也是面对现实的能力）。③责任感和坚毅的自我克制。除此之外，政治家一定要有某些信仰，这些信仰决定政治家追求理想的形式。同时政治家要克服对权力的虚荣，表现为：①不切事，追求权力的表象，而不是有作用的权力。②没有责任感，只为了权力本身，而不是某种有内容的目的去享受权力。
最后补充一点关于伦理的内容，没有太读懂。为人类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有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第一种是将责任归于上帝，这是一种宇宙伦理观上的理性主义。第二种是将责任归于自己的行动，属于批判伦理下的主义者。韦伯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能够有“从事政治使命”的人。
4、宗教与经济的分析
关于宗教，韦伯做过专门的宗教社会学分析。对宗教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安排超自然力量和人的关系构成了宗教行为的领域，同时对比分析了各种宗教担纲者的类型，例如先知、祭司、巫师等，以及各种身份阶层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也探讨了世界各救赎宗教的救赎方法论，对各宗教的特征进行了归类，他认为儒教是维持现世的官僚，印度教是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是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是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是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是流浪的职工。除了对宗教专门的研究外，韦伯对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的经济层面进行过详细的分析，主要是立于基督文明的角度进行对比，来凸显欧洲文明的特质，得出东方无法发展出理性化的经济的原因在于种种宗教习惯的制约这一结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作者更加明确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中古末期的资本积累、资本计算制度的经营还有资本家孜孜不倦的进行资本投资的气质，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深受宗教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除了宗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对于其他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例如地理因素、战争的需求、奢侈品的需求等，以及对于经济是如何反过来制约其他各类活动的研究，所以对于这一关系，作者的分析角度是多元的，丰富的，并不是单方面的。
2020年9月----10月
【书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支配社会学》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在读
【感想】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从韦伯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系列书籍中可以大体窥见，作者是要回答这个基本问题：使资本主义文明有可能得以发展的心理条件。作者在世界诸宗教中寻找答案，他通过分析文化理性化的不同模式，并试图找出这种歧异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对比分析，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等一系列的宗教都存在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也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理性主义。所以作者的目的是辨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精神”是如何出现的，最后指出了宗教激进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的联系。
它认为传统经济的目的是赚取足够满足人生存生活的既定资本，所以引入计件工资后工人干的实际比以前更少了，他们并不追求赚取最高的日工资，赚取货币是为了购买物质上的愉悦。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包含有纪律的劳动力和有规则的资本投入，积累财富是为了财富本身，而不是为了它带来的物质满足。“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活动不再是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的手段而从属于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韦伯在富兰克林的著述中发现了这种精神的存在证据，“时间就是金钱”，“节约一便士就是赚了一便士”，“勤俭节约、吃穿不缺”，这种省吃俭用的态度不仅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而且是一种道德义务。这种积累财富的动力源自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首先是路德阐明了“劳动即是天职”的观念，天职观指：个人道德义务的最高形式就是在尘世事务中履行他的责任。随后这个观念在加尔文宗、循道宗、虔信派和浸礼宗中得到了得到更严苛的发展。
韦伯概括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几个环节的因果链。首先，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基督教控制着宗教力量，但仅仅用于修道士和修女。其次，路德的宗教改革废除了修道院，把寻常的职业变成了宗教的“天职”。接下来，激进的加尔文主义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样一种强制力，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最后，清教徒资本家开始了发家致富，持续不断的刻苦劳动，加之把利润再投资于商业扩张，从而带来了商业成功。
摘录：
无论喜欢与否，资本主义的势头都会裹挟着我们与它同行，为了免于堕入阶级结构的最底层，我们必须勉励求成。
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经营的企业中，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的主导力量。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这种置身今世之中但又为了来世而完成的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天职观带来的结果。
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在本书中，韦伯详细阐述了社会学研究的诸多概念，给它们下了定义，并与其他学科做出区分。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允与因果性的解释。所以他将“社会行动”作为研究对象，沿着社会行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研究思路，将共同体行动还原到参与者个人的行动，将个人的“行动”联结到一般的社会秩序上。
社会行动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动，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此处作者对“意义”一词做了解读，他认为意义分为事实存在的意义和纯粹类型的意义，而行动也有有意义的行动和不具主观意义赋予的反射性行动之分，“所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也必须计及缺乏主观意义的过程和对象”，缺乏意义并不等同于“不生动”或“非人类的”。而社会行动只限于那些行动者有意义地将自己行动指向他人的情况，并不等同于①许多人同样一致的行动，②受到他人影响的每个行动，③群众制约的行动和模仿处在社会行动的边缘范围。社会行动分为：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传统式，一般而言，社会行动是这几种类型的复合体，很少有单一的类型。社会行动的规律性：同一行动者或许多人的行动过程会在一种典型的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的发生。当一种社会行动取向的规律性有实际存在的机会时，称为习俗；如果这种机会在一群人中仅仅是反复操练而产生的，而这类操练是基于长期习以为常的结果，习俗将称之为风俗。
补充：关于社会行动的鉴别，重要看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有意义，另一个是指向他人。
社会关系：是由多数行动者相互考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为，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行动者和他人间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相互关联。所以社会关系可被视为互有责任的团结关系或代表关系的基本条件。①共同体关系：指社会行动的指向建立在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相互隶属性上，不论是情感性的或是传统性的。②结合体关系：指社会行动本身的指向及基于理性利益的动机以寻求利益平衡或利益结合。有如下几种类型：目的理性的自由市场交换、纯粹的依自由协议而组成的“目的结社”、价值理性动机而成立的“信念结社”。③开放关系：秩序体系不排斥想加入者的参与。④封闭关系：根据行动者主观意义和具约束力的规则，使特定的参与者被排除、限制或限定于某些条件。封闭关系形成的动机：维持素质、消费需求呈机会紧缩的压力、营利机会日渐缺乏。在封闭关系内保证其团体独占利益的方式：利益可以开放给团体内竞争、利益可能在数量或种类上受规制或定额配给、利益可能被个人或团体依恒久的基础所占用，而变得越来越对内封闭。
前面提到的习俗和风俗是没有外在保证的规则，没有强制效力的规定，秩序则指当一种社会关系的内容是指向可决定的准则时成为秩序。正当秩序的类型有常规和法律（关键是有一种随时准备强制处理的执行人员存在）两种，秩序的正当性由两种方式来保证：纯粹内在的，包含情感的、价值理性的、宗教的；对特殊的外在效果的期待。赋予秩序正当性效力的方式：传统、基于感情上的信仰、基于价值理性的信仰、基于被相信具有合法性的成文规定。组织内有强制秩序、共识秩序之分以及行政秩序和规约秩序。
补充：正当性最普遍的形式是对合法性的信仰。
理论出发点：韦伯不赞同将“自利”看做人类交往互动的根本动机，认为除此之外，人们常常还被习惯、情绪和价值规范等因素左右，他更反对运用“集体概念”来解释现象，认为集体的行动是由个人来发出的，集体本身并不会行动，所以认知集体的唯一办法是从个人层次着手，很明显可以看出韦伯和涂尔干研究层次的不同。另外一点是涂尔干运用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但他一味地追求趋近自然科学的模式，而忽视了社会学本身的特质，所以韦伯追求的是一种适合社会学研究又不失客观性的方法，他为了实现知识的客观性，运用解释性的理解和实证主义依据经验进行事实验证与因果解释的方法相结合，来实现他所追求的结果。
方法论：韦伯运用理念型，即将杂多的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整理成逻辑一致的思想秩序，作为衡量现实的尺度。理念型愈是尖锐而明确地被建构出来，意味着它愈远离真实的世界，但在这层意义下反而愈能够善尽其责，达成它在型塑专门概念，进行分类和启发上的功能。社会学概念的理念型特性反映在两个方面：构建客观外在的对象、适用于主观内在的过程。
三、《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这本书中也是阐述了大量的社会学概念，所以读完后的感触不深，所以报告中对概念做一些梳理。社会行动和团体是韦伯观察社会现象的两个基本因素，本文中集中讨论“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团体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实际上，没有团体，人类也许根本就没有文明和历史可言，甚至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也正是韦伯学术研究以团体行动为基准的缘由。就此而言，经济行动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经济行动指行动者和平地运用其控制资源的权力，不直接以暴力方式攫取物品。
经济行动的取向指所有并非主要以经济为目的，或并非以和平方式达成经济目的的行动。
交换：任何一种以形式上自愿的协定为基础，而提供任何一种现实的、持续的、当前的或未来的效用，以交换某种相对报酬的行动。
交换关系：处分权由某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而这人愿意给予报偿的情况下，可成立交换关系。
在私有经济里，收益性取决于“消费者”所能和所愿支付的价格。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之一：企业家总是愿意一再地为清偿借贷资本而支付利息。
家计和经营的区别：用于家计的是资本投资，非理性；用于经营的是资产投资，理性。在流通经济里，对于所得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动必然的终极原动力。
经济秩序是现实里的实然，法秩序是观念上的应然，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时，他们是紧密联系的，这时的法秩序指的并不是一套可以用逻辑来验证其正确的规范，而是一个人类行为之决定性因素的汇结。
法律秩序与习律秩序的区别：关键在于强制的社会学结构这一点上，即习律秩序在这方面并没有随时准备好行使强制权力的人。
四、《支配社会学》
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正当性的集中支配，并且围绕着官僚制自配展开，具体论述了被官僚制摧毁的几种不具备理性性格的支配结构。
支配指支配者所明示的命令（意志）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的（被支配者）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也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支配正当性存续的原则有：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人的权威、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正当性支配的类型有：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
近代官僚制的特殊功能模式：①各部门有依据规则而来的明确的权限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②近代的职务运作乃是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和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的，③职务活动通常都以彻底地专业训练为前提，④职务发展完全成熟之际，职务活动即会要求官吏的全力投入，尽管官吏的办公时间有明确的规定，⑤业务的执行须遵照一般规则。官僚的地位一方面职务即职业，包括有一个明确规定的训练过程和具有一种义务的性格。另一方面个人的地位包括：①近代官僚永远努力争取，同时通常也能享有一个卓越的身份的社会评价，②典型官僚制下的官僚是由上级任命的，由被支配者选举出来的官僚，再也不是纯粹的官僚类型，③官僚的地位通常是终身性的，性质接近的结构也逐渐如此，④官僚通常可以得到以固定薪俸形式给予的货币报酬、退休金，⑤在层级政府秩序里的官僚，期望的是从较低的职位提升到较高的职位。官僚化的前提条件有如下几个方面：货币经济与财政等保证其不变质、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行政手段的集中、社会差异的齐平化。官僚制组织具有永续性，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日益理性化，一般的革命可以变换支配者，但不会影响官僚机构组织的运行。
家父长制支配的本质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源于家长对于其家共同体的权威。家父长制支配和官僚制支配都是从被支配者对规范的顺从来取得其内在的支持，但是官僚制的规范是合理制定的，诉诸对抽象的合理性的感受，并以技术性的训练为前提。构成家父长权威的基本要素是对传统的恭顺与对支配者的恭顺，纯粹的家父长制是不受法律制约的。
家产制支配是家父长制支配结构的一种特殊变形，通过分配土地给家中年轻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将家权利分散化。家产制的内在倾向是家产制支配者都企图迫使非家产制的子民像家产制的子民一样无条件的服从于其权力之下，将所有权力皆视为他个人的财产，就像家权力与家产一样。封建采邑制是家产制结构的一个边缘性个案，因为它企图将支配者与封臣的关系定型化与固定化。
官僚制与家父长制结构都是日常性的，卡里斯玛满足一切超日常的需求，卡里斯玛权威是特别不稳定的，支配者需要给被支配者证明自己本身是神意所指的，所以权力的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其个人使命之纯事实上的承认。卡里斯玛阶层转变为纯金权政治的支配阶层，它日常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动机。而卡里斯玛的消亡意味着个体行为之作用力的衰退，导致衰退的力量主要有合理性的纪律和即事化。
2020年8月----9月
【书单】
《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感想】
这个月读了韦伯的有关宗教的书籍，本想写一篇关于宗教的成体系的读书报告，但是鉴于作者的书目很有难度，以我目前的水平确实无法串联，所以只能将我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一一呈现，琐碎
一、写作目的
作者在病愈后花费大量的时间绘制了关于世界宗教的宏图巨制（伊斯兰教等由于身体原因未完成），倾注了很多心血，但作者描绘世界宗教史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让世人认识更深刻的认识各个宗教，而是为了通过将东西方诸大宗教进行对比研究，来凸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再结合最近阅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以作者的论证点是其他国家之所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所以作者没有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等的客观存在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是另辟蹊径，从主观方面—宗教伦理对人的行为具有的作用的角度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一角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思路，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当然，由于作者本人是德国人，所以在写作中呈现的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作者选取的论据也是有目的性的对照基督教文明，是否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以及如何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作者强调的是一些阻碍的因素，很少提及促进的积极因素。
写作的方法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法，通过东西方宗教的之间的对比来说明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补充：宗教是作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它一点都不突兀，作者的论证也很有说服力，从主观角度，主要是宗教是个复合体，它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支撑，所以没有仅从主观角度论述的割裂感。
二、儒教和道教的教义
儒教与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中，儒教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属于正统思想，上至天子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儒教的思想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儒教相伴相生的是被视为异端的道教，由于鬼神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属于道教自产生之处就有一片生长的沃土，我对道教的初始印象也是源于炼丹药的道士和道观。所以相比起儒教，道教更多的倾向于巫术、神秘主义这些非理性的东西。
儒教主张入世，鼓励文人志士为国家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追求现世知识、人文修养、礼节与自制，来适应此世。儒教的核心教义是要求人们对自己与永恒的宇宙和社会法则作理性的协调，要求人们将此世当做“既有之物”而加以接受。“中庸之道”是儒教用来为人处世，适应此世的法则，这种节制的思想也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要求。
道教主张出世，通过非理性的冥思静默在宇宙秩序的终极原则上求得启示与巫术的力量，以贬斥既有世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最好的写照。道教的核心教义认为宇宙中存在着自然和社会的永恒和谐的秩序，在这个和谐的秩序中，本质上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恶灵与缺陷，所以也不用去改造它。所以“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处世之道，这种无为的思想不利于鼓励人们改变现世，与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
三、中国的土地制度和血缘体系
纵观我国历史上历次的土地制度改革，从井田制到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者认为中国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土地细碎化分割，从而阻碍了土地技术的进步，这种分散化的小农经营无法整合利用土地资源，进行集中化的土地管理，形成像西方那种大型的农场经营，不利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古代的小农经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人口流动少有发生，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血缘体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氏族，这个血缘组织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其借助孝道和祖先崇拜这两个精神支柱将其成员牢牢的限制在血缘与私人关系的圈子里，这是个有“我们”无“我”的家庭组织，限制了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性，其成员团结的像一个人，所有行动是经过协调而一致的。这种以儒教的“孝”为核心的家族血缘制度支配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所以在中国有时人情是大于法律的，而且这种人际关系网层层交织，遍布社会的各处，这不利于理性的“事业”导向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另外，世家大族自古就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会左右国家的决策，例如氏族甚至在地方上公然对抗法律，而且其内部也允许对成员处以私刑，这种权利具有一定的默认的合法性。同时氏族也有力量抵制国家的颁布的不利于他们利益的政令，破坏改革，这不利于形成自由、独立的社会风气，自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印度教的救赎意义
印度教徒信守灵魂轮回信仰与业报的教义，认为逝去的精神或神祇会再度有另一个存在，意即“再死”之说，同时善行或恶行的报应是通过再生来完成。而这种教义的最彻底形式为：前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现世的命运，现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来世的命运，人在生与死的无尽循环当中，命运全然操之于个人的所作所为。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救赎技术（其救赎意义在于能够遏制精神与物质的不幸），瑜伽是最为典型的一种，普通群众也期望通过祈祷、供奉、捐献和兴土木的方式来增进祖上的功德并改善其未来的命运。这些救赎技术不论其为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有这么一层不只从日常生活、甚而要从一般生命与世界，包括从天国与神界当中解脱出去的意涵，所以救赎总是取决于非日常性的、在性质上超出世间种姓义务之外的行为。在这种救赎之道的影响下，形成了印度特有的思考倾向：对于现世的真实情况毫不关心，而只在乎于追寻至现世之彼岸的绝对必要之事，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阻碍了人们对现世的追求。
这种业报教义与种姓秩序相结合，于是产生了这种思维：种姓的秩序与位阶是永恒的，现世无法打破或改变的，想要逃离其种姓，只有在今世严格履行种姓义务，并回避礼仪上的重大过失，由此产生了印度教至高无上的准则—对种姓的绝对忠诚。这种教义会严格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让人固守本分，安分守己的做好自己的职业，个人来承担各自的业报，种姓之间相互隔离，等级更加牢不可破。所以这样一种结合着业报教义的种姓礼仪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经济的理性主义以打破传统的主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五、耆那教的戒律—不杀生
不杀生是耆那教一切戒律之首，被严格的遵守执行，甚至被应用到极致。例如，一个端正的耆那教徒在黑暗的季节里不点灯，因为可能会烧死飞蛾，也不举火，可能烧死昆虫；不剃头发或体毛，以免刀剪杀害了虱子；从不涉水而过，以免踩到虫子......诸如此类的不杀生的戒律导致耆那教完全避免从事一切伤害生命的职业，如手工业、农业。唯有商业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杀生，所以受到礼仪因素的严格限制，其教徒必须从事定住的商业，但是由于礼仪上的束缚和传统主义的影响，依然没有产生出商业资本主义。
以上是本月的读书总结，由于《古犹太教》一书读完实在艰涩难懂，所以少有感悟，没有总结。
2020年7月----8月
【书单】
《道德教育》扫尾
《教育思想的演进》
《原始分类》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孟德斯鸠与卢梭》
【感想】
截止这个月，我结束了对涂尔干书籍的阅读，因此这次的读书总结我想改变之前以书目为主的归纳方式，尝试以关键词为主体，对作者的思想体系进行梳理。由于个人理解能力有限，有些观点比较浅显，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涂尔干确定的社会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作者在社会学研究中心使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作者对这一概念做了详细的阐述。
1、什么是社会事实
作者认为是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得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构成的事实。从一开始，作者就强调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是研究方法的基础，即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同时这个“物”不是指所有的人们日常所见的社会现象，例如：衣食住行，只有符合上述定义的社会现象才称得上社会事实。另外，要区分社会事实和社会事实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结婚、自杀等是社会事实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但是迫使产生这些表现的社会思潮便是社会事实。作者指出构成社会事实的是团体的信仰、倾向和习俗这类东西，至于集体形式表现在个人身上的那些状态，则是另一种东西，这两种事实是以分离状态出现的。
最后作者对社会事实做了如下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他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2、社会事实的特点
（1）对于个人意识而言，它是外在性的。作者认为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质的不同。数个都会产生要素一经结合，都会产生新的现象，但这些新现象不是存在于各个要素中，而是存在于随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整体中。因此社会事实存在于产生了他们的社会本身之中，而不存在与这个社会的局部之中，即社会事实存在于构成社会的个人意识之外。
（2）它对个人意识产生或容易产生强制作用。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接受，行为和思想具有一种必须服从的、强制的力量，当个人愿意接受时，他感受不到强制性，但是这种约束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同时这种约束以惩罚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分为三类：①一反抗就立刻表现出来。②不具有明显强制性，但是依然存在。③间接发生作用的约束。
（3）普遍性，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同时要区分普遍现象和集体现象，它们的逻辑是一种现象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集体的。整体与个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如此。
小结：一种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行为方式，要想成为普遍的行为，只有通过强加于人的方式来实现。
3、总结
作者认识社会事实的基本准则是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所以我初读时很自然的用唯物主义去理解“物”的概念，但作者的阐述角度并不从哲学方面出发，而是要求社会学家保持自然科学家在他们的学科开辟新领域的精神状态，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的行为中，用“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事实”，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它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集体意识
集体意识是涂尔干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基本贯穿了每部作品，如《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中都有体现。集体意识是社会所有思想信念、道德观点的集合，当一个集体拥有普遍的情感与规范时，社会是整合的，集体成员也具有归属感，更加的团结。例如，人们过生日的时候都会以吃蛋糕或者长寿面作为庆祝的方式，演唱会上所有人都会自发的挥动荧光棒等。但作者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集体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社会示范的现象愈加突出。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更为精细，集体意识也更加表现为模糊的、一般的情感。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现代愈加冷漠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松散的联系了，让我最为感同身受的是小时候在农村，一出门路上遇到的都是熟人，人们之间都有各种远近亲戚关系；而现在大家同住在一个小区，地理上的距离更近了，可我到如今都不认识我的邻居是谁。之前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提到乡土社会是以礼俗（大家都认可的普遍规范）来规范秩序，我认为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因此乡土社会也更加的稳定，人们之间的情感也更为紧密，这也许可以解释上述的现象。而现代社会则相反，集体意识对人的规范作用和对社会的整合减弱，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也相应减弱，因此社会示范的现象层出不穷，以校园暴力为例，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浪潮的冲击下，青少年由于更加缺乏辨别信息的能力，所以价值观更容易发生扭曲，集体意识也难以完全形成，于是出现部分青少年欺凌同学的现象。而这也是社会不良现象在校园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要推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引导建立新的情感体系唤起人们的集体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这次读书报告提交的有些晚，内容上也有诸多不足，希望下次可以改进。
2020.6.7-2020.7.7
【书单】
《自杀论》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道德教育》
【感想】
这一个月的阅读书目全是涂尔干的著作，通过阅读对他的思想有了一些了解，由于目前没有全部读完他的作品，所以按书目的形式归纳一下他的思想，附上自己阅读时的一些感受，作为这个月的读书总结。
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这本书是涂尔干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一个总述，主要回答了“社会学应该研究什么？”以及“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事实？”两个方面的的问题。首先社会学应该研究什么，涂尔干认为是社会事实，它的定义是：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故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从定义看上去，对这个词的理解还是有些模糊，所以归纳一下它的特点，主要表现这几个方面：一、外在性，相对于个人意识而言，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对于宗教、法律、风俗等，虽然我们每个人得脑中对他们的认识、理解都是不同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才产生，它是外在于个人存在的，即使我们消失了，这些客观事实依然存在。二、对个人意识的强制作用，也就是说社会事实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比如我们轻易不敢去违抗法律、道德、风俗等对我们的要求，因为一旦违反，我们可能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或者法律的制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一些人人遵守的规则，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也是知道了哪些事可以做，什么又是不可以做的，这个过程也证明了社会事实对一个的成长的约束作用。三、普遍性，社会事实是对人人生效的，时时处处都存在，比如法律、道德等是对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普遍作用的。所以涂尔干认为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社会事实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其次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独立于一切哲学，不能仅凭脑袋去想，而需要一定的感知，分析，去得出相关的结论。具体比如“下定义、作区分、进行解释，最后求证，得出结论等。”同时社会事实的解释不能脱离社会。
2.《社会分工论》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涂尔干研究的一大主题，而这本书做了很好的回答，作为涂尔干的博士论文，不得不感叹大师不愧是大师，全书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团结”，而团结又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团结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形态，机械团结比较类似于原始社会（人们以捕猎采集为生），或者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机械团结”所联结的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大，人们分享着同样的道德准则和神圣事物，有着同样的感情。总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相似性大于不同。与之相反的有机团结，每个个人都有自己专门的功能，虽然不相似，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运作都是必不可少，就像生物有机体的各个器官一样。同时个人主义比较突出，集体意识较为淡薄，强调个性。但是作者指出这两种团结也不是完全分割开的，机械团结中也包含有机团结的部分。其次机械团结是如何转变为有机团结的，答案是因为分工，涂尔干所强调的劳动分工是包括了政治、行政、司法等多个社会领域的专业化，越来越分化的社会功能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彼此依赖，这时候便产生了有机团结。有机团结强调个体差异，所以又有了“集体意识”钳制个人意识，将大家的想法统一起来。接下来是社会分工是如何产生的，涂尔干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有某一个地域范围内的人口密度的增大，直接导致了分工的产生。最后他认为社会分工也有正常和反常之分，正常状态下的分工当中会具有共同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规范（集体意识），但是反常状态下的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集体情感已经没有能力去限制分工所导致的离心倾向了；一方面，这种倾向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另一方面，集体感情本身也日渐淡化。
3.《自杀论》
自杀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话题，在我们身边，自杀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那么造成人们自杀的原因是什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都会先入为主，凭经验和感觉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作者运用实证主义原则，对自杀做了全面的剖析。首先涂尔干先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给出了一些自杀的原因：个人的精神错乱、种族和遗传、气候等自然因素以及模仿他人，作者认为这些因素的确可能导致个别人在一定情况下的自杀，但并不能涵盖全部群体，所以并不是自杀的全部原因。其次作者从社会角度分析自杀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不同的自杀类型进行了分类，第一类：在社会整合度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都强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高度聚合，所以就会出现利他型自杀。第二类：社会整合度高，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度弱的话，就会导致宿命型自杀。第三类：社会整合太弱，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又不强，就会导致利己型自杀。第四类：社会整合力低，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也弱，会导致失范型自杀。
其次，作者在本书中完全践行了实证主义原则，大量的运用图表数据等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更加精确的探讨了自杀问题。作者运用了多个变量同时变化的方法，例如涂尔干在仔细分析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后发现, 犹太教徒中精神病发生率比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都高, 但三者中犹太教徒的自杀率却最低。 另外他又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精神病人与自杀率的排行关系, 发现各国精神病人数量与自杀率高低之间的对应关系很不规则, 由此他推论, 自杀率与心理状态无关。另外他还运用控制变量方法, 例如, 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年龄, 论证了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与子女的联系影响着已婚者自杀率的高低。这些方法使得社会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思辨状态，将统计分析方法纳入社会学研究，是社会学发展的一大进步。
4.《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首先是对待宗教的态度，在我们的认知里，总是把宗教和科学摆在互不相容的位置上，并且莫名地认为“科学进一步，宗教就退一步。”这样的观点是有些浅薄的，涂尔干也反对这种看法：“宗教是否与科学一致，或者说，是否有另一种专门属于宗教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同时存在。然而信徒们——那些过着宗教生活并直接对构成这种生活的内容有感性认识的人，他们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意见，认为它不符合他们的日常实际情况。他们觉得，宗教的真正职能并不是让我们思考，不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不是为了在那些我们从科学中得到的表象里加上一些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来源和另外一种性质的表象，而是为了让我们去行动，帮助我们生活。”这种看法是给我们提供了看待宗教问题的一种思路，让我们改变宗教与科学对立的的思维模式。其次，社会学更加关注宗教的仪式活动，涂尔干认为这种集体性的宗教活动，恰恰是宗教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活动中，信徒被某一宗教的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集体意识。涂尔干将宗教的仪式分为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包括祭祀、纪念仪式等；消极的包括苦行、哀悼仪式等。虽然表面形式不同，但本质一样，都是群体性质的聚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用涂尔干的话来说：“任何一个真正实践某种宗教活动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正是这些礼仪使得人们感到有时欢乐，有时平静，有时安详，有时兴奋。”最后，在宗教起源方面，涂尔干认为研究宗教起源，就要寻找一种最简单的宗教形态，所以他分析了澳大利亚阿兰达（Arunta)部落图腾信仰。虽然是图腾这一具象化的宗教象征，但是涂尔干认为图腾对于这个原始部落的作用不在于“关于动物、人或者图像的宗教，而是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量的宗教。”所以宗教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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