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理想言语情景下的沟通理性显示出人们是希望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意味着人们愿意放弃用武力或其他内外的强制力来协调主体间的行动，愿意通过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来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人类的这种理性能力能够得到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合理化并非没有希望。
在当今社会中，网络直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沟通互动平台，使人们能够以更广泛、更直接的方式进行交流。通过网络直播，人们可以通过言语、肢体动作和即时互动来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互动，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共享。网络直播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创造了一个更为平等和开放的交流环境。可以说网络直播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实现真正沟通互动的机会，有助于人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弥补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通过网络直播，人们可以更加平等地参与和分享，实现社会交往的新形式，促进理解和共融。这与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理性和重返生活世界的观点是一致的，为实现社会的全面合理化提供了希望和可能性。
网络直播行为的目的多种多样。除了商业推销，还包括分享知识、传授技能、娱乐观赏等。直播发起者通常努力提供内容丰富和吸引人的节目，以吸引观众的关注和参与。他们可能通过展示自己的才艺或专业知识来吸引观众，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回答问题，分享经验和见解，甚至进行直播活动的互动和竞赛等。通过直播，他们能够直接与观众建立联系，并在虚拟空间中传递信息、情感和观点。
网络直播行为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直播者的能力、内容的质量和观众的反馈。直播者需要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表现和内容，以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参与。观众则可以通过互动评论、点赞、分享等方式与直播者进行互动，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意见。这种双向互动的特点使得网络直播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社交媒体形式。
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强调从微观层面出发，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是有主观动机的。他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目的，同时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将这个观点应用到网络直播行为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目的合理性行为。直播的发起者通常抱有特定的目的，例如推销商品或进行营销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行动者会采取一系列手段，而直播则成为他们与他人互动和沟通的工具。通过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传播力度，他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网络直播也是需要参与者在镜头下展示自己，将自己直观地呈现给观众。在直播中，人们的语言和动作都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并且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发的表演性质。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人际交往是受时间、地点和观众的影响的。对戈夫曼来说，“自我”是一个人基于文化价值观、传统和信仰所展示出的一种“戏剧效果”。根据“拟剧论”，每个人都像是一个表演者，在不同的舞台和观众面前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在幕后默默地判断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决定展示出哪一面。
在网络直播中，人们在虚拟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主播和观众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种表演性质的互动赋予了网络直播一种独特的社交媒体形式。主播需要塑造自己完美的“人设”，以推动与观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观众通过对话、购买虚拟礼物等方式表达对主播的喜爱。这种互动让主播和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增强了参与感和互动性。
在网络直播中，人们可以通过选择展现特定的形象和表现方式来吸引观众的注意。他们可能会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在直播中展示自己的才艺、专业知识或者有趣的个性。通过精心设计的表演，他们试图吸引观众的兴趣并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直播中的表演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虚假或虚构。虽然人们可能会在直播中展示出最好的一面，但他们同时也是真实的个体，他们的情感、经历和互动都带有真实性。观众也是通过直播内容和主播的表现来感受和评估主播的真实性，即使带有夸张和虚拟的色彩，人们也更希望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有两种表现形式的描述。共同体是建立在情感纽带上的社会形态，人们通过情感和意志的团结形成亲密的私人关系，被视为一种有机的结合。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原有的情感和传统习俗的束缚，依靠共同的目的和利益来团结在一起，并通过法律和公共舆论来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了法理社会。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直播成为人们发展亲密关系的一种形式，这也是人们在通信和社交技术设施进一步发展和便利化的情况下进行直接互动和交流的结果。网络直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社区，使人们能够摆脱地域的限制，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环境中建立新的社会互动关系。
通过网络直播，人们能够直接与主播互动，通过聊天、评论、点赞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观众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和互动，形成一个互动性和参与性很强的社区。这种互动和参与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归属感，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体的体验。
网络直播在互联网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发展亲密关系和建立社会联系的方式，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社交空间。虽然网络直播在形式上可能与传统的共同体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扮演了人们发展亲密关系和建立社会联系的重要角色。人们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共享信息、经验和情感。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目的行动概念只考虑了行动者一方的目的和理性，忽略了与之互动的其他人，导致了一种工具性的行动，缺乏真正的社会性。因此，他提出了“沟通行动”的概念，试图重新构建社会的组织体系，建立“公共领域”，以避免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异化。真正的社会行动应该是建立在双方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考虑他人的存在，并通过沟通来实现共同的理解和目标。
在网络直播活动中，人们利用语言、肢体动作等符号化的媒介进行沟通。主播与观众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进行平等的交流。他们通过沟通行为来把握对方的心理状态，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和互动。这种沟通行为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目的的实现，而是考虑了他人的存在和互动关系，因此符合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真正的社会行为。
网络直播活动中的互动性和平等性使得主播和观众能够在相对公共的领域中进行交流。他们可以通过聊天、评论、点赞等方式表达意见和情感，而主播也可以回应观众的提问和反馈。这种平等的互动关系使得网络直播不仅仅是一种单向传播，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性强的社会性活动。

总的来说，网络直播活动中的互动关系和沟通行为符合哈贝马斯对于真正社会行为的要求。人们利用符号化的媒介进行交流，考虑他人的存在和心理状态，并通过对话和互动来实现共同的理解和目标。网络直播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共的领域，使得人们能够在其中建立平等的互动关系，避免了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异化。
以直播带货为例，在网络直播带货中，主播需要做的是推销，将商品销售出去，为观众“测评“，说明产品的利弊之处。而观众则可能是被低廉的价格、对商品的需求吸引过来，或者是对于主播的喜爱和信任而进行观看、购买。主播在语言表达上需要真实和如实地描述产品的功效和价格，不能欺瞒观众，并且需要注意用词得体，避免冒犯观众。最近有主播在直播中使用冒犯性语言，被广大网友认为是错误和不礼貌的，导致该主播不得不在网络平台上公开道歉。
观众在直播带货中贡献了他们自己的热情，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同时希望得到回应和答复。参与网络直播也是人们现阶段应对孤独感的一种方式，通过网络交流，人们可以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并树立平等的地位。一旦这种平衡感被打破，就会引发人们的逆反心理和厌恶。
在直播带货中，主播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主播需要通过真实、诚实的语言表达来建立观众的信任，并且尊重观众的需求和意见。观众希望得到真正的回应和关注，而不是被冒犯或忽视。如果主播违背了这种平等和尊重的原则，观众可能会产生负面情绪，对主播产生逆反心理，并对其行为表示厌恶。
因此，在直播带货中，主播应该注重言行举止，保持真实和诚实，尊重观众的需求和意见，并通过积极的互动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只有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观众和主播之间的良好互动，满足观众的需求，并促成有效的带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