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据说很难读，师姐理解的很到位，向师姐学习。

老韩的读书状态是有目共睹的，成为了我们公开的榜样呀，能够导师任务和读书两不误，试问谁可以做到，反正我是不敢保证我不会发牢骚，

谢谢学姐的鼓励~~向你学习~~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曹卫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包容他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交往行为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后形而上学思想》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性的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力图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找寻当下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
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理论的发端。启蒙时代确立的主体哲学的基本原则产生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观。黑格尔以“绝对知识”来战胜现代哲学的主体主义，从知识与信仰的对立出发，打算从主体哲学内部将其击破。黑格尔的哲学最终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却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且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
    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韦伯把合理化问题的起点放到意识结构层面上（帕森斯语，就是放到个性和文化的层面上）。韦伯看来，文化合理化的核心环节是现代科学、后传统主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自主的艺术。而相反，韦伯试图解释的合理化现象却处于社会层面，在从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的过渡过程中，理性的概念越来越狭隘，由此，韦伯的两层社会合理化理论是不通的。且韦伯认为，现代意识结构源于世界观的合理化，且表现在文化价值领域当中。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意识结构，根据韦伯观点，既然源于一种普遍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因此它们反映出来的也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不能把西方理性的特殊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特性，而应当归结为合理化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所选择的一种模式。
    哈贝马斯没有像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等那样彻底推翻启蒙时代的理性，相反，哈贝马斯提出“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的概念，试图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根据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的非强制的主体间性来理解理性，用被理解为交往行为的理性来最终否定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即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就是互动对话，在进行对话沟通的时候，话语双方需选择一种能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语言来表达自己，彼此之间要能够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共识”。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普遍语用学”，认为在语言运用中有四种“有效性要求”，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交往主体要尽量满足这四种有效性要求，这样才能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见，哈贝马斯强调应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主张用一种交往行为的“普遍语用学”来化解和消除一切差异和矛盾。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活世界是互动参与者的资源，是交往行为的主体所共有的整体背景，互动者能够从生活世界中提出彼此达成共识的命题。主体意识相对于生活世界而言不具有先在性，生活世界由历史中众多的主体交往积淀形成，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客观性和整体性（它超出了个体理解的能力）。于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验意识。因此，交往行为理论可以摆脱意识哲学前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全面转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开始尝试把他的交往理性的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建立一种程序主义的话语政治模式。“话语政治模式”是建立在哈贝马斯对现实政治做长期批判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模式的一种反思，其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规范论证。且哈贝马斯认为交往主体在讨论和论证的过程中，都应获得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这样才能摒弃权力滥用而压制话语民主的做法，才能通过交流与对话达到相互理解，才能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

也想看哈贝马斯的，可惜没时间了。看了师姐的总结，很是受益

2012年2月10—3月10具体读书报告：
这次读书报告主要分析布迪厄的惯习和场域理论对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弥合；分析当代教育领域的文化再生产和权力运作。
一、惯习和场域理论对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弥合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并不是实体性的现成架构，（整个社会是充满着权力斗争的各种场域所构成的，因此，社会永远是动态的、不稳定的和变动的）。布迪厄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人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反对将行动者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他从惯习和场域的概念对弥合这种对立做出了努力。
习性/惯习具有双重的结构和特质。一方面，习性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它确保既往经验的存在，这些既往的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它是已构成内在心态结构的生存经验，是构成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秉性系统（习性是内在的规律，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一种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另一方面，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内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以后，习性会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跟中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因此，可以说，习性不但是行为协调的条件，而且是协调行为的条件。行动者所拥有的惯习，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而场域便是界定社会的背景结构，可以让惯习在这个背景结构中运作。
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可以说，场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的各个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网络，场域的相互关系网络靠权力关系来维持和运作。（引入资本的概念）决定场域内力量和竞争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布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惯习和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主观的部分；惯习是个体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观的，其中又有客观性的成分。客观与主观共同存在于场域和惯习中。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的概念是对结构与个体、客观与主观这些传统对立的超越。
二、当代教育领域的文化再生产和权力运作
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及再分配原则（权利及其正当化）主要靠文化象征性运作以及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功能来完成。这在教育系统中体现的尤为明确。
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继承父辈的文化资本，掩盖优势的就业、学习机会，把大学学习当成自由的体验，前途无忧；而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才会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把学习当成任务，充满压力与负担，对未来充满焦虑。特权阶级借助能力神授论的思想，使他们所持有的文化特权合法化，使社会性继承转变为个人的天资或功绩。且特权阶级把选择的权利完全的委托给学校（中立的机构），从而掩盖了世袭传递特权的专断性，使社会出身（社会等级）的不平等更加秘密的发挥其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学校是客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且学校在再生产各阶级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同时，促进了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促进了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学校作为象征暴力工具最典型的权力就是颁发文凭。当代社会中文凭是对社会身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重要标志。它使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更易于接受和承认他们在学校和社会方面的命运取决于天资缺乏。
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这种个人的处境放大到宏观的社会世界：现实生活中，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因此，社会性行动者对施加于其身上的暴力不予察觉，并认可这种符号暴力（误识）。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正是要求对理所当然的社会世界的产生条件和产生机制进行检验论证，也就是说对社会学实践本身进行一次社会学的检验，对各种社会建构的预设（潜藏的认知图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将客体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参与性对象化）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科学理性从实践理性中解救出来，避免那些本该成为知识对象的东西被当作知识的手段来使用。

师姐就是强，学习了~~

读书改变了你的气质，比过去更加从容自信了！

我完全赞同建平师兄的话！行动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行动却反过来也改造了我们自己。庆龄确实很不容易，一路坚持下来，令人敬佩！

你现在心气平和了很多，一直读书都很踏实，认真 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