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时间】2020.10.26-2020.12.04
【阅读书单】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教育思想的演进》
《哲学讲稿》
《原始分类》
《在野之学》
【相关感想】
中国属于后发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后发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处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关系，显然，在抓住“社会事实”、追求“价值中立”、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重视概念提炼，综合归纳和演绎、掌握逻辑思维等基本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必要重新搞一套。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关键是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拿来分析中国社会实践，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与哲学不同，社会科学不能靠逻辑演绎和概念辨析产生新知识，社会科学理论一般要与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新生的社会经验是促进社会科学知识发展的推力。相对于基本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建设活动和社会变迁过程，构成了全新的经验。在大循环和小循环两种研究道路下，中国的这一全新经验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主体建设道路，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践出提出问题，再将认识带回到实践中去，形成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走的是大循环的道路。还有的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结论直接拿来用，就成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贺老概括总结出大循环和小循环这两种研究方式，认为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用大循环统摄小循环。具体做法是饱和经验法，即研究者通过充分地观察经验现象，自然获得关于经验现象背后一般规律的认识，认识活动都是从接触感性现象开始的，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要抓住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怎么做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呢？通常存在归纳和演绎两种认识方法。归纳法从经验事实入手，通过比较、计算、寻找相关性等，找到特殊现象中的共性部分。演绎的方法一般是从道理、原理和理论假设入手来分析问题。饱和经验法是与一般归纳和演绎都有所不同的认识方法。
饱和经验训练是获得厚重经验质感的基本方法，是对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另外一个赛事的经验领域总体、深度把握的训练，饱和经验不是要搜集资料，不是要按既有逻辑去处理资料，而是一个不断寻找经验意外，不断丰富和深化对经验认识的过程。饱和经验训练关注经验的自洽性、模糊性、总体性，强调经验的自在性和全息性、未知性、联系性、变动性和灵动性。饱和经验法的主要原则归结为三条：一是不预设问题，不预设目标；二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不注重资料而重体会，大进大出；三是不怕重复，要的就是重复，是饱和调查。
【具体收获】
要想改变它，仅仅仰赖个别立法者的意愿是不够的，不管这种意愿是多么地强劲有力。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情。我们必须重新找回对于一种自由、多样的生命的喜好，还有这种生命中所有的偶然、意外和不规则之处。这个问题尽管并非不可解决，却也十分艰巨。但是，只要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也就等于有所进展了。一方面努力要去解决问题，一方面却试图掩盖困难，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无益了。这些时候提出的那些局部性改革，所做的无非就是塑造出短暂的进步幻觉，原本是要求解决根本的途径，实际上只能进一步强化这种缺陷，使它更加顽固。这是因为，开展欠妥的努力势必伴随着失败，这只能导致沮丧，让人觉得这种病已经无药可救了。引自 第十讲 学院（终）
爱尔兰教会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东部教会而不是罗马教会……如果爱尔兰教会始终固守于外岛的范围，那么，纵使它声名日盛，也可能从来不会对欧洲大陆的精神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但中世纪的僧侣根本上就是个行游者。而这一特点也并不是僧侣所专有。在骑士身上，在最初的大学教师身上，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性情。……僧侣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而属于基督教世界这个庞大的社会。是这个社会使僧侣具有了高度的性流行，在各个国家之间行游，像一个真正的游牧者，从欧洲的这头跑到那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他的祖国。就这样，他成了整个欧洲的老师。引自第41页
在景仰阿伯拉尔这个人的时候，12世纪也是在景仰它自己，就好像18世纪从伏尔泰的形象中景仰自己一样。……（阿伯拉尔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从何而来的）他将自己与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纪融为一体。这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充分地理解了那种充满苦痛的混乱，而恰恰是这样的混乱既使他得享盛名，也使他饱受折磨。 阿伯拉尔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曾有一度有志于教授神学。他被迫遵循旧例，在自己可以教授这门课之前，先去一位已经被认可的神学教师的学校听课。而指导他的那位神学家便是拉昂的安瑟伦，由于他生性急切，又恃才自负，就截短了正常的学徒期，还没等到老师的授权，就开始自行开课了。这种不得体的行为遭到了相当强烈的职责，被视为大逆不道。 (universitas)这个词取自法律用语，意思不过是一个具有某种一体性的团体，其实就是一种法团。它和"societs"、"consortium"这两个词同义，这些不同的表述经常可以互换使用。而"collegium"这个词最初也是这样，尽管它日后逐渐被用来更专门地指一种特定的机构，隶属于我们行将探讨其形成的大学。同时，"universitas"这个词之所以指称法团，并不只是指教师法团。我们发现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指各种行业法团，甚至包括任何拥有一定程度一致性和道德一体性的集合，比如由所有基督徒组成的那个整体。引自第41页
一个社会若按自身的形象来塑造其称冠，最有力的工具便是教育。诚然，是家庭首先从整体上承纳了孩子，全面包容他，以自身的方式来形塑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第一次上学后，他身上所发生的那些重大变化，我们就会认识到，他的存在方式已经改变了，甚至连他的天性几乎都改变了。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包含了一种名副其实的二重性。当他回到家中，父母会觉得他越来越不属于他们。父辈与子辈的代沟从此树立起来。这些服从于学校环境下的作息与训练的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还有那么一整个社会世界，自己要想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只能去适应它，融入它。就连家庭本身也逐渐被这个世界所改变。引自 导言
实际上，问题显得那么复杂，以至任何过于激进的解决办法都必然会激起合情合理的怀疑。……我们不能不看到，事实上，要一群孩子聚在一起学习，所需要的不单单是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同质性；还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统一，需要观念与情感上的某种一致，就好像一种小规模的集体心智。但是，……如果同一群学生彼此之间不能够保持充分而持续的接触，如果他们不接受同样的练习，如果他们不和同一个人挂钩，受到同样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过着同样一种生活，如果他们不呼吸同样一种道德空气，那么，共同体的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了。引自 第二十四讲 大革命——中央学校
卢梭就清醒的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教育给孩子的自发性留下的空间实在太少；他就此提出，任何正确的教育理论，都必须具备一点根本特征，就是一套系统的消极教育法。事实上，孩子还没有充分地融入自然现象，单凭这一点，不管是什么教育，他其实都会将通过接触自然现象获得教育作为唯一的基础。如果我们要抵御我们现在的成见所产生的受人尊崇的影响（其实，这既不可避免，也失之偏颇），那么，对于我们同样得注意到的人的其他所有需要，我们就都必须有所了解，以此来制衡这种影响；而这种了解只能通过历史研究来获得，因为它向我们解释了如何将现在和过去联结起来，以此完善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引自第21页
……而中学则不同，同样一个学生一般要由许多不同的老师来教。这里就有一种真正的教育分工。一个老师负责教文学，另一个老师负责教语言，一个老师负责教历史，再有一个负责教数学，如此等等。如果没有奇发生，除非特意设计，从这种多样性中又怎么能产生统一性呢？所有这些各有差别的教师，如果他们自己对整体是什么样子毫无观念，又如何能够彼此适应、互相补充，以创造出一个统一的整体呢？要紧的不在于制造出数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而在于以文学、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媒介来开发心智，在中学尤为如此。……引自第12页
从某种程度上说，查理大帝完全是通过自己个人意志的力量而白手起家，开创这个帝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说法既没有把握住它的重大意义，也没有能够看到它的深远影响……如果设想欧洲国家能够只凭一个人的感染力就这样横空出现，等于是在历史说明中假定有奇迹存在。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除非是回应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学事实，否则永远不可能形成，永远不可能形成后还延续良久。引自第44页
巴黎大学创建伊始，无非是各方面的教师所组成的一个法团。而今天，我们习惯于把大学想作一个特定的学术建制，具有明确的界定和具体的位置，就像是一所单一的学校，其中有各个方面的教师讲授着人类只是的整个内容……这段时期我们看到，有一些组成巴黎大学的同乡会群体开始以集体的名义租用学校，至于各个教授会开始作为独立的实体确定下来，则要等到15世纪了。即便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也不曾知道有任何为整个大学所共有的财产。所以说，中世纪时期的巴黎大学多少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它毫无根基，完全是由一群根本没有共同财产的人组成的。但这种贫困却给大学以道德力量，打打促进了它们的发展。引自第99页
唐伟杰读书报告
【阅读时间】：2020.12.7-2021.1.7
【阅读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社会学与哲学》
《支配社会学》
【相关感想】《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是1898年发表在《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在涂尔干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思想传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可以说是涂尔干思想转变的标志，作为涂尔干中后期社会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本文中已经初显。
我主要谈谈外婚制，并借此回顾下婚姻制相关的起源。
外部通婚似乎与现代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无关。然而，关于异族通婚起源的争论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众多著名学者参与到这场辩论中。
《原始婚姻》(1856)是麦克伦南(1827-1881)的代表作。“异族通婚”一词最早是在这本书中创造的。
摩尔根的代表作《古代社会》。
恩格斯的《家庭、私人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迪尔凯姆相关著作《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韦斯特马克的代表作《人类婚姻史》。
弗洛伊德相关著作《图腾与禁忌》。
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
哈弗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学》。
列维·斯特劳斯1956年《家庭》，1983年《论异族婚姻》。
此外，巴霍芬、斯宾塞、泰勒、高尔顿、弗雷泽，甚至费孝通都参与了关于异族通婚的讨论。
学者们的材料表明,一夫一妻制,年轻夫妇生活独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些特征的当代社会的家庭,在这些社会中,我们认为,教育水平仍处于或早期阶段,也存在明显的主导地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应该不足为奇。这不是人类的本性。如果一夫一妻制是最常见的形式，那就很简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有意或无意的差异，所有人都可以大致做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所以我在做我必须做的事。
外婚制解释主要原因有抢婚、体质、性倾向补足、保护内部秩序。
详情后续补足。。。。
唐伟杰（2021.1.9-2021.2.9）
【阅读书单】：
《社会学的主要思潮》
《发现社会之旅》
《支配社会学》
《古犹太教》
【感想】关于涂尔干对社会学认识论的归纳：
1分类的原始形态与宇宙的宗教形象密切相关，宗教形象是由社会本身的出现和世俗和宗教世界的出现而产生的。涂尔干通过实例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根据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不看到各种人类社会，如果我们当初不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第一人类群体和逻辑混淆在一起，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想到宇宙中的生物被分成几个同性恋的天性，称之为属于这个群体。另一方面，分类法是一个按层次顺序放置零件的系统。有些是主导的，而另一些则服从前者。它们的种类和特征取决于决定其性质的品质和属性，或者同一属的不同物种被认为处于同一水平。”简言之，涂尔干的想法是，我们以人类社会为榜样，把宇宙中所有的生物分为一个叫做属的群体。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个人直接拥有的逻辑群体。我们可以把这个群体划分到自然界的一切，因为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2涂尔干试图证明，他所设想的社会学认识论可以为经验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提供一个解决办法。经验主义理论认为，所有事物，一般所有概念，都直接来源于可感知的经验；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则说，所有概念或所有范畴都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涂尔干认为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概念或范畴是如何从可感知和已知的东西中产生的。先验论也错误，因为它没有解释所有这些现象，因为它把这些概念或范畴放在人类的头脑中，作为第一个和不可或缺的已知事物。因此，这两种理论需要与社会干预相结合。涂尔干说，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宗教可以创造出来。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具体的情况。个体处于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感觉到一种内在的、超越的、不可知的力量。用这种方式解释宗教，必然导致社会动荡有利于宗教的出现的因果解释。然而，这绝不是说，宗教的社会学解释，一旦证明人崇拜什么是要崇拜的，就能拯救宗教的对象；我们谈论社会时，也意味着一个单一的社会，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涂尔干本人，只有许多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宗教崇拜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那就是部落或国家宗教。宗教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是让人类对群体的部分产生疯狂的感情，也就是说，让每个人都爱某一个群体，恨其他集体。

唐伟杰（2021.2.23-2021.3.9）
【阅读书单】：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与社会学同游》
【感想】
代工制的起源：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代工制，并不是完全从手工业者发展出来的，甚至连通例都谈不上。此一发展在日耳曼最少，英国则较常见。由于乡村劳动力取代了城市劳动力，或由于新原料的采用促成了新工业部门的兴起，导致普遍的手工业与代工制并行的情况。手工业竭力持续地与代工制进行斗争，斗争的时间在日耳曼却要比英、法两国来得持久。
代工制发展的典型阶段有五：
（一）批发商对手工业者拥有事实上的承销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在抵是基于债务关系的。批发者由于身为商人，比较而言更了解市场状况，故此迫使手工业者不得不把全部产品批发给他。因此，承销垄断、贩卖垄断与代理商的占有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只有他才知道产品的最终运销地。
（二）批发者供给原料。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过并不一定一开始即与批发者的承销垄断相结合。这一阶段在西方虽为常见，其他各地却不常有。
（三）生产过程的统制。批发者对于此点极为关心，因为他必须负责产品品质的划一。因此，原料经常是伴随着半成品发给工人的，例如十九世纪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织工就必须按照事先指定的方式来制作经线与捻线。
（四）批发者供给工具。这种情形虽常见，但不能说很普遍。在英国，自十六世纪以来，批发者即已提供工具，不过，在欧陆的传播则较迟。一般说来，此一关系仅限于纺织工业：批发者曾大量订购织机租给工人。于是劳动者完全与其生产工具分离。此外，企业者则力图垄断产品的处置。
（五）批发者采取方法，将各阶段的生产过程合并起来。这种措施并不普遍，多半出现在纺织业中。批发者购置原料发给劳动者，产品在制成以前一直留在劳动者手中。一旦发展到此一阶段，手工业者又有了主人，正如“庄宅”手工业者一样；不同的是：他领取货币工资，以及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主取代了以前的贵族家庭。
代工制所以能持续如此之久，实因固定资本在当时仍无关紧要。例如在织造业方面，所谓固定资本不过织机一项，在机械的纺织机发明以前，纺织业中几无称得上固定资本者。此种资本，仍为个别劳动者所拥有，构成的部分则散在各处，而不像近代工厂那么集中。因此，没有特殊的重要性。
国际代工模式变迁与中国制造业升级：国际代工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价值链理论，国际生产体系理论、产业升级理论；价值链理论分为传统价值链理论、产业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生产体系理论分为外包理论、代工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分为企业升级的原因与路径。价值链理论由波特在书中分析竞争优势时指出，公司创造价值的过程主要有基础活动和辅助活动，对应到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即称为价值链。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任务是创造价值。企业的各项活动可以从战略重要性的角度分解为若干个组成部分，并且它们能够创造价值，这些组成部分包括公司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四项支持性活动，以及运入后勤、生产操作、运出后勤、营销和服务五项基础性活动，九项活动的网状结构便构成了价值链。产业价值链理论是对传统价值链理论的补充和扩展，前者主要是在企业内部的价值链，而后者深入讨论，把企业间的联系也考虑进去，提出了产业价值链理论，是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外化。它的形成过程是企业将原有的开发、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将资源集中于特定的领域，将焦点缩小到核心业务，仅保留关键的环节，而将其它环节虚拟化，减少投入或放弃某些环节，借助于市场寻求外部的合作伙伴来提供。这些合作伙伴拥有本企业暂时不具备或不突出的能力，这种通过市场交易关系而形成的新的价值链称为产业链。
唐伟杰（2021.3.10-2021.4.11）
【阅读书单】：
《社会学二十讲》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法律社会学》在读
【感想】关于支配的思考
一、韦伯的三种支配类型
韦伯的支配理论是其政治社会学广为人知的部分，在韦伯的理论中，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是他的鲜明特征。韦伯最初将支配定义为“一群人服从某些特定命令的可能性”。根据支配的定义，韦伯认为，支配可能基于纯粹的感觉，个人兴趣，理想或长期习惯以及其他非常不同的服从动机。但是，作为支配的基础，韦伯指出这种服从是不稳定的。韦伯说：“从来没有一种主导性关系会自动将其连续性的基础限制为物质，情感和理想动机。每个执政体制都试图培养和发展其合法性。因此，他认为，人们服从的深层动机通常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对支配者合法性的认可，因此，根据不同的理由，权威支配可分为三种：合法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理斯玛支配。下面介绍一下三种支配类型的基础和特征：
合法型支配 它基于理性的基础，即法令和法规必须符合法律，并且行使职权者有权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发布命令。它的典型形式是立宪主义和现代官僚主义。它的特征是：（1）被支配者所服从的是通过协议或强制建立的，并且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守其法律规范。（2）支配者通过具有明显权限范围的机关来实现支配。（3）支配者本人受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约束。（4）最纯正的法律支配形式是通过官僚管理干部实现的，官僚管理干部是根据官僚等级制原则组织的各种职务的制度形式。（5）组织的成员不受支配者个人的约束，而受无私秩序的约束。
传统型支配 它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那些按照传统行使控制的人的合法性的确认。它的基本形式是宗法制度，具体的制度表现是中国传统的家族财产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印度的种姓制度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它的特点是:(1)支配者的产生是基于传统的惯性，或者是由传统支配者指定的某个人并拥有支配地位。(2)支配者的支配地位也在传统限制的范围内。超过这个限度将危及支配者的统治地位。(3)支配者不是工作的“上级”，而是个人的主人。统治阶级对个人的忠诚是在传统习俗规定的服从义务范围内的。(4)这种支配主要依赖于行政干部与支配者之间的服从关系。他们的选择主要来自于家产制度的选拔和外家产制度的选拔。这种选择是任意的和私有的。(5)法规不是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必须有先例可循，有先例可循。
卡理斯玛支配 它是建立在个人权威的基础上的-对个人的奉献与奉献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准则或社会秩序的超越，神圣性，英雄主义或非凡品质，即对个人权威的依赖。它的特点是：（1）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支配者的个人权威，这源于他的个人魅力和这种特质带来的实际利益。（2）当魅力确实存在时，人民对魅力的认可就是个人对拥有这些素质的人的全部忠诚和自愿奉献。（3）魅力主导具有不稳定和情感不稳定。（4）选拔有魅力的干部主要取决于管理干部的特殊才能，而不是培训或个人选拔。（5）纯粹的种族主义与经济因素无关，鄙视日常的经济活动和固定的“收入”，并且主要依靠自愿捐款。
以上三种支配类型是韦伯通过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分类而对优势形式进行的分类。 韦伯本人一再强调，在实践中，不可能有这三种纯粹的支配权威形式，而且总会有两种，甚至是这三种的混合。
二、占有与支配的联系和区别
从最早的共享到私有制的出现，占有也随之出现了。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财产所有权已逐渐达到更高的水平，即共同所有权的水平，这是一种统治，虽然不是你的，但你可以支配他。占有主要是指所有权和利益。这种利益的占有还包括权力的占有。权力是利益的分配，这种利益也包含权力，所以也是权力向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在人类学领域的利益和权力研究中，占有和统治显然是一对不可忽视的因素。接下来，讨论下占有与统治之间的关系。
占有与支配的联系：占有和支配是一种与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社会关系。
占有权体现了人与特针对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至少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 支配也是权力人对物体施加影响的过程，因此它必须存在于至少两个人之间。因此，这两种行为都是由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或事物形成的。
在一定程度上，利益的占有和支配是相交和渐进的。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占有和支配都是对人或事物的权利的象征。因此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另外，它们之间存在一定层次的渐进关系。从字面上看，占有是事实，也是一种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占有是所有权的结果和基础，并且占有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通用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个人首先对他人或事物实施了占有，然后在此基础上支配被占有人或事物，根据其意愿任意使用，处置。
占有与支配的区别：占有和支配之间的区别也许比上述联系更为明显。
支配意味着你有权使用某种东西，但不一定属于你，而占有意味着它是你的，并且你有权随意使用和处置它。在英语中，支配更多是指使用某物的权利，也就是说，权利的主体可以独立选择某种社会行为，这就是自由意志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对其他人说，我拥有某某物，本质上是该物属于我，我有权使用，破坏和以其他任意方式处置行为，而支配意味着我可以执行自己的意志和在某个时刻采取行动，这就是当时我的意志和心理的体现，但有时支配并不一定是使用权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支配不仅是使用权的问题，还包括因为有时支配是特定利益和权力的分布，并且具有排他性，所以对某事物没有两种对立的冲突。
占有和支配行为在效力上的差异是前者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占有是所有权的问题。如果你拥有某些东西，则意味着你拥有主动权。你可以强迫它满足您的需求，但是给你“所有”好处通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一定能控制“所有”事物。支配可能没有他的所有权，但是在许多方面，他可能会比拥有所有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统治的对象可能由你自愿控制，将权利转让给你，以实现公共利益。在谈论利益时，他是权力分配的对象，但作为权力分配对象的利益并不一定要赋予你，而是属于你的。即使没有给予你，但是你拥有他的支配力，也可以发挥影响力和作用，最终收获利益，实现双赢，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分配方式。
占有是事实，支配是由支配地位或权威赋予的权利程度，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占有是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实际上，所有权的实现是通过“占有”实现的。如果所有权是一种权利，那么占有就是既定事实。所有权的存在是为了在实践中获得法律上的确认和“占有”的实现。 所有权可以通过法律得到保证，因此占有也得到保证，并且两种形式都具有稳定的发展状态。 与占有相对，支配主要是由支配或超凡魅力赋予的。他更像是一种附属，能够说服他人。
三、由支配到权威理论
韦伯的权威理论的出发点是他对支配的分类。当韦伯谈论支配形式时，他的意思是“合法的支配”，即基于权威的支配。支配在韦伯学说被定义为“一群人服从特定秩序的可能性”。服从的动机常常很复杂，最常见的动机是“基于纯粹的物质利益或利益”，即所谓的功利主义的服从，但韦伯指出这种服从是脆弱的。由于他对宗教和文化的高度关注；他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与当今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有根本的不同；当今的西方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即人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甚至道德观念行为本质上是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决定的，但对韦伯而言，区分人与动物的基本特征是人们追求合法性。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这样行事，为什么我必须服从某些权威，某些规则？韦伯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被支配者并不总是从功利主义计算的角度来决定是否服从统治者。在人们服从权威的深层动机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因素，即认为统治者具有某种“合法性”。只有基于对统治合法性的信念的服从才是稳定的服从。
应当指出，韦伯的权威分类完全是理想类型的分类。韦伯本人反复强调，在实践中不可能找到这三种权威的纯粹形态。韦伯在分析宗教，社会，政治和其他形式的支配时，曾多次讨论卡理斯玛和其他类型支配的共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韦伯仍然坚持对权威进行分类，因为他认为社会学分类不同于历史分类。尽管历史上没有纯粹的权威形式，但“我们不应该低估一种社会学类型的分析的好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学类型来确定一种特定的支配形式是否符合或解决了某种类型的统治。诸如“卡理斯玛”，“世袭性卡理斯玛”等支配。韦伯对三种支配形式的分类构成了韦伯政治社会学的基础。韦伯对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以及现代官僚制的分析是对传统权威以及理性和法律权威的具体证明。在这种意义上，韦伯有时将其支配理论直接称为“国家理论”。他不无自豪地声称已经发展出“关于国家和支配的综合社会学理论”，这是他关于三种权威的理论。
但是，这三种类型的权威在韦伯的政治和历史社会学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传统权威，理性权威和法律权威具有政治和历史社会学意义。韦伯的历史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从传统支配到理性和法律权威的过渡过程的分析。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传统支配的基本形式是父权制，其具体表现是以传统中国为代表的家族财产制度和以西方中世纪制度为特征的封建制度。理性和法律的权威是法律和规则明确定义的权威，其典型形式是立宪主义和现代官僚主义。传统支配与理性支配与法律支配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个人化的，而后者则是非个人的，即前者是基于对个人忠诚的制度化服从，而后者则是基于个人忠诚。对正式机构的忠诚度。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以权威和官僚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从个人忠诚度向制度忠诚度的转变。
与传统权威，理性权威和法律权威相比，韦伯的卡理斯玛式权威似乎只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而没有历史社会学意义。确实，韦伯的早期工作似乎具有某种理论意义，即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卡理斯玛式权威是主要形式，而官僚主义形式仅在世界的最近历史中才发展起来。但是，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的最终版本中，韦伯系统地消除了这种历史含义，并将卡理斯玛式权威视为理想的类型。韦伯在分析卡理斯玛式权威时，强调了卡理斯玛式权威的超越与革命以及它对秩序的破坏性影响。韦伯写道，由于卡理斯玛式权威统治是“超然的”，它与理性的支配，尤其是官僚主义的支配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官僚支配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别合理的，因为它受到可以理智理解的规则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理斯玛尤其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传统的支配地位受到前几代人传下来的先例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受到规则的束缚。但是，卡理斯玛在其宣称的领域中完全拒绝了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卡理斯玛是一支特别的革命力量。它不承认基于财富的权力地位，无论是领袖个人还是社会特权集团。
但是，尽管韦伯赋予了卡理斯玛权威很大的意义，但卡理斯玛权威在韦伯权力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却非常特殊。老实说，韦伯从来没有非常清楚和一致地阐明这个概念。但是，我想借此机会谈论韦伯和希尔斯各自理论的悖论。韦伯的权威理论，包括卡理斯玛的概念，都无法逃脱进化论的阴影，但是韦伯的制度体系确实为卡理斯玛的权威留下了空间。希尔斯强调了卡理斯玛权威在所有社会权威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但是由于其对大众社会和民主化的讨论，剥夺了卡理斯玛权威的合理基础。但是，这两种卡理斯玛概念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政治统治的本质和政治现代化的内涵。

唐伟杰（2021.4.12-2021.5.10）
【阅读书单】：
《法律社会学》
《批判施塔姆勒》
《罗雪尔与克尼斯》
《野性的思维》
感想：关于社区治理的起源、发展及应用启示的思考
中国的社区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然而，直到上世纪末，我国的社区理论研究才真正兴起和繁荣起来，并形成了社区建设等社区治理的相关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推进，以及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城市社区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管理引入了治理的概念。因此，以前常用的“城市社区管理”或“基层社会管理”的概念，也被称为“社区治理”。不同于政府的管理或“治理”的社区,社区治理强调的是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社区中,强调的是平等协商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和社区内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作用减弱以及政府权力的转移。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常见的社区治理模式有政府主导型、社区自治型、政府驱动和社区自治混合型、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结合型。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主要是针对社区各大治理主体的功能和结构、社区内部组织关系、社区组织的互动以及变迁进行社区研究。魏娜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公民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社区治理的本质上，吴光芸提到社区治理对于社区而言非常重要, 社会资本可以形成互助、互信、诚实、公平的人文环境，注重社区的团结与参与。认为社区治理是一个利益相关者选择的过程，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过程。追根究底，社区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让政府治理回归人民的过程。杨团等人在研究和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新范式的过程中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城市社区组织的功能, 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合作机制。陈洪涛认为，与政府相比，社区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与企业相比，它们更具有公益性。然而，作为基层治理的代表，居委会的职能仍然存在着重叠混淆、依附于街道办事处、缺乏法律合法性等问题,它的职能太过抽象。而陈伟东基于武汉市江汉区的社区建设实践, 运用治理理论和自治组织理论分析, 认为社区自治意味着社区相关利益主体应该以协商的方式共同治理社区事务, 排除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 从而使社区运行进入“四自”秩序的过程。
西方的社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治理理论引入到社区管理中,从而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对社区中不同群体的研究,对社区组织的讨论,对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并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意义和途径进行了探讨。在研究社区中不同人群的问题时，Andranovich G指出，行动主义和公众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前提，应当将人民容易忽视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也纳入到社区参与范围中来，比如青少年、老人等。关于社区参与，学者们一直强调负责第一，信任的、民主的、参与性的社区治理中平等和公正的重要性。在对社会组织的论述上，西方学者研究了不同社区组织的存在形式、社区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等话题、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在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和探索上，有三种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治社区治理模式，主要特征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的分离。另一方面，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主张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社区治理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和干预，而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密切相关。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是两者之间的过渡模式。在社区治理的意义和方式的探讨上，国外学者更加关注的是社区治理的社会意义。学者们认为，封闭的社区会使城市空间碎片化，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削弱公民的沟通，无形中建立起社会沟通的心理障碍。为了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倡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加强跨社区的文化交流，丰富跨社区的活动发展。后来，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主要集中在社区赋权和社区能力建设方面。社区治理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政策网络的角度来看，治理是通过社区内的伙伴关系、组织和社区内的网络来进行的。社区治理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社区居民、民选官员、市场组织、民政部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共同合作来解决社区问题，注重政策协调制定过程和社区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治理是关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面对经济和社会挑战时如何相互合作，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它强调促进居民、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所有相关工作者一起解决问题并共同采取行动，从而使社区有所回应。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成功的社会网络和社区治理能够提高社会资本和社区福祉，社区治理和社会资本相互因果。社区内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信任冲突，揭示了社会资本集聚的困境。
综合比较国内外的研究，有两个最显著的差异:第一，分析单元的差异。西方学者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社会共同体，而我国由于共同体的行政区划而更强调共同体的行政属性。在中国，社区治理受到党与政府关系和行政结构的制约，且市民文化也不像西方那样成熟。因此，复制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在中国将会遇到挫折。二是研究方法的差异。西方国家注重实证研究，而国内相应的验证性研究不足，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框架。
社区韧性机制的建构路径
（一）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基础：路径依赖与文化堕距
诺斯在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路径依赖概念，奥格本在著作《社会变迁》中提出文化堕距概念，最早是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冯仕政学者为补充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互动演化论中的缺陷，认为诸多的历史条件、环境，虽独立于国家与市场，却深刻影响着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往单纯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博弈行为没有顾忌历史因素，导致理论的不完善，遂引入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两个分析视角以求理论的健全。路径依赖与文化堕距虽应用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研究，但对研究中国转型期社区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具有借鉴意义。
路径依赖强调同质，指渐进的社会改革造成各个行动主体在多个方面存在连续性，而文化堕距强调异质，表示各个行动主体在改革过程中的变化逻辑、速度和方向不一致。文化堕距让行动主体为自己的创新行动寻找新的资源和盟友，而彼此的关系又受到各自路径依赖的影响。两个概念的引入便于从现代化的视角看待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互动：除了各自“理性选择”的影响外，两者间的行动及后果还受制于中国近代动荡，甚至传统的历史发展所积累的历史条件。
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两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对当今党政组织与政社关系的影响：“政道”与“和谐中道”。在张维为所著《中国超越》书中，“政道”指不拘泥于特定的政体，将重点放在执政的目的上——实现“良政”。由此也引出政府对政绩的追求，最终使中国形成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注重形式，强调一人一票）的实质民主。而在张维为所著另一部《中国震撼》书中提出的“和谐中道”，则表达了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的思想内涵。中国文化偏于以温和的、渐进的过渡实现力量的动态平衡，摆脱了西方“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强社会”的极端，使“强政府，强社会”成为可能。两种文化传统作为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治理智慧延续至今，成为路径依赖的外延。
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治理一方面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实行集权政治，党政组织秉持“民本”思想，追求获得“政绩合法性”，通过深入与动员群众，达成治理目标；一方面又受文化堕距影响：推进政企合作，公众参与。在社区这个微型的社会中，治理主体以路径依赖、文化堕距与“理性选择”的互动结果指导着各自的行为。
（二）关系建构理论基础：协作性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协作性公共管理是在反思传统科层制单中心治理模式和分权而碎片化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提出以“协作”的方式实现多组织。解决单组织无法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协作”是组织间的一种关系状态，强调建立组织间的信任，在共同的价值理念指导下推进组织间沟通、信息的分享，实现有效治理，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管理。协作性公共管理有两个特点：一是兼有纵向与横向管理。协作既可以存在于单一组织内部层级的纵向环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多组织多利益的横向环境中。二是协作性领导的存在。协作性公共管理涉及多个利益主体的互动，容易形成集体行动困境，为此，需要有协作性领导的存在协调各方，促成统一价值理念的形成。协作性管理的横向与纵向管理、平等与互惠为协同管理公共危机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国家-资本-社会视角下的社区韧性机制的建设构想及应用启示
中国的治理体系继承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特点，以党和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极其强大。国家、资本和社会力量的过度融合，容易将其他两种力量变为国家力量的附庸，而非协作性管理所设想的以信任为基础的协作。诚然，国家力量在社会治理中保持领导地位这是必要的，不仅是符合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实际需要。从“和谐中道”的古训出发，如何发挥资本和社会作为监督与协商的作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关键。这不同于西方强调各种力量的对抗以达成制衡，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求大同，存小异”，通过与其他力量合作，受其他力量监督，三种力量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使得各主体的逻辑起点至少稳定在“不坏”的状态。这样一种机制才有韧性，才会形成更为稳定的“善治”。
——中国本土治理之路的方向何在？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着自己的路径依赖，在当前的中国基层治理中，仍是以国家力量推动“社会偏好”，是“基层治理面临双向压力→社会基础薄弱→国家创制社会→共建共治”的过程。社区治理要找准定位，在立足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综合时代特色与西方经验，打造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区自治道路。
——中国本土社区主体性如何回归？回归后又如何保持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作而非对抗？社区主体性归位需要长时间的经营，党委必须作为核心力量。社区党委要始终坚持走党建的政治化、社会化之路，始终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建立以党建为核心，党建带社建，建立一核多元的社区韧性治理模式，同时积极培育市民文化，理论实践相结合提升居民参政议政思想与能力。

唐伟杰（2021.5.12-2021.6.12）
【阅读书单】：
《资本论》一卷
《资本论》二卷在读
《经济通史》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感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主要阐述了三个理论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在该书中主要以这三个理论为线索展开论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的说明了，作为资本主义财富形式的商品的社会实体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以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商品作为出发点，首先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紧接着马克思提出的商品之所以具有二重性，是因为劳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属性。此外马克思对货币理论还进行了阐述指出价值的形式是指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形式的发展，依次经历了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货币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
【作息与锻炼】作息上总体很规律，基本上能在7点半起床，12点前入睡；锻炼次数比较稳定，每周打球次数基本上维持在两次以上，除了小组的团建打球外，自己还会约上朋友打篮球或羽毛球，最近又开拓了网球项目，锻炼后体重下降明显。
【团队建设参与情况】团队活动一直能够积极参加，同时也会积极想办法组织小组成员开展丰富多彩的团建活动。
【自我评价】B
从柏拉图到卢梭的政治思想演变谈起，兼论集体行动逻辑
柏拉图对于政治思想的看法，即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分析了建立国家的原因以及国家应有的样子，即应该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然后对应着一个国家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统治者、卫国者和劳动者。霍布斯的政治思想，说明了霍布斯仍然主张君主制，但是推翻了君权神授的观点，肯定了君权人授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对权利的转让，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批驳了君权神授不具备合理性的看法，肯定了军权人寿的观点，即人们相互同意订立契约，目的是为了通过国家使自己的权益得到合法保障，并委托主权者或者国家代为行使职权，在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对内维护社会和平安宁，以及保障人民通过合法劳动生产制服上行使主权。对于洛克的政治思想，洛克所阐述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与霍布斯相比更具有进步意义，洛克反对专制由此为西方的民主奠定了基础，洛克的观点是有意联合其他人一起加入社会，以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等，因此国家和政府的重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并指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来源在于保护人民的两种权利，第1种就是在自然法许可范围内保护自己和别人，第2种就是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罪行的权利。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好，每个人在参加社会时就把个人权力交给社会，如果社会把立法权交给若干人组成的议会，那么只要政府继续存在，立法权就绝不能重归于人民。最后卢梭基于“公意”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卢梭指出既反对霍布斯提出的观点，同时也反对洛克的观点，他主张将权力过度授予公意，认为权力仍然属于人民，只是由政府代为行使而已，这种共同体中，人们一切行动只是服从于自己的意志，每个人作为共同一部分都是主权者，因此主权者作为共同体也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卢梭的观点是为了维护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力量来维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一种结合形式，由此在这个共同体下每个人与全体想联合的人只服从于他自己。在共同体的约束下，如果谁不服从公意这个共同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有了这个条件才能使政治机器有力的运作起来，由此才能够按照社会约定俗成形成合法的一个上层建筑。卢梭虽然很倾向于民主，但是他也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表达了民主的严格意义，并坦言真正的民主从不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这一点我也是不否认的，因为任何事情首先要尊重规律，违背自然秩序的一定是不能实现的。
再说一说《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观、集体行动逻辑。
奥斯特罗姆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学家。其所著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其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该书的特点在于收集了大量的经验案例的材料，并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现实的政策问题。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交代关于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模型，并对传统模型的适用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进而做出了挑战。在此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并以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为具体的案例，指出其中存在的困境，并设计了研究该问题的框架。最后针对所提出的问题收集了不同的案例，并分析其中有助于困境解决，以及导致困境的各种变量，最后进行理论分析，并根据经验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传统上的公共事物治理的问题通常有三种模型，即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基本思路类似都是理性的，但单个人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得出此结论的原因在于人的自利动机当然还包括信息的不完备不对称，缺乏沟通以及监督不力等。但是这三个模型略显理想性，现实情况下很难接近，由此作者对其存在的问题总结了三个点。首先，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其次再分析内部变量，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最后没有包括信息和交易成本。于是作者认为有对其改进的必要，也就是通过增加符合现实的变量，使其更符合现实的需求，从而完善政策的制定。奥斯特罗姆将公共池塘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并把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两种方法提了出来，提出公共内部自主组织和自主自律的可能性，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难题及功绩承诺和监督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研究框架，指出要改变单纯的研究方式，而是相研究范围扩展到多层次研究占用和供给问题时，提出现实场景的选择依据，最后找出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变量并解决制度的供给难题。作者选取了多个案例进行分析案例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到高山草场，灌溉制度，渔场水利等。这些案例乍一看形势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这是一种可以被公众单独享用的公共资源，在所有权上属于具有公共性的一种资源，在使用权上则是典型的个人受益，并且对其使用的限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使用达到一定限度后，便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因而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半公共品。正是因为此性质，使得这些案例中的成员都有滥用资源的趋势，就在那些失败的案例中成为现实，而在成功的案例中没有实现。然后作者在接下来的三章具体地解释了，探索了这个现象的原因。正如作者所言，提出复杂变量作为分析框架，而不是作为模型的原因，准确说来是因为无法在一个模型中容纳下此等复杂的情形。也就是说，最终作者只找到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变量，而不能穷尽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原因。总的说来，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该书对三个理论模型的修正，为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使得政策分析更具有可操作性。但是这项研究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在对促使社会集体成员组织起来的心理因素的分析显得不够，同时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下去，使得该书未能发掘出，促进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增强信任的这一重要研究变量。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