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第一讲 汉代
1.汉代政府组织
秦代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的延续。
皇权&相权：皇权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领袖，二者划分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中央&地方政府组织：中央三公九卿制度——丞相（行政）、太尉（军事）、御史大夫（监察）；地方郡县制和刺史制度。地方向中央上交计簿，中央派刺史查地方。
选举制度：察举制——举贤良、举孝廉。汉代开始，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出现，士人政府。
2.汉代经济制度
赋税制度：文景之治，轻徭薄赋。
土地制度：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可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的限田政策、王莽改革将土地收为国有无民众支持，失败。
汉武帝盐铁政策：类似于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盐铁的经营权收为国有，国进民退。
3.汉代兵役制度
全国皆兵，中央卫兵，边境戍卒，当地服兵役、力役、人口稅、只出卖劳动力的奴隶、义勇队（志愿军）。
4.汉代得失检讨
经济方面：土地兼并问题严重。
军队制度：全国皆兵，数量多，训练简略，调动不便。
皇权与相权存在矛盾，更多时候取决于君主是否贤明。
察举制存在营私舞弊，世代经学，形成书籍资本，士族门第出现（送东阳马生序 ）。
第二讲唐代
1.唐代政府组织
相权：采取委员制，分至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有六部），中书省发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太宗即位之前，曾做尚书令，自此无人敢坐此位。“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斜封墨敕”，制度存在漏洞，后者则属于人事上的不遵守。
三省六部制：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唐六典》——行政法规之巨典。
地方政府：州县制度，行政效率相较汉代低下。官员上下级层级固化，下级不易升迁到上级，影响行政效率。
监察制度：观察使&节度使，节度使逐渐演变成为地方行政长官最高一级，形成军人割据，唐朝崩溃于此制度。（安史之乱）
2.唐代考试制度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评定标准依靠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从众从贤。
唐代科举制度内在意义和精神生命是开放政权。也造成官位设置多，政治臃肿，同时压抑工商资本，是知识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
3.唐代经济制度
租庸调制和账籍制度，账籍制度是租庸调制的基础，账籍类似于一种人口册；租指缴纳田租，庸指义务劳役，调指特产供输。
两税制，春夏两季度收税，改收货币。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同时农民需将米谷换成货币从而纳税，商人可从中牟利。
4.唐代兵役制度
府兵制度，寓农于兵，兵农合一，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唐代养兵不费钱米。府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区别于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失败原因在于人事上逐步颓废，太平年代士兵沦作苦工，地位堕落，同时死亡士兵不得补偿，故而逐渐崩溃。
唐朝过于富强，忽略民族界限，使用外国人为兵将，形成军阀割据，府兵成为藩镇（安史之乱）。
5.唐代制度综述
就中国史论，汉唐之后就再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有声有色和值得我们尊崇、欣赏的朝代或时期了。
第三讲宋代
1.宋代政府组织
宋代中央政府，宋相较于其他大一统朝代是最贫最弱一环，政治制度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宋之于唐，如东汉之于西汉，有事儿无政。
相权分割，门下尚书两省移出宫外。中书省变成政事堂，单独取旨，再加掌管军事的枢密院统称为两府。财政掌握在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唐朝时宰相独立掌握财政大权，一分成三。用人方面，设置考课院，宰相用人之权旁落。
君权之侵揽，宋太祖黄袍加身做皇帝不那么名正言顺，皇帝出于自卑感和私心（小兵不放心大臣），将相权分散。宋代最高政令最后决定权在于皇帝。
谏官与政府之矛盾，谏官最初是专来劝谏皇帝的，属于宰相的下属。到宋代谏官独立，不再由宰相任命，而由皇帝亲任。演变成了掣肘宰相（政府）的反对机关。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路、府（州）、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各方兵权削弱，功勋武官安排在中央居住。地方实行的是文官政治，所谓的知州、知府最初都是中央官派去地方的临时差遣。严格意义上说，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宋代中央集权，把财力兵力都集中到中央，地方贫弱。中央一失败，地方便土崩瓦解。
2.宋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区别有二，一是唐代应考的许多是门第子弟，其由家教熏染，懂得一些政治掌故，到宋朝门第消失，应考多为农家子弟，初入仕途，对政治不免生疏。唐代会将平时诗文成绩纳入评价，宋代糊名制度，相对公平，却也有选不到真才的情况。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不能培养人才。
3.宋代赋税制度
大体沿唐代的两税制度，外加差役法，更加重百姓负担。地方自治组织在隋唐时期被破坏了，差役法使地方没有兴旺的家庭，谁家富有便择肥而噬。
4.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兵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罪犯当劳役，刺字当兵，从中挑选精壮的编为禁军，不符合禁军标准的便留在地方当厢军。这些兵更多的是当杂役，并不指望作战打仗。
国防弱点在于宋朝并未统一全国，北方有大敌辽国。宋朝建都开封，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一渡黄河便可长驱直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原因在于大运河的汴渠已坏，粮食只能运到开封，宋代开国承袭五代十国混乱残破局面，没有力量再将粮食运到洛阳去，因此定都开封，实属无奈。
再次宋代提倡文治，以文官节制武将——节度使。保甲制与募兵制，结果也不敢和辽国打仗，兵越养越多，需要节制的文官也越来越多，冗兵加冗吏，宋朝更加贫弱。
关于国防资源，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骑兵所需的良马平原地区难以养出，铁矿也在东北之外，王安石变法将马匹分散到农家散养，成为羸弱之马。
澶渊之盟在不得已的形势下逼成，主要国防线只是区区拒马河，种些榆树、杨树做阻挡。
第四讲明代
1.明代政府组织
明代中央政府，废除了宰相，中国传统政治专制是从明代开始，由皇帝独裁。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此历史阶段西方进步，而中国退步。文官设有六部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即九卿，刑部尚书+通政司+大理院合称为三法司，即司法机关。有卿而无公，成了多头政府，不再相互掣肘；武官设有大都督代兵打仗，征调兵粮则是兵部职权。因此所有大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同时设有给事中，官阶不高，类似于专家智囊团，有封驳全，可进行科参，在一定程度上节制君权。
明代内阁制度，是皇帝的秘书处，秘书为内阁大学士（刚开始类似于皇帝的顾问）。内阁大学士本身官位不高，但是通常由六部尚书兼职。明朝皇帝朝务繁重，明太祖和明成祖可亲裁庶务，后来皇帝压力太大，只有偷懒，内阁权利便重了起来。奏章先由内阁看过，进行票拟（提出意见）再送呈皇帝批红。后来皇帝也不去内阁，太监成为联系内阁和皇帝的人，导致宦官弄权。太监领袖称为司礼监，政制最坏时，司礼监是真宰相更是真皇帝。内阁大学士想要真做点事，须勾结太监（例如张居正和冯保）。而张居正身为内阁大学士，并不是政府最高领袖，六部官员无需听命于他，因此他干涉皇帝权力，以相体自居，就变成了权臣弄权，因此死后遭清算。
明代地方政府，沿袭元代行省制度。所谓行省制度，即为行中书省——行动的中书省，相当于中央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宰相的派出所。行省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军事控制，将全国各省划得支离破碎，任何区域都难以反抗，此乃行省制度之内涵。明朝将行省长官改为布政史（藩司），同时在地方设置按察使管司法（臬司），都指挥使管军事。官位等级设置多，层层下压，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只有县官才是亲民官。地方遇到大事会设置总督和巡抚，类似于钦差（例如胡宗宪抗倭），明朝是临时的，到清代变成永久的。
明清两代之胥吏制度，根源也是在元代。元代政府长官是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是中国字，依赖于书记和文案。明清两代沿袭下来，而明朝限制胥吏科考，中国社会是流品社会，胥吏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浊流，一旦沉入，再也无法翻身，爬不起来。因此胥吏自成一股势力，暗流涌动，影响政治。
2.明代考试制度
进士及第与翰林院，自唐宋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多，因此考试分为府县考（秀才）、乡试（举人）、会试（进士及第）。翰林便是进士及第之后在中央读了几年书。明代风尚比较看重翰林和进士，科举场也有了流品，秀才举人只能做小官。此制度有好处，翰林院培养出来的进士可获得许多政治知识，是培植人才之策。
八股文是明代考试制度最坏的一件事，愚民并且限制了人才。
3.明代赋税制度
黄册和鱼鳞册，黄册相当于户口本，鱼鳞册是管理土地的。
一条鞭法，将民间差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
4.明代兵制
卫所制度，类似于唐代的府兵制度，平时卫所自给自养，国家不需其赋税。大明王朝历经三百余年，太平过久，将战斗生活忘了。
第五讲 清代
1.制度与法术
政治制度可分为制度和法术。所谓制度，指执政而言，大抵是出之于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所谓法术，是指一些事情和手段，多数出之于私，因此没有恰好的节限。明代在制度上已经有一些事情和私心。清代大体延续明代的制度并且加上许多满洲部族政权的私心。
2.清代部族政权
所谓部族政权，即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有元和清朝两代，元代的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洲人代替读书人管理国家。清朝表面上仍然是士人政权，通过一种法术将满洲部族凌驾于读书人之上，属于部族专制。
3.清代部族下政权下的政府（多数为私心的法术或制度）
清代军机处设于内阁之外，也属于皇帝的御用秘书。
明发上喻和寄信上喻，寄信属于秘密政治（秘旨），全国中外的长官，都直接与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不知道。
清代六部尚书大体沿袭明朝设置。但清代的六部职权小，尚书侍郎都设置满汉两个，并且侍郎也可以向皇上单独奏事，因此尚书职权较小，权力集中在皇上手中。至此失去中国传统政治最宝贵之处——公开。同时清朝在明堂设置卧碑，限制民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
清代的大小官员都由皇帝引见，皇帝拿这项制度显示皇权。
清代地方政府总督、巡抚成为常驻地方官，并且这些所谓的封疆大吏多用满族人。遇重要军事，中央还会另派参赞大臣等，类似于钦差。清代不允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力。
清代的各禁区设置：一是因为满族人自己心虚，将东三省划为禁区，给自己留下退路，不允许中国人出关；二是台湾划为禁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还有人不断造反，为管理方便，不允许大陆人私渡；三是当今的察哈尔和绥远地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特意将蒙古人和汉人分开；四是新疆地区，因此地区物产丰饶，尚未开发，要留做满族人生存的备选地区，不许中国人前往。这些禁区的设置导致传统整体的中国有了特殊区域，导致这些地区荒落以及后边分裂等系列问题。
4.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的目的在于开放政权，选拔人才。而清朝让考试成为牢笼志士之术，开科举也只是为了让汉人尝到一点甜头。
5.清代的统制政策
满族人先打下蒙古再到中国，对蒙古和西藏实行怀柔政策，将蒙古视为满族之亲族；朝鲜忠于明朝，因此满洲人很歧视朝鲜人。清朝同时信奉孔子和喇嘛也是出于私心，怕统制中国力量不够，拉上蒙古。设置理藩院，类似于现在的外交部。
对待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既压迫又讨好。兴文字狱、改变税制（摊丁入亩）等。
6.民众的反抗运动
川楚教匪，下层民众反抗，力量强大，病根一直都在。
太平天国运动，没有知识和文化，不懂政治，注定失败。自太平天国以来满清政权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中，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变多，军队有了湘军和淮军，逼出了满清政府的变法。
7.变法与革命
主张变法是康有为。康只知道皇帝支持立宪，但是不知道满清皇帝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不可能主动走向民主，支持立宪。因而失败。
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处于对政治和社会的深刻观察，先革命再变法。
读周黎安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2011年上半年GDP为204459亿元，同比增长9.6%；截止到2011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31974.91亿美元。
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着实让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摸不着头脑。从产权理论角度，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降低或减少费用；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保证；从整个社会来说，个人的投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在产权行使成本为0时，充分界定的产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中国是一个税负较重的国家，各种预算外的行政费用名目众多，不能够保证人们能够获得或最大程度获得预期收益或者接近社会利益，因此这种角度不符合中国国情。从国家理论角度，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确在提高，但是总体还达不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每次发达国家领导人来华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敦促中国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显然，知识产权保护角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意识形态理论角度，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从近期曝出的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食品安全丑闻也说明了我们的市场目前还不够规范，无法保证市场的完全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
当人们都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周黎安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在改革开放中，地方政府是破解旧体制弊端、孕育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许多重要的改革都是由地方政府发起推动直接参与的。我们的地方官员拥有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寻求一切可能的投资来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他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推动中够经济的发展。
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系统阐释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内在原因的。过去关于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大部分研究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对外开放、农村改革、经济特区等，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或外部因素。作者试图从政府体制（包括财政体制和行政分权）的内在结构变迁来阐释政府治理结构与经济发展，以及与官员激励的内在联系，系统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1.作者阐释过去四十年经济奇迹的核心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是：行政分权、财政包干和政治锦标赛。行政分权的核心在于行政发包制，行政发包，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治理模式，自古以来我国行政治理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属地化管理和行政逐级发包。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直就具有中央计划和地方计划相结合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简政放权”下放事权；在人事上由原来的“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并授予正式的任命权；财政上实行财政包干制。中央政府将除国防、外交等之外的大部分行政权力逐级发包给下级政府，由基层政府提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享受剩余控制权，省、市、县三级政府，在大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上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以属地化行政发包制为基础，中央把行政责任和权力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再配合实行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确保地方政府有能力完成任务，而地方官员的晋升前途直接掌握在上一级行政领导手中，由于各地方政府在组织结构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上一级行政领导能够设定已明确的衡量标准或增长目标，迫使下一级官员之间形成政治锦标赛，激励他们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中央对地方的激励主要依靠行政发包、地方分权、财政分成、政治锦标赛等手段激励地方政府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的渊源，传承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制，不同地方在于，在传统中国，县级政府即是最基层政府，与地方乡村士绅共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而当代，基层政权已经下放至乡镇和农村，政权统治力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但行政发包制的核心逻辑基本相同。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建构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特别是省、市级政府，存在同构化现象，省、市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与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基本一一对应。这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划分存在明显不同，西方国家基本按照公共服务的外溢范围来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对于全国性的事务基本由中央政府提供，比如贸易保护、环境保护等，地方性事务由地方提供，中央与地方属于分工合作的关系。
2、财政包干制，核心在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与各个省份之间基本采用的是“财政大包干”制度（各个省份之前存在差异，但核心要点相同），中央拿到固定的财政分成，或与地方政府锁死财政收入基数，超出部分与地方政府按比例分享；或直接锁定地方政府每年向中央具体上交的财政金额，比如广东和福建省，地方政府享受财政的剩余所有权。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主要依据税种不同，按不同比例分享，地方政府依然享受地方财政收入的剩余所有权，这主要体现在预算外财政收入，比如俗称的“小金库”等。
分税制主要包括：一、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二、以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三、税收实行分级征管，成立国税局，中央税和共享税有国税局征管。新的分税制改革主要修正了此前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所造成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例的持续下降和地方政府任意减免税赋“藏富于民”现象以及税制过于繁杂等问题，并实现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但是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仅仅改革了中央与省区财力的分配，而对于政府间的财政责任却没有系统调整。在分税制下，增值税的75%上缴中央，25%留给地方，制造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流向中央，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所带来的税收由地方享有。因此，地方政府把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变成了增加税源保证地方财力的摇钱树，土地出让获得的收入和以土地抵押获得的银行贷款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一文指出，很多地区政府财政的基本格局是：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城市扩张主要依托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所以很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本质上就是土地财政。据统计，近10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重不断提升。资料显示，2001年—2003年， 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 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1.6万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8.8%。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计入土地出让金收入，以2009年为例，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实际已突破10万亿元，约占GDP的32%。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 有些甚至占80%以上。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危害巨大：一、影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投资方向，导致粗放型经济和产能过剩。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掌握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投向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走向，由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政府资金必定会向相关建筑、钢铁、化工等行业倾斜，这条产业链基本处于低端，过度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使科教文卫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充足的资金保障，与中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背道而驰。二、大大抵消了中央政府对房价的调控作用，不利于解决民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中央政府从宏观经济层面调控房价增长水平在合理范围之内，由于地方政府视土地财政为摇钱树，必定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消极执行或者抵触相应的国家政策，不利于群众住房问题的解决，给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三、土地财政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新华社近日发表了多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
地方官员从最低的行政职位一步一步提拔，进入一个典型的逐级淘汰的锦标赛结构。进入下一轮的选手必须是上一轮的优胜者，每一轮被淘汰出局的选手自动拾取下一轮参赛资格。中央对每一级别的行政干部的任职都有最高年龄的限制，所以从政者必须在一定年龄升到某个级别，否则就是去再次今生的机会了。中央奉行“党管干部”原则，始终集中掌握着最为关键的人事任命权，在同级官员中开展政治锦标赛的同时，通过空降、平调、异地晋升等干部交流形式，避免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过度膨胀，有力地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就是政治锦标赛，当然，它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成本：一、偏好替代；二、多任务下的激励扭曲；三、晋升博弈下的软预算约束。当然，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转型，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正在进行着一场治理模式理性化的改革。中央日益垂直化管理，地方权力陆续上收或局部上收，并且改革政治锦标赛模式，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干部晋升委托人由单一向多重转变，财政方面，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移，财政支出重点向科教文卫事业倾斜，加强监督和监管。相信，将来中央对地方的激励将会愈来愈理性，转型中的社会力量将会越来越强大，经济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将会日益增强。
3、行政发包制和财政包干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第一，地方政府承担绝大部分事权，而且越到基层，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越多。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基本只是监督者的角色。第二，财权的划分有利于中央政府，越到基层，财政能力越弱。但中央拿走的基本是固定份额或固定比例，地方政府享有财政收入的剩余所有权，对发展地方经济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享有独占支配权，这为后来财政激励奠定了制度基础。综上，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事权是逐步增加的，财权是逐步递减的。正因为此，带来了地方政府后来出现的土地财政、债务失控、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等一系列问题。仅仅依靠这样两个制度基础能带来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吗？答案是显然不能。地方政府的财力下降和事权增加，只能带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品质的急剧下降，这在很多经济转型国家非常容易看到的现象。
4、作者认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制的核心在于地方官员的政治锦标赛。虽然有行政发包制和财政包干制，但如果没有政治锦标赛，依然不会出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奇迹。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作者研究政治锦标赛，主要聚焦于官员个人，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独特利益。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官员的核心利益都是政治升迁，获取更高的政治职位，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政治锦标赛，核心在于让同级别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考核要求，一般主要是地方GDP、财政收入等可量化指标，根据考核结果（完成情况）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地方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极大化（职务上升），一定会调动辖区内全部资源，加上属地管理、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制所带来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带动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
5、地方官员的行为内化于体制之中。从政治锦标赛理论出发，作者用大量实证数据，分析了几个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地方党代会的召开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具体指标为财政支出或基建投资。地方官员的更换一般集中于地方党代会的当年或次年的人代会，党代会或人代会召开后，地方政府新的领导班子产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或基建投资在党代会的当年、之后第一年、第二年增加，到第三年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倒U字型结构。新的地方官员，为了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到任后一定会积极发展经济，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但地方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一般是三年，所以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会逐步加大财政支出，在第三年因激励下降，因而会降低财政支出。
6、又比如，行政区交界区域的经济发展落后问题。两个交界行政区的地方首长，基本处于同一政治锦标赛的起跑线上，互为官场竞争关系，若一方投入资金发展行政区交界区域，因两方紧挨，经济发展一般会带来一定的外溢性，通常在有利于我方的同时，也会有利于对方，但官场竞争的规律是，凡是有利于对方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利于我方，因此地方领导完全没有动力去发展交界地带的经济。从实证数据来看，若两方经济发展程度相差不多，比如强强或弱弱，则更加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若两方为强弱，则有利于经济整合共同发展。这一点用来分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合作特别明显，在京津冀，因存在两强相争（北京、天津），很难形成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而长三角，因上海为直辖市，明显强于周边的江苏和浙江，因而更加有利于区域整合。在珠三角也一样，虽然现在广州和深圳不相上下，亦属于两强相争，但两者均隶属于广东省，可以用省一级政府所掌握的对下级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命权来统筹协调。
7、当然这一套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治理体制完善于文革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体制的弊端慢慢体现出来。比如政治锦标赛中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过度的聚焦于可量化的硬指标，比如地方GDP、财政收入等，而对于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上更加重要的软指标，比如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因考核激励弱化，地方政府明显投入不足。通过这次武汉肺炎疫情，明显可以看出中国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卫生方面的能力不足，这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制存在问题密切相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现有部分领域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央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对部分问题启动局部改革。比如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的中央直管或省管，强化中央的监督职能，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如何看待这些改革呢？只对现有体制的小修小补估计很难系统性的解决现有问题。自上而下的监督体制永远解决不了“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的现实困境。系统性的构建第三方监督力量才是问题解决之道。
一政治事件下各方的私心——读孔飞力《叫魂》
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荒诞事故，在乾隆盛世年间，本是某些地方的流民和乞丐的零星骗局，却被乾隆解读成了要颠覆朝廷的大阴谋，于是发动了全国大清查，造成了一场震惊朝野和民间的大恐慌。霎时间，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却在无数冤案之后不了了之。作者笔力深厚，其中生动而细致地剖析令人感佩。这一事件就像多棱镜，将无论是作为帝国的君主乾隆还是各地的官员以及小老百姓们各自的算盘都反射出来。
弘历——满族政权安全与权威的捍卫者
尽管叫魂事件发生时据清兵入关过去已200年有余，此间清王朝已经深谙帝国治理的方式和逻辑，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繁荣的政权，史称康乾盛世。然后作为异质文化的满族，在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积淀深厚的汉民族，它始终是敏感多疑而又不自信的。它自认为只是靠武力征服了汉族，并没有得到民众内心的认可。从掌权伊始，弘历的曾祖父福临便颁布了削发令，强制要求男子按照满族的生活习惯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这是一件充满了仪式感的事，代表着汉人的臣服，代表着对满族统治的认同。到弘历继承王位，他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威胁——汉化和谋反。
于是，弘历先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字狱，“通过揪住文人们隐射攻击“满人根基”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对他们大开杀戒。”以歌颂满族的种族尊严和维护满族统治的威权。同时，江南文人们的才情以及江南地区的富庶让满族统治者们“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地区而起的。这就正好给了弘历由头去发动运动式治理去整肃整个江南地区，从而收拾掉那些他认为已经腐化堕落的资深官僚，威慑住他认为可能会造反的、威胁社会稳定的老百姓——他们通常是无经济收入和无家可归的乞丐和和尚。在处理叫魂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通过他的御笔朱批所用的字眼便可知，他并不信任和足够欣赏他任命的行省官僚们，对地方官员的的办案力度和速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刻薄训斥。直接导致了地方官员难以应付他的责备和指示，也就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在明知整个事件纯属乌龙之后，乾隆并没有澄清和承认他的判断失误，而是拿下了他想要拿下的官员们以实现他对官僚集团的控制。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政治制度可分为制度和法术。所谓制度，指执政而言，大抵是出之于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所谓法术，是指一些事情和手段，多数出之于私，因此没有恰好的节限。清代大体延续明代的制度并且加上许多满洲部族政权的私心。部族政权，即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有元和清朝两代，元代的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洲人代替读书人管理国家。清朝表面上仍然是士人政权，通过一种法术将满洲部族凌驾于读书人之上，属于部族专制，对待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部族政权是既压迫又讨好的。而弘历在处理叫魂事件的过程中是不是夹杂了许多满洲部族政权的私心呢？作为贤明君主的他又为黎明百姓们切身着想了多少？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官僚——夹缝中求生存的“媳妇”
对皇帝而言，妖术的发生可能颠覆他的政权；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妖术带来的是切实的恐惧感；而对于中间层面的官员而言，他们想做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小心翼翼、胆颤心惊的应付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以免让自己的仕途走到尽头。
在官僚君主制中，君主对官僚是有常规控制的，包括日常工作效率的监督和指导每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计。而弘历对这些常规控制是失望的，因为官员们会“共谋”，互相包庇。所以弘历会有一些特殊的考评制度，包括机要报告、宫中陛见制度以及礼仪仪式上的控制等。
这些看似严格的控制手段并不十分有效。整个叫魂事件的过程中，有学识和见识的官员们的心里是最清楚整个事件实质上是谣言的。皇帝的旨意一道道下来，面对皇帝的专制权力，高层官员们并非完全按指示去做，明里暗里采取一些方式抵制，将政治问题转化成行政问题，使政治事件常规化，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而面对底下报上来的一件又一件的妖术案件，低层官员们严正以待，采取了过度对待的方式去查明已经了然的真相以缓解百姓的恐惧。
民众——底层人民的互相伤害者
回望整个叫魂事件，最令人心寒的在于底层人民相互之间的敌意，他们互相陷害，冤冤相报。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书中的脚注有一段引言：“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件事有着相似性。如果出于底层的小民们都没办法怀揣着善良互相对待，还能指望君主和官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吗？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报告
初次接触米尔斯是在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论中的权利精英理论，他提出在美国社会中，在经济、军事、政治占据高位的财阀、军阀以及政客或多或少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权力精英，他们的决策决定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趋向，左右着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普通大众被剥夺了对公共事业的一切影响力，被迫依附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各种力量。可见米尔斯对当时社会的悲观态度，同时自己也有相似的感触。我们从小到大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实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是按照既定的轨道不断前进的，我们的好像没有很多的自主权，就像之前读的一本书中所说的“生而为人，尽是社会结构中的囚徒。”于是乎在想我们真的要成为笼中困兽了吗？有何可以突破或者说摆脱的方式吗？米尔斯的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给出了一些答案。
米尔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人们看清世事，使人们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敏锐的认识并敏锐的运用他。在米尔斯看来，每个社会学家乃至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应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书中的第二章至第六章，米尔斯以一个“批评家”的姿态对当代社会学研究几种流行的趋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第一种批判的是宏大理论派，米尔斯认为宏大理论家存在于毫无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之中，缺少经验的考察。宏大理论以一种很空洞的形式对与一定历史范畴内的社会结构有关的事情进行预测，把高谈阔论当作是调查研究。米尔斯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宏大理论的代表作《社会系统》是陈词滥调——“百分之五十是晦涩的用词，百分之四十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社会学，另外百分之十是意识形态的运用。”
第二种是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米尔斯认为抽象经验主义存在“方法论抑制问题”——只考虑社会科学邻域中专业化的的进程，注重统计的仪式感，而不考虑内容、问题以及领域。社会科学家成为了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学家。并且指出小范围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结果简单加总，并不能达成对国家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同时，米尔斯还对“经验研究”得出的数据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所做的调查只是碰巧获得了商业价值和基金的支持，所以得到的数据和结论也会迎合“投资者”的需求。
第三种是对社会学形形色色的实用性进行批判，米尔斯认为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已经被异化了，成为了行政机器内的专家，给本该独立的科学研究赋予行政色彩——为当局摇旗呐喊。社会科学家们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它们更多的与社会上层相联系，逐渐失去了学术的独立性，更多考虑的是行政上的实用性。许多学者通常会建议当局使用被人们认为不怎么会引起混乱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但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如果不改变整个制度框架，处于非特权位置的群体和个人很难实现这些目标。在本章的最后，米尔斯意味深长地说到很多学者都是在出卖自己，但是更多地是他们连出卖的高度都达不到——因为他们没东西可出卖。
第四种是对学术中的科层制气质的批判。科层制气质渗透到学术领域属于实用性和抽象经验主义的“进阶版”——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合理化，注重研究的集体性和系统性。故而大学也成为了一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有具体详尽的分工，研究程序固定化，研究的目的是给有权威的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使权威更有力、更具回报。米尔斯指出，科层制往往抑制学者的想象力，使学者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和社会、政治的自主性。年轻学者缺乏人文修养，被局促在单一视角、单一词汇、单一的一套方法之上。值得一提的是，米尔斯在此章中直白而生动地描述了大学学术圈里派系、学派之间的斗争形式与现状——派系内部互相搭便车，派系之间互相斗攻击，排斥独立学者，学者们已然成为了长袖善舞的政客。
在科学哲学这一章中，米尔斯指出以“自然科学”的名义限定我们的研究是胆怯的，一流的社会分析家要避免僵化的程序，不被所谓的方法和理论所控制，解放社会学的想象力，成为一名自觉的思想者。抽象经验主义过于追求过程和细节；而宏大理论又无所依托，更多的经典研究应该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个人理解：类似于默顿的中层理论观）——研究既包含了对所观察日常环境的抽象，抽象的方向是面对社会与历史结构的。米尔斯还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需要我们努力地了解这一行业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学者们要广泛地、批判性地交流各自的努力。
批判了各大流行趋势进行了批判之后，米尔斯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指出了他认可的研究方向。
其一是关注人类的多样性，理解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比较性研究，包括理论的和经验的。在学术层面，不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系科化，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
其二强调对历史的运用，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以及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而很多社会学流派放弃了这一经典传统，或者只将历史作为一个有“仪式感”的历史背景概述，这样的概述通常是毫无意义文字的堆砌与拼凑。在米尔斯看来，历史学可以鼓励人们开拓眼光，把握社会结构中时代的关键事件。强调社会学科本身就是历史学科，我们要理解一个社会，就要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研究其历史根源、机制，尽量根据当代的特征在当代的功能来解释他们。同时强调历史特殊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心理学，因为从历史中去把握，我们才可以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到人的多样性。
最后米尔斯强调理性和自由。米尔斯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理性与自由两种价值处于危险之中，理性组织增多，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普通人变成快乐的机器人，因为大多数人运用理性的机会被扼杀，出现了不理性的合理性，人们盲目地沉迷于这种合理性中，不断地被异化。所以米尔斯指出社会科学的学术职责在于阐释自由和理性的理想，用理性和自由改造社会；社会科学应当是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关注公共论题、私人困扰以及潜在与二者之下的时代性和结构性趋势。社会科学家们在做研究时要保持的独立自主性，不断的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在研究中和生活中充分展示社会学的想象力，使受教于他们的人得已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培养可以自我修养的公众。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之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从而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结构产生影响，实现古典价值。这也是米尔斯给出的突破结构囚笼的答案。
谈及大学具体的文科教育，米尔斯给出了一些方法，比如注重感性，训练读写技巧和争辩技巧（包括自我思考和辩论），从而帮助学生确定他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同时增强洞察力，成为能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自由而理性的个体。不禁想到陈寅恪先生的那句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的文科教育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或许这也只是米尔斯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毕竟在此书中他以一种疯狂的态度向各大主流趋势开炮了。希望我们可以向这个理想靠拢。
自由何处寻？——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最开始决定念社会学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专业会给我们这些不具备很多智慧的凡夫俗子们一些启发，会去思考原本稀疏平常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得到一些科学的解释。这是我认为的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福柯的这本《规训与惩罚》也给我带来了同感——惩罚原来是如此发生作用的，监狱原来是如此发展来的等等。
在本书的开始，福柯用极具文学美的文字描绘了一个犯人被除以五马分尸的场景，令人悚然之；接着放出了一份“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作息表上的要求相比前面的极刑是那样的温和，显得人道极了。关于这种变化按照凡夫俗子的逻辑就会得出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以及对人权的重视的结果，可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吗？
福柯指出，发生了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在书中，公开处决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是一种政治运作，在中世纪，君主即法律，违反法律等同于侵害君主，所以它是展示君主权力的政治仪式，也是国王对他个人受到的冒犯进行报复；其次，公开处刑的目的是以儆效尤，重振权力。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并且让其身临其境，产生恐怖感；同时公开处刑也是最穷苦的人声音表诉的机会，民众之所以聚集在断头台周围，是为了听到一个一一无所有的人咒骂法官、法律、政府和宗教。特权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底层人民的最真实的声音在此刻才能得到表达。而公开处决的消失标志着对肉体控制的放松，既然已然放松，惩罚程度真的减轻了吗？那么人们是否就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呢？福柯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随着现代刑罚的发展和刑法的不断改革，惩罚的方式变得更加温和、更加人道。即使被显示肉体上的控制减弱了，但是对于人们的灵魂，惩罚的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首先惩罚的的首要目标是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惩罚权力更加深入地嵌入社会的本身；其次罪犯由君主的敌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再次惩罚变成了一种“人道”的权力经济学，基于经济理性，要计算刑罚和规定适当的方法；同时惩罚变成了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把一切行为变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社会的非法活动领域；最后惩罚的依据不仅仅来源于罪行本身，还会综合考察被告人的性情、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历史、素质等等。总而言之，惩罚具有了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
惩罚机制内化成了人们的观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间牢笼，牢笼里面是他固守的财富、荣誉、时间和人身的自由，一旦有着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这间牢笼就会外化成刑罚所设置的牢笼，他就会失去内心所固守的一切。因而他活得小心翼翼，并将尊重法律、热爱祖国、支持当局的观念传播给身边的人，惩罚机制的符号在人们的话语中得到了流传，通过使人们权衡利害而产生对惩罚的恐惧，遏制住了犯罪的欲望。由此，权力就自动的在人们身上起作用——听命于习惯、规定、命令和一直凌驾于头上的权威，成为“恭顺的臣民”。
规训更是通过纪律的形式更加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无论是在学校、兵营、医院、工厂甚至于整个社会的任何机构之中，纪律通过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产生了一种世俗化的内容，把无所用处或者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了有秩序的多元体，人们学会了服从、驯顺、正确的履行职责，人际关系也变得令人满意。监狱则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它必须面对每个人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以及对犯人施展一种几乎绝对的权力。
社会变成了一种全景敞视模式的“监狱”。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人们被隔离，被监控行程，被要求登记自己的一切，用秩序来打败瘟疫；现代科层制还建立了完备齐全的档案制度，里面有着一个人所有的历史以及有关这个人家族的历史，由此来评价他是否能胜任某项工作和是否有犯罪的倾向；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如同如来佛的手掌，人们怎么也跳不出它的演算——你在哪里，你需要什么，你的圈子有哪些人...它可以知道它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权力无所不在，处处可见，在过失、错误、犯罪发生之前就不断的控制和施加压力。福柯在文中如是说到“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社会，二是一个监视社会。”
那在这样一个境况下，我们该何处寻找自由，我们又为什么读人文社科——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在权力的强压之下能自己做主的只有内心最深处的那点所剩不多的可以思考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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