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单】（2020年12月）
《叫魂》
《罗雪尔与克尼斯》（韦伯）
《经济通史》（韦伯）
《资本主义论丛》（布罗代尔）
《经济与社会》（在读）
【小结】


韦伯这本著作试图对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经济史分门别类地做一个概述，其核心思想在于论述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只能出现在现代，或者说解释过往的农业、工矿业和商业之中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因此，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资本主义的发生史。为了论述方便，本书将遵循韦伯的排篇方式，依次从农业、工矿业、商业和资本主义四个方面展开报告。

一、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极少有人提到农业资本主义，韦伯在本书里面也没有直接运用农业资本主义一词，用的是“庄园资本主义”。当然，依据经济学的惯例，产权制度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介绍庄园经济的情况前，韦伯首先是从原始的农业制度开始讲解的。

这一部分不能不让人印象深刻。韦伯在此反驳了社会主义作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前者认为最早的农业制度必定是共产主义的，那时居民以村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共同耕种。后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最原始的时候土地即是私有的。经过韦伯的考察，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方式可在18世纪时的日耳曼民族的海得制度中找到。所谓“海得”是指村落拥有的资源属于共同体的居民所有，个人占有的房屋、宅地以及在园地、耕地、牧场和森林中分得的份额即构成一海得。在海得制度中，居民的资源是平均分配的。此外，农业共产主义制度也能在苏格兰地区和中国的氏族经济中找到，在印度的事例中则较为复杂，土地所有权因村而异，有的村落把土地和租税平等分配给个人，统一的马尔克由国王所有；有的则由海德农占有土地，马尔克也属于他们。当然，并非所有的事例都支持这样的假设。比如巴西内地的瓜托人中就只有个体经济，每个家庭自给自足，不存在农业组织。

在反驳二者的观点后，韦伯并不想就此给出结论。他认为，“事实上，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确实无法做任何概括的论断。”他推测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原始农业的耨耕方式不需要运用到耕犁和驼畜，仅靠一人使用一根尖棍子在地里戳出小洞，一人播种即可，因此人们可以结合成不同的组织方式。

在介绍完原始的农业制度后，韦伯根据个人从属群体的关系，依次讨论了氏族和家庭的产权归属问题。首先是氏族组织。氏族是“具有一定范围的一个血缘集团”，在这个集团里，土地制度建立在组长授地的基础上，当然组长并不具有太多权力，更多是以劝勉和以身作则来管理成员。由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皇权的发展，氏族在西方很早就绝迹了，因此韦伯无法做出更多的分析。重要的在于家庭共同体的演化。随着人口的增长，小家庭可以演化成两种模式。一是自由的家庭共同体，生产方面坚持纯粹的共产主义，家长由大家推选出来并可罢黜，常见的形式有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和阿尔卑斯山脉一带的公社。二是家长制的庄园形式，产权归家长一人所有，家长对妻子、儿女、奴隶和生产工具享有专制权并且这种权力可以世袭。家长制的家庭共同体最后也因阶级内部的婚姻解体了，因为同阶级的婚配导致女方氏族要求必须以正妻的子女作为继承人，如此一来家长随心所欲的专制权力便被破坏了。

在上述产权制度之外，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就要数领主产权制，或者说是庄园制了。庄园由家长制发展而来，相比后者更具规模。根据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的分析，支配的类型演进是由家父长制到家产制的，家产制的经济基础就是庄园经济。在韦伯看来，领主产权的起源有七种可能，依次是酋长制、职业军人阶级的出现、没有自卫力量的个人投靠军事首领、封建的土地授予、酋长贸易的发展和国家官制中的财政根源。在此制度下，领主拥有三种权力，即土地的拥有权、人（奴隶）的占有权和一定的司法权。依此，领主实现了对其土地上民众的剥削。

首先是对领主的依附者，即非自由民而言，这种剥削的极端形式是发展出了种植园经济。领主强迫奴隶进行劳动生产，对其进行军事化的管控，向市场提供甘蔗、烟草、棉花等园艺产品。这种制度的典型，一是古代的迦太基-罗马种植园，二是19世纪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种植园。该制度的基础在于廉价的土地和充足且廉价的奴隶供给，但随着开垦规模的扩大和奴隶市场的萎缩，土地价格逐渐上涨，奴隶供给逐渐困难，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领主对自由民的权力发展出了地产经济。一般来说，领主通过租佃或封授的形式给予自由民土地，自由民随之变成租佃民，对领主有服役和缴贡的义务，随着租契的固定和村落的连带责任制，自由民逐渐被束缚在了土地上，丧失了迁徙自由。地产经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地产经济完全面向市场生产，是农业资本主义最强烈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形式是英国15-17世纪发展出来的畜牧经营，由于英王对羊毛工业的照顾，地主们大量买进土地，进行所谓的“圈地运动”，发展起了大农场的畜牧经营。另一种形态是谷物经营，在英国实行保护关税和出口津贴的制度下，谷物种植极为有利可图，小农也被排挤掉，从而发展起大规模的谷物经营。

总的来说，庄园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都是在领主看出某种经济有利可图后发展起来的，但它们都没有发展出合理的经营形式，而且也不具有可持续性。种植园经济不论是在古代的罗马还是近代的美国南部，都受限于奴隶的劳动力供给，而地产经济也往往因为政策的变化或民众的抵制，逐渐丧失盈利的可能性。说明庄园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之难以为继的，最难以辩驳的是庄园制本身的瓦解，在18-19世纪，随着城市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自由劳动力的斗争和国家为财政利益的考量，庄园制就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解体了。

二、工矿业的发展

工业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满足小型或大型家庭的需要。在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里，多余的产品首先是通过氏族这一集团流入市场中去的，因为某一氏族可能刚好垄断了某种原料或掌握有专门的技艺，于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氏族集团生产的专门化。在印度，工业的生产则依照严格的等级制要求，每个等级都有规定的生产方法，因此交换也是在等级制中进行的。除了部落间的交换，外来手艺人为村落服务，提供产品，也促进了市场的专业化发展。真正重要的发展阶段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或领主的需要而生产。只有在这个阶段，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技艺劳动者。这时候的生产是没有交换的。为领主的生产有几种形式。一是作为不自由的劳动者在领主家中，利用自己的原料或者领主提供的原料进行生产。二是在一个作坊内进行生产，领主提供原料，成为了“发货人”，这种工业类型有纺纱作坊、赤陶土场、砂坑和采石场，甚至还有为奢侈品工业进行生产的专门作坊。

随着生产的扩大和市场消费能力的提升，产品在满足王公或领主的需要之外尚有盈余，领主要么指派一个代理人负责销售事宜；要么允许手艺人自由为市场生产并缴纳赋税。手艺人分为两类，一是领主保有地上的平民，二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前者以手艺劳动作为自己占有土地的租税，后者则是强迫劳动。当王公贵族利用国王特许的权利建立起城市，市场交易逐渐扩大的时候，大量的手艺人涌入城市，成为了市场交易的产品提供者。这一自由的手艺人阶层的出现基于以下的原因：一是城市建立后，市场消费性需要的扩大，以往的产品提供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了；二是农民收入的增加，集约耕作的进步导致农产品收成增加，领主忙于军役而未增加赋税，农民购买力提高，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领主的控制；三是贱价畜养奴隶的制度无利可图，奴隶被作为纳租人剥削；四是奴隶关系在北方不稳定，逃亡的奴隶可以托庇于另一个领主或城市；五是城市的特权，国王规定只要能在城市定居，就属于城市，帮助一部分人获得了城市的公民权。

大量手艺人涌入城市，通过自由组合的方式形成了中世纪的行会。行会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它是依照职业类型而专业化的手艺工人的组织，通过对内实行劳动章程、对外实行垄断这两种手段发挥作用。行会的出现可以理解为手艺人的抱团取暖，通过有组织的方式，行会在和领主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了一系列特权，诸如选取自己首脑、制定自己行规、手艺人强制加入行会、摆脱领主的强迫劳役而改为定额的货币租税以及一些政治上平等的权利。这些特权使得行会能够对内贯彻自己的章程，包括规定生活政策（每个会员都能达到传统的生活标准）、劳动过程、控制产品质量、限制原料供应和必须以最终产品出售等。总的来说，行会的章程是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证行会会员机会的平等而设定的，防止资本在工匠师傅的手里增长而造成不平等的分化。对外而言，行会施行的是垄断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立工业法庭保障技术方面的管辖权；二是强制手艺人入会；三是建立行会区实行地域垄断；四是产品转移时实行价格关税；五是产品必须从头到尾生产。垄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行会利益，另一方面也是阻止大企业的发展从而破坏手艺人之间的平等。

行会最终还是瓦解了。不同于涂尔干认为的，行会消失是由于战争或一些政策上的变动造成的，韦伯认为行会的瓦解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首先是行会内部，工匠师傅利用资本购买原材料交给同业工人制作，自行在市场上进行出售，他的地位就转变成了商人或手艺人的资本家雇主，行会内部帮工、学徒的表决权逐渐丧失，行会转变成了商人的行会；其次是商人行会迫使其他行会成员依附于它们，比如漂布工、织工和染工各行会内部的商人形成一个组织，联合起来管理全行业；还有行会对进口商或出口商的依附，进口商掌握了重要的原料后，生产就会变成发料加工制，从而迫使行会依附自己，而产品完全依赖出口的行会也会被迫依附于出口商。

另一方面，英国羊毛加工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家庭工业的勃兴，在商业行会的统领下，乡间的家庭工业负责纺织，城市的行会则负责染色和制作成衣。由于羊毛价格的昂贵，家庭工业一开始就处在发料加工制的控制下，城市的代理商规定产品的生产方法，供应原料和工具并负责收购。在这个阶段，固定资本的投入仍然无关重要，即使是在织造方面，固定资产也只有织机一项。

作坊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经济组织。根据韦伯的考察，它并不是以行会或家庭工业的牺牲发展起来的。相反，它与它们是并存发展的。作坊的出现往往需要一笔投资，用于购买一定的固定资产。因此，它要么是通过行会投资，要么是城市投资，或者是封建大领主提供资金而组织起来的。它的形式有磨粉厂、锯木厂、炉灶、酿酒厂、钢铁厂、锤炼厂等。当然，这些作坊工业都是“以公共方式而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韦伯将作坊工业看作是现代工厂的先驱，并讨论了现代工厂出现的一些条件用于比对。首先，现代工厂出现的前提之一是大规模的、稳定的市场需求，唯有如此，企业主才能放心组织生产。为了获取更多利润，机械设备设备的运用和技术的改良会不断发生。其次，必须要有自由工人的充分供应，强迫奴隶劳动是发展不起资本主义的，这是由奴隶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奴隶劳动积极性低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才能发展起工厂制度。作坊工业的有利条件是一个较为可靠的市场，这个市场由军事的需要、王公贵族的需求和下层仿效上层消费的需求构成，带动了纺织作坊、火药工厂、金银瓷器工厂、帷幔地毯工厂、糊墙纸工厂的发展。但是被束缚在这类企业中的工人，要么因为贫困被强迫进入工厂、要么是除此之外绝无可能为自己谋求别的工作，因此，算不上真正的自由劳动力。

韦伯认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是矿业。中世纪时，领主将采矿权出租给了矿工，自己通过收取租税来获得收入。工人通过自由联合，组成了“采矿社团”来承包采矿任务，并保证缴纳租税。此时分配财产依据平等的原则，社团根据竖井的整体产出进行分配，而采矿工人各自对矿产的生产费负责。之后采矿社团吸纳了一批新的矿工，老矿工变成了工匠师傅，新矿工变成了学徒具有学徒地位的工资劳动者。随着开采规模的扩大，对矿井的投入越来越多，而工程的成本短期内又难以收回，资本家就加入了采矿集团。采矿规模越加扩大，专门收购矿产品的批发商就出现了，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矿工联合会。联合会收取个体矿工的矿产统一出售，并以所得收入按股份收入分配给个体会员。这样，联合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会计制度的资本主义组织，矿工通过自己上交的产品来领取存单和欠单，发展出了周期的会计账目。

纵观工矿业的发展，真是多姿多彩，蔚为大观。涂尔干认为，中世纪孕育出了现代教育，中世纪何尝不是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呢？大批手艺人涌入城市，依此组建起来的行会开始有了自由的劳动力，并发展出了组织内部的纪律；作坊生产几乎就是现代工厂的前身；矿业开采发展出了股份制和会计制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要件。资本主义的出现需要时间，中世纪工矿业的发展无疑就是它最重要的准备阶段。

三、资本主义出现前的商业和交换

商业的起点是古老的异族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交换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彼此的需要。但随着领主贸易的建立，商业逐渐具有了赚取利润的取向。商业的发展受制于交通运输条件的发展，因此进入现代以前，商品的成交量都不大。早期典型的商业方式有外国贸易商的海上贸易、陆路贸易，以及城市坐商的零售贸易和集市贸易。商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商业制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外国商人首先要求的是人身安全的保护，这一保护通常来源于神的谕令、酋长或地方的政治势力；其次是法律上的保护，要求货物安全以及交易上利益的保护。当发展起商人公会的时候，外国商人就住进了商馆并有了固定的贸易场所和贸易时间。

商业制度方面，首先是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的抛物法、海商借贷制、合伙所有制和卡孟达（委托制）。卡孟达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商业组织，卡孟达的承包人接受各方委托进行贸易，贸易结束后分别和各方进行算帐。卡孟达的普遍化带动了常设工业企业的发展。在此之前，家和企业是不分的，家庭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其他成员的债务负责。但是，随着商业业务关系不断渗透到家庭内部，非家庭成员和外界资本越来越多参与到家庭贸易之中，家庭支出和企业支出逐渐区分开来，就发展出了常设企业。商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了清算账目应用起来的精确的簿记，其中尤以意大利发展出来的复式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最大。

支撑商业发展的，还有货币相关的银行制度和商业借贷。严格说来，货币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商业交换史。货币最早的职能是一种规定的支付手段，用于部落之间的赠予、赔偿关系，领主对臣仆、将军对士兵的支付等等。作为一般交换媒介的职能是通过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在这个阶段，货币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从个人装饰品到象征货币，货币逐渐发展了起来。对商业来说，突破性的进展在于铸币的出现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金属本位制，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出现了银行。银行早期只是一种财富的保管库，这一业务在西方主要是由寺院开办的，寺院凭借神的权威能够很好保管财物，因此广受信赖。中世纪开办的银行则承包了多种业务，既有远地支付的业务，也有贷放给政治机关的贷款业务，在某些地方还承担了税款征收的责任。银行发展的意义在于加快了资本主义资金周转的速度。为了换取贷款，由皇室、城市开展的大银行抵押给了私人，而银行发展出来的买卖汇票的业务，能够快速筹措起大量的资金，并快速进行交易，无疑加快了资金周转。当然，并非所有的借贷都是通过银行进行的。在商业发展史中，最活跃的身影应该是犹太人了。犹太人擅长法律文书，因此也精于贷款的银钱交易。早期这种高利贷的做法受到教会的严厉打击，后来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教会甚至也卷入了贷款之中，关于利息的禁令也就被打破了。

四、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韦伯首先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他认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而“只有需求的供应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到了这样突出的程度，以致如果我们设想这样的组织一旦取消，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就在意料之中，这整个时代才可以称作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描述从组织形式和发挥的影响方面把现代资本主义和古代资本主义做了区分，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需要以下先决条件：第一，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任意处置的财产；第二，市场自由，也就是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第三，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第四，可预测的法则，意即企业主能对经济生活进行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第五，自由劳动；第六，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意即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

第一个条件是在英国工厂的发展中实现的。从1719年德尔温特河畔的丝绸厂到羊毛制造厂、麻混织厂到陶瓷工厂，都是利用水力来进行生产的，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劳动工具和厂房都同为一个企业主所有了。而决定劳动机械化的因素，重要的是在棉纺织业。1785年卡特赖特建造的动力织机提高了棉纺织业的速度和水平，极大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此后蒸汽机的发明更是推进了劳动过程的机械化水平，把生产从人类劳动的有机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过程中机械力的运用，是资本主义工厂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即市场自由，与合理的国家有关。合理国家的基础是“有专长的官吏阶级和合理的法律”，训练有素的官员依靠的是现代西方的合理的法律，而西方的法律在形式上是起源于罗马法的，这种法律的特征是“像机器一样靠的住”，把“宗教礼仪和巫术的考虑一并排除出去”。这种可靠的法律不仅保障了市场交易，实际上也为企业主提供了可预测的法则。而合理国家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极力推动商人去经营贸易，虽然它的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实际上也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至于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等条件，实际上在之前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源于商业贸易发展结算的需要，其对于资本主义工厂的经营来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可计算的工具；自由劳动则来自于工业发展侵占了农民的土地，大量的失业人口不得已涌入了工厂；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则见之于股份制公司的成立。

做了这些先决条件的分析以后，韦伯并不满意止步于此。他认为所有的经济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的精神动力的支撑，“传统主义、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对于自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商业和工业的绝对信赖，乃是一切伦理和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开始。”基于传统的考虑，给一个西里西亚的工人加倍的工资，也不足以诱惑他在承包的割草工作上多浪费一分力气，因为只要做一半的工作，他就能拿到原来的工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克服传统的障碍。这种障碍在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巫术信仰，即对未知的魔力的恐惧；在印度则是种姓制下的礼仪限制；在西方是宗教的伦理，天主教和路德教都排斥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关系的非人格化，教会最终规定中世纪的经济伦理为不允许讨价还价，抬高价格和自由竞争，这种思想上的禁锢极大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要冲破巫术的限制，建立起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方法，即建立起伟大的理性预言。“并不是每一种预言都能摧毁巫术的势力，而只有预言家能以神迹等方式提出凭据，方有可能打破传统的神圣条规。”在中国始终没有这样的预言，印度的预言家却逃避于经济生活之外，过着一种走向超度的生活。因此，只有西方的禁欲苦行的宗教才担纲起这样的使命。凡是禁欲苦行的宗教都包含有这样的教义，即“贯彻一种确定的、有规则的生活方式”，这种伦理要求不仅见之于天主教，在印度的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也可以见到。但是，这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仅限于僧侣群体之中，把它推广到平民百姓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伦理取向，是西方宗教改革的伟大之处。“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取消福音会宗教会议，意味着双重伦理的泯灭，意味着普遍有拘束力的道德和对内行高手特别有利的法典之间的分歧的消失。”这样的结果是僧侣不得不到俗世中去推行宗教，禁欲主义的伦理就深深影响了俗世生活。“虽然不要求贫苦，但是却不容许为了追求财富而走向骄奢淫逸的歧途”，宗教的信仰不反对人们追求财富，但是要求一种合理的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样模糊的观念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财富可能会带来堕落，而堕落又必须得到改造。只有加尔文宗解决了这个困难。其宣扬个人只是上帝赐给他的一切的管理者、他只有努力积攒财富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天职观，给了追求财富的企业主和勤勉的工人一种问心无愧的感觉。新教的伦理催生出了合理劳动的观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然而，韦伯已经看到，“现代经济人道主义的宗教根柢已经枯凋，如今天命的观念已经成为残渣。”当宗教伦理消失的时候，它曾许诺给工人的永世幸福的希望也破灭了，当工人不能接受自己命运的时候，紧张险恶局面的出现就在所难免了。

韦伯借助经济史的研究，有条不紊地从农业、工矿业、商业三大经济部门的发展中梳理出资本主义生发的过程，期间始终保持着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坚持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看到了其合理化的一面，而不是跟随时代的声音批判资本主义的恶行。当然，他最终也看到，宗教的感化力随着理性化的深入会逐渐消失，当世界从超验秩序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如何为人的生存、劳动提供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今天，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侵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随之带来的理性计算和个体化趋势越演越烈，但问题的答案似乎还潜藏在迷雾中迟迟不肯出现。

感想：本月为了阅读韦伯的书确实做了不少准备，但在真正用心读下来以后才发现确实没有必要。孙老师说得对，读书不能畏难，经典的作用就是磨刀石，越硬的石头才能磨出越锋利的刀刃。

【阅读书单】（11月）
《论集体记忆》
《野性的思维》
《哲学讲稿》
《社会学与哲学》
《支配的社会学》
【小结】
1.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研究

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关怀集中于道德实在。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他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群体里面客观存在的，可以直接进行研究的社会实在。这样的出发点就牵引出了两个假设：一是群体是实在的，二是道德事实也是实在的。基于第一个假设，涂尔干用了很多篇幅来进行论证，最精妙的部分可见于《社会学与哲学》一书中。

在本书中，涂尔干通过个体表现和集体表现的类比，说明它们与各自的基质保持有相同的联系，从而为集体表现正名。关于类比的方法，涂尔干在此做了一个简单的澄清。他反对生物社会学家试图从生物学规律中推导社会研究规律的做法，主张运用生物学知识去限定有关社会的研究，即通过类比，验证社会学已经断定的知识在生物学中也存在。

在个体心理的研究方面，涂尔干驳斥了心灵是物质生命的副象的观点，指出我们的心理状态（心灵）外在于大脑细胞，是由许多细胞要件合成的结果。我们的记忆也不是对大脑区域重复刺激引起的反应或表现，这样解释不了记忆的连续性。在集体表现方面，涂尔干认为它来源于个体心灵的关联，并外在于个体心灵。其中，每个个体都是一个部分，但不可能在任何个体中找到整体。

因此，把社会基质（个体心灵）和社会生活（集体）统一起来的关系的概念，类似于在生理基质和个人心理生活之间确切存在着的关系概念。依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如果要把社会生活还原为个体心灵，就要把心灵还原为细胞，从而否定心理生活的所有特殊性。

这样，涂尔干就通过严密的论证捍卫了集体表现真实存在的事实。

确证第一个假设为第二个假设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涂尔干看来，道德是社会的产物。我们的道德有两个真实的方面：（1）由大量规范构成的客观道德，它形成了群体道德；（2）每个人的个人良知构成这种道德的主观形式。为什么说道德是社会的产物呢？涂尔干认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利己行为不具有道德资格，我们不可能认为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利他主义的行为是不是道德的呢？涂尔干认为也不是，假如以自己人格为目标的行为不是道德的，那么以他人人格为目标的行为也不能说道德的，因为他人的人格并不高于自己。由此，道德的主体只能归于社会，归于这个超越我们所有人的集体。

由此，涂尔干便论证了他的两个假设的真实性。

进一步的研究是要说明什么是道德事实。涂尔干认为，道德事实是一个行为规范系统。规范的发现是由于某些违反社会良知的行为受到了制裁。这种制裁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和机械团结的社会目的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集体的延续。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除了道德规范外，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行为技术。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它们呢？涂尔干的做法简单直接。他认为可以通过违反来验证各种各样的规范。违反规范会给行动者带来不快的后果，由此区分出两种类型：（1）对行为的机械反应。如果违反了命令我们远离感染源的卫生规范，那么行为的后果自然就是染上疾病。通过分析行为，我们会预先知道行为的后果。（2）但是，当我违反了杀人的规范时，分析我的行为对我毫无助益，我并不会从中发现随之而来的责备或惩罚。因此，行为与后果之间时完全异质的。（杀人）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联系在此是合成一体的。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这种合成的联系被涂尔干称为制裁。制裁被理解为是行为的后果，它并不来源于行为的内容，而是因为行为违反了预先设立的规范。

区分出道德规范以后，需要研究的就是它所具有的特征。涂尔干认为，道德事实作为一个行为规范系统，其特征在于：（1）强制性。道德规范被赋予了特殊权威，人们必须服从它，服从是一种义务和责任；（2）可求性。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我们的感受，并以某种可求的方式展现给我们，这种可求性就是善的观念。可求性与强制性是彼此参融的。“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去执行道德行为时，我们会感到我们支配和超越了我们自身，如果没有对紧张和自我约束的体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涂尔干确立了把道德当作一种“社会事实”来研究的合法地位。

2.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

哈布瓦赫的这本书是一项极具原创性的研究，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科瑟所认为的填补了“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的空白”，事实上，它为我们解释社会事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并把涂尔干的由观念、情感、传统等组成的集体意识向前推了一步，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是由集体记忆维持着的。集体记忆有两个彼此贯通的维度，即个体的记忆和群体的记忆。其中，群体记忆是个体记忆定位的社会框架，“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而群体的记忆，例如家庭记忆，“就好像植根于许多不同的土壤一样，是在家庭成员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

本书的前四部分解释了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的关系，并阐述了记忆的功能，后三部分则分别论述了家庭、宗教、社会阶级的集体记忆。

关于个体记忆的核心观点是：人们通常只是在社会中才能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通过对梦和语言分别与记忆的关系的研究，哈布瓦赫指出，梦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框架。通过梦与失语症的比较，他得出社会框架的两个方面，即集体记忆中存在两个习俗系统，一是让清醒的人在思想中包含总体的习俗；二是让清醒的人为客体对象命名，并通过名称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第一个习俗系统帮助人们理解群体的存在并从总体的角度看问题，第二个则是集体记忆最基本又最稳定的框架，帮助人们进行记忆。

记忆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重构过去，二是进行定位。在个体记忆中，重构过去表现为对过去世界的美化，在过去的那个群体中，他人的约束消失了，以前的竞争、痛苦被今天所取代，所以我们对过去的人无所期待，不爱也不恨。重建记忆的方式主要有润饰、削减、完善和赋予魅力四个过程。定位是通过记忆的总体来实现的，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总体是“群体成员的普遍态度”和“处在群体思考方式前沿的记忆”，通过记忆的定位，我们才能对记忆进行思考。

集体记忆也能进行重构，这解释了群体是如何持续发展的。宗教适应社会的方式在于“借助过去留下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和传统，以及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从而对教义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阶层的变迁也是如此，当平民大量涌入贵族阶层的时候，社会要么是歪曲过去，要么将记忆的领域限定在最近的几代之中，从而为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集体记忆通过重构的方式修改了不适应新社会的东西，从而保证了社会发展的连贯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存在一个范围有限的社会部分，这个部分起着保护和维护传统的生命力，在西方中世纪这一阶层是贵族，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儒家的士。“无论这个社会部分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过去在现在的延续，它都参与履行了现在的职能，虽然它所作的只是使这些职能适应传统，并在社会生活转型的整个过程中保证其延续性。”

类似涂尔干，哈布瓦赫也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的社会，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集体意识越来越无法控制个人，从而导致自身无可避免的衰弱，人们之间的联结只能依靠分工形成的相互依赖以及相关法律的调整，个人从集体意识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哈布瓦赫则认为，有机团结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并未衰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即使现代社会不再使用原始部落对其成员使用的同样权威和单方面的压力，它的约束仍然会更加深入地渗透并潜入到其成员中去，而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成员处在各种复杂多样的关系的包围之中。”当然个人也不是完全受到了社会的束缚，“如果个体履行其基本的指责，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自由生活和思考，按照他们的意愿形成自己的观念。”

感想：哈布瓦赫的这本书总结的时间较晚，因此读书时很多鲜活的记忆、想法都遗失了，以后读完一本书后，如果有想法一定马上写读书报告。

【阅读书单】（9月-10月）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孟德斯鸠与卢梭》
《论集体记忆》（莫里斯 哈布瓦赫，在读）
【小结】
                                                                            涂尔干与社会学先驱

科学研究都是积累性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也承认自己的成就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社会学也是如此。孟德斯鸠、卢梭、圣西门等人的孜孜探索，才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涂尔干那里生根发芽。而涂尔干作为一名谦逊的继承者，他撰写的《孟德斯鸠与卢梭》、《社会主义与圣西门》，能够更好帮助我们梳理早期社会学史，从而一方面看到思想的传承，另一方面看到方法的演进。以下是读书随想。

一、涂尔干与孟德斯鸠
涂尔干对孟德斯鸠贡献的评价是：“孟德斯鸠不仅理解了社会现象的重要性，也参与塑造了两个基本概念，即类型和法”。孟德斯鸠认为，科学研究的不是个体，而是类型。不同社会的主权和本性不同，但可以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呈现出不同种类的相似性；我们有可能比较它们的整个结构和存在。这里其实谈到了社会学的两种研究方法，即类型学和比较法。类型学的划分我们在涂尔干的《自杀论》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比较法则直接被涂尔干认为是社会学重要的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法”的概念是孟德斯鸠的突出贡献，在他看来，社会现象归属于明确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法。而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事物本性中固有的，比如法与贸易有关，它就从属于贸易的本质；一类是社会本性中固有的，如国家的法。其中，第二类法更重要。从法律来源于事物本性的预设，推演出了一个精彩的话题，即法律是社会本性的结果，服从于社会（终极因），还是法律是社会本性用来满足自身，达到目的的工具（动力因）。在终极因和动力因之间，涂尔干认为几乎没有完全取决于终极因的制度。这个判断符合涂尔干功能论的思考。

关于法的论述，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社会也有某些偏离自身本性的能力，这种偶然性与确定的秩序似乎不可调和。不公正的法律、失败的制度，都会从立法者的失误中产生出来，这些法的出现是偶然的、意外的，不能被还原为“法”，因为它们瓦解了事物的本性，与法表达的东西正好相反。对于孟德斯鸠来说，偶然性对于人类自由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偶然性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工具。涂尔干则认为，我们必须限定这种偶然性，因为它会破坏科学的基础。偶然性占据优势的地方，因果关系将不再是连续的和永恒的。当然，偶然性并没有破坏社会科学，它仅仅限制了社会科学的范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偶然性产生的错误是社会有机体的疾病。在这一段论述中，孟德斯鸠已经隐隐约约摸到了统计学上的“误差”这个概念，涂尔干却令人遗憾地把它排除在外了。当然，这与涂尔干建立社会学的立场有关，他苦心孤诣要把社会学建立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主义科学，肯定难以容忍社会现象不能纯粹用因果规律来解释这一事实。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他呈现给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秩序与规则，唯独少了冲突与对抗，或许可以从“偶然性”这个概念中看出一些端倪。

涂尔干从孟德斯鸠那获益的，还有整体研究的思路。孟德斯鸠的研究中，宗教、贸易、道德、法律、行政等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我们不参考其他因素而孤立地考察它们，它们就不可能得到理解。

二、涂尔干与卢梭
卢梭对涂尔干对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力量的至高性。在卢梭看来，人类存在自然状态和公民状态，其中，前者是自足的，需求与才能之间达到完美的均衡，自然人追求的是当下环境中能够找到的东西，欲望是纯粹物质的和极其简单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灵魂处于完美的安静状态；后者则是不足的，是人类本性的腐败。人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需要，从而激发了才能，产生了理智。这样，面对灾难人类就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在冶炼与耕种的分工中，所有权的观念诞生了，从而打开了不平等的道路，新出现的欲望导致了竞争。富有与贫困，强大与弱小之间展开了战争，作为平息战争状态的策略，和平与正义的原则被提了出来，这个原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为了保证原则的践行，所有的单个力量被统一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能够保护和守卫结合体中的所有成员，这样就建立了法律和政府，公民状态就出现了。卢梭认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为的不平等，而要破解这种不平等，就需要一种高于所有个人的、没有被个人化的力量来进行调和，这种力量因为超越了所有个体，所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因为它是非个人的，所以卢梭认为对它稍加修改，做到以自然为基础、理性公正就可以等同于自然力，这样社会环境就会像自然环境影响自然人那样去影响社会人，在公民状态下也可以达到平等。

由此看来，卢梭认为社会的力量对个人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它高于个人，所以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能够贯彻公正的法则，保证人们之间的和平。相比卢梭，涂尔干则更进了一步。他不仅承认社会高于个人，还认为我们自身有两个存在，即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社会用它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在我们的本性中扎了根，因此我们能够服从社会的规则，听从社会的支配。卢梭的社会力量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式的权力，个体让渡权力给了国家，国家通过理性立法，从而捍卫个体权利；涂尔干的则是一种道德权威，社会培养了我们，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社会的规则，从而在社会中随心所欲，并受到集体意识的保护。

三、涂尔干与圣西门
涂尔干是从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连接到圣西门的。在涂尔干看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是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二步是考察社会主义出现的时间及发展历程。

涂尔干通过考察人们对社会主义最普遍的观念，发现社会主义的诉求，主要是要求经济功能和有意识的，能起指导作用的社会核心建立联系，即希望生产活动能够得到调控，脱离自动发挥功能的阴影，从而使之能够和谐运作。

这样说来，社会主义学说的关键其实是在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吁。不过，涂尔干也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是对集体苦难的一种呼号”。19世纪工人的悲惨命运和生产领域的无序状态，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因此，社会主义也带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意味。可惜的是，这方面被涂尔干视作次要因素，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其次，涂尔干通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廓清了二者的区别，并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梳理出社会主义出现的三个条件和社会主义萌芽的过程及与之伴生的新观念。

但是，这样的研究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涂尔干转向了圣西门求取答案。

圣西门学说的要点在于“社会体系只是观念体系的应用”。因此，要对社会建设进行指导，必须存在一门关于人和社会的实证科学，来填补百科全书哲学的不足，而这门学问被他认为是“社会生理学”。社会生理学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服从一种必然的规律，因此科学的基本目标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通过它发现人类进步必须遵循的方向。而要发现这一规律，确定人类社会进步的事实序列，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研究。
圣西门认为我们的社会在中世纪（11，12世纪）才得以形成，具有了所有的本质特征。自社会形成伊始，就出现了两组对抗，即掌握世俗权力的封建领主和自由公社的对抗，掌握精神权力的神职人员和精确科学的对抗。经历12世纪的公社解放运动和精确科学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印刷术发明、哥白尼大发现的影响，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英法反对皇室权威的革命，封建体制和神学信仰走向衰败。一系列对抗的结果是科学和实业获得了更多能量，并成为公共活动的焦点和社会组织的中心。此时，实业界的代表进入了政府委员会，而学者成为受人尊重的名流，并建立了学院。

通过历史研究发现实业体系以后，圣西门就开始了实业社会的构建。他认为新社会形成以来，致力于对自然的开发，让自然尽可能为人类利益而发生改变就一直成为其唯一的使命。因此，生产有用物的人，是社会中惟一有用的人，立法权应该是属于他们的权力，所有政治权力都应该交给他们。借此，他区分出了两类人，即所有劳动者（国家的和实业的）和寄生体（扰乱社会功能的发挥，如贵族）。只要是从事实业劳动的都有代表权，相反则没有。

涂尔干认为在上述圣西门的学说中，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完善了，实现了将经济生活与管理它的核心机构联系起来的目标。

但实业社会仅仅建立了经济体系还不够，实业社会要能够存在，这种重组过程必须在欧洲各民族中同时进行，因此实业社会需要找到一种国际性的欧洲组织，使实业体系在每个特定的社会都有可能得到确立。欧洲共同体的创立需要同样一种精神（实业精神）的激励，这种组织需要一个灵魂，而这种精神上的一致性只有借助于所有人类共同信奉的宗教才能得到保证。这样建立的国际组织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世俗的，通过委员会管理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它是精神的，是欧洲人共同的宗教。

就这样，圣西门的实业社会建设方案演变成了“经济+宗教”的实业体系。那么，他是如何解决代表实业的科学精神和宗教的对立的呢？在这里，圣西门通过宗教和哲学（科学）目标的一致性实现了二者的整合。他认为宗教的真正使命只是强调现实的统一性，而不是为了将人类与某些超验目标联系起来拒绝世俗的现实世界；而哲学的目标就是通过说明所有特殊规律怎样只是一种支配宇宙的原生规律的推论，从而发现事物的统一性。

这里我们看到，宗教与科学似乎并不矛盾，二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并致力于相同的目标。前者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作用，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统一性，并通过相同的信仰将人们整合起来；后者在物质的世界发挥作用，探寻事物的规律，帮助人们生活的更好。但实际上，二者的相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早期强大的神学信仰为维护自身地位，抵制科学发现，将其视为异端邪说。及至科学发展壮大，理性的祛魅则将宗教信仰打为“迷信”。二者不断的冲突在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统一二者的目标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空想。

【感想】
这个月阅读的书目不多，但却很在状态。《实用主义与社会学》花了较少的时间，内容主要是涂尔干对实用主义的起源、演进历史、真理观等的介绍，最后加上涂尔干自己的批判。总的来说，这本书没太读懂，唯一的收获就是对实用主义有了一点了解，后续读美国的社会学部分，可能会有所帮助。《孟德斯鸠与卢梭》里面其实包含了两本书，一本是书名，另一本是《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本月读的书里面，这本收获最大，投入的时间也最长。孟德斯鸠、卢梭、圣西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社会学的先驱，他们率先摸索出来的研究方法，看待社会的角度都深深地影响了涂尔干。因此，把涂尔干仅仅视为孔德实证主义的传人是狭隘的，事实上，就如涂尔干说孔德从圣西门那儿获得的，比孔德自己承认的要多一样，涂尔干从这些社会学先驱那里，也收获颇丰，甚至可以说，他就是这些先驱的继承人。

【书单】（7月—9月）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教育思想的演进》
《道德教育》
【小结】

1.教育思想的演进

这本书是涂尔干结合史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因此主要进行了线索梳理。

本书是根据涂尔干在索邦为教师们开设的课程编录而成的。这门课讲述的是教育理论，是对教学活动进行的反思。如果按照一般的讲法，极有可能就是介绍、分析几个知名教育理论家的思想，再结合法国当时的教育现状提出适宜的对策建议。但涂尔干没有采取这样的思路。他意识到，法国的中等教育已经不足以应对现实的挑战了，它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机。而解决危机的办法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它必须符合教育发展的方向，必须贴合当时的实际。为此，涂尔干提出了他的看法：要解决当前教育的难题，必须考察它的历史。他认为，教育的发展依靠着自身的力量，这股力量促使教育朝着某个方向演变，而要追寻这股力量，必须把它放在自身存在的历史背景中，从历史中去考察。此外，教育的目标和主题都是关于人的，这里所说的不是属于某个特定时刻的人，而是贯穿在时间整体性中的人。基于这两个强调，涂尔干提出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教育的发展。

从教育发展的这条线来说，法国的教育依次经历了加洛林时期、中世纪、16-18世纪和19世纪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教育都有它显著的特征。其中，加洛林时期强调文法教育，教育的主要机构是修道院、主教座堂学校和宫廷学校，这种教育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希望重塑人们的心智，在灵魂层面上实现信仰的转向；中世纪则强调辩证法教育，由于教师法团的壮大，以寄膳宿制为特点的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占据中心，此时教育的目标在于训练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通过古典文本的学习掌握论辩的技巧；16-18世纪是一个反叛的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猛烈地冲击了中世纪的教育形式，再加上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审美和鉴赏能力的贵族，人们以言辞优美为荣，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获得良好的品味；19世纪在大革命的影响下，科学教育开始进入教育体系，但它并没有迅速得到欢迎，文学和科学之争异常激烈。为了平衡各方要求，19世纪出现了“两分”体系，人们可以根据意愿选择在接受一段时间的人文学习后进入科学教育。

另外一条线则是关于人或者说是人性的。教育的目标和主题在19世纪前都是关于人的。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教育肇始于教会，而教会的思想认定人性只是神性的流溢，为此，教育的目标就得针对人的心智、针对人的灵魂。这种理念直接导致教育长期以来都只注重文本学习，而忽略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依赖的自然。但涂尔干认为，这样的教育是不够的，完整的教育必须包含自然。人文教育假定人性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而学习了解完整的人性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只需要在经典文本里寻找即可。“这完全是找错了方向”，在涂尔干看来，根本不存在普遍不变的人性，人性不是特定的实在，只是人类心智一种任意的建构，随着文明形式的不同，人们的思维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塑性，这有利于我们采取一种更加明智的教学方式。涂尔干提出的教育建议是针对中等教育的，因为在他看来，中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专门的职业做准备，它只是进入更高等教育的门槛。为了更好完成它的使命，中等教育必须完成三重修养的培养目标。首先是历史教育和文学教育，学习希腊各民族、意大利各民族和法国各民族的历史，学习经典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有利于丰富学生对人性的认识；其次是受到人们忽视的科学教育，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要想获得整体的知识就不能忽略自然，因此科学教育是必须的，此外，科学教育有其独特的推理方式，能够更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最后是语言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清晰地思考和表达。涂尔干认为，蕴含三重修养目标的教育，关注的是通过一些最为有效的方法，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

总的来说，涂尔干的写作是非常清晰的。尽管研究的是教育，但是其间夹杂的人性探讨也并不少，这契合了他一直以来研究的主旨，即关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关注人性的发展。此外，读完这篇文章，第一感觉就是涂尔干似乎不是以前那个涂尔干了，结合历史研究的涂尔干脱去了“社会高于个人”的学究外衣，采取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与我们见面，这是让人惊喜的。当然，这本书也不是完全没有他以前的影子，比如“搞清楚它是怎么起源的，又顺应了什么需要”，这般循循善诱，仿佛亲自指导我们进行研究的口吻出现在他不同的著作之中，因此读来也十分顺畅。


2.什么是道德的行为？兼论小爱与大爱

道德构成了我们所处社会的一个独特领域，这个领域常常带有神圣的意味。为了对道德进行宣扬，我们的社会授予了道德模范极大的荣誉，以表彰他们作出的贡献。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最美乡村教师”、“最可爱的人”，等等。

我们推崇道德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善的状态。那么这样的道德就不能是私人的道德，而应该是公共的道德，是社会的道德。但是，在这两种道德之间要如何区分呢？我们应该授予什么样的行为以道德的荣誉？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涂尔干在《道德教育》这本书里面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道德的行为所指向的目的一定不是私人的利益。如果为了达成个人私利的行为是到道德的话，那么人人都会掉进利己主义的陷阱，这不是社会愿意看到的。那么帮助别人，为了别人的目的而自我牺牲是不是道德的呢？在涂尔干看来这也不是道德的。因为个人的人格与他人一样是平等的，是可以互换的，对自己来说不道德的行为在他人身上也是不道德的。

按这样的说法，还会有道德的行为吗？涂尔干认为有。追求超于个人的利益，即以社会为对象的目的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道德的。

以促进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在涂尔干看来是仁爱，仁爱并不足以构成道德，以社会利益为目的的道德，才是值得称赞的道德。

这像极了我们经常提到的“小爱”与“大爱”。心怀邻里，关注周围人的利益的人，装着的是小爱；而胸怀大志、包裹宇内，这样的人怀着的才是大爱。

那么，小爱和大爱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

仁爱可以间接地对道德产生促进作用。仁爱包含一种自我牺牲，是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私利范围的道德倾向，它可以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扫清道路。

道德必然包含着仁爱。我们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必然以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我们对社会尽义务时，不可能不与构成该社会的其他人发生联系。而社会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包含了两个部分，即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因此，我们对社会的情感，我们坚持的理想，必然也会感染到他人，这样的话，我们与群体的联系就必然包含着与其他个人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感，以及由此促动的行为。比如，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同胞受苦而不感到痛苦、不表露出解除同胞痛苦的冲动。就此来说，这种同情感就是一种仁爱，它是由道德行为促发的。

因此，仁爱在涂尔干看来处于道德系统的一种次要的地位。他认为，特定的仁爱之举努力想要解决的疾病，根本上是由各种社会原因所造成的，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用一种社会力对抗社会力的方式来进行。具体说来，当时欧洲的流民问题，大规模酗酒问题，都不是单靠个人力量能够解决的。唯一有效的救治方式，就是集体性的福利组织。它集中了个人的能量，并以恰当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划分，能够服务于更普遍的、更非个人的目的。相比个人的仁爱行为，这样的组织才具有更高的道德特性。

当然，涂尔干对仁爱和道德的界定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仁爱行为，而是因为他看到，单个人的努力在社会苦难面前显得多么渺小。要解决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个人的努力必须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力才能对抗社会的疾病。这是涂尔干开出的处方。这样的呼吁不止出现在《道德教育》中，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我们也能见到。在后一本书中，他认为当时经济领域出现的阶级压迫、以及各种混乱的状况，都必须通过职业团体才能有效解决。

【感想】本想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涂尔干关于教育的读书汇报的，但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夹杂了大量的史学研究，因此这一本书只好选择线索梳理的方式，后面的《道德教育》也只是找了一个小小的切入点。如此，教育的专题汇报也就只能作罢。至于《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粗粗一遍读了，感觉没有抓住其中精华，因此也就没写读书汇报。后续如有时间，也许会再读一遍。



读书报告
【书单】  2020年6月7日-7月7日
《自杀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小结】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涂尔干思想的主轴之一。其中，整体大于部分，社会高于个人的思想为涂尔干引来了许多争议。然而，通过阅读《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我们将会发现，个人与社会在涂尔干那里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尽管承认社会具有超越个人的优势，但是涂尔干的关注点还是集中在人身上。

《自杀论》是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小试牛刀之作，在书中，涂尔干教科书式的示范了自己确立的研究方法。对利己主义自杀的剖析，使涂尔干发现，宗教生活、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的整合程度与自杀人数成反比，这使他确认，集体力量是遏制自杀的有利因素。

在进一步的探讨中，涂尔干提出了人性的二重性假设。他相信，我们除了是具体的人外，还是社会人。社会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目的，并对我们的人生价值作出总的评价。当社会道德瓦解的时候，便会减轻对个人的约束，个人因此产生一种脱离社会的倾向。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私人事件便有可能引起自杀。

集体力量过强也会导致自杀。涂尔干观察到，在低级社会，强大的传统主义往往贬低个体人格，个性不足也会引起自杀。如老人自杀，妇女自杀，军人自杀等等。

反常的自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弊病。经济危机，或者是突然的繁荣，都会带来自杀率的上涨。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涂尔干搬出了《社会分工论》中的那一套说法。他认为，人们的需要和满足的手段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平衡的状态就是幸福。然而，经济危机会限制人们满足需要，个人不能适应，因此就会感到痛苦。突然的繁荣会大大刺激人们的欲望，当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个人便有毁灭的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的理论关怀:处于当前的、现实中的人。社会在涂尔干那里，更多是保护神的角色。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为个人提供目的、意义、价值，并为个人的欲望提供合理的限制。社会和个人，是相通的。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的理论关怀表露的更加赤裸。他开篇明义：社会学的主旨……所要解释的是与我们近在咫尺，从而能够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实的实在，这个实在就是人。他研究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理解人的宗教本性，理解人性本质的、永恒的方面。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研究的一个侧面，还包括了人性。关于人性二重性的探讨，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这本论文集中，涂尔干专门用一篇文章来进行论述。他的观点是：我们的心智活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感觉和感觉倾向，另一方面则是概念思维和道德活动。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的个性，追求个人的目标。后者则是社会赋予我们的，是一种普遍化的规范，因而追求的是非个人的目标。人性的二重性有不同的起源，其中，我们的个性来源于有机体，除此之外的部分则来源于社会。属于社会的这一部分，由于其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总是高于个人的个性，因而相对于个人更有权威，对个性起到压制作用。这种压制是因为社会的是普遍的、超越个人的、理性的，而个人的更具感性、个体性，因此成不了普遍的标准。这样，社会就具有了压制个人的力量。社会对个人的这种压制，还表现为集体意识对个人意识的渗透，个人自觉接受了社会规范，并服从这些规范。

涂尔干关于人性的讨论，被有的学者总结为“脱去社会的外衣，人类就是野兽”。这样的说辞不免有社会崇拜的嫌疑，但总观涂尔干的说法，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是属于涂尔干本人的。他的这一说辞，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衡量标准格格不入，与张扬个性的说法水火不容。。这也可能是阿隆对涂尔干的观点生厌的原因。

但是评价一个大家的思想不能仅凭个人好恶。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里面确立的研究方法，都被他一丝不苟地运用到了《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首先是对概念的清晰界定，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社会事实只能用发生在其之前的社会事实来解释，要区分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等。涂尔干的著作并无华丽的语言，但总是用其缜密的逻辑层层推进，引领读者一起得出结论，仿佛真理之上蒙了一层灰，涂尔干的工作就是小心翼翼地将其擦拭干净，然后显露出来。不得不说，涂尔干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涂尔干完成了他的承诺，即科学研究中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抛弃一切先入之见。也许，我们在阅读思想家著作的时候，也要保持这样的状态，只依据作者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他的结论，逻辑推理过程是否发生错乱，等。这才是做研究该有的态度，也是对作者的尊重。

【感想】第一次写读书报告，因为自己的原因拖了好久，也写的不全、不好，下次一定改进。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