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读书报告
书单：1.《乱伦禁忌及其起源》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3.《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4.《道德教育》 本月接上月读完了涂尔干的必读书目，对涂尔干进行总结。下个月读韦伯。 人的概念的产生和运动
人的概念是什么？在我们产生概念之前，“在我们得以得出任何判断的基础中，都有若干基本观念支配着我们的整个智识生活”，这就是哲学家们称之为理性范畴的东西，诸如时间、空间、实体等观念。涂尔干说，“范畴表现了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最普遍的关系，它们在广度上超过了所有其他观念，支配着我们智识生活的所有细节”。而这些范畴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范畴产生于区分。过去决不同于现在，现在决不同于未来，于是产生了时间的概念。同样，空间决不是同质的，“本质而言，空间的表现是感官经验材料最初达成的协调……要想在空间上安排各种事物，就应该尽可能地把它们有所区别地安排下来……”，于是产生了空间的概念。人看周围，植物、动物，星霜夜露、四时雨风，自然界，都与自己决不相同；看其他人，也与自己不同，于是产生了“我”的概念。因此，“人”的概念来源和存在于区分之中。 人的概念这一范畴的理性运动的源动力是什么？人在形成了，在不知不觉中并且不得不把区分作为认知背景的情况下，首先感受到的是孤独——人与自己所能感触、意识到的一切，决然不同。这些区分中最具统摄力的是时间和空间。时间无限绵延，空间无限广袤，“而广袤与绵延一样，都在无限地重复自己”。人一旦陷入其中，所感受到的就是规制和压迫。但涂尔干告诉我们，“宗教本身会给人带来安全感，因为人们相信宗教以其统辖自然的力量武装了自己”、“宗教告诉人们，信仰本身就能够“移山填海”，能够支配自然力量”。人企图抵抗时间、支配空间、抓住存在，但从根本上说都徒劳无功，而宗教给了人一种力量，这种“力”的观念就是宗教的起源。涂尔干称之为宗教力。 因此，人从区分中认识到自己后，就被宗教力推着走。 社会的概念的产生和运动
社会的概念是什么？涂尔干说，“从物理的观点来看，人不过是一个细胞的系统；或者从心理的观点来看，人不过是一个表现的体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与动物都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然而，社会所构想的人却被赋予了别具一格的特性，这使他孑然独立，和所有鲁莽的冒犯都保持着距离”。毫无疑问，社会由人构成，但社会决不是单个原子组成的机械结构，社会对人抱有期待，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期待形塑着“社会”本身。涂尔干将其表述为：这全都是因为社会思想具有强制性的权威，因而就具有个体思想所不可能具有的效力。凭借对我们心灵的这种力量，社会能够令我们根据它的意愿来看待事物，并根据情况添加或消减实在。这和宗教力非常相似，并且，“宗教现象存在于强制性的信仰中”、“宗教信仰和宗教仪轨都是强制性的”。因此，在涂尔干这里，社会是与人与宗教（或狭义上的宗教力）密不可分的。人组成集体，人和集体形成互有期望、约束和给予的交互性关系，进而形成社会。宗教是社会的特殊而又普遍的形式，社会经常通过宗教来表达自己。 社会通过社会现象，在人们心中构筑起社会的概念。这些现象是可被感知、观察和分析的。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社会学家不应该热衷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应该把各种具有明确界限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就像自然科学表明的自然现象背后的力学原理一样，社会力通过社会现象表现出来。涂尔干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就是为了找到典型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力。分工、职业伦理、道德、团结等我们熟知的涂尔干的社会研究，都遵从这一逻辑。这是涂尔干特别注意社会力的原因所在。本质而言，涂尔干对宗教力和宗教现象的研究也是社会力和社会现象的一环，但宗教具有某种起源的、终极的特殊性质，使其区分于社会分工等一般社会现象。宗教是人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必须触摸的边界，它深刻地反映着人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就像涂尔干说，“宗教力不过是实体化了的集体力，也就是道德力，它是由我们从社会角度出发在内心所唤起的各种观念和感情构成的，而不是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宗教力就是人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这样一来，社会现象就变成了社会概念和社会力之间的桥梁。社会现象是客观事实，对社会现象进行范畴加工，让范畴进行理性运动，从而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力，是社会学完成的工作。 因此，社会从人和集体的交互性关系中产生，社会产生后，也被宗教力推着走。2020年9-10月读书报告
书单：
1.《资本论》第三卷
2.《社会分工论》
3.《自杀论》
本月接续上月读完《资本论》第三卷，又读了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本次报告总结马克思、恩格斯，下个月总结涂尔干。
世界是什么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而马克思则把现实推向范畴之前进行考察：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现实不是理性范畴构建出来的现实，现实就是现实，“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因此，现实是第一性的。所谓意识，所谓理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理性是第二性的。社会事实和理性意识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并且二者的产生是有先后的。这也是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区别于唯心主义的，还区别于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他说，“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实践活动中，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并且，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周围的感性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把每一时代以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着生产生活的人们的共同的活动方式，称作“生产力”。马克思还指出，“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种关系称为“生产关系”。因此，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现实世界决定精神意识，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每个时代的生产力对应这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并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存在以物质性作为其本质属性，我们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一句话，世界就是世界，而不是别的任何其他东西。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生产关系也是由人生产出来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一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
世界应该是什么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把包罗万象的人类生产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抽象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对哲学范畴的矛盾运动，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因此从总体上看，历史是前进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历史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形态、文明程度是在曲折上升的，同时，每个时代社会文明所触及的面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是一个半径不断扩大的螺旋。
原始社会的胎胞里出现了奴隶社会的萌芽，奴隶社会的胎胞里出现了封建社会的萌芽，封建社会的胎胞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着什么新的社会形态呢？
奴隶主利用神权、使用肉体暴力，压迫和剥削奴隶劳动；封建主利用皇权、使用法律强制剥削农民劳动；资本家使用资本所带来的社会权力，剥削工人劳动。因此过去的一切历史，包含现在，人类都是被压迫的、不自由的。那么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的，必然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而人类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受到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约束。自然的约束就是物质条件的约束，社会的约束归根到底也是物质条件的约束——因为一切习俗、道德、法，归根到底是在利益的分配中形成的。因此，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因为生产力极大发展是保障自由的前提，因为极大发展的生产力，从本质上改变了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即“共产”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但需要注意的是，“共产”强调从生产关系的方面表述未来，但生产力并且只能是生产力才能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现实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严格来说，《资本论》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马克思之前，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事实的研究，是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研究，是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构建出经济范畴，然后再运用理性，对范畴运动的研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形而上学批判道，“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整个世界都淹没在抽象的世界之中”。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也有着某种“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的倾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看到，他们所运用的经济学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资本论》所研究的是，在范畴建立之前，社会事实是什么样子的。工资并不表现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劳动报酬，工资所表述的社会事实是，劳动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资本雇佣劳动，表现的就是社会权力支配工人生命。从社会事实的角度来研究资本的运动，所得到的也就是资本所带来的社会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这种社会权力使得法律、道德、宗教全部变成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我们怎么做”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历史的动力是革命，不是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2020年7月、8月读书报告
七月、八月书单：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威廉姆森
2.《资本实证论》 庞巴维克
3.《自然价值》 维塞尔
4.《金融资本》 鲁道夫·希法亭
5.《论实证精神》 孔德
6.《社会静力学》 斯宾塞
7.《论美国的民主》上 托克维尔
8.《论美国的民主》下 托克维尔
9.《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选读 马克思、恩格斯
11.《反杜林论》 恩格斯
12.《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
13.《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
14.《资本论》第二卷 马克思
15.《资本论》第三卷（在读） 马克思 九月读书会讲稿
选取历史观和自由两个关键词对两个月以来所读的书目进行总结。
第一个关键词是历史观。
孔德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兼顾秩序与进步。秩序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条件，进步则是秩序的必然目标。在秩序的方面，神学和形而上学对于历史的解释都有纯粹的批判倾向，它们是通过否定对方、否定过去而建立自己的理论的，因此是与健全的历史、恒久的规律不协调的。在进步方面，神学对历史和社会问题采用神秘主义的解释，形而上学沉溺于抽象的终极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他们变得越来越不适用，对于所争论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而实证精神坚持使社会科学与其他全部基础科学协调起来，而不是使社会科学落进空洞无用的孤立状态中。因此，对社会现象以及一切其他现象的科学评价所形成的人为秩序，就像是自然秩序的恰如其分的单纯延伸。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所发现的是自然秩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所发现的人为秩序，是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的，所以实证精神保证了历史社会发展的秩序这个方面。而在进步方面，孔德认为实证主义哲学把进步观念提到人类智慧的基本信条的高度，而进步的信条只有根据对于促成人类进步不断完善的事物所作的全面而精确的估量，才有可能成为完备的信条。实证哲学在对社会事实的全面而精准的估量方面是有其卓越的优势的。因此实证精神又保证了历史社会发展的进步这个方面。这样一来，人类有必要放弃神学和形而上学对历史的解释，而采用实证精神对整个历史进行全面重建。并且孔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社会学这个概念的，他在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
斯宾塞的历史观是科学的进化论观念。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和文明像有机体一样，是从野蛮和压制走向自由和个性的过程。而他的《社会静力学》代表了一种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高级状态，用斯宾塞的原话说，“社会哲学可以恰当地划分为静力学和动力学，前者探讨一个完善社会的平衡状态，后者探讨社会向完善状态发展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说，社会静力学描述的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是社会完善状态的一个静止切面。因此，斯宾塞的历史观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人类社会和文明不断向前进化，进化过程的动力是社会动力学的研究内容，而进化的终极目标，是以在《社会静力学》中表述的第一原理为支撑的社会完善状态。
托克维尔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这可以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本书中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看出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说：“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很好地传达了我在美国的见闻，但我可以保证我真心希望做到这一点，绝对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在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之前，托克维尔与好友博蒙一起向法国司法部请求去美国进行考察。从1831年4月到1832年2月离开美国，共历时九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托克维尔不仅想要调查清楚美国社会的现状，而且也注重调查和思考美国社会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因此，要谈论某一时期的民族而不讲清楚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这是不行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也践行了这种思想。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时，托克维尔发出疑问——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他即将摧毁的社会？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而在对法国的民族特征和传统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是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大家很熟悉的。唯物史观首先是区别于唯心史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其次唯物史观是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上升到唯物史观，历史是由全部的社会生活组成的，社会生活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因此，历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类实践不是静止的，它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引出了唯物史观的另一个方面：手推磨这种实践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这种实践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也就是说，实践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个是描述历史的唯物史观，一个是建构历史的唯物史观。描述历史的唯物史观类似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因为正像孔德所说，实证精神放弃了神学和形而上学对历史的解释，而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全面而精准的估量。建构历史的唯物史观形似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斯宾塞所描述的社会完善状态的一个静止切面，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则应该归为斯宾塞的社会动力学，也即“探讨社会向完善状态发展的依靠力量”。
第二个关键词是自由。
斯宾塞企图像欧几里得一样，想用为数不多的基本原理构建一个理论大厦。他在《社会静力学》中，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构建完善社会的第一原理——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在这个第一原理的基础上，斯宾塞分析了政治、宗教、商业、教育等一系类社会议题。在斯宾塞在看来，自由是幸福的第一要素，当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时，人类社会就获得了最大幸福。但显而易见，由于每个人的自由是等同的，则每个人的自由都受所有同样自由的限制。而在不完善的社会中，总是有一部分人的自由被当作满足其他人自由的牺牲品，或者说，总是有人不对等地出卖自己的自由，以满足少数人的最大幸福。
斯宾塞说，人的愿望最终表现为他们的信仰。托克维尔对自由的愿望就表现为他的信仰。并且是纯粹的信仰，托克维尔说，“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崇高目的，无关乎实用主义和道德评价。或者说，他热爱自由。在贵族时代，托克维尔热爱自由，崇尚自由。在民主时代，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而越平等自由受到的限制就越大。因此托克维尔虽然研究民主也认同民主，但他对民主的认同来自于对自由的妥协。在贵族社会，一部分人拥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在民主社会，大部分人拥有自由的一部分。托克维尔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因此这种对自由的妥协表现在，贵族社会放弃的自由，变成更大范围的人的一部分自由。
恩格斯说，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这是说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自由有不同的表现。恩格斯从必然性出发来认识自由，将支配的能力称之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自由。托克维尔说，实际上，有两种自由。第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第二种是公民或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恩格斯所说的自由，显然就是托克维尔所称的第二种自由。举例来说，决定我们中午吃什么饭，很容易，我们有很大的选择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一种低级的自由，看起来选择鸡腿或鸭腿是我们的自由，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这个选择中，我们心为形役。真正的自由是意志支配身体，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支配我们自己或托克维尔的道德。
从另一个角度看，《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这种状态，是一种更高的自由表述。在达到这种状态之前，每个人都是相对不自由的。因为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的奴役制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而工人对生产的关系，就是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人生产的产品反过来变成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那么《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未来社会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到底可不可能呢？
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前提。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共产主义这种生产关系要有足够的生产力作为支撑。经济学上讲，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人们在各种约束下组织生产生活。而当生产力足够发展，也就是说，资源变得不再稀缺时，私有制就没有必要了。这其中就体现出解决自由问题的两种思路。第一种是承认资源稀缺，那么自由就必然受限，斯宾塞的第一原理以及托克维尔对自由的妥协，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第二种思路是把约束拿开，因为我们来到会议室必然是先想着占位置，而不会计较会议室的空气谁呼吸得多谁呼吸得少。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显然，我们离拿开约束的距离还有很远很远。因此，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必经之路是，先被剥削。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是，先牺牲自由。
2020年6-7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书单：1.《大转型》 波兰尼2.《福利经济学》（上） 庇古3.《福利经济学》（下） 庇古4.《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 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5.《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6.《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 林毅夫7.《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
七月读书会讲稿
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当我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对市场的神通深信不疑；当我读到旧制度经济学、读到凯恩斯革命，市场在我心目中的光环不再；读到波兰尼，读到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时，我发现市场好像不是我们一般印象中那么简单就能说清楚的。今天借市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维度上为我近一年来读到的经济学市场理论做一个总结，并分享一些我的思考。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将物理学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开辟了大科学的时代。牛顿力学阐明的力的作用规律表明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复杂的自然现象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力学定理。这种力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也要进行类似的研究，力图找到社会运动中具有的普遍的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8世纪，欧洲的社会科学开始形成。最早出现的社会科学理论是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这是当时欧洲的国家、法律、经济和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再后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斯密为解决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未能解决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协调问题，为社会经济构建“牛顿式”的和谐秩序，他找到了类似于牛顿三大定理的经济科学第一性原理——这个原理用斯密的原话说就是——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概念是斯密建立经济秩序的灵魂，《国富论》中对分工、价格、价值、经济人、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经济政策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提出市场经济理论服务的。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思想也基本上是在“市场观念”的引导下发展的。十九世纪初，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上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则坚持经济自由化的原则，并且致力于把这一原则推广到世界范围内，李嘉图提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要使全世界的资本能够得到最好的分配，只有当每一种商品都不受人为的拘束、可以自由稳定在自然价格上时，才会得到最好的调节”。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价值理论方面创立了效用价值论，效用是由生产要素创造的。在市场理论方面，萨伊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萨伊定律的表述虽然简单，但蕴含的意味是丰富的——由于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因此市场机制是均衡的、有效的、自由的、完善的、无需干涉的，就业是充分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是循环的、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这一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才被取代。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是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穆勒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并且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是分开的。生产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不依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分配规律则不同，财富的分配完全是人类的制度问题。市场理论方面，穆勒发展了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和不存在运输成本的前提下，两种商品的进出口比例不是取决于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供求比例。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法则制约了商品交换比例的上限和下限。到十九世纪末，随着马歇尔的巨著《经济学原理》发表，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古典阶段。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马歇尔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完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因为有了市场的存在，价格规律才能够得以有效运行，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才能达到均衡，马歇尔的理论核心均衡价值论才能得到说明。进入20世纪的时候制度学派产生了。这个时期，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社会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聚敛大量财产的一小撮亿万富翁和生活艰难、饱尝失业威胁的劳苦大众之间的鲜明对比使美国经济学家不得不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做出反思。因此，旧制度经济学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面貌出现了。凡勃伦是旧制度经济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有关市场理论的观点上，他反对把市场作为经济的引导机制的观点，并且认为，稀缺资源在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用途中是由市场来配置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任何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实际决定因素是那个社会有组织的结构，也就是由制度来决定。充其量，市场仅能对现行制度产生影响而已。康芒斯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康芒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对市场理论的，至少不像新古典学派那样把自由市场奉为圭臬。他的经济理论强调发生在制度内的个人经济行为，这种行为是在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方面的集体行动。传统的个人主义者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个人买卖方面，是不可能突破支配经济体系结构特征的各种力量、工作规则和体制的。因此康芒斯认为，经济体系发展和运转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是采取集体行动和进行变革的首要工具。个人只能在体系的内部按照体系的规则进行活动，不具备这种变革的力量。到了20世纪30年代，市场被凯恩斯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的，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这个逻辑过程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供给侧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需求侧。需求侧包含两个方面——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进而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不同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采用微观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状态，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采用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从宏观上否定了认为“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也会带来“自动均衡”的萨伊定律。供给不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在宏观层次上供给和需求也不会自动达到均衡，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的绝对的自由市场、拒绝政府干预必然带来严重的失业和经济危机。一句话，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尤其是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不久，这使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更显出迫切性和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凯恩斯也被誉为是务实求真的资本主义救世主。历史继续往前发展，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做了彻底的批判。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而此前社会并非如此。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管制与国家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民族国家迎来了独立。这些民族国家面对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发展本国经济的需求。这时发展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同时随着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制度经济学阶段。先说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倾向于为政府提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因此其经济理论的实践性较强。不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所持的市场观点是不同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流派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强调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转变。但实践的结果是，从拉丁美洲到欧洲、亚洲和非洲，采用政府干预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的政策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反而拉大了。于是产生了第二波发展思潮，强调政府失灵，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主张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而正如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在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发展实践中所表现的，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制而快速地推进计划经济的转轨过程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转入市场经济的“正轨”，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第三波发展思潮，林毅夫教授称之为新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主张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按照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最优产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要对资源的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政府需要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然后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主题我上个月有汇报过，在这里只说一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市场观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但绝不像新古典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市场的运行、价格信号的提供、经济人决策的做出都是完全即时的、完全理性的，市场主体获取信息、做出决策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而实际上，交易费用无处不在，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过程中。物理学中，牛顿在研究运动时忽略摩擦力是合理的，但在经济学中，经济过程中无“摩擦”的假设在大多数时候是严重偏离现实的。 最后说两点思考。①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存在纯粹经济学。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抛开意识形态的对立，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现阶段表现形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阶级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国家是阶级经济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就是一定的，必要的。这种干预首先表现在对分配过程的干预，因为干预分配是调节利益的最直接的方式。而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分配逻辑，是按照生产的逻辑展开的。由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逻辑所带来的必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由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自然是各种程度上的平均分配。因此，国家对于生产过程也必然进行干预。所以，在任何社会，长期来看，不存在纯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②到底是市场还是计划？因为当我们探讨市场理论，探讨政府干预但却不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总是感觉缺点什么。那么到底是市场还是计划，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执着于在计划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在这背后，预设了一种对立，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第二个方面，抛开意识形态刚性，从经济理论上来看，计划与市场也是对立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明晰，产权明晰的意思是私有制。而计划经济产生于共产主义运动。私有制与共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第三个方面，根据现实来看，我们做出的不是单项选择，而是采用一种类似实用主义的思维，市场有用就用市场，市场有局限就用计划来弥补。历史已经证明了，纯粹的自由市场会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分配不均，纯粹的计划经济会因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而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市场机制的优点在于生产方面，计划体制的优点在于分配方面，因此，理论上一个可取的做法是用市场来发展生产力，用计划来调节社会分配矛盾。这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可以得到证实。
2020年2—5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二月书单：1.《有闲阶级论》 凡勃伦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3.《制度经济学》（上） 康芒斯 三月书单：1.《制度经济学》（下） 康芒斯2.《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熊彼特3.《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熊彼特4.《经济分析史》（第三卷） 熊彼特5.《经济学》（在读） 萨缪尔森 四月书单：1.《经济学》 萨缪尔森2.《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 张培刚3.《企业、市场与法律》 科斯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诺斯（在读） 五月书单：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道格拉斯·诺斯2.《西方社会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3.《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科斯 等4.《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5.《国家的兴衰》 奥尔森 6月读书会讲稿 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通过社会制度的分析说明“有闭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在他看来，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是两种制度，一种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一种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种制度的形式是机器方法和企业经营。《有闲阶级论》就是在研究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基础上，分析怎样形成了“有闲阶级”这个阶级的地位与作用。康芒斯的代表作是《制度经济学》，在这本书里他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所有权转移的交易，这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因为物质的东西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研究着眼的是物质或者说是财富的生产，而制度经济学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性的点就在于，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是所有权而非物质生产。也就是说，在由无数个交易所组成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实体物质状态的转变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所有权归属的转变才是更加本质性的。但所有权之所以能在交易中起到甚至比实体物质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原因在于所有权的背后是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有序进行所依赖的社会制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在经济学史中称他们为旧制度经济学，他们从一产生就强调和作为主流经济学派的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旧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市场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因为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经济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以及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社会文化环境在人的经济行为中就表现为激励或约束人们行动的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经济学史称这一时期之后的制度经济学为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舒尔茨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如张五常、林毅夫等也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所研究。科斯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一个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在其中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另一篇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属于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科斯的这一思想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科斯也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道格拉斯·诺斯受科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诺斯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运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有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制度经济学。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在这本书中诺斯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第二个方面是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里，诺斯认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或者忽视了交易成本、或者仅仅提出稀缺性和竞争性，而忽视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而这些问题的引入都需要以制度来确定其稳定性，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才能保证人们在交易中的确定性，但是制度也是在不断变迁的，变迁的制度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效果。这里的稳定性指的是制度在历史中一点一点的小变化，而变迁性指的是一点一点的小变化积累之后发生的改变。类似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而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和偏好的改变，使得对于某一方（或某一组织、某一阶级）来说改变规则就会产生更加有利的结果，因此对改变有利的一方就会极力寻求更高层次规则的改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变迁对于经济绩效的作用就在于通过适应相对价格和偏好的改变以尽可能的减少交易费用与转型成本，从而促使专业分工不断进步、社会效率不断提高。第三个方面是诺斯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是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要素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三个变量，到了旧制度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虽然注意到产权因素、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将制度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而是倾向于将制度作为对经济活动影响很大的外部环境来阐述制度因素与传统经济学变量的不同之处，并且这一阐述是描述性的。到了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另外，一般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家的舒尔茨也作过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比如《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这篇文章，在文章中舒尔茨认为，表现为不断地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和表现为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舒尔茨的学生，林毅夫先生结合我国的现实，对制度变迁做出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区分，并特别注意意识形态和国家作用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他认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否则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永远少于社会最优。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容易导致政策失败而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方面是：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机构问题、利益集团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 此贴被史凯在2020-12-09 10:08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