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惠读书报告（更新至9.5）

读书报告（一）
《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这本书主要分成了两大部分，一个是以学术为业，一个是以政治为业。二者并不是分开论述的，第一部分有个“学术与政治”的小标题成为了本书的书名。这也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分，现实中文艺界、学术界都曾有过与政治立场相挂钩的例子。也因为他们在学术中、在文艺工作中公开谈论政治，阻碍了其在原本专业的发展。人是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的，但如韦伯所说党派政治不属于课堂。如果谈论民主应当谈论其不同形态，运行方式，以及不同生活条件下的结果，还应当与非民主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因为课堂上，老师如果作为政治演讲者，他面对的是一个听众被责令沉默的地方。文艺工作者也是这样的处境，他们是公众人物，有自己的追随者，当他扮演文艺工作者的角色时谈及政治就会具有煽动性，这种煽动比公众场合下的政治演讲多了更多的盲目性。
首先韦伯的这两方面探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套用文中舍勒对这个时代的描写“一方面是’官方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许多思想家认为这是信仰的颓败反而不是最严重的的问题，而是思想本身也失去了自信，它无法有力说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正因为这个时代充斥各种思想的碰撞，撕裂感、矛盾随处可见，因而韦伯特别强调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即要严肃，理性，诚实的面对这些价值。
在论及学术这一“业”时，从整体性的范畴来诠释学术的理想模型，（1）科学作为一项“职业”，它“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2）科学工作的性质是纯粹的、独立的和理性的。（3）作为方法论，它是以形式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去追求专业化的知识。
在谈到政治这一“业”时，涉及了政治及其初衷，近代国家的支配权类型和政治的伦理问题，如何才能合理的行使权力等问题，无不体现了韦伯的政治关怀。政治，是一个团体围绕着权力进行斗争，争取权力的分配的努力。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抗衡与一国之内不同政党或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是国家对人支配关系的保证。行使支配权的纯粹类型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极端的个人崇拜近代国家的支配类型是法制的支配，合乎法规的，对违法—惩罚机制的遵守，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受到天职召唤”的职业政治家，即以政治为业的坚定的具有鲜明色彩的价值立场的领袖。职业政治家的政治初衷的构建跟信念伦理是有一定联系的， 遵循责任伦理并不是无视信念，而是目的—手段的结合。这也正是职业政治家与权力政治家的不同。职业政治家具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1）不脱离实际的激情，献身于一项“事业”的激情；（2）具有作为这项职业的行动指南的责任心；（3）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使自身保持内心的冷静。并且追求真实的权力，在不顾他人反对而行使自己意志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而不是权力政治家的为权力而权力，缺乏责任心与客观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而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混乱时，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并为之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够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如何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如何做好这两种“业”，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启迪。但是仍需深挖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思想，感受韦伯的深意。

读书报告（二）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 甘阳译
在对韦伯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韦伯美国化”的现象，即谁掌握了对韦伯的解释权，谁就有望获得学术研究的权威地位。后来德国学术界逐渐群起纠正这一现象，开始把韦伯及其文艺意识放到韦伯本身的时代来考察。而了解韦伯应当对其做整体性的研究，社会学以前的韦伯也尤为重要，因为他的著作在主题上有着相当高的一致性。《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作为他第一阶段的作品，与其后来的一些作品在主题上都聚焦于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困境。这是由于韦伯当时所生活的德国，在一战前后的欧洲都是一个后期的发展国家，这迫使韦伯不得不思考当时社会的社会处境并找出问题根源。
本书随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题，但全书内容分为了四个部分，这是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因其代表性而被选做了标题。其余三部分分别是“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趋势”与“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无一例外的是，每一部分都谈及了当时的经济制度与发展状况，这对我们从经济方面理解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韦伯认为古典国家的衰落不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这些外部因发生之前，古典国家就已经有了没落的趋势。在韦伯之前对于衰落原因已有诸多探讨，其一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其二是“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还有人认为“大地产毁了意大利”，当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解释也有。韦伯对这些观点的正当性进行了辩驳，之后分析古典社会结构的特质，他认为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古典文明发展的轮回。韦伯首先以城邦文明为基础，分别论述了古典文明时期存在于本地间和国际间的交换经济及其局限性。之后，韦伯谈到经济的进步应当建立自扩大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当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首先要求市场的扩展，但当时的奴隶制并不允许这一进步的发生。古代西方，是非自由劳动占上风，经济的进步依靠的是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因此奴隶就是庄园主的资本积累来源。韦伯之后对奴隶制展开了讨论，从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早期时代大庄园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韦伯论述了庄园经营的两种类型，和当时奴隶人口的处境。关于奴隶处境韦伯从个人财产占有、家庭、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对奴隶自身是否能够再生产提出了疑问。并以罗马帝国衰落的转折点——条顿堡之战为例，指出战争停止造成的奴隶市场源头被切断，而导致庄园经营愈发困难的结果。之后衍生出一系列相应的结果，但都不是长久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导致了古典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
关于“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趋势”的部分，韦伯也是一如常态的从土地、地主/雇主、奴隶/劳工等地产经济因素展开分析，论述了地产经济中的劳工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之后两部分不做赘述，虽然内含的经济逻辑读的过程中未能做到十分掌握，但其整体的分析框架和逻辑很有启发。
总的来说，韦伯这一阶段的著作虽然性质上更加偏向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社会学内容鲜有提及，但是研究过程所运用到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即在因果分析中一定要厘清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如果把事件的果错当做因来分析，会与事件的真实面目产生很大的偏离，就更不可能得到正确科学的结论与分析。

读书报告（三）
《组织社会学十讲》
“市场”和“组织”之间形式的相互转变是以两种形式下企业经营的成本为标准，而具体是何种方向的转化则由交易成本中的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的两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多少决定。关于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并没有确切的定义，笔者将其理解为协调组织间关系的成本和激励组织内部的成本。也就是说某项业务的交易成本有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组成，二者可以实现转化。
交易成本中的协调成本主要指的是签约费用、谈判费用等，此时费用高低的决定权更多的在他方手中，企业自身则更易于处在被动的位置。因为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双方处于合作状态，往往这种情况下，需要达成双方的共识，此时的成本不会是企业经营的最低成本。这就像商品买卖中，商品价格往往是均衡价格，而不会是商品可以实现的最低价格，因为交易达成的价格要体现双方利益。激励成本则是组织必须花费的成本，激励成本使得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和组织目标一致。这是组织为实现共同目的所必须花费的成本，只不过成本大小是不定的。
其实在大多数的经济业务中，企业仍保持组织之间的交易形式，很多企业一般都只经营一项业务，同时兼顾多种业务会给自身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因此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模式会更加的便利。但当企业生产包含多种要素时，协调多个组织所要花费的成本必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思想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中，双方的行为同价格加以协调。人们只要在例行选择的原则下追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市场运行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即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组织间的关系其实就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通过价格加以协调，人们只要在理性原则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便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市场关系完全排除了社会的关系。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只要实现个人利益便可完成市场或生产活动的行动者。但在市场模式下，两个组织之间的合同会产生信息的不对称性。阿罗提出这种不对称性会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前和签订之后，此处为论述组织间的问题，签订之后的不对称性之后再做论述。在合同签订之前，这种不对称性会引起合作一方利用自己所知道的有利信息做出实现自身利益的投机行为。组织内部的隐形合同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对组织的行为产生了约束。除此之外，组织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设计来避免，组织设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监督，二是激励。组织这一形式可提高规模效率；也可以提高范围经济的效率。
因此有时候将交易关系从组织外部转为组织内部，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降低经营的成本。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谈到，这种转变将市场中的竞争关系变为了组织内部的相互协作，这种内部的协作在企业生产中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台塑集团的老总王永庆在经营过程中提出“鱼骨理论”（在企业内部，任何大小事务的成本，要对其构成要素不断进行分解，把所有影响成本的因素全找出来，达到像鱼骨骼那样具体、分明、详细。然后，对每根鱼刺进行“瘦身”，力求做到最简），在这一理论的支撑下，他尽可能减少企业经营不必要的成本浪费，而缩减成本使用的主要经济手段就是将“市场”转变为“组织”。

读书报告（四）
国家角色概念（过去国家活动限于扩大君主财富和权力，现在用于操纵整个社会工程）发生变化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社会公共工程的一个大悖论是，它显得与现代性的经验格格不入。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在流动，要停止其流动就好比要管理旋风一样。解决这一悖论的最好方法是假设那些社会设计者有“流线型”意识，不是让社会停止变迁，而是对社会生活有良好的设计，把进步中的摩擦降低到最少，但困难在于国家社会工程本身就具有独裁性。
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为某种政治倾向所独有:我们将会看到,左翼和右翼都有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上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广欲望，现代国家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反)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
极端现代主义的前提：统治者进行其巨大的乌托邦社会计划，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极端，当其被统治精英所掌握，公民权力和民主被忽视，为达到目标滥用国家权力，乌托邦就走向了错误。
极端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是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强烈的（甚至说是僵化的）信念，是对科学技术全盘应用于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尽管我们逐渐对技术进步的限制和成本有了清醒的认知，但忽略了现代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普及程度。
极端现代主义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它用科学知识的权威讨论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排斥其他不同的看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真正决裂。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虽然任何致力于进步的意识形态都会特别关注未来，但极端现代主义将此发展到极致。过去是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现在则是开创更好未来的计划平台。这种活动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对未来、对直接服务于目标的计算以及对所幻想的人类福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但是这些计划不得不经常被调整或被放弃，这说明计划肯后的假设是如何的雄心勃勃。建立可行的乌托邦，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操作，这种观念的出现主要是20世纪的现象。20世纪工业战争需要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总动员。甚至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自由社会，在战争动员背景下都直接统治了社会。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迫使自由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计划的试验，以减轻经济困难并保持公众的合法性。
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具有着以下特点。几何学与标准化，直线、直角和国际建筑标准的施行都是走向简单化的关键步骤。功能分割的原理被全面应用，功能的分割可以使规划者清楚地考虑效率的问题；由规划、规划者和国家进行的统治，功能分割被纳入到等级制中，商业中心发出命令，不是提出建议，更不是商量；作为乌托邦项目的城市，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满足不是自由和自主的愉快，而是在逻辑.上契合理性计划的愉快:“这里必须有权威,家长式的权威，关心子女的父亲的权威…
几何学的整齐外表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有效系统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对应关系。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也就是纯粹的视觉秩序即意味着功能秩序。大多复杂系统都不可能展示出表面的规律，它们的秩序要从深层去探讨。“城市中公共平安是由存在于人们自身的各种自愿的控制和标准所构成的复杂和无意识网络所保持的，并且也是由人们自身加以强化的。”作为有机体的城市是有生命的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不断出现惊奇。其内部的联系是如此复杂和难于理解，规划随时可能会将其有生命的组织切除，从而损害或杀死了关键的社会过程。城市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样性——这是其价值和吸引力的来源一是许多人和长期历史实践的无计划产物。城市是给人住的，不是为了满足国家的某些单一性指标，或者建筑家的美学理念而存在的。
列宁在《怎么办》革命事业依赖于全民的参战和自发抗议。但是单纯依赖下面的群众行动也有过于分散和稀疏的问题。作为先锋队的党“将群众中自然的破坏力量与革命组织精心准备的破坏力量结合在一起"。党对群众（最好表达了没有秩序、数量众多的含义）具有凝聚作用，群众只有被鼓动的身份，作为先锋队的党是革命的机器，科学知识为革命提供唯一正确的回答。
《农业问题》的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充满了持续的对小农的轻蔑和对巨大的、高度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形式的庆祝。对于列宁来说，问题不仅仅是规模的美学问题，而且也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低技术水平的家庭农业与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区别就像农村手工织工的织机与大型纺织工厂的机械织机之间的区别一样。第一类生产方式是注定要灭亡的。作为先锋队的党并不可以命令或禁止群众罢工，任何驾驭罢工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和在道德_上不允许的。反对这种观点下的工具主义。两种倾向(命令或禁止群众罢工)都同样来自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观念，他们将群众罢工只作为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知识或良心，随意被“决定”和“禁止”的技术性的斗争工具。卢森堡将罢工和政治斗争看作是一个辩证和历史的过程。经济和劳动力结构会影响，但不能决定现实的选择。卢森堡认为，作为先锋队的党的作用是有限的，群众罢工是革命中无产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实现社会主义不存在实现开好的药方。

读书报告（五）
《流动的现代性》部分章节
前言部分，关于“流体”和“固体”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探讨，让我觉得自己翻开了一本物理书。读完这些内容，整个人云里雾里的，没能抓住关键要点。当开始过渡到对现代社会的“流动性”这一特征时，仿佛拨云见日，恍然大悟。现代是流体，传统是固体，现代性的运动形式就是依靠其等同流体的特质来溶解/瓦解传统。这也是《共产党宣言》中“瓦解传统”这一名词的由来，在托克维尔的旧秩序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这一类似观点。作者关于强者和弱者的讨论很有意思，那些具有短暂性特征的东西深受强者的喜爱，而失败者却在苦苦追求所有权可以再多持续一点。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很明显的一点，商品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引起了强者和弱者在这一方面的不同趋向。
以《奥德赛》改编的故事来说自由和解放，故事中的水手在被从猪的形态中解救出来后反而大发雷霆的片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因为作为猪的水手可以放肆地在泥中翻滚、可以胡吃海喝、随时入睡，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这难道不是惰性吗？可是这真的和自由没有关系吗？戏剧表演中常常用到“解放天性”这个词，解放之后人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应当说是自由的，不被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最真实的表达自己，这时候的人应当可以说是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那以猪的形态生活的水手，也可以说是自由状态下的水手，只不过外表有所不同，因为他不是自己，反而在真正地做自己。这和霍布斯的观点有些一致，霍布斯认为人从强制性的社会性约束中解放出来，就会成为野兽。涂尔干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解放是从什么当中将人解放出来，不是从规范中解放，反而是规范帮助人从前社会或者反社会的内部压力中解放出来，社会约束是解放的力量。因此除了服从社会和它的规范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进行解放。可见作为猪的水手所实现的自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野蛮的状态。
在流动的现代性下，由于不负责任的权力流动策略，社会责任的被强加给了个人。个体不会成为个人的Karisma，而是迅速个体化。社会责任的承担由传统社会的集体组织直接转移到个人身上，个人生命中的全部问题都被转移成只与自身相关的“私己的”问题。“疾病是个人的，治疗也是如此；困厄是私人的，解决困厄的方法也是私人的”。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人同社会以及他人之间的联系与纽带发生断裂、交往沟通的渠道被阻塞。在这样一种充满风险、毫无保障、无法由自己把握的生活中，一方面人们退缩到自己的狭小空间中，将他人视为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来源；而另一方面却通过狂热消费的方式来寻求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个体化不等同于“个体自由”，也与“成为个体”有着很大区别。由个人承担责任的个体化是被动地加诸于个体身上的，这种“私人化”处境是不容分辩且无从抵抗的。现代性的这种转变是不会考虑个人是否已经充分准备好面对转变后带来的后果。因而，个体化是被抛弃后的孤独处境，是一种被社会和系统强加的处境，恰恰意味着个体的不自主。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系统制造的矛盾错综复杂和充满着不确定性，仅持有有限资源的个体注定是失败的、无力的、悲惨的。
与哈贝马斯的私域被公域侵略、私人生活的殖民化观点不同，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域正被以前划归为不适于公开表达的私人问题占领之倾向看来正在形成”。缺少公民的参与，不仅仅导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隔绝，私人问题无法转换为公共问题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社会与政治越是显得无力、显得与个人无涉，个体就越是不关注和不信赖公共领域；而个体越是淡漠、越是退出和不参与公共事务，社会和政治就更是自说自话，就更是弃绝了重新联合的希望。在此意义上，个体的兴起就是公民的没落，亦即托克维尔所说的“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
一个有多种目的但没有统一目标的社会会使空间失去其价值和永恒的吸引力。即时性不仅导致安全感的缺失，还导致即时欲望满足的观念，从而推动消费社会的出现。个人为了寻求安全而对他人采取排斥/同化策略，而不稳定社区形成的平行宇宙只会加剧流动性的现代化。个体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公民身份的瓦解和侵蚀，是对“城邦”的抵抗。被嵌入到城市生活中已经个体化了的公民不再为了追求普遍的善和普遍的生活原则而寻找共同途径，而是被迫放置在社会的网络之中。批判理论的任务也从“把私人从‘公域’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保护“公域”使其不再进一步的消失。也就是说现代化使得“公域”入侵“私域”的现象发生了改变，现在的情况是个体在“公域”中各自划分领地形成自己的领域。之前思考着，一些人在批判政府和国家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和制度时，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也在这里找到了困惑我很久的问题的答案——所有对权力的批判都有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读书报告（六）
在我看来，马尔库塞的这本书更像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关于爱欲理论的一个转述，虽然文中也出现了康德、马克思等学者等人的理论，但弗洛伊德所占篇幅尤为突出。由于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原文和引用，弗洛伊德的名字一直穿插在整本书当中。如果想要很好的理解这本书，可以先回顾一下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相关内容，会更好理解。我自己对这本书主题的理解是，文明是通过对人本能的爱欲的压抑来实现的。我们最开始接触弗洛伊德，是从他的人格理论学习的，即自我、本我、超我，分别遵循着不同的原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三种人格的形成是通过对本能不同程度的压抑来实现的，尽管说他们可以共处在同一个体之中，但其作为构成完整人格的部分并不占有同等份额。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是包括了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前者很好理解。人类经历了从无机生存到有机生存的变化，这一过程是通过环境的变化实现的，从而延长了生存的时间和质量，死亡本能是指人回到无机生命的倾向，弗洛伊德认为人所有的本能都有一种倒退的惯性，他称之为涅槃原则。死亡本能的破坏性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解除张力，即环境带来的压抑。向死亡退却也就是在无意识的逃离痛苦和缺乏，它表现了反痛苦、反压抑的永恒斗争。从这一层面上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超我即受道德原则约束的人格部分其实在逐渐的占据主导地位，以此实现了文明的诞生与进步，也可以将文明的本质等同于压抑。
作者引用了许多西方的一些神话人物，利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物特点和故事传说，进行一些比较学术性的讨论，在阅读的时候可以百度一下这些人物的故事背景，可能会更好理解相关内容。比如厄尔普斯和那喀索斯分别典型地代表了爱欲中的爱人与自爱两个概念，但其实两者都不代表正常的爱欲，前者是拒绝生育性欲的，二人的行为的代表一种新的现实，随之有了一些相关的讨论。
作者还对父权的形成以及更替与爱欲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我个人认为比较有意思，这个讨论用来解释一些与性别有关的现象似乎有些道理，但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事情，我这里就不加以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在阅读国外文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就决定了他代表的是西方视角，除了人类一些共通之处和各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的一些特性外，那些具有属人属地特色的东西，我们在阅读时都应该在其前面加上一个“西方的”限定词。这本书里的文明，不能说全部，部分文明时西方所特有的，作者提倡解放爱欲，消除对人本性的压抑，是否应该这样，如果需要这样做，到何种程度都是需要深刻思考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