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义惠读书报告

社会学的边缘试探
什么是社会学？渠敬东先生在文章中曾经说，他最怕别人给他提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学包罗万象，想要给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难上加难。而这个问题又恰恰扼住了社会学的脖子，是统领整个社会学的本质问题，是致命的。其二在于在学习社会学的过程中，本身的生活方式会受到社会学带给你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但这样就等于间接地承认社会学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的方式。而事实上这种论断是否正确无从得知。
对于社会学的学习同时也是一种探索，在这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会逐渐加深，因此可以说，社会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永远在路上。并且每个人对于社会学是什么的理解也会存在差异，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目及之处的着重点不一样，社会学对于每个人的内涵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这个问题的答案只会存在于那些少数的常年与社会学为伴的内行人的心中，他们可能深切的明白那是什么，但是他们多半说不出来。事实上也有可能是多说无益，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此外，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他想知道的仅仅是关于社会学是什么的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而就算社会学家们明确的为社会学下了一个定义，外行人也只会了解和止步于定义表层的含义，而不去深究，也无法深究。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外行人，那么也就没有知道和了解的必要了。
而我和这两者皆不相同，游离于两者之外，但自然是更加贴近外行人一些。真正接触社会学满打满算接近一年，也勉强可以说是对社会学产生过一定的兴趣。然而理所当然的，如今对于社会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是一片混沌。社会学是什么？渠敬东先生引导我们去探寻社会学最初的模样。想要回到社会学诞生的年代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奠基人的著作中去追寻和探索那个时代。马克思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了，虽身处其中，但以睿智的眼眸，看透社会，看透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摆在世人的眼前，最后扔下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死亡通知书，给了人们共产主义的希望。马克思将批判发挥的淋漓尽致，态度与内容双管齐下，甚至没有给资本主义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其次便是迪尔凯姆，他虽讲求功能取向，却也提出了社会的“失范”。社会的失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失范，而是社会总体性的危机。这个危机表现为人心的乱。人心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少过印证。在封建制度苟延残喘的时代，革命盛行，皇帝成了众矢之的，只有推翻了皇帝，革命才能算是彻底。结果却是，法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迎来了一百年的乱，中国宣统帝溥仪退位诏书颁布后，迎来了将近四十年的乱世。皇帝的确是封建制度最鲜明的标志和象征，但在长期的统治之下，皇帝也成了人们心中的精神支柱和威慑。一旦这个“真龙天子”不复存在，没有了任何威胁，人们内心的欲望就会喷薄而出，人心乱，整个天下就乱了。社会学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种主观的思考方式，是对危机的一种敏锐的嗅觉。马克思和迪尔凯姆在他们的思想和书籍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被我们推崇，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种洞若观火的问题意识，并在身处时代的同时做出了超越时代的猜想和策略。危机往往意味着毁灭和死亡，而他们却在未来的废墟中重新看到了希望，用思想和对正当时代的深刻认识洞察了危机的真谛。
那个时代的危机我们无法亲眼见到，也无法见证社会学最初的奠基人发现社会危机时的风采。但想要知道什么是社会学，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对现代社会的描述。现代一词，对应着过去的时代，听着仿佛是想要与过去割裂，断绝了关系似的。汪民安先生用“现代性”一词来概括了现代社会的特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个人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角之内。人也渐渐地开始着手掌控这个世界，通过契约建立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开始发展，一切在看不见的背景下被完全的商品化。人们在不停的追逐理性，不停地追求自由，最终摆脱了上帝和自然的控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进步之下，现代性引导着人们不断生产和创造新的东西，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而社会瞬息万变，上一秒还是新的，下一秒就什么都不是。人们开始困扰，开始迷茫，到底现代性是什么。于是，反现代性的欲望应运而生。由此看来，现代性在离开上帝和自然的控制之后，他自身也变成了一个矛盾体。人们在这个矛盾体中开始迷茫，无措。
现代性的产生就是为了割裂与过去的联系，开始一个新的与过去不同的时代。启蒙运动后，理性让人们认识到了自我，“祛魅”的过程中人们感觉自己摆脱了上帝的束缚，找回了自我，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资本主义开启工业时代后，人们依据自身的理性，又感受到了摆脱了自然的控制，可以独自去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世界，甚至凌驾在自然之上。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理性，但在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自己。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它功不可没。但人们过于心急的想要否定一切，否定过去，失去对本质的认知，导致启蒙运动最大的成果——理性变得空旷，毫无内容。理性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否定一切，但是可惜的是，它只一味的否定，无法肯定。而这个一切，也包含了自己，最终理性也会把自己否定，丢掉了自己。复杂的社会生活不断对人产生刺激，使得现代生活中的人显得世故、冷漠，充满了算计。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不断的失去自由，变成了经济人、均值人。而现代性的矛盾化又在不断刺激着人们追求个性，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断挣扎着，摸索着。
社会学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其奠基人的遗墨中探索，可以从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中参考。追根究底，我们只是在寻找社会学诞生之初的社会历史条件。凡是事物，其诞生总有一定的原因和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社会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反思社会学产生的条件和前提。相比之下，社会学本身是什么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我的理解而言，比如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百度词条上也有对它的解释。但从秦朝开始直至清朝结束的整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涵盖面之广，涉及程度之深想必不是淡淡几行字就能说的清楚的。而将焦点聚集到该制度产生的条件背景，为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跨越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上，主要就体现为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之后的时代要求与需要。而这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本身的定义相比，显得重要得多。
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简单的了解其产生的历史条件肯定是不够的。但社会学既然存在，就一定会有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并且，它的存在一定是合理的。就像启蒙运动虽然开启了一个不顾后顾之忧的理性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并且我们也身在其中，如何面对这个时代使我们所无法逃避的现实。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无数的我，衡量我的所有的标准都在这个社会里。他者不是他者，他者也是对立统一的我。我无法拿我和我进行比较，我只有通过他人，和他人的方方面面进行比较。而一旦有他人的参与，我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没有他者的存在，我就无法认识我；他者一旦存在，我就不再是我了。在这个均值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掌握着别人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想要着别人掌握的东西。甚至数字化到社会学的研究也要讲求科学化、数据化，将灵活的思维转变成了一串又一串的呆板的数字。冥冥之中好像缺少了些什么，显得不够完整和精致。对于社会学的追寻不能缺少实践，也就是生活。没有烟火气的学问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天上的馅饼，虽是饼，却不能用来充饥。任何一门学问在其诞生之初都是想要用来研究进而解决一些问题的，我想，社会学也不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