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读书报告2（更新至6.24）

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亲密关系有什么特性？经过家庭与家庭服务的系列课程以后，我们拥有了对亲密关系相对全面的认识，并且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儒家主张亲疏有别。相应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内外有别。《礼记》中讲到：“门内之治，仁掩义；门外之治，义断仁。”也就是，对亲人侧重感情，对社会侧重理性。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亲密关系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矛盾性。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清官可能在处理社会事务上刚正不阿，有理有据，但在有关亲密关系的家庭事务上却抓耳挠腮，举步维艰，寸步难行。亲密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呢？我们又该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呢？结合课程上的学习内容和最近阅读的几本书，我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一下。
首先，我想从权力的角度开始讲起。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下，拥有不同的权力结构，亲密关系自然也会呈现不同的特色。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在母系社会中，女子在分工中承担着更重要的生育角色，妇女在氏族公社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普遍受到重视。母系社会里，看是不是一家人，就看是不是同一个母亲，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家庭的财产也以母系传承，父亲的地位在家庭里比较低。而过渡到初始农业文明社会之后，在国家诞生前夕，父系社会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社会形式在农业文明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婚姻开始由偶婚制向一夫多妻制转变，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不同于母系氏族制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财务由子女继承，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权支配家庭的财产，也有权支配家的成员。自此男性获得了统治地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男性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呢？很明显，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者还需要发展出一套统治关系。这套统治关系可以带来秩序。韦伯指出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君权神授，社会契约都是使自己统治者想要使自己的支配正当性的常见方式。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女性的地位，但是不得不说在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男性统治》这本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得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了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之中的“性别统治”。一些普遍应用的思维模式（例如男女生理构造的差别，以及相对认可男性统治的社会秩序）把在他们的推动下产生的这些特殊差别和特征当做被纳入客观性的自然差别记录下来。我们看不到统治的社会关系(例如以男性为中心的区分原则)如何能够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统治的社会关系是这些思维模式的源头并通过彻底的颠倒因果关系，变现为一个完全独立于力量关系的意义系统的应用之一。在这样一整套统治关系的运作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完美人格的范式让人去追寻。例如夫为妻纲：妻子要以丈夫的要求为准则，强调作为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妻子要在家庭中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丈夫是家庭的绝对权威。当然以我们现在男女平等的角度而言，当时的女性似乎觉得受到了压制。但是我们要明白在当时的社会中都不存在我们现在的男女平等的角度。我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用安分或者安稳来形容当时家庭中亲密关系的状态。亲密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下，亲密关系也呈现不同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意味着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家庭的权力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人们从原来的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脱离出来，失去了乡俗村规的约束。而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建设，对于社会民生建设关注不足，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的亲密关系自然也会有新的特点和难题。
第二个角度就是技术进步的角度。《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作为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讲述了美国社会从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公众话语由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转变为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越来越脱离具体的语境。成人和儿童共同生活在相同的肤浅幼稚的电视统治中。儿童和成年人共享成人的符号世界。成人无法像之前那样向儿童关闭成年人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世界。成年人不能在像之前那样通过垄断知识来建立自己权威。实际上以上内容更适合谈论的是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本文我更想谈论的是夫妻或者说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一个信息非常闭塞的环境，她们能接触到的主要也是夫为妻纲，礼义廉耻等“压迫”她们的思想。我在此处暂且不提这样对女性的负面影响。这样做对于夫妻间亲密关系的巩固和维持无疑是有利的。但是技术进步以后呢？女性可以从各个角度接触到各种信息，她知道的不仅仅是村里的家长里短，知晓了“新的幸福生活的标准”。一些女性不再满足于一日三藏，粗茶淡饭，而是毅然决然的迈向“新生活”。改革开放带来了多元的经济模式，直销也是其中一种。拿直销这种特殊现象来讲。本来部分人士在从做直销之前，可能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收入虽然不高，但日子可能还挺幸福。因为他们可能只会和过去对比，日子只要过的比过去好就很开心；或者只会和邻居比，过得只要不比邻居差也会很开心。一旦接触到直销后，普遍的现象就是开会，开会的内容可能有以下几项：所谓成功人士分享、请专家来讲成功学、最后也会有一些专业知识或者健康知识讲座。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会场激情澎湃，会后心绪难平。她们不在满足于一日三餐，家长里短，她们觉得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更好，她们有了之前从没敢考虑过的梦想（可能更像幻想）。但是很少考虑这条路是否真的可以？自己真的具备这样的优势条件吗？如果真的可以过得所谓的成功，为什么偏偏是直销这条道？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失范状态，会场的激情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现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发达可以持续加强这种狂热状态，营造短暂幸福的假象，更多的往往是对现状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苦恼，呈现出一种不安分的状态。这对于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持而言无疑是具有巨大冲击的，这意味着之前的社会规范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技术不断进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浮躁时代，用来控制个人欲望的社会规范失效，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无尽的潜能，却不肯脚踏实地的审视自己。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下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呈现各自的特点。每一个时代的亲密关系都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信息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欲望都被不断的激发和引诱。在这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我们又如何获得自己内心的宁静进而维持一个夫妻间良好的亲密关系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加强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把我们优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进入我们的灵魂，这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另一方面也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挖掘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天然优势。第二点就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法律这条底线，红线来警醒人们，引导人们。




王彬彬（04.10—05.10）
【书单】
《自反现代化》
《风险社会》
《我的凉山兄弟》
《不正常的人》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繁琐和可笑的古典证据体系，司法真理的运转不仅成为问题，而且引人发笑。针对这种法律证据的体系，证明的算术体系，人们提出了我们称之为内心确信的原则；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原则运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它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印象，即它允许判刑而不允许证据。内心确定原则提出来并且制度化的时候，有其十分确切的历史意义。第一，即人们再也不能在没有达到完全肯定的时候判刑。也就是说在证明和刑罚之间不再有比例关系。第二，这个原则的意义是：只有法律规定和确定资格的证据才能有效。第三，通过内心确定原则，我们从繁琐算术和可笑的古典证据体系，过渡到对于设想为一般的主体来说是真实性的普遍体制，体面的体制，匿名的体制。
福柯试图研究在现实中既合乎规定又丧失资格的话语生产出来的权力效应。分析那个利用这些话语并试图使他们运转的权力技术（司法制度和医学制度）。福柯试图做的就是标定和分析那个利用这些话语并试图使它们运转的权力技术，而不是企图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或“制度主义”分析。
第一步，福柯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处于我们的司法实践、刑法实践核心的于布王话语中发生了什么？即精神病学—刑罚的于布王式理论。对于这些刑罚的精神病学话语并不是要创立一个舞台；恰恰相反，而是要在同一个舞台上叠加上一些元素。因此，这是强制的综合，它保证了权力的转移和效力无限的转移。首先，精神病学允许在法律规定的犯罪上叠加的不是犯罪的一系列东西，而是一系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被判刑的不是所涉及谋杀案的实际同谋：而是无法融入社会，喜爱混乱，做出一些事情直至走向犯罪的人。从精神病学鉴定出发，法官判决所针对的恰恰是这些不合规范的举止。权力机制的作用点，即法定的惩罚，过渡到另一对象领域。使惩罚权力向犯法之外的东西上的扩展合法化。本质是它允许把司法权力的惩罚行为重新置入考虑周详的对个人进行改造的技术的总体汇编中。以上是精神病学的第一个功能，给犯罪叠加上犯罪性。精神病学鉴定的第二个功能—给犯罪的责任人叠加上这样一个人物—犯罪人。鉴定人试图建立的正是这些不够下限的长长的一系列含糊不清之物的王朝，人们读到的即是欲望的不合法又是主体的缺陷，这个不是用来回答责任的问题，正相反用来不回答这个问题的。最终通过这些话语，人们好像对一切都有责任，又都没有责任。功能既给罪行的制造者（不管是否有责任）叠加上将成为一种特殊技术的对象的犯罪主体。
在中世纪结束时，麻疯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在社会群落的边缘，在各个城市的人，展现着一片片废墟旷野。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地方就属于“非人”世界。从14世纪到17世纪，它们将用一种奇异的魔法召唤出一种新的疾病，另一种狰狞的鬼脸，等待着社会清洗和排斥的习俗卷土霍来。
麻疯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麻疯病退隐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与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疯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疯病存留惩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麻疯病消失了，麻疯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似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和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期待着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什么样的拯救。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实际，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
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愚人船和疯子会突然成为人们脑海中熟悉的画面。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安的象征。首先是故事或者道德预言大量涌现此类作品。此类作品也在学术作品的心脏。死亡主体本来独领风骚，但是后来被疯癫主体取代。这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
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半司法机构，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决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总之总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问、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
就其功能或目标而言，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它与王权有直接联系。正是王权将它完全置于市政权力之下。这种结构专属于法国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与其各种绝对专制主义组织形式相吻合，因此很快便扩展到全国。教会被置身事外，但是并没有放弃，政府与教会既竞争又勾结。禁闭成为各种滥用权力的因素的大杂烩
在人们赋予禁闭以医疗意义以前，或者说，至少在人们以为它具有这种意义以前，之所以需要禁闭，不是出于治疗病人的考虑，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
回顾禁闭的最初时期。让我们回顾“禁闭”的最初时期。国王敕令导致总医院的创立。从一开始，该机构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
在严厉的教会与宽容的最商法院之间的无声较量中， 总医院的创立当然是最商法院的一个胜利，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纯粹消极的排斥手段第一次被禁闭手段所取代；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有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国家承拉了负担，但他们以付出个人门由为代价。在他们和社会之间建立起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
在全欧洲，至少在最初，禁团都有相同的意义。它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这场危机导致了工资锐减﹑失业、通货紧缺。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很可能是西班牙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养院或总医院都被用于收容失业者、懒汉和流民。每当危机发生，贫民数量激增时，这些禁闭所都至少暂时地重新具有最初的经济意义。
然而，在这些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获得另外一种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其功能不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且还包括给被禁团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这种周期性功能是很明显的:在就业充分和工资高涨时期，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期，它收容了游手好闲者，发挥了防范骚扰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
当巴黎总医院创立时，其意图肖先是制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古典时期以一种含混的态度来使用禁闭，使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它被用于吸收失业，至少消除共最明征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在成本可能变得太高时，它被用丁控制成本。也就是说，它对赀动力市场和生产成本交替发生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禁闭所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待的双重作用如果它们吸收了失业者，这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贫困，以避免造成恶劣的社会或政治后果的骚动。但是当失业者被赶进强制劳动车间时，邻近地区或类似地区的失业，就会激增。至于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只能是虚假的，因为按照禁团本身的费巾来计算，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制选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如果按照使用价值的考虑，紧闭所的创立似乎是一种失败。但是今天看来是某种生产与成本的拙劣的辩让关系，在当时则具有其现实意义，即包括着基种劳动伦理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经济机制的困境变得无足轻重，反而有利于肯定某种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游手好闲是最恶劣的行为﹑因为它像在伊甸园里那样等待着自然的施舍，强求某种仁慈，而人类自亚当以来已无权提出这种要求：在堕落之前。傲慢是人类犯下的罪孽。自随落之后，游手好闲是人类傲慢的最极端表现。
这样，禁闭所的芳动便获得了道德意义：因为懒散已成为一种最坏的反叛方式，所以必须强制游手好闲者，工作用一种无休止的、不带来任何利益或者利润的劳动来打发时间。
正是在某种芳动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在古典世界里，劳动和游手好闲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这种划分取代了对麻疯病的排斥。不论是在地理分布图上还是在道德领域中，贫民收容院取代了麻疯病院。旧的社会排斥习俗复活了，但转到生产和商业领域里。正是任这些必然产生和蔑视游手好闲的地方，在从劳动法则中提取出道德升华的社会所发明的空间，疯癫将要出现；而且很快便会扩开，将这些地方吞并。总有一天，它会凭借某种非常古老﹑非常模糊的继承权，占有这些不书生产的游手好闲领域。19世纪的人将会同意，甚至会坚决主张，把一百五：年前人们力图用以关押贫民，流浪汉和失业者的地转让给疯人，而仪仅转让给他们。
在取缔游手好闲时将疯人也包容在内，这—点并作无足轻重。从一开始，疯人就与贫民并列（不论贫民是否应置于这种境地），与游手好闲者并列（不论游于好闲是门愿的还是被迫的）。同那些人一样，疯人也要服从强制劳动的规章。而实际上，在这种统一的强制中，他们一再地表现出他们的独特之处。在工作间里，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生活的节奏。18世纪，人们发现必须为精神不健全者提供—种特殊制度。
实际上，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远非如此，是一种道德观念维系和推动着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当英国商业部发表关于贫民问题的报告，提出“使之变成对社会有用之人”的措施，报告清楚地指出，贫困的根源既不是商品匮乏也不足失业，而是“纪律松懈和道德败坏”，法国1657年的敕令也充满了道德谴责和惊恐不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意义。它将成为禁欲苦行，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凡是能够和愿意工作的囚徒都将获释，其原凶与其说是他已再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不如说是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伟大道德公约上签了字。
禁团是17 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它从一开始便获得一种重要意义，从而使它与中世纪的囚禁毫无关联。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社会防范措施，它是一项发明。然而，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
有一种情感诞生了，它划出一道界限，安放下一块基石。它选择了唯一的方案：放逐。在古典社会的现实空问里保留了一个中立区，一个中止了现实城市生活的空门地。在这里，秩序不再会随便地遇到混乱，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人中间取得进展。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缺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出王国中强行拖出。它曾凭借想像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但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从总医院创立,德国和英闻的第一批教养院开设,直至18世纪末,这个理性的时代实行着禁闭政策。被禁闭的人包括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坡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出思想者。而通过这些相似的形象,这些奇特的同谋犯,这个时代勾画出自己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
而“疯子”在禁闭世界中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的地位不仅仅是囚徒。在一般的对待非理性的感受中，对待疯癫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特殊情感描绘出这个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的特征。它首先涉及到丑闻。在最一般的情况下,禁闭是出于避免丑闻的愿望,至少可以以此为理由。出此也表明了罪恶意识的某种重要变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允许各种无理智自出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的义愤能使罪恶具有儆成和赎罪的力量。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完全可以抵销产生罪恶的黑喑。在做出消灭罪恶的结论之前,必须使罪恶受到公开的供认和展示。这样才能完成罪恶的全部历程。
相反,禁闭显示了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良心。非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反而使其无限繁衍,只有遗忘才能制止它们。
然而，在这种掩盖之中有一个例外，即对疯人例外，皂无疑问,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



王彬彬（3月—四月）
【书单】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超越左与右》《菊与刀》《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

一份作息表，一个公开处刑，惩罚的不是一种人，但是各自定义了一种惩罚方式。
将肉体作为主要惩罚对象的行为消失了，公开处刑使角色调换，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公开处刑的消失。现在人的身体被视为一个工具或媒介。如果监禁他，劳役他那是为了剥夺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力和财产。
在过去两百年问，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这是法律史学家所谙熟的现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问里、人们笼统地视之为—种数量现象：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实际上，这些变化伴随的是惩罚运作对象的置换。那么，惩罚强度是否减轻了呢？结果或许如此。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惩罚对象发生了变化。如果最严厉的惩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它到底施加在什么上了呢？
首先是对象改变了。这并不是说人们开始突然惩罚另外的罪行了。毫无疑问，犯罪的定义、罪行的等级、赦免的限度、实际所容忍的和法律所许可的界限，所有这些在过去两百年问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另一方面，“犯罪”这个刑罚实践的对象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里说的是犯罪的性质以及某种意义上可惩罚因素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上的定义。诚然，判决所确定的“犯罪”或“犯法”都是法典所规定的司法对象，但是判决也针对人的情欲、本能、变态、疾病、失控、环境或遗传的后果。侵犯行为受到惩罚，但侵略性格也同时受到惩罚。强奸行为受到惩罚，性心理变态也同时受到惩罚。受到审判和惩罚的正是这些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幽灵。它们还因为19世纪以来在医学和司法之间流行的种种现念而受到审判（当代专家所谓的“变态”、“失控”等等)，这些观念名义上是解释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成为给每个人下定义的工其。在整个刑事程序中，从预审、判决到刑罚的最终后果，有一个被各种对象渗透了的领域。这些对象不仅复制了而且分裂了司法规定的对象。精神病学，尤其是犯罪人类学以及犯罪学的重复话语，在此发挥了它们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庄重地把犯罪纳人科学知识的对象领域，它们就给合法惩罚机制提供了一种正当控制权力：不仅控制犯罪，而且控制个人，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现在的、将来的、可能的状况。被法律体系所控制的犯法者的灵魂，这一附加因素在表面上只是解释性和限定性的，而实际上却具有扩张性。因此，他们开始做判决之外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在司法审判中悄悄地掺进了其他的评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司法判决的规则。这些对罪犯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种事实渗透进法律机制所要求的事实中。后一种事实被前一种事实所纠缠，结果把罪行认定变成了一种奇特的科学—司法复合体。
今天的审判者，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员都不仅仅是在判案了，而且不是在独自审判。整个审判过程充斥着一系列辅助权威。（围绕主要审判衍生出大量的小型法律体系和变相的法官：精神病和心理分析专家，监狱人员和教育人员）。他认为现代刑事司法的怪异之处在于，虽然采纳了许多非司法因素，却不是为了从司法角度限定他们，逐渐把他们整合进实际的惩罚权利，是为了使法官不再是纯粹和唯一的惩罚者。
这样，在这种惩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人们可以发现惩罚作用点的置换，而且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置换出现了一个新的对象领域，一个新的事实真理体系以及一大批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角色。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我们应该分析“具体的惩罚制度”，把它们当做社会现象来研究，但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司法结构来考虑，也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基本道德选择来考虑。我们应该把它们置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在这种领域中对犯罪的惩罚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应该围示，惩罚措施不仅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火的“消极”机制，它们还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而它们的任务正是提供和维持这种效果，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合法惩罚是为了惩罚犯罪，但人们也可以说，对犯罪的界定和追究也是为了维持惩罚机制及其功能)。
总之，福柯将试着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读解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这样，通过把刑罚的宽松当做——种权力技术来分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人类、灵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渐复制出作为刑罚干预对象的犯罪，一种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够造就出一种作为具有某种“科学”地位的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接受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应该置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中来考察：尽管它们并不使用粗琴的、血腥的惩罚，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
因此、为了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权力徵观物理学，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
这就需要我们把惩罚技术—它们或者是用公开酷刑和公开处决：的仪式来捕捉肉体，或者是以人们的灵魂为对象——置于政治肉体的历史中。这还需要我们在考虑刑罚实践时，与其把它们看作是法律理论的后果，不如把它们看作是政治解剖学的一章。
灵魂是肉体的监狱。这种惩罚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历史就将成为现代“灵魂”的一个系谱或一个因素。人们不应把这种灵魂视为某种意识形态残余的死灰复燃，而应视之为与某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相关的存在。灵魂不是幻觉，但确实存在着，它有某种现实性，出于一种权力的运作。它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
这种权力是施加在被惩罚者身上的、更广义地说，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和矫止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视的人：这就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凶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闱绕着这种“现实—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一般而言的惩罚以及具体的监狱属于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监狱暴动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所有这些暴动围绕着肉体和物质状况展开。实际它们是肉体层面上反抗，反抗的就是监狱这种实体，在于它本身作为权力工具和载体的物质性。福柯要撰写的就是这种监狱的历史，包括它在封闭的建筑物中所汇集的各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



读书报告（更新至三月初）
【书单】
《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失控的世界》《民族-国家与暴力》《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在虎胆龙威2电影里，开头的时候就有几个恐怖分子在里面秘密从事破坏活动，与之相对的则是乘客和安保人员在机场有条不紊的做自己的事。主角是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一个美国警察，来机场接妻子时，意外发现来犯罪分子的诡计，并与之斗智斗勇。一名歹徒被主角制伏致死，尸体抬出来的时候，被群众围观，还有众多媒体拍照，但是群众没有出现大的恐慌，后来又发生了各种险情，例如飞机航班集体延误，飞机爆炸等紧急情况，在我看来能危及机场所有人生命，群众应该慌不择路的时候，群众依旧没有大的慌乱。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群众也感觉到危机的时候，却没有屏幕面前的我们慌乱？为什么机场的乘客不慌？是因为群众相信飞机驾驶员的技术，相信机场计算机的精密计算，相信机场安保的强大吗？他们为什么相信，是因为了解吗？因为按照我们的第一感觉而言，我相信你好像是因为我了解你，对你有信心。还是因为不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么信任又从何而来呢？但是电影里给我们呈现的场面就是虽然对情况不是很了解，或者直觉上已经感受到了危险，但是依旧选择了信任，相信机场的专家系统，相信机场能有能力解决好此事。
吉登斯认为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实际这里的信任也有一个差别，就是对于个体的信任和对于抽象体系的信任，按照吉登斯的说法，这两个信任的来源是截然不同的。对个人的信任与当面承诺相关，在其中（一定道德活动范围以内）可以找出衡量他人之诚实程度的指标。而对于抽象体系的信任则与之不同。抽象体系又叫脱域机制，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有两种脱域机制类型需要区分，它们都内在的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分别是象征系统和专家系统。机场的安保人员，运营维护人员等就属于抽象系统中的专家系统。
我想探讨的并不是机场警卫队对于布鲁斯•威利斯这个中年警察的信任是怎么产生的，这颇有西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我想以群众们对机场的专家系统的信任为切入点，谈一下非专业人员对抽象系统的信任问题。
为什么需要对抽象体系的信任？
吉登斯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一般非专业人士对于专家系统的信赖，不仅关系到如何从各种彼此孤立的事件的既定普遍性中获得安全感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在专业知识不仅提供如何算计得失的方法而且实际上创造出（或者，再生产出）事件的普遍性的情况下，作为一般非专业人士不断反思地运用这些专业知识的结果，如何算计利害得失的问题。生活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全球化这张大网中的一个小格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一个杠杆来撬动地球；反而言之，每一个人都身处全球风暴的中心，金融危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我们，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焦虑，有时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身处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没个人就像一个机器的齿轮，我们必须每天保持运转才能维持社会这个大机器的稳定与产出，如果我们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何谈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安全感。在前现代背景下，个人可以忽略牧师、圣人或巫师的布道，而按照自己日常活动的惯例过日子。是在现代性的许多方面业已全球化了的情势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所以我们需要对于抽象体系的信任，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一经建立，就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便利，能带来社会各界所需要的稳定、秩序、效率和发展。因为信任机场的安保人员，所以在电影中的群众没有在一开始出现情况就四散而逃，给了安保人员处理恐怖分子的机会和时间。因为信任机场的运营系统，所以出现了大面积的航班的航班延误时（实际飞机已经全部被恐怖分子间接控制），群众依旧可以耐心的等待。这都是出于对抽象系统的信任。
对于抽象系统的信任从何而来？或者说如何维系对于抽象系统的信任？
第一，教育在信任和抽象体系发生关联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对孩子教授科学的过程中,传授给孩子们的东西不只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技术知识的尊重。在最现代的教育体系中,传授科学的教育总是始于“第一原理”,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科学领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她或他才有可能知道那些足以引起怀疑的问题，也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中所有被宣布为知识的东西也有出错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
第二，交汇口是非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之间的连接点。它们既是抽象体系的薄弱环节，又是信任得以维系或建立的交叉点。我们应该会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某位病人在医院做完一个外科手后回家总感觉身体不适，后去医院复查之后发现身体里面遗留了一个一次性手套。这次手术的过程就是交汇口，主刀大夫就是抽象体系的代理人，这次失败的手术无疑严重打击了公众对于抽象系统的信任。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交汇口使信任得以维系和建立呢？首先，非专业个人与处在交汇口的专家或其代理人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十分重要。在火车站看到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武警岗哨会让人对附近的安保感到放心；在飞机上看到空姐训练有素的随和和沉着稳健的笑容也可以消除乘客的疑虑。所以必须对身处交汇口的专家及其代理人严格要求，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规范。其次就是严格分开“前台”与“后台”的工作。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为什么所做的大量工作都要对外人隐而不露？一方面原因是因为这些专业的工作需要专门的环境来做，而且过程涉及的一些专业知识大部分群众也不甚了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专家之所以是专家是因为他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为常人之不可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医院做一个看似简单的手术，医院都需要你签一个免责通知书，这也证明即使医生精通医理，身经百战，仍然不可避免受到一些偶然因素影响而发生失误。所以进行前台与后台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有一些信息必须进行隐瞒。假如病人对发生在病房里和手术台上的种种错误知根知底的话，恐怕就不会对医护人员如此深信不疑了。专家们经常假设，如果非专业人员察觉不到一些偶然的影响影响因素怎样经常的出没于专家的工作之中，他们就会感觉更有保证，这点在电影里面也有体现。电影里面机场警卫队的机动部队被消灭的消息如果传播开来，恐怕已经不会给主角足够的时间来拯救机场了。。
小结
对体系的信任具有非当面承诺的形式，非专业人士对在其中维系信赖存在的知识之运作几乎是无知的。当面承诺：指的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关系。非当面承诺：是指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吉登斯把它们归为一类，统称为抽象体系)中的信赖的发展。归结而言，电影里群众的处事不惊呈现的就是对于抽象体系的信任。吉登斯所说的对抽象体系的信任，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是时——空延伸的条件，也是现代制度（而非传统世界）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在现代性条件下，就本体性安全而言，这种嵌入抽象体系的常规是关键性的。我们可以在电影里发现，这种对于抽象体系的信任的作用的多么强大，他可以使个人在已经危机四伏的环境里不骄不躁，按部就班，让专家系统可以集中精力来解决危机事件，从来从侧面也保障了大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