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组 杨集龙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对基层矛盾化解的启示 将八只鸽子放在特殊的笼子里，给它们定时投放食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斯金纳做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鸽子试验，鸽子在笼子里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但不论它们做什么动作在特定的时间都会得到食物。久而久之，鸽子好像认为只要做出相应的动作就会得到食物。这个例子简单概括了人类也常常犯的"迷信”错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经常扮演了鸽子的角色，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我们也会不置可否地基于一些回报和目的去做特定的事。美国社会学大咖布劳就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就对我们微观的人际交往行为做出逻辑的分析。最简答的个体间交互行为往往蕴含着更大型集体间交往的道理。
社会交换 人们通过社会吸引采取某种行为与他人进行交涉，比如帮助过某人，那么人们便期待对他的感激，并且在有机会时期望获得一次回报服务。如果这个期望并未得到满足，那么他就会倾向于减少这类帮助。而如果这次行为期待得到满足，那么他会对这个行为感到愉悦，因此倾向于再重复此类行动。在付出与获得回报后，这个过程就形成一种相互的交换，而往大了说，多个角色间的交换就形成了社会交换。当人类行为的期望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时，采取这类行动有助于实现期望，社会交往才会产生。社会交换的形成由此为群体间的关系和个体间关系提供基础，伙伴群体之间的联结必然有强有弱，交往方式也各不相同，因为这种相互性和不平衡性就会产生权力分化。权力分化后的交往在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和合作。当然，并非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受到交换的逻辑过程所支配，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韦伯“价值合理”的恋爱、荣誉、宗教等。这一类行为也是理性的，但绝非是为获取直接报酬而是终极价值的追寻。
基于布劳社会交往行为的解释：人与人某些行为通过交换来实现目的。这一理论可以极大程度地运用在我们的基层矛盾化解之中，巧妙地运用调解员的角色对双方利益进行交换引导使其达至协调的状态就能在对立冲突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首先从目的来说，矛盾双方之所以将冲突升级，就是因为二者利益的不协调，双方最终是为了追求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其次，从矛盾双方冲突的表现形式来看，诸如提高音量、语言威胁、暴力行为、上访上诉等等皆是为了使自己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更占优势。最后，通过冲突的解决方式来看，最终的结果只要使双方利益得到平衡就能得到缓解，当然这一切需要合乎理性，包括社会规范或道德规范。所以，在基层矛盾化解过程中，我们常需要对矛盾双方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通过交涉交换的方式来使现状得以缓解。当然有时并不能达到利益的均衡只能通过第三方利益输入来勉强维持现状。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一方面会促进社会赞同、合法化和组织的过程，另一方面还会促进反抗的力量、冲突、重组和变革的过程。一方面有助于恢复均衡或平衡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具有打破均衡的因素，所以基层矛盾化解也存在越来越难的趋势。
社会权力分化 布劳对于权力的界定不同于韦伯认为权力是强制性权威，他认为权力是交往双方在交换过程中一方通过交换的方法提供报酬而将意志贯彻于另一方的能力，维持权力的形式是撤消这种规律的报酬。有关于权力的讨论需从服从、独立性、基础条件和结构性去思考，其中当我们满足独立性的四个条件如不需要依赖他人的战略资源、可替代的服务、拥有强制的力量、减少对报酬的需要，对于权力的依赖就会减少。依赖减少后原有的权力形式出现溃散，而为了获取新的更多报酬就会对权力产生竞争，竞争出现在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并在群体交往中引起地位分化。为了在一个群体中赢得高级地位，人们不仅要用杰出的能力给别人留下印象，还要实际运用这些能力来为群体或个人目标做贡献。获得高地位的人通过向低地位者提供有益的帮助获得权力，低地位者在过程中获得切实利益。由于地位分化，竞争关系中产生的交换关系有助于高地位者为争取高级地位而竞争，又有助于地位低者为争取较好成绩而展开竞争。
群体中拥有权力的人通过交换协调每个人的行动实现各种目标，这个原则为政治管理机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活动打下基础。协调常常带来信用，带来对超过义务的要求的服从。如果协调有效就能促进某些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基层矛盾化解之中需要用到政府的权力来协调矛盾双方的利益，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但是，运用权力达到均衡的同时也会破坏另一部分均衡，因此基层矛盾化解往往也潜在有更大的风险。对于风险的阐述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给了我深刻的引导，他认为财富生产虽是衡量社会核心的指标，但我们是建立在一定风险范围内可控制的生产。在新一轮的产业改革中，不注意风险的行业注定被淘汰，而我们的国家社会也是这样，维护不了地方安全稳定的社会也将被洗礼。我们的风险意识多了，风险也就多了，但传统处理风险的方式也捉襟见肘了。风险的处理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将风险分配下去无疑是分解降低风险的有效办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将责任落实到人的制度体系就能够有效分解当下阶段的社会风险。但是这样的方式也需要不断探索改进，以避免造成新的社会压力。
合法化和组织 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作为交换和竞争过程的结果隐含地出现在集体之中，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模式以及之间的关系也就收到了调节。这种协调要求权力来指导和协调人们的行为方式，而权力的形式要求合法化，因为这样才能使服从行为心甘情愿（至少表面上）。权力的合法化需要组织具有权威，即能够使组织成员达到韦伯所说的某种最低程度的资源屈服。组织的权威来源于制度化和领导地位。领导需要解决权力的动员和权力的合法化困境，权力动员要为成员谋取共同利益，权力合法化即得到成员的广泛赞同和支持。权威的实现不是压迫和被压迫，而是通过社会规范（制度）和共同价值的内化实现自愿服从，这种集体性约束力则对个体产生强制力。
合法社会秩序需要用到制度和领导，这两样要素在基层矛盾化解中也必不可少。首先是关于社会法规和制度，一切以法律和道德为准线的共同价值观深入群众心中，基于这样的权威信任，因此调解员才能以权威的制度对社会现实和规范做出解释，才能得到矛盾双方对方案产生认同，从而遵循调解的结果。此外，领导权威的运用也是化解矛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是双方对于领导权威的信任，愿意相信领导协调带来的均衡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一昧追求私人利益而忽略社会价值的“顽固者”也需要用到领导的权威形成强制力，以此才能维护合法化的组织权威。
第三组 杨集龙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学者持续关注的话题，不仅因其具有全球化共性，更是因为现代性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性的基础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形成的社会体系，而资本主义追本溯源应当从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去理解。《货币哲学》一书将货币背后的价值体系分析得淋漓尽致，更将其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打通，给我们理解现代性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因人类需要而产生，又因人类需要而发展。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们对资本主义的需求呈现不同要求，自由主义和国家干涉成为两种基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生活发生在“历史体系”之中，每个历史体系必当经历形成、发展和危机三个阶段。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正经历第三个阶段，各类现代化危机开始显现，经济、政治、军事、生态还有文化价值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这样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吉登斯和福山等社会学家对此危机做了可能的秩序重建的设想。
一、资本主义的产生
《货币哲学》
1.货币的隐藏价值
齐美尔认为实在和价值是两个范畴，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秩序，实在中的事物是自然规律赋予的一视同仁的产物，具有平等性。而价值意味着事物的重要程度，此时事物平等性逐渐消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齐美尔（2007）认为“我们在认识世界时，总是将价值和实在统一起来”，“两个系列联系显现为一个整体，它意味着两者间一种和谐的交织，这种交织只有通过我们不完善的考虑方式才被粉碎成碎片、曲解和对立，就像我们拥有一种不完美的视觉一样”。这就是说，我们认识世界是主客观的统一，但主观的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因而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依靠纯主观的价值互动而缺乏客观实在是难以为继的。在经济领域中，因人的生理条件、心理认知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对客观事物或精神享受的需要是不同的。而不可避免的是，一定会有些许人的条件和能力能够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而获取这份需要就要付出相应的满足对方需求的资源。这便是经济的交换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齐美尔（2007）认为“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所拥有又为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和愉悦，以便说服后者放弃他所拥有的，前者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样客体的价值需要另一客体才能体现出来，便呈现出价值的相对性，这也意味着价值的客观化。受需求增长的无限性和时间距离的影响，传统以物易物的价值交换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交换的中介物---货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来完成交换的过程。货币是价值客观化的进一步产物，是主客观的结合，货币并不固定于某种客观事物上，它是一种符号且随着特殊时期人们的主观认知变化而变化。货币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青睐乃是因其具有可计量特性，商品不仅可以通过它进行比较，人们也会根据它的数量积累带来质的意义。齐美尔论述了货币的三个特性，认为自由价值稳定的货币才能够履行其功能，如果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长期的多环节的经济交换链条就不可能维持。而为了获得这种稳定性，成为一个表述经济价值的客观事实，它必须从客体间的经济交换中分离出来，与客体间的交换关系不属于一个范畴，从而获得表达这种关系的绝对位置。其次，货币具有相对性，经济价值需要一个具体的表达，货币必然从实物发展为一个可以分割的量性象征符号，只有这样参与交换的客体的价值才能很好的表达。最后，货币不可以直接满足主体的需求，它仅仅是获得客体的方式，所以货币才能具有普遍的客观性，成为一个自主的不受主体影响的客观度量标准。
2.货币如何影响社会
货币交换依赖于结构化和稳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基于信任而形成。使用货币交易的社会关系需要两方面的信任，一是政府（能够决定钱币价值的人），二是相信货币能以同样价值受到社会认可并且交换出去。而传统家长制社会、卡理斯玛制社会的信任则是基于人们对社会中较有权威之人的相信。货币的出现就这样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人格信任，而出现吉登斯（2011）所说的系统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并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信任的转移标志着社会权力逐渐从原始模式向新的过程转化，失去信任关系的统治者再也无法完成对他人的支配，各种挑战权威的现象由此出现，家长制、卡理斯玛制等传统统治也就支离破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此登上舞台，现代性就此显现。
人是货币的使用者和承担者，货币的交换离不开人的存在。社会关系的转变赋予货币交换新的动力，而货币交换的繁荣又反哺人类社会本身。货币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对的人们内在生活、精神品格有了更高的要求，货币经济（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关系转型和都市生活的主要根源负有责任，货币引发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转变和对个体心理气质施加的影响。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一方面是通过同样条件将遥不可及两个事物相联系，使之平均化从而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强调最具个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展。货币经济使人与人关系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须，内在情感维系被金钱的抽象关系取代，人跟钱近，人跟人远。货币作为手段获取价值（目的），但事实是拥有手段就能实现目的，因而货币实现了对价值的僭越。货币从绝对手段成为绝对目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影响至社会就是社会全面的方式与目的、技术与价值、物质与精神、外在与内在的倒置，从而使现代社会世俗化，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货币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基本条件，由货币激发而壮大的现代精神力量只有理性。自由是人与人关系尽量客观化，宁可屈从客观规则也不臣服于他人意志支配。过于紧密的关联会束缚自由，现代人依赖于数量众多的第三者（而非具体某个人），从而使个体具有更多个性和内心活动空间，进而产生个人主义。人与人交往可能性越多，交往圈子越大，越自由。但金钱带来的自由对传统信仰进行反驳却并未赋予新的普遍价值，这样的自由是消极的，是空虚的，因而需要切实之物填充，权力、欲望随之滋生。
二、资本主义发展路径
《通往奴役之路》、《大转型》
货币的沉淀和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如何将资本主义与社会现实发展相适应，西方学家对此大量的探讨，并先后出现了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干涉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路等思想。
1.新自由主义
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
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中央计划经济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责任感和社会道德基础；阻碍财富产生，造成社会贫困；导致极权政府。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且前者是后者基础和条件，自由市场是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参与民主的机制。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生产资料集中于社会之中时，谁行使管理权就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认为马克思第一个认识到私人资本主义连同自由市场成为民主自由先决条件，但他却主张消除私有制。法治下才有真正自由，康德“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需要服从法律，就是自由的”；个人所作所为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而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法治并非是政府以法律治理社会，而是政府在法律约束下，政府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约束。政府在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管理和治理社会。“自由放任”是对自由和法治最大的危害，因而应尽可能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活动的工具，以适当法律制度维系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发挥作用。
2.国家计划
货币以及货币体系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柱，要理解其地位就要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的“嵌含”理论将经济与社会的对立与统一关系进行了清晰的阐述。经济并非自主体，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而自由主义所述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空想，因其完全忽略了人性及自然的本质。市场自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则必然以造福人类本身才得以彰显其价值。虽然货币的形成促进了平均化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并引导自由和个性价值的出现。然而人性对于货币的贪婪使资本不断榨取劳动力的价值，其本身又无法自发地形成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个人沦为工具，其劳动成为一种手段，货币转换为目的。这样对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反过来将个人价值置于地狱。经济的价值组成之一便是自然的给予，土地创造的价值是经济的命脉，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决定了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经济对于自然的索取理应给予适当的回报，但利益的驱使又有谁记得这样的使命，反而对自然力量变本加厉地开采。因而依靠单一市场力量无法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平衡，必须有另一种力量加以协调。现代市场社会含两种对立的力量，其一是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另一种是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防止经济脱嵌。当放任的市场无限制扩张而出现脱嵌的倾向时，就会触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来防止动荡的产生。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是社会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社会的保护机制的目标则是保持三者的平衡发展，使其具有稳定性。而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的保护机制，又由谁来执行和监督这个机制产生作用。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律性能够使人、自然和组织出现的问题自发地进行解决，需要做的事就是给予市场一定的条件和时间。例如贫困和饥饿问题，自由主义对于《济贫法》等措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认为其不但破坏了世间生存的法则，更使贫困变得愈加泛滥且出现新的问题，反而强调一定的饥饿能够促使人们去参与社会竞争，寻找生计来源，贫困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而自由主义的空想忽略的是，饥饿不仅会促使人们上进，还会有导致人们做无下限的事情，当底线被突破的时候带来的是抢劫、犯罪等不良社会问题。而当此时，自发性的市场根本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加大这种现象的泛滥。受到损害的自律性市场以政治的干预作为最后的手段，在面临紧急关头时，社会经由干预的媒介维护自己的统一和谐。而这媒介有且仅有依靠社会大众的发言人——政府来充当。政府理智和计划性的自觉协调能够很好维持三者的关系，至少提供了最后的保障。
三、现代性危机
《自反性现代化》、《超越左与右》
狄更斯在《双城记》说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从货币方面去理解这句话时，我们就能很好的感受到这句话的真谛。货币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危机。
1.吉登斯的现代性危机认识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制度丛结”共有四种，它们分别是:一是资本主义企业及其经济组织模式；二是工业组织与机器化生产模式；三是国家对社会的监控；四是统治集团对于暴力工具的垄断控制”，这四个方面概括来说也即是四个维度: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监控( sureillance),军事力量(miltary power)。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正是由这四种独特的方面组成的。它们相互独立，又彼此连接，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制度维度。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迫于维持生命需要交换自己的劳动力获取所需资源。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传统的商品市场交织，在国内和国际上通过货币进行大范围的交易活动。工业社会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从传统自发性地生产到自觉性的有组织生产，工厂制造业造就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消除了传统的束缚，增加了社会流动，缓解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监控是指国家力量为防止权力脱轨进行的社会管理过程，它通过行政力量来控制人们所处的情境，实现对人们的管理控制。军事力量即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国家对于暴力工具的垄断与边界帮助其有效对内监控和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应的四个现代性危机。
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迷惑、变化无常、非理性而且脱嵌了人类控制的世界，生活在越来越难以理解，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的21世纪。”资本主义追求货币的无限积累，疯狂压榨自然和劳动力资源，却忽略了社会消费的规律，造成供给与需求的显著矛盾。货币的数字化给交易带来机遇，却因为时间、地域的差异出现问题。货币体系出现问题就能够给予经济以重创，最终导致其崩溃。某一国家为了在资源市场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不断强化其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容易产生某一国家权力的极端膨胀。军事科技的发展如未得到有效制衡，局部战争便会滋生，甚至引发伤害性极强的核战争。同时，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给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全球性生态危机正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2.福山的社会断裂思想
福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出现复苏与繁荣的征兆。但对应的现代社会生活秩序出现断裂，70、80年代犯罪率、未婚生育率、离婚率、虐童事件等急剧上升。福山指出，“大断裂”是体制改革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造成的，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资本的下滑，传统文化衰落与价值观变化撕裂着当代社会。社会资本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和信任，民主的良好运行依赖于上述社会资本的丰富。知识经济通过向人们开放信息的获取而赋予其权力，削弱了等级制的统治，个体主义快速发展。在后工业时代社会资本下滑的表现：英美发达国家犯罪率上升，亚洲四小龙地区犯罪率低；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有关的社会规范的重大改变，生育技术的发展带来生育率下降，离婚率增长，非婚生育比例增长；核心家庭全面衰落；道德微型化，团体本身权威性下降，其信任半径缩小。社会资本下滑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般性原因是两性及家庭转变，工业时代的经济向信息时代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性质的转变和个别技术创新---避孕药。福山提出“富足效应”三阶段：第一阶段，开始富有，关心日常生计、自我实现、个人发展和自我满足；第二阶段（20世纪中后期），放纵自我，不抚养孩子，愿意冒险，家庭破裂和越轨；第三阶段，不能把生活富足视为理所当然，从长远考虑。除了一般性原因，福山还指出人口生育高峰、家庭教育缺失和社团小型化（对权威的质疑）等原因。
四、现代秩序重建
《大断裂》
1.第三条路
基于现代性在当今世界可能带来的风险，人们并非束手无策。吉登斯提出“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构想。“解放政治”指的是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生活政治”作为一种微观视角，详细关注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一步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过程中去，试图带领人们摆脱各种压迫走向现代社会。
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吉登斯还提出反思性参与（自助团体）、有限的现代化破坏、生活政治（生活方式）、自立和诚实（市场和贷款，重建本土团结和支撑体系）、生态保护（富裕社会的浪费造成环境灾难）、提高妇女地位、保健问题、开放性家庭（抵制压抑式家庭）、权利与责任建设等设想。
2.道德的谱系
福山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基于人性和理性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联结，另一方面则重视理性的自组织对秩序的重建作用。福山认为社会秩序常具有等级的性质，其来源可以是各类存在等级、权力集中的政权，也可以来自彻底非集中和完全自发的个体间的互动。
秩序的最佳形式是自发秩序，非正式规范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或男性至上主义的文化残留是错误的。但是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等级制权威的规范，而不是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因为自然选择的过程是盲目的，结果各不相同，常导致无用功，人类缔造的规范比随机的基因突变要复杂和有目的性。因此秩序必然包括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种属性，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秩序通过自我组织上升为理性的社会秩序。
非正式伦理关系不可避免的弊端就是裙带关系、徇私舞弊、缺乏宽容、排斥他者、暗箱操作、凭个人好恶行事等。因此可以依靠契约、法治、宪政和三权分立来避免弊端。实现这种秩序，政府需要将权力下放给专家以及离产生信息的地方性来源更近的决策者。权力分散后如何协调？一是让市场自主调和；二是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互动形成的自发秩序，即社会资本。现代性的实质是以法律和透明的制度代替非正式的权威。
四月读书报告（4.12-5.11）
【书单】
《超越左与右》
《自反性现代化》
《包容他者》
《大转型》
《通往奴役之路》
【读书报告】
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二选一”违法行为，并处以其 182.28 亿元的行政罚款。
5月13日早间，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叫停用比特币购车，24小时跌幅达17%，一度从高位回撤超10000美元。
近几年国家对反垄断的整治越来越强，2020年更是被称为互联网反垄断之年。国家对巨头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进行高强度的反垄断整治行为，力求规范市场秩序，保障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大资本的操盘已经动摇到国家现代治理的根基，即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波动起伏的原则被资本家逐渐从国家权力中剥离。是以，当出现经济“脱嵌”于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之危机时，国家有理由也必须担任社会的发言人去平衡经济与社会的张力。
货币之为谁？ 若要弄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首先要对经济的承担者——货币进行价值分析。《货币哲学》一书便给予我们对货币的理性认识。货币的发明可算得上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其价值之深远、影响之巨大的特性使其在每朝每代、每时每地都受到无可比拟之重视。兴许在原始个人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下尚可以脱离货币而生存，然则生活在近现代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却从不曾听闻有货币的缺位。货币产生于人们对愉悦价值被满足的需要，这种愉悦价值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实用价值，即从客观事物来满足主观需要的价值；二是美学价值，是个体精神上对美的需要的满足。不论是实用价值还是美学价值都是基于个体而言且无法进行标准化衡量，因而其交织于主观性、主体性、客体性和条件性等特性之中，是以要得到价值需要的满足仅依靠个体性力量难以实现。不同的价值相互交织，为获得一个价值，另一个价值就不得不被提供出来，由此形成价值的交换。机智的人们去汲取自然的价值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随着需要的无限增加，对于现实的不满足促使人们去从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寻找并且交换价值。既然是交换就不可能脱离物质客体来充当价值的等价物完成这一过程，所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身份就此应运而生。货币自一出生就具有割裂不掉的两个自然属性，一是货币与货物的物质相关性，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努力完成一个它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即成为经济价值的一个纯粹符号，即使是目前的数字货币也无法完全脱离现实。二是货币符号的无限可增性，货币能够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去达成自己做不到的目标，所以为了更多的价值可能性，个体普遍追求更多的此类符号去满足不确定的未来需求，因而个体需要更多的符号，国家不得不创造发行更多的货币。货币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并没有明显的属性存在，它不偏向于任何人，所有的外在属性都是人类社会加之于其身。理解货币的属性就要分清货币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理论上讲，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物质，是实现个人愿望的手段，而随着货币量的积累在社会中会产生质的变化，可以完成绝大多数希望做到的事情。因而渐渐出现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和目的的重合，追求更多的货币成为个体普遍的追求。是以齐美尔说货币成为现代人取代宗教的信仰。
货币的出现为人类开启了社会生活的新篇章，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首先是货币的出现带来政府权力的改变，依靠较强个人能力或信仰力量发号施令的原始统治形式受到货币力量的冲击。传统领导人如未能创造一个受掌握的、合理的货币体系，就必当承受货币滥发、国家权力分散的危机。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货币体系，谁就有发言权。正是基于这种力量，传统世袭制才得以被新的民主力量所取代。此外，货币体系的经营是当权者必须掌握的能力，经营得不恰当就会沦为他国货币的附属。而在经济方面，基于货币交换而形成的市场体制打破了原有庄园制、家长制等的实物缴纳和分配原则，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生产方式，从而创造出现代前所未有的物质资源和财富。无疑，货币的出现缩短了市场的交换成本，保证了效率和信用体系的持续发展，为经济的持续繁荣贡献了自己的价值。货币对于社会的纵向发展和横向改变不可谓不大。首先是货币的出现推动历史的进程，将人类从原始社会中带入更高层次的文明的当中，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乃至现在的生态社会，无一离不开货币存在和变化形式的推动。甚至每当货币体系出现矛盾和问题时，便是社会进步的时机和发展的动力。货币对于社会横向的改变力量亦不容小觑。社会的分工与合作离不开繁荣货币交易的支持，失去货币支付作为市场的保障性支持，信用与规则就无法得到实现，从而造成分工与合作的停滞。一如目前数字货币的发展才得以使在不同地域和时空的分工和合作提供信用的基础和检验的标准。货币在文化领域对社会大众意识的影响颇为巨大，乃至于19世纪的韦伯对此种精神进行了缜密的思考。货币的中立和无特质性决定了其重要的是量而不是质，它的量成为个体唯一关心的、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货币的数学计算性特征使得人们对生活中的行动变得越加算计，越来越多的行为经过理智性思考和价值多少的选择后才能付诸实现，这一过程也就促使人们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理性化，就连国家和社会也不得不遵循这一原则而行动。所以国家和社会的行动以理性为前提，避免价值和利益的损失，以至于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敲定了和平与合作的时代主题。但对于个人来说，货币的理智性决定了每个人思考的价值必然是自身的利益，而这种个人主义在创造了个人自由的同时亦将人们置于了价值方向缺失的危机之中。
狄更斯在《双城记》说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从货币方面去理解这句话时，我们就能很好的感受到这句话的真谛。货币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危机。正如本篇开言所述，货币带来的以最小价值获得最大利益的原则驱使着大资本集团去不断挖掘社会的剩余财富。财富的增长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当无限制的欲望超过社会维持运转所能提供的最大供给，便给失范行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当垄断集团从社会中汲取的利益有限时，就必当思考新的财富来源，其中之一就是压榨同行的利益扩大自己的权益。按照《通往奴役之路》中自由市场的原则这是竞争的正常现象，而我们真的能够放任这种情况的无限制增长吗?当垄断集团完成对行业市场的控制时，该行业的经营和规则全由集团所控制，而集团的出发点是追求私利的，此时的公共利益谁来保证，国家的位置又该如何安放。再如新型虚拟货币无节制增长引导越来越多的群众资本涌入，表面上看良好的市场前景让货币的增值实现投资者财富增加，而当危机出现时资本家最先抛弃的便是大众资本，用以减少损失。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常言所说保护弱小的道德义务不值一提，以向弱小者转移伤害的原则成为资本家规避反噬的常用套路。对于虚拟货币的认识又不应局限于经济方面，比特币自2008年面世，短短十余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比特币尚未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受到有效监管，因而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其成为毒品交易、洗钱和其他不法活动的温床。可想而知，货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里面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隐患，而这些隐患不加以理智性的思考和计划则难以从源头解决，此时必须有一个责任主体代表大众去守住最后的底线。
货币谁可为？ 货币以及货币体系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柱，要理解其地位就要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的“嵌含”理论将经济与社会的对立与统一关系进行了清晰的阐述。经济并非自主体，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而自由主义所述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空想，因其完全忽略了人性及自然的本质。市场自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则必然以造福人类本身才得以彰显其价值。虽然货币的形成促进了平均化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并引导自由和个性价值的出现。然而人性对于货币的贪婪使资本不断榨取劳动力的价值，其本身又无法自发地形成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个人沦为工具，其劳动成为一种手段，货币转换为目的。这样对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反过来将个人价值置于地狱。经济的价值组成之一便是自然的给予，土地创造的价值是经济的命脉，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决定了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经济对于自然的索取理应给予适当的回报，但利益的驱使又有谁记得这样的使命，反而对自然力量变本加厉地开采。因而依靠单一市场力量无法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平衡，必须有另一种力量加以协调。现代市场社会含两种对立的力量，其一是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另一种是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防止经济脱嵌。当放任的市场无限制扩张而出现脱嵌的倾向时，就会触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来防止动荡的产生。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是社会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社会的保护机制的目标则是保持三者的平衡发展，使其具有稳定性。而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的保护机制，又由谁来执行和监督这个机制产生作用。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律性能够使人、自然和组织出现的问题自发地进行解决，需要做的事就是给予市场一定的条件和时间。例如贫困和饥饿问题，自由主义对于《济贫法》等措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认为其不但破坏了世间生存的法则，更使贫困变得愈加泛滥且出现新的问题，反而强调一定的饥饿能够促使人们去参与社会竞争，寻找生计来源，贫困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而自由主义的空想忽略的是，饥饿不仅会促使人们上进，还会有导致人们做无下限的事情，当底线被突破的时候带来的是抢劫、犯罪等不良社会问题。而当此时，自发性的市场根本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加大这种现象的泛滥。受到损害的自律性市场以政治的干预作为最后的手段，在面临紧急关头时，社会经由干预的媒介维护自己的统一和谐。而这媒介有且仅有依靠社会大众的发言人——政府来充当。政府理智和计划性的自觉协调能够很好维持三者的关系，至少提供了最后的保障。
货币何为之？ 政府作为社会的发言人来协调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关系是理性化、制度化的过程。其最核心和手段和措施便是法律制度和道德建设，从现实和精神层次给予社会以方向性的引导。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在民主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货币的制定、施行和发放等体系，必须牢牢掌握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一旦货币脱离制度的监控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混乱，当然制度也是根据现实情况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与时俱进的。对共同制定规则的遵循是当代社会一切事务的原则，政府亦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对货币市场进行合理监控，既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又确定其边界。仅在现实层面上提供制度的保障尚不足以支撑政府协调好社会关系，道德层面的教育和建设必不可少。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一书中便分析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内在逻辑。社会性是人性至关重要的方面，人不能像狼一样特立独行。人要通过货币投身社会集体，就得接受规范的约束，进行道德教育。涂尔干认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通过道德的代际传递和互动实现个体品德的社会化，以此促进个体内化社会道德，并从低层次的纪律精神上升到高层次的理性和自主意识。社会中的个体经由道德教育便能很好适应社会集体生活，才能对货币体系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控，以避免被货币所支配。法律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是政府规范货币市场行为的两大法宝，只有建设好这两方面的内容，才能减少货币无序带来的血钱、奴隶买卖、婚姻买卖、卖淫等社会问题的伤害。
一言以蔽之，现代货币的复杂化发展给社会、人类生存、自然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新的理性化的计划和措施才能保障其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社会的最广大利益。作为个体而言，我们应该时刻保有一种意识，它不是上帝，不是中心，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不是表达一切的手段。我们的确可以从货币中获取很多符合需要的价值，但真正对我们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事务永远不可能通过货币实现。特别是对于当代的青年研究生而言，对于提升内在修养和能力的需要才是指导我们生活学习的宗旨，而外在价值和符号（货币等）不应该也不可能僭越此番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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