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5-23民族-国家与现代性（吉登斯）
一、国家、社会与现代史

1.国家/社会的定义、分类、要素

集体情境中，不论是社团还是组织，我们都能看到内部一方实现对另一方的支配与控制，凭借控制，某些能动者致力于实现并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我们将这种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统治形式或多或少是社会体系中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的稳定关系，对它们的维护在于那些支配位置用以左右他人或懂得常规实践。就此而言，在分析上，它们独立于权力的制度性支配。因而就改造能力意义上的权利而言，既定权利类型的科层组织可能会产生高水准的权力。比如，根据其所需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来判断，现代庞大的工业公司确实属于这种组织。可是，任何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对组织运作的控制能力，都并非是已生产出的权力在“量”上的直接延伸。武装力量、经济差距、教育文化等因素会直接造成明显的社会等级支配，这些等级支配结构性存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隐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整个社会能动系统的资源和行动方向。当一个人能够调度一系列资源时，他可能居于“强有力”的位置上。不过，这些资源能否用来达到个人的权力目的，却要依赖这个人是否能从他人那里获得一切必要的遵从。绝对获得大多数遵从的对象属于君王或神权权威，君王统领的国家与神权指引的世俗社会就是支配权力的集装容器。

即，按照权力支配与控制角度，国家是理性社会背景下权力的集中容器，代表了统治阶级意志和国民群众的大多数共识。传统国家权力意志带有很强烈的绝对意味，一方面体现在普通民众对统治阶层每一项命令的绝对遵从，民众活在孟德斯鸠划分的那一种“违者处死”君主专制统治精神下的恐惧。以集中代表契约精神的立法原则，孟德斯鸠认为除了君主专制国家外，还有共和制和法理型国家，君主专制国家可以说是绝对意识权力支配的代表。另一方面，绝对权力意志还体现在过去明确的领土分界，有些国家可以借助地理环境优势以现有的河流、山川、湖泊作为领土分线，国家之间以确定好的地理区域空间互不侵犯，各自发展，即使偶有交流但也不会取消领土界线控制权。但有的国家并没有明确可以直接用的地理分界，采用人工驻防实现对领土的绝对控制，如长城、城墙、碉堡、护城河等建筑，是军事和领土的层层防守。谈及此，我们可以得到传统国家要素的一些模糊印象：人口、领地空间、君王、臣民和权力控制，这些资源和制度构成了传统国家的现实结构。但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资源流通与意义交流会随着日益便捷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交叉，人与资源的流动逐渐摧毁旧有的绝对边界意识，人们在对外寻求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和对内维持本土团结与稳定之间存在张力，越来越形成一种相对意识，吉登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全球化背景之下，绝对国家会向相对的民族——国家转变。

2.暴力与监控：行政力量与内部绥靖

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对精神统治下的君主对民众有“无上”的权力。可是这种权力又绝不会对臣民的行为实施广泛而又名副其实的控制，这主要源于统治“范围”和统治“强度”意义上的差别。前者指居于支配位置的行动者对那些屈于其统治的人们的重要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对居于较低劳动等级的那些人的控制范围，虽然通常只限于“工作”等公共生活领域所进行的活动，但仍可能是相当广泛的。而就控制强度（即那些能用来获得他人屈从的制裁性措施）而言，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对生杀大权的掌管。控制范围和控制强度不仅仅是简单的前后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有可能起源于暴力战争，但其建立之后的存在和延续绝对需要超越暴力统治。日常生活中直接实施暴力威胁和运用物理的场景会随着理性精神专门化和专业化，对应特定的人员、空间、资源和制度管理，对日常生活进行控制的力量往往是一种监控力量，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行政人员控制能力对较底层大众日常活动的左右。因此，各种统治均依赖权力的制度性调配，但这是通过运用确定的控制策略来实现的。控制策略自然在很但程度上总是依赖于它们得以从中生产的那种支配模式。比如在现代工业情境中，管理者用以迫使工人遵从于己的那些策略。现代工业中的“管理”所指的绝大部份事项均基于同样的事实。居于支配位置的个人或躯体所运用的全部控制策略，均在居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那里唤起了反对的策略，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社会体系中的控制辩证法，与人类行动实践和主观能动性直接联系在一起。要成为能动者就是要对世界产生影响，若要能影响世界就要持有能力。不管支配者的控制范围和控制强度有多大，他们的权力本身就预设着他人的积极屈从，因而，他人既能实现自身的策略，又能运用特定类型的制裁。韦伯将这一归为行动者社会意义类属，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里对活动存在动力进行反思。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当中的权力与支配以剧场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有社会既有的剧班、剧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化身，个人与社会都存在对个人身份角色保持统一的倾向。

3.现代社会反思性特征

各种形式的统治最后都能看到权力技术或定型的统治程式。在社会体系中，支配者对其从属者所实施的控制，越依赖于自身对后者拥有更大范围的支配力，这一体系中的组织就越飘忽不定。所有的社会再生产以及所有的权力体系，均根植于常规的“可预测性”的理性化日常活动当中。生活之所以经常与日常相连，是因为二者都是具体实践的可触可及，能够被复制，是一套约定俗成的传统，不需要行动者太多的“有意识安排”。但毋庸置疑，尽管行动者的确经常通过话语来对其所从事互动的特性进行反思，但他们却仍不是“有意识地”在这么做。行动者“促发的”社会生活的众多特征均是借助非话语的“实践意识”而得以实现的。这就是说，行动者依其所持有的有关社会常规的复杂知识例行地通过反思来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给予监督，在此过程中，也就维护或在生产了这些常规。既然在所有的蛇队中，能动者均是“社会理论家”，那么，他们通过话语而予以系统阐明的陈述，也成为他们在其行为中所生产的社会形态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那些最传统的文化中，“传统”都是通过反思而被利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通过话语而被理解”。一旦“历史”得以诞生，人类社会的存在条件亦同时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自此以后，社会再生产的环境在致力于左右制度所采取的形式过程中，也就通过反思而得以监控。（吉登斯把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军事力量与监控看作是现代社会四大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