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者舞会 《单身者舞会》有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是本书的主要内容，里面有大量的数据、图表、访谈录、照片等等，是社会学中典型的田野研究。第二部分“生育策略体系中的婚姻策略”和第三部分“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领域的象征意义”则是理论的描述，里面有写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习性”、“场域”等等。布迪厄也讲到这三篇是汇集在一起的文章，重新整理后关于同一问题，且理论分量依次加强。
人们是与一个家族结婚的，结婚的首要功能是确保家系的延续，且不损害家产的完整性，家产与家世的延续是不可分离的。继承人是最早出生的男孩，而不是第一个出生地，只有当家里没有男孩或者男孩离家是，父母才会失望的指定女孩作为继承人。至于家产，婚姻的逻辑受到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即维护家产的支配，所以出于种种考虑，婚姻倾向于在经济上门当户对的两个家庭之间来建立。事实上，经济要求以一种特殊的严格性强加于长子，因为长子必须在结婚的时候获得一份陪嫁财产，以便能支付幼子和幼女的陪嫁财产，而不必动用家产的份额，不减少地产。因此,在每一代,继承人面临家产分割的威胁，他必须不择手段地消除这种威胁，或是娶一个陪嫁财产丰厚的幼女，或是通过抵押土地来获得现金，或是取得宽限期。长子的结婚不能“过于高攀”，以免有一天在归还陪嫁财产的时候，失去对家庭的权威，也不能“过于低就”以免因与社会地位低下者的婚姻而失去名誉，以及没有能力为幼子和幼女配备陪嫁财产。结婚更多的是家庭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婚姻是按照由传统严格规定的模式完成的，只需援引婚姻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就足以解释这一点。
在这样的情形中，幼子通常是人口众多的家庭和贫穷的家庭是单身者，长子的单身是比较罕见的。在婚姻问题上试图违背父母意志的孩子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离家，如果是长子还有可能被剥夺继承权。幼子的单身仅仅实现了制度的逻辑，直至它的极端结果，因此,幼子的单身能被视为个体对集体利益的合乎情理的牺牲。不过在今天，某些人的单身威胁到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且对结果做总结可以得出：居住在市镇的男性和女性单身的可能性比乡村少的多，且男性的比例更悬殊。
但上述婚姻交换制度出现了动摇，主要原因为：第一：陪嫁财产是其基石的制度因陪嫁财产而动摇。事实上，由于因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作为一部分家产的陪嫁财产和作为赠与给予结婚者的陪嫁财产之间的等价不再能得到保证。第二：真正的的价值崩溃：前辈的权威衰败了，还有今天的社会受多个价值体系的支配，出来纯属的农村的价值，还有来自城市社会的、被女性采纳的价值等。第三，基于这个事实，以前相对自闭的这个社会完全变得向外开放。
虽然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种真正的重构。但是支配婚姻交换的逻辑——低攀高就的婚姻和高就低的婚姻之间的对立——基本原则仍然没有变化，这是因为这个原则紧密地联系于文化制度的基本价值。
在经过变迁发展，外婚姻比例增加了，婚姻圈的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感受到女性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更大了且高于男性，与之对应女性婚姻的选择更多了，更有机会找到一个农村社会之外的伴侣。
婚姻交换制度的这种调整可能联系于围绕市镇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整个社会调整，而市镇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本身是倾向于把城市功能的垄断权给予市镇的一种分化过程的结果。乡村农民在竞争中便处于了不利的地位。
作者在第一部分中大量的用了图表、数据、访谈、照片，这部分内容对于作者的观点来说更加形象具体了。
《 菊与刀》 菊，代表着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贵美丽的象征；刀，代表着日本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日本的菊和中国的菊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相似的。 菊与梅、兰、竹，自古就是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四君子”。菊盛开在百花凋零后的9月，它的象征意义是顽强的生命力，高风亮节，古人尤爱以菊名志，以此比拟自己的高洁情操，坚贞不屈。日本民族文化是极其矛盾的，是具有相反的双重性的，说他们性情温和却又不屈服、好武力，说他们忠实厚道却又心存叛逆，说他们顽固保守却又渴慕西方文化敢于冒险。也很难说这里没有中华文明的影子，毕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曾大范围辐射东亚以及东南亚，但是，日本也是海洋国家，有着类似于西方传统的冒险挑战精神，骨子里带有天然的侵略性，这也是他们所崇尚的所赞誉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是“刀”。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日本这种文化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与战争
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结束世界上这种族，因此日本应该扶持拖后腿的小兄弟——中国。这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永远也不可以也不能原谅日本对中国做过的一切。
关于精神与物质：日本的洗脑做的很到位，日本士兵自小就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极度忠诚，能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精神高于一切，精神可以永恒，也不得不说他们的教育从某一方面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日本处在世界的中心，所以，必须发挥扬好日本精神，日本也极其重视形象，这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不能丢大日本帝国的脸。
而且，日本人认为天皇就是一切，是国民的象征，这种信仰超越宗教。日本战败，天皇没有什么责任，天皇是无辜的，这都是内阁和军部领导的错。这也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和对天皇以外任何人无情的批判。
日本人认为关于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所以日本平时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去看医生，对待伤病员也是，不会优先转移伤病员，情况紧急，干脆杀掉。日本人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就算走投无路，也不会投降，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或者同归于尽。“以投降为耻”，这一信条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为什么剧中会有那么多的日本人切腹自尽，也许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他们的顽固保守吧。
那么日本投降呢？因为《菊与刀》这本书多是美国与日本的对比，是作者受委托从事日本研究，弄清日本民族的底细，研究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所以投降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利用日本政府，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我们只负责提供指导意见。美国人也担心日本人会抵抗、不合作。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接受这种政策就意味着能够抹去在战败中收到的屈辱，还可以促使他们改革国策，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主要还是在日本文化下形成的国民性格。他们固然保守顽固，可是他们也是善变的。他们曾经试图以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能够随时地改变。日本人没有固守失败的习惯，如果政策失败了，他们肯定会予以抛弃。日本的战败只是一种政策的战败，所以要再去制定其他的政策，这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我们应把战败当作一种动力......日本国民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地看世界......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充满信心”。也只有这种具有相反的极其矛盾的双重性的深受日本文化熏陶的日本人才能做出如此解释，才能继续为自己寻找借口。他们曾经尝试过的政策失败了，那现在他们就要开始另一种政策就是和平的政策，从而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
《生命直观》 生命与死亡
生命和死亡太大了，大到不知道怎么描述，也不敢描述，这个话题伴随着悲伤与欣喜，尤其是死亡，好像是很忌讳的。生命和死亡又太小了，有时候，也不过是一瞬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没了。
齐美尔说，形式的奥秘就在于：形式即界线，形式就是事物本身，同时又是事物的终结，是事物的存在于不复存在在其中合而为一的范围。或许生命就是一种形式，死亡也是一种形式，生命与死亡就是事物的本身，也是事物的终结，是事物的存在与不复存在，在其中合而为一的范围。
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这样一些行将死亡之人，但假如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所提供的，在该片刻功夫起到某种作用的规定，那么这一瞬间也就会大不相同了。所以总是会把死亡和生命联系起来，有时候也确确实实是这样，死亡带来了新生，不管是人还是动植物亦或是其他生物，有些时候，母体死亡，新生儿有了生命。
死亡并非在死亡的时刻才限定，才塑造我们的生命，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对所有内容进行润色加工的因素：死亡给生命整体带来的局限性，首先影响着生命的每一个内容和瞬间；假如内容和瞬间能够超越这些内在界限，那么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质量和形式，也就会是另一另外一番景象了。我们通常避讳死亡很大一部分就是它是不确定性的，我们或喜或忧的，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的有滋有味，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许就有一个晴天霹雳，可能是自己的偶像，可能是奋斗在一线和我们从没有实际接触的警察，也可能是自己的爱宠，我们好像很不能接受这些现实，可是又不得不学着接受。因为我们不能超过这些内在界限，甚至无法理解。
齐美尔在书中也提到，我有一个朋友对于这种状况大致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要是确切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的话，这种生命就更美好了！这样，你就可以适应环境，有目的地安排生活，用不着留下任何半途而废的事情，也不会去做任何无法完成的工作，还会使你能真正利用时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多数人来说，生命也许正处于不堪忍受的重压下。是呀，如果我们真的能知道自己活多久，想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部分人会活得好很多吧，会更有目标，更有目的的去安排每一天，能够真正的利用时间，不太重要的事情放过，去做更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短暂的生命更有价值。也许会有一些人活的更糟了，既然只有这些时间，我的生命也就这样了，一眼就望到头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如就这样迎接死亡，反正是长眠于地下了。事实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生命才有一点点惊喜或者惊吓，我们也感受着生命带来的魅力，感受着死亡带来的惊吓。
死亡对于生命怎样在形式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及死亡怎样概同它有把握的事情，又同它无把握的东西一道，两者水乳交融地寓于生命之中。我并不能很理解，也不很知道死亡对于生命怎样在形式上起着决定作用，两者又如何水乳交融地寓于生命之中。可是我知道，生命与死亡是无法分离的，是不能割裂的，有生命就有死亡，有死亡也就有生命。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死亡又是生命的创造者。有机体在其世界内部的适当位置就是：它们只有通过对于生命的某种——广义上的——适应，才能在每一瞬间保持自己。这种适应一失灵就意味着死亡。不管是这个教的生命轮回，还是那个教的死了去天堂下地狱，可能是新生或者轮回？至少现在，死亡就是死亡，不知道死亡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受，但会有爱着的人难过伤心悲痛，也会有恨着的人开心惊喜欢呼。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慢慢感受生命与死亡。
命运
命运的特殊性：客观事件的一个纯粹按因果关系进行的阶段同某个从内部决定的生命主管阶段紧密结合，同时，由于客观事件的那个阶段如今不少促进，就是歪曲这种生命的倾向和厄运，由于它从该生命看来获得了一种意义，一种同主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多少是在外部，并且按照自身的因果关系发生的事件仿佛也是着眼于同我们生命的关系似的。生命意识在这里也许能够决定性地促进或妨碍补进一种来自外界的事件。
内部生命之流的流向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应当是什么，而不应当是什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触及到我们的众多事件中进行一种选择。现在只不过是在这些事件中，哪一种能够适应它的自振，对于我们来说哪一种在起着命运的作用的问题。正如我们只能认识与自己原有的或后来获得的精神准则相适应的东西，因此才能通过这些准则成型，与此同时我们的认识还必须同自己的精神一致。只有这样那种能为我们极其独特的生命目的所接受并能加工成命运的东西，才能变成我们的命运。
所经历的不是纯粹的事件，也不是偶然的事件，某些纯粹的感性知觉可能摆脱这种感觉的纯粹事件，也可能只是因为这种生命通过某种亲合性选出了那样一些能够获得某种意识的事件，所以命运才决定着个人的生命。而这些命运的整体，即每个人的“命运”，则是由该命运的本质决定的。所以是命运悲剧也好，命运喜剧也罢，客观性的单纯大事会变成个体生命针对性的意识或者把它作为这样一种意识揭露出来，而我们经验的命运却达不到这种程度。
《时尚的哲学》 《时尚的哲学》这本书中包含了将近20篇小文章，作者以自己的独特的角度去分析各种问题现象，像饮食交际时尚等等，没有刻意强调什么，没有为自己去限定一个学科的规则，他的出发点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存在中的问题。作者感觉到的存在中的问题有感觉、交际、饮食、宗教、时尚、货币、人、文化等等，确确实实是身边发生存在的事情，这些都是可以感觉到的。
在《感觉社会学》，主要对视觉、听觉和嗅觉进行描写。在视觉中，人们总是习惯于首先从一个人的外表，而非行动，来建立对他的初步印象，这个一般是眼睛看到的什么是什么，外表有时候会很重要，美的事物就会让人赏心悦目，但是也不必过分追求，整体协调，舒适也会有个好印象。在听觉中，因为耳朵仅仅吸收信息，它就被迫吸收其邻近范围内的一切声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环境干扰，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强调这不是我们本身的意思，也会一不小心听到某些秘密，听到某些好坏消息，也会热衷于某些八卦，不去屏蔽这些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没用的消息，有的时候却会有意识的过滤一些信息，选择性屏蔽对我们有用的消息。在嗅觉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单纯是个伦理问题，还是个气味问题，作者在文中提到，黑人身上有种体味，所以黑人被高级社交圈接纳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有色眼镜去看某些人某些事，尽管可能不太合适不太道德，还是避免不了这种行为，只尽可能的让自己更善良更友好。总的说来，随着文化的发展，感官对远距离事物的感受力越来越弱，对自身周围的感受力却越来越强；我们变得不仅短视，而且感觉迟钝，然而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却非常敏感。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有时候难以辨别。我们好像关心所有的事情，觉得所有的事情离我们都特别近，有时候却也任何事情漠不关心，觉得他们离我们太遥远，有生之年怎么会碰到呢。
在《饮食社会学》中，作者说，因此在印度，与低级种姓的人一起吃饭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韦伯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中也提到过，那个时候的进食就不单纯是生理意义上的，它们有一整套关于饮食的规则，有自己的秩序原则。还有一点是盘子圆的形状强调了这一点，圆形的线条是最排他的，把其他内容毫不含糊地集中在自身内部——而为所有人共用的碗可能是有角的，或者是椭圆形的，也就是说，它不像盘子那样带着嫉妒意味得拒人于千里之外。没想过有这样的说法，感觉圆的包容性是很强的呀，反而是那种有角的会扎人一点，就不太容易“共用”。
《道德教育》 涂尔干在导言中提出任何降低教育有效性的东西，任何打破各种关系的模式的东西，都将从根本上威胁到公共道德。结合当时法国的背景，所以他决定让他们的儿童在国立学校里接受一种纯粹世俗的道德教育。因为儿童的道德形成过程是处于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在小学，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打好道德的基础，这种基础就不好打好了。所以，必须要关注学校，道德教育在学校中得到理解并付出实践。
第一部分是讲道德的要素，首要要素便是纪律精神。它有规定作用，也有约束作用，可以强化对习惯的偏好，也可以带来各种限制。纪律是有用的，纪律是合理的。次要要素是对社会群体的依恋。涂尔干也指出，道德行为必须服从于社会。如果人要成为一种有道德的存在，他就必须献身于某种不同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必须感到与社会一致。进而提出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儿童与其周围的社会重新合为一体。第三要素是自主或自决。因为我们获得了 事物的更完备的知识，所以我们自己塑造了这种自主性，公共良知要求所有真正的、完整的道德存在都具备这种自主性。
第二部分是讲怎样培育儿童的道德诸要素。儿童年龄小，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不全面的，所以说，要使他们有正确的认知是必要的，在他以外，还有各种道德力给他确立了各种限度，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力，也必须服从这些力；使他习惯于自控和节制，他不应该毫无收敛地任着自己的性子。如此，儿童应该自觉遵守某些东西，尊重纪律，感受到规范被赋予的道德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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