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8.3
《宗教社会学》&《现代人与宗教》——齐美尔的宗教观
齐美尔的宗教观很有趣，在我看来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关系层面的，这一面向与与涂尔干的宗教观有些类似，另一个是心理层面的，这就与涂尔干有了分歧。
在社会关系层面：齐美尔认为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都包含着可称之为宗教因素的东西。例如
无私的奉献、执着的追求、屈从和反抗、感官的直接性和精神的抽象性等等的混合，齐美尔将其称为宗教性，是一种心理学角度的考察。这里需要区分“宗教性”和“宗教”，宗教性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一种情绪状态、一种人际交往态度，而宗教是独立的一种制度和实体，我们常常是在后一种层面来看待宗教的。齐美尔与涂尔干类似，认为宗教来源于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化、纯粹化、超越化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切旨趣的源头，这种社会关系中存在一种叫做宗教性的精神状态，这种宗教性进入聚集状态，获得独立性并与外界发生关系，形成独立的实体，我们就称之为宗教。就像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所言，宗教不是一种妄想，它存在现实的基础，宗教是一个观念体系，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通过宗教，表达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齐美尔也说，个体对上帝的态度就像个体对待社会的态度一样。
第二个面向是心理层面，齐美尔认为，存在一种“宗教人”他们天生就存在这样一种宗教性的情感状态。齐美尔认为真正的在宗教本质在人的灵魂和生命本身，宗教与生命相分离，是因为一种抽象（超验世界，教义，福祉盛事），使宗教性依附于教义内容等一系列抽象存在，使本身很少甚至不具备宗教性的人能依靠教义实现宗教存在。很有趣的是，涂尔干向来反对从心理、灵魂等等方面来分析社会，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心理还原主义。
齐美尔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形式，无论宗教存不存在，人们和社会都存在对社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传统的宗教形式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宗教性是永存的，而且人们仍存在对宗教的需要。宗教的内容、教义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现代人如何满足对宗教的需要呢？齐美尔给出的回答是使宗教性对超验内容的依附性中解脱出来，恢复或发展称为生命本身及其所有内容的一种功能，一种内在形式。也就是“宗教”，即教会、教义等可消失，但是“宗教性”要回复其本来面目，发挥其作用。
2021.4.11-2021.6.21
《资本论》一二三卷
《宗教社会学》齐美尔
把资本论三卷本的内容列一个大纲出来，不过是把我用笔记的纲要搬到电脑上来，既浪费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况且恩格斯总结的比我更全面精辟，而且看完的时间跨度也太长了，因此就只记录一下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想法吧。
看完《资本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两个字：矛盾。事情的发展不是单向性的，不仅结果不是单向的，而且原因和过程也是充满复杂的矛盾的。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学过，但是很多人在认识事物和表达观点的时候还是会倾向于非此即彼的思考和“黑白分明”的说话，因为这样既简单又有力，许多煽动者其实就是以这种方式说话的，表达一个色彩鲜明、斩钉截铁的观点，不断重复来赢得支持，引导听者的情绪高涨。许多畅销书其实也是这样赢得欢迎的，马克思则不是这样，他在书中展现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是一个多因多果，互相影响的世界，一种变化会从一个方面引导某个事情向一个方向发展，而这个变化又会从另一个方面引导同样的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这里有一个程度的差别。这时候对政治教材的编写者真是佩服的很，对立统一定律、质量互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真是总结的太精辟了，这些定律贯穿在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著作中。我时而因世界的复杂性而感到忧虑，因为我可能很难得到对事物确切的答案，时而又感到释然，因为无论是韦伯的理性，还是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我看来，都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一种确定性，一切都只是过程，“吾将上下而求索”。
回到正题，马克思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大工业引起了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它首先消灭了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于工厂机器生产的特性，它可以使用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妇女、儿童和不熟练的工人。面对工厂的竞争，由于现代工场手工业不存在工厂的技术基础，因此它只有更残酷的剥削劳动力才能生存，而家庭劳动对劳动力的剥削则更加无耻，因为工人的反抗因为分散而减弱，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插入了家庭的长辈这样一个中间剥削者。无论是在家庭劳动还是在工场手工业中，都存在对妇女和未成年劳动力的滥用。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消灭了与亲权的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虽然大工业使得亲权表现出了极端丑恶的一面，但是，大工业也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这也是矛盾的体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表现不能直接与好和坏划等号。
总而言之，资本的积聚，大工业的发展，消灭了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也消灭了过剩人口最后的避难所。资本主义将一切都卷入了它的生产方式中。我们的避难所是哪里呢？家庭劳动和小生产是工业革命时期人们的避难所，即使因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被挤出成为过剩人口，他也能在那里找到勉强糊口之处。这其实让我想起的是我之前看过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贺雪峰老师关于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观点，以及一篇英文文章，关于双职工家庭，比单职工家庭多了一份收入，但失去了缓冲的观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工业文明之中，农村是一部分人的避难所，那我们的避难所在何处呢？作为在农村没有土地的人，完全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的人，我们一旦需要一块避难所，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呢？
我一度忧虑于我没有避难所，可是我突然发现，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其实已经创造出了许多新的避难所。外卖骑手就是一例，最近看了许多新闻，博士、乃至大学教授失业后，去做外卖骑手或者网约车司机，不需要工作技能，即时拿钱。当然，这只是个人的避难所，当遇到金融危机或者疫情的时候，这种避难所是不存在的。那可能就是现代的信息经济？通过网络进行一些文化服务——不过终究还不是“旱涝保收”的。
避难所的消逝，是社会对个人吸收的结果。所谓避难所，是个人相对隔离于社会风雨的一处小空间，风吹不来，雨打不进，可以在社会波涛汹涌的危机中自我保全。但是在现代的社会中，人的一切信息都被收集，人与人在个人层面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在社会层面却是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个人的一切都被社会所吞没，这样的社会一旦发生危机，一定是最广泛的波及到所有人的所有因素的危机。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拥有自己的避难所么？
ps：以后看完一本书一定要即使写报告，到月底真是忘了大部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共产党宣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德意志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反杜林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工资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三种形态，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社会财富正在增长；社会财富已达到顶点，然而无论是哪种状态，工人都会遭受贫困和痛苦。当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毋庸置疑，工人阶级会遭受深重的苦难；当社会财富在增长，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阶段，这里资本家会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工人的供给，然而，这种情况下，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工人沦为机器和资本的奴隶，激烈的竞争使得一部分工人饿死或成为乞丐。在财富达到顶点时，工资和资本利息两者都很低，贫困会持续不变。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看作商品，也就是物。但劳动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资本家可以自由雇佣劳动，但工人只能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时都在出卖，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劳动不是真正的商品，劳动不能储蓄，劳动就是生命，生命如果不每天都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很快死亡。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度。
二、资本
1、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是积蓄的劳动。
2、资本家的竞争会不断加剧——利润减少——为弥补损失而扩大生产量——生产过剩——资本家和雇主阶级内部动荡你、破产——停工、缩减工作——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受损
3、被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使得供给和需求相互不切合，导致经济危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序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写的是从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到1851年12月2日这段时间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他们的代表是如何在法国这个大舞台上登台表演，然后又黯然退场，路易.波拿巴是如何一步步攫取到独裁者的权力的。整本书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在法国政坛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各派别可谓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各派人物如同走马灯一样，轮番登场又轮番谢幕，只有波拿巴笑到了最后。马克思用辛辣而又不失简洁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这令人耳昏目眩的时代的脉络，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解释了各阶级行为和波拿巴成功的背后原因，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是不同阶级物质生存条件和占有形式，决定了由情感、幻想、思想方式、人生观等组成的上层建筑。是不同的利益而非情感，决定了集团间的分离和联合。通过传统和教育承接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往往认为这些情感和观点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但是，“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分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分开来。”
在这个舞台上，大概有这几派人物：
资产阶级共和派：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法国人的民族主义。
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正统派（大地产）、奥尔良派（金融贵族）。
山岳党：社会民主派，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二月革命中发力，但随机被背叛，最先退场
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所在的阶级。
这本书乍看非常复杂，因为马克思用他深厚的历史底蕴，以标志性事件为节点，来表示某个阶级的行动及其后果，但是这些时间节点，对我们这些不熟悉法兰西历史的读者来说，就会导致混淆和迷惑，因此，要想读懂这本书，首先就要理清历史的进程，搞清楚在这些关键日子里，各阶级的行动。
马克思将这四年时间划分成三个明显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二月时期，是二月革命到制宪国民会议开幕；第二个时期，是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即制宪国民会议开始到结束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849年5月28到1851年12月2日，是立法国民会议时期，制宪国民会议解散，立法国民议会从成立到解散，波拿巴取得了独裁的地位。
1848年2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也就是奥尔良王朝，这是无产阶级战斗的产物，却在1848年5月4日召开的制宪国民会议上被资产阶级共和派窃取了，无产阶级因此进行了五月和六月的起义，都遭到了镇压。（1848.5.4-1848.6.24，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卡芬雅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镇压了六月起义，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独裁（1848.6.24-1848.12.10），到1848年12月1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会议，共和派制宪会议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
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是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849年5月28日到6月13日，社会民主派即山岳党与资产阶级即秩序党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是在废除了普选权之后实现的。1850年5月31日到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立宪共和国的覆灭。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先后失败，成就了路易.波拿巴的成功。
二：一切的开始，波拿巴的上台
1848年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总统，这是一切的开始，为什么波拿巴一个流氓无产阶级，一个破落户能够当选总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二月革命之后，法国的局面是动荡不安的，马克思在书中把二月革命之后的政府描述为临时性的，甚至他们自己都宣布自己是临时的，无产阶级举行了数次起义又被镇压，任何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的行为都被成为是“社会主义”而遭到指责，法国民众开始怀念拿破仑统治时期，希望有个强力人物来稳定局面。12月10日的选举在这种局面下，波拿巴意外的成为了一个让各阶级都能看到自己想要一面的一个人物（至少比他的竞争对手要好）。农民们支持波拿巴，因为他们受到拿破仑一世的好处，而且仍保有浓厚的帝制思想，大部分崇拜拿破仑家族；军队也支持他，因为军队没有从共和派那里得到好处；大资产阶级也支持他，因为他们想拿他当作恢复君主制度的跳板，认为他们可以把波拿巴当作傀儡；甚至是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也欢迎他，因为他们不想投票给卡芬雅克，他在六月事变中屠杀了起义者们。
路易.波拿巴就这样成为了总统。这时候的内阁是巴罗内阁，也就是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内阁。
三：共和派的统治和灭亡
资产阶级共和派将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堵住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嘴，但是自己也将被大资产阶级赶下台。秩序党内阁和波拿巴，利用军事暴力的威胁，和一系列的阴谋手段，削弱国民议会的力量，毁坏国民议会的声誉，如愿的使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会议不得不解散，然而，当秩序党是内阁而非国民议会时对付国民议会的手段，在秩序党成为国民议会时，都被波拿巴用来对付它们了，多么的讽刺！
四：秩序党的统治与灭亡
在1849年5月28日立法国民议会开幕时，秩序党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局面，秩序党拥有内阁、军队和国民议会，简而言之，整个国家政权，但是，它又是怎么在两年间就一败涂地的呢？
这个时期，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即社会民主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联合的政党。在，表面上看来，秩序党是保皇主义者的联盟，它们为了让它们各自的主子登上王位而相互倾轧，同时又联合起来反对其他敌人。秩序党好像代表反动，而山岳党是共和国的代表，抵御着这种反动攻击，以保护“永恒的人权”。
但马克思认为，这只是遮蔽在阶级斗争上的假象。秩序党是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和大资产的合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秩序党，它们在议会制共和国中享有比之前任何时候都稳固和强大的利益，它们之所以以保皇主义者自居，是因为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却破坏着这种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直面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直接与他们斗争，而没有调解者和王权的掩护。由于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因此面对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条件下退缩，返回到不大完备、不太发达的条件下去。有趣的是，当联合的保皇党人与敌视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它们就以共和党人自居了。
1848年6月事变之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山岳党，与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盟，1849年2月的选举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提出了共同选举人，形成了社会民主派，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锋芒消失了，社会民主派的目的即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改造社会，这种改造始终无法超过小资产阶级的界限。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越过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为他们划定的界限。
山岳党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无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议会，秩序党想要打倒小资产阶级，就要把他们的力量引到他们不擅长的地方——即街头。如果山岳党想要在议会中获取胜利，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他们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他们就不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小资产者和他们的代表使用革命和武力的威胁，只不过是一种吓唬敌人的口号，当事情发展到不得不使用武力的时候，他们反而放下了战斗的武器，为自己的失败事先找起了借口。
1849年6月13日，秩序党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然而，六月十三日事变的影响不是那么简单，秩序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将议会内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议会，它打击山岳党的一切措施和行动，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打击，这些措施严重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废除了议会的不可侵犯性。这些都为他们自己被击溃埋下了伏笔。而且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送交法庭审判，而山岳党的失败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毫不费力的分享了这个胜利。
秩序党的统治愈发巩固，但波拿巴和秩序党的矛盾也愈发激烈。1849年11月1日，波拿巴废除了巴罗内阁，秩序党失去了它们的内阁。随着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失去了支持议会制的支柱——行政权。
四：山岳党的反扑与失败
就在国民议会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一种极危险的性质。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为了补选被驱逐的山岳党人的位置，但是，巴黎大多数票投给了社会民主派，各省军队大部分人居然也支持山岳党。波拿巴又面对巴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他又屈服于秩序党，然而，秩序党没有把握机会，抓住送到手边的政权。更可惜的是，社会民主派没有抓住在人民情绪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情况下出来斗争，而是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 并做好准备。秩序党提出了废除普选权的提案，并不承认山岳党的选举胜利，山岳党本该在这个时候拿起武器证明自己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可是他们却退缩了，盲目的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他们背叛了巴黎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背叛了军队，军队因他们的退缩而收到了上级的处罚，社会民主派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结果就是，1850年5月31日，选举法废除了普选权，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使工人处于二月革命之前的贱民状态，无产阶级的错误在于让民主派来领导他们，因为一时的安逸放弃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
五、波拿巴的胜利
秩序党取得了胜利，废除了普选权。普选权一废止，波拿巴和国民议会的斗争就立刻爆发。
波拿巴用一切手段收买军队，但是秩序党不敢使事态扩大化，只要波拿巴一服软，秩序党就妥协。因为“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的干自己的事，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秩序党不敢发动国民，不敢使事态扩大化，因此，它使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变为关于权限的无谓的争吵和吹毛求疵，使支持他们的人变得迷惑而筋疲力尽。
波拿巴以组织不同派别的新内阁的手段，来使秩序党内的各派陷入争斗，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和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恐吓整个秩序党，同时竭力使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努力由于保皇派的受挫，同时社会主义在城市（商业危机）和农村（过低的粮价）发展使得资产阶级要求强有力的政府。高超的政治手段，再加上秩序党本身的分裂，使得秩序党甚至已经不是议会的多数党，已经无力掌控议会了。波拿巴已经可以无视议会的力量了。
1851年10月10日，波拿巴宣布要恢复普选权，但是议会否定了这个法律，同时提出了希望确立议会直接调动军队权力的法案，这表明波拿巴从诉诸国民议会转为诉诸人民，同时国民议会也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可笑的是，这个法案也被议会本身否决了，议会的软弱无力，可谓是世人皆知了。
波拿巴通往最高权力的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宣告了波拿巴的胜利。
六：评论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所秉承的的“拿破仑观念”，他的支持者——保守小农，也崇拜的这个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强有力的不受限制的政府，作为政府统治工具的教士，军队压倒性的优势，都是建立在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的。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使法国的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所有者，正是使拿破仑成为法国皇帝的位置条件，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已经不适合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块土地所有制在19世纪初期第一个波拿巴期间是保障法国农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第二个波拿巴期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而在小块土地已不合时宜的当时，拿破仑观念也不过是一种幻觉和幽灵。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大工业的生产力，是已经被时代抛弃的所有制，而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拿破仑观念，也同样是空中楼阁，岌岌可危。
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产力，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一切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也终究会走向灭亡。
革命使议会权力达到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它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之表现为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这就是十二月二日政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为了使法国国家大众摆脱传统的束缚，使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对立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建立在它之上的国家建筑将倒塌下来。这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分析中的体现，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着新事物的萌芽，随着旧事物的不断成长，新事物也在不断发展自己，在旧事物到达顶峰的时候，新事物将埋葬旧事物。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第一节
1、绝对精神的瓦解
2、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就是人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人们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将要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性质，而生产方式也不仅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他们个人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自己生活的方式乃至于生活方式。个人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因而， 个人是怎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3、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发展的不同形式。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族所有制。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狩猎、捕鱼、牧畜、耕作。分工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自然分工的扩大化，社会结构也仅限于家庭的扩大。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和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乡村表现为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在城市表现为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
4、人们是自己思想和观念的生产者，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中的人们，这些个人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和前提条件下生产的。
第二节
1、一切人类生活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需要吃喝住穿以及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2、意识，精神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这里的物质就是“语言”，语言是由于需要、和他们迫切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当分工发展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成为真正的分功，这时候“意识”可以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哲学、道德等。
①分工产生了不平等的分配以及所有制。②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
只要人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说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行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非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这种异化在具备两个实际的前提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变为成为革命所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①把人类的大多数变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②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3、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4、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费尔巴哈和布鲁诺等人将环境对人的压迫和矛盾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共产主义者是要推翻这种使人不幸的环境。
第三节
1、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普遍性的思想，因为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总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普遍的思想。
第四节
1、私有制的发展，
第一个时期是流浪的时期，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封建制度的瓦解，大量的流浪者投入了工场手工业，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展开竞争，展开了商业斗争，行会中帮工和师傅的关系是宗法关系，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和场主的关系变为了金钱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商业和航运大大的发展，各国瓜分了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出现了航海条例和殖民垄断，出现了商业和工厂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
第三个时期，工场手工业和商业集中于英国，这种集中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世界市场，产生了对其工场手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是旧工业生产力无法满足的，这种超出生产力的需求导致了大工业的产生——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工业生产和最广泛的分工。
2、大工业创造出一个彻底消除了民族独特性的阶级，这是一个彻底与旧世界脱离且对立的阶级。
第二章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1、私法和私有制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
12.5-1-8
《法律社会学》韦伯
《宗教社会学》韦伯
《儒教与道教》韦伯
《论自由》约翰.穆勒
《古犹太教》韦伯在读
《法律社会学》
1、所谓法律的理性化，就是向着通则化和体系化方向的迈进。
2、法创制和法发现，既有可能理性的，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①形式非理性：使用理智所能控制之外的手段，如神谕或类似的方式
②实质非理性：以个案的具体评价作为评判的基准，而非一般的规范。
理 性： ①形式理性：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在诉讼上，唯有真确无疑的一般性的事实特征才会被计入考量。
②实质理性：特质别具的规范（伦理、功利、道德准则）对法律问题的决定应具有影响力。
此四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相互交错，现代的法律是以形式理性为发展方向的，但是形式理性也有不同的极端形式，法的理性化在历史上有各种极端不同的可能。其基本取决于：①政治权力关系的不同②神权政治的权力相对于世俗政治的权力关系③对于法律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法律名家之结构的不同。
3、所谓法律和诉讼的发展阶段：从法先知的卡理斯玛法启示——到法律名家的经验性法创造和法发现（预防法学和判例的法创造阶段）——到世俗的公权力和神权政治的权力下达法指令的阶段——最后则为接受法教育者体系性的法制定，与奠基于文献和形式法律训练的专门的“司法审判”阶段。
4、法的形式性质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的诉讼里源于巫术的形式主义和源于启示的非理性的结合形态——到源于神权政治和家产制的实质而非形式的目的理性的转折阶段——到越来越法学的、也就是逻辑的合理性与体系性——并且因而达到纯由外在看来法之逻辑的纯化与演绎的严格化，以及诉讼技术越来越合理的阶段。
5、韦伯对现象的分析，大多是从政治、团体结构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和政治上所学的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很不一样，韦伯似乎对于“历史的偶然性”非常重视，马克思的史观似乎是，总体事情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即使总体的某一部分出现偏差，其他部分也会“补上”，总体规律不变，而韦伯的观点似乎是：总体是由各个事情偶然的集合在了一起导致总体的方向，如果某个部分，因为某件偶然的事情，出现了变化，那么就会相应的影响整个“大局”，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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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2.4
《支配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在野之学》
《菊与刀》
《大转型》波兰尼
《支配社会学》
马克思.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支配的结构及功能形态，对支配的概念做出一个辨析、区分和解释。第二章是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及其开展，对法理型支配的典型形式——官僚制支配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分析。第三章是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是传统型支配的典型形式，基本是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整个支配团体是类似于家长对家庭的支配，但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当权力不再集中于单一支配者手中，而是有分权现象并固定化，就进入了封建制、身份制等，这就是第四章，封建制、身份制国家与家产制，韦伯在本章中描述了封建制和身份制的形态表现和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第五章是卡理斯玛支配及其变形，对卡理斯玛的本质和作用，以及卡理斯玛支配的日常化和即事化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卡理斯玛的日常化会导致官职卡理斯玛的出现，从而出现教权制的支配，从而引出第六章，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描述它们之间复杂的博弈和交互影响，探讨其对近代民主和政治的影响。
第一章支配的结构及其功能形态
韦伯首先指出，“支配”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无论是经济、政治、语言、教育等类型的共同体中，都存在支配结构和支配现象。他认为，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支配类型存在，即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与基于权威（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本书中所讲的支配，只涉及基于权威的支配。
韦伯对他所描述的支配下了一个定义：“‘支配’即意味着此一情况：‘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志（命令）是要用来影响他人（被支配者）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其行为也的确造成了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仅因命令本身的原因）当作自己行为的准则。”我对此理解，支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双方的配合才能形成的一种现象，而且被支配者的地位在此现象中，与支配者的地位同等重要。
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韦伯将支配的基本类型，亦即，支配之“妥当性”的终极依据，换言之，支配者要求其官员服从的权利和这两者对被支配者同样的要求，基于什么的终极依据，归结为三种：命令权力的妥当性可以基于，一、一个具有（经由协定或指令所制定的）合理规则的制度。在此制度下，服从是服从于具有一般性约束力的规范，支配者由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赋予正当性，只要符合规则运作，他的权力就是正当的。服从是针对规则而非对人。二、命令权力的妥当性可基于人的权威。这样的一种权威，进一步可奠基在传统的神圣性——一种具有惯习化和恒常化的神圣性，且要求对特定人物的服从。三、此种人的权威，也可来自对非日常性事物的皈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也就是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视之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真实历史中的支配形态，是这些纯粹类型的结合、混合、同化或变形。一个支配结构的理性化、组织化的共同体行为，其典型特征可见于“官僚制”。受传统的权威关系所制约的共同体行为，可见之于“家父长制”，卡理斯玛的支配结构是基于具体的个人权威，既非依赖理性规则，亦非传统。
第二章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及其开展
一、官僚制的原则：1、各部门有根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来的明确“权限，包括对职务、命令权力的分配，强制手段受规则限定，以及任用资格的规定。2、官职层级制和审级制。有一套明确制定的、官府间上下关系的制度，其间下级政府是在上级的监督下。
3、近代职务运作的文书档案化，以及由幕僚和各种书记组成的部门为基础，公私分离。4、职务活动（至少是专业化的活动）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 5、职务活动要求官吏的全力投入，尽管此一官吏的办公时间有明确规定。6、业务的行使须遵照一般规则，这些规则必须是多少是明确的、全面并可学习的。近代职务行使是以规则为准的，这规则是较一般和抽象的，与家产制一切关系都受个人特权所规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官僚在一体系内和外的地位，职务即志业，要求一种明确规定的训练过程和接受一种特殊的职务忠诚义务。这种忠诚是因为它是以非人格化、即事化的目的为导向，而非设定在一种对人的关系上，这种目的通常会披上来自文化价值理念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光环。
官僚的个人地位：1、近代官僚通常能享有一个卓越的“身份的”社会评价。2、典型官僚制下的官僚是被上级任命的。3、官僚的地位通常是终身制的。4、官僚通常可以得到固定薪俸形式给予的货币报酬和年老退休金。5、官僚通常有晋升的期望。
三、官僚化的前提条件与附随现象
前提条件：1、货币经济的发展2、行政事务量的扩展，大国家，大政党3、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新的需求种类：消费性财货、秩序、社会福利、技术因素。4、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彻底的官僚制支配同时也意味着“身份荣誉”的齐平化。5、行政手段的集中：物质经营手段集中于支配者手中，军队、政府、大学。6、社会差异的齐平化，官僚制特有的原则是基于抽象规则的支配权行使，这种抽象规则，即反对特权和以个案处理的方式来办事。
官僚制一旦确立，即很难被摧毁。官僚制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对于控制官僚制的人而言，官僚制是一种无可匹敌的权力手段。
官僚制对经济和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影响即是促使社会的齐平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其也有可能保护小市民利益的传统“生计”，从而限制商人利得的机会。因为官僚制是一件精密的机器，可以供极端不同的利益和团体支配和使用。因此，对于官僚制和民主制的携手并行，无论有多少典范存在，都不能太过夸大。
一个发展成熟的官僚制通常会拥有极大的权力，不管其支配者是何种类型。由于官僚制切事化的本质，官僚们通常会试图保密其知识和意图，进一步扩大原有的优势地位。由于合理的职务专业化和专门知识的支配，不懂专业知识的支配者通常难以干涉专业官僚的行动。但是，整体而言，君主对抗官僚制官员时的权力地位，要比任何封建时期和家产制国家时期君主的权力地位更强大，因为君主随时有候补者取代他们，只有出身社会有力阶层的官员，才能彻底使君主无法贯彻其意志。支配者为了利用专家的特殊地位而又不危及自己的地位，通常采用合议制的原则。
任何支配结构的官僚化会极端强烈的促进理性的“切事性”以及“职业人”与“专家”的发展。教育与教养的理性化是其中一重要因素。在其他支配结构里的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教养的人”而非“专家”，随着官僚化的推进，专门知识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教育文凭、考试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才能（卡理斯玛）的受压抑与财富的占便宜。
第三章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
一、家父长支配
1、家父长制支配本质上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家父长支配来源于家长对其家共同体的权威。家父长的权威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对传统的恭顺和对支配者的恭顺，除了受制于传统与可以抗衡的权力外，支配者可以肆意行使权力，不受规则的阻挠。传统的力量限制支配者，有利于权力服从者。
2、望族支配也是一种重要的传统型权威的形式，与家父长制支配的区别在于其缺乏一种特殊的、人格性的恭顺关系，望族（财产、教养、生活样式）的特殊权威奠基于“名望”。
3、家产制支配是家父长制支配结构的一种变形，通过分配土地（包括工具）给家中年轻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将家权力分散化，结合了传统的神圣力量之后，这在事实上限制了支配者的自由裁量权。此时，支配者对个别的依附者具有无上的权力，与其对依附者全体之软弱无力是并存的，从而导致一种法律上极不稳定，事实上却极为稳定的秩序之形成，此一秩序缩小了支配者自由裁量的领域，而扩大了传统所制约的领域。
4、家产制国家：当君侯以一种人身的强制，而非领主式的支配，扩展其政治权力于家产制之外的地域和人民，然而其权力的行使仍遵循家权力的行使方式。
“政治的”支配之确立，即某个家长取得对其他家长的支配权（这些家长并非服从于他的家权力之下），意味着家权力之支配关系的统合，这些支配关系仅在程度与内容上有差异。
5、家产制军队：经济性营利之集约程度与理性化的增强加上军事训练重要性的增强，军事活动愈来愈成为一种持续性的“职业”，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既有可能会①导致望族战士身份团体的出现，也有可能②无特权阶层常备军的出现：有产阶级已愈来愈没有经济余暇，以及常备军的需要。
6、家产制支配者的政治经济需求是以赋役制来满足的。通常会设定一些负责的团体来确保义务的履行，这些团体需负起其成员对君主个人义务的连带责任。
7、在一个家产制国家里，官吏必须是君主的“家人”，无论是出身自由人阶层和非自由人阶层，都要接受人身隶属关系。家产制官职与官僚制官职相比，缺乏职务的专业化，但两者同样都会形成一个有别于被支配者的身份团体。家产制官吏的地位来自于其对支配者之纯粹人身性格的隶属关系。
8、家产制行政的俸禄分权化、权限固定化和俸禄占有，皆意味着定型化，而非理性化。家产制条件下，行政所需的是经验而非专门知识，地方官吏的地位取决于当地所拥有的社会威望，因此，被支配者中的有产阶层，特别是地主阶层，即可轻易垄断地方官职。伴随着官职占有的发展，支配者的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即崩解为一堆分别为个人基于其特权而占有的拼凑权力。俸禄的占有越发达，家产制政体就越缺乏“权限”的概念。家产制法律的制定，典型的特征是不可侵犯之传统约束性与全然专断的判决两者的并存。
9、家产制的领域内，各个部分具有脱离支配者之影响的一般倾向，越远离支配者所在地，此一倾向越强，由于交通、距离、应付外敌入侵的需要，地区首长通常被赋予极强的权力。
第四章封建制、身份制国家与家产制
1、封建关系虽然已经超越家产制支配结构的范畴，不过，仍可将封建关系视为家产制之一极端特殊的个案，因为①封建关系实际上仍是由个人对支配者的一种纯人格性的恭顺关系形塑而成②封建制是针对某一特殊的、具体的问题的对策，即树立由一个家产制君主来统辖地方上的家产制支配者（同时也借助他们之力）的、政治的支配。
2、采邑的本质是自由契约关系而非家产制隶属关系，虽然其可能源于此。
3、封建制的根本要素为身份意识，此一特质还不断被强化。在封臣子孙获得采邑的机会减少之际，对采邑和官职的独占化即步入最激烈的阶段，这种身份独占化的进展，自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结构渐增的凝固化。
4、封建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划分的关系，是支配者与某些（源自支配者的）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契约。支配权力的类型和分配，经此契约固定下来，然后并没有一般性的规则，也没有合理分工的、个别的管辖权。
5、封建制可以说是一种“身份制的”家产制，可说是相对于“家父长的”家产制的一个极端性的例子。当封建制下各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协定已经固定下来，甚至已发展成为一“痼疾”，此种状态在某种情况下转化为一种制定的秩序。采邑持有者一旦形成为一个权利共同体，身份制国家即告成立。其原因是因为不断增加的行政需求要求个别的权力持有者形成一个团体。然而，在此结构里，不断更新且迫切的行政任务导致了君主官僚制的出现，而此一官僚制则注定要瓦解“身份制国家”。
6、韦伯认为，家产制可与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市场经济、小市民农业与庄园农业共存，资本主义经济之存在与否，对其无关紧要。马克思说：“手推磨促成了封建制度，正如蒸汽磨坊促成了资本主义一样”，韦伯认为其前半段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手推磨曾存在于所有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经济结构与任何的政治“上层结构”里。况且资本主义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例如以生产为取向的近代资本主义或寄生于政治的资本主义（与家产制相合无间）。、
7、家产制对经济：家产制官吏的权力基本上仅受传统的限制，支配者及其官吏拥有广大的专断活动空间，有可能导致①支配者及其官吏垄断机会，剥夺私人经济累积资本的养分②传统主义会阻挠经济创新。然而：支配者之广大不受限制的独断而行的空间，有可能有助于资本主义反传统的力量。不过家产制国家缺乏功能作用之可计算性，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商业资本主义最能接受此种不可计算性，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必须具有恒常性、确实性和客观性的法律秩序，以及合理的、可计算性的司法和行政为其基础，这种保障在定型化程度较低的家产制国家尤其欠缺，相反，在近代官僚制下，这种保障有其最适宜的存在条件。
家产制有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要素，固定性（法律保障的不确定导致一种特别的、财富之人为的固定化）和恣意性（传统、法律理论的固定性，但具有特权者能根据其主观判断做出无法预测的解释）相互强化。
8、封建制对经济：不利：封建领主剥削农民，吞噬了农民的购买力；封建领主的购买力只创造了奢侈品的需求；庄园领主的营利企业利用了强制劳动力，夺取了自由市场的劳动力；因为技术过去落伍，通常使用政治压力阻挠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贬低新富的的社会地位，刺激新富投资土地；传统主义倾向。有利：法律秩序的持续性；市民财富的缓慢积累最终有可能有利于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压制心腹这使其财产更有可能被导向纯粹市民资本主义的利用。
第五章卡理斯玛支配及其变形
1、韦伯所言卡理斯玛，是指当危机出现时，“自然的”领导者就再也不是被任命的官职人员或者职业人，而是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的）禀赋的人，卡理斯玛的概念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无所谓崇高或者邪恶之分。
2、卡理斯玛的担纲者，既要求具备个人的资格，也要求服从者的确证。如果人们不承认他的使命，他的要求就瓦解，如果他们承认他，他就是他们的支配者。
3、卡理斯玛本质是一种不稳定的，非恒常性、非制度性、非经济性的权威和支配，纯粹的卡理斯玛奠基于个人的特质。
4、卡理斯玛的一般发展路径是日常化、即事化。
日常化：卡理斯玛的支配者、门徒及皈依者，都渴望将卡理斯玛及被支配的卡理斯玛福气从一个个例的、昙花一现的、随机在非常时刻降临于非凡个人身上的恩宠，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持久性拥有。
即事化：卡理斯玛从一种独特的个人天生禀赋，被转化为一种资格，此种资格或为可让渡的，或为可追求的，或为不是附着在个人身上，而是联结在官职的拥有者或者制度性的组织上，而不论所涉者何人。之所以还能称之为卡理斯玛，因为其中还保持了某种特性，其为非凡的、并非任何人都能获得的、在资质上比卡理斯玛的被支配者更卓越的。例如，相信卡理斯玛可经由血缘纽带来转移。卡理斯玛已经被当作一种“事物”来看待，而不是一种不可转移的禀赋。其实这也很正常，观念上就认为禀赋可以由血脉纽带流传，那么“卡理斯玛”自然也可以流传。
卡理斯玛的即事化，除了当作世袭财产来处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首先可以使用人为的、巫术的办法来转移，卡理斯玛联结于某一官职之拥有——即官职卡理斯玛（信仰某一社会制度由特殊的恩宠）。这是卡理斯玛朝向独特的制度化变质的过程。
第六章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
1、政治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关系，可分为三种：①世俗的支配者要靠教士来正当化②支配者本身为教士职，以教士的资格来行使国王的机能——神权政治。以上两种为“教权制”③政教合一的支配者，支配者以其本身固有的权利，而对教会的事务具有最高权力。
2、政治、宗教何者具支配性，不取决于宗教在一个民族中的分量，而是取决于社会的支配力之分配方式。
3、当与神忘我的或冥思的合一，由少数人凭借资质可径直达到的状态，转化为可凭后天努力而取得的恩宠时，禁欲就成为讲求方法的“经营”，修道生活的理性事功就形成了。
4、修道生活于政教合一制支配及教权制卡理斯玛的关系：
①支配者利用修道士对抗贵族（家产制、官僚制理性结构的敌对者），但修道士会发展出强大的力量，与世俗权力发生冲突。
②修道生活与官职性卡理斯玛（教权制）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
5、政治卡理斯玛和宗教卡理斯玛的相互妥协，一方面，政治权力能够为教权制提供极有价值的“支援”，亦即“世俗之腕”，另一方面，教权制具有赋予正当性的力量，还可以用于驯服被支配者、被征服者。
6、教派拒斥官职卡理斯玛，在宗教的理由下要求政治的不干涉和“良心的自由”，从而导致了附着于此一基本权制之上的，“人权”“市民权”“基本权”等，追求个人本身之经济利益的权利，对形式的权利平等与经济的活动自由的这些要求，为家产制和封建制法秩序之一切特殊基础的崩解铺好了路，一方面有利于抽象规范的世界的出现，间接则为官僚化的出现，另一方面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扩张。
总结思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支配模式的变迁来看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对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价值中立的准则也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谈到个人崇拜，总是清一色的批判和否认。但是在读《支配社会学》的时候，三种支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卡理斯玛型，韦伯都是秉承着一种“无恨亦无爱”的态度去写作的，通篇没有一个“落后”或者“进步”的对比，每种类型的支配都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出来的。家产制不是落后，法理型也不是先进，卡理斯玛也不是野蛮人的专利。就像新中国的个人崇拜一样，当时新中国领导人们的卡理斯玛特质，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培养出来，为革命的胜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建设的年代也激发起人们的建设热情，但是同样的特质，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结果，这都是极为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崇拜的或“好”或“坏”的“本质”决定的。法理型支配下官僚制的发展，固然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但韦伯也担心，现代人会被关进“理性的铁笼中”。
《非正当性支配》
1、所谓非正当性的支配，是相对于传统的君主支配而言的，城市市民共同体的支配。如韦伯所说，即使在所谓的“自由”共同体中，也就是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由专门为这个团体致力工作的人，也必须设置出其得以专注的机构，也就是说一定存在支配。
在这种“自由”的团体中，“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而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大部分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在历史上，这类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它们的萌芽，是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也就是地中海文化圈的城市。这种城市市民共同体对西方的许多特性，包括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上的特质有着重要的影响。
韦伯将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市的发展及起源进行了对比和辨析，同时与亚洲的城市进行了比较，从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军事各方面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对西方兄弟盟约城市的出现，古代和中世纪的门阀城市的出现，以及平民对门阀城市的替代及反复，古代与中世纪的民主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对比。
2、城市的概念：城市的概念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有很多：从经济概念上来说，城市是市场的聚落，在政治行政概念下，城市是一个要塞与镇戍，具有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和课税原则。
3、西方城市特有的事物，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存在。韦伯认为，西方城市的“共同体”性格，具有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也就是具有特殊的身份资格的市民，这些市民自认为他们属于一个身份团体，这种特殊的事物，在亚洲城市中是不存在的。
4、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发展成熟的城市，会被认为是一个兄弟盟约的团体，基于盟约而形成的城市，其中古代城邦是（氏族等）团体的盟约，中世纪城市是个人的盟约，即个别市民的联合体。而亚洲的城市没有这种兄弟盟约，是因为：①亚洲城市居民深受巫术及泛灵论的种姓与氏族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禁忌的束缚。②军事制度——及其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差异性。
而中世纪的城市之所以能转化为市民团体，是因为：①没有受到巫术性或宗教性制约的阻挠②城市之上的大政治团体，缺乏一个理性化的行政机构贯彻并照顾其利益。
中世纪的城市团体形成有两种形式:①原始的形成：即市民通过对抗“正当的”权力的行动，形成了一种政治团体的结果，“原始性”的篡夺了正当权力。②继承的形成：市民团体透过建成者或其继承者以契约或法令的方式赋予自主与自律的权利而实现的。
5、韦伯在这本书中讲的大部分是类似历史事实的东西，但是他在讲述历史事实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形式的变化，还是政治制度的变化，或者是军事技术的变化，都贯穿着一个主线，就是理性化的发展，无论是古代还是中世纪，不同类型的城市，它们总的趋势都是向着以经济、营利为取向变化，而无论经济本身以及政治上的官僚制的出现，同样是与这个理性化的进行息息相关的，这其实就与韦伯所说那种营利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相结合了
9.19-10.2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街角社会》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支配社会学》在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重看《新教伦理》，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悟。大二的时候，第一次看这本书，看到的是西方奇特的宗教观念和其社会化的奇妙的影响。现在，第二次看这本书，看到的是理性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当韦伯谈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出现过，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成他所说的那种特别的资本主义类型——精确计算、自由劳动等，只有在西方才存在作为一种企业形式的对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韦伯所言的建筑、艺术、科学等方面的西方独有的特征，其实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同样存在不同类型的，萌芽般的存在，但是差别就是，西方以外的世界缺少一种持之以恒、按照一条线索，去系统化地探索某种技艺，扩展它的边界的努力，中国有梦溪笔谈、也有农政全书，但却只有技术而没有发展到科学原理的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中国而言，我想到了科举制的影响。根据我浅薄的了解，科举制的主流始终是儒家经书，包括但不限于四书五经，这种制度培养了无数的官僚，用于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读书人作为一个阶层，读书作为一种上升的途径，造就了“读书”的至高地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共识。对除读书之外的各种技艺进行系统性探索的努力不被认为是正途。清教徒怀着一种无法得知自己是否受恩宠的恐惧，用在天职中努力工作来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读书人则不存在这种忧虑，读书好的人会被称为“文曲星”下凡，他们只需要在读书这一种途径上前进即可获得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而清教徒的“天职”是多种多样的。清教徒积累财富不是为了现世的享受，而是为了（未来）永世的救赎，而读书人读书志向古人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既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会有关注现世的大儒，也会出现“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现象。清教徒深思熟虑、精打细算，持之以恒的用理性克制自身的欲望，驳斥对人自身和欲望的神化，试图从“自然状态”中超脱，进入“蒙恩状态”，读书人也存在“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等自我克制的思想，令我不理解的是，这两种“理性”或者“理”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一种是个人之克制欲望，另一种是集体的以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进行自我克制？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的是所谓“无公德的个人”的现象，无论是进入教派、俱乐部、兄弟会，都是代表经过了对品行的严格审查，从而具有了一种道德资格，而没有加入这些团体的人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阻碍。西方社会在家庭解体的时候，是社会组织接纳了他们，并且重新构建了道德纽带，形成了相对严格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道德要求有效的减少了交易成本。这是否是西方较少出现现在所谓“无公德个人”的原因呢？
《国家的视角》和《街角社会》
所谓国家的视角，其实就是抽象的、聚焦的视角。能够进行大型工程的机构，通常是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例如控制人民、征收税收，根据自然科学也就是现代主义的逻辑和美学观点，设计出一套抽象的秩序，然后将这种秩序强加在复杂的现实秩序中，问题就在于，这种抽象的秩序只关注它的目标，而忽视了目标之外的复杂的因素。忽视了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而且有许多微妙的联系的，而且这种联系我们尚未完全认识到，将这种简单化的秩序强加于复杂的生活之上，抹去了现实的过去的历史和各有独特功能的联系，大概率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扩宽了我的视野，我们的媒体和书中，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的，而且往往会根据结果去修饰过程和原因，甚至是掩盖结果。我隐隐约约的对一些政府运行的项目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比如拆迁过程中的强拆，到最近的“合村并居”中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宣传的目标是极好的，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
当时对这种现象有一定的理解，比如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而扭曲了执行的过程，比如执行官员的素质能力问题。但都是片段的，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解释，《国家的视角》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解释，尽管我不认为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但仍然可以说是为我撕下了一层薄雾。从教科书上只能知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无法了解苏维埃集体化造成的伤害，以及不合时宜的空想秩序会对社会和人民造成多大的创伤。
斯科特推崇的是地方的实践、地方特有的经验、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在城市中就表现为街角，《街角社会》这本书就是讲述的在一个“街角”中，官方秩序没有触及到的社会，一个个非正式组织中是如何运作、如何生存的，它们是怎么生成、维系、解体的。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太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了，其中的等级秩序、领导者的心理、小组织内的关系处理，简直就是写的我们身边的事，它和《金翼》、《乡土中国》还不一样，不是乡土的、宏观的，而是城市中的角落中的微小的组织。在街角中，怀特也活灵活现的描绘了在没有正式的规则的情况下，非正式组织中的人是如何以较小的成本，利用非正式的、默认的规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在官方秩序的一个触手，也就是街坊文教馆，来到街角中，想改造街角的时候，其他的都失败了，只有聘请街角青年的领袖作为员工的那个馆暂时成功了一段时间，这可以算是奇妙的巧合，街角社会中地方实践经验的成功证明了国家的视角中的观点。在看《街角社会》的时候，一直不停想到的是霍曼斯的社会行为理论，尽管霍曼斯在我看的那本教科书中被批评的很多，但是他对小群体中的行为的解释也是非常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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