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认识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首先介绍马尔萨斯研究的人口原理是什么。
马尔萨斯提出了两条公理1.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须。2.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公理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基础。基于这两条公理，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研究人口问题的底层逻辑，即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这里的力是一种能力，潜力，而不是实际作用力。其中人口增值力依据的数据是美国人口增加的数量，约为25年翻一番，马尔萨斯认为美国虽适合人口增长，但还未达到人口增值力的最大限度，所以人口增值力至少是25年翻一番，呈几何比率增加，即1.2.4.8......；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的能力所依据的数据是其对于英国土地生产的观察，马尔萨斯认为土地是限量的，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是有限度的，英国土地产量在第一个25年翻一番是能做出的最好假设，第二个25年产量则不可能再翻倍，所以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的能力呈算术比率增加，即1.2.3.4......。人口问题也由此产生：基于其先前提出的两个公理，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且几乎不变，即人口发展的趋势是不断增加，但作为人类生存必须的食物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该如何是好？但现实情况是人类社会依然在延续和发展，即理论设想中的人口大爆炸情况并未实际出现，马尔萨斯认为其中的关键因素，亦即解决这一人口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存在着抑制人口增值力，在长期来看将人口数量与土地产量维持在一定平衡状态的自然法则：贫困与罪恶。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着一个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循环，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料足以支撑国民安居乐业时，人口就会迅速增加而超过生产资料的增加速度，从而导致获取资源能力弱的穷人陷入生产资料匮乏的境地，养家糊口以及生育后代受到严重阻碍，从而导致人口增速放缓，而穷人基本是劳动者，在这个阶段与穷人生活困难伴随的是其劳动力价格的低下，劳动者被迫更加勤勉的劳动，开垦与耕种土地，从而导致土地产量的增速加快，一减一增之间逐渐恢复至循环开头的平衡状态，继而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往复。
由此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人口原理的三个命题：1.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2.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就会增加。3.占优势的人口增值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为了证明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马尔萨斯以此考察了狩猎民族，游牧民族以及文明国家的人口增长状态，肯定了自己命题的正确性并且总结出了部分文明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一是预防性的抑制，即个人出于对养家糊口的忧虑而减少生育；二是积极的抑制，即下层阶级所处的实际困难境地，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予子女而导致了后代的死亡。对于第二种积极的抑制，马尔萨斯结合英国的济贫法进行了考察，英国济贫法简单来说就是收取富人的税，发放给济贫院的穷人以改善其生活条件。但马尔萨斯基于自己的人口原理认为济贫法无益于穷人摆脱贫困，因为通过济贫法，虽然穷人手里的钱多了，但是土地生产的总量没有增加，上层人士对于食品的消耗也没有减少，穷人群体能够获得的食品总量没有增加，那么穷人手里钱的增加只会带来物价的上升，穷人依旧贫困。这甚至会导致穷人状况的恶化，一方面，济贫法增加了穷人手中的金钱，给与了他们生活条件改善的假象，这会增加其结婚的倾向从而导致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接受济贫法救济的济贫院里的穷人一般而言不是最有劳动价值的穷人，让他们获得金钱占有食品，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同为穷人群体但更加勤劳的劳动者的食品份额，这不公平的同时也迫使更多的穷人依赖救济为生。所以马尔萨斯认为应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将没有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
二·马尔萨斯就人口问题对其他学者的批判
然后介绍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与其他学者的分歧，主要是华莱士，孔多塞和葛德文。
华莱士和孔多塞都注意到了了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问题，但他们认为人口过多所带来的困难在遥远而无法估计的未来才会出现，在世界上全部土地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食品再无增长可能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困难才会显现。马尔萨斯则依据自己的人口原理认为人口自然增长超过食物自然增加的时代早已到来，困难早已产生，表现为周期性的贫困与罪恶一直存在，并且认为这种困难自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存在至今，除非人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葛德文认为文明社会中人口问题带来的罪恶与贫困是政治制度以及现存财产制度的产物，举例美洲与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多少时代，人口增长都未带来困难，主张要借助理性与信念进行社会改良，提倡平等制度，认为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智力以及道德的提升，在富裕而人人同样分享自然恩赐的社会状态下，嫉妒，怨毒和报复等恶行与社会风气会消失，人与人之间不在你争我夺，仁爱成为社会的主要动机与主要原因，从而能够解决人口问题，甚至是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马尔萨斯则抨击葛德文将文明社会中的罪恶与贫困归因于社会制度是重大错误，他认为葛德文所举例子中人口增长未成为问题的原因正是贫困与罪恶以及部落对于贫困与罪恶的恐惧，而葛德文所描绘的建立在人类理性发展之上的平等制度也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现行的财产制度，那么人类出于利己心将不得不尽力保护自己的少许财产，因为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肉体生活考虑，葛德文所描绘的理性与平等的王国只适合于思想遨游而不符合现实，因为假如真的存在这种平等制度，贫困与罪恶完全消失，那么在人人富裕的情况下，人口增值力会被无限激发，而抑制人口增值力的条件完全消失，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快于任何已知社会，则整个人类社会会走向崩溃瓦解。所以在马尔萨斯看来，贫困与罪恶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结果，人类现存制度没有加重它，而是虽然不能消除但至少是减轻了它。所以，缓解这种人口增长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这种文明国家所盛行的财产管理制度，否则人的利己心就会大获全胜，贫困与罪恶会更加频繁与严重。
三·对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批判
最后是对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批判。
首先，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一方面，他的人口原理站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有制。贫穷以及罪恶，马尔萨斯将其视为自然法则，认为其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当中，但这种贫穷与罪恶正如马尔萨斯自己所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存在于穷人以及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困难。难以果腹，抛弃子女的多是穷人以及劳动者，而富人群体则较少受其影响。这一点在其对于英国济贫法的考察中尤为明显，马尔萨斯认为应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将没有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因为在其看来，这些穷人没有参与土地生产劳动，同时想要延续后代，即没有为社会增加土地产出，而增加了人口数量，因此恶化了人口问题，应当受到鄙视。但富人也不正是如此吗，富人拥有生产资料而不需要参与劳动就可避免陷入贫困，同时拥有获取足量食品的能力也使其更倾向于生育后代增加社会人口数量，一直强调土地产出，食品的马尔萨斯在这里却混淆了获取财富与增加土地产出的关系，将富人群体排除在了耻辱范围之内。所以说马尔萨斯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私有制下，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受到不平等对待的的穷人以及劳动者的贫困与痛苦，扩大为所有人类在人类历史中都会遭受的自然法则，是不恰当的。第二方面，他的人口原理是站边土地贵族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一直强调土地生产，食品的重要性，而将制造业以及工商业的产出排除在外。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制造业与工商业的发达，对个人而言是生产性的，而对于国家而言是没有生产性的。制造业与工商业的发展不生产食品，反而会吸纳部分原本从事土地生产的劳动力，不仅没有为国家土地产出做出贡献，甚至有所损害，从而损害了国民整体的幸福感。所以马尔萨斯是抵制制造业与工商业资本家，而维护土地贵族的。第三方面，马尔萨斯是站边殖民侵略者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将人口的增长速度视为国民幸福度的指标，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当前社会土地产出的充足，人均占有食品的增加。所以在考察美洲殖民地的时候，马尔萨斯认为欧洲殖民者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当地土地的产出，从而满足了人口增长的条件，所以当地人口才会迅速增加，人民是幸福的。
其次，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生产力水平似乎是稳定的，没有变化的。关于土地产出为算术比率增加本身就是一种设想与假设，没有数据支持，只是考虑在现存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土地未来产出的估计，没有重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否带来土地产出的新变化。同时，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经历的人口增减的循环理论中，生产力水平也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人口增速快了，人口增加了，土地产出还是那些，不足以支持当前人口数量，而人口增速放缓了，人口不变甚至减少了，土地产出还是那些，就能够支持当前人口数量了，不论人口迅速增加，还是不变甚至减少，土地产出恒定，生产力的水平没有变化，这样思考是把人口问题简单化了。顺便一提，不仅是马尔萨斯，当时的华莱士，孔多塞与葛德文也没有注意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孔多塞与华莱士认为现今世界的土地上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即土地还有潜在的增值力，在穷尽这种增值力之前人口问题都不会得到明显显现，这显然没有注意到人类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与发展，直到21世纪的今天，南极的土地碍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但与此同时又存在着无土栽培等突破土地增值力的生产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对于生产力水平的忽视，就使得经济学家对于土地增值力的估算缺乏根基，从而动摇自己的整个理论建构。葛德文认识到了贫穷与罪恶根源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想要打破现有制度建立一种平等的社会制度，但这种制度设想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而非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基础之上，没有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人类理性的开悟，道德育教育的发展都会缺乏根基，成为被马尔萨斯所抨击的空中楼阁，但马尔萨斯也没有意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所以他难以设想平等制度所实现的现实可能条件。
最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最终求助于宗教以及神学解释，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理论合法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起于两条公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假设，即作为人类生存必须的食物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应对这一现象的贫穷以及罪恶被其视为自然法则，那么食物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一现象便也成为了自然法则，马尔萨斯将其称之为神的命令，而神之所以这样做被马尔萨斯解释为是为了刺激人类已督促土地的耕种，由此贫穷与罪恶的恶便成为了刺激人类努力，以达到神理想世界的善。这种解释于个人生活有益而于社会科学无益，其原本有一定自圆其说倾向的人口原理最终脱离了社会实际而诉诸于宗教神学。
以上三点对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批判中，第一点其实能够理解，人口问题本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很多学者的学术研究都具有政治色彩，马尔萨斯是，华莱士，孔多塞，葛德文，马克思亦是。点明其学术研究的政治色彩能够方便我们理解马尔萨斯为什么如此论证人口问题，也更能理解其理论中的纰漏之处为何存在。但真正对其理论构成威胁的在于二三点，初读经济学，我感觉其很讲究逻辑推导，以一两个前提为公理，将变量抽象化为数字，通过逻辑推导来建构理论框架。逻辑推导的过程是很难会出错的，但如果公理本身不是公理，那么整个理论框架就会缺失地基，继而土崩瓦解，对于马尔萨斯的第二点批判就对其人口原理的前提公理造成了威胁。对于生产力水平的忽视使得作为其理论基底的“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一假设中的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一项能力变得无法估计。而关于其求助于宗教神学的第三点批判更显现出前提假设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因为逻辑论证推导是严密的，不会为前提假设进行修正，所以经过经济学的逻辑推导过程，最终结论也会失去合法性。

新制度经济学
这个月主要在读新制度经济学的书，由科斯开始，主要可以围绕两个主题，产权与交易成本。
首先是产权问题。由科斯经典的有损他人的工商业行为案例探讨开始，一位牧民放牛的土地跟一位农民种田的耕地相邻，牛难免会踩坏庄稼，按照庇古福利经济学中的思路一般将其视为牧民对农民造成了损害，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如何制止牧民的行为，但科斯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不同，他的思路是这个问题具有交互性质，避免牧民对农民的损害会造成对于牧民的损害，反之亦然，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如何避免较严重的损害，需要从总体与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是一个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假设牧民增加一头牛的成本是1，收益是3，而对农民的耕地造成的损害是1，那么牧民会倾向于将对农民造成的损害1视为成本交付给农民，这样他可以增加一头牛，整体仍会获得1的收益，农民虽然减少了收益1的耕种面积，但仍获得了该面积产生的1收益，牧民和农民便倾向于达成这种合约，但刚刚提到，这种资源配置具有交互性质，该如何界定是牧民妨害了农民，还是农民房害了牧民，是牧民该考虑给钱还是农民该考虑给钱，这就涉及产权问题，包括对于产权的界定与保护，这直接影响着当事人的成本与收益，刚刚说的案例中，如果界定农民有在自己耕地上耕种且受到保护的权利，牧民就需要交付金钱以达成合作，反之则是农民需要交付金钱以达成合作。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对于产权的界定不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活动中是存在交易成本的，所以对于产权的界定就尤为重要，在界定产权的基础上，行动者才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资源，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交流与合作，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关于产权问题，哈罗德认为事物的价值就是取决于对其的获取权利和行使这些权利的程度，虽然具体上科斯和哈罗德有所区别，但产权整体上就是一个权力界定问题，目标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再是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问题也是有产权问题引出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经济行为都存在成本，主要在两种情况下讨论交易成本，即市场与企业，因为市场的运行本身就需要成本，而企业则可以通过组织权威等方式降低一部分市场价格机制产生的成本，所以企业会呈现一种扩大的趋势，但这是有限度的，当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的交易成本时，企业就会停止扩张，即企业与市场的平衡点在于企业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当这里。展开说市场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主要在于发现价格机制的成本，即市场比企业需要进行更多交易，消费者了解产品的信息费用，产出者的衡量成本以及最后对于贡献的分解产生的费用这四点，所以就需要企业的存在，用替代指标对以上四点进行衡量，以减少发现价格机制的成本。而企业的运行与市场相比存在的额外成本在于边际成本的上升，生产要素难以最佳配置，较大交易量的要求以及生产要素供给价格上升这四点，另外还有监督成本。与科斯关于市场交易成本的界定相近，张五常也从信息成本，衡量成本以及谈判成本强调了发现价格机制的作用，但他更明确地指出企业和市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实质是一种契约关系，是有着不同交易费用的组织经济活动的两种形式，所以在谈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取代时，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取代了另一种契约，而契约形式的变化正是他所说的信息成本，衡量成本以及谈判成本三者的变化引起的。威廉森从资产专用度来界定企业，另外还有从可挤占租金角度定义企业，但不论怎么定义企业，对于企业与市场的讨论，都是说明在稀缺和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效率高的经济组织形式会取代效率低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因此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要讨论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