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他探讨的不仅仅是“货币”，也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而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总结。齐美尔是以货币为切入点，用连贯的逻辑把价值、货币、交换、人的价值、文化和社会等等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他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叔本华和斯宾诺莎等人的影响，强调一种行为的连续性，他将货币视为是目的序列中的关键一环。齐美尔的目的序列指的是:
①首先－对货币的拥有——②其次－把货币消耗在某些物品上的消费——③终点－通过对于物品的占有而获得的快乐。
“货币本来是一种用来获得其它东西的“纯粹的”手段，是“通向最目标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环节”。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货币却成了目的本身，也就是说，人们的追求意识在通往最后目标的桥梁（金钱）上停了下来。现代人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赚钱，当作人生首要的追求目标，以至于以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跟韦伯的“理想化牢笼”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都对社会发展抱有很强的悲观性倾向，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走向“悲剧”。
齐美尔还用货币经济去解释人的各种心态与行为表现。在他看来，人的贪婪，吝啬，自私，挥霍，节俭，禁欲，贫困，厌世……等等表现都与货币有关。货币使得人们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进行量化，货币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实中存在的东西的实际意义被它的经济价值所取代，只是作为一个“量”而存在。人们变得精打细算和斤斤计较，并且人们的日常交往也变得实际，更加客观和理性化，投资是为了更多的钱，人们的婚姻，感情等也更带有利益色彩……“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前无意识地，本能地做出的事情后来出现时都带上了清清楚楚的可计算性，以及支离破碎的意识。而另一方面，起初需要小心翼翼和自觉地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在现代变成了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和本能的理所当然之物。因此，最遥远的东西在这里相应地离人近了，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原来和人亲近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货币与理智一样，拥有非事先的确定性和无特性的一般特征。以纯理性主义的方式对待人和事物看起来有些过于冷漠。然而，这种解决对立的方式不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而仅是纯粹的逻辑产生的结果这种纯粹的逻辑是与尊重善良和微妙的感情毫无瓜葛的。”
货币使人“物化”，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充满了可能性，人们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包括放弃自己。“为钱而结婚”、卖淫、贿赂、花钱买官，甚至杀人都可以用钱来补偿，“当我们说我们为了钱放弃了自己时，我们指的并不是我们放弃了那我们所拥有的价值，而是我们放弃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这可能就是陶渊明说的“为五斗米折腰”，货币彻底地摧毁了自尊，它把一个完全异质的外在标准强加在事物之上。但货币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条件，“货币导致空间分离和技术客观化”。“现代劳动者不再觉得自己是隶属于别人的人，而是单纯地贡献某种严格的确定数量的劳动的人，这种确定数量的劳动是指在其货币等价物的基础之确定的劳动。劳动本身和对劳动的规章变得越客观、越不涉及个人、越技术性，劳动个体就越自由。”这也是齐美尔所认为的主客观文化的发展，但客观文化的发展太快，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们很难控制客观事物，而是反过来被控制，非人格性的发展，货币交易体现着客观精神对主观精神的优势，以及它的对立面，即主观精神独立与自主的发展。
总之阅读的时候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齐美尔对于很多现象都进行很有趣的描述，“不管是谁，只要是给钱的人他就会比那些收钱的人有优越性”“”现代人喜欢某些事物的典型现象有两个原因，要么因为这些事物是他们花了很多钱买到的，要么是因为这些事物花了很少的钱”“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观察到，价格的普遍上涨最后才传递到工资调整。一个社会阶层越处于弱势，其收入增长得越慢，数量越少得可怜”让人一边记忆一边回味，果然学社会学需要贴近现实生活。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这个月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以阅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起点的，米尔斯在这本书里介绍了他对于社会学研究的看法，并且表达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应该怎样去“想象”，即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对个人和世界的联系的把握，他特别强调一种历史的角度去进行探究。
米尔斯创作的时代中，美国的社会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世界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米尔斯认为包括现在的社会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缺少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他将这种品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应该学会将自己定位在所处的时代，社会科学处理的问题是要关乎人生、历史和社会结构三者，包括个人的“困扰”和社会的“议题”。

而米尔斯又批判，或者说评价了当时社会学的几大潮流：
第一种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学派，即社会系统论（帕森斯）。
帕森斯的书以晦涩难懂而出名，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是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派，米尔斯把这种宏大理论形容为“讲究形式但云山雾罩的隐晦艰涩”，认为宏大的理论很难运用到历史的真实上，它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本质是一堆理论概念的组合形式，缺乏可理解性，并且宏大理论的意识形态是趋向于使稳定的支配形式合法化，应用性过于狭隘。
第二种是抽象经验主义
米尔斯概况它是“讲究形式但空洞无物的天真精巧”，认为这只是“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他们信奉科学哲学的方法，运用统计的方法去进行问题的研究，不考虑所要研究的问题、内容和领域，注重的是方法和程序式的研究步骤。结果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这样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统计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是真实的，“精确”（有时候也不敢保证，只是“伪精确”）同“真实”其实是两码事。而米尔斯看来这类研究中的大多数已经论为单纯的遵循仪式，这仪式刚好能获得商业价值和基金价值，而不是像其代言人声科的那样，“坚守科学的强硬要求”。
第三种是各种实用取向
人们并不总是对符合自己利益（interests）的东西感兴趣（interested in）。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社会科学家往往自认的那么理性。所有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都会在自己的研完中假设和暗示一些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价值无涉”是我们推崇的社会学研究的理想状态，但是作为社会学家应该总是会代表着很多科层制和意识形态的工作。我们想要做研究也要确定研究课题还有获取研究经费的问题。个人感觉米尔斯这里是在批判当时那些为了钱去搞研究的社会学家，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用语挺尖刻的。（凡此种种，意味着差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纳新型实用取向。因此，要是说什么人在“：出卖自己”，未免既欠妥当，也太天真。要知道，只有当真有什么东西在出卖的时候，使用这类尖刻的言辞才是恰如其分的。）
第四种是科层制气质
这同之前的抽象经验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经验主义希望把社会研究的每个步骤都变得标准化、合理化，为了搞社会科学研究，会造出一个科层制的研究组织，研究组织也像一个培训组织一样，社会学家并不是身体力行地自己去搞研究，而是交给一些学术新手去按部就班地进行。科层制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因为只有这些机构才能负担得起研究所需要的资金。功能合理性的科层制组织在社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社会研究的科层化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趋势，整个社会科学的努力局限于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服务。
第五种是科学哲学
所谓成为“方法”和“理论”的主人，就是要成为一位具备自觉意识的思想家，既从事实际工作，又能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的潜在预设和隐含意义。而所谓成为“方法”或“理论”的奴仆，其实就是无法自如地去工作，去尝试，也就是无法去探察世事的现状。
每个社会学家必须是自己的方法论学家和理论家，当我们暂停研究，反思理论和方法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对问题的重新陈述，并且这种问题的陈述与实际的社会研究紧密相连。经验主义、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对证明这一问题的理解各有不同，证明意味着以理性说服别人，包括我们自己。

米尔斯还对社会学的发展做了很多的设想和要求。
1、他强调我们应该去关注人的多样性。这种关注是可以打破学术界限的，超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界限，从多个学科中汲取灵感，选取材料。
2、关注历史的运用。社会研究要与历史相结合，具备历史视野，能够充分运用史料。“是要努力研究历史，而不是退隐其间；是要关注当代趋势，但不能‘只做新闻记者’；是要评估这些趋势的未来，但不能凭空预言。”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是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实际或者能够包容并控制这些社会结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了解人的自由的限制与意涵。
这让我在阅读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的时候很有启发，原来社会学的并不是单纯的社会结构、社会互动这种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研究社会学，而且是要有一种大局观，不能太狭隘，眼光要长远，阅读的思路也可以打开，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总是不单纯是社会学家，譬如韦伯也可以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现代社会中这种“跨学科”发展模式也很常见，没想到米尔斯很早之前就提出了这种观点。
3、寻找理性与自由，不能被异化为“快乐的机器人”。
即使“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但社会科学家应该去承担自己的政治任务。“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我们就占据了最佳机会，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机会，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着我们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
米尔斯还教我们如何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他在这里说的话很有价值，故摘抄共勉：“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治学者自己是否清楚，当他努力完善其治学之道时，他也在塑造其自我；他落实自己的潜能，把握遇上的任何机会，筑造一种品格，其核心就是好的治学者所具备的品质。”
总之社会学家要学会去“想象”，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进行社会学研究？总之不能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沉迷于工具理性和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论，很多事情是有价值的，但用数据拼凑组织起来的研究不一定是有价值的。实用性的研究真的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吗？还是只是一些机构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大众？学术到底是为了得出宏大的、专业性质的理论，还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但我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哪怕不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其中一部分个体也是可以的。

社会关系分析
——《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读书报告
1、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在社会学中应该是一个既传统又新鲜的课题。说它传统，是因为它延续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互动”的讨论。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齐美尔更是把社会互动作为社会形成的基础，社会互动的结果导致社会现象的出现：随后的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应从互动出发解释社会现象。一切事物都具有符号性，社会活动是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以各种“符号”为中介进行自我认识，发生人际互动，并生成行动的稳定模式和结构。说它新鲜，是因为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又提出了“嵌入”以及弱关系优势等理论，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社会网”，挑战过去单纯的“理性人”的经济行动，而是放在更大的社会中进行审视。社会网络告诉我们，个人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存在，网络关系是连接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之间的桥梁，个人可以通过构建社会网络以获取各种资源。
我通过阅读他的《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和《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理解了他的新经济社会理论，并且阅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了解了他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和同中国实际的适用和不适用的地方。
2、“嵌入理论”
首先应该说的是他的嵌入性理论/镶嵌理论，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网络是“嵌入”概念的中心——“社会关系网络以不规则的方式不同程度地渗透于各种经济社会的不同部门”。他认为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的回答都是有失偏颇的，无论是社会学中的“过度社会化”的解释和经济学中“低度社会化”的解释都共同地以原子化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共同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外。有目的的（purposive）行动实际上是嵌入于具体的（concrete）、持续运转的（ongoing）社会关系之中。
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人们的时候，不能把他们当成单独的个体来进行分析，而是应该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情境之中。经济学一直在强调的“理性人”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的倾向，他们把人看成是理性的，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进行经济活动，但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行动并不是那么“理性”，人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理性。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每个人不可能成为一座“孤岛”，在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是很远，也可以变得很近，但都会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社会网络圈层。很多社会学家反对将一切经济学化的倾向，他们向“经济学帝国主义”发起反击，不认同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一切的做法。格兰诺维特更是希望能够论证“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并把它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这其实也代表了社会学的一种担忧，自韦伯时代开始我们就一直担心人们会陷入“理性化”的铁笼之中，哈贝马斯也让人反思“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得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或许作为一门人文类的学科，社会学并不是只关系社会的发展的存在，或者社会对人的“约束”，相反，社会学一直在相信人类创造性的力量，这个世界的组成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计量和清楚明白的利益计算，而是会有很多“融合”和“嵌入”的。格兰诺维特就是反对将社会研究简单化，他认为应该进行复杂地思考和研究，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应该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经济人”，但肯定的是存在着复杂而特殊的“社会人”，人被社会所塑造，而又反过来去影响这个社会。
3、信任、规范
经济活动中绕不开的“科斯命题”：既然市场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合作的最有效的形式，为何还会有厂商或企业？威廉姆斯的回答是交易成本的推动，即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是格兰诺维特看来，市场和厂商中都充盈着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低度社会化观点）或普遍道德（过度社会化观点），才主要对经济生活中信任的生产负责。譬如说，厂商之间更倾向于借助于社会关系来化解纠纷，而不是法律。这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也一致，即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撕破脸皮”而去打官司，大部分情况下“私了”是解决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因为“人情”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太大了。
“信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概念，格兰诺维特把信任分为了①基于对他人的了解或利益的算计而产生的信任（理性选择理论）②基于个人关系的信任③基于群体和网络身份而有的信任④信任的制度源头（制度安排的信任）⑤基于规范的信任。信任不仅存在个人之间，并且可以存在于较高的社会和制度层次之中，关系“嵌入”对于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形成密密的网络，人们在社会网中互相信任。信任并不是双方都能为彼此带来利益，而是相信对方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不会去伤害自己的利益。中国人就很乐意对亲人、朋友、老乡等产生信任，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中认为同关系紧密的人比完全的陌生人更值得信任，虽然关系亲密也可能带来欺骗，但对方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受到熟人的欺诈我们可以很容易让他名声扫地，“社会性死亡”。实际上我们一直希望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即使在现代化程度极高的现代都市生活中，我们也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同自己“熟悉”的事物在一起，就像人们经常去熟悉的店铺超市进行消费，网购的时候也会寻找自己熟悉的商品，“直播带货”的火爆也应该是显示出人们更乐意同“人”打交道，而不是冷冰冰的商品。
“信任”不仅仅是依赖于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也应该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要素。亚洲大量庞大的家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一项活动的顺利进行也需要参与者之间的团结与信任才能实现。或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社会中主流应该是理性与秩序，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动也同样重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人一边说“不要随便相信别人”，一边又感慨“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哪里去了”。或许信任本身就是很珍贵的东西，它诞生于人与人复杂的关系之中，并且使人脱离了自私自利，以一种新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和经济行动。
4、弱关系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认为，弱连带同强连带相比更有优势，因为强关系下人们彼此熟悉，传递的信息很可能是重复的已经知道的。两个团体之间的连接也是弱连带发挥作用的结果，在这两个团体不是所有人都彼此认识，不然就会成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两个分离的团体，一个团体需要传递消息给另外一个团体，很可能只依靠两个认识的人形成的“桥梁”来进行，这就是弱连带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弱关系也会为人带来利益和便利，譬如在就业市场中为人提供有用的信息，他的《找工作》中发现，在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通过强关系（亲朋好友）的只有31.4%，而通过职场上培养的关系则高达68.6%，可以看出“弱关系”的优势还是很大的。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陌生人之间沟通的渠道得到了扩展，也让信息飞速传递。安迪·沃霍尔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批的“网红”走入人们的视野，网络工具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大众获得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为我们“窥探”他人的生活提供了窗口。由此也催生出了许许多多的以“非熟人”为基础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大批通过志趣相投而产生大量的网络“趣缘群体”，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类似的生活经历，有的人或许一直只能通过网络进行联系，但是这不会妨碍他们之间的互相沟通和相互交流。“弱关系”也可以解释大量因网络而结缘的组织的产生原因。所谓“网络一线牵，珍惜这份缘”，很多的小众爱好者都是借网络的便捷来进行一个开放而活跃的网络社交活动，譬如庞大的“二次元”群体，游戏爱好者协会和粉丝团体等，都可以用“弱关系”理论来加以解释。
但是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被很多学者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譬如，他认为亲密朋友在生活中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但边燕杰等学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中，“强关系”发挥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在中国才是影响工作分配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环境也是会受到各种关系和权力的限制，同网络中大量的信息沟通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并不涉及到实际利益，而在现实中，我们更乐意同亲近的人一起共享珍贵且的资源。“关系”与“信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中国人对一个人产生信任就需要对他“知根知底”，也就是成为“熟人”之后才能实现。无论是西周的宗法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都能体现出中国根深蒂固的“强关系”的传统，因此一时半会想要放弃“人情世故”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来说，“强关系”并不意味着只有拉帮结派和“走后门”的作用，而是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社会联系的特点。归根结底，诞生于美国文化环境中的“弱连带优势”并不是社会关系的唯一解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庞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需要我们慢慢地构建起来的。通常来说，我们对于一个人产生信任是经历了一个从“生”到“熟”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由“弱关系”到“强关系”的转化过程。当然，我们也可能放弃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从“熟人”又变成“生人”；或者有的人一直都仅仅只能是“生人”而无法真正变“熟”；很多人最多可能只是同我们“半生不熟”，形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无论的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是我们值得掌握的社会关系。伯特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就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关键不在于关系有多弱，而在于关系中包含多少结构洞，而结构洞则会产生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一个企业想要获取就是依靠不断地开拓网络中的结构洞而实现，通过不断改变网络结构，从而使网络中的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无论是在一个小团体还是在一个社会中，掌握一个非重复（nonredundant）的沟通渠道其实相当于掌握了一种重要的资源，而由此会为人带来权力和地位。
5、权力
韦伯所定义的权力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得以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可能的基础是什么。而权力可能来自于法理、传统或者个人的超凡魅力(charisma)。格兰诺维特认为不能简单从个人角度来分析权力，而是需要从嵌入的社会网络位置中寻找权力，他提出要更密切地关注中间人业务。在一个群体中的“第三者”或者说“中介者”，就像齐美尔所发现的那样，可以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他可以是调解人，也可以挑起矛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世纪时科西莫·德·美第奇及其子孙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力就是最大程度上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一方面，他们通过联姻等方式同传统的贵族阶级产生联系，拉拢贵族势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新兴崛起的新富商业阶级结交，进行生意往来。由于这两大阶层之间互相仇视，所以它们之间产生的巨大的鸿沟就由“中介者”美第奇家族进行填补，这也是这个家族长久以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并且不能摆脱特殊的制度与社会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格兰诺维特经常所说的用复杂思维进行分析。个人的实力固然重要，但是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只是籍籍无名，这是因为历史、政治和经济环境在人们施展权力方面意义重大，所谓“时势造英雄”，一个人所处的特定社会网络位置也会影响权力的施展。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中就认为，“精英”所拥有的一切特权都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位，一旦他们离开所处的职位，他们马上就会一文不名。
笔者曾经在研究小群体组织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群体中占据一种“元老”的地位，可能并不意味着他个人能力非常出众，或者说他占据着独一无二的资源，可能只是因为他“先人一步”来到了这个群体，而使得他无论是早期组织的成员和后来的成员之间都能“混个脸熟”。在我原本的认识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因为权力应该是属于有实力的人，后进的人不一定比前人差劲，但是因为来得时间晚了一步只能屈居人下。在阅读完之后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一观点，我发现先加入的成员其实是占据了一种有利的网络空间位置，他们之前构建了早期的网络，形成了一定的规矩和共识，并努力地去扩大整个组织的影响力，吸引后来的成员加入。很多“老好人”可能本身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的实力，但是在连接成员之间关系、协调组织内部矛盾等方面可以起到一种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单纯地将一个群体和组织视为竞技场，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争斗不休，而是需要将其看作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网络，成员之间相互联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里，竞争与合作都是常见的事情。而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很多事情是无法用简单的法律和规范去解决的，为了整个社会网络的正常运作，需要进行协商和和解，妥协和退让，相互之间的信任可以遏制违法乱纪和破坏团体的行为产生。

关于金钱的问题，齐美尔在《货币哲学》里其实已经详细解释过了，但是《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跟《货币哲学》不太一样，齐美尔的文章一直被称为社会学小品文，比起学术文章更像是文学著作，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想法，采取一种哲学式的思辨方式去探讨问题，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这样受众面会很广泛，更加受欢迎，最近关注了几个公众号很明显作者本身是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出身，虽然语言很风趣，大众化和“网络化”，但底色还是属于社会学的。就像通俗点的社会学论文。跟平时在《社会学研究》一类的学术期刊上看到的文章不一样，但可以提炼出社会学的观点。当然作为研究生还是需要进行学术的训练，但是关于广义上的社会学的可以多了解一下身边的社会，也是提高实践性的方法。

关于《时尚的哲学》。齐美尔认为“时尚”就是人们不仅仅为了强调自己的个性，而且还是符合社会大众的“一致性”的需要，很多时候人们都是为了“融入集体”而去跟风。时尚其实就是个体和群体，个性和普遍性融合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模仿”。个体需要适应于完整的系统，并且为之而生存，个体生活为达到整体利益而服务。“最安全的方法”是和社会大众保持一致，但社会的一致性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保持自我是一种困难，尤其是个性同社会格格不入的时候。所以会产生很多矛盾，按齐美尔的说法，会产生“悲剧”。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感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不愿意“盲目从众”，觉得自己超脱世俗，对社会现实冷眼旁观。但其实我们只是社会大众的组成部分，没有必要自吹自擂，因为我们不是“从众”，我们就是“众”。所以有时候应该从一种现实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研究社会不应该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进行的，尤其是我们还要调研，要学会与人沟通，把自己放进社会中。
齐美尔认为社会就是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种相互影响是因为某种欲望和出于某种目的而产生的，相互联系的个人组成的统一体就是社会。也就是要强调“他人”的存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原子论”的分析方式应该是西方传统社会学还有经济学的重要的立场，但是要研究社会学还是需要研究个人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包括自己的主观因素，也会反映外界事实。
我们看的不是谁的理论本身，而是他自己的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要学会去提升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

最近在阅读的是属于社会学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也被称为是“帕森斯时代” 、结构功能主义时代，帕森斯把社会的结构问题发扬光大了，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关的体系
关于社会的结构这个话题其实属于社会学的经典论题。可以分为早期经典研究、结构功能主义、后帕森斯时代和后结构主义几个大的时期
一、早期经典研究
斯宾塞提出了宏观结构的总体规模、复杂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并在区分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引入功能需求的概念，试图用需求来解释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换言之，以功能体现社会结构现实。对应于生物有机体，他认为，社会是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Spencer，H.，1925：505）。
涂尔干发挥社会结构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三个基本假设上：（1）社会是一个实体，是不可化约的；（2）社会的各个部分可以满足社会实体的基本需求；（3）功能需求是社会需求（Durkheim，E.，1964a）.社会事实并非个人意愿能左右，社会对个人具有制约性，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映着社会结构的秩序，而且在反映的过程中加强和再现了这些秩序。社会结构类型: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应该指出，这些早期的经典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供社会结构的中心概念位置，但它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触及了结构概念的轮廓：将社会或社会结构看成是多元成分的组合体，这种组合很类似于化学分子晶体的架构，其内部随时需要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当某些关系发生变化时，其他成分将作相应调整，并有相应的整合机制维系社会秩序，以恢复平衡。这些观念已经具备最简单的结构分析意识，它明显提示了一种“形构”的趋向。
二、结构功能主义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学界，帕森斯（Parsons,T.)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型，从功能分化的角度，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一种庞人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在帕森斯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社会体系》（1951)一书中，所谓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对应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Parsons，T.，1951）。
帕森斯终其一生的努力，就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应该说，他对结构的形构是明确而全面的。在帕森斯的笔下，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铺陈出来，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同时，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一角色”作串接的。
（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试图用结构主义否认或拒绝帕森斯勾勒的大型结构实体。他用社会之“深层结构”，抑或“心灵的结构”代替了帕森斯力主的社会宏观结构。
在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所谓结构是那种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诸具体事件和行为的基本的规则整体。如果结构确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的话，那么，这种规则整体显然意指“深层结构”，即与语言行为相对的语法结构，与社会行为相对的经济基础的结构，以及与意识活动相对的无意识机制等。其次，结构也指现象的表面秩序，是基本精神过程的表层显现。诸表面秩序，即可观察，可分析归纳的诸社会现象的秩序，是各种表层结构，能反映决定着它们的深层结构，这里，列维一斯特劳斯再一次强调了“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的观念。这很类似于马克思的格言：文化价值和信仰，以及制度安排是经济基础结构的一种反映。
三、后帕森斯时代
（一）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1)“非中心化结构”的概念，无主体的实践。”用以说明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因素不可能永远占统治地位。（2）“结构是各层次变化过程中的无主体的实践。”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中不存在个人性的主体的概念，研究的分析单位不能是个人或任何集团，而是社会的组成层次，它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现象等，每一层次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存在与实践。显然，前一种概念，赋予社会结构以动态的性质；后一种概念，则在强调无主体的同时，又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组成层次的变动及自主性。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工作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脱离帕森斯和列维一斯特劳斯思路的困境：即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
显然，吉登斯力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考虑到他的结构概念中去。这种综合表明，他在方法论方面欲走“中间派”道路，也就是说，他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不可否认，吉登斯在处理这种“二重性”的时候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但这种综合，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淡化了结构概念原来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使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
四、后结构主义的解构
在后结构主义（也称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法国哲学家福科（Foucault，M.）和布希亚（Baudrilard.J.）的有关论述常让人感到惊诧。前者，在揭示构成时代话语规则的内在结构——权力关系时，接过了尼采“上帝死了”的口号，大声疾呼“人的死亡”；后者，则在剖析后现代景观时，感叹起“社会的终结”。于是，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客体一主体性的人和社会（结构），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社会结构也因此由“形构”走向了彻底的“解构”。
帕森斯、默顿他们的思想代表着美国或者说是世界在二战后期的主流思想，即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方法，发展成为了影响非常深远的结构功能理论。当然在后期大量的社会学家去批判帕森斯的思想，但是不能否认结构功能主义的巨大影响，甚至在现在也可以影响到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因为结构功能主义符合大众对于社会的希望，当然也是很多人对社会学的期望。
就像黑格尔说的，存在即合理。我们是希望能够为了社会中的一切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其实是符合一种美式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即“有什么作用”。
如同齐美尔所论证过的“价值的多少”，把一切带入货币金钱中进行分析，只有“量”的区别。
毕竟各种的社会事物就存在于社会当中，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现，所以那也应该有自己的价值所在。
举例，涂尔干在书中说明的，犯罪是社会的一种“正常”现象。乍一听起来非常地奇怪，但是按照他的解释又非常合理。因为在社会中的犯罪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常见的，所以犯罪也就成为了社会实体中的一个组成的因素。
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使得我们经常去合理化一些事情，美化一些问题。
之所以出现“结构功能热”，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二战后（帕森斯）或者法国大革命后（涂尔干），社会学家希望的是能够重建社会的秩序。
同样的是，社会也对为社会学寄予厚望，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的重建。也是希望社会学可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希望社会学是一门“有用”的学科。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学经常去追赶“热点”，就是希望能够一直是“有用的”。
如今的社会学发展需要符合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对规则和秩序的不断追求，崇尚稳定和普遍性。
另外一点就是对“实用性”的崇尚。
长期以来为什么大众会倾向于理科，而人文社科受到轻视，就是因为人文社科没有那么强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为了体现出来自己的重要性，人文社科又要去努力争取实现自己的实用价值。有时候这些涉及到的是道德与理性，利益与情感，更通俗一点而言，追求理想还是我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其他的一些“好处”。
因此，我们不是要成为“知识分子”，而是要去成为“专家”，当然不是经常在网上胡说八道的那种“专家”，而是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人才，按照齐美尔的说法就是客观文化战胜主观文化。
我当初去高中实习的时候当老师，要学习的不是怎么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学习怎么能让他们记住知识点，怎么答题才能获得高分，怎么才能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跟我的理想差距实在有点大。
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发展也体现出了理性化的强大，科层制就是法理型统治的社会结构的代表。
科层组织的主要优点是它的技术效率，因为它重视精确性、高速度、熟练控制、持续性、判断力，以及最佳的投资收入比。这是一种彻底摒弃了个人化关系和非理性考虑（如敌对情绪、忧虑、感情卷入等）的结构。
默顿看到的是正负功能、显潜功能。这其实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如宗教不仅仅具有社会整合作用，也有解体分裂的作用。而且不是什么事物都有功能，在采用功能分析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提前预设功能，即使实际上没有这种功能。
中国的社会结构
发展历史 原因特点
新中国成立前
1926年，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建立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他从分清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个视角分析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情况体现在7个方面。
第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其论文中称他们为中产阶级。
第三，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四，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
第五，无产阶级。他们是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当时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产业的工人。
第六，游民无产者阶层。
第七，农民阶级。他把农民阶级分为4个阶层：（1）富农，农村中的资产阶级；(2)自耕农（中农)，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3）半自耕农、贫农，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4）雇农，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建国（改革前）
总体性社会
1949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第一，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一民间精英一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一民众”的二层结构。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
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体制，显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以扩大规莫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革结束时，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联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
“阶级”到“阶层”
“十大阶层”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初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一书。该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把全国社会成员划分成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每个阶层成员规模（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1999年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每个阶层的状况依次是：2.1，1.5，0.6，5.1，4.8，4.2，12，22.6，44，3.1。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乡结构、职业结构改变了，原来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农民阶级分化，规模缩小；原来的工人阶级分化了，但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展，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最大，社会地位普遍提高，队伍也越来越大，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渠道增加，流动速度加快。
“单位制”解体
“单位制”及其特点
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意义上的“单位制”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在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是一个整体，组织是这个整体的“部件”。组织的“部件”特征表现为：第一，各种组织只是社会整体中承担某一部分职能的“团块”，其职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完成国家“交办”的某些任务。因此它们只是国家某部分任务的承担者。第二，国家根据组织的等级、性质及分派给它们的任务，向其分配资源，并对资源供应负责。组织的职能只是运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并向国家交回“产品”，组织或单位很像国家这个大工厂中的车间、班组。第三、国家还将组织社会生活、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能交给组织或单位代办。一句话，国家通过组织或单位来组织社会生活、进行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运行。这样，国家是权力主体、组织（单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责任主体，成为国家责任的代理人。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作为原来“单位制”主体的企事业单位也在发生变化。第一，单位角色职能化。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向，企事业单位的政治职能在减弱，其专业职能在加强。企业不再是承担国家指定任务的“部件”，事业单位也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国家的“代理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功能性整体。第二，单位利益独立化。政企分开使企业逐步脱离政府的监护与干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则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政府对企业不予投资、利税包干及让企业自行消化由改革带来的矛盾等一系列措施.使企业的独立利益进一步明显化。与此相应，事业单位因定岗定编、财政包干也不得不逐渐改变它们对于政府的过分依赖，而谋求自我改善的能力，从而利益也相对独立化。第三，单位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由于企业成为利益主体，并同国家建立契约关系，这使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化。同时，企业对提高其成员收入及生活水平的责任无处推卸以及国家对企业约束的弱化，使企业由外向性责任向内向性责任变化，即由完全对国家负责，向主要对企业职工负责转变，甚至内向性责任的承担重于外向性责任的承担。这也使得企业正成为真正的职工利益共同体，事业单位的上述特征也日渐明显。第四，单位的“家长”角色强化。单位成员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加强了成员的同舟共济意识及企业对其成员的保障意识，这些责任的不可推卸性和社会比较机制使单位的“家长”角色普遍强化。
“断裂的社会”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开始出现了断裂。
贫富差距扩大，城乡二元差异明显，乡村城镇凋敝，基层被掏空
强势精英群体左右政策制定，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
弱势群体数量庞大，话语权降低
「断裂的社会」与「多元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互相对立，但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仍能在整体上相互结合。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也无法结合成一个整体性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管理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来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社会群体要求的忽视。所以，置身于「断裂的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明智的态度并能妥善地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而在政府行为日益「市场化」、「企业化」的情况下，政府机构不仅无法承担上述必要的功能，甚至其本身的活动可能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倒“丁”字型结构
笔者（李强最近对于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的也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则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形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
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也就是说，农村构成了倒“丁字型”结构的一横，处在底层的巨大社会阶层，而城市更多地是构成倒“丁字型”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
倒“丁字型”结构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笔者以为，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笔者所说的“结构紧张”，也可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变化——“土”字型
其一，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其二，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有所上升。根据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的测算，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包括其家庭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26%~28%，人口有3亿多。
“阶层固化” ?社会公正感的变化
中国社会流动的变化。
第一，近十余年间的中国社会流动延续了1978年以来的基本趋势，维持着高水平的社会流动。就优势社会阶层的来源看，本阶层所占比例在下降，其他社会阶层比例在上升；就普通社会阶层而言，流出比例不断上升，并且其中相当部分是向上流动。当然社会流动在各个时期主要还是相邻阶层间近距离、高频率的社会流动模式。第二，就整体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方向来看，无论是代际间还是代内均持续着很高的社会流动水平，并且主要是向上流动，原因主要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效应的相互叠加，深刻改变着职业结构与机会结构，尤其是全球化与信息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职业结构和机会结构，导致社会流动大规模的出现，并且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使得向上流动在大规模的出现。第三，就社会流动机制而言，先赋性因素对于人们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收入地位的影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后致性因素则呈现出强化的特征。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此消彼长的变化，加之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趋于弱化，表明社会开放依然维持着。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换档降速、结构调整的转型期，以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普惠式红利已渐渐消退，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紧张所引发的内卷化竞争却日益加剧。
目前的变化
第一，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就整体社会结构来看，从21世纪初叶中国以农村为主体，变为当前的城市常住人口为主体的社会。
第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文明行为，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很多难以作量化的描述，但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是真实的。
第三，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
“快递小哥”，网约司机，网销人员
第四，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小城市、小城镇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分化。
二、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共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新的社会阶层
2020年新修订和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
此外应该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

这周结束了关于默顿的阅读，打算结束过渡时期逐渐向现代社会学理论开始。那么现在就是对以默顿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一下简单说明。
默顿倡导建立的“中层理论”是对于“宏大理论”的一种批判，这是毋庸置疑的。默顿一向强调的是经验实在性，因为“宏大叙事”很容易脱离具体实际，而关注有限社会现象的“中层理论”
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微观层次的而又必须的操作假设和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
1）中层理论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
2）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但比单纯的经验研究更高一层；
3）通过有限的中层理论可以发展出普遍化的理论体系；
4）中层理论可以指明未知的方面，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5）中层理论大大增强了社会学的应用性、指导性和适应性。
实际上是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避免走向过度抽象化而失去社会学的意义——指导社会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动荡，需要社会学的具体理论进行指导，这可能也是默顿所认为的时代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使命感。
默顿认为经验研究的作用不是被动地为理论服务，还有4种主动功能：开创理论、重整理论、扭转理论、廓清理论。
第一，经验研究中经常发现一些“不期而遇、异乎寻常而有关全局的资料”，构成了一种“偶发机遇模式”，如霍桑实验本是研究劳动条件（照明等条件）与工人产量之间的关系，却意外发现“那些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的个人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倾向”这一对社会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却从未被研究者认识的现象，即，人即使在经济活动中也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管理学理论从此由古典理论时代进入到了行为理论时代；
第二，实际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促使研究者把这些新的变量和具体的理论相结合，导致原有理论的重整，如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在中国不完全适用，外部评价如“断子绝孙”等文化对其影响很深，再如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优势理论在中国尤其在中国转型期不适用；
第三，实现证伪就可能扭转理论，经验研究中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运用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者探索显示、建立和检验理论的能力，进而产生出许多人们原先无法得到的新资料，新资料又会形成新的假设，并导致产生新的理论关注点，打开建立新理论的窗口和途径；
第四，经验研究促使人们去澄清公认的概念，概念操作化的方法也促使研究者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澄清，而概念的准确清晰则是构成概念的基础与前提。

但是默顿并不是完全排斥理论的重要性的，虽然他曾经说明过发展理论会“使得社会学发展变得停滞”这种话，但他批判的主要是帕森斯主义那种不顾经验事实而一味去发展理论体系的做法，跟他同时期的米尔斯也同样说过要避免这种“云山雾罩的隐晦艰涩”，重新走进社会现实。但是中层理论发展到后来陷入了矛盾之中，虽然是为了批判帕森斯，却没人能够重复帕森斯时代的辉煌，社会学的发展变成了“堆砌概念”和“杜撰课题”的学问，很多人抓住一个时代热点问题研究就可以自称社会学家，但是社会在发展进步，热点会层出不穷，按照中层理论我们可以“发明”出来无数的概念进行解释，但是社会真正的问题和却难以解决。社会学的研究也不应该是这样毫无理论基础和学科传承的。
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代表人）作为帕森斯的支持者，就批判了默顿和中层理论的拥护者忽视经典理论的重要性，他提出“科学连续体”的思想，认为，科学是由多维层次构成的连续整体，即从最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到较具体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再到更为经验性的假设和方法原则，最后过渡到与经验相关的假设和事实。科学连续体中每一层次之间虽然彼此间有高度密切的联系，但在研究规则上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学理论就是要解释这些科学规则的作用及其内部相互关系。科学连续体模型的构建清楚体现了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是经验环境和形而上学环境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就是一种关于科学的实质的观点——“后实证主义”观点。亚历山大推崇是我们要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出发去进行社会学研究，把社会学经典文本放在中心地位上，他给“经典文本”的定义是：“人类探索的那些较为早期的著作，相对于当代人在相同领域所进行的探索而言，它们被赋予了一种优先地位”；“一个经典文本就是这样一部在某一特殊领域确立基本标准的著作”。就像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的经典著作一样，是“既具有敏锐性和复杂性又具有明显的概念完整性的经济一政治性的历史著作”。

近期是开始了关于社会学现代四大家的阅读，首先是从吉登斯开始进行的，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是读的他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他对于社会学各个流派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批判和解读，我认为他的观点也影响了很多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他对于各个学者的理论的定义和解读都属于教科书级别的，清晰明了又简单易懂。吉登斯对社会学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事实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关注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强调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互动关系。他的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不仅可以学习吉登斯的理论也可以学习他的文风，对我们的写作训练大有好处，不过同时也是翻译的功劳，布迪厄的书看起来就比较吃力一点，加上翻译质量不太好，让阅读会变得有些困难。不过，通过阅读并学习他的学术观点和表达方式，我们可以逐渐掌握他的写作技巧，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他的作品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分析，拓宽自己的思维视野。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吉登斯与米尔斯一样，都是提倡发扬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说社会学的理论应该是历史的、人类学的和批判的，这种想象力对于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吉登斯和米尔斯都强调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性。他们认为，理解社会现象需要了解其历史背景和演变过程。通过研究历史，社会学家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变迁和社会动态的本质。因此，他们倡导历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强调对过去的理解对于解释现在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吉登斯是关注整个世界的社会的，他对于民族国家，对冷战的不同阵营进行分析，对于军队核武器这种的暴力国家机器进行强调，有时候也会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当然他著书的那个时代是属于冷战时期，也是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他是1938年出生，现在还在世，不过现在比较关心的是环境气候问题了。布迪厄也是关心社会资本，符号暴力，文化再生产，区隔之类的话题。现当代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会让我们更有代入感，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不能说现代的理论就比过去的更有价值，理论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因为我引用的理论比其他人的早我就是更正统的，也不是我这个理论是最新出来的就更有创新性，更别说去讨论到底哪个理论学家的理论价值更大，我看来这些都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他/她所处的时代，一个理论的诞生必然会有与之相关的经验，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即使是著名的理论学家，他也并不是单纯地进行一种学究式的研究，对于社会学来说，没有纯粹的理论家，他也是需要对现实进行探究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去理解社会。社会学家们可以通过深入探究现实和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也可以指导我们去实践。就像在阅读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这些理论都过时了没什么用了，但是我们学习理论不是为了用过去的理论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去学习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社会，培养自己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去应对现实和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中说过，学术的命运就是， “学术会过时”，因为学术在不断进步，你现在的研究可能会有巨大的革命性的意义，但是或许三五十年后它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如果做学术就必须要接受这种命运。但是学术仍是存在意义的，过去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认为有神灵操控着世界，一切问题都可以向神来提问获得解答。后来人们学会了思考，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理性化的目的是让一个人获得“清明”，要知道做人做学术都是需要有所追求的。韦伯说，我们的时代，是将世界之魅加以祛除的时代，要给自己的行为的意义提供一个交代，我们要做的是应付眼下的要求。或许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此，你可能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但是实际上你今后的人生可能就会有所改变。

探寻社会之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反思社会学之旅

一、布迪厄的生平经历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比安（Bearn）地区。对布迪厄来说，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对他具有宿命般的哲学意义，用布迪厄本人的话来说：“在法国，原籍在一个偏远的外省，降生在卢瓦河之南，这些赋予你许多挥之不去的特性，与那些处在殖民境况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它赋予我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使我和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之中。” 
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与英国吉登斯、德国哈贝马斯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三杰。他1954年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所学校是法国思想家的摇篮，雷蒙· 阿隆（Raymond Aron）、福柯和德里达等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布迪厄原来学习的是哲学，后来转向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读书期间他阅读过马克思的论文著作，深受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在他同班的大多数同学眼睛里并没有读到多少尊重和热情，在这所巴黎人的学校里他落落寡合，也形成了他对于主流学术界和社会体制一贯的反叛精神。布迪厄大学毕业后，曾在外省一所中学教书。1956年，布迪厄应征入伍，赴阿尔及利亚服役。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写了一本旨在反映阿尔及利亚人的灾难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社会学》。1958年，该书出版后，布迪厄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实地研究。1960年，布迪厄回到了法国，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助教，这段时间，他参加过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并聆听过他在人类博物馆举行的关于人种学的演讲。他还继续读着马克思的著作。此后，他还担任过阿隆的助手。布迪厄曾在巴黎大学和里尔大学任教，他于1964年起到巴黎担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中心研究主任。这样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学术精英。从1968年起直到去世，他一直担任新建立的欧洲社会学中心的主任，并且创办了独具特色的刊物《社会科学研究探索》。因其突出成就，布迪厄1981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来接替早已退休的雷蒙阿隆，执掌社会学教席。布迪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对巴黎知识分子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报复渴望”，他的出身和社会经验使得他可以用一种客观化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机制如何生产不平等，寻找结构中对应的社会行动者，例如被法国殖民者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工人阶级，被男性权力压迫的女人，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属于被支配者的知识分子等等，并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二、布迪厄代表著作
布迪厄的研究涉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文学和教育诸多领域。他发表了一系列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截止到1998年，他共发表著作30多部，论文200多篇。其中许多著作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学著作包括：
《阿尔及利亚社会学》（The Algerians, [1958]1962）
《社会学的技艺：认识论基础》（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1968]1999）
《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2]1977）
《教育、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1970]1977)
《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1979]1984)
《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1980]1990)
《学术人》（Homo Academicus，[1984]1988)
《社会学发问》（Sociology in Question, [1984]1993）
《国家贵族：权力场域中的精英学校》（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1958）
《另类话：关于反思社会学文集》（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1990])
《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1991)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with L. Wacquant 1992)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 1998）
《男性统治》（La Domination Masculine，1998)
三、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品能够体现出他各个阶段的思想特点：
1、结构主义色彩的人类学阶段
 《阿尔及利亚社会学》
2、实践理论的形成
 《实践理论大纲》
3、符号权力理论和反思社会学阶段
 《学术人》、《实践的逻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一）布迪厄早期思想：《阿尔及利亚社会学》
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期间，布迪厄避开了当时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思潮，而是选择跟随一些哲学家如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学习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同时选修了éric Weil教授的黑格尔的法哲学课程。1953年，布迪厄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探讨了莱布尼茨对笛卡尔主义原理的评论。
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布迪厄在一所中学任教了一年哲学，随后应征入伍并前往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他的反叛倾向找到了具体的伦理和政治依据。回顾他的职业生涯，布迪厄指出，他经历了一种“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过渡”，这也是“世界观的转变”，而阿尔及利亚经历无疑是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果说他出生的法国南部小镇比安是他的故乡，那么阿尔及利亚就是他的精神故土和学术根据地。
布迪厄作为士兵（1955到1957）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然后是作为阿尔及尔大学的助教（1957到1961）从事人种学田野和社会学研究。在此期间，布迪厄努力超越由萨特和法农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所广泛传播的政治参与形式，这种形式被布迪厄视为投机的、乌托邦的和信息不全的。在到达阿尔及利亚后不久，“再次为了变得有点用处”和“消除一场残酷战争之无能为力的见证者的愧疚心”，他撰写了旨在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学》。阿尔及利亚经历之所以成为布迪厄智识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他早年社会轨迹中养成的性情倾向在此经历中都得到了深化。
1957年在阿尔及尔大学谋得助教职位之后，布迪厄利用学校假期不断下田野，这种忘我工作，除了“受有点狂热的求知欲的鼓舞”之外，还“扎根于面对那么多苦难和不公正之时感到的沉重而持久的负疚感和抗拒感”。就对经院姿态的“深刻厌恶”来说，被阿尔及利亚经历深化的布迪厄的“反经院主义偏好”早就扎根在他的“惯习”中。这无疑是受到归功于他的“社会出身”的性情倾向引导，长期以来他都在努力摆脱那时与哲学相关的多数事物中若非虚幻也是不现实的东西，布迪厄在此与他的精英教育训练灌输的哲学经院主义决裂，正是对于哲学游戏的这种不满，才使他对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感受到的社会科学的召唤有所反应，以社会科学的严格工具来“升华”他的政治激情。但是即使要表现对殖民地人民苦难的同情，他也采取了学术话语而非政治话语的干预模式，这和法国知识界动辄发表联名抗议声明的方式大相径庭。这两年的研究成果以《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为书名在1958年得以出版。布迪厄的研究表明，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和谐的文化整体，由于殖民统治而分崩离析，并被强迫性卷入到由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的痛苦转变过程之中。他通过研究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现实情况，揭示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种批判性的立场对于后来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中提出了一种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也开启了他今后的社会学道路。
（二）实践理论的形成发展
布迪厄是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很明显是受到了古典社会学还有哲学心理学的影响，是个理论基础很扎实的学院派社会学家。他的理论体系中绝大多数核心概念都源自其他学者（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列维-施特劳斯等）或其他相关领域（如哲学、人类学、现象学等），但是又经过自己的解释发展成了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的理论词汇。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坚持从实践出发审视社会问题、又受韦伯影响侧重论述实践中的惯习、感受和体验非逻辑因素（其实践理论有一定非理性主义色彩），受弗洛伊德和帕累托影响而通过揭示逻辑层面下的意识过程来真正把握实践。他希望人们将他的著作看成是“操作手册”（exercise book），这也是在超越社会科学领域当中普遍存在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割裂的问题。他强调经验数据的重要性及其与理论的不可分割；关注通过实际案例和个案研究去展示怎样把理论运用到对现实的解释中去；使用从观察到测量的研究方法，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统计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宏观社会学分析与微观社会学分析之间的对立是荒谬的，这些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非常必要，而且相互联系。
布迪厄是通过倡导方法论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以取代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这种情境主义，又称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即强调关系的首要性地位。布迪厄把社会现实的实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双重结构的生活，即以两种方式存在：首先是存在于“初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中，这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其次是存在于“次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中，这主要是指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各种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学的任务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① 揭示构成社会的深层结构② 揭示保证这些结构再生成和转化的机制
社会物理学对初级客观性结构的解读
特点：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决定性
代表人物：马克思、迪尔凯姆
缺失：
a.把人类建构的社会结构物化 b.把人类看成初级结构的承受者或执行者
c.忽视了人在社会过程中的主观性、创造性和选择性
社会建构论对次级客观性结构的解读
特点：强调内在性、能动性、选择性、个别性、不确定性
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福柯、吉登斯
布迪厄认为结构论与建构论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两个基本环节，他所说的双重解读，是指一方面是用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的方式透视社会：把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这就是客观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立场。另一种立场是关注“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即社会现象学的视角。这一立场观点认为，社会产生于人们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之中，社会世界内在于人们的行动之中。布迪厄所倡导的社会实践学（social praxeology），就旨在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structuralist versus constructivist）。他认为，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即必须屏弃那种将行动者“打发去度假”的机械结构主义，又必须杜绝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具体说，首先，是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于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建构其行动者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布迪厄因此反对现象学的理论，尤其特别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这两个哲学都把主体绝对自由的行动置于中心。他也反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尤其特别反对克劳德·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因为克劳德·李维史陀把主体的行动全视为是针对客观规则而起的反应。
在布迪厄论述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对应关系时，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是他指出了二者的对应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一种支配工具。因此，各种分类系统就成了社会斗争的焦点，就此，布迪厄阐述了一种各有关分类体系的形成、筛选、强加的发生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也就是一种符号权力的社会学，实际上，华康德认为可以把布迪厄的全部学说理解成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探讨的符号权力的各种形式如何发挥有的作用，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
（三）场域、惯习、实践
“场域”是贯穿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各层面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该定义又有三个概念乘进一步权释：位置（如果场域是一张社会之网，那么位置使是网结；位置是客现的，对人们的主观意愿和行为选择起客观规定性作用：位置内含有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占有不同位置而获得社会资源；位置成为矛盾冲突交点而处于持续交易中）、网络（借鉴网络结构理论，其将人类社会不同层面解释为关系网，社会成员通过信息沟通、交往互动面改变着各种社会网络及其资源）、构型（构型说明场域有能动性，其可用自身特殊结构重新构造各种进入其中的关系或力量）。场域有以下特点：构型功能、特殊性（场域不独立于社会条件之外，各种场域在各种社会结构中存在）和独立性（继承涂尔干“社会事实的社会性”观点，场域离不开人及其活动而存在，但一经形成就有相对独立性，不可还原为个人心理加个人行为。
场域是实践展开的场所和矛盾形式，动态变化的场城关系所呈现的各种原则就是实践的逻辑（可见布迪厄虽然反对普遍逻辑但未彻底否定存在），实践逻辑是在有限实践活动中的共同性，实践逻辑肯定观察者的主观性即实践逻辑随观察者视角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实践逻辑具有模糊性（布认为真实的实践活动是受“实践感”支配，如骑自行车不用逻辑推论而是靠感觉行动，是“前逻辑”、“非推论”的）。
“惯习”是“实践感”存在的基础，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于身体之中”，布迪厄认为惯习超越了“两个对立”：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意识与身体的直接统一）、超越实证唯物主义和唯智唯心主义的对立。惯习不仅成为人类具体行动即实践的基础，而且也是客观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客观化。惯习是持久的，但不是恒久不变的。通过指导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惯习也生产着社会的区隔。通过惯习， “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
在社会实践中，实践受到惯习的指引，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运用各种可得资本，通过实践不断形塑、建构起“场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和再生出惯习本身。惯习又受到场域的制约，是场域在个体主观世界中的内化，场域通过塑造惯习而制约着实践，故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
（惯习×资本）＋场域＝实践
（四）语言、权力、符号暴力
布迪厄是把语言放在实践场域中来考察的，他揭示出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结构，并在深入分析专业语言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中，进一步讨论社会学反思的必要性。布迪厄批判索绪尔的“纯粹语言学”（认为理解语言的语法规则就能抓住语言实质），而将语言放到实践中，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结构”，语言中的力量来自于语言交流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语言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称之为语言资本，即适当的言说（speak properly）。
在布迪厄看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如果不考虑在交流中发挥了作用的权力关系的总体，那么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包括言谈的信息内容本身，都难以理解。因此，每一次语言表达都是一次权力行为。
符号权力/符号暴力：
“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已知事物（the given）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视界（vision），因而确定或改变了对于世界的行动乃至于世界自身的权力；是一种几乎是魔术的权力，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力，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也就是说，作为任意性被误识的时候，才能发生功效。”符号暴力就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布迪厄的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几乎总是在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中，才产生了支配的效果。布迪厄认为场域是权力较量的场所，场城中权力冲突依据的是对资本的的占有和赢得社会认同，如在性别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是符号暴力的典型表现。
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从形式上来看，符号暴力不是那种诉诸诸如军事、经济等强制手段的赤裸裸的强硬暴力，它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软性的暴力，正是因为它得到了普遍认同，所以它呈现的面貌是看不见的，似乎是不在场的；与此同时，正因为它具备的隐匿性，它才能掩盖其权力特性，才有利于它发挥作用。从作用机制上来说，符号暴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普遍共识，但是同时这种共识乃是一种误识。所谓误识，是指社会行动者在符号权力的支配下，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真理误以为是普遍真理。这就是说，符号权力充分实现的前提乃是支配者的统治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支持。或者说，被统治者之被统治，它自身乃是统治者实施统治行为的一个同谋。因此，符号权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者是站在自己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了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从这种意义上，符号权力又可以称之为符号暴力。
布迪厄的性别观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他重新审视了男性统治地位和女性被统治地位的形成过程。波伏娃提出的女性解放路径中，同样强调了工作、成为知识分子和改造社会等方面的个人努力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但忽略了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的不同处境。布迪厄的社会结构论则更加关注这一点，认识到女性的成长环境确实限制了她们的性格系统的开放程度。
他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由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布迪厄认为性别不平等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例所塑造的。个人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塑造的，而不仅仅是生物性别的结果。社会对性别的期望和规范以及社会制度和文化符号都对个人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产生影响。布迪厄重新审视了男性统治地位和女性被统治地位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种不平等关系是通过各种社会领域的建构和符号系统的运作而实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男性统治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深深嵌入到女性的身份和经验中。布迪厄依据其资本理论中资本的转换与流动，提出女性的解放之路依赖于学校的教育制度。学校制度是妇女解放的伟大工具，但学校制度也是一个悖论，它通过巧妙的途径，再生产男性，也是使女孩离开科学或某些技术领域的方式。如此，布迪厄眼中女性解放之路需同时兼顾个人被男性统治文化影响了的主观性情的转变与父权社会的客观社会结构的改变。
布迪厄的社会结构论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的不同处境。他认识到女性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地位对她们的性格系统的开放程度产生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教育机会为女性提供了不同的机遇和限制。因此，女性的解放之路需要考虑到这些差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解决不同阶层女性所面临的特定问题。
布迪厄的性别观强调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它呼吁关注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倡导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来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
（五）反思社会学
华康德指出：“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突出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明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它并非社会学众多专业性分支之一，而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通过这种社会学的社会学，可以揭示在学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中往往存在一种学究式的偏见，这就是布迪厄一再强调的唯理论主义或唯智主义的偏见。布迪厄关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拒绝在二者之间进行对立划分。
他认为研究者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对自身的实践活动采取批判的视角。
华康德指出，布迪厄与其他社会家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压在孤身一人的学究肩上的重负；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布迪厄主张，在社会研究中，必须以反思作为基本原则。这种反思性，一方面要求把对象看做是具有确定性和含糊性双重结构的东西，看作是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作是历史运作的结果和现时各种现实力量合成的产物。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本身形成高度警惕性。或者说，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形成一种“认识论的警觉性”。总之，他认为反思性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故他的社会理论又可称为“反思的社会学”或“反思的人类学”。 从这种反思性出发，布迪厄主张关注社会学的道德含义和政治含义。他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因为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
四、总结
    （一）布迪厄身份的转变：反叛者到公共知识分子
布迪厄在1990年代逐渐涉足政治论辩，并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代表了他身份的转变。在这一阶段，他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他看来，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行其道，这是造成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根源。同时他也对萨特所扮演的“全面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布迪厄对萨特在法国政治领域所做努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认为萨特的行动是“不负责任”和“见机行事”。他否定了萨特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上的方式，认为这种行为与严肃的学术研究不相符。布迪厄认为社会学不应该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消遣娱乐”，而是一门严肃且具有科学性质的学科。
然而，布迪厄的早期作品与晚期作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他早期的著作强调了社会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重要性，并反对将其用于支持政治激进主义。然而，晚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充满激情地投身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法国政治论辩的焦点人物。这引发了一个议题：社会学家是否有责任将他们的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布迪厄的转变反映了他对社会学家角色的重新思考。他开始质疑学术界是否准备过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思考他的作品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意义。尽管他早期作品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重要性，但他晚期作品中的政治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论述者。这种转变突显了布迪厄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的多样性，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学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和责任的讨论。布迪厄的经历提醒我们思考学术研究如何与社会和政治现实相结合，以及学者在公共领域中发挥影响力的道德和伦理责任，即如何去利用“社会学这种武器”。
《关于电视》中，他认识到电视作为一种主要的传媒工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受众基础。然而，他对电视的态度是复杂而批判性的。首先，布迪厄指出电视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他认为电视节目过于注重娱乐和商业利益，导致内容呈现出浅薄和商业化的特点。这种趋势使得电视节目更注重迎合观众的口味和获取高收视率，而忽视了对于深度思考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其次，布迪厄关注电视对于观众的塑造和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电视媒体通过塑造观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布迪厄指出，电视作为一种主流媒体，往往通过选择性报道和信息的呈现方式来塑造观众的认知，从而影响他们对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解。此外，布迪厄还关注电视的权力结构和控制。他指出，电视媒体往往受到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影响，存在着权力的斗争和利益的驱动。这种权力结构和控制可以影响电视节目的内容选择、报道的偏见以及对于社会议题的表达方式。
尽管对于电视的批评，布迪厄并不完全否定其存在的意义。他认为电视媒体可以成为一种传播知识和启发思考的平台，但前提是需要超越娱乐和商业化的局限，并确保多样性的声音和观点在电视节目中得到呈现。
（二）悲观主义者、反思者
布迪厄被认为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和反思者，他的思想强调不平等、区隔和权力的维持。作为一个外省人，他对法国巴黎主流文化圈充满敌意，并持续对社会中的阶级差异和体制的再生产进行反思，体制是如何进行维护掩饰和“再生产”这种阶级差异。即使他的《再生产》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被学生作为批判教育体制的武器，但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中，对其始终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他认为，即使是如五月风暴这样的巨大变革及其后果，与其说生产了新的社会形式的符码，倒不如说是隐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另一种自我欺骗，因为统治阶级绝对不会允许动摇自己的统治（同样，福柯由于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极左运动，尤其是围绕极端马克思主义的无休止理论纷争、卑鄙的党派斗争而发誓永不参与政治）。
布迪厄的思想交织着激进的观点和反乌托邦的悲观主义。他认为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最普遍的形式，是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施加的最糟糕的压迫。他认为个体的身份就像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在他看来，这种压迫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深层次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实践中的品味和社会身份的体现。亦即：“任何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着阶级属性的色彩”。布迪厄观察到，文化实践中的品味往往与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尤其是父亲的职业）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文化的区隔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差异，而是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合法化的手段，从而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实践，都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反映了个体在社会阶梯上的地位和身份。布迪厄的观点突出了社会阶级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社会阶级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还表现为文化实践和审美品味上的差异。这种文化区隔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和体制对个体的限制和塑造。因此，文化的区隔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社会不平等，并使其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
他的反思社会学要求我们首先进行彻底的质疑，要求保持一种怀疑一切的坚韧精神和态度。学术事业要求超然于纷繁复杂的具体实践，进行最为彻底的反思，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只有是“反思的”（reflexive），才能使我们追本溯源，直追溯到作为人类苦难之最深重最普遍形式的怨恨的最初萌芽并将之斩除。唯其如此，社会学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解放工具，并因此是一种真正的慈悲工具。因此，他要求我们超越表面的现象，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布迪厄的思想启示我们要保持对社会现实的警觉，并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权力结构和社会不平等。他的悲观主义和反思倾向提醒我们，社会变革并非轻而易举，但我们仍需坚持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努力，以期望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和人性化的社会。

后现代主义
西方工业社会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触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科学技术革命，社会学的现实基础发生巨变。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概念不是对社会生活新变化的全面描述，而是对中轴变化(知识和技术在生活中的地位和技术发生变化)和重点问题做出新的概括，其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变化:经济上产品生产经济变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以知识为人服务的阶层壮大)、中轴上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从而成为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未来方向上控制技术发展并有意识的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制定政策上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贝尔认为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主要任务，马克思是对的，但后工业社会中处理人与人的矛盾是主要任务，应该强调科学知识的轴心作用而非将生产力作为决定因素。
社会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了知识基础的发展变化。原始社会、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五大社会形态的转变固然重大，但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没有变，都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获取物质财富，所以现代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思维方式和理论追求上均是主客二元对立；但在后工业社会，社会中心任务转移和社会基本矛盾变化而转变思维方式，即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在主体间关系思维方式。

当我们回顾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可以看到不同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的学派和思想流派，反映了学科的不断演进和变革。
创始初期的社会学：原创体系大师倍出的时代
在社会学的创始初期，许多原创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和思想家相继涌现。这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探索的时代，众多社会学大师如埃米尔·杜尔凯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提出了各自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例如，埃米尔·杜尔凯姆提出了社会事实和社会秩序的概念，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关注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理性化过程，提出了理性化的特殊化和形式合理性的概念。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充满了创新和理论建构的活力，他们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理论构建，奠定了社会学的基础，并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在帕森斯的影响下，20世纪中叶到后期，帕森斯的范式成为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社会学进入了一个以系统理论和功能主义为主导的时期。帕森斯试图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将社会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强调社会功能的平衡和稳定。这个时期的社会学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强调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

后帕森斯社会学：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帕森斯范式的批评和挑战逐渐兴起，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不同的学派和理论流派开始崛起，如符号互动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等。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充满了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论，反映了对帕森斯范式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社会现象多样性的关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并存，为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新的综合：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和整合。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强调多元性和综合性，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并寻求在研究中将它们结合起来。跨学科研究和理论整合成为新的趋势，为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可能性，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等进行对话和融合，以更全面和深入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现象。

后现代论争：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后现代论争是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要辩论，涉及对现代性、现代社会和知识体系的全面反思和重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兴起，强调话语权力、身份政治、文化多样性等议题。这个时期的社会学注重对权力、知识和现实的解构，以及对社会研究方法和范式的重新思考和重建。后现代主义质疑了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和认知方式，强调知识的相对性、语境性和权力关系。这个时代强调对权力、身份、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新思考，为社会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这些阶段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学作为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每个阶段都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和质疑，推动了学科的进步和创新。同时，这些阶段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框架，丰富了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通过对这些阶段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学的发展脉络，理解不同学派和思想流派的贡献，以及思考社会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和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学开始更加重视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将语言视为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等方面，而对语言和交流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学开始关注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将语言视为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就是关注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关系，并提出了符号资本的概念。语言学转向既有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现实基础。也有思维方式变革的思想基础。首先，社会学语言转向与其现实基础和知识基础的转移直接相关。后工业社会是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中心任务的社会，而人际关系在语言交往中实现。其次，思维方式变化对社会学语言转向是最重要的。在主客关系中，社会现象是客观化的自然过程；在主体间关系中，社会现象是具有自身价值和人与人交往的过程。
社会学开始关注语言符号的构建和使用，以及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意义和象征作用。研究者探索语言如何塑造和表达社会现实，以及语言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涉及到人际交往和对话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协商和建构社会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关注语言交流中的权力关系、身份认同、文化差异等因素。社会学开始关注话语的权力维度，研究话语如何塑造和维持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关注话语的话语权、话语权力的分布以及话语权力的运作方式。

结构论和建构论
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源于两个相反的社会学源头，因此常被认为是相悖的，但是两者间有着辩证统一关系。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取向，对于理解社会现象和个体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一方面，结构论偏向实证主义、社会唯实论，建构论偏向诠释主义、社会唯名论；另一方面，结构论与建构论是辩证统一的，体现在个人既受制于宏观结构，又影响着宏观结构，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中皆有论述，都试图调和结构论和建构论之间的矛盾，强调二者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关系。
结构论认为社会是社会关系的体系，社会关系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既定规范；社会角色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社会互动是社会角色的互动。结构论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指导和限制作用。它认为社会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构成的体系。社会关系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既定规范，而社会角色则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结构论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规范和社会机构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和制约。例如，社会的法律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等级结构都被视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因素。
建构论认为社会规范是人们建构的结果，强调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能动作用(自反性)，即在行动中反思并调整和改进行动。建构论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和主观体验，强调个体对社会现象的主观解读和个人经验的重要性。例如，建构论强调语言、符号和符号互动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以及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交流和解释来构建社会意义。金钱是一种社会建构，金钱由社会关系构成，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其在历史中发展，当所处社会关系不同时，会以不同形式存在或者不存在，那是否是说某物是社会建构的，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或对世界没有实质影响?答案是否定的，社会建构并不必然蕴含相对主义，比如象棋的规则是社会建构的，但象棋的胜负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那么钱是如何被建构的?为了让一美元具有价值成为钱，需要一整套的社会机构，一些机构负责打印和使之流通，一些机构将其合法化成为货币，买方和卖方在市场中认可美元的交换价值，这个价值不是物质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你无法通过切开一美元看它值多少，相反你必须看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和它多产生的社会关系，如果在另一个时代，一美元背后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其价值也会不同。
例如，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将惯习置于场域中，强调个体在特定场域中通过惯习和社会互动来塑造和改变社会结构。他认为个体的惯习是从场域客观环境中累积下来的感知和行动系统，而场域则是具有结构化特征的社会空间，个体在场域中通过竞争和互动来塑造和改变社会结构。这种观点强调了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强调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又强调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能动作用和主观建构过程。